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的发展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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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金融学是研究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传统金融学理论和演化金融学理论两大领域，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物。本专业培养具有金融学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

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不仅限于金融理论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金融史、金融学说史、当代东西方各派金融学说，以及对各国金融体制、金融政策的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证券、信托、保险等理论也在金融学的研究范围内。

在金融理论方面主要研究课题有：货币的本质、职能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银行的职能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质和作用；在现代银行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货币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控制的理论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一、我国金融学目前面临的新的挑战

（一）金融学基础理论知识的落后

金融学是研究价值规律与价值判断的学科，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学主要涉及到物理、数学以及工程学的相关知识的掌握，要求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科与金融学科的相关知识，具有极强的理性思维分析能力，对于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模式以及专业技能方面的掌握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对于金融学的师资力量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因此，各大高校培养出的金融学人才的专业素质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高，再加上教师对于金融学的理解不透彻，各大高校对于发展金融学的资源也不够完善，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与金融学相关的理论知识越来越落后。严重的阻碍了金融学的建设与发展。

（二）金融学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不紧密

金融学是一门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对于金融学的使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金融学的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渐渐地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了联系，因此，就无法在市场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且制定有关的解决对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我国的金融学理论知识正在逐渐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实际需求脱节，无法对金融行业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管理，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小的阻碍。

（三）对于金融学本质的理解不透彻

金融学不仅仅是一种计算企业经济收益的手段，更是对我国金融行业的统筹管理手段。金融学之中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市场环境会应用不同的金融体系，由于金融学的覆盖范围比较广，因此，很多时候面对同一种情况可以使用多种金融学的体系，只是在使用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尽相同，但是都能达成同一个目的，不同的方法就意味着不同的代价，因此，了解金融学的本质，选择最合理的金融学体系，才能最快速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可是由于我国金融行业对于金融学的本质的理解不够透彻，因此经常会出现选择了错误的去解决问题的现象，虽然最后所达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二、我国金融学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加强金融学有关的法律、法规

鉴于前一段时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完善了不少针对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金融学的进步也是翻天覆地的，因此，对于金融学的有关规章制度也要不断的进行完善，深化金融学的改革与创新，构建一个和谐的市场环境。

（二）拓展金融学专业的深度与广度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市场经济环境也在向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传统的金融学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发展情况了，要不断完善金融学的内容，拓展金融学专业的深度与广度，培养金融学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能力，提高金融学面对挑战的应变能力。

（三）加强金融学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课程

目前，我国金融学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上也非常的广泛，但是，我国各大高校的金融学专业的教学水平还不够完善，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尤其是在金融学的教学实践上面，在金融学的学习过程中，不能单单依靠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与实际生活的结合，不能光会纸上谈兵，要在金融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积极的解决问题，才算是达到学习金融学的目的。

第3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坚定不移地把抓好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来袭，总书记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很显然，总书记的意思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经济唯有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才有能力抵御金融危机。目前，我国一些对外出口企业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有的甚至濒临破产，对此本着抓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应帮助企业迅速走转产的路子，及时摆脱对外出口的依赖性。就全国而言，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才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

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中国有13亿人口，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依然存在，民生问题依然是各级政府时刻不能忘怀的大事，面对金融危机的来袭，这个问题尤需引起高度重视。针对目前的救楼市，到底是救高房价还是救市场，到底是救开发商还是救无房住的老百姓，就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直接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空置房的办法，就很受公众质疑。面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逐渐侵袭，眼下又时值寒冬季节，元旦、春节也很快来到，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确保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受太大影响，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灾区群众，都能过上一个温饱无忧的冬天、度过喜庆祥和的年关，应是各级地方政府须臾不可懈怠的大事。

坚定不移地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我国过去的发展，在全面、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上，虽然存在严重的不足，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具有很大的潜力。比如，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就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再比如，解决好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不仅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还具有极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我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农民增收这个关键不放，推动农业的大发展，努力加强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尽力缩小农村与城镇的差距、让农民都富裕起来，这不仅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城镇市场的繁荣，还会使国内内需市场增大近百分之八十。“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农业大发展了，农村市场活起来了，我们还怕什么金融危机？因此，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三农”问题，为农业、农村、农民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就是中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又一重大新举措。各级政府一定要站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统筹协调地抓好农业大发展，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努力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

