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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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调查研究

引言

新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新法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负有保障和尊重未成年人权益的义务。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与多次修改之后，我国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与范围，然而就在近几年出现了各种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无时无刻不在向全社会特别是学校和家庭敲响这警钟。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状况原因分析

（一）在立法方面未形成有序的体系

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主要集中于两部专门性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主要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受教育权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益，并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规定。

（二）缺乏统一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

一方面，先进的社会大众传媒、网络走进了大同市的千家万户，网络运营商不顾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唯利是图，给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互联网中的不良内容成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隐形杀手，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权益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缺乏一个有效、系统的救助机制抢。

（三）学校保护中的相关主体法制意识淡薄，责任不明确

一方面是应试教育制度本身的缺陷，学校的法治意识不强，不能将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应有的重点传达给未成年人，致使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学校与家长对于未成年人在发生事故时的责任界限不明确。当学生在校期间发生安全事故以后，家长往往向学校要求高额的赔偿金，不仅致使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学校负担沉重，而且还会让学校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把本应该安排的活动取消以此来较少学生出事故的几率，但这同时剥夺了学生学习其他方面知识、增强其他方面能力的权利。

（四）传统的家庭观念致使父母随意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什么家长敢虐待孩子、敢私自拆孩子的信件、看孩子的日记？就是因为有的家长根本不懂得孩子也有合法权益，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公民，也享有因为中国公民该享有的各种权利，他们只知道老师体罚孩子不对，却从来不认为家长虐待孩子也是侵犯孩子权益的行为。

（五）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缺乏

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独立性的缺失是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缺乏的突出表现。这种缺失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处处有父母保护，家庭中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剥夺了本应由未成年人独立行使的权利，从小无法养成独立平等的人格，缺乏自我锻炼的机会，成长阶段主要忙于学习，对于侵害权益的违法犯罪事件接触的比较少。

二、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建议和措施

（一）逐步形成完善的立法体系

逐步建立一部系统而完善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典，使得关于未成年人的一切权益保护均有针对其专门的法律依据，在民事、刑事或其他社会保护方面与成人保护法规彻底区分开来。

（二）形成统一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

首先，对游戏厅、网吧等场所强化未成年人限入措施，对于不法经营者予以不同程度的惩戒，增加不法经营者违法犯罪的成本，同时清除内部不严格执法的执法人员。其次，建立一个的良好健全、有效、系统的救助机制，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之后能够有一个救助和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机构，尽可能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以免成为未来社会的隐患。最后，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能够各司其职，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体系。

（三）加强校方的法制意识，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

提高广大教师的法律意识。校方努力做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高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地学法、用法、守法，在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中，自觉地把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将法律知识普及给未成年人，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要重视德育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社会生活指导，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辅导，促进心理健康成长。

明确相关主题责任。法律应明确学校和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出现安全事故后的责任分配。

（四）明确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一生下来父母的言行举止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因此对父母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一方面，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①，明确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规定后相应的惩罚措施，使家庭保护依法进行。对于监护人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或者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生命健康有威胁，建立对监护人的监督惩罚机制，扩大监督举报主体，依相关主体的监督举报，使受害未成年人能够及早被发现，被保护，同时剥夺监护人相应的权利，直至威胁消失或权益重新得到保护，家长行为恶劣的，对其采取相应程度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定期对家长进行法制课程培训，增强家长的法律意识，组建专门的家长教育援助机构，为家长在孩子培养过程中提供科学、健康、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有益的知识技能培训。

（五）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时间逐渐成长的主体，需要各方主体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其权利的尊重，学校和家长应该多给未成年人独立成长的空间，多一些接触外界的机会。

未成年人自身也应该慢慢的学会自我保护，培养自我保护的意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不可掉以轻心，多听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讲座和座谈会，观看一些自我保护的书籍和视频资料，学习一些自我保护的格斗防身技巧，锻炼好身体。在遇到危险时，活学活用，处变不惊，见机行事，求助于大人。切不可冒失行事，意气用事，逐渐学会独立处事和解决问题。

结语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新时代的发展伴随着多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调查了解，发现的未成年人部分权益受保护状况不容乐观，结合全国立法现状和执法状况所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行原因分析，并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方面的制度对完善本地区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

参考文献：

[1]周巍.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民法保护[D].湖南：湖南大学，2007.

[2]曹承龙.关于我国西北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调查报告[D].兰州：兰州大学，2010.

[3]王学伟.论人格尊严法律保护之完善[J].黑龙江教育学报，2004，23（6）：147-149.

第2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今天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初步了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知识，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过程和思想行为特点，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有效的教育。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个别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有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很幸运，就读于掘港小学，因为这里从校长到老师个个充满爱心，还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表扬，不攻击学生的弱点，甚至把学生的弱点作为镇住学生的法宝。个个用实际行动来教育我们。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他们是人类灵魂的真正工程师。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各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接班人。我们学校还专门请心理学教授讲科学家教进万家讲座，使我们的家长同时受教育。总之，孩子，不可能自然而然变得优秀，而是学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配合教育所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不成体统。老师让我们通过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做一个守法的小公民，从而平安、健康、茁壮地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才，将来好为国家作贡献。

南通市如东县掘港小学三年级:陈飞洋

第3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 隐私权 未成年人 民法体系 侵权责任法

作者简介：童俊，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法学，图书馆管理。

作为人格权所体现出的重要权利之一，隐私权目前在全世界民法范围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确认和保护，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该权利所保护的内容以及范围都存在大范围的扩张，人们和学者也都开始针对隐私权的相关内容来进行研究，包括多个方面的隐私权问题，例如网络世界下的隐私权、工作隐私权等等。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其身心发育都处于一个尚未成熟的阶段，在隐私权方面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侵害，而侵害所造成的后果也要比成年人要严重的多，同时未成年人对于权利保护也缺乏必要的意识和手段，因此探讨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相关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隐私权所包含的内容

在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实现必要保护之前，需要明确未成年人隐私权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未成年人隐私权所针对的客体，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未成年人的私生活。这里的私生活主要指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既包括未成年人个人独处的空间，也包括未成人和他人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这应该属于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有些情况下，包括未成年人和家人一起的时间，以及在学校内和老师同学共处的时间内，无法确定一种绝对的私人隐私权空间，但还是存在相对的隐私权空间，比如说学校内学生专属的课桌，这就存在隐私利益，而伴随着目前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私生活所包括的内容还需拓展到网络生活，这也是隐私权所应保护的一部分。

其次是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里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而且是否属于隐私权的内容还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属于未成年人自主选择的内容。比如说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的亲属关系并不属于隐私权的内容，社会上很多人都可以知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非婚生子女或者是罪犯子女，其亲属关系可能不愿意让他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的亲属关系就属于隐私权的内容，如果该类信息被披露出去势必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这就属于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侵害。公安机关、学校单位或者是国家机关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来对未成年人的必要身份信息进行保存和收集，但是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不准非法使用和对外披露。

