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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竞争力
一、国有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范畴
零售银行业务是相对于批发银行业务而言的,通常来讲,商业银行对个人客户提供的、零星的、小额交易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称为零售银行业务,而对企业客户提供的大量的、金额较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称为批发银行业务。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零售银行业务的定义,本文将零售银行业务定义为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家庭提供的综合性、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包括存取款、贷款、结算、汇兑、投资理财、电子银行等业务。
(一)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必要性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零售业务在商业银行业务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上升。目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广阔的农村市场急需得到开发。面对国外投资者的竞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抓住发展机遇,迎难而上,大力发展零售业务。
2、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为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提供了可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接受信用消费,投资理财的观念,尤其是文化素质较高,收入稳定的年轻人,称为了银行零售业务的主要目标客户群,而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只在大城市中出现,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相较于其他的投资,银行因为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般人的首选。
3、科技水平的提高为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当前社会科技发展日星月易,科技水平的不断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一方面能够较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从而增加消费主体的数量和消费量,使信用消费的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提高了银行开展零售业务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零售业务面临的问题
1、零售业务的产品种类较少
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产品种类还较少。发达国家银行我们可以称之为“全能银行”,尤其是投资业务、中间业务更为发达,其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然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产品开发具有盲目性大、模仿性强的缺陷,很多金融产品的运营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产品种类少、形式少、技术含量低。
2、业务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较低,服务质量不高
目前,商业银行的服务渠道仍以柜台业务为主,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滞后,服务质量不尽人意。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为提高竞争力纷纷加快了营业网点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商业银行在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排队问题的长期存在,对一些不熟悉银行业务办理手续人的指引工作不够,再有零售业务产品的创新力度不够。
二、江苏宜兴地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竞争力调查
(一)概况
江苏宜兴位于太湖沿岸,是一座具有活力的县级城市,近年来随着全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宜兴这座太湖西线第一城的经济也得到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该地区商业银行分布相对集中,竞争激烈。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近几年多家股份制银行相继进驻宜兴,到目前为止加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该地区的商业银行共有12家,尚无外资银行。
(二)实例的比较分析
1、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零售业务上的优势
(1)与零售业务客户的关系上具有一定优势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分散的个体经营者、中小企业因为有着体制、机制、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成为富有活力和具有竞争力的潜力群体,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位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大有空间。从2007年到目前为止,宜兴市已有上市企业12家,其中境外上市11家、境内上市1家,由此可见,县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小企业市场广阔。
(2)具有与客户联系密切,熟悉客户信贷与经营状况的优势
与具有强大市场功能的国有商业银行相比,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迅速,与长期的合作中对刻画经营状况的了解,信息相对对称有关。大银行因为经营需要,地方分支机构经理经常调换而降低对地方企业了解程度,或了解经营情况,难向其上级机构传递经营信息,使其对地方企业的联系相对较弱。导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服务方面产生差距。而消费者为什么倾向于选择股份制商业银行办理业务,表1中的数据显示:在客户心中,后起之秀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服务态度,办理业务效率等方面都比国有商业银行更具有竞争优势,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柜员大多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活力也能感染客户,相较于国有商业银行中柜面上的老员工,虽然办理业务时会比较熟练,但是态度比较冷漠客户更愿意选择去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且,在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大厅经常会有排长队的现象,再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职员会给顾客更多放入介绍一些理财产品,让客户更好地了解金融商品。客户选择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理由,如表1所示。
(3)中小商业银行具有经营灵活,决策效率高的优势
相较国有商业银行,中小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决策层较少,业务相对集中,决策效率高,业务调整快,可以为企业推出更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种类,如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信息调研、结算便利等。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因此吸引客户,扩大市场份额,带来可观的非利息收入。股份制商业银行采取灵活服务体系,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设计金融产品,依照市场需求灵活调整,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提升银行竞争力。
2、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零售业务上的劣势
(1)在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上劣势明显
相比较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言,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资产状况上看,截止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仍在50%左右,而存款总量仍然保持在60%以上。聪慧银行网点上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网点遍布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收经营地域的限制,经营范围较小。开展零售业务时,市场拓展的空间有限无法与大银行抗衡。
(2)进驻时间较晚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进驻县级城市较早,拥有了一大片较为稳固的大客户,出于熟悉度和情感因素,这些大客户不会转而去选择后来进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三、启示与思考
(一)不断创新,加快零售业务产品的研发
国有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要坚持不断创新,要加快零售业务产品的研发,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加快产品研发将是银行零售业务发展的主题,此外,银行在加快产品研发的同时,还要注意对金融产品生命周期的研究,开发一揽子金融产品来提高新产品的吸引力,银行通过不断地创新,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银行的整体竞争力。表2显示了抽样调查的客户对银行推出新产品抱有的态度,完全不感兴趣的只占22%,银行可以抓住剩下78%的客户,推销新产品。客户对银行新产品的兴趣调查,如表2所示。
(二)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
争创一流的服务水平,以赢得更多的客户,提高服务质量的过程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严格的管理相结合的过程,要对银行职员进行专业培训,使他们都能熟练地掌握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服务手段,大力推广以旧带新,老员工对年轻的新员工传授熟练的业务操作。
(三)优化营业网点布局
打破过去按行政区设置营收网点的做法,结合本市,本行的实际,按照经济区划和经济效益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适当撤一批,建一批,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在繁华的闹市区、城郊区新建、改建一批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的高标准营收网点。实践证明,外部装潢精美、室内窗明几净的营收网点,不仅是银行经济实力的象征,而且给客户带来安全感、舒适感、认同感,能有力促进业务发展。
四、结束语
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界的领头羊,正接受着来自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中还要面临外资银行的挑战。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监管指标的刚性化,占据银行绝大部分资产的传统贷款业务的盈利能力逐渐受限。因此,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调整业务结构,发展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网站[DB/OL].
2、叶滨.国内中小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现状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14).
3、曹彤.财富管理: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战略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09(5).