第4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面临巨大的变局。发达国家陷入发展的危机，为摆脱困扰，各自祭出以邻为壑的种种招术，这种饮鸩止渴、害人害己的疯狂举动，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们以“货币战争”的观点和立场来分析西方世界发起的这场金融冲击实不为过，西方的这种金融战争行为将极大地损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世界的现实及长远利益。因此，历史地看待国际货币体系，我们认为该体系是一个极不公正的、西方世界居于主导的盘剥体系;现实地观察，目前国际金融领域中，风云变幻，形势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迅猛。在系统功能、机构构成、市场规模、业务种类、国际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我国的外汇储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微不足道扩增至今天的世界第一，四大国有银行也已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在我国金融飞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如何应对如此严峻、复杂、高速发展、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金融现实，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问题，针对教育系统而言，需要我们的高校体系不断培养出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有立场的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来服务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保卫中国的金融安全。

 

我国高校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尽如人意

 

综观现实，多数高校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多以现实的功利目的为导向，培养的方向和方式紧跟市场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以就业率为主要追求指标。因此，在金融专业的教学中呈现出重技术、重技能培养，而轻理论、轻思维能力的提升，尤其忽视了金融历史学和金融政治学方面知识的宣讲和熏陶。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相关教材和课程的设置方面。

 

金融学教材内容多为陈旧。我国目前的金融教材体系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动和提升。以金融专业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为例，目前有关这两门课程的教材各不下数百种，但就其内容而言，除却一些数字更新以及小处修补以外，教材的框架体系及基本内容近三十多年来鲜有变化。

 

现在的教材体系可以解释金融霸权的形成与演化吗?可以说明如何应对网络化、全球化的金融实践吗?可以指导防止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吗?可以引领大数据时代的金融运行吗?可以警醒国人的金融安全意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总体看来我国高校的金融教材体系相应于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金融现实明显落伍。

 

教材多由国外引进。应该说中国高校的经济类教材体系是与国际接轨最彻底的领域，其中金融学尤甚。而完全不存在根据中国具体的金融实践针对中国的金融问题的教材。这种情况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心理暗示：中国的金融运行仅只是国外模式的翻版，对于国外的金融知识体系，我们所能做的仅只是照搬和模仿。而中国似乎不可能存在自己的金融学。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如下疑问，我们引进的西方金融学是否适应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否可以解释三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否可以解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数千年的金融演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由古至今、丰富多彩的中国金融实践，难道不能孕育出中国自己的金融学?笔者认为，构建中国金融学不仅仅是一种一时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而是一种历史趋势的必然，悠久丰富的中国金融发展历史，有待中国学人总结提升为中国金融学。

 

教材内容多呈现中性、技术性及实务性等特征。现有金融教材皆为针对具体金融要素的中性、现象性、实务性的描述，易使人们认为金融系统仅只是一种客观运行机制或技术性的功能系统，那么金融学就应该成为类似机械原理一样的学科。当然，这种现象层面、操作层面的知识是基础性的、必要的。但是，在现有的教材内容中，我们看不到民族立场，看不到对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深入分析，看不到对西方资本金融冲击进行防范的系统论述，看不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全面总结。

 

我们应该让学生掌握金融要素、金融现象以及金融操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更应该使其熟悉、了解货币金融的发生与演化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诸多角度、诸多坐标系定位的、描述的金融系统才是全景的、真实的金融系统。

 

历史金融学、政治金融学的课程设立正逢其时且时不我待

 

回顾金融演化发展史，我们发现政治与金融之间耦合紧致，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决定的关系终其发展演化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剔除政治学的内容，存在诸多弊端，其一，没有政治金融学，就把政治与金融的两行逻辑关系，变成了金融现象之间孤立的、线性的一行关系了，高校的金融教学就蜕化为金融技能培训，而没有办法探究金融的核心实质，金融研究也就失去了思想性。其二，没有政治金融学，就易使人们忽略金融立场、金融主权，进而忽略了金融安全。其三，没有金融政治学，对于国际资本的金融冲击就缺乏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而仅只视其为一理性经济人的牟利行为。现实告诉我们，仅局限于金融层面来研究金融问题是片面的，中国之所以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都幸免于难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自身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强大，而仅在于中国始终对于境外金融资本保持防火墙。

