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存款对商业银行的重要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从商业银行公布的2012年银行中报来看,大部分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增速出现了放缓趋势,同时也出现了存款定期化、贷款短期化的趋势,加大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同时根据银监会8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银行业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为122万亿和114万亿,两者都环比出现下降,与4月份如出一辙。
在季度考核之际,存款迅速增加,过了考核期,而又马上离开了商业银行的负债表。而总资产和总负债的双降,也显示出了存款、贷款的明显波动。
存款定期化趋势增加
存款,对于商业银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公布的年报中可以看出,不少商业银行在银行理财方面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缘于各大商业银行不断推出银行理财产品,而不同类型的银行理财产品又有着类似存款的作用,但成本却比存款高,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对负债的重视。
而在前几年,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国内新增贷款大幅增加、外汇占款也过快增长,都为商业银行存款提供了良好的源头。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存款的高增长也出现了下降。
有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平均增速为12%,比2011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了4和9个百分点。而主要原因则是,受到上半年外汇占款增量明显减少、贷款乘数下降以及存款分流等影响。
从刚刚公布的银行中报也可以看出端倪。中信证券对建行中报的研究指出,上半年存款日均、时点余额分别较2011年增长了8%、10%,总体良好,但是两项数据显示存款竞争压力已经传导至大型商业银行。
在大型商业银行对于吸收存款也感到压力的同时,在银行中报中也显示出存款定期化的趋向。
在8月30日刚刚公布的工商银行年报显示,作为国内第一大行,境内各项存款比上年末增加11200.85 亿元,余额和增量在国内同业中继续保持第一。在客户存款中,公司定期存款占比从去年同期的17.7%上升至19.2%,而公司活期存款占比则比去年同期出现下降。同时,个人存款方面,定期占比从去年同期26.9%上涨至27.7%,而活期占比则是略微降低。
面对银行中报中存款定期化的趋势,一个银行业人士认为,首先,央行连续两次降息,同时扩大存款浮动区间,个人以及公司增加定期存款有利于对抗利率的下行风险,同时又能够享受到利率上浮的优惠。再者,目前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大,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意愿下降,定期存款利率上浮的幅度对其有所吸引。
同时,商业银行也面临着利率市场化加速的背景,存款定期化或许也将加速。招商证券罗毅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存款利率管制放开后,价格战往往成为银行竞争的重要手段。存款利率上升,储户选择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因此,活期存款占比逐步降低,导致银行付息成本上升。
全面推行日均存贷比
8月27日,银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每逢季度考核之后,总资产和总负债环比都会出现下降趋势。在4月份,总资产和总负债环比同时下滑0.4%,而在7月份,总资产和总负债环比下滑0.5%和0.4%。
与总资产和总负债每次下滑仅仅几个千分点不同,央行公布的数据则显示出了商业银行存款波动性的局面有所增加。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5006亿元。而在6月份,适逢季度、年中考核之际,6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了30400亿元。季末前后两个月,人民币存款波动性有所加剧。
上述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随着银行理财产品对银行业务的干扰,以及再加上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信息披露等,商业银行“冲时点存款”的现象往往有增无减。
面对商业银行存款的波动,“监管机构也指出,过于关注时点考核,导致存款波动明显,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面临着较大考验。同时商业银行也要加强风险指标监管预警,做好压力测试,准备好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上述知情人士说道。
经营环境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放松管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竞争日益激烈,商业银行既受到空前的挑战又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
首先,放松管制对于商业银行是一个既促进竞争又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的进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里程碑式的放松管制举措对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放松对存款机构资产与负债业务范围的限制,放弃对不同类型存款机构的差别待遇,标志着美国银行业的管理目标从以往的注重安全性和稳健性,转向注重竞争性和公平性。《1994年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案》,废除了银行跨州扩张的壁垒,允许银行控股公司收购任何一个州的银行,使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业务和设立分支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商业银行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经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业务,从立法上为商业银行扩展金融服务的范围实现综合化经营提供了保证。
其次,金融市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构成空前的挑战。1985年到2007年期间,美国股市市值相当于GDP的比率由54%猛增到146%;债务证券余额相当于GDP的比率由102%提高到183%。同时,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长足发展。美国金融业的深刻变革,使商业银行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两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公司企业的融资来源日益广泛,银行贷款的吸引力日益下降,在非金融企业负债中的比例同期由22%下降到14%;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吸收个人家户存款的能力受到严重侵蚀,存款性资产在美国个人金融资产持有中的比例由34%下降到19%。
第三,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既推动银行业市场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提高,又为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提供了技术基础。