再次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内容，这里所包含的内容是指未成年人不愿意对外公开的身心和身体上的健康内容，包括某些心理疾病、生理缺陷、性器官疾病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身体隐私除了不愿意对外展示个人身体部位之外，还包括照片。在身心健康的相关内容，由于未成年人很多都认为如果健康上的缺陷或者是疾病被外人知晓后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或者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所以不愿意对外公开和暴露。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就有规定，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在患者的病情承担保密义务，在未经患者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对其病历资料等相关隐私进行公开，而造成患者的身心受到损害的，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里必然包括未成年人。此外，学校出于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护的原则可以定期安排对其进行体检，但是在体检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的包括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隐私。

最后就是为未成年人的财产状况、通讯信息等方面的内容。在财产状况方面，虽然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没有就业，不会形成自己的收入，但是可能存在赠予、继承或者是其他方面而形成自己的财产。这些财产信息都应该属于未成年人隐私权所应该被保护的内容；在通讯秘密方面，首先要属于《宪法》包括的范畴，通讯秘密包括电话、电子邮件、信件、日记等等，还包括网络社会下新形成的联络手段，包括微信、微博等。未成年人在自身通讯的过程中应该享有通讯自由和隐私权，不能受到非法的干预和窃取，而隐私权所涉及的内容更多的是这通讯信息上的保护。

二、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特殊性

未成年人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智都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其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处于一个刚形成的过程，很容易就会受到外来不良因素的侵害，需要社会、学校以及家庭等多方面进行照顾和保护，引导其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而且跟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甚至是无行为能力人，在自身保护能力方面极为薄弱，其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更大，其严重程度也就更为明显，因此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应该充分体现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同时，由于未成年人跟成年人相比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性大和严重程度更为明显，在对其隐私权造成侵害的主体方面只有很少部分是来源于社会上的陌生人，绝大多数都属于跟未成年人每天都有密切接触的父母、亲属、老师或者是其他同学。尤其是在侵权主体为父母或者是老师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未成年人所造成的侵权行为，反而会认为是对未成年人着想，实现更好的教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侵权行为，事后再进行救济则会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受到自身家长侵权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往往无法在自身环境中得到相关的救助，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求得法律上的保护，这就需要社会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作用，包括国家的公权力机关、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机构等等，需要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及时采取措施，依靠民事救济或者是行政救济的方式，来实现对未成年人隐私权进行保护。

三、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所存在的不足

（一）在立法上针对隐私权相关保护比较零散 我国相关法律针对隐私权保护方面虽然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规定，但是这些立法规定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零散。具体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诉讼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方面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上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分散于各个部门法，而且比较杂乱和笼统，不能形成一个在内容上可以相互衔接的完整立法体系。这些立法上所存在的不统一问题，导致了在实际隐私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无法利用法律武器来是实现救济，同时司法机关缺乏一个统一的救济标准，因此在救济上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二）在隐私权保护方面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一个法律得以贯彻落实切实发挥作用的保障，如果立法上实现了一个完整的立法保护体系，则需要对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范围、具体侵权行为类型以及相关救济方式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在相关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得到最为有效的救济，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才能依靠法律途径实现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司法机关在具体操作中也有规范统一的适用。但是就目前的立法规定来说，隐私权所规定的内容都比较有限，所保护的内容也只限于通信秘密和个人信息，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现行法律针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还处于一个保守的阶段，立法上的欠缺导致了可操作性的缺失。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针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仅限于信件、日记和电子邮件，这个范围本身就比较小，而且在法律规定上也比较简单，仅限于对未成年人监护人权利的规范以及对第三人侵害的防止，并没有更为具体的相关规定。而且这些立法的规定内容上都比较的简单，没有对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严重程度以及侵害行为的性质进行区分，以及侵害行为人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三）网络隐私权缺乏有效的规制

隐私权目前被侵害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网络环境，在探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过程中，完善网络立法是密不可分的话题，由于目前网络社会的不断深入，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网友的低龄化趋势表现的更加明显，这对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产生了革命性的挑战。伴随着网络社会个人信息传播的不断便捷，信息的传播以及披露都十分普遍，因此在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方面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同时，网络社会的特殊性也导致隐私权无论是在责任形式、侵权方式还是权能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更加需要法律来进行规范和约束。但是就我国现行立法来说，对于网络隐私权这个范围基本上没有任何概念，仅仅有《侵权责任法》中第三十六的相关规定，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等的侵权责任进行追究，但是都属于一种事后救济，而对于未成年人隐私权在网络社会所遭到的侵害没法得到有效的制止和预防。

四、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措施

就隐私权保护而言，并不仅仅只涉及到民法范畴的内容，需要多个部门法实现立法上的多维度的保护。而就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方面方面，针对上述所提到的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一）建立多维度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

这里的多维度，指的就是不能只依靠单一的法律内容来实现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形成多个部分法之间的多维度保护，原有的单一立法也需要充分体现专业性和针对性。具体而言就是要从诉讼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多个角度上来实现对隐私权的综合保护，以保证隐私权可以受到有效的保护，以及防止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学校、社会团体以及公权力机关在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过程中过度的介入。同时在保护其免于不法侵害的同时，也要对未成年人接受法律救济的渠道实现综合性的规范，这些都是充分借鉴国外针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所取得的先进经验而得到的成果，确保所有的保护功能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具体来说，首先要在现有的民法基础上加强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现在的《侵权责任法》虽然在第二条中提及到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过去间接对于隐私权保护转为直接，但只是简单的概念提及，并没有对于其内涵以及范围进行界定，在不同情况下针对隐私权保护的救济方式以及救济原则也没有相对的规定，因此很难形成一种完整有效的保障模式。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需要在民法系统中对隐私权进行一个规范性的保护，对隐私权的相关内容、范围、类型行为以及救济方式都进行系统化的规定；其次是要对我国台湾地区、德国、美国等相关立法进行借鉴，对个人信息、资料进行立法保护，保护的内容包括针对个人信息数据、信息资料、未成年人隐私权特殊保护等方面，在个人隐私权保护和信息自然流通之间寻求平衡，确保隐私权尤其是未成年人隐私权得到有效的保护。

第4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7-02

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法律规范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义务规定、轻责任追究。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给对未成年人保护带来新的希望，但是笔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以及对司法实践的反思，认为该法以及上述的法律规范依然存在不足。目前，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犯罪的增多，必须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整个社会的重视，更亟须各方合力将国家法律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坚持“少捕慎诉”的办案态度、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法原则以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的状况及不足