 

历史金融学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货币金融的发生与发展、目前金融体系的来龙去脉，使其对金融现象以及金融系统具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在这样一种纵向视角下，就会感知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步伐及无限潜力，了解西方资本控制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公正性，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建起审视金融现象的政治金融学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在高校金融教育中增设“历史金融学”和“政治金融学”，以培养学生的整体金融观、正确的金融史观、政治金融学的分析框架，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且正当其时。

第5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金融创新内涵外延

内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综合；外延是指所指事物的数量、范围等。因此，金融创新的内涵和外延就是事物本质属性和它的数量及范围。

一、对金融创新概念的不同表述

（一）金融机构的观点

《近来国际银行业的创新》中对金融创新的界定，被认为是最权威定义。其认为金融创新的概念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新的金融工具；二是证券化、表外业务重要化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三种金融创新的趋势，这两部分是相互作用的。其认为任何的金融工具都可以是不同特性的组成。这些特性主要又包括价格收益的风险、国家的风险、流通性、可交易性、等。每一个金融创新工具都是把其中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特性进行捆绑，因此，金融创新的过程就是对已有的特性进行解绑，再与新特性进行捆绑的过程。例如，作为创新的票据发行便利，实际就是中期信用短期化，或者说用短期信用方式实行中期信用，同时它又分散风险，使原来由一家承担的风险。

美国纽约Barlno’s Educational Series Inc.出版的《银行辞典》认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及一般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减弱或改变”这个过程就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由信用的创新、风险转移的创新、流动性增加型的创新以及股权创造的创新这四个基本类型组成。

（二）专家学者的观点

熊比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创新。创新的过程就是将新的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并且运用到生产活动当中去。后来的学者将熊彼特的创新进一步归纳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这里的组织创新可以看成初期的狭义制度创新的一部分），即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资源创新和金融组织创新。

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又对金融创新做出新的定义。

1950年，希克斯和尼汉斯共同提出交易成本创新理论。他们将货币的需求与交易成本相联系，试图寻找能够定义金融创新的结论，从而得出“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易成本，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应不同需求而生，交易成本的变化也会对需求产生影响；改善金融服务的重要手段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这样的联系，因此，其认为金融创新的最主要形式就是交易成本降低的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在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此理论认为市场为了逃避政府的经济管制，从而进行的金融创新，但是当金融危机发生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政府加强管制时，市场会进行新一次的金融创新。

米歇尔莫兰（Michael Moran）从另一个角度对金融创新进行定义，其认为金融创新有其经济的一面，于金融创新相关的是所有权的变化和交易的变化，这些变化涉及结构的变化和行为管制的变化。所以，金融创新可以是一场管制的创新，这里管制的创新实际上就是金融体制的创新。

《金融创新的发展》的作者是著名的美国的金融学者威廉L西尔柏，他认为金融创新的动机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减少外部对这种经济组织的影响，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这一学说也被称之为金融企业的“逆境创新”。

大卫・里维林（David 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是这样定义的，即金融创新包括采用的各种金融工具、出现的新兴金融市场和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务方式。这个定义包括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方式的创新这三个方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的作用日益显著，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金融创新并且对其做出定义。

陈岱孙教授和厉以宁教授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金融创新的实质是各种创新的因素重新排列，相互组合，这一观点的来源主要是根据熊彼特理论，主要的目的是降低成本，进而提高市场的利润，他们的观点中金融创新的概念是广义的，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即是整个宏观的金融发展史，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是推动金融发展史的因素。

饶余庆教授的观点与其相似，也认为在金融发展史中已经存在金融创新。比如，货币的发明与应用，中央银行的设立等，这一观点与陈岱孙等观点相似。

徐进前将金融创新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金融创新指7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的自由化，出现的金融业方面的改革；广义的金融创新是指以信贷银行出现以来，无论是整个银行业务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改进，还是支付业务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改革，乃至货币制度的改革都是金融创新。可见，从时间跨度来看也同样与前两种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陆泽峰先生在其著作里对各家有关金融创新表述进行分析，做出这样的表述：“伴随着人们对于金融活动的理解加深、金融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对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不断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金融创新的分类上。”因此，他认为所谓的金融创新就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的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的体制。