关键词: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模式;管理效果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9-0063-05
一、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模式
对于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现行的流动性管理模式,国内极少有学者对其进行归类与界定,仅有部分实践工作者针对中小股份制银行的资金运作特征提出了以下两种说法。
1.负债管理模式
1999年,崔晓峰提出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模式应属负债管理模式。[1]负债管理模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指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来保持银行的流动性,负债管理具有主动而灵活的特点,可摆脱存款数额限制、适应资产规模扩张和日益增大的贷款需求,从而增加资产,增加银行的收益。崔晓峰认为,中小股份制银行近年来主动负债占比不断上升,突破存款来源的限制,以多渠道的借入资金来满足规模的高速扩张并保持银行一定的流动性,从中小股份制银行这种频繁以借入资金来满足资产扩张和中央银行流动性监管需要的资金运作模式来看,形式上与负债管理模式相吻合,故将其归为流动性负债管理模式。
2.负债管理与资产管理割裂模式
2005年,光大银行的薛宏立、吴莉芳指出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模式应属“资产-负债管理割裂模式”。[2]事实上,中小股份制银行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都在进行,但两种管理并不全面与不协调,比如说资产管理只强调“贷款至上”、“规模至上”;而负债管理只考虑“拉存款”,忽略资金来源的期限搭配,主动负债只强调资金需求的短期性满足,而不考虑融资成本,常常造成利润倒挂。在两者的协调程度上,如果要谈缺口管理的话,则仅仅是量上达到粗略的匹配,即以负债增长作为发展业务的支撑。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笔者更同意后者。因为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模式仅仅是形式上与负债管理模式相象,在实际内容上仍有较大的差距,因为成熟的负债管理对资金来源的筹资渠道、成本控制都有科学的计划和预测。而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目前资金运作的特点只是单纯为了追求规模扩张而形成的,由于意识的薄弱和管理能力的低下,流动性管理长期以来处于从属位置,忽略对资金来源结构进行合理的配置,在渠道管理和成本控制上并不到位,同时因非计划的融资成本较高,对自身的盈利也造成不利影响。如要将其归类,则资产负债管理割裂模式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其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不足与欠缺。
二、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的效果
1.资金来源结构及资产配置失衡
近年来,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①是国内银行业中规模增长速度的领头羊,1999-2006年资产规模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5%,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期的增长率仅为19%,整个银行业的平均增幅为18%,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增速高于整体银行业17个百分点。但在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中小股份制银行的扩张模式极其粗放,单纯追求高盈利、高扩张速度导致各项资金来源结构以及资产配置发生失衡,表1为近7年来我国9家中小股份制银行资产、负债及自有资金规模增长情况对比。
表1 1999-2006年度中小股份制银行各类资产、负债及自有资金增长情况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1999-2006年9家中小股份制银行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年份《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从流动性管理的角度分析,表1中的各项资产、负债及自有资金增长趋势对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会造成较大的压力。9家中小股份制银行总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4.90%,同期资金来源中流动负债年均增长率为40.44%,长期负债年均增长率为38.07%,自有资金年均增长率18.80%,这表明对资产规模高速扩张贡献度最大的是稳定性最差的短期负债,长期负债次之,自有资金最差。如果中小股份制银行继续保持这种资金来源筹集方式,必然会引起流动性危机。另一方面,在资产的配置上,短期资产年均增长率为33.79%,长期资产年均增长率达42.30%,表明中小中小股份制银行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了变现能力差的长期资产。
以上财务数据所显示的增长趋势实际上是源于中小股份制银行“资产推动型”扩张模式,过去几年里,中小股份制银行为了追求高盈利和高速的扩张速度,把经营重心放在资产扩张上,没有以稳健经营为原则根据资金来源的结构配置资产,各项贷款尤其是高盈利的中长期项目贷款投放量连年增长。[3]同时,资金来源增长仅仅为了适应资产的增长,因此在管理资金来源时比较混乱,导致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常常捉襟见肘,当存量的资金来源无法满足资产方扩张产生的流动性需求时,银行只能被动地以高成本筹集资金,并且无法主动选择和搭配资金来源期限。而事实表明,中小股份制银行更多是临时吸收机构客户的活期存款或求助于货币市场的短期资金来源,个别银行甚至将融入的短期资金用于中长期债券投资或者发放贷款,短债长借的资产负债错配矛盾非常突出。当资产的质量下降并且形成坏账时,银行便会面临支付危机,甚至演变为挤兑。
2.存款批发性经营取向导致存款波动及结构失衡
近年来,虽然中小股份制银行存款的平均增幅达到了35%,但由于中小股份制银行批发性的存款经营倾向导致存款结构严重失衡。众所周知,存款是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各类存款的占比情况及其对流动性的影响。存款按不同分类方法可分为:机构存款和储蓄存款、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属于零售业务,虽然风险分散,但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及硬件资源。就目前而言,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无论是营销网络还是资金实力都无法与国有商业银行媲美,因此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在储蓄存款市场上占用大量份额,导致中小股份制银行储蓄存款上升速度较慢,甚至有萎缩趋势,因此,在早期的扩张阶段中小股份制银行要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资金来源,在存款业务经营上倾向于走批发性经营道路,导致在存款结构上中小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机构存款占比大大高于储蓄存款占比的失衡现象(见表2)。
表2 机构存款、储蓄存款结构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2000-2005年9家中小股份制银行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年份《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另外一个存款结构失衡的方面就是期限上的失衡,短期存款即易变存款占比大大高于长期存款,如表3。存款在期限上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也是源于批发性的经营取向,由于机构客户的经营行为所致,要求资金高速运转,不会保留大量闲置资金,因此来自于企业的资金以活期存款居多。
表3短期存款、长期存款结构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2000-2005年各中小中小股份制银行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年份《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3.整体资产弹性偏低
按照流动性强弱分类,银行的资产可分为一级储备(现金及等价物)、二级储备(短期证券,票据等)、三级储备(短期贷款)以及变现能力较差的中长期贷款和长期投资,由于二级储备在银行产生流动性需求时较易转化为一级储备,故将其定义为弹性资产,而将贷款和长期投资定义为刚性资产。[4]由于二级储备兼具流动性和收益性,因此银行可通过持有二级储备来平衡内部风险与收益。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发展滞后,银行运用资金渠道单一,而规模扩张的压力致使中小股份制银行只能选择以信贷扩张为主的发展途径。
表4 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资产结构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2000-2005年各中小股份制银行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年份《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对各类资产的持有比例呈两头大中间小的状态,非盈利性的一级储备和变现弹性差的贷款持有比例较大,而二级储备持有比例少,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中逐步出现可供投资的金融产品,如证券回购、可流通的国债、公司债等,以及中小股份制银行自身的增强资产弹性的意识增强,中小股份制银行已逐步以二级储备代替一级储备,一级储备持有量呈下降趋势,而二级储备持有量逐年上升,到2004年两者比例已基本相当,但该比例与国外银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国外银行的数据看,二级储备的持有比例达总资产的25%,现金仅为10% 。而在信贷资产方面,由于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仍无法满足中小股份制银行的扩张需要,因此银行只能选择以信贷扩张为主的增长模式,导致贷款以高于资产扩张的速度增长,占比逐年上升,2004年已超过了总资产的50%,且以中长期贷款居多。由于贷款为刚性资产,在到期之前难以在市场上流通,故贷款占比高的银行资产弹性低,给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带来较大的难度,一旦存款人集中提存或贷款承诺集中兑现,银行便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在短时间内使足够的资产变现,无法在急需头寸时及时抽出,在应付流动性危时存在更大的困难,流动性风险较大。
4.资本充足率急速下降
由于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的资本补足机制不健全,在资产总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资本金的增长速度远远滞后于资产总规模的增长速度,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资本金率平均资本金率由1998年的6.94%下降至2003年的3.01%,甚至有部分银行如广发行、兴业银行的资本金绝对量也呈下降趋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是衡量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自有资金不存在偿付压力,是最稳定的资金来源,资本金率过低不但会使账面上的流动性降低,更严重的是由于资金实力的下降,降低银行的信誉度,影响银行进一步筹资能力,管理借入流动性也存在困难。
三、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滞后的原因分析
1.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银行信贷融资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这为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提供了一个规模迅速扩张空间。但同时这样的经济基础也使中小股份制银行盲目顺应信贷扩张、经营重心过分倾向于信贷业务,更严重的是忽略自身资金实力发放贷款成为了普遍现象,在稳定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中小股份制银行便在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寻求短期资金来源,或者临时吸收大机构客户的活期存款,以支持资产规模的高速扩张,故可以说我国以信贷融资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背景是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现况的宏观基础。
2.中央银行缺乏弹性的流动性比例管理
我国对银行业的流动性管理一向是宏观监管大于微观管理,以固定不变的流动性比例作为商业银行日常的执行指标,过分强调中央银行的监管,银行只是在现金总量上被动地适应央行准备金的要求。这种缺乏弹性的流动性比例管理是中小股份制银行实行流动性负债管理的另一基础。由于中央银行对所有银行执行的是同一准备金比例(虽然2004年央行开始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但亦只有7%和7.5%两个执行标准,差别化程度仍不高),无法适应微观主体现金流的变动趋势,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储备资金与其经营的实际储备需求量存在较大偏差。另一方面,准备金率同时又是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在经济过热或萧条时通过提高或降低准备金率帮助经济恢复均衡,所以一旦央行出于调整经济的宏观需要提高准备金率,那么一向弹性资产持有量偏小的中小股份制银行不会选择采取变卖资产这种方式,而会在短期资金市场融入临时性资金满足流动性宏观监管的需要。这便逐步使中小股份制银行形成了通过调整负债结构来满足流动性管理的习惯。
3.银行流动性整体富余与局部不足共存
由于我国银行长期存在着流动性整体富余而局部不足的予盾,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富余和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不足共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等融资工具,流动性充足,长期充当资金融出者,而中小股份制银行是资金融入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几年来都是单向地向外放出资金,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则是市场上最大的资金需求者。在国有银行充足流动性面前,中小股份制银行认为在任何需要资金的时候都能无限量地借到流动性资金,而前几年在中小股份制银行规模尚小时,从市场融入的流动性的确能满足中小股份制银行的扩张需要,这便是中小股份制银行频繁涉足同业拆借市场与回购市场筹集短期资金行为形成的市场基础。
四、改善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建议
优化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持,从当前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所需要的环境来看,可以考虑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
1.中小股份制银行应强化自身流动性管理的建设