传统的银行业厂商理论强调,银行存在与发展并在金融体系中具有垄断地位,是因为它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并受到监管保护。而放松管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经营环境变化,则使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如信息优势、改进市场不完善的优势、监督优势受到侵蚀,长期享受的管制性补贴减少,使银行业市场的可竞争程度提高。这种经营环境的巨大变迁,迫使美国的商业银行调整其战略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在以上这些重大变革的作用下,美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对变革中的中国银行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考察分析。
市场结构发展
面对严峻的挑战与重大的机遇,美国的商业银行应时而变。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并购扩大规模、扩张经营的地域范围与业务范围,提高资产与收入来源的分散性,改善与加强竞争地位。1980到2006年,美国银行业共发生了10245宗银行并购,单宗并购的规模也时常创出美国银行业并购历史的新高,形成汹涌的并购重组浪潮,使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机构数量减少分支数量增加
经过20多年持续的大规模并购重组,美国商业银行机构数量减少了一半。在银行机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中,主要是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巨减,如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由14064家减少到7052家,其中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更是由9738家减少到3459家。
在美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大幅度减少、快速的技术进步似乎要使银行物理分支的必要性消失的背景下,美国商业银行机构的分支却不断扩张,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与银行分支密度日益扩大。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1985年到2007年,美国商业银行分支数量增长了近70%。而且通过分支扩张,大银行的地理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十多家银行机构目前在全美至少20%的地区设立了经营机构,到2007年底,地域触及范围最大的美国银行已在美国31个州设有分支。
市场集中度提高
考察期内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由1985年的25930亿美元大幅度提高到2007年的91920亿美元,增长了241%。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各规模银行之间的均衡增长,而是日益向大型、超大型商业银行机构集中。如表1所示,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特大银行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份额已经迅速由24%提高到51%,资产规模排名前100的大银行的份额则由46%提高到79%。
但是,市场集中度的大幅度提高并没有相应地降低市场竞争度。关于竞争问题的传统思路,结构―行为―业绩(SCP)范式认为,从市场的结构(市场的集中度)到市场力量程度再到厂商的定价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厂商的数量减少造成大厂商市场力量扩大,弱化厂商之间的价格竞争,降低市场竞争度。众多对银行业并购重组的研究认为,银行并购的动机之一是获得市场力量,取得市场价格支配权,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支付更低的存款利率,从而获得更高的利差。而市场可竞争性理论则认为,市场的竞争程度高低并不取决于市场集中度或银行的数量,而取决于市场的可竞争性,而可竞争性随准入管制的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银行业务范围限制的减少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而提高。
价格的变化是反映市场竞争程度的直观指标,在银行业中最重要的价格就是银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研究者一般将利差的发展趋势作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提高情形下竞争程度降低与否的依据之一。资料显示,美国商业银行的利差自90年代初有所提高后,基本上在0.5个百分点的范围内波动,近年来又有所下降,同时,利差的大小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呈明显的反向关系,10家最大银行的利差水平最低,而且是低于商业银行整体的利差水平。表明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降低市场的竞争度,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因为市场份额提高而形成能控制价格的市场力量。Bikker和Haff(2002)使用银行层面的数据,运用经过修改的PT方法估测了美国1991年到1997年期间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变化,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美国银行业整体和各规模银行市场的竞争度水平都有提高,其中大银行市场的竞争度水平提高最多。其原因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提高了银行业市场的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而且银行的规模越大所面对市场的可竞争性越高。
美国银行业市场中以净利差高低所表示的银行业市场力量与银行的规模呈反向变动,原因在于: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虽然规模与经营地域扩大,但所面对的信贷市场的可竞争性在不断提高。其一,特大银行面对的主要是大型公司客户,向其提供大宗金融产品,而这些客户获得融资与金融服务需求的渠道已经非常多样化,使特大银行在大客户的竞争中压力日增,产品与服务定价中难以发挥其规模的优势。其二,虽然特大银行自9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零售金融业务,但在该市场中也面临激烈的竞争,难以取得定价优势。美国90年代中期才全面放开商业银行跨州设立分支的限制,到2007年,分支最多的美国银行在全美只有6249个分支,仅覆盖美国31个州。同时,当地中小企业和居民对这些特大银行的分支相对陌生,而与已经在当地长期经营的中小银行存在着更紧密的关系,经常不愿意成为大银行当地分支的客户。另一方面,大银行的组织层次多,信贷审批的速度慢,信贷标准严格,也排斥许多当地客户,而当地银行往往是基于长期的关系发放信贷,具有效率优势。同时,涉足零售信贷业务的除了商业银行还有储贷机构、信用社以及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专业抵押贷款公司、信用卡公司等等多种机构,都对特大银行的零售金融业务构成竞争威胁,使其在零售存贷款定价中难以发挥其规模优势。
资产结构发展
传统上,向工商企业和家户发放信贷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几乎构成其资产的全部内容,利息收入几乎构成其收入的全部。随着美国金融市场机构和工具的发展,美国信贷市场的竞争性增强,商业银行贷款在美国信贷市场中的份额不断被侵蚀,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以及信息技术进步的支持下,美国商业银行向综合金融服务供应商的方向发展,资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近20年来,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持续增长,余额由1985年的163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9970亿美元。但是,商业银行贷款在美国信贷市场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在商业银行资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也有所降低(见表2)。