二、对不同表述的分类及评价

对于以上观点，无论是机构亦或是专家学者，无论是国内亦或国外的表述，都有交叉之处，因此，笔者将上述观点按照表述所根据的不同角度，分为以下三种，即以金融创新的目的为视角，以金融创新的动因为视角和以金融创新所包含的种类为视角。

（一）以金融创新的目的为视角

以金融创新的目的为视角，即以人们在金融创新时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为角度，对其进行定义。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希克斯和尼汉斯对金融创新的定义，他们将货币的需求与交易成本相联系，认为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就是金融创新过程。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提出来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虽然以上的两种观点由于所处时代的经济大背景不一样导致金融创新的目的描述不一致，但都是以金融创新的目的为视角对金融创新进行定义的。

（二）以金融创新的动因为视角

以金融创新的动因为视角，即用金融创新现象所出现的深层根源为视角，对金融创新进行定义的观点。主要的代表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威廉L西尔柏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就是以动因为视角对金融创新进行了定义。

（三） 以金融创新所包含的种类为视角

国内外的机构学者对金融创新的定义，分歧与交叉之处多在于对金融创新所包含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哪些种类的金融现象可以称为金融创新有异议。因此，在这一类对金融创新的描述中，笔者根据金融创新的种类包含多少不同又分为三种类型。

类型一，金融创新应包含所有金融变革的产物。更多的中国学者认可这种观点，例如上文所述的陈岱孙、厉以宁教授，饶余庆教授，徐进前等，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创新的时间持续很长，认为金融发展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金融创新，如此看来，金融创新所涉及到的范围将非常广泛，包括了手段、产品、市场、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由于范围广泛，从而研究对象包罗万象，既有宏观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的创新，也有微观的金融市场、业务、工具的创新，既有金融理论的演变突破，也有金融实践领域的产品实物。因此，这种类型对金融创新的定义描述了金融的内涵和外延。

类型二，金融创新应包含某几种类型。这一类对金融创新的定义多是在熊彼特对创新的五种分类基础之上，选择并且排列组合进行归纳，将金融创新的定义进行表述。陆泽峰先生将熊彼特认为的产品划分在新工具类中，将工艺技术划分在服务类中，将组织制度表述为体制。大卫・里维林（David 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是这样定义的，即金融创新包括采用的各种金融工具、出现的新兴金融市场和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务方式。《近来国际银行业的创新》中对金融创新的界定也是不仅包括微观创新，也包括了宏观创新。

类型三，金融创新仅包含某一种类型。这种观点一般受时代的金融背景或者实践基础的影响深刻，仅关注某一种形态的金融变革，并且仅称其为金融创新。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和《银行辞典》，都是有很强的金融实践为基础，站在银行业的角度，对金融创新的定义中仅包括金融工具，银行的支付手段的创新变革。阿诺德希尔吉（Arnold Heertje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广义上的金融创新是指所有的金融变化过程，狭义上的金融创新则是指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对金融工具的运用。

三、结论

从上述国内外的机构，学者对金融创新的不同表述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不同，会导致金融创新的动机、目的以及采取的金融手段的差异，从而对金融创新的表述存在差异。例如，1960年代金融大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多采取规避管制的金融手段，因此有了欧洲债券，欧洲没有，出口信用，自动转账，混合账户等一系列的创新内容，在这一时期金融机构的创新多是以规避管制为目的，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开展金融创新活动。1980年代，随着制度经济学的流行以及防范风险的创新目的，各国的金融机构对金融制度，组织，管制等方面进行了改制，这也是金融创新的重要的内容。因此，不同时代背景下对金融创新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

第二，对于金融创新内涵和外延的分析，不仅要从宏观纵向把握，也要有微观的观察的意识。如果仅有宏观的认识，笼统的认为所有的金融变革都是金融创新，那么会使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范围过大，可望而不可及；但是也不能只注重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应该顾及到金融创新的其他角度。因此，对于金融创新的研究不能只注重一方面，要微观与宏观兼顾，相互联系的看待。