中小股份制银行在微观环境的优化工作上,除了摈弃“规模至上”的粗放式扩张经营理念,强化流动性管理的自主意识外,还必须将流动性管理落实到日常管理工作的日程上来。具体工作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建立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经常性、流动性、主导性管理,并不定期对银行的流动性进行深入研究,以确保策略不断改进、优化。二是建立业务层面的日常管理操作机构,通常以基层部门为日常管理的主体,确保在日常操作中能够及时掌握信息,并通过信息平台进行综合监测、反馈和调控。三是建立流动性波动监测反馈系统。开发流动性管理信息系统,对流动性需求的预测、监控和预警,把流动性风险管理纳入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逐步形成新型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和流动性安全保障机制。四要完善流动性风险的控制和处理机制,提高避险能力。一旦出现风险,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补救,尽量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2.监管机构
在流动性监管环境的优化上,首先必须重置中央银行在银行流动性管理工作上的位置,这是优化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环境的体制保证。流动性管理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建立协调统一的流动性管理机制是防范风险提高效益的经营需要。过去过分强调宏观监管,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目标不一致常常使到商业银行流动性短缺和流动性过剩交替出现,流动资产持有量始终难以在合理区间内波动。因此,中央银行任务在于为健全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创造条件,培育微观主体进行流动性管理的自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支付风险产生的源头。
其次是完善流动性监管体系。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包括准备金制度和流动性指标,虽然差别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和新出台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指标(试行)》进一步完整了流动性监管体系,但仍然无法摆脱“一刀切”和“硬性指标过多”的监管弊病。欧美国家的流动性监管多侧重于指导性,硬性的指标规定较少。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其所制定的骆驼群评级制度中,具体评估因素和评级标准均是定性的,没有定量的要求。英国和加拿大银行监管当局对于流动性的监管,也没有正式的比率或指标。因为不同的银行有各自的发展模式、风险偏好和盈利目标,因此使银行达到盈利性和流动性统一的流动资产水平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家银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流动性需求也存在区别,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不宜过细过死,目前可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逐步简化流动性考核指标,待商业银行强化流动性管理意识和能力后,再根据货币政策的需要将指令性监管改为指导性监管。
3.市场环境优化
目前,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流动性优化的目标主要是提高资产流动性及进行融资渠道及成本管理,这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完善与否。一方面,货币市场是商业银行进行日常流动性管理的主要场所,当流动性需求增加时通过货币市场变卖短期债券或借入短期资金增加流动性供给;当流动性需求减少、出现多余头寸时,又在货币市场上投资于短期金融工具,获取盈利。因此,货币市场的成熟度决定了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状态。加快货币市场发展,可为银行流动性管理创造市场环境。目前我国的货币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和回购市场,从市场主体构成和架构上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市场交易工具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发展我国货币市场的关键是大力发展和丰富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如加快商业银行大额存单的发行;扩大证券回购种类,允许商业银行运用多种证券的再回购协议,调剂头寸;放宽同业拆借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根据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需要自主决定拆入拆出资金的数量等。而另一渠道则是降低信贷资产比重,实现这一目标的低成本途径是资产的证券化,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已进入试点阶段,下一步则要着重培育二级市场,为中小股份制银行改善资产弹性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 崔晓峰.我国股份制银行资产负债流动性管理[J].南方金融,1999,(10) .
[2] 薛宏立,吴莉芳.资产负债组合管理:提高银行整体盈利能力[N].上海证券报,2005-09-02.
【关键词】 商业银行 DEA 成本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效率
一、引言
金融行业的高效运行是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体系高效经营会促进整体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如何提高银行业的效益日益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金融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中国银行业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中国的银行体系为统一的银行制度,银行的设置完全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时扮演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角色,其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政府职能方面,因此人们对银行效率的问题关注很少。1978年至1984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我国二元银行体系建立的阶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大专业银行逐步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198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只专门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1985年至2002年是第三阶段,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新分离出来的四大专业银行既执行政策性业务又执行商业性业务,处于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不分的状态,这种模式存在着很多制度性和经营性的问题,极大地降低了四大银行的经营效率。在此期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于1994年成立,用于独立承担相关的国家政策性业务,并于1999年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来处理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这些改革方案的实施使得四大专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了大幅改善,国有银行业基本上完成了商业化改革,至此,银行业的效率问题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关注。2003年至2011年是第四阶段,即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阶段。自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国有银行一直沿用着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面对自身发展的瓶颈和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也被逐步提上日程。2003年,国资委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大大提高了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2005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上市,基本实现了股份制改革。这也意味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效益最大化将是其管理层追求的最终目标,从而银行经营绩效的问题就越来越受到关注,对银行效率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大致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五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于2006年成为了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各个城市商业银行。本文选取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信息来自财经网站和《金融年鉴》,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选取了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十一家,不包含渤海银行)作为样本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问题,并且对两种不同所有制的商业银行进行差异性分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点原因:第一,从样本选择的角度看,政策性银行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盈利与经济效率并不是其主要目标,另外,城市商业银行目前的总体规模较小,且制度方面有待完善,总体样本中剔除了这两类银行的数据;第二,大型商业银行占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很大比重,并且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对于商业银行效率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当年五大行的净利润合计为7813亿元。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1.24万亿元,其中五大行占了全行业63%的份额。这意味着尽管在2012年面临降息政策、利率市场化和经济下滑等诸多挑战,但国有商业银行仍保持着较高的盈利能力。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究竟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措施来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总绩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致力于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
银行效率的测度指标最早是由Farrell(1957)提出的。他将银行的综合效率(又称成本效率)分解为两部分:技术效率反映给定投入时银行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反映给定投入要素价格时银行以适当比例使用各项投入的能力。
银行效率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研究的是相对效率,在n个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中,运用最优线性规划技术确定效率前沿面,然后测算每个DMU对效率前沿的偏离,偏离越大意味着效率越低。DEA有两个基本模型:Charnes、Cooper、Rhodes(1978)提出固定规模报酬假定下的CCR模型,测算银行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Banker、Charnes、Cooper(1984)在放松了固定规模报酬的假定下提出了更为严谨的BCC模型,进一步将CCR模型中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各个效率指标之间的关系为:
成本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
假定有n个DMU,每个DMU有m种投入、p种产出。 (x1j,x2j,……xmj)是第j个DMU的投入向量,(y1j,y2j,……ypj)是第j个DMU的产出向量,由投入导向的DEA求解第j个DMU的效率值(DEA模型可以采用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投入导向指产出一定时实现投入最小化;产出导向指投入一定时实现产出最大化,本质上两种导向方式相同,但考虑到投入是基本决策变量更易控制,因而一般的银行效率研究均采用投入导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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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0;vi>0;i=1,2,3……m;r=1,2,3……p;j=1,2,3……n
其中ur,Vi分别表示第r项产出和第i项投入的加权系数,所有投入产出项均获得正的权重;Uj是规模报酬指标,用于判断DMU是处于规模报酬递增还是递减状态;hj是第j个DMU技术效率值,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表示效率越高,等于1时说明该DMU在样本中处于效率前沿面上。
Fukuyama、Matousek(2011)运用两阶段DEA方法分析了1991年至2007年土耳其银行业的效率,将银行经营分为初始投入、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并采用Bootstrap回归分析了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国内的银行绩效研究中,张健华(2003)利用DEA第一次对我国三类商业银行1997年至2001年的效率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论证了我国银行体系中最具活力、效率最高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务范围限制在单一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周逢民(2010)基于两阶段关联DEA模型评价商业银行效率,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无效主要是由资金运营阶段的经营无效引起的。
三、实证分析
1、数据和指标选取
我国商业银行从2003年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效率问题正式提上议程。本文选取了十六家商业银行2004—2012年的数据进行绩效分析,其中包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这十六家银行均为全国性的银行,相似的外部经营环境更能满足DEA方法要求的同质性。样本数据取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DEA方法的关键在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投入产出的定义方法一般有三种: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生产法将银行视为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将存款账户数和贷款笔数视为产出,将劳动力、资本视为投入;中介法和资产法都将银行视为中介,两者的区别在于资产法只将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作为产出,存款作为负债记为投入。现有文献中,银行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并无一致标准。Fukuyama、Matousek(2011)采用了生产法和中介法,张健华(2003)与王锦慧、蓝发钦(2008)采用了资产法和中介法。