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新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三项制度：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个人法制观念差、家庭成长环境恶劣、社会治安环境较差等多种因素造成。通过分析其成长的经历、犯罪的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此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确定量刑的长短，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国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尊重和爱护。对于如此重要的制度，如果只依靠辩护律师的一己之力去调查，显得十分单薄。立法者通过这一规定的设置，意图强化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责任，敦促司法机关收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是，该法上述规定实施起来可能会被司法机关因为“人手不足，财力不厚”等借口或确实存在的理由推脱，抑或是司法机关受“有罪推定”的传统观念影响使其为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缺乏动力。更何况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是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不是“应该”或“必须”对其调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个机关的权力。上述规定缺乏刚性，实施后各个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将无法避免。

2.附条件不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附条件不的处理后果有两种：其一，继续移送；其二，作无罪处理。

通过解读上述法律规定的含义，检察院似乎越权行使了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权，有违宪法、行政法立法者对权力设置的本意。但这项制度设计对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也意味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阶段便有可能提前重获人身自由。该法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若要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必须审查未成年人是否具备以下四个硬性条件：一是罪名条件，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第五章侵犯财产权利，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规定的犯罪罪名。二是刑期条件，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三是客观条件，行为上必须有悔罪表现。四是程序条件，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在肯定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附条件不制度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附条件不制度适用的范围偏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的缺陷。笔者认为，诸如刑法分则第二章的过失犯罪罪名以及第三章诈骗类罪名，在刑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但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有可能比侵犯人身权利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更轻微，主观恶性更轻，但却没有列入附条件不的范围，有违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

再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若过于强调听取被害人意见，使得附条件不这项制度将难以实施，虽然法律未对听取被害人意见之后该如何处理做规定，但这势必会引起被害人的心理不服，而立法上又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具备上述条件时，是“可以”而非“应该”做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实务中，若被害人得知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附条件不的最后结果是作无罪处理的决定，会引起大多数被害人的不满，进而不断申诉、上访。人民检察院迫于压力可能选择，这会使得附条件不的法律规定成为形同虚设。

3.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上述法律规定将产生的积极效果不言而喻，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开展和操作，且该项立法留有很大的裁量余地，诸如缺乏记录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解封程序、保密规定、责任等相关规定。对于违法泄露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未规定相应法律后果，缺乏执法主体。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能会流于形式。

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建议

1.制定刑事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

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规范过于散乱、宽泛，不便于遵守和执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尤为重要。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比其他任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措施更加迫切。只有整合多种法律资源，才能将刑事案件审判中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事前预防和未成年人犯罪后回归社会的法律防治体系建立起来。

2.加强执法者的法制观念，严格执行社会调查制度

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第2条第5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依法少捕慎诉。”“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以批捕率、率等情况作为工作考核指标。”但部分司法机关违背上述规定，仍以批捕率等作为办案效果的考核指标。办理未成年案件的部分公安人员不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有的甚至不具有执法权。个别落后地区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治观念有待提高，把有些依法可以从轻、减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将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执行的制度，并需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3.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

立法上应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符合附条件不的条件下规定为“应当”而不是“可以”做出不的决定。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厘清了各权力机关依法行事的界限，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免于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害人长期上访困扰的思想包袱。

4.扩大适用附条件不的范围

根据“罪刑法定相一致原则”，触犯了特定的罪名，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刑罚。而犯了什么样的罪，实质是由侵犯所属性质的法益来认定的。纵观刑法分则罪名的篇章设置顺序，也不完全由法益侵害的大小排列的，况且在刑法里有设置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侵犯刑法分则第二、三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损害完全有可能比侵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轻。依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既然重罪能够适用附条件不制度，轻罪就更应该适用。为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笔者建议把刑法分则第二、三章也列入可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范畴。

5.细化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法律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性，应细化法律条文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以下方面的规定：执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封存期间应有具体的监督管理部门；解除封存犯罪记录需要符合特定的法定情形和程序；依法查询单位泄露秘密后责任的承担。

三、结语

法谚有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便是完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法条中用较大篇幅设置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篇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凝聚了立法者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和较高的立法技术，有利于通过新的诉讼程序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公正的司法待遇和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条件。只有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其不足之处，才能把纸上的法律条文变成活生生的，可以被人们遵守和信仰的法律。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中国少年司法[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2]刘浪，景孝杰.附条件不制度的构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5）.

[3]朱丽群，赵宁.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探索和程序构想[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S1）.

第5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 未成年人 轻罪 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监禁对社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司法成本，同时也影响着罪犯再社会化的程度和再犯的可能性。豍所以，对于解除监禁以后的未成年来说，消除因监禁带来的影响尤为重要。实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全面保护未成年人意义重大。

一、有利于远离犯罪标签

通常情况，有轻微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犯罪人往往有很强的虚荣心和自卑感。他们回归社会之时，绝大多数抱有美好的愿望和决心，但有很大压力，遇到困难时容易消极甚至自暴自弃，最终导致再次犯罪。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生活环境等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应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性与可塑性等特点，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全面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帮助未成年人真正重返社会。豎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正是符合上述精神，这一制度意味着如果这些失足少年能够改过自新，那么曾经的不光彩的一页将会从其档案中抹去，他们在升学、就业、入伍等方面也会受到和其他公民一样的对待，也会促使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顺利的回归到社会中。

二、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

法国法学家耶塞克认为“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导致的其它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 能限制的范围内使用。”豏刑罚的目的是惩罚和预防的辩证统一。刑法对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刑法对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首先对未成年犯罪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其主管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了惩处，实现了刑罚的惩罚目的；其次，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能够实现刑罚教育的目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特殊预防目的，在于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机会，避免曾经一时失足的孩子滑向更为严重的犯罪深渊。

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体系

我国已经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许多地方还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无疑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立法上，这些法律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应该包括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两部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的“学校保护”中第17条至25条，大多采用的是“应当”、“不得”的文字表述，只有行为模式而缺少后果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违反者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条文中并无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所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就弥补了目前相关法律规范的不足，更充实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

四、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

所谓人权是指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自由平等权利的总称。豐人权也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那些曾经犯罪的人贴上标签，是对其尊严的一种藐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标签具有更大更强的杀伤力。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权利。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他们大多数过去从未就业，而犯罪记录的存在，使其在将来就业的道路上面临重重障碍，以至于他们在日后难以平等的参与竞争，无法行使自己的劳动权利。同时，前科的存在还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在许多地方，一旦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犯罪，不管什么原因，他都会面临退学、取消高考资格等限制。这些都在无形中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成长。触法未成年人身心还不成熟，控制力弱、辨别能力差与易受诱惑等因素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正常的成长道路脱节。豑“一次做贼，终身为贼”潜在意识的存在，对那些改过自新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不公平、不科学的评价，某种程度上是对其人权的侵犯。从国际社会立法来看，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的规定。因此，我国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是顺应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需要。

（作者：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注释：

豍袁建刚，王钰.法学理论和定量分析的关系[J].燕山大学学报，2010（12）

豎刘立霞，张晶.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J].贵州社会科学，2009（5）

豏刘立霞，尹璐.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研究[J].少年司法，2006（5）

第6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未成年人特殊程序　原则与制度模式与方式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事实是法律的核心。在社会关系变迁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事实随之而改变时，就会带来法律的修改。在目前进行的刑事诉讼修法中，社会事实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刑事诉讼法修订增设未成年人特殊程序提供了内因。在外部因素方面，国际条约必须践守、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意识的蓬勃则是外部的压力和动力。