贷款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相对重要性逐步降低,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美国信贷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在其资产组合中越来越多地持有各类证券资产,包括投资账户和交易账户的证券持有。从商业银行整体看,证券持有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在考察期内由15%提高到25%,10大银行则由6%提高到27%,大银行和中等规模银行也都有5个百分点以上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8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美国许多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越来越多地将其贷款进行证券化,转移出资产负债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商业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由房地产贷款、工商业贷款和消费者贷款构成。其中房地产贷款是银行发放的为客户取得不动产提供融资的贷款,按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口径,美国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包括五大类:建设与土地开发、非农场非住宅、多户住宅、1~4户住宅和农场贷款。
1985年到2007年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总量急剧膨胀,年均增长率达到10%,不仅高于商业银行资产和贷款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远高于工商业贷款和消费者贷款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美国银行业问题重重的1990~1994年期间,也保持着中速增长,充分反映出房地产贷款增长的强劲。期间,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长了5倍,在商业银行贷款中占到一半多,成为美国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贷款资产,而工商业贷款和消费者贷款在商业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则呈下降或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态势(见表2)。
美国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持续的高速增长与相对重要性不断提高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经济90年代以来出现比较长时期的繁荣,在商业房地产市场中,商业楼宇空置率下降,商业房地产价格上升,市场状况不断改善。同期,美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持续提高,购置住宅的意愿也持续高涨。再加上利率持续走低的借款成本降低效应,推动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信贷市场的一些结构性变化,商业银行工商业贷款增长乏力且具有比较大的波动,在总贷款和总资产中的份额持续降低,也使房地产贷款的相对重要性更为突出。
收支结构与盈利性发展
美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低谷之后,迅速提高,至今持续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见表3)。这种长期稳定的盈利水平不仅高于历史水平(1950年到1985年期间平均仅为0.72%),环视全球银行业,也是最高的,例如,欧盟15个发达国家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长期低于1%,即使在经营形势最好的1999年到2001年期间,也仅为0.76%。美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性是其在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上,在新的经营环境下,增收节支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
非利息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不断提高
由于利差的收窄、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下降,净利息收入对美国商业银行收入和盈利性的贡献度不断降低(见表3)。而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银行积极实行综合化经营拓展表外业务,越来越多地通过传统的银行服务和非传统的金融服务挣取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盈利性的贡献度不断提高。1985年到2007年期间,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的份额由25%提高到46%,非利息收入/资产的比率也提高了1个百分点以上,弥补了利息收入/资产比率下降,使总收入对资产的比率持续上升。这种发展形态,不仅反映了美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向非传统业务的分散化,而且也是其盈利方式从传统银行业务向非传统金融业务的转变。
虽然非利息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其构成没有大的变化。在美国商业银行各种产生非利息收入的业务中,值得重点提出的是其支付相关的业务。支付相关业务是存款账户关系之外执行的交易服务,包括:传统的存款账户收费,信托和投资服务收入,信用卡手续费收入(包括逾期还款、高于传统贷款成本的信用卡余额利息,现金预付的财务收费,代表商家和持卡人处理交易的手续费,以及信用卡采购的内部手续费)以及ATM收入等。根据De Youngand Rice对美国2622家银行进行的估算,在2003年,支付相关的收入构成其经营收入的21%。
Chakravortiand Kobor的研究显示,美国的商业银行运用支付业务增加利润主要有两种策略:独立产品策略和产品打包策略。独立产品策略是高度专业化的,如证券加工和处理、大批量个人和公司信托账户管理以及行服务等等。这些业务线都产生独立于银行其他业务的收入流,而且也使用专业化的(经常是大规模的)生产流程。而采用产品打包策略的银行,则将其支付产品与其他零售或批发性产品组合在一起打包进行市场营销和定价。虽然,在这种策略中支付性产品可能并不对利润有直接贡献,但是将其包括在相关服务包里则能够提高存款客户的留存度。
风险管理与成本管理水平提高,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支出的规模也在扩大,但其增长速度低于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幅度与增长速度,非利息支出对总资产的比例在持续地下降,综合反映银行经营效率的指标成本/收入比率(costincomeratio),1991年以来持续走低,由69%下降到59%。
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美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显著提高,即银行管理其资产的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机构更紧密地实施当前的最佳银行管理做法。Bergerand Mester(1999)的研究表明,无能力采纳最佳做法的银行的比率在90年代已经下降。Bergerand Humphrey的研究还表明,由于80年代银行业最佳做法边界内的离散度很高,即最佳做法的采用率低,因而是一个无效率上升的时期。这种最佳做法采纳能力的提高突出表现为90年代是商业银行重复创新(repeatedinnovation)的时期,如信用评分、广泛的ATM网络,以及大量其他创新的普及。这些创新80年代已经出现,其早期采用者在该技术被竞争者广泛采用之前挣超常利润,而重复创新则可以全面提高银行业的经营效率。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股市崩溃以及房地产贷款问题之后,美国的商业银行高度重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工具的种类和规模大幅度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此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使用种类日益丰富的衍生品以及运用更为复杂的风险度量与管理方法是大型金融中介体抗冲击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