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了综合表现两大业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本文结合资产法和中介法,选取存款量和员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结合我国银行实际,固定资产占银行存款的比例相当小,故没将固定资产纳入投入指标),贷款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存贷款指标主要用于体现传统业务,考虑到银行还利用人力资源进行大量服务性的中间业务,员工人数和净利润则部分用于刻画银行的中间业务,这种设定使得银行绩效的评价更具有综合性。运用DEA计算成本效率需要各项投入指标的价格,本文用利息支出/存款总额作为存款的价格,营业费用/员工人数作为员工的价格。实际意义上的员工费用是员工工资以及各项员工福利支出之和,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用营业费用代替员工支出。
为节约篇幅,仅列出2012年商业银行整体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1中可看出:各项投入、产出指标的标准差相对于均值来说相当大,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有银行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规模的差距很大,各个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别也表明了这一点。
2、银行效率估计结果
运用DEAP2.0软件求解DEA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列出2012年各银行的效率值(见表2)。
(1)我国商业银行2004—2012年总效率平均值的变动情况分析。由表3可知,从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效率基本呈上升趋势。银行股份制改革使得产权更加分明,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从而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成本效率有轻微的下降,但银行总体效率下降幅度不明显,说明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四万亿救市政策等等)是十分有效的,银行经营未受到大幅度的影响。随着2009—2012年整体经济的复苏,商业银行的绩效也逐渐平稳上升。
由图1可知,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同时决定了总成本效率的高低。2006—2008年银行体系的配置效率高于技术效率,而样本期间其他年份的技术效率均高于配置效率,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效率,在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方面都存在改进的空间,银行不仅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要优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
(2)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分析。如图2、图3和图4所示,样本期间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说明在投入产出的技术层面以及投入要素的合理搭配上,股份制银行的表现均优于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虽然从2003年起实施了股份制改革,但国家仍然通过持有大部分的股份,对银行保有绝对控制权,比较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具有自主性,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政府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和支持力度更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下降,而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则无下降趋势,这与政府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发挥着绝对主导性作用,市场份额高达70%,国有银行信贷是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弥补政府财政资金短缺的主要渠道,辅证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为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给予的大力政策支持。
由图5和图6可知,国有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2008年中期有相交部分,而规模效率则低于股份制银行,说明造成国有银行技术效率劣势的原因在于规模效率劣势。虽然扩增规模是银行占据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的有效方式,若银行的管理技术没跟进,过大的规模则会造成管理上的无效。由图7可知,以存款衡量银行的整体规模,2012年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占样本总额的22%,五大国有银行占据了78%,其中工商银行的规模最大,占2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在样本区间内趋近于1,处于相对有效的位置,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应针对其超大的规模采取更加合理完善的经营管理方式,从而促进其效率的改进。
3、银行的规模报酬状态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分析
商业银行的规模报酬状态会影响银行的经营效率,在计算银行效率的同时,本文也对2004—2012年各银行所处的规模报酬状态进行了分析。如表4所示,样本期间内,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理论上来说适当减少银行的整体规模会改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我国银行体系资源分配不均,国有商业银行占了大比例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规模报酬递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起步晚、规模小,长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间合理分配金融资源是提升银行总体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经营效率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自2003年实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来,我国银行业总体效率保持上升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银行效率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由于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大力支持,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并无显著下降,反而小幅上升,相比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更大;要提高银行总成本效率,不仅要提升以低成本获得高产出的技术,而且需进一步优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除了PTE之外,股份制银行的CE、AE、TE、SE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表明产权制度对我国银行的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另外,通过对SE的实证分析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因此不断提升银行的TE和AE,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制度,合理分配金融资源,适当增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是提高我国银行体系总效率的有效途径。
(注:项目:“开发性金融创新模式、效率评价与风险管控研究”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项目(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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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 商业银行 DEA 金融效率
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追求的目标。金融服务业的金融效率涉及到金融机构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况,以及各项资源作用于经济的程度,突出反映在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上。作为国际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直接传导部门,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率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它的投入和产出体现出来。从长远来看,银行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效率。因此,评价银行效率的高低不仅体现了自身的运行效率,而且对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都至关重要。将上海建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代表我国金融发展趋势和方向。因此,对上海地区金融行业效率的分析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意义都显得非常重要。
基于银行效率研究综述
国外银行效率测度的方法主要采用前沿分析法,根据前沿分析法本身所假设的前提不同,分为参数分析法和非参数分析法。参数分析法通过利用统计分析技术确定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未知参数,继而构造出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非参数方法基于1957年Farell提出的前沿函数思想,利用现行规划等方法,无需确定具体的生产函数的形式,而是通过测度具有同质投入产出组合找出哪些组合位于生产前沿面的相对而言有效的点。本文使用了DEA非参数法,它对效率前沿的结构设定很少,只要求凸性技术假定即所有现有技术此现行组合都是可行的,并不要求假定所有个体都面临相同的未知的生产技术。
国外对银行效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Athadeff(1954)是最早演剧银行规模与效率关系的学者之一,通过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10家银行1938-1950年的相关数据,得出银行业存在产出规模效率递增和成本规模效率递减的特征。Casuetal(1999)使用非参数DEA方法,对1993-1997年间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银行的生产效率是否有所提高和收敛于同一前沿进行研究,同时使用T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欧洲银行效率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效率收敛于一点,但是欧盟单一市场计划对银行效率水平提高还是有一定作用,城市化和赢利效率之间是正相关的。没有证据表明平均资本充足率(E/TA)和平均资本回报率(ROAE)能解释银行效率水平的变化。Wei-KangWang等人(2005)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他们利用DEA技术下的五种模型(包括CCR、BBC、SMB、FDH以及Bilateral模型)评价了中国16家银行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还对商业银行最具生产力的规模大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的效率通常高于规模较大的银行。
国内对银行效率的定量分析起步较晚。近年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利用各种效率分析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分析。张健华(2003)使用DEA的基本模型和改进模型,对我国三类商业银行(国有、股份制和地方商业银行)1997-2001年的效率状况作了全面分析,模型以股本、固定资产和各项支出三种为投入,以存款、贷款和税前利润总额三种为产出,测度了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效率值,计算我国银行业的规模效率。刘飞(2007)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金融效率进行评价,测度了各省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效率及金融业各项投入指标的相对有效度,并对各大区域的金融效率有关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洪倩倩(2011)在金融效率理论的研究框架下,首先界定金融效率的涵义,然后运用DEA模型对宁波市商业银行的金融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宁波银行业总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
上海商业银行金融效率分析
(一)DEA模型
DEA方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查尼斯和库珀等学者于1978年在“相对效率评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将决策单元(DMU)投影到DEA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方法衍生了多种评价模型,本文选择用了基于投入的评价DMU总技术效率的CCR模型,以及评价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BCC模型。
1.CCR模型。其中CCR模型是最基本的DEA评价模型,其原理为:假设有n家银行(决策单元),每家银行都有m个投入变量(输入)和s个产出变量(输出)。
其中xi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量;yr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入的投入量。以第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再应用Charnes-Cooper变化和线性规划对偶理论后,最终得到CCR模型如下:
其中S +和S -为输入和输出松弛变量,其含义分别为投入冗余值和产出不足值。