一、冲突：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面临的纠结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冲突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以国际条约为基础，并且遵循各国刑事司法和立法经验基本规律具有一体通用价值的规则。国家在签订国际条约时，通过利益权衡和协调，会做出政治承诺，从而使国际条约发生效力，此后政治上的承诺就会直接或者通过一定的立法手段变成法律上的承诺，在除非有保留条款的情形下，应当予以践行。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国际条约中，其中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这些国际条约已经被我国正式承认，其所蕴含的一系列关于少年司法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也应当经过我国相关的立法技术手段，转化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部分，这是应有之义；对其违背就是对本国法律的违背，同时还会违背该国的“条约必须践守”的国际法义务。因此，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一项由国际条约所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人权法规范，当然对各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都应当善意地加以履行。”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共有225条，涉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只有寥寥三条。对于国际上公认的、具有普适价值的一系列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譬如：双重保护原则、诉讼权利特别保护原则、分别处理原则、全面调查原则、前科封存制度、暂缓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等，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这本身就是对我国“条约必须践守”的国际法义务的悖反，这种内在冲突，也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设立未成年人特殊程序的动因之一。

(二)犯罪未成年人个体特点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冲突

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和主观恶性的不同。成年人犯罪动机的形成一般都经历了萌生、发展和巩固的演变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成年犯罪者才有比较成熟的性动机，因而才是典型的或成熟的犯罪者。即使是激情性犯罪，那也是成年人在过去的生活经历中业已基本定型的人格缺陷(如性格或意志等方面)对外部刺激的客观反映。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相适应，模仿性、易受暗示性、情景性、戏谑性和冲动性，就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显著行为特征。而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本身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此外，未成年人即使在某个时期曾有过犯罪，但持续犯罪的事例极为少见。对于较经常犯罪的少年而言，是漂流过程中偶然的事情。同时，人类行为无论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是社会性的还是性的，都是人的自然心理机制和生理状况以及周围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个体角度而言，未成年人一般具有特定时期的特定生理和心理反应，这种由特定心理和生理反应激发的犯罪，具有随年龄成熟自动愈合的可能，也就是犯罪学中的自动愈合理论。从社会责任的实现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都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对于未成年被追诉人而言，如果采取严厉的刑事司法程序则切断了这种自愈的可能性。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犯罪是每个人的本能，当脱除文明的外衣，人人都可能会犯罪。人之所以不犯罪是因为他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可分为：依恋(即对父母、学校或同辈群体的感情联系)、投入或奉献(即对传统生活目标如未来教育或职业的追求)、参与(即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参加)、信念或信仰(即对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认可和相信)，犯罪是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即社会链薄弱或破裂的结果。而冗长、严苛的司法程序则会将罪错未成年人基本隔绝于正常的社会规则和社会运作以外，封闭于各种弥漫着惩罚和犯罪气氛的传染因子之中，这会给其再社会化带来很大困难，而为其再次犯罪提供了技术和心理支持。

对于未成年被追诉人而言，一场冗长的追诉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醒其犯罪身份的过程，从而为其贴上的“犯罪标签”，导致未成年人无法积极定位而产生消极认同。而采取未成年人保护为宗旨的相关司法程序，可以尽量使未成年人免受漫长的诉讼和牢狱之苦，本身就是“去标签化”的过程。反之，如果不考虑少年刑事司法的宏观目标，而把涉罪未成年人轻易送入诉讼程序的流水线上，在羁押阶段或者判刑以后难免和成年被告人或犯罪人接触，而这恰恰可能给了未成年人学习和“深造”犯罪技巧的机会。这种技巧的习得，以及犯罪习气的养成，无论是在心理还是在生活中都会对其以后的改造带来重要负面影响。当其生活出现困境或者精神过于孤立的时候，在监狱或者看守所学习来的犯罪技巧就可能会成为其谋生的手段。因此，“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刑事司法程序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了未成年人和社会黏合程度的好坏。一般而言，因刑事追诉而被羁押或看管的时间越长，与社会隔绝时间越久的未成年人，其与社会黏合的程度越差，反之则不然。这可以被称为“胶水理论”，因为胶水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越长，就越不容易黏合。

(三)“恤幼”思想与保卫国家、社会理念的冲突

从动物本能上说，人天生具有“恤幼”的思想。在我国，按照儒教礼的要求，矜老恤幼原则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这种精神不论在历代王朝的法律的实体和程序方面都不时闪现。在实体上，可见《法经》第六篇《具法》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在程序上，在《宋刑统》中规定对孕妇和老幼残疾人不许决杖，即通常所说的“老幼不及，疾孕不加”，刑讯对象排除七十岁以上老人、十五岁以下少年。在西方国家，以符合少年最佳利益为最高宗旨，以关爱作为设计初衷，确立了矫正而不是惩罚的少年司法制度。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单方面强调关爱的福利型司法模式，也会使法律威严丧失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在美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如此，特别是严重少年暴力案件的报道，严重冲击了公民心理底限，煽动公众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夸张美国将会崛起一代“掠食者”。这也是导致美国各州严打少年犯罪的法律出台的原因。这说明，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如果任凭个人权利过份泛滥的话，危害的不仅是国家共同体的利

益，而且最终是对公民个人利益的损害。这时，对滥用权利者而言，对其采取成比例的强制行为，不仅是必要，而且没有别的选择。“任何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既然是在侵犯社会的权利，于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国家的叛逆。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不再是社会的成员，他甚至是在向国家挑战。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毁灭。在对罪犯处以死刑时，我们杀死的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敌人。”柏拉图也指出过：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惟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这样，对未成年人的“恤刑”思想和保卫国家、社会的理念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立法者应当摒弃非黑即自的观点，在兼顾两种理念的前提下进行合理权衡而进行相关原则和制度的设计。

二、原则和制度：少年司法的基石与框架

原则是一项法律规范纲领性的、总括式的准则。正如德国法学家考夫曼所言：无法律原则即无法律规范。德国学者J・艾塞(J0sef Esser)指出，法律原则在具体的个案中生成，在适当的时机被法律家一般化为具有公理或定理外壳的法律公式。由此可见，法律原则来源于个案，但是，当它形成之后，就会对以后的个案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意义。法律原则另外的重要的属性是可证成性，即是指某一规范命题可以通过具体的价值判断机制证明为合理。法律原则必须具有规范上的可证成性，即必须与法体系的基本价值目标相一致。法律原则以证立法治价值为主要目的，而法治价值则是法律作为必要的社会公共选择规范所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基础。此外，法律原则还有抽象性和伦理性或伦理性的特征：抽象性指法律原则的内容是从一般法律规定和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而成，因此在适用时必须被具体化和个别化；法律原则的伦理性是指法律原则的内容一般涉及社会通行的伦理价值，或至少对于社会价值在实现上具有辅助作用，伴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变化。法律原则还具有重要性的特性。重要性是指法律原则在法体系的排列中处于上位阶层，具有其他具体的规则、制度无法超越的价值。当然，法律原则也应当具有统摄性的特征。所谓的统摄性是指法律原则可以统领包含其他规则和制度，而不能被其他制度和规则所包含。统而言之，法律原则具有的特征主要包括：(1)普适性；(2)可证成性；(3)伦理性；(4)重要性；(5)统摄性。

