对法治观念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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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及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何有力地教育与感化涉罪未成年人迷途知返，重新回归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重视建立涉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积极探索有利于其未来发展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新刑诉法更加有针对性地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设置了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充分体现出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护的倾向，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我们检察机关要积极应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抓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项工作。

一、新刑诉法的新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了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关注和保护：

（一）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新刑诉法修改之前宪法已经对该原则作出了规定，但这是首次在部门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这由未成年人案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①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相对简单，往往是临时起意，事前预谋的较少；②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主观恶性不大；③他们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④可以说，涉罪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在诉讼中弱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也决定了其在诉讼中更加需要关照和保护。

（二）明确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1]

（三）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有两个新的变化：①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②将义务机关扩大到公检法机关。根据规定，“没有委托辩护人”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唯一条件。换言之，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3]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4]

这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意味着今后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承办人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定罪量刑。

（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5]“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六）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6]

（七）设立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7]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

（八）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8]

二、新刑诉法对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特别程序是给未成年人犯罪“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待遇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转贴于

此次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更加明确了今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为涉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该程序的确立，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检察机关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应对措施

（一）认真履行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针对新法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这一原则。这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着力于使其迷途知返、回归社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二）建立健全专业的未成年人办案组织

根据《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设立完善的专门机构或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实践表明，具有一定专业性、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工作的承办人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灵山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这一情况，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岗”，并注重对每个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建立档案，关注他们犯罪的起因、家庭状况和成长的背景，撰写出有借鉴意义的社会记录；并对犯罪较重的被羁押的未成年人，积极运用亲情感化方针，唤回他们迷途的心灵。

（三）严格适用逮捕，重视减少审前羁押

针对新刑诉法新的规定，检察机关今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过去的实践中，公检两家重配合，轻监督，存在这样一种“公安机关报过来就一定要捕”的配合思路，这是不对的本文由收集而只有加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的运用，才能进一步减少审前羁押，进而减轻检察机关面对公安机关由于已先期羁押而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压力。

同时，实行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严把逮捕关。重点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确有悔罪表现，查明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是否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对外来未成年人还要提供在本地有无固定住所、工作单位、经济来源及社会关系等材料，坚持“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9]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遭受二次污染。

第2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摘 要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制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普遍的服从”被提到了法治建设的日程上来。但是，在我国，立法的实际效果和理想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有赖于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成熟，要求将法治建设的中心转移到深化研究法治意识理论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方面来。提高公民现代法治意识的途径主要依赖于制度完善，方法主要采取培养教育和观念更新。

关键词 法治 公民法治意识 制度 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普法教育的困惑

亚里士多德早在数千年以前就给出了答案，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①。”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制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普遍的服从”也就提到了法治建设的日程上来。但是，在我国，立法的实际效果和理想相去甚远。

二、提高我国公民法治意识所遇到的问题

法治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法律规范的文字组合之上，在规范条框的背后始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和观念在支配、影响着它的实现。人的问题，即公民法治意识对实现法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有赖于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成熟，这就要求将法治建设的中心转移到法治意识理论的深化研究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方面来。要对中国公民法治意思的培育方法和途径进行探讨首先要清楚我国在这方面既有的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

据柯卫学者的总结，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问题主要在于普法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其不足则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缺陷和制度化的缺乏上。

长期以来，我国普法教育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守法教育”或条文教育，即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为主要内容，注重实体法的介绍而轻程序法的宣传；重视守法教育而轻视用法教育；重视法律义务教育而轻视法律权利的教育。在实践中即便是公民确实学到一些法律常识，却很难在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运用。普法教育内容的缺陷主要缘于普法教育目标的偏差，大多数普法教育工作者只注重法律规范，尤其是义务性、禁止性规范的灌输而忽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育。此外，普法内容也由于缺乏生动性、系统性、联系性而不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普法教育缺乏制度化。普法教育往往是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临时性、突击性的方式，普法效果甚微。由于缺乏制度化，在地方上，普法教育难以被重视。因此不管国家怎样重视普法工作，一到地方就变形走样，甚至被认为可有可无。一些地方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其实是在做形式工作，走过场。

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基础”课时较少，教学方法落后。在普法内容上，往往注重普及法律知识，而忽视对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传播与渗透，公民难以知悉和自觉维护自身的权利，因此今后的普法宣传工作要贴近广大公民的生活，使公民把法律看作本身的需要。唯此才能塑造出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和法律人格的知法者、守法者和用法者。如若不然，“失却了独立的政治、法律人格的法律意识，则依然有可能知识培养了“法奴意识”而非法治意识②”。

三、本土中国国民何以可以形成现代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意识的一种也具有外生性、反射性、接受性的特点，通过教育、观念变革等方式对其进行培养、完善成为可能。就中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治意识在中国的形成已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一是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法治最具价值的思想就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和制约，并从制度体制上对专制进行彻底否定，由此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与权力的法治化。对自由、权利、公平、平等的价值需求，必然促成社会生活主体对法律的运用、遵守、尊重和信仰，在内心形成法治精神，进而成为社会主体普遍的、基本的精神观念与理智选择。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正不断深入，此为其提供政治土壤。二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主要是以利益为取向的交换经济，重效率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规则是以公平、中立、理性为特征的法律，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化的经济，经济活动的主体精神就是法治化的利益精神。目前，我国经济己经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和完善。此为其提供经济土壤。三是我国的思想界正不断开放。现在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大大地解放了思想，西方源远流长的法治史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与吸收的资源此为其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③。