有效的风险管理具有提高经济稳定性的潜力,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可以改善基于风险的定价,这反过来又导致更有效的风险分担与资本配置。美国商业银行长期良好的盈利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更加熟练地将风险管理的工具与技术整合到其日常的经营管理之中。例如,一般认为银团贷款中风险的定价不如公司债券市场中的风险定价精确,但是,TilSchuermann对1990年到2001年银团贷款与公司债券的利差差异进行比较,发现银团贷款定价曲线的风险敏感性提高了约1/3,表明基于风险的定价已经更为系统地渗透到银团贷款市场中。同时,Edelberg的研究也显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也改变了1995年以前只有单一“内部利率”(houserate)的情况,依信用等级确定利率,定价中的差异性与风险敏感性更强,使商业银行在所承受风险得到补偿的同时扩张信贷发放。
关键词:商业银行;竞争状况;问题
1我国商业银行竞争状况
1.1存款业务之间的竞争
商业银行其实是一个自求资金、自主经营平衡的经济实体,资金的利用主要依靠资金的来源。所有银行最主要的负债业务都是存款,这也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2011年年底,全国银行产业总负债总计78.99万亿元,其中各种存款是64.07万亿元,存款所占的比例高达81.12%;这其中全国四大商业银行所拥有的各项存款所占比重为91%,全国大型银行业各项存款所占比重为84.71%;中小型银行各项存款所占比重为72.85%。[1]因此,各个商业银行都尤为重视存款业务之间的竞争。
1.2人才资源之间的竞争
一直以来,长时间困扰着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源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得员工素质比较低,人才资源比较匮乏。一方面各家商业银行都存在人浮于事,大机关小基层,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员工素质普遍不高,真正的金融管理精英人才稀少。各家商业银行在面对这种困境得情况下又不约而同地出台了例如精减员工,实现银行员工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通过加强培训的方式来期望提高员工自身的素质;大量地招收相关专业研究生、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等方面的人事改革举措。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的人事制度的相关改革进程仍然是极为缓慢并且步履维艰。
1.3金融产品之间的竞争
近年来,我国各家商业银行电子技术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比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快速便捷的电子清算系统、交易系统、管理系统以及各系统之间的网络化需求而言,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电子化进程仍然处在初级阶段。银行业在软件开发应用和现有数字信息的深加工再应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大片的空白点。也正是由于认识到金融技术创新的不足之处以及其对占领市场存在着的重要性,各家商业银行都开始纷纷注入巨资更新办公设施,相继开通电子汇兑,开始推行城市网络建设并且都开始积极试行对公存款等领域的通兑。商业银行中电子化高科技含量的增加,必然会将大大地延伸金融业服务的“触角”。综上所述,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技术的创新是商业银行的管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逐步形成综合化、网络化、系统化、多元化服务系统,从而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最基本的保障。[2]
2我国商业银行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2.1存款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存款产品的设计存在着主体错位问题。商业银行的存款产品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统一设计的,各个商业银行都不具有自主设计产品的权利(没有权利变更利息率),只能被动地去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所批准的存款产品。这种统一供给的机制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商业银行在经营产品所变现出的能力上的差别。产品设计的主体错位将导致各个商业银行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优势来自行定位,银行不能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设计不同存款产品,实施产品差异化竞争的策略,最终会导致国内的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降低,在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二,中国人民银行来设计存款产品,尤其是决定利息率水平更多的考虑的是宏观调控的需要,而这点和银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特性可能存在着矛盾。这种“宏-微观冲突”是不同主体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并且也会越来越明显。[3]
2.2人才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许多商业银行的职员专业知识水平不足,总是从银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始终把推销产品放在第一位。商业银行的员工在对客户介绍相关项目的服务时,总是习惯于从银行的角度去思考、判断、处理问题,并没有对客服有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详细的讲解以及提示,这可能会导致客户在购买银行产品后遇到不必要的麻烦。现在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素质参差不齐,综合营销能力、客户鉴别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高,特别是缺乏现代商业银行存款产品开发和现代金融工具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商业银行职工无法分析、研究和预测客户现在和未来的变化和需求,没有办法达到“以客户为中心”的目标。
2.3金融产品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金融产品缺乏针对性。有些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只图规模,而不重视效益,其主要目标是抢占市场,并不是围绕着客户需求来开发产品。与此同时,金融产品的开发和改进往往从银行内部的局部利益出发,对客户的需求缺乏必要的整合和细分,以致于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出具有吸引力以及前瞻性地金融产品。金融产品层次较低。近年来,各个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多达几百种,其范围涉及到银行所经营的各个层次,但是大多数金融产品是通过“拿来”的方式从国外或者同行业引进、模仿的,真正由国内商业银行首创、具有特色的原始性创新少,独立性较弱,商业银行间的产品同质化现象较突出,不仅无法成为自身的核心产品,反而形成了过度的竞争,往往都是低水平的价格之间的竞争,并不是高层次的服务竞争和差异化竞争。
作者:周晓琳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黄隽.银行竞争与银行数量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7,5(7):3-4.