具体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其基本原则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中，指导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基本价值，具有公理性质的法律公式。其主要包括：(1)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2)宽严相济原则；(3)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特别保护原则；(4)双重保护原则；(5)分案处理原则；(6)迅速简易原则；(7)专业化原则。在上述诸多原则中，其实也是有位阶之分的。其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宽严相济原则、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特别保护原则、双重保护原则属于宏观性的、兼容性的原则，相对更加抽象，处于更高的位阶之上。而分案处理原则、迅速简易原则以及专业化原则，则属于相对微观性的、技术性的原则，位阶相比较前四个原则较低。但是，无论如何，在原则这一层次上，它们具有质的一致性，只是在“质”的“量”上不同而已。

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应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地位的根本性。这说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在地位上处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规则之上，是后者构建的基础，为后者的确立提供方向和划定边界。同时，可以有效避免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成为协调一致的整体。第二，适用的广泛性。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规则不同，后者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于个案中，而前者并不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个案中，不同强度的原则甚至是冲突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也可以存在于同一部法律中，对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起到规范和调整作用。第三，价值的普适性。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作为贯穿始终的准则，能够协调不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制度和规则的价值诉求，使各方面的要求互相权衡，兼收并蓄，达到价值的最大化。第四，内容的可证实性。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虽然具有抽象的特征，但是，其无论是在价值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可以溯源的。其或者是长期以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价值的积累，或者是涉及未成年人的国际条约、国际文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抽象，或者是在某些具体法律中的体现。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证实性。一言而蔽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具有立法准则功能，而且具有行为准则功能和理念传播功能。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主要包括不公开审判制度、暂缓制度、前科封存制度(污点消除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暂缓判决制度、社会调查制度等。具体而言，其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与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相适应的，以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宗旨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置措施。具体而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具体性。与成年刑事司法原则不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包括未成年人暂缓制度、和解制度等都是以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宗旨，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指导下的具体处置方式，因此，相比较而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第二，特殊性。与一般刑事诉讼制度相比，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主体之一是未成年人，而处于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其犯罪是其生理心理发育不正常的一种病态表现，其犯罪动机模糊，自我抑制能力较弱。这样，就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采取一些特殊的处置方式，以满足未成年个体、社会、国家、国际的多重需求。第三，综合性。与一般刑事诉讼制度相比，其仅仅限于刑事诉讼中，并且采取的基本上都是纯粹刑事的法律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内容不仅仅限于单纯的刑事性质，已经演变为社会安全性质。不仅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调查、审判均采用与成年人不同的方法，而且把处理不良行为和处理犯罪行为结合起来，体现了预防犯罪的原则。纵观国外未成年人法规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出，未成年人法规的内容由狭而广，从单纯的司法预防逐步演变为社会预防。这是因为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处理。并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性办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远远超过了司法范畴，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从司法预防转变为社会预防，社会综合保护性质的未成年人法规日益受到重视。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司法制度的关系方面，在二者的地位上，前者当然处于更核心的位置。但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也非常关键，其处于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通过将基本原则的理念中注入具体的制度内容，从而使基本原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没有前者，后者将无从确立方向和边界；没有后者，前者将无法使自己的精神理念得以贯彻，无法从纸面走到现实，可以说，二者是车轮和车身的关系，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组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核心框架，共同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运行。

三、回归立法：模式和方式的选择

(一)模式的选择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模式一般有三模式说、四模式说、六模式说。三模式说是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制度模式应包括福利模式(或称之为委员会模式、福利治疗模式)、司法模式(或称之为法庭模式)、恢复性司法模式(或称之为社区参与模式)。四模式说是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模式包括司法模式、福利模式、参与模式、社会司法模式四种。第三种分法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模式分为六种：参与模式、福利模式、协作模式、修正的正义模式、正义模式、犯罪控制模式。可以称之为六模式说。虽然这些模式的称谓不尽相同，划分的标准也并不一致，但对其进行分析归纳后，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即福利模式、司法模式以及福利司法混合模式，其他分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三模式分法的局部调整或者变种。即，由于少年问题本质、社会需求或其他政经制度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或“福利”的两极化基础理念间调整其对策。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采取福利模式，国家作为少年利益的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承办官吏，即所谓的“国家亲权理论”，以代替传统的“家长亲权”理论。但是，对于罪错未成年人而言，在福利模式国家中，由于对罪错未成年人采取相对溺爱的处置方式，致使其行为嚣张，会引起公众集体的恐慌和愤怒。因此，作为福利国家起源的美国，面对社会防卫的压力，就采取修正保护主义的理念，从而向成年刑事司法程序靠拢。而对于司法模式而言，其主张罪错未成年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求通过法律的威严和惩罚的方式来保卫社会。当然，司法模式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关照措施。但是，该模式只是成年刑事司法程序的稍微修正，同样强调罪罚相当，程序正式且繁杂，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和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没有多大差异，并没有在实质上做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基于这两种模式不能满足未成年个体、社会、国家、国际的多方面需求。因此，必须探索一种新的模式，使其尽量能够兼顾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弊。这种模式应当具备以下特征：第一，未成年人应对自己的犯罪接受相应的惩罚；第二，这种惩罚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第三，采取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应当体现为“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宗旨；第四，无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罚还是教育都应体现恢复正义、重塑社会秩序的目的。

(二)立法方式的斟酌

立法方式至为关键，因为它既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的基本外观，又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的基本构架，因此，应当以域外相关立法为镜，首先明确立法方式。在此处，关键究竟是采取宪法立法方式，还是刑事诉讼法设特殊程序的立法方式，抑或采取单独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方式。

第一，宪法立法方式。宪法立法方式的特点是并不在宪法中具体表明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的方式、步骤、制度等具体内容，只是规定一定的宏观原则，确定一种总体的运作思路。宪法立法方式的好处在于只是提供一种宏观的指导思想，而不考虑案件发生的其他情况，由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相关权力行使者根据宪法规定的精神在参酌具体情况下对个案进行处置。但是，采用此种标准，弊症在于使案件的执行或裁决标准流于空泛，因为宪法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抽象的框架，在具体个案中，由于检察官、法官等裁量的余地和空间都很大，所以容易出现相似案件却差别较大的处置结果。