四、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途径和方法

法治意识的形成和影响因素包括公民意识、权利观念以及法律信仰。西方法治意识是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不断积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公民意识、权利观念以及法律信仰等因素的形成，从西方历史实践可以发现权利观念和法律信仰是互动关系，权利观念的增强将导致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与对其价值的认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的扩张，从而推动法治意识的增强④。

我国普法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公民法治意识。我国法治建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法治化的路径，时间的紧迫性和法治建设路径的自上而下特点，使得我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等待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自发地形成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成熟的公民意识。我国要做的，是要在普法过程中积极地培育公民法治意识⑤。结合我国实际具体而言，中国的法治化以政府推动型改革为主导，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的力量为辅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府主导力量不是统治者良善意愿的强加，而应是对社会需求作出的合理回应。正是这种具有特色的法治发展路径，决定了我国法治意识培育的模式是自发启蒙型和国家培养型模式的结合。

（一）公民法治意识的途径：制度完善

制度完善，构建合理化的法律系统，从实证方面实现法律合理性，是法治意识在法律中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机制。实现法治，首先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它要求立法要完备、执法要严肃、司法要独立、守法要自觉、护法要坚决。然后要强调通过人权保障来促进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通过完善民主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依赖感；树立法律至上以培养公民对法律的神圣感；通过公正执法以加强公民对法律的正义感，健全完备的法制来增强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感。

（二）提高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方法：培养教育和观念更新

提高公民现代法治意识主要可以通过培养教育和观念更新这两种方法来进行。

1．培养教育：提高公民现代法治意识的基本途径。

中国的实践证明，由于普法具有直接有效性、成本低、快捷性等优点而被国家当作提高公民法治观念和意识最为有效的道路所采用。培育和提高公民的现代法治意识，主要是通过普法教育、法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个层面来进行⑥。

（1）普法教育

公民法治意识现代化是大众普法教育的目标，途径为：

1）社会教育

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上，对广大公民进行普法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强化权利意识的培养。要转变长久以来的法制教育导向，变单纯的守法教育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从注重国家、集体利益的保护转到对公民个人权利保护的轨道上来，不断强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权威信念。要让公民知道自己的权利不仅是法定的、固有的，而且是神圣的。

在普法体制上，应逐步实现普法教育制度化。“在当前普法教育的制度化首先意味着要制定一部结构严谨、内容和谐、体制科学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普法教育的法律法规，把普法教育纳入法治轨道；然后还应当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如普法领导机构组织制度、普法责任制度、普法考试考核制度、普法经费保障制度、普法教育监督制度等⑦。”

2）权力机关依法用权教育

权力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是否遵守法律，将直接影响和制约公民的法律权威意识的形成和培育，权力机关必须接受普法教育，树立守法意识，依法行使权力。

权力机关应当首先遵从宪法的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次，权力机关及其行使者更需要接受现代法律教育，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形成现代法治观念，以法律约束权力，最终实现在法律统治下的以权力约束权力。

（2）培养网络法治意识

1）法学教育

法学教育或法律教育是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法学教育不仅培养一批自身拥有法治意识的社会成员，而且这些社会成员还可以用他们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良好的法律素养去影响其他社会主体。

（3）学校教育

学校是培养和提高现代法治意识的重要阵地。提高现代法治意识，应当从小抓起，从学生培养起，故学校教育不可缺少。又由于当代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代表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当它与主流社会法制精神相一致是，它对主体的行为起积极的导向作用，主体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推进法治的实现；反之，它会对主体的行为起消极的影响，抵触或破坏法律，甚至导致以身试法。大学生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也是未来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的重要来源，是未来社会的生力军，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要特别注重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

2．观念变革：树立公民现代法治意识的有力保障

树立公民现代法治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⑧”进行观念变革。

“观念变革”要求摒弃法是“阶级斗争工具”等旧有糟粕的同时树立良法统治观念、法律最高权威观念等现代法治观念，实现从人治观念到法治观念的转变。要转变陈旧、落后的观念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通过长期的教育，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树立法治意识是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条件，法治观念的确立，首要的问题是要摧毁人治观念。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走核心突破的方法，即彻底摧毁人们对权利的迷信和崇拜，确立法律的神圣至上观念。只有人们无限崇尚、信仰法律，才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产生法律情感，提高法律意识⑨。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②柯卫.当代中国法治的主体基础――公民法治意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190.

③柯卫.法治意识的差异及启示.求索.2006(12).

④柯卫.当代中国法治的主体基础――公民法治意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118.

⑤刘星.中国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⑥柯卫.当代中国法治的主体基础――公民法治意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266.

⑦王学栋.普法教育和公民法律观念现代化.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3.

⑨柯卫.当代中国法治的主体基础――公民法治意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28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3.

[2]柯卫.当代中国法治的主体基础――公民法治意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190.

[3]柯卫.法治意识的差异及启示.求索.2006(12).

[4]柯卫.论普法中的公民意识培养――秋菊的困惑引发的思考.政法学刊.2007.24(4).