第三，虽然学者们对于金融创新的具体描述各有千秋，但是，究其核心观点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即金融创新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金融业的机构降低成本为获取更高利润，其本质是创新性，开拓性，前所未有的活动。

第四，随着世界金融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应该抱着开放性的心态去定义，金融创新的内涵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外延是不断的扩大的，任何时代的学者都不可能完全准确的预测未来金融行业的创新点，因此，对于金融创新的定义只要是符合其所存在的金融背景之下的创新现象，就是对金融创新的合理表述。参考文献：

[1]陈柳钦.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试析[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2（1）：21.

[2]段世德.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创新的国际借鉴与路径选择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2012（10）： 4.

[3]余希.虚拟货币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D].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第6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能彼特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当投资者的财富随资本市场的繁荣或崩溃而跌宕起伏，当金融工程师为设计出精妙的衍生产品而沾沾自喜，当人们在养老金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庇护下安享天伦之乐，智慧与狡诈，贪婪与保守，勤勉与投机――以及糅合上述人类情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文明、幸福和狂妄。

置身纷繁芜杂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图以无所顾忌的金融创新加速地球的旋转，最终却让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问题被掷地有声地提出：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这般发达的金融活动。无以计量的价值从何而来?

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该书使人们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认识扩展到全人类，延长至几千年。它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冲击使其一举荣获2005年“美国最佳图书”，成为美国金融人士的必读之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第一本专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的书”。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读性丝毫没有损伤其学术价值，读者仍可从浩瀚延绵的史料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为新研究的起点。

它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咀嚼史实，我们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雏形；中国在宋朝时的金融创新是领先于世界的；政府债券的产生原为战争筹款；现代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发行的永久年金如今还在派发利息……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会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金融创新能否创造价值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其次是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中，我们时常看到科技进步的身影，例如数学工具和防伪技术的进步等，其中尤以数学的发展最值得思考。是数学工具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强化，还是金融创新的需求引致了数学工具的进步?或许二者互为因果。但金融的数学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最前沿的知识几乎都以最先进的数学技术表述，即使一个新手也无须像人文学者那样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术以现状为起点，它摆脱了所有陈旧知识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脑空间，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速度；但走向极端就意味着钻进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却历史、目光短浅，金融创新变成脱离现实背景的数学符号的堆砌，却自诩创造了价值并妄图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术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为其异化则得不偿失。

第7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第8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由十年前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转为今天较之前几乎增速减半，大陆经济学界也开始重新反思现有经济学框架，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大陆的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干预模式的前途与影响。实体经济受挫、股市动荡、人民币汇率下行，中国经济在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亟须经济学思想的突破。旨在推动大陆经济学研究的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今年9月在北京成立，该基金会由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与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共同发起成立，并举办了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众多中外经济学家亦借此时机，提出众多现代经济学发展，以及大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论坛开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曾接受《凤凰周刊》记者访问。

莫里斯：中国通过减税来刺激国内消费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效，而与此同时减税也会带来政府赤字的增加，这样就造成一个相当矛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部门事实上处于盈利的状态，因此除了一方面减税之外，也需将国有企业一定的利润纳入到中央的预算当中，但做这样的决定需要非常谨慎。一些人或许会担心，这样会挫伤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但国企高管的晋升薪酬可以进行一定调整，仍然保持与营收挂钩。不过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与其金融统筹联系在一起，与银行的协调也会必不可少。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现代经济学长期以来基于西方发展的经验而建立，但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却屡屡出现问题。因此经济学也需要更加丰富，更具多样性。理论的重要性来自于其解释国家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便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有益，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社会政策协会经济思想史委员会主席Michael Trautwein：今日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过于碎片化，特别是现有的模型已经很难解释一些跨国组织和非国家机构的经济行为。另外，网络对经济的效应、中国股市发生的变化，也还没有在微观经济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经济学需要把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思想综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如此大而独特的中国来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副教授Terry Peach：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需要贯穿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不同的经济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思想之间。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受到经济的变动的不断影响。现今的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2009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这也促使在英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发展经济学的新方向，比如危机后的社会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光：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如同中国其他领域一样面临严重的问题，一些人守不住为学做人的底线，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是被权力牵着鼻子走，就是被金钱牵着鼻子走，要么被大众牵着鼻子走，总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偏好和爱好去做事。