根据DEA原理,判断决策单元是否DEA有效的方法如下:当θ=1且S -=S +=0决策单元DMU0为DEA有效,即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原投入X0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Y0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Y0已达到最优;当θ=1且S -,S +>0,决策单元DMU0为弱DEA有效,表明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对于X0可减少S +而保持原产出Y0不变,或在投入X0不变的情况下可将产出提高S +;当θ
2.BCC模型。技术效率(TE)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用公式表示即为:TE=PTE*SE。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可通过可变规模报酬(VRS)情况下的效率估计模型(BCC模型)得到。BCC模型如下:
BBC模型用来测度的是当规模报酬可变时,被考察企业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规模效率衡量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前沿与规模报酬可变的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即纯技术效率PTE(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其经济含义为:当σ=1时,DMU0为弱DEA有效;当σ=1且S -=S +=0,DMU0为DEA有效。
规模效率SE(Scale Efciency)反映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前沿与规模收益可变的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银行的规模效率等于该银行的总技术效率与其纯技术效率的比值。
(二)样本的选择与指标的设置
本文选取的样本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6至2010年,数据来自于2007年至2011年出版的《上海金融年鉴》。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投入产出的定义通常有三种:生产法(production approach)将银行视为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存款账户数和贷款笔数等均视为其产出,投入为资本和劳动力,中介法(intermediate approach)视银行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机构;资产法(asset approach)也视银行为金融中介者,但只有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才作为其产出,存款作为负债不计入产出。银行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机构的人力及智力资源,将很大程度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模型的输入变量具有合理性。从宏观来看,银行作为一个社会资金的中介者,其吸收和放出的贷款代表了中介的规模,反映出银行社会效益的大小,银行的产出就是其贷款和存款的量。三种定义各有利弊,综合以往研究的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中介法和资产法相结合的方式, DEA模型的输入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输出指标包括存款(各项存款总额)、贷款(各项贷款总额)两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DEAP Version2.1软件求解有关的线性规划问题,分别计算上海14家商业银行2006-2010年的总平均、14家商业银行各自的效率、四大国有银行平均以及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首先本文先列出上海地区商业银行2006-2010年期间效率总体状况,分析所选取样本的银行效率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实证结果可得出: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地区银行业总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从整体上来看,上海地区所选的14个样本银行在产出一定情况下有效利用投入要素的能力在不断上升,规模效率相对比较稳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长的趋势较明显,这说明上海地区银行业在利用技术的效率上提高比较明显。但也很明显,总的技术效率未达到1,即没有处于DEA有效前沿上,这说明,上海地区所选银行业总的技术效率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分析完上海银行业总体效率状况与特征后,再具体分析所选14家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状况与特征。将14家商业银行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测算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
根据各银行2006年至2010年技术效率,笔者对这14家商业银行进行了效率排名,并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从效率排名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总体上好于国有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排名大多占据后位,其中中国建设银行的排名是四大国有银行中排名最靠前,是表现最好的一家银行。股份制银行的排名相对靠前,这说明从总体上看,这10家股份制银行的技术效率要优于四大国有银行。第二,从这10家股份制银行的排名上看,股份制银行内部的排名差距也较大,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的排名相对靠后,表现不尽如人意,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的排名比较靠前,表现较好,这说明股份制银行之间,技术效率的差距也很明显,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的技术效率较高。
最后对国有银行与股份银行效率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5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对比来看,在整个样本区间,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纯技术效率都要明显优于四大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与股份制银行存在差距。在平均纯技术效率方面,2006年、2007年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比股份制银行的效率要高,但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三年股份制银行的纯技术效率提高较大,进步很明显,并且已超过四大国有银行,这说明股份制银行在纯技术方面,其利用的效率较高,四大国有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变化不大,相对较稳定,进步不明显。
从图1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在2004-2007年间总体上来说高于国有银行。从2006年至2009年,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的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到2010年,其平均技术效率都趋于下降。较为明显的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值都没有达到1,说明这两种类型的银行的技术效率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从图2的走势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平均纯技术效率一直呈增长趋势,其中在2008年至2009年间,其纯技术效率的进步提高较大,增长明显,2009年至2010年间,其纯技术效率趋于稳定。另外,国有银行的平均纯技术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总体来看,国有银行的纯技术效率进步不大,说明国有银行在纯技术的利用与提高上面进步很小。
从图3来看,国有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要低于股份制银行,从2006年至2009年间,国有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提高较大,相反,股份制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进步较小,相对比较稳定,这说明在这段样本区间,国有银行在规模扩张方面提高较大,分支机构增加较多,但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则没有明显的扩张趋势。但从2009年至2010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都出现下降。
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从2006年至2010年间上海地区14家商业银行的效率发展状况,利用DEA模型评估比较了这段样本期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研究发现:第一,所选的14家银行的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上海地区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在逐步提高,金融发展状况良好,但仍有进一步发展与进步的空间。第二,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对比来看,股份制银行的金融效率要比国有银行高,这说明从总体上来说,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要比股份制银行差,两者存在一定的差距。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技术效率方面差距不大,所以两者的效率差距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方面,说明国有银行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与其经营规模匹配得不好,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说明他们的经营规模过大,造成总效率的损失,没有产生规模收益。而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效率损失来自于规模较小。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今后的改革中,应注重在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过程中,努力提高技术效率的进步,比如高新技术、金融产品的开发及其成果的运用推广,特别是电脑、通讯等高科技成果在银行中的运用,以提高银行的运作效率,提高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是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国有银行在员工的使用上应努力提高银行员工的知识结构水平。另外,提高国有银行的规模效率也十分重要。最后,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开放、透明的经营和适度的竞争对确保金融系统有效运行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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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商业银行范畴
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衡量标准不同,其共同特点在于资本金少,业务范围狭窄,服务对象集中,地域性突出。以资本额为衡量标准,美国二战以前10万美元以下,二战以后2亿美元以下的商业银行及互助储蓄银行、信用社均属于此列。在我国,对中小商业银行没有统一的定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其余都是中小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就股权结构而言,又可分为两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合作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10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11家城市商业银行,合作制商业银行包括3000多家城市信用社和四万多家农村信用社。(数据截至2001年末)
二、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现状
截至2001年末,中小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3.27万亿元,占全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21.57%;存款总额2.54万亿元,占全国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20.86%;贷款总额1.67万亿元,占全国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9.35%。中小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从中小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比较,与外资银行的比较来看中小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比较优劣势。
(一)中小商业银行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比较:
1、与国有商业银行比较的劣势:
(1)从市场格局上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存款、贷款占据了市场80%左右的份额,中国银行业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具备强大的零售银行业务的能力,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截至1999年末,四大商业银行在全国共设立网点140110个,而十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只有网点4276个,且网点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
(2)四大商业银行有国家作为后盾,有补充资本金的机制,比如1998年国家通过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来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而中小商业银行就没有这项优惠政策,除四家上市公司以外,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大都只能通过私募扩股、留存收益、股东以部分红利转注等渠道补充资本金。中小商业银行资本金偏少,限制了业务的拓展,而增资扩股渠道的制约,导致部分中小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困难,发展速度缓慢,存在发展后劲上的差距。
(3)信用机制上的差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完全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而中小商业银行却没有这个条件。