[5]刘星.中国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6]梁治平.法辨――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7][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8][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第3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意识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表现

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关于法的理性、情感、认知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从认识过程角度来看，法律意识既包括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心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等，又包括属于理性认识范畴的法律观念、法律信仰、法律理论体系等。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要求大学生既要有健康的法律心理，又要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既要有正确的法律观念，又要有坚定的法律信仰。近年来，随着我国普法教育顺利开展，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不断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我们通过对濮阳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所大学的1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法律意识现状调查”发现，现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偏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心理的偏失。法律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现象的表面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是法律意识形态的初级阶段。虽然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接触到的法律、法律现象日益增多，也都有自己的法律心理，但相当多的大学生的法律心理是不健康的，存在偏失。调查显示，被问及“与别人发生纠纷时，你首先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时，有64％的被调查者选择私了，只有12％的被调查者选择采用诉讼的方式，这说明有一大部分学生仍然抱有传统的、与法治国家格格不入的、无诉是求的心理；当被问及“你认为我国现实生活中是权大还是法大?”时，有46％被调查者认为权大于法，说明部分学生看不到法律的作用，对我国法律存在不信任的心理。

2　法律认知偏差。法律认知是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制度等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它是形成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的前提。当前，大学生的法律认知状况从总体上看存在较大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仍然比较贫乏。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法律的基本概念不理解或是理解不准确；对法律的本质、价值、法律关系等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对各个部门法更是一知半解；对法律与道德、与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的联系与区别分辨不清；对法律实现的途径和形式也了解不多。对在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显示，对法律基本概念回答的正确率仅占67％，对法律基础知识回答的正确率是59％。上述数字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法律基础知识薄弱，法律知识水平不高。

3　法律情感淡薄。法律情感是人们对法律制度及规则所持的直接情感体验，是人们依据现实的法律制度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喜好和厌恶的心理态度。我国大学生的法律情感比较淡薄，具体表现在：第一，大学生对法律缺乏亲近感。调查显示，虽然有66％的学生喜欢收看法制节目，但也只有18％的学生平时能自觉地学习法律知识，多数学生对法律不是很喜欢，缺乏亲切感。第二，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不强，前已述及，在发生纠纷时，只有12％的学生选择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而有88％的学生选择采用私了或其他方式。第三，部分学生认为，法律作为统治工具是为掌握权力的人服务的，是管理老百姓的一种手段，因此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第四，有些学生认为，法律主要是规定人们哪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是限制人们自由的，因此对法律产生厌恶情绪。在问他们权与法的关系时，只有少数大学生认为法比权大，绝大部分人对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持怀疑态度，这显示出有些学生对法律的不信任，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第五，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和信任感不强。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信任感最直观的认识来源是对司法公正的认识，当对1000名在校大学生调查关于“你发现亲人犯法时，你劝其自首吗?”的问题时，回答“不劝”的占28％。这里的“劝”与“不劝”说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度。缺乏信任就对法律的依赖感也不强，大学生很难对法律现象及法律制度产生一种归依。第六，大学生法律责任感方面缺乏。当问及“您在平时生活中是否使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回答“很少”或“没有”的比例竟达到88％，这反映了大学生在遇到法律问题时不是以一种法律的责任感去对待，不能勇于承担相應的法律责任。

4　法律评价失当。法律评价是人们对于法和法律现象所做出的评论。法律评价是建立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自己已经形成的法律观念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大学生的法律评价主要是基于对法律现象的一般认识和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很多大学生对我国的法律现象评价显失允当。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的错位，部分大学生对我国的法律评价不高，认为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有些学生过分夸大法制建设的困难和法律本身不健全的一面，从思想深处藐视法律的作用；有些大学生对现存的法律制度的态度不明确；也有少数大学生片面夸大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认为“一法就灵”等，所有这些对法律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因而也都是错误的。

5　法律信仰缺失。“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祟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所抱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信仰表示的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姿态，是对法律的忠诚，是对法治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在法律意识结构中居于最高理性层次。然而，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状况却令人担忧，主要表现是：第一，部分大学生对法律规范不信任、不尊重和不服从。第二，部分大学生对我国的执法和司法状况有普遍的失望和不满，这种失望和不满反映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态度，反映了大学生对法律的疏远、怀疑、排斥的心态。第三，虽然大多学生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但究其原因或是因为道德的要求，或是因为对法律的畏惧，对法律远远没有达到热爱和信仰的程度。第四，调查显示，52％的大学生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作为行动的指南，21％的大学生把模范人物作为行动指南，仅有27％的大学生把法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

6　权利意识薄弱。权利意识是人们对自我利益和自由的认知、主张和要求，以及对他人认知、主张、要求、利益和自由的社会评价，它包括权利认知、权利主张和权利要求等因素。由于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大学生的义务观念得到了强化，但是大学生权利意识却相对薄弱。第一，权利认知模糊：部分学生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享有何种权利，也不知道行使权利的途径和方式。第二，对群体权利的漠视。相对而言，大学生们比较关心的是个体权利，而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第三，大学生的权利主张和救济存在不合理性。有的大学生不敢维权。特别是面对学校侵权时，觉得自己无法跟学校抗衡，忍忍算了。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原因分析