摘要:存贷比作为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日常流动性和风险控制的指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存贷比指的是国内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的余额与存款的余额之间的比率,目前在国内这一比率被规定为最高不得超过75%,与此同时各家商业银行也通过该指标检测自身抗风险能力和收益能力,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一般以表内业务即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为主,更高的存贷比也直接意味着更高的盈利能力和与此带来的更高的经营风险。
关键词:存贷比;政策;调整
2013年,一场没有征兆的“钱荒”席卷整个中国金融业,商业银行大面积资金紧缺,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13%,使得存贷比这一指标重新回到人们视线之中,商业银行希望提高甚至取消对于存贷比红线的限制,认为其不能很好的反应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本文对于该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1.存贷比的形成,宏观与微观
存贷比,特别是设定75%红线的存贷比政策,始于1994年,当时我国处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之上,经济过热明显,消费物价指数一度创纪录的达到20%,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超过5%就属于严重的通货膨胀,20%已经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因此当时各行各业都要配合宏观经济的从紧政策,特别是“双紧”政策,即从紧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对于一些当时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资本充足率、整体贷款资产规模等金融手段,或者是因为条件不足或者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对于当时面临失控的经济局面都无法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而监管当局迫切需要降低贷款规模,所以存贷比就成了行之有效的工具,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不能高于75%,时候证明该政策有效的遏制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经济作用。
随着金融业务市场化不断完善,金融业务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存贷比这一简单的监管指标,对于保持商业银行平衡经营风险与盈利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依然处在相对传统的业务模式阶段,同业业务占比较低,主要依赖于存贷款业务,即低息揽储,高息放贷,获取利差,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就需要提高贷款规模,增加贷款额度,而商业银行本身因为流动性的需要,对于客户日常现金的周转。存款准备金、库存现金等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准备,提高这些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就会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避免银行的支付危机。
由此可以看出,存贷比不仅在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过热上体现出其重要性和作用价值,也在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方面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设定75%存贷比红线,对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有巨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宏观上控制贷款增长,微观上保持流动性。
2.存贷比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分析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指:银行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贷款需求的能力。这一概念基本借用了商业会计关于流动性的概念,流动性的强弱主要依赖于变现的时间和变现的损失,在会计领域,衡量流动性比例的主要有流动资产与负债的比例指标体系,即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分别衡量流动资产(现金等价物、应收款项、存货)、速动资产(现金等价物、应收款项)、现金资产(现金等价物)与流动负债的比值,速动比率可以较好的提供一种流动性参考指标,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比率近似于会计上的资产负债率,只能衡量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间的比率,实际上,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当下主要体现为期限错配的问题,即较短期的负债,配比较为长期的资产,导致在集中偿还期产生了巨大的到期无法偿还的风险,这正是因为在存贷比考核制度下,不考虑流动性,大量吸收短期理财产品提高存款额度,而又将贷款投放到偿还期较长,流动性差的政府融资平台或者长期贷款项目上所带来的恶果。
综上所述,存贷比虽然可以有效的限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降低经营风险,但是精确度不足,不能很好的体现流动性问题,容易造成短期存款与长期借款期限错配的问题。
3.存贷比与宏观经济
前文所述,从宏观的角度看,存贷比的设定主要是为了控制经济过热,降低整个市场货币投放规模,即通过控制资金总量来调控宏观经济,它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目标相近,手段不同,法定存款准备金控制的是源头,通过各家银行的资金来源控制,达到控制各银行货币规模的效果,而存贷比是通过控制各家银行的贷款规模,即在整个市场存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存贷比,收放贷款规模。
存贷比最终是否能有效调控宏观经济呢?存贷比控制宏观经济的原理是降低提高存贷比来降低贷款总量(存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贷款总量的降低又导致货币供给量的降低,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在整个传导链中,贷款总量的降低是否会导致货币供应量下降,令人存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两者的关联关系也在进一步减弱和降低,人民币贷款余额与货币总量指标M2在一九九三年时为94.45%到二零一一年时为65%,在计划经济时代下,贷款余额基本等于货币总量,而在市场经济下,贷款余额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不断降低,虽然依然有较大影响,但已经不是完全正相关的关系,如果完全依赖存贷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其正效果将会下降,副作用将会提升。
4.结论和改革建议
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基本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以资产、负债业务为主的业务模式没有发生改变,通过谋取利差盈利模式没有改变,存贷比的设置,有利于商业银行控制自身风险,有利于监管部门降低系统风险,同时,在宏观调控上,虽然贷款规模与M2货币总量的关系不断减弱,但是结合银行存款准备金等其他政策,依然可以有效控制货币总量,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的存贷款比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是与此同时,存贷比指标对于商业银行也产生了期限错配,无法真实反映流动性的问题,应该通过增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精细化对于流动性的监管,具体方法如下:
一是扩大一般性存款的统计口径,增加存贷比中,存款的基数,将非存款雷金融机构的存款按照配比原理纳入存款中,这样做不仅让分子分母更加配比,也可以减少目前商业银行利用同业存款来在季末完成业务考核的行为。
二是增加流动性比率的考核,将原有的单一存贷比指标考核改进为不同流动性资产负债比率的指标系,按照流动性的强弱将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同业借款等不同贷款分比率计算,可以有效地提高流动性的考核。(作者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朱维英.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的存贷比研究[D].郑州大学,2011.
[2]郑志瑛,郑乙歌,郑九歌. 提高河北省银行业存贷比对策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10,07:55-60.
[3]陈涤非,孙小光. 当前存贷比监管的合理性分析与改革建议[J]. 金融纵横,2013,02:53-58.
[4]丁倩. 存贷比限制对央行货币调控的影响分析[J]. 上海金融,2013,02:64-67+118.
[5]本报记者 曹蓓. 商业银行受困75%“红线” 各方论剑存贷比走向[N]. 证券日报,2013-01-04B01.
