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交流发言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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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融合发展交流发言材料范文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60-1770(2009)03-08-04

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一是从时间看，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二是从周期看，世界经济2002年进入上升周期，2006年达到顶峰，现在转向全面衰退和经济金融危机。三是从影响看，危机源头在美国，影响欧洲，波及亚洲，影响范围广、程度深。本文旨在对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路径，传导机制和影响进行系统梳理，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危机的根源，并为中国恰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性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演变路径

总体来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在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危机经历了苗头初现、金融体系局部出现问题，逐步强化到集中全面爆发，迅速蔓延扩散的一系列演变过程。

(一)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次级贷款大量违约有关。从2000年开始，为了防止新经济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多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一直降至2003年6月的1％，直接推动了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长达五年的繁荣。在房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放松了信用风险审核标准，开始向信用评级较低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次级贷款。但是，从2004年开始，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大，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时间内基准利率从1％上升到5.25％。由此产生双重效应：一是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二是房价持续下跌，甚至低于未偿还贷款金额，许多借款人只好选择违约。这导致了次贷危机在2007年夏季的集中爆发。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次级贷款大量违约只是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还与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产品的证券化及其衍生品过度膨胀有关。资产证券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以后大大加速，其核心是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债券，使之具有流动性，而对这些债券的还本付息是以资产未来现金流为基础。通过证券化过程，资产所有人将特定资产对应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实现了风险向外部的转移和分散。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在新世纪后快速发展，从2000年的81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7320亿美元，7年增长了9倍还多。不仅如此，以MBS、ABS、银行贷款、垃圾债券等各类资产组合为基础，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又开发出了新的债务抵押担保证券(CDO)。理论上，这种金融创新的链条可以无限延长，形成CDO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这种金融创新在推动美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被隐含和放大。一旦最底层资产即次级贷款出现问题，将导致相关CDO价值大量缩水，引发投资者对相关CDO的全面挤兑，减值，导致多层金融衍生品定价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一是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波动震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20多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一大批对冲基金遭受毁灭性打击。2008年纽约、伦敦、日本等全球主要股票市场跌幅达到30％40％。二是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全面收缩，制造业指数跌至多年来新低，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发达国家失业率迭创新高，美国高达7％，欧盟国家普遍在7％左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普遍放缓。三是国际市场资源，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企业生产经营与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大批企业高价时买入的原材料库存至今没有消化。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产成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全球亏损行业，亏损企业持续增加。

(四)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评价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看，主要有三种应对模式：一是注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贷款和购买金融机构股份等方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从而激活金融市场。这种模式以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为主要目的，并非治本之策，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作用较小。面对庞大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以及更多的尚未暴露出来的信用卡、商业抵押贷款等信贷问题，一旦救市资金用尽，市场信心将再度受到重挫。二是信贷担保模式。以欧盟为代表，主要是由政府出面，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从而增强市场信心。这种模式不排除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实施国有化，但更看重通过强大的政府信用来确保金融机构信用稳定。三是相机抉择模式。以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比如，日本利用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机会购买部分美国资产，韩国实行韩元贬值以刺激出口，新加坡和香港提供全面存款担保以增强市场信心。中国则采取调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为出口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等方式稳定出口，出台扩内需政策。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目前，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基本集中在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发放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上。但从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危机的根源并不能从危机本身得到理解。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经济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美国国会在1980年-1982年立法解除

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9年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大部分条件，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的局面，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问题最终在次级抵押贷款环节爆发，并迅速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危机。这场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从危机的根源入手，对美式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的道德风险，以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平衡。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我国战略抉择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本身尚未见底，仍在蔓延扩散。在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的进程中，危机对全球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重。在深刻反思之余，我们更应从这场危机中得到有价值的启示，以此为鉴，指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金融战略抉择。

(一)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

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减，企业出口订单大量萎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继续坚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已经步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把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既定途径。我国也已具备了内需拉动的充分条件，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强大的消费力，高储蓄率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加上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以及广阔的待开发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要立足于扩大消费需求，多渠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稳定发展住房、汽车消费，积极培育服务、旅游等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要立足于扩大投资需求，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社会事业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四)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做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贷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加快资本输出步伐。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五)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要以这次危机为契机，以公平，公正，包容，有序为方向，以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为原则，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扩大监管覆盖面，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建设支出力度；实行结构性减税、退税或抵免，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加大对“三农”，民生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加大对优质企业、中小企业、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稳定股票市场运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七)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9.8％，但主要建立在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依靠资源和要素的大量投入支撑经济增长。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不断寻求新的报酬递增的源泉。要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要深化改革，着力营造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缓解和消除发展瓶颈，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