1　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样，其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效應，更主要的是负面的影响。首先，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人治”等法律制度和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传统的“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这种思想至今仍残留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影响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这使大学生难以产生法律情感，难以形成法律至上的观念，难以确立法律信仰。其次，在传统的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下，人们重德轻法，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主要的手段。这种思想严重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的依赖感，使大学生对法律的评价失当。再次，我国古代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强调人们对国家、对统治者的义务，而不是人们的权利，并且权利和义务是完全分开的。由于人们不具备基本权利的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与非。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的影响致使大学生权利意识淡薄，极易使大学生对法律产生厌恶、排斥等不良的法律心理。最后，传统厌讼、惧诉的观念使人们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对法律缺乏信任感和依赖感，影响了大学生正确的法律观念的确立和法律信仰的形成。 转贴于

2　不良的法治环境消极影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无法可依的现象已基本结束。但法律完备并不等于建成法治国家。我国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时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有法不依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问题时有发生；违法不究的现象屡见不鲜；权大于法、情大于法、钱大于法的问题比比皆是；等等。这种不良的法治环境势必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感，极易产生对法律的失落感，影响大学生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情感，进而影响大学生的法律评价和法律信仰。

3　高校法制教育缺陷的不利影响。首先，高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重视不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虽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但学校一般会作为考查课，且学分相对较低，多数学生不重视。正是由于高校对法制教育重视不够，使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同时也不重视法律，势必影响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和法律评价。其次，法律教学内容的偏失。在法律课堂上，教师往往只侧重于某些法律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过多地强调学生應遵纪守法、履行义务，而忽视权利教育。这种教学内容的偏失不利于学生权利意识的形成和正确的法律观念的确立，同时也影响了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再次，法制教育的途径单一，教育手段相对落后，教育方法比较简单。法制教育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教育，而高校法制教育仍普遍局限于传统的“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模式，侧重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践性教学环节。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最后，法律课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高校大部分法律课的教师由社科部、学工处、德育处、团委或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承担，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相对较少，他们的法律素质必然会影响大学生正确法律意识的形成。

三、匡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

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指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培养。”“高校对培养和匡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仅从高校的角度人手，分析匡正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途径。

1　法制教育應当常态化。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是依靠不足半学期的法律课程。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必须有足够的法制教育时间作保证。所以，高校一方面應当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开足法律课程，保证法律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應加强对大学生的日常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法制讲座、考察法制教育基地、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建设法制教育网站、定期播放法制教育节目等多种形式，使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常态化。

2　强化法律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不会自发地形成，也不是靠灌输形成的，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体验逐步确立的。法制教育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所以，高校法制教育不應局限于法律课堂教学，而應当更注重法律的实践教学。高校可以举办观摩庭审、模拟法庭、法律进社区等多种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大学生深化对法律的理解，感受法律的价值和权威，提升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强化对法律的情感，从而形成坚定不移的法律信念，最终确立法律信仰。

第4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法律信仰  培养  法治精神

        虽然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是审视现实，从理论到实践，我们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对物质性的法律制度的过分关注和对精神性的法律观念的极度忽视。不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缺乏对法律的真诚的信仰。一个社会若失去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敬重，即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再完备的法律，也难以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难以完成建立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本文拟就探讨法律信仰在我国缺失原因，并对法律信仰的培育途径做一些阐述，以期唤起个人乃至社会对法律的真诚信仰。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法治应当优于人治” ， ①亚里士多德著：《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公众对它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二、法律信仰在我国缺失的原因分析

第5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法律观念；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5-082-01

2007年，北京女子姜岩自杀身亡，之后其博客在网上公开显示死因与丈夫王菲不忠有关，一时间网民群情激愤，搜索出王菲具体的个人信息。致使王菲及其家人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随后王菲天涯网、大旗网、张乐奕等网站和个人侵犯其名誉权和隐私权，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最终王菲胜诉。

一、 王菲案中反映出的两种典型法律观念

（一） 义务型思维基础上的法律观念

在上述案例中，这一法律观念主要是表现在网民身上，其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就整个事件来看，王菲在道德上存在很大的责任，但在法律上其与姜岩的死亡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的讨伐声，尤其是在王菲胜诉后，网民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法院和我国的法律。这其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典型的义务型法律观念，网民对王菲行为的评价，认为他应受到惩罚只是基于他的道德责任，表现了对义务的重视。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王菲确实不存在责任，网民都是从义务型观念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维护了正义和姜岩的权利。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反而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要负法律责任。

（二） 权利型思维基础上的法律观念

这种法律观念在案例中主要表现在王菲和法院这一方面，并且是法院最终维护的，更多的是以法律为指引来思考的。王菲在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选择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没有因为自己道德和义务履行上的瑕疵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反映了一种较为现代化的权利型法律观念；同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公正客观的依据法律作出的裁决，没有受到情理和主观意识的干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 两种法律观念在我国法治社会中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是义务型的法律观念，但是现在我国要建设法治社会，以法治代替人治，就必须做到以法律为准则，法大于情，法律观念的发展就要由义务型法律观念为主向权利型法律观念为主发展。

首先，这种发展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只有确立权利型法律观念才能走出‘人治’的误区，真正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的是以法律为最高的行为准则，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注重义务，伦理色彩浓厚的法律，制定更加科学完善也就是把重点放在权利保护上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立法、司法人员以及公众转变自身在传统的法律文化下所行成的义务型法律观念，以适应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从法律角度看，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尊重人的权利，有效保障人权，建立权利保护的法律机制，重点突出对于弱者人权的立法保护。”这其中很明显的强调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法律的目标。要想真正的维护个人权利，就要树立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只有树立了权利至上的观念，才能真正的认识权利，尊重权利进而保护权利。