中欧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顾问许小年：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独立于权力、资本与民众，更应要独立于海外主流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如果不能独立于国外的潮流，也是无法做出成就。现在西方经济学唯模型是从，那些无法被数学模型进行描述的问题，比如创新以及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制度问题，都没有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领域，现实的问题因为工具的限制而被抛弃。

今日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并不缺少理论数据和模型，而缺少一些容易被忘记的常识。这些常识包括：中央银行印钞票仅仅是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转移价值，并不能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它也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由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创新则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中国经济的研究实际上要超出经济本身，这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一个最突出的困难，因为中国有着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非常不一样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和中国独特的历史联系的。一个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一个是中国从苏联照搬来的模式，还有从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定的调整。如何认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里非常重要的挑战。

第9篇：金融学的发展史范文

论文摘要：近百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技发明也走在世界前列，21世纪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三分之一为美国人。这些惊人成就的取得，除了美国富有创造性的人文精神外，应该归功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而对这些发明贡献最大则是美国私立的大学院校，美国的名校中90%都是私立大学。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公立大学不断发展变强的同时，私立大学却未能有公立大学的规模和教学水平。文章通过分析现今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现状，并借鉴国内外私立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未来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提供建议。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现今的高等教育

现在中国大学主要有公立大学、独立学院、民办高校三类高校，其中公立大学和独立学院都属于公办教育范围，民办高校则是民办教育。在法律上，国家规定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同等对待，但在实际的国家财政支持上，公办教育每年都会得到资金支持，而民办教育则无法得到这方面的支持。这样的结果是，在法律上，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却是差距甚远，实际的操作与法律上的不一致也是导致中国民办教育无法较快发展的原因之一。

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广度指的是大学的数量；深度则是大学的质量。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被提到很高的地位，这些发达国家除了发展公立教育之外，也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私立教育，而且私立学院的教学质量又普遍高于私立院校。就算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美国依然向外国留学生发放奖学金，这个是国家和教育形成的共识，在美国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教育机会，而且美国为世界提供了总学生人数的80%，这些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学成后就留在美国，为美国做贡献。对中国来说，中国的大学越多，创新性人才就会更多，会更好地决定中国整体竞争力。国家也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导致中国高校扩招和建设校园。大学扩招的同时，有一点并没有做好，就是中国大学生在人数增加的同时，素质反而下降了，课堂学生容量在不断扩大，而师资力量比没有同比例的增加，学生整体素质就不能很好提高。所以，只有公办大学好，而没有民办大学并不能很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还需要民办大学来跟公立大学一起竞争，同时也是在填补公立大学教育的空白。如果只有公办大学，那就变成纯粹的精英教育了，

（二）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应该由公立教学体系和民办教学体系组成，民办教学体系形成以后会跟公立教育形成一个竞争的问题。就像国有企业一样，属于垄断状态，服务、价格都没有保证，当教育形成垄断之后，学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教授队伍多好，都无所谓，国家给学校名额后学校就可以招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以后，公立大学竞争的积极性不高，整体的教学质量就很难提高到更高的层次。

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校构成。据1993年数据，美国的私立小学占学校总数的24.4%；日本的私立小学占10.1%。1990年，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欧洲的法国为15%和21%；英国为5%和9%；西班牙为35%和32%；亚洲的韩国为1%和41%；菲律宾为7%和36%；印度尼西亚为17%和50%；南美的阿根廷为19%和29%。中小学阶段如此，高等教育阶段更是比例巨大。在美国的高校中，属于私立性质的高校的比例为55.3%；在日本，这个比例则高达84.6%。

从上面的数据看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欧洲、亚洲还是南美洲，私立学校都是各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阶段，私立学校更是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

回顾中国私立学校的发展史，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中国的私立大学就进入发展期，到1927年前，中国大陆出现了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私立大学。从结构上看，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形成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共存的局面。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统计数据，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可见，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共同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20世纪中叶以后，私立大学被迫停办，原有的大学或不在了或被转为公立大学，之后私立大学经历了30年的真空期之后，在80年代才出现民办大学，这中间30年的断层至今仍为弥补上来。