各国取消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的分析
商业银行将吸收的存款保留一部分用作支付准备金由来已久,把这种做法写入法律,最早见于1842年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银行法,而将存款准备金集中于中央银行,则最早始于英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向中央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并规定法定准备率,是1913年通过的美国《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予以确立的。1935年,美联储首次获得了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权利,存款准备金制度才真正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在现代银行制度下,整个银行体系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若不实行法定准备金制度,各个银行受自身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动,就会将所吸收到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这样,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信贷规模就会无限扩大。所以,后来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就成了中央银行控制派生存款,从而控制信贷的重要手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认识到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各国央行普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大小,而存款准备率是决定货币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这样,存款准备金制度又作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手段而被各国所普遍重视。可见,随着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目的经历了从“保证银行流动性――控制信贷――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演变过程。
但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上到底有多大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话题。首先,货币乘数并不仅仅由存款准备率rd决定,它还受到超额准备率re、现金漏损率rc的影响。货币创造乘数
因此,货币创造乘数和法定准备率、央行贴现率、市场借款利率及现金对存款的比率有关。货币供给可以看作是基础货币供给、法定准备率、贴现率、市场利率和现金――存款比率的函数。其次,央行很难完全控制除基础货币之外的商业银行准备金来源。由于现代金融市场的高度开放和发达,再加之欧洲货币市场的存在,商业银行总能借到额外的准备金来源,从而使央行试图通过存款准备金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很难达到。
存款准备金制度重要性的下降或弃用,可从以下两方面具体分析:
1、存款准备金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首先,存款准备金制度是一种非弹性调节制度,作用过于猛烈,央行很难用它对货币供给进行微调;其次,调高法定准备率可能会给超额储备低的银行带来流动性问题,从而不能实现增强银行流动性的初衷,对银行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第三,存款准备金制度带有紧缩信用和经济的特性。在整个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准备金制度的紧缩效应恰恰适应了通胀治理的客观需要。而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同时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等一系列问题。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信贷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信贷需求下降,银行惜贷等现象。而降低或取消存款准备金的作法正是为了鼓励金融机构多发放贷款,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第四,存款准备金是强制性的,且不计利息。这等于说存款准备金在限制商业银行信用扩张能力的同时,又向商业银行征收了部分“存款税”,即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从而也就决定着商业银行利润的多少。降低或取消法定准备金有利于银行加强经济核算和自身效益的提高,有利于金融企业的长远发展,并提高其抗风险能力,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第五,准备金制度在适用对象上的歧视性也是导致其最终被弃用的原因。准备金制度并不是对所有金融机构都适用,它只适用于存款机构。这样就必然产生金融机构竞争基础不平等的局面,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第六,欧洲货币市场的示范效应。欧洲货币市场对商业银行是没有存款准备金要求的,这使得各国银行都竞相申请欧洲银行业务,拼命加入欧洲货币市场,它们在同其它国内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各国采取降低或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作法,也是为了杜绝银行经营中的这种“双轨制”。
2、货币供给量中介目标的弃用,使存款准备金的重要性大大下降。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向利率的转变,是造成存款准备金制度被弃用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存款准备金在决定货币乘数大小,影响基础货币规模,进而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如果没有准备金制度的支持,控制货币供应量将很难做到。即只要央行还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准备金制度就不可能被取消。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管制的放松,货币乘数的不确定性增加,且资金市场上的利率较低,商业银行总可以在借贷市场上取得资金,这使得美联储想通过存款准备金控制信贷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于是,美联储于1987年2月宣布放弃M1目标,而将操作重点转向更为宽泛的总量指标M2。然而到90年代初这一指标也被放弃。1993年7月美联储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宣布联储将不再以任何货币总量指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4年又提出联储将以“中性”货币政策来取代前几年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确定和调控实际利率时联储将主要以实际年经济增长率作为依据。当各国央行不再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时,以控制货币供给见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世界范围内的取消或降低趋势
许多国家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一般是没有利息的。这种无息的准备金存款相当于对商业银行征收的一种赋税。因而,当法定准备金率过高时,将削弱这些金融机构于其它不缴存款准备金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因此,自本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出于增加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考虑,纷纷降低了它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我国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到1984年开始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时,规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3档:企业存款20%,农村存款25%,储蓄存款40%。由于比例过高,1985年改为统一的10%。1987年我国实行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为配合该政策的实施,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为12%。1988年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猛,为收紧货币、信贷总量,控制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存款准备率从12%提高到13%。过高的准备率导致一方面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存过高的准备金,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又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不利于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和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1998年3月,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合并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帐户,并将法定准备率下调为8%,1999年进一步下调为6%。我国央行降低准备金率实际上使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也是央行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向间接转变的必然要求。
对我国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建设的启示
由于准备金制度这一工具主要服务于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所以只要我国央行仍然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准备金制度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基础。我国自1996年以来逐步放宽对利率的管制,连续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这和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完全是两个概念。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统一制定。这就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央行可以同时实现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双重目标。而现实中,这两个目标是互相排斥,不可能同时实现的。这是因为追求货币总量目标会导致利率波动:而追求利率目标则会引起货币供应量波动;其结果必然是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因此我国中央银行必然选择其中一个目标来进行了调控。笔者倾向利率于目标,其理由是:
1、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难以适应货币政策实施的特殊要求。
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更加明显,它要经过货币供求、利率、投资、消费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影响到最终目标,其间涉及到居民、企业、商业银行等经济主体对政策行为及其它客观条件的综合权衡和选择,因此其时滞较长,有效性难以控制。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连续性及前瞻性。所以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注意单一规则和相机抉择两种政策模式的配合和协调,以规则性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相机抉择为货币政策增加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而目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很难达到上述效果,尤其是当经济波动时,货币流通速度会变化不定,这样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就很难把握。
2、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可以准确反映利率和资本市场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中,利率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我国过去的金融调控主要通过货币增量来调控经济,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总数和市值金额越来越大,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日益成为一条重要渠道。而这种融资结构的深刻变化,无疑为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化、多元化、高级化转变打下了基础。由于资产价格和货币市场利率存在一种长期比价关系,这样投资者就会在银行储蓄存款和证券投资之间进行比价规划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反过来,利率一旦变化,就将通过这种比价机制敏感地影响资本市场。而且,市场化程度越高,各种利率关系越合理,这种影响就越深刻。因此我们应通过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扩大利率影响范围,实现金融宏观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3、随着对外开放及加入WT0,以利率为中介目标有利于我国央行宏观调控效率的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的资本、货币及衍生品等金融市场必将获得迅速发展,我国也将会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所有非审慎性限制,国内外的许多金融机构将通过跨国融资、资产替代等手段来规避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此外,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其他金融创新的出现也必将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带来巨大挑战。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将不再适应新的金融环境。因此,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方式的改革是迫切的。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金融环境的不断优化,央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会转向更为灵活的利率目标,从而存款准备制度的取消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关键词]流动性 中小商业银行 流动性风险管理
引言: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的定义是银行不能及时以合理价格取得资金以履行其偿债义务和其他承诺的风险。银行只有在急需要资金时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得立即可用资金才会被认为是流动性正常的。如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出现问题,就有可能产生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即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的可能性,或者说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资金,从而影响其盈利水平。本文所讨论的流动性风险即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可以分为两类:融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流动性风险,前者指商业银行在不影响日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情况下,无法及时有效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后者指由于市场深度不足或市场动荡,商业银行无法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资产以获得资金的风险。
一、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现状
2009 年以后,M2 的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 M1 的增长速度, 呈现出了明显的“剪刀差”效应,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市场活跃程度不高,企业和居民倾向于定期存款和储蓄,而非投资或者消费,因此在银行系统就集中了大量的流动性。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控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应量,是央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间接反映出不同时期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即流动性水平。 一般来讲,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说明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需要抑制;反之亦然。 从这些年的调整看(如图 2),只有 2008 年 9 月到 12 月期间的四次调整是下调, 其余情况都是上调,这说明 2008 年第四季度的流动性出现了短缺情形, 这一时期也对应了全球金融危机下国际流动性普遍不足的状况。 从 2010 年起,连续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说明市场上的流动性总体充裕。对比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趋势图 3 中可以看到 2008 年流动性比例在高点时正是央行连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之时,而 2010 年连续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也相应下降, 但是还是维持在一定的安全的水平之上(大于 25%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总体处于充裕水平。
二、影响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成因的理论分析
中小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流动性的转移并且实现盈利,这必然导致其流动性风险的内生性,因此其自身管理经营的特性和市场定位是产生流动性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宏观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动均会造成中小商业银行资金流量进而影响到稳定性;还有,开放条件下中小商业银行业时刻面临着外部的冲击。 例如,1997年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另外,刘海虹(1999)认为资本充足率低、资产流动性下降以及不良信贷比例过高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综合起来,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监管部门的政策、银行间流动性风险的传导、银行自身经营不善、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受对外开放的冲击等等。
在风险度量方面,上面提到的因素在宏观层面上很难被衡量,定性的变量很难被量化,不利于建立数量化的函数关系。通过深入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最后都会影响到银行的一些微观层面,金煜(2007)即认为宏观因素主要是通过改变银行的微观指标,间接地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基于经济、金融危机等宏观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正常经济环境下中小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对其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即从银行自身的微观层面入手。例如:盈利能力,资产的数量,资产的结构等。下面我们便从实证角度对影响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影响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共 6家中小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了其2000 年到2011 年各年度的流动性比率、不良贷款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总资产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找出影响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因素。
(2)变量选择
以平均流动性比率(LD)为回归变量,作为流动性状况的度量,以不良贷款率(BL)、核心资本充足率(HX)、净资产收益率(JZC)、总资产(ZZC)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以上变量的原因如下: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113-2