三、 两种法律观念在发展中的协调

笔者认为法律观念应从义务型法律观念向权利型法律观念发展，但并不代表要彻底摒弃传统的义务型法律观念，而是转向权利型法律观念为主。

首先，前文分析过，我国法律深受儒家思想渗透和影响，重义务轻权利也在我国经历了千年传承，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完全摒弃在客观上不现实。另外，中西双方在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土壤和法律起源方面均有很大不同，由传统的法律观念直接一跃转变为西方所推行的法律观念，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再者，义务型法律观念属于我国的传统本土观念，并且能够传承千年，必定有其合理的方面，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的继承。所以在向权利型法律观念转变时，并不排斥义务型法律观念的存在，更不是要完全放弃。

其次，情与法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看到法院在审理案件的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王菲的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律规定，也背离了社会道德标准，本院予以批评。”这一说法说明法院虽然在审理时认为王菲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应当予以保护，但也认为王菲在义务和道德上有过。体现出法院在保护法的同时，也兼顾了情理。我国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体制使两种法律观念在以权利型法律观念为主的基础上完美的融合。

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契机，引导我国的法律观念由传统向现代化的以权利为主的方向发展，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我国整体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升，从而推动我国法律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俊明.法律思维：和谐社会建构的法律观念保障[J].理论建设，2009(4).

[2]李泳君,李芬.关于中西法律观念上几个问题的比较[J].河北法学，2004(8).

第6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一、关于法律信仰的概念问题

“法律信仰”一说，来源于美国哈罗德・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名谚，“Law has to be believed，or itwill not work”(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目前我国法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穷极而言，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有的认为“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也有的认为“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文化心理素质的有机整体系统，是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的集合体，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法律文化精神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还有的认为“所谓法律信仰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活动。”等等。还有许多关于法律信仰的界定，这些概念都深刻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内涵，并各有侧重。 　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信仰就是社会主体对法律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观念，是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依归感和一种坚信和崇拜。体现了社会对法律的理性推崇和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

二、当前农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社会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法律权威与政府权威之间博弈，造成法律信仰的缺失。当前社会法治化面临的困境就是法制建设依赖政府力量推行，法律的权威源于政府权威i但法治的本质却要求法律权威超越政府权威，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在法律权威建立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情况，法律权威超越了政府权威；政府权威仍然高于法律权威；政府权威失落、法律权威缺乏。第一种情况是法治社会，第二种情况是人治社会，第三种情况是转型社会，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情况。在转型社会中，由于存在“规范真空”以及各种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团体和个人将会遵循一种”有利”原则，当政府权威对自己有利时。人们以政府权威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当法律权威有利于自己时，人们又会以法律权威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当两种权威都对自己不利时，可能两种权威都不服从。两种权威之间的博弈，造成了法律信仰的缺失。

(二)乡土社会缺乏信仰法律的传统。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们崇尚权力，以权力信仰取代了法律信仰，权力至上，的传统文化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桎梏。尤其是1966－1976年的“”的影响，法律虚无状况更是空前。人们总是体会到权力高于法律，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虽然当前我国的农村向市场经济迈进，“在不断的变迁过程中，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某些结构要素又可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在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里，仍存在各具特色的居住格局、互动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农村成员仍然生活在熟人、半熟人社会中，在有的地方以家法、族规为内容的宗法制度仍然规范着家族和宗族成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时刻注重着亲情、乡情。村民也“习惯于用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通过法去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做法不屑一顾。”“除了重大的纠纷之外，一般问题都是乡间自己解决，并因此产生了许多规则、习惯、风俗”。生活的经历和周围的环境，使他们更乐于接受、遵循习惯法，而排斥、逃避国家法。

(三)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影响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首先，立法的膨胀。法律法规出台时间越来越短，参与立法的机关越来越多。不仅新旧法之间存在着冲突，部门法之间也存在冲突。各种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令人应接不暇，导致农民虽然接受普法教育，但是远远跟不上立法的速度，由此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其次，执政者权力的滥用。权力时常冷淡法律、政策时常无视法律。有些领导一句话、一个批示、一个决定，都可能左右甚至代替法律。因而不少农民在谈起权力与法律关系的时候，总是认为权力可以主宰法律，是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现实生活中，农村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许多基层干部等级观念极强，只强调自己的权力，忽视农民的权利，甚至认为农民的权利可以由自己的权力加以干涉。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检察、审判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以及“法律白条”、“执行难”等现状，更使公众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人们逐渐就会萌发“有法无法一个样”。人们对法律不信任，自然形不成法律信仰。

(四)农村社会法律资源的缺失。一是关于“三农”立法跟不上农村改革新形势的需要。其中对于广大农村特有的社会秩序怎样有针对性地予以规制，法律在制定时却没有充分的考虑农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农民利益保护的立法欠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农村医疗、农业保险立法严重滞后，长期以来，农业人口被排斥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的切身利益在立法上得不到体现等等。二是司法机构的设置问题。我国司法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至多是县一级的派出法庭到乡镇，司法机构的这种设置很难使法律融入农民的生活中去，法律对农村社会生活

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派出法庭与地方同级行政机关的密切联系，成为其“工作机构”，无形中在农民心中强化了权大于法的思想。三是乡村留不住有一定法律知识的青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市场经济为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并不是他们的知识用不上。