第二，刑事诉讼法中设特殊程序的立法方式。就是在刑事诉讼的立法设专章，按照未成年人保护的精神理念，确立相关原则和制度，并且调整该特殊章节和刑事诉讼法其它章节及整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立法方式既能照顾到未成年人的利益，又能兼顾刑事诉讼法总体的目的，具有其优势所在。但是，其也有一些缺憾之处：第一，由于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的特殊程序，那么，该章当然不能脱离刑事诉讼法总的立法价值和目的，因此，就会不可避免受地到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影响，在具体运作中，会使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精神走样，从而可能滑向司法模式的窠臼。第二，由于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一个特殊程序，考虑到体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不可能占用大量的篇幅。因此，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全面、成体例地设计和安排，也就很难达到未成年人实质保护的目的。

第三，单独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方式。单独立法方式是指在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保护的宏旨下，专门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进行立法。在立法的体系安排上，这种方式不仅能详细地设计和安排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而且也能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主体、相关执法和司法机构的规划、刑事诉讼规则、具体的诉讼方式、证据制度等各项内容进行专门设计，从而使整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成为一个自我调整、自成一体、协调有序的整体。

应当说，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单独立法无疑是一个适当的选择。美国《少年法院法》等未成年人专门刑事立法也在此方面作出了典范，而这种方法也确实达到了最佳的政策效果，实现了国家和未成年人个体双重保护的目的。因此，即使目前我国不具备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单独立法的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从长远的愿景上，这种单独立法的方式也是一种值得的期待。

(三)原则和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第7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一）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逮捕条件应从严把握，慎重适用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情节、主观恶性、有无监护、是否具备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以认定其是否有逮捕必要性，慎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条件的，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不致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律不予批准逮捕。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条件，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致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一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在审查批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如发现年龄证据缺失或者不充分，或者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基于相关证据对年龄证据提出异议等情况，可能影响案件认定的，在审查批捕时，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公安机关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应当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已经批准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适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经审查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及时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批捕率。

（二）正确理解逮捕必要性内涵，构建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

逮捕必要性，可以从二个方面理解和把握：一方面具有法定的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有证据证明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地构成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内涵。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给社会带来新的危害可能性，它不同于社会危害性，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刑法对犯罪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是主观危险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险性不具有危害后果的现实性特点，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危险性包括犯罪嫌疑人罪行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罪行危险性是指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因素致使犯罪嫌疑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人身危险性是指基于犯罪嫌疑人人身因素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二者共同构成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内涵。符合罪行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条件，即应当认为该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性，仅仅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社会危险性是不够的，在考察社会危险性的同时还需要考量二个因素：其一，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其二，为了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措施。之所以如此，是由逮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逮捕和刑罚一样，如双刃剑，用之得当，则国家、社会和个人均受益，用之不当，不仅个人的权益受到践踏，而且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和国家尊严、公平正义的司法宗旨均受到损害。禁止滥用逮捕权，最大限度地控制逮捕，尽可能少捕，只有在不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得不逮捕犯罪嫌疑人时，才适用逮捕措施，这是逮捕必要性原则的核心思想。[1]对于一般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尚且如此，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更应当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则应更加严格。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就要严格收集逮捕必要性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要对侦查机关移送的逮捕必要性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如侦查机关没有收集移送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应当要求其收集移送。

（三）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批捕程序上，应严格遵循特别程序

首先，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审查批捕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必经程序，否则，不能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即不能够以书面审查方式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未成年人。讯问和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核实案情和有关情况以及逮捕未成年人的必要性。其次，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到场，这是法定要求，而非酌定要求。在无法通知、或者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即未成年发罪嫌疑人的其他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通知法定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旨在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履行监督、沟通、抚慰、教育等职责。其三，在讯问女性未成年人时，必须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其四，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此外，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慎捕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考核，不应以逮捕率作为工作考核指标，而应以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帮教成效等为考核指标。

二、构建以“双向保护”为原则的审查工作机制

所谓“双向保护”原则，是指保护未成年人和保护社会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未成年人司法既要注重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涉罪未成年人，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保护社会和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机统一。双向保护原则不是未成年人司法理论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而是在对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困境与出路的探讨中提出的两个具有前后派生关系的理念，即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未成年人责任理念。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是指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看作是社会弊病的征兆，将未成年人犯罪者和不良行为者看作是社会不公和社会弊端的受害者，认为国家对这些受害者负有照料、帮助、矫治并使其最终走向正常生活道路的义务这样一种理念。[2]所谓未成年人责任理念[3]，是指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使未成年人对其不法行为后果承担认知、消除甚至接受惩罚的义务。与以往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强调未成年人利益和行为人的人格特征相比，责任理念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行为和后果特征，强调社会、社区的安全、利益以及对受害人的保护和补偿。然而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双向保护”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本身难题”[4]。就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从普通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的初衷和价值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它强调的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无论是《儿童权利公约》、《利雅得准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未成年人规则》等国际法，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国内法，这一点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因此，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处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本身难题时，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为第一位，以社会利益为第二位，并在此前提下追求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统一和均衡。据此，笔者认为，应以保护为主导，以未成年人责任为补充来建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工作机制。

（一）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和附条件不工作机制

1.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坚持慎诉原则。依法能不的坚决不，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的决定（法定法定不）；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虽然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不的决定（相对不）。比如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过失犯、未遂犯、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犯罪，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依法作出相对不的决定；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也要坚决作出存疑不的决定。对于必须但可以从轻减轻处理的，要依法提出轻缓量刑建议。对于可以不判处监禁刑的，要依法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

2.积极适用附条件不。附条件不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所设置的一项制度，适用该制度的案件须具备涉嫌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有悔罪表现等条件。有悔罪表现，不仅要认罪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而且要有悔悟的实际表现，如深刻反省犯罪原因、向被害人道歉或赔偿等。“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理解为根据案件的具体犯罪事实、情节可能判处的刑罚。实践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而且要根据各地未成年人多发案件的判决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制定类罪的适用参考标准，以减少执法的随意性。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都是对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作不处理，但前者的不是附条件的，它在犯罪事实和情节、主观恶性等方面一般要重于后者，在悔罪表现或被害人谅解程度、不的放心程度当面一般不如后者。对于既可以相对不也可以附条件不的案件，优先适用相对不。

（二）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矛盾化解机制

1.推行认罪教育机制和释法说理机制。化解涉罪未成年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取得被害人对处理涉罪未成年人方针政策的理解，是落实少捕、慎诉和少监禁要求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教育，促其认罪悔罪，主动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和宽宥。加强与被害人的联系，听取其意见，并积极宣讲有关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政策、原则和方针，做好释法说理工作，以争取被害方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关注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同等保护，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

2.推行刑事和解机制。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未成年刑事案件，要充分发挥检调对接工作机制的积极作用，由人民调解员先行做好相关工作，再由检察人员主持制作调解书，并认真审查达成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严格监督调解协议的执行，及时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