(4)处理不良资产的差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可将自身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而中小商业银行则没有这个条件。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截至2002年9月30日,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处置不良资产2323亿元。
2、与国有商业银行比较的优势:
(1)从经营机制上看,四大商业银行仍未转化为真正的商业银行,缺乏追求利润的冲动,而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灵活,有较强的追求利润的冲动。
(2)从历史包袱来看,四大商业银行有较重的历史包袱,冗员较多,不良资产较大,而中小商业银行则是轻装上阵,没有什么历史包袱。
(3)与四大相比,中小商业银行规模较小,资产负债率比较低,资本充足率较高,由于实行股份制,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员工的积极性较高,易于采纳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和技术。
(二)中小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比较:
1、与外资银行比较的劣势:
(1)外资银行经营资金实力雄厚,我国营业额最大的工商银行在1999年也只能在世界银行界排第27位,营业额只有排第一位的德意志银行的三成多。外资银行机制灵活,有先进的营销技术和超前的服务观念,良好的信誉,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
(2)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基本上都建立了全球清算系统和全球客户服务系统,全球范围内的资金往来当日即可完成。同时,外资银行在电子化、网络化发展上拥有技术资金上的优势。
(3)外资银行拥有较大的人才优势。一方面,外资银行拥有许多在国际金融市场从事多年金融业务的金融人才;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可以利用委以重任、高薪和出国、员工持股、期权持股等优厚条件挖走国内银行的优秀人才;第三,外资银行还非常注重员工的培训工作,以及有具吸引力的激励机制。
(4)中小商业银行网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外资银行的业务也将集中在中心城市,地域范围会与中小商业银行重叠,双方的竞争更直接。
(5)外资银行目前还享受一些超国民待遇,包括:外资银行所得税率为15%,且有“两免三减”的优惠,而中小商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33%。
(6)外资银行多为综合性商业银行,许多创新的金融业务不需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而中小商业银行任何新业务都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
2、与外资银行比较的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病急不能乱投医”一文中了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郎教授认为银行的经营利润和股权结构没有显著关系,他说“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法制和改革的一个课题,和产权结构无关,也和监管无关”。他还说,“我们的结论是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因此我们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商行的必要性”。当前在改革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强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需要通过股权多元化达到清晰产权进而建立制度的目标,显然,郎教授的判断与经济学主流针锋相对。无论如何,我都非常钦佩郎教授的反潮流精神。
全世界大部分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分类,只要国家控股的比例低于50%就称之为民营银行。因此在许多学术刊物上把银行上市称为民营化。银行上市过程就是产权多元化的过程,只有实现了产权多元化才有条件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依然保持着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就很难实现政企分开,很难在金融机构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最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争取上市,吸收民间和海外资本等等都是为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的股权结构。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局从19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系统调查了107个国家的银行。截止2000年底,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这个比重在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国有银行的比重持续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从40%下降为20%,在发展中国家由60%下降为40%。国有银行比重最高的国家有中国、东南亚和前苏联国家。如果不包括转型国家,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几乎都是穷国。在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在欧洲和日本低于20%。世界上几乎所有经营绩效较好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而国有银行在排行榜上几乎都忝居末位。[1]
倘若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相比: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
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银行的资产汇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2]
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在拜读了郎教授的论文(Bank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的数据结构之后发现他在数据处理、回归分析和逻辑推理上似乎有些失误,结论来得过于唐突,实在不敢苟同,愿意就此题目向郎教授请教。
二、银行经营绩效的数据处理
郎教授文章采用股本回报率(ROE)来评估银行的经营绩效。不过,这样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旦银行在经营中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具有足够的清偿性,能够凭借自身的资金冲销坏帐。倘若不遵守这条规则,采用股本回报率来评估银行经营绩效可能误导信息。显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低,股本回报率越高,可是,他们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本回报率比较高,也不能称之为好银行。世界上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例如,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04%,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平均资本充足率都高于11%。其中,花旗集团的资本充足率为11.25%,汇丰控股13.3%,而中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有些信用社只有2%左右。[3]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2004年动用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因此,如果用股本回报率来分析银行绩效,应当删除所有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倘若一定要把那些资本充足率达不到标准的银行包括在内,也应当对他们的股本回报率打折。这样一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就更低了。三、该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导致缺乏针对性
在郎教授的数据中,中国金融机构只用了3家股份制银行,而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由于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在讨论产权改革时文不对题,欠缺说服力。
在郎教授文章中引用的3家股份制银行的产权结构为:国有股为0,民间股(Widely Held)为0, 国内资本控股(Domestic FI)97.27%,外资控股2.728%(详见Table 6, Ownership Structure Across Countries)。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推敲。事实上,除了民生银行基本上以民间资本为主之外,其余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的成分都相当高。如果仅仅把国有股的定义限制为财政部拥有的股份,那么,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持有的股份应当划归哪里?如果按照郎教授文章所说,中国股份制银行中的国有股为零,当然不再需要什么产权改革了。 四、国有持股比例并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
郎教授的958家银行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非常低,只占所有银行的15%,而国家持股银行比例最高占28%”。在这里没有弄清楚郎教授所说“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一般股民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数目,还是指一般股民在银行中持股的比例?从数据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郎教授的结论也许可以比较明确地阐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于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倘若如此,我同意郎教授的结论。因为在上市银行中,国家持股的比例有多有少,并不能说国家持股10%就一定比20%要好一些。郎教授的结论并没有错:在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其绩效就越好,但是,这并没有说明国有独资银行是否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
五、推论的可逆性
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
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闭关自锁一定落后,但是对外开放不见得保证高速增长。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证明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未必一定和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世界各国当中,除了石油输出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亚洲四小龙。他们全部实行对外开放的出口导向政策。有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尽管他们也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至今还很穷。这说明对外开放只不过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开放政策误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好像只要一打开大门就而然会富起来。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许多条件,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在上市银行当中,经营绩效未必和国有持股比例显著相关,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国有独资银行的绩效一定差,民营银行的绩效一定好。在民营银行当中有好的,也有差的。在亚洲风暴中,在印度尼西亚表现最差的恰恰是一些由皇亲国戚开办的民营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西方各国已经绝迹。只有在那些比较穷的家,或者那些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当中国有商业银行才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因此,比较可行的分析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来和其他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已经就此课题做了很好的调查,看看他们的报告就可以了。
六,打破垄断,改善竞争环境
如果要讨论中国的金融,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四大银行全部是国有独资。在动用外汇储备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之后,这两家银行的股东由财政部变成了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实际上,无论名义如何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等到这两家银行上市以后,性质才发生了变化,可以称之为股份制银行。如果将来国家持股比例低于50%,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称其为民营银行。
郎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办法来完善国内金融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打破国有银行的行业垄断。经济学基本反复证明,只有竞争才能提高效率。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股份制银行的变化是一个质变。在股份制银行中,国有股比例的变化是个量变。究竟国有股在未来的金融机构中应当占有多大的比例应当取决于市场竞争的需要。恐怕永远不会得出一个什么“最佳方案”。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国有股份的比例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都不可能超过国有股。至于将来国有股究竟应当占多少比例,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目前只要朝这个方向走就是正确的。
在垄断体制下也许能够达成短期增长,但是却破坏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绝对垄断意味着僵化和腐败,意味着无效率。股份制改革引进了多种所有制产权主体,引进了在董事会中的竞争和监督,最重要的是打破了政府官员的垄断,有机会实现政企分开。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开创出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局面才能褒优汰劣,提高金融整体效率。因此,目前推进金融改革,在金融机构中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推动产权多元化,建立健全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1] 参见徐滇庆主编《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资本配置;典型相关