三、强化农村法律信仰的培育

依法治国呼唤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公众也应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具体到农村法律信仰的培育，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三农”立法，增强农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对于“三农”方面的立法要体现农民的情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农民真切感受到法律能保护自身利益，感到法律能保障自身的民利与自由。“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可以想见，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成为农民利益的象征、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成为农民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也会成为农民努力学习、自觉应用、严格遵守、虔诚信仰的对象。

(二)健全法律运行机制，树立农民对法律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因此，要健全法律监督制度，预防和及时纠正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中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各种偏差和错误，使守法者主动守法、执法者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三)推进司法改革，加强依法行政。使司法机关真正从地方机关中独立出来，不受任何干扰地行使职权，特别要指出的是乡镇一级的派出法庭，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以保持法律的严肃与权威，将法律的公平正义性充分展现给人民群众：要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的独立的政治品格和业务素质，消除各种特权思想，做到司法公正。基层政府应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使职权，彻底摒弃权大于法的观念，努力防止行政行为的任意性与专断性：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制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于侵害农民利益的行政行为要严肃处理，让法律的公平正义渗透到农民心中。

第7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对策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律、法规、法律关系的反映形式，表现为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和外在行为，包括法律心理、法律知识、法律态度和法律信仰四个基本要素。大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才能很好地守法、用法、护法，从而担负起国家法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为了较为客观准确地了解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分析高职学生对法律问题的观点和态度，为高职院校对加强学生的法律教育提供有力的参考，“思政课视角下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研究”课题组特别设计了反映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对象涉及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安全职业技术学院等几所高职院校的在校学生400人，其中文科类学生100人，理工科类学生300人，一年级学生200人，二年级学生200人。问卷的内容包括学生对现行法律了解的程度、对法律信仰的程度、对守法的态度、诉讼意识、法治观念及法律意识培养途径等，共计24个小问题。 

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有基本的法律知识，对一般的法律问题有较为正确的看法本次问卷涉及的法律基本知识题，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都比较容易。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如何评价你自己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认知”的问题，认为“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学生占57%；对于“你是否关心你周边看到或听到的法律事件？”的问题，回答“关心”的学生占53.4%，回答“偶尔关心”的学生占43.5%；对于“你听说过法律援助吗？法律援助是免费的吗？”的问题，回答“听说过”的学生占64.8%；对于“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你会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吗？”的问题，回答“会，而且严格遵守”的学生占84.5%；对于“你对人们抓到小偷后围而打之的现象怎么看？”的问题，认为“打人违法”的学生占92.2%。这说明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大多数大学生不但具备法律意识，而且遵纪守法的意识较强。 

有较强的正义感，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假如你有参加勤工助学或利用课外时间在社会打工的经历，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你会怎么办？”的问题，回答“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学生占61.1%；对于“当你因为违反校纪而被学校给予相关处分，但是你觉得学校的处分过重时，你会采取什么途径加以挽救？”的问题，回答“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学生占85.5%；对于“当你参加相关勤工俭学活动时，你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意识吗？”的问题，回答“有”的学生占72.5%。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不但具备正义感，而且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较强，能正确行使权利，对自己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极力维护，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通过调查也发现一些突出的问题（1）对法律诉求的信心不足。大学生的法律诉求信心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法律诉求抉择的潜在决定因素，是其法制观念的重要体现。对于“在最近信用卡或手机等积分活动很火时，你好不容易积够了足够的积分，当去领取宣传单上许诺的奖品时，却发现上当受骗了，你会怎么做？”的问题，37.8%的学生选择“持无所谓的态度，私下里抱怨，再也不参与类似活动”；对于“假设不幸遭劫或被盗，你会报案吗？”的问题，回答“不会，报案也没用；会，但对挽回损失不抱太大希望；不会，司法机关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学生占50.3%。这说明学生对执法机关能对自己实施有效保护表示怀疑，学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提高了，但并不一定会带来大学生法律诉求信心的增强。（2）在法律意识中有明显的本位意识。大学生在具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本位意识，反映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利己主义和务实主义。在现实中，当法律正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舍弃法律正义而先行选择保护自我。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宿管科门卫因最近失窃案件的发生，在你出入时拦住你要强行搜查行李时，你会怎么做？”的问题，回答“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搜查出入学生的行李，但也不会采取任何举措，仅私下抱怨两句”的学生占21.2%；对于“你急需一辆自行车，一天你恰好在街上见到有人在卖自行车，且价钱很便宜，你也很喜欢，但车子似乎来路不明，可能是偷的，你会买吗？”的问题，回答“会”的学生占24.4%。这些数据透露了大学生思想中比较明显的本位主义意识。（3）在法律认识与行动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较好，有法律知识，且了解法律规定，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其对法律的认知产生偏差，在行为上往往感情用事，甚至丧失理智，从而忽视法律的客观存在，违法违纪以致酿成恶果。如前所述“会买来路不明的自行车”的问题，说明有近1/4的大学生在法律行为和认知上存在偏差，揭示了大学生因一念之差导致违法违纪的根源。 

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现状的原因分析 

传统法律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历来有“重道德、轻法律”的历史传统，这与儒家提倡的“礼治”、“德主刑辅”的思想有关，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两千多年来，受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在我国民众中形成了比较牢固的“重道德、轻法律”的观念意识。高职学生也不例外，问卷调查显示，有65%的学生认为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在被问及“你大多数时候以什么标准评价事物”时，有78%的学生评价标准是“公共道德”，只有22%的学生评价标准是“法律”。 