从国外私立教育和中国自身私立教育体系的历史看，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缺乏私立教育体系来补足，未来私立教育的发展将是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内外私立大学几种模式的分析

私立教育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模式一是盈利的私立教育；模式二是非营利性的私立教育。

模式一中，资金主要来源是资本家投入，是想要取得合理回报的，私立学校属于资本家的个人资产。这种模式下，是以投资者为主体组成的学校董事会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长则是董事会聘用的最高行政首脑。另外，学校为个人资产，其运营性质属于营利性的。学校在为社会提供“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的同时，也是要通过学校赚钱，使其投入的资金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如像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将教育看成是一个企业来运营，最终做成上市公司，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而美国又是全方位的，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培训，还有教育图书、教育技术等等有众多上市公司。

模式二中，私立大学是完全慈善性质的私立教育，一般都是由个人捐款、校友捐款、企业捐款，此种模式，虽然学校资金也来源于社会，但是学校本身是全社会共有的。但是学校仍可以用这些捐款去外面赚取利润，同时还需要靠其他的来源使资金增长，类似于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下，其运营性质只能是公益的、非营利性的，学校就不能以赚钱营利为目的。它的存在是为推进科学与文化事业，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

以上两种模式就像是慈善基金和非慈善基金，慈善基金就不需要向国家交税收，而非慈善基金，要靠基金赚钱，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收。慈善基金的要求要多于非慈善基金，慈善基金的资金来源于社会，属于共有性质，是公共财产；但非慈善基金就像是一个企业一样，基金自己要做好企业管理。

三、从财经眼光看未来中国私立大学经营管理

结合现在中国的现实，模式一更适合现在的中国，即营利性的私立大学，具有一定的回报更容易吸引资金进入斯理论教育这个领域。但从长远来看，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更加能代表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方向。

下面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眼光来设想中国非盈利性大学的运营和管理。

首先，学校的运营不需要国家的资助，完全由私立大学设立的基金承担。学校的一切收入都纳入这个基金，而且一切开支也都由这个基金负担。这个基金相当于整个私立大学的心脏，为整个大学提供血液。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可以包括校友的捐助，其次是企业的资助和学费收入；支出部分主要是学校的硬件建设，运营费用，以及科研经费和奖学金。这和国内现在大多数的高等院校不同，维持现在国内大学的费用来源主要是学费和政府资助，还有一部分的银行贷款和校友捐助，但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下，学校要取得研究经费或是颁发奖学金都是不独立的。而独立的基金运营可以保持学校的独立性，同时可以自由控制收支。除此之外，学校基金管理者的另一个任务是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管理。

其次，学校的经营管理也有一定的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私立大学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学校的日常经营管理，以及发展策略都是围绕这个核心价值来展开的。公共产品即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对私立大学来说，学校所要创造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让相关人员能够从学校的这种不可替代价值中受益。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只要能不断地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并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以保持教学质量，长期下来，学校所拥有的“公共产品”的价值便会不断增加。此外，学校的影响力越大，校友们就会拥有一种自豪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能够为校友们带来更多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这种归属感也能更好地维持学校的传统，又保持了其核心价值。

最后，学校为维护核心价值，还要通过日常的管理上实现。一是对学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待遇问题，学校通过重金聘请好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提高学校的学术研究，或是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学校做讲座，而这些优秀的教师又会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这些优秀的学生正是学校核心价值的基础。现在国内的一些私立大学则是热衷于招收要一些“富家子弟”，这不仅破坏了学校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声誉，也会破坏学校的核心价值，这对于学校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二是保持学校核心价值和校友之间的互动。由于学校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校友的捐赠，为维持学校的运营，学校必须通过这个核心价值来吸引更多的捐款。如学校的各类建筑上，各种树木，包括桌椅板凳等等都可以刻上捐助者的名字，这些捐款能够增加学校的核心价值，同是也提供更多的价值给校友。

总体来说，此种设想下，未来中国私立大学的经营哲学应是认清自己的核心价值，即“公共产品”的属性，并通过日常的运营管理来增加这种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