一、引言
构建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模式,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模式强调银行收益与风险的协调统一。作为银行资本管理的重要部分,银行资本配置的各个环节受到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的影响。关于利益相关者对银行资本配置影响的研究是制定银行资本管理战略、政策的基础。
在我国商业银行积极推行以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银行资本管理体系的同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那么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变化是否影响或者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工作?本文依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利用典型相关法,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对商业银行资本配置绩效进行实证检验。
二、研究假设
本节将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有关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对资本配置绩效影响的理论假设。考虑到商业银行资本承担着缓冲业务风险和创造价值的两大职能,本文提出商业银行资本配置应实现两个主要目标:股东价值最大化、有效缓冲银行风险。
(一)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银行资本配置绩效影响的假设
根据OCED和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定义,商业银行的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存款人、贷款企业和监管机构,外部利益相关者重要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资本规模和风险规模等规模变量,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绩效,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1:随着银行存款/资本比率提高,银行股东价值呈现降低趋势,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减弱。
根据Diamond和Rajan(2000,2001)、Diemo Dietrich和Uwe Vollmer(2003)的相关研究,银行最优的资本结构是清偿力、收益和业务风险之间平衡结果。存款水平主要是由存款人的意愿所决定的。银行家根据存款水平的变化调整资本水平,以求最为接近最优水平。当存款/资本比率提高时,相对过剩的存款将导致银行风险资产相对资本过剩,势必会导致银行总体风险性的增加。反之存款/资本比率下降,银行总体风险相应降低。
假设2:随着企业贷款中不良贷款比率升高,银行股东价值呈现降低趋势,资本对风险缓释作用减弱。
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及其自身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直接影响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及银行价值。本文以不良贷款比例衡量企业的风险规模,企业不良贷款比例的增加将直接导致银行价值损失,风险增加。
假设3: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加大,银行股东价值下降,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增强。
监管者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对于问题银行的处理完全以监管者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基准。当监管者能力存在着不确定性,监管人员(私人)最优银行关闭政策比社会最优关闭政策更宽松或更不严格。而往往会导致银行从事更多的风险活动,即增加银行的业务风险,如果监管机构遵循存款人利益最大化,加强监管力度,有助于银行风险的降低。
(二)银行股东及高层管理者对银行资本配置绩效影响的假设
内部利益相关者:股东及高层管理者从整体层面上对银行资本的配置产生影响;而中层管理者及职员更多从操作层面上对银行的资本配置绩效产生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假设:
假设4:银行股东控制程度越高,银行股东价值越高,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越低;银行管理者控制程度越高,银行股东价值越低,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越低。
银行股权集中度是影响股东及管理者对银行控制程度的关键变量。股权集中度越高,股东对银行控制程度越高,银行战略更多体现股东的意愿;相反股权集中度越低,股东对银行控制力度越小,银行战略更多体现管理着的意愿。银行资产的风险将随着银行股东控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银行资本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对风险的覆盖率降低。
假设5: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银行股东价值下降趋势越明显,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越低。
控制股东容易利用其控制关系从银行取得贷款,甚至恶意控制银行以取得不当关联贷款,将使银行风险增加,使得银行所有者价值降低。考虑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控制银行决策,因此本文通过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检验控股股东的影响。
假设6:关联贷款余额越高,银行股东价值的下降趋势越明显,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越低。
现代企业中,存在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行为,关联交易余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情况。关联交易余额越高,说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情况越严重。银行业务的风险性越高,价值降低。
假设7: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银行股东价值随之降低,资本风险覆盖率随之增加。
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在银行战略中的影响增加,银行战略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倾向增加,因此银行股东价值随之降低,由于管理层相对股东更表现出了风险规避特征,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银行业务风险表现出了降低趋势。
假设8:银行董事会中股东关联董事比例越高,银行股东价值上升趋势越明显,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越低。
假设9:银行董事会中执行董事比例越高,银行股东价值下降趋势越明显,资本对风险的缓释作用越强。
关键词:上市银行 高管薪酬 薪酬考核 商业银行
一、引言
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问题一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2009年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过高的高管薪酬。2009年2月,财政部《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税前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但这一规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没有约束力。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绩效年薪根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2010年3月10日,银监会下发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薪酬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中的导向作用,不断完善薪酬激励约束机制,防止激励不当或激励过度,促进银行业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2012年3月27日,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要求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
高管薪酬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励和约束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活动,从而降低两权分离导致的成本。科学合理的高管薪酬制度对于调动高管工作积极性,约束高管行为,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薪酬机制不合理,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成为侵占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本文在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借鉴国内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制度合理方面的基础上,旨在探析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管薪酬制度,促进银行业的稳健长远发展。
二、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上市银行经营状况及高管薪酬
本文选取2012年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这16家上市银行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根据2006年银监会出台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交通银行也被划入国有控股银行之列)、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市商业银行。
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水平高于其他行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以2011年为例,银行业高管薪酬是农林牧渔业的近8倍(农林牧渔业代表了全行业的最低水平),也是位居第二位房地产行业的3.3倍之多。在已披露的2012年年报中,七成以上高管薪酬较2011年同期都小幅增长,中农工建交五大行行长税前合计总薪酬均在100万元上下浮动,而股份制银行董事长或行长薪酬大多超过300万元。高管薪酬最高的是平安银行原行长理查德,以795万元年薪位居排行榜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年薪高达534.48万元。
(二)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存在问题分析
1.薪酬结构单一,短期激励占较大比重。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体制主要是在2010年银监会《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引导之下形成,薪酬体系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福利性收入等。一个好的高管薪酬结构应该是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结合,有效的激励高管并分担风险。短期激励例如基本薪酬、绩效奖金等,主要是起到风险保证的作用,可以消除高管的后顾之忧;而长期激励如股权激励等,是激励高管做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以维护企业所有者的长期利益。
2012年,除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给予部分高管人员一定的持股比例外,其他银行未见股权激励措施。说明我国银行薪酬结构还是以短期激励为主,缺乏股权激励和高管持股这样丰富的薪酬支付形式。企业高管没有动力做出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决策,而是追求短期效益,使企业绩效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提高,从而获得更高的绩效奖金,导致银行的短视行为。
2.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薪酬差距大。从表1可以看出,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前三名高管薪酬的平均值大都在100万元左右,远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其中股份制银行中最高高管薪酬是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最高高管薪酬的2-3倍,更是国有商业银行最高高管薪酬的7倍左右。可见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普遍较高,但银行间差距较大,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差距明显。这可能与国有银行高管任职的行政色彩较强、国家的限资令政策出台等有关。股份制商业银行因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公司治理相对完善,其高管薪酬水平高于国有商业银行。
3.银行高管人员薪酬与员工薪酬收入差距过大。从薪酬数额分布看,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差距最小的是在5倍左右,最大的则是平安银行,达到20倍以上。银行高管的位置是高智力和高度责任的体现,应当给予与之相匹配的薪酬待遇。既要尊重高管人员的付出,又要避免员工薪酬两极分化的局面。早期国内银行大部分属于国有性质,国有银行收入分配一开始就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员工收入差距较小,收入的差异不能体现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付出劳动与所得收入并不匹配。随着近年来银行业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的分配模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逐步实行结构工资制,使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尤其在上市股份制银行中更为明显。商业银行薪酬分化严重、收入悬殊,导致员工积极性不高,影响效率。
4.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关联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高管相比,银行的股东总是处于信息的劣势,很难以低成本来观察高管行为。因此,企业需要设计一个考核方法来考察高管的业绩和努力程度。目前,最简单有效的也是被企业最广泛应用的方法是根据企业业绩评价高管的业绩和努力程度,进而制定他们的薪酬。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其所在行的经营状况缺乏联系,如表1所示,平安银行高管薪酬位列第一,但其净资产收益率却只有19.62%,其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在16家上市银行中排名较靠后。而“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遥遥领先,但高管薪酬却较低。说明高净资产收益率与银行薪酬不存在明显关系,银行高管的薪酬缺乏相应的业绩支撑。