高职学生的身心发展尚不够成熟大学生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反应敏感、关注社会，特别是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常常成为他们议论的热点问题。但受年龄小、心理不成熟的局限，他们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时，喜欢就事论事，缺乏动态的、辩证的、全面的眼光，导致思想和言论偏激，行为易走极端。在接受调查的高职学生中，有95%属于“90后”。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对于当今中国权与法的关系，选择“权大于法”的学生占43%，他们认为当官的人、有钱的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甚至有35%的学生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还远远不具备法治国家的条件”，“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学校、教师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方法不当目前，高校对学生的法律教育主要是通过法律课的教学进行的，即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有的教师为了使学生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疲于赶进度，只能简单罗列、堆积知识点，忽视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培养和教育，忽视了引导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将学生法律素质的高低等同于法律知识的多寡，结果是教师讲授的法律知识不少，但学生只是记在笔记里、划在书本上，并未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导致部分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而不信”，大大削弱了法律教育的效果。 

提高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建议 

实施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1）通过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推理和辨析，将理论、案例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模式。（2）实施角色体验式教学，经由不同情境的模拟和各种角色设定，引导学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发表看法，从中学习法律知识，体会法律的作用，培养法律情感。（3）利用现代传媒、网络等工具，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使学生自觉地认识事物、获取知识、探究真理，培养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浓厚兴趣。（4）实施法律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兼顾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共性和个性需求，形成多元化的法律教育形式。（5）开展法律意识及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大学生法律心理交流座谈会，针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引导学生的心理向健康方向发展，及时掌握其法律意识的变化和发展趋势。（6）开设高职院校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引导学生在获取最新法律资讯的同时，学会控制自身情绪，增强社会应变力，学会正确处理现实与愿望的矛盾、认识与行为的差异。 

第8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首先，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阐述了法治的含义：“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由此可见，实现法治应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硬件的即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实际对立法提出了要求；其二是软件的，就是大家都愿意服从制定好的法律，这对人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法律素养提出了要求。一个社会人的总体法律素养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水平。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生力军是，祖国的未来，其法律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和影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进程，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高校的法制教育。其次，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社会作为整体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法律作为主要的社会规范，通过规定权利义务来指引人们的行为，使人民对于自己行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让我们能够预先估计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大学生毕业后必然会走向走上工作岗位担当责任，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麻烦，良好的法律素养能帮助他们较好的解决问题和纠纷，合法地从事社会实践，依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正视“基础”课中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中有的学校认为“基础”课只是将以前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合二为一而已，专业性不强只要是政治教师都能上，导致任课教师专业不一、良莠不齐，在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定位上出现了以下两种误区：一是将法律部分的学习等同于政治教育。在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和教师认为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离不开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受思想观念的支配。道德作为观2012/07/54教育研究念形态的内容，必然影响和制约法治，所以只要道德教育搞好了法治教育就没有问题，出现重道德而轻法律的现象。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导致一些教师在教学中一味的将法制教育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侧重于传达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认为只要把依法治国的方略、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简单介绍就可以了，因此在讲授过程中只能停留于教材表面不能联系实际。二是将法律部分的学习等同于法律学科研究。有些教师以前从事“法律基础”的教学，对法制教育有一定的经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对法律素质培养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他们认为法律素质的培养有赖于对法律的钻和精，把法律基础课上成了法律专业课。由于课时有限往往难成体系，要么忽视了与前面道德部分的整体结合，要么忽视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好多学生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并没有树立起对于法律的信仰。

“基础”课中的法律部分主要涉及第七、八章和第五、六章的部分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等内容。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应占本门课的1/3，但是由于教师能力素质的限制导致了教学内容安排十分不合理。一种现象是不注重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许多教师由于受自己专业的限制对法律知识缺乏系统的了解，特别是对法律原理缺乏一定的认识，对法律部分理论吃不透，于是就压缩了法律部分的课时和教学内容，将大部分课时放在了道德部分的学习，出现了重道德轻法律的现象。另外一种现象是教师过于强调对于实体和程序法等具体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一些从事法学研究的教师将法律部分的教学主要放在具体法律规范的学习，忽视了对于法本身的认识，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基础”课的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许多教师不能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整体把握，仍然采用照本宣科“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简单地进行知识的罗列和堆砌，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知识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渐渐觉得枯燥乏味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增强“基础”课中法制教育效果的具体对策

更新教学观念正确定位教学目标是搞好法制教育的前提。“基础”课虽然是政治理论课，但是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应转变那种认为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同与政治教育的错误观念。道德是自律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是他律强调的是人的外在行为。德育教育主要解决学生“做什么”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解决的则是学生“怎么做”的问题，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同时还要改变那种认为法制教育是法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基础”课不是也不可能把大学生培养成法律专业人才，而是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帮助大学生适应现代法治生活。因此要搞好法制教育必须全面认识法制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就要求院校领导充分重视法制教育，在教学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加强该门课的学科建设。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加强学习克服自身的弱点正确理解法制教育的目和任务。