3.推行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特别是对社会关注的重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主动采取适当措施，积极回应和引导社会舆论，有效防范执法办案风险。

（三）推进社会调查机制

审查的过程是一个查验真伪的过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要切实贯彻全面审查原则，要扩大审查的范围，除了必须查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外，还要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出生时间、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5]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7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程序，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侦查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除收集、审查或调查案件事实、证据外，还需对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之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如果侦查机关没有开展以上社会调查工作，可以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调查。社会调查报告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对审查批捕、审查、审判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给合议庭。”

三、构建“内整外合”的综合治理机制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在于：尽量减少司法干预，扩大社会教育，把未成年人司法纳入“综合治理”总体战略，作为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整体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6]所谓综合治理，就是运用司法、行政、教育、经济、福利等多种手段来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的目的在于“教育预防”——教育改造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的有用之才。处理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再犯，而违法犯罪的发生又有其复杂多样的社会原因，因此，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应当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推进。因此，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除了上面的案件办理机制外，还需要加强内部整合和外部协作配合机制的建设。

（一）构建检察机关内部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整合机制

前面笔者已经探讨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五位一体”工作模式，但总体的工作模式并不表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就能够对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都能够包揽无遗。相反，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才能收到最佳工作效果。比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维权帮教、监督与保护等工作，仅仅依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一个部门的检察官是很难有效达成工作目标的，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的未成年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人数原本的就少，要在完成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诉讼监督等职能工作的同时全面承担犯罪预防和帮教考察等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帮扶救助等工作，可以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协同团支部、宣传处（科）、机关工会等机构共同落实和推进；对于在押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帮教工作则由监所部门驻所检察官来履行更为及时和有效

（二）构建检察机关与公安、司法、审判等机关的制约配合机制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帮教是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同样要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三）构建检察机关与司法组织外的机构、组织等的合作机制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与再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凭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力量难以达到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效果，因此，在未成年人司法的全过程中都应当注意发动和运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的有限性已为西方国家实践证实，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提倡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共同参与，重视发挥司法组织外的机构、组织、社会公众包括未成年人群体在内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共同参与、综合治理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和进行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策略。[7]因此，检察要加强与综治、共青团、妇联、民政、学校、社区等有关方面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增强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未成年人的维权、考察、帮教等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自身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保证考察帮教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对未成年犯罪人社会管理的创新。

注释：

[1]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2]赵国玲、王海涛：《少年司法主导理念的困境、出路与选择》，载《中州月刊》2006年第6期。

[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相当一部分公众和学者对当时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于是未成年人保护理念遭遇困境，困境促使未成年人责任理念应运而生。

[4]所谓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本身难题”是指保护少年利益和保护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参见储怀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5]陈卫东、张弢：《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第8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省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省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办法》及有关青少年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在青少年审判工作中，坚持教育与打击相结合，教育感化挽救为主、打击惩处为辅的原则，严格依法办案，充分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开展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坚持开展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服务和保障，将其作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措施。通过该活动的开展，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关注和参与青少年维权工作；缓解了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了青少年犯罪，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人民法院的全面建设，树立了良好社会形象；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调动了广大青少年投身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性。2002年被团市委评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刑事审判庭少年合议庭2007年被共青团***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十二个部门命名表彰为***省2005-2006年度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一、领导重视，不断提高对青少年维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二、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未年成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

1、坚持“两个必须”。未成年人由于年幼无知，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其智力、阅历、法律知识和自我辩护能力明显处于弱势。为查明事实，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2、坚持不公开审理。3、坚持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则。4、坚持法律标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第9篇：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完善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未成年人明显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其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也极易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犯罪也越来越严重。刑法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不受各种犯罪的侵害，另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人权，使之不受非法的刑事追究。然而现行刑法尽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充分保护的法律精神，但仍有不少缺陷之处，有待完善。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主体的保护

在刑法上，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处于这一年龄时期的人，虽然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因生理、心理等都还处于发育之中，思想观点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和稳定，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能要照顾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定罪、量刑、行刑方面都不能等同于成年人，然而现行刑法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1、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非犯罪化，是指对于那些虽然符合刑法规定，但情节轻微，没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就不作为犯罪。比对现行刑法的这一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该撤销案件，或者不，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不的决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能作为治安处罚的就不作为犯罪追究；人民法院不认为其犯罪的则不定罪。公、检、法三大系统全面协调贯彻对未成年人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可以成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罪的犯罪主体，未满16周岁可以成为任何罪的主体。由此可见，此上述八种罪的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两类未成年人在定罪方面等同于成年人，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也没有体现从宽的政策，这应该是立法上的不足之处。虽然2006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可以不认为其犯罪的几种情形，弥补了刑法法条里的许多不足，但远远还不够。

总之，在定罪方面，要尽力贯彻好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非犯罪化政策，立法上应规定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并予以明确界定。

2、量刑过程中的减免处罚政策

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减免处罚的总脉络，不仅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而且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的规定相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除此之外，对未成年人来说，在刑法总则中就没有关于量刑方面的其他规定了，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麻烦，理论上也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适用缓刑规定，免予刑罚处罚规定，自首和立功方面。

（1）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一大表现

缓刑作为国家控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被认为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控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这一特殊的刑罚手段对促进罪犯改过自新，预防罪犯再次犯罪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大，容易偏离生活正常轨道走向犯罪，但也容易认识错误改造自新，因此，缓刑的适用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作用更为显著。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的界定。另外，第74条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对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刑法第72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一般都应适用缓刑。这样做，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可以避免和防止在监狱或劳改场所的交叉感染，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但是，在如何判定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以及在掌握未成年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时，刑法并没有作出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未成年人可塑性大，正因为这点，才要求法律对其给予特别保护。

（2）对未成年人免于刑罚处罚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另一表现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立法者这样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而言有所减弱，其法律上的可责难性小，因此，基于主体年龄的因素，可以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既然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免予处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免除处罚，那为什么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不能涵盖免予处罚这一原则呢？这也是刑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在量刑方面不够完善的地方。

另外，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关于“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的规定，未成年人的年龄情节已经被视为适用免刑的条件之一，而且也得到司法解释的确认。解释规定，未成年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属于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犯罪后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应适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分。

3、行刑过程中的从宽处理政策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三大原则之一。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相对应的是执行刑罚人人平等。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难易不同而给予差别处理，这是行刑中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改造难易程序明显不同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给予区别对待，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这不违反行刑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诠释了司法公正的精神。我国刑法中对这种区别的待遇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减刑、假释的规定中，也没有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应该放宽。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放宽。”立法的不足不能仅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补救，而且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可以比照”，而不是“应当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行刑平等原则是要切实保护发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实行实施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被缩小了。

另外，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因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规定对未成年人因突发或偶然暴力性犯罪而被判重刑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保护