5.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模糊化。美国高管所有薪酬都可以一一披露,不仅仅是基本工资和奖金,还有激励薪酬、股票、期权、企业年金和固定收益价值、当期收益,甚至会披露到他们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理财计划顾问、专享的交通工具、定期体检、免费旅游等项目。但在我国,只要求企业披露薪酬决定程序、薪酬决定依据,包括股权激励的方法和草案,只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各项保险、公积金等内容,对金额当中的分项目缺乏明确定义。
三、导致上市银行高管薪酬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股权性质不同
从国内上市商业银行的规模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普遍比国有商业银行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型上市商业银行高管往往兼具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有关。国有银行的高管往往由国家任命,任职行政色彩较强,并受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薪令政策的制约,其薪酬并不完全由银行的经营绩效决定。国有银行往往带有一定的政策性,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和公共利益目标而存在;股份制银行的存在主要是为营利。二者目标不同,运营方式和激励方式也不同。
(二)薪酬考核指标不合理,缺乏完善的绩效薪酬的考核体系
1.薪酬考核指标不合理,未经过风险调整。大多数银行金融机构支付员工薪酬时,只考察员工为公司带来的短期利润,短期利润相同,员工报酬也相同。尽管对薪酬进行风险调整是显而易见的,但目前金融业并没有广泛接受的具体薪酬风险调整变量。主要原因是:公司员工几乎不持股,公司业绩恶化与否对其利益影响不大;再者,管理层以下员工通常认为公司业绩与自己无关,只关注自身利益。将员工薪酬与其业务带来的风险相联系,对高风险业务的奖金进行风险调整,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和重要岗位员工为实现自己奖金最大化而使公司陷入高风险业务之中。未经过风险调整的薪酬制度无法防范员工为实现短期业绩最大化而从事长期的、难以估值的、高风险投资。
2.薪酬考核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相关,但并不明显,缺乏完善的绩效薪酬的考核体系。从表1中可以发现,国有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相关性较差,即使银行经营绩效显著改善,其高管及员工的年均薪酬也不会随之显著增长。国有银行高管的选拔制度非市场化,监管层难以对激励制度完全市场化,这些银行高管的双重身份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股份制银行相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高管和员工薪酬与银行业绩联系更紧密。这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及员工纷纷跳槽到绩效薪酬机制相对完善的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
(三)对银行高管薪酬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1.从银行自身监管来看,一个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薪酬委员会制度必不可少。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薪酬委员会对确定企业高管薪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完善企业高管考核制度、制定高管薪酬标准。而我国国有企业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高管薪酬基本不受薪酬委员会影响,薪酬委员会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在高管薪酬设定上存在同国企趋同的双重身份:福利保障的政治性和薪酬收入的市场性,有关部门对高管薪酬的确定缺乏监管。
2.从银行外部监管来看,有效的外部监管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我国银行业委托关系复杂,委托链过长,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比其他行业更为严重,使得对银行业的监管更为困难。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上市银行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用法律手段强制定期披露高管的薪酬信息。
四、改进高管薪酬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增强薪酬与绩效的关联度
企业高管薪酬的基本前提是“高风险、高收益”。银行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应增强高管薪酬与绩效的关联度,实现企业业绩和高管薪酬付薪效率最大化。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浮动薪酬管理,发挥奖金的杠杆作用,通过浮动薪酬强化业绩导向。(2)在短期内将现金激励递延发放。递延奖金制度有利于股东利益,但影响了高管的利益,为此,在递延比例和期限方面应参照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这种方式更适用于高管薪酬有充分竞争力且高管薪酬与利润密切挂钩的企业,一般企业应谨慎仿效。
(二)完善绩效考核指标,建立薪酬披露制度
对企业高管,不仅要有薪酬激励,还要有制度约束。一是合理控制企业经营风险,将风险因素纳入高管薪酬的考核指标体系内。将企业的经营、风险及安全指标和必要的社会责任指标,作为评估高管业绩的内容。二是建立高管薪酬披露机制,使高管薪酬进一步透明化。国家可要求企业在制定高管薪酬标准后,将薪酬标准交由企业职工审议,避免企业高管薪酬由高管自己制定的弊端,有助于增加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同时,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国资委和国有企业高管也应本着对公众、企业负责的态度,尽快采取措施公布自身薪酬情况,为我国尽早建立公正合理的高管薪酬制度和实现高管薪酬公正、公平、公开创造条件。
(三)改善薪酬结构,形成长、短期激励相结合的薪酬支付方式
有效的薪酬激励手段应该通过激励行为实施,使企业员工将个人利益与银行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联系,最大程度为股东利益和银行长远发展付出努力。因此,上市商业银行在设计高管薪酬激励模式时,应该根据各银行自身经营水平和实力,设计科学合理的薪酬组合,既要注重对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短期行为的激励,又要重视对长期行为的激励。在激励结构上,要扩大长期薪酬比例,把高管收益与银行的长期发展更好的统一起来。这就要求上市商业银行实施薪酬组合激励,逐步在财政部新管理办法的规定下引进和探索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短、中、长期激励方式。一旦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风险等导致银行绩效快速下降,银行高管的长期股权激励部分执行也应相应受到一定限制。
(四)建立商业银行科学合理的薪酬决策与监管制度
首先,强化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职能。(1)建立兼任高管的执行董事规避制度,禁止其进入薪酬委员会,防止滥用权力现象。(2)引入薪酬专家和专业机构参与高管薪酬制度建立和优化,提高薪酬决策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3)建立问责制度,对于薪酬委员会委员决策时重大疏忽或偏差,追究相关责任并进行一定的惩罚。
其次,发挥监管机构的力量。政府、监管机构、公众都应该发挥其对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监督作用。政府部门应该完善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制度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高管薪酬的宏观引导和管理。发挥股东大会的监管作用,增强股东大会对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决策影响力,让高管薪酬接受股民监督。X
参考文献:
1.艾拉・T. 凯,斯蒂文・范・普腾.企业高管薪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2.管征.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管理问题[J].中国金融,2010,(17).
关键词:银行 效率 DEA
相关文献综述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根据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协议》以及中美双边协议的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我国已经逐步取消在华外资银行的一些行政和业务限制,对外资银行实行同等国民待遇。至此,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开始在平等的金融环境下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态势给我国的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力成为当务之急。而银行的效率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只有效率高的银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是衡量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重要标准,反映的是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体现了商业银行将多种资源转化为各种金融服务的能力。效率值的高低可以反映金融机构的资源利用效果以及整体经营状况,因而效率分析本身也就成了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业绩评价的一种有效方法。
国内学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银行效率进行研究和测定。魏煜、王丽(2000)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国有商业银行1997年度的效率进行了测定,认为其技术无效主要是纯技术无效。赵旭(2000)用DEA方法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年间的效率,得出其效率波动递增的结论。张健华(2003)利用DEA方法对我国三类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Malmquist指数进行了测度和初步分析,发现我国银行业中最具活力、效率最高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务范围限制在单一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年平均效率有所上升,说明我国银行业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外,可能还存在着X-效率。李希义、任若恩(2004)研究认为在1996-1998年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整体效率是很低的,1999和2000年的效率又递增,达到了峰值。郑录军、曹廷求(2005)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效率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伴随着股权结构的集中,银行效率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规模的扩大也对银行效率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芦锋、刘维奇(2011)应用DEA方法,选取我国16家商业银行2005-2009年的运营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效率分析,得出样本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都很高,改进的余地很小;相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普遍偏低,但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效率在样本期内不断提高,超过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王健、金浩、梁慧超(2011)基于超效率DEA方法对2004-2009年14家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效率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不及股份制商业银行。
综合来看,以上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后的银行效率变动趋势研究较少;二是很少通过银行效率的分解研究银行效率的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三是忽略了政策性银行的效率变动,虽然政策性银行不受外资银行的冲击,但也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变动情况。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DEA方法研究2006-2009年间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并进行分解,揭示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对我国金融业带来的变化。
模型、样本选择及指标选取
(一)模型的选取
DEA是一种线形规划技术,是最常用的一种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最初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CCR,1978)提出,用于评价公共部门和非赢利机构的效率。DEA可计算给定样本中多个决策单元(DMUS)的相对效率值,其方法是将样本中每个机构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加权平均后,与样本中的最佳部门相比,由此得出样本中哪些机构有效以及哪些机构无效。在此之后,一些学者对DEA作了许多改进,以增强其适应性,更好地解释问题。Sherman和Gold(1985)第一次将DEA技术运用于银行业。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模型(CRS)和规模报酬可变模型(VRS)对我国银行业效率进行测定和分解。
1.规模报酬不变模型(CRS)及技术效率的经济含义。CRS模型是Charnes,Cooper和Rhodes(CCR,1975)所提出的最基本DEA模型,因此也称为CCR模型。假设N家银行利用L种投入生产M种产出,对于第i家银行,分别用向量xi和yi表示:xi=(x1i,x2i,…,xLi)′,yi=(y1i,y2i,…,ymi)′,i=l,2,…,N;x、y分别表示L×N维投入矩阵和M×N维产出矩阵。对每一家银行,希望测度出所有产出与所有投入的比例,即u′yi/v′xi。u、v分别是M×l维产出权重向量和L×l维投入权重向量,需通过模型确定。利用线性规划的对偶原理,可以得到这一问题的等价包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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