“基础”课中的法制教育主要着眼于培育学员认同和接受法律观念，塑造学员遵循民主、公平、正义、人权等现代法治精神的信仰，是一项容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教育，要想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关键。这就要求必须具备一支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的教师队伍。现阶段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专门学习过法律的并不多，有些虽然讲过法律但是往往也是半道出家。试想一个不具备法律知识、没有法律素养的教师怎么能培养出具有法律素养的学生呢？所以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是首要任务。首先我们可以引进一批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其次，应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和培养。

第9篇：对法治观念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 法制建设 普法宣传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01-0258-01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是推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广大农村地区都在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深入开展依法自治，形成自觉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使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近年来荆州市强力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广大农民遵法、学法、守法的意识在逐步提高。

一、荆州市法制建设的现状

1、荆州市法制宣传整体部署和规划

2012年是荆州市法治建设暨第6个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强力推进年。市法治建设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荆州建设的实施意见》、《荆州市2011-2015年法治建设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划》，围绕全面开展法治建设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搭建平台，丰富形式，整体推进法治荆州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壮腰工程”建设、全市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增强

荆州市继续加强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全面推进村组学法中心户、农村“134”、社区“133”、乡镇“3个1”等阵地建设，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农村的法制环境不断改善，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民利得到了落实，而且，农民渴望参政议政的意识也在明显提高。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也逐渐开始树立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管理村务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农村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荆州市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荆州市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村级组织对新农村法制建设的认识存在偏差

村级组织对农村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还普遍存在着注重农村经济建设，忽视农村法制建设的现象，过于注重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成效，从而轻视法制建设的进程和成效。许多村级干部不学法、不懂法现象还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不依法治村和不依法行政的问题突出。由于一些村干部民主法治观念淡薄，产生的比如在村干部选举中违背法定程序实施选举的问题，导致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透明度不高，在村民中的反响很大。

2、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培养农民法治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关系到法治农村建设的成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国民尤其是农民受“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观念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法治观念相比较而言相对淡薄。加上现如今社会上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的某些村干部也存在着以权压法，以言等不良现象，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农村土地纠纷的过程中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使法律的权威性在农民的心中也大打折扣，由此产生了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危机。

3、急需改良农村普法宣传手段，普法宣传需要创新

现在农村普法教育“三缺”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即缺少专职的普法团队、缺少专业的普法工作方式、缺少专项的普法活动资金，普法工作人员力量弱，装备差，普法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突出。现如今，特别是推行城乡一体化建设以来，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就业的多元化，导致农村普法教育出现了人员集中和时间安排难的问题。推行普法教育的过程中，普法方式过于单一化，仅限于传单的发送，标语和口号的张贴，发放普法教育的书籍等。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绝大部分的农民对于抽象和枯燥的法律条文是难以理解的，严重影响了他们学法的积极性，导致农村普法宣传收效甚微。

4、农村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法律服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地位和职业活动在法律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基层法律服务所政事不分，缺乏自我发展的活力和有效机制。在职能作用和业务范围上，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的界限不明晰，容易形成交叉和矛盾。在农村涉及的基层法律服务数量少、质量不高，缺少稳定性。一些的农村经济纠纷案件告状难、打官司难、执行难的现象比较突出，农村法律服务工作人员具有不稳定性和自身的专业性弱，法律服务不规范现象同样比较普遍，这些都与新农村发展的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完善荆州市法制建设的主要措施

1、规范在推进普法教育中的村干部队伍建设，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首先，村干部是普法宣传中的先锋队伍，因此加强对村支两委干部的法制培训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应该充分利用党校这一平台，举办基层农村干部法制培训班，主要是集中在农闲的时间对农村的干部分期和分批进行培训，或者结合当地的实际工作情况举办相关的法制讲座。

其次，规范干部的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重“人治”轻“法治”，只是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抓服务，重视政策、轻视法律，说话办事随性大意等问题，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规范干部的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观念的引导，是村干部的工作理念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的转变，工作方法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只有这样，村级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民主、公开、规范”。

2、加强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

要加强普法教育宣传。在进行普法宣传的时候，尽量在内容上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同时加强法律至上的观念教育，逐步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和农民的法律素质。实行村民自治，逐步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行村民自治，有利于拉近个人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距离，从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增强了村民对法律的意识，激起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进而很好的达到了认识到法律作用、了解法律的效果。

3、创新普法宣传的方式，使得普法宣传的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

基于湖北省委组织的全省“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市司法局和市依法治市办可以依托所有驻村工作组，开展全市“三农”法律知识竞赛，增加农民对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搭建阵地创新法制宣传教育。荆州市司法局除在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专门建立律师顾问组，直接服务全市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全省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建设外，还应狠抓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阵地建设，在乡镇广泛开展“3个1个阵地建设，即建立一个法制图书室、1个中心法制宣传栏、1份法制宣传小报；而在村一级则全面推进“134”阵地建设：即建设一个中心法律服务站和人民调解员、兼职法制副主任、法律志愿者3支队伍，建好法制宣传栏、村民法制学校、农家法制书屋、农村法制广播4个阵地，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和充分发挥法律服务职能，提高法律服务质量

积极为新农村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服务要力求服务到位，凡农村和农民中发生的例如农副产品的销售合同、婚嫁政策、子女抚养、父母赡养、财产继承、各种债权和债务等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法律问题，都要主动提供援助和咨询服务，尽量减少农民因不懂法所造成的的财产和精神损失。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更加要积极进行法律援助，保障其合法权益，以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和法律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