1、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

我国刑法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罪名主要集中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具体是指刑法第237条规定的猥亵儿童罪，把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从重处罚。第241条规定的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62条规定的拐骗儿童罪，即“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从而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第359第第2款规定的引诱罪，把“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的”，单独列款，并规定相关的惩罚，以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第360条第2款规定的宿罪，对“宿不满十四周岁的的”，与一般该行为相比，其处罚更为严厉，“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些罪名都把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并且刑法分则将其作为专有罪名规定，或单独成条或单独成款，并且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或从重或加重，以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另外，《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规定的雇用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儿童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把侵害未成年人作法定的加重情节

刑法第236条规定，奸的以罪论处并从重处罚，同时，该条第3款规定，具有奸节恶劣或奸多人或者二人以上的，或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该条把犯罪对象作为从重、加重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行为对以后的身心健康及思想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律理应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对他们加以保护，给予宽慰，帮他们树立自信。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其死亡或杀害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40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即属于第1款规定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属于第2款规定的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刑法第347条第6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从重处罚。使其不受的侵害。刑法第353条第3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的，从重处罚。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辨别能力也较低，极易受唆使，容易被利用。前两款的规定既可以对不法分子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组织、强迫不满14周岁的的属于组织罪、强迫罪的情节严重情形，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364条第4款规定，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物品的，从重处罚。从思想和精神上给予未成年人更为干净的成长空间。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抢夺数额较大，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财物的。

从上述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以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进行从严制裁，体现了国家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保护。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已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刑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不足日益显现，亟待完善。

3、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渎职犯罪的规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1款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2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完善思考

（一）关于《刑法》中某些条款的完善思考

1、对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罪名为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享受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理应得到保证，社会各界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但是，根据刑法的这一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采取了措施而没及时报告，或者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只要及时作了报告，即使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也不构成犯罪。法条条文里一个“或者”，就留下了很大的空子可钻，使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倒塌事故发生时，主要责任人员就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和余地。只要将校舍等设施潜在危险做过报告，不管以何种形式，也不管向上级哪个部门，只要报告了，自己就不会构成犯罪，或者在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存在危险，随便采取一点措施就算完事，或者在采取措施和及时报告二者中，选择最容易最省事的。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立法愿意和初衷的，它不是督促责任者主动采取措施，而是督促责任者及时报告，把危险和问题转移上交，自己的责任推脱得所剩无几。因为责任者在二者选择中，一般都会避重就轻地选择转嫁责任。这是对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权的极大漠视，这样立法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这样的条文若不加以修改完善，就不能引起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从而使他们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存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对广大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

建议立法部门在对本条的修改时，着重突出行为人认识并采取措施情况对本罪构成的影响，清晰明确责任者应负的责任程度，尤其要特别强调，对学校或者教育单位有关负责人在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的情况下，能采取措施而不采取，或者无能力采取措施又不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行为严厉惩处，从严治罪。

2、对拐骗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法条规定，本罪的侵犯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实践中拐骗十四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因刑法无明文规定，故致使处罚无据。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将拐骗儿童的保护对象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扩展到整个“未成年人”，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此罪的保护范围，而不再使这一部分未成年人游离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相应地，本罪名也应所改变，应确定为拐骗未成年人罪，或者仍定为拐骗儿童罪。只是这时的“儿童”不再是我国传统语言上的“儿童”，而是指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的范围一致。

3、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条第6款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个人觉得刑法的这一条规定的法定刑过低。收买被拐卖儿童，事实上起着给拐卖儿童“销赃”的作用。买卖是对向性的，给“买”方市场以严厉的刑罚打击，有利于从源头遏制、杜绝拐卖儿童的发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足以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产生威慑作用，建议提高法定刑的起点，同时规定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另外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则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打击收买儿童的犯罪，更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议对其进行轻微的刑事处罚，以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

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等各方面均不成熟，他们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有着明确的差异。因此，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均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现代法治国家大多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各种各样有效的非刑罚处罚方法。非刑罚处罚方法可避免未成年人因被判处实刑而在监禁场所受到交叉感染，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强制条件下矫治未成年犯罪人违法犯罪的倾向，医治其不健康的心理，使其成为合法守纪的公民；可以对虞犯少年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其犯罪的可能；以形式上的惩罚平息被害人和社会的公愤，使被害人从犯罪造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达到补偿安抚的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践运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未成年罪犯实施非刑罚处罚方法，既减轻了监狱的压力，减少了国家司法的负担，又让未成年罪犯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有利于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上述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切缺乏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与先进法治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未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实施，要么由政府承担，要么由个人承担，未能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缺乏量刑阶梯，难以体现对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的区别对待和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以致造成司法实践中两种极端：要么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一放了之。因此，借鉴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已势在必行。

1、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与监禁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是法院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之改造任务。首先，由于未成年人接受的社区主流文化较少，社会化程度不高，因而对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能力。若对其进行监禁，极易受到监狱环境中负面的影响。其次，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激情犯罪的较为常见，其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将其放在社区中加以矫正，在亲情的感化和社会的监督下，他们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摈弃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真正做到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据统计，最早每年大约有五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四十小时，最多为二百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要有五至二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的劳动项目，如让未成年罪犯去粉刷社区的墙壁，清楚乱写乱画的东西，打扫公共场所等。如果未成年罪犯，不按时到社区服务，第一次监管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提出严厉的批评，第三次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香港《社区服务令条例》规定，法庭可以对被宣告构成可以判处监禁刑罪行的十四岁以上的人适用社区服务处罚，并要求违法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事不超过二百四十小时的有益于社会的无报酬工作。

2、监管令

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发出监管令，这也是对未成年罪犯教育和改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监管令是指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案件的判决或暂缓判刑的决定生效后，对未监禁或已解除监禁的失足少年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监管令的时间一般为1－6个月。在监管令规定的期间，公安机关负责对未成年人的生活行为依据监管令的内容进行监督，法院的法官负责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具体而言，监管令的内容包括要求未成年人：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网吧、歌舞厅、迪厅、洗浴城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等。要求监护人不得让监护对象单独居住，发现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应及时查找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在生活、交友等方面严格要求监护对象，防止其不良行为的发生；积极指导和帮助监护对象读书学习、及早就业等。为了矫正失足少年的不良习惯，帮助失足少年真诚悔过，预防其重新犯罪。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2002年7月以来，率先作了有益尝试，并且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监管令这样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不断加强并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定。

（三）关于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其他相关法律有效衔接的思考

《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宪法以抽象的条文阐释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也是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1条明确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监狱法》第75条规定，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上述法律规定是有关未成年罪犯受义务教育权的保障。

未成年犯的思想和性格的可塑性较强，虽一时失足犯罪，但人生之路还很长，完成义务教育可以弥补他们的缺失和遗憾，能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自控能力和综合素质，大大巩固改造效果，能使他们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但是，刑法中对未成年罪犯受教育权的保护与相关法律呈脱节状态，甚至处于空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