本文分析某商业银行现有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缺陷,本文在平衡计分卡的基础上,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理论对其进行改善,以构建更科学、合理、有效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商业银行财务评价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而且影响这些评价内容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要全面综合地反映其财务绩效水平,在选取财务评价指标时,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战略性原则
战略性原则是指商业银行在选择绩效评价指标时,应该站在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首先制定适合企业自身的战略指标,它是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最终评价结果。因此,绩效评价指标与企业发展战略应该保持一致,并能够根据战略目标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得绩效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新的组织战略。
(二)全面性原则
商业银行的财务评价体系,应该能够真实地反映银行整体的经营业绩水平以及存在问题的程度。因此,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应该涵盖商业银行的各个要素和环节,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补充,全面反映经营过程中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员工发展等重要方面,对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全面监控和评估,及时发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纠正与改善,最终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是指使用者对绩效评价体系的可操作程度。不论绩效评价体系多么科学完善,如果这种评价体系不能够为人所熟练操作,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易于操作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技术过于复杂难以为使用者所理解,另一方面就是运作成本过高,不利于操作。因此,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应该体现可操作性,才能保证绩效评价体系的顺利运行。
(四)重要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要求银行的绩效评价体系应该包括能够反映其经营绩效水平的所有重要指标。如果评价指标的省略或错报会影响使用者对经营绩效做出客观评价,则该指标就具有重要性。随着商业银行的功能日益完善,业务品种不断丰富,银行设置了各种考核指标从不同侧面对其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但是,财务评价体系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无法将这些指标都包括在同一体系当中,过多的指标将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重复工作上。因此,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对银行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
(五)明确性原则
明确性原则要求财务评价指标应该清晰明了,为银行内部员工和管理者提供一种明确的指导,以便对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做出客观评价。财务评价体系最终作用的对象是人,包括银行内部员工和管理者。如果财务评价指标不明确,员工和管理者将会失去努力的方向,不能确切了解自己的绩效表现,也就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以改善工作绩效,最终将影响银行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BH商业银行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重构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商业银行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考虑对股东、客户、员工、政府、监管机构、环境和社区的社会责任。在第三章中提到的BH商业银行现有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平衡计分卡维度指标是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员工发展四个维度设定,共计27项指标,这些指标因素考虑到了BH商业银行对股东、客户和员工的社会责任,属于BH商业银行的内部指标体系。然而对政府、监管机构、环境和社区的社会责任体系没有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属于BH商业银行的外部指标体系。本部分在BH商业银行已有的财务绩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BH商业银行对政府、监管机构、环境和社区的社会责任体系,以便能够从BH商业银行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衡量其财务绩效水平。
(一)对政府的社会责任
政府同样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政府要为商业银行的经营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商业银行也要积极支持国家的经济政策。
本文选取了资产纳税率、社会贡献率和就业贡献率等三项指标评价BH商业银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
1.资产纳税率
商业银行每年创造大量的利润,当然也要向国家上缴大量的税收,然后国家再通过投资或转移支付,对这部分税收再进行分配。这也是商业银行对政府的责任的重要体现。本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对税收的保障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资产纳税率=纳税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2.社会贡献率
本指标评价银行全部资产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程度,也反映了商业银行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能力。计算公式为:社会贡献率=社会贡献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3.就业贡献率
该项指标是指商业银行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的能力。其计算公式为:就业贡献率=支付给员工的现金/平均净资产×100%。
(二)对监管机构的社会责任
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满足新巴塞尔协议和国家银监局的规定,为了防范银行可能存在的风险,银行应该履行对监管机构的社会责任。本文选取存贷款比率、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BH商业银行对监管机构的社会责任。
1.存贷款比率
本指标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并不是越高越好。人民银行规定,商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与存款比例不得超过75%,并且受到央行存款准备金方面的限制。本指标计算公式为:存贷款比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100%。
2.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反映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状况,同时反映了银行对资产的管理能力,其计算公式为: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总额/各项贷款总额×100%。目前我国把贷款分为五类,其中的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类统称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的比率越高,风险越大。
3.资本充足率
按照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原则。安全性摆在首位。资本充足率是反映银行经营安全和稳健的一项重要指标,反映了银行能承受风险的能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标准。其计算公式为:资本充足率=资本总额/加权风险资产总额×100%。
(三)对环境的社会责任
目前评价企业的环境责任比较多,本研究以环境保护投入率和绿色贷款率作为BH商业银行环境责任的指标。
1.绿色贷款率
商业银行要配合国家宏观政策,把握好信贷力度,支持绿色金融,对没通过环评的项目、该淘汰的落后产能的项目,在信贷方面进行严格把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本指标比较直观的表现了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支持环保的程度,根据赤道原则和我国绿色金融的要求规定,其公式具体为:环境贷款率=符合赤道原则或绿色金融的贷款项目总额/各项贷款总额×100%。
2.环保投入率
本指标表现了商业银行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力度,包括赞助保护自然的活动和对保护自然的活动进行捐赠。例如,汇丰银行为期五年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8年,我国各银行金融机构开展的“绿色奥运”环保活动和义务植树活动。环保投入率的计算公式为:环境保护投入率=环境保护投入/总投入×100%。
(四)对社区的社会责任
社区的支持对银行开展业务越来越重要,同时,银行也要在社区宣传金融知识,参加社区的慈善事业,支持社区的中小企业,这些都是银行力所能及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在对社区的责任上,选取金融知识的宣传、中小企业贷款比率、捐赠收入比率三个指标来进行评价。
1.宣传金融知识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银行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在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和创新金融产品。另外,国家的宏观调控、利率和汇率都在变动之中,怎样对存款进行增值和保值,这些都要对社区的老百姓进行宣传,使公众能够在银行明明白白的进行金融活动。该指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定量研究。
2.中小企业贷款比率
中小企业的规模并不是很大,在争取政府的支持上比不上国有企业,缴纳的税收也没国企多,但是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在支持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在税收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小企业融资也是商业银行履行社会的表现,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提升银行的业务空间。
3.捐赠收入比率
社区建设、公益慈善、希望工程、地震等都需要商业银行自愿捐款或捐物。捐款与银行收入的比重反映了商业银行履行了社会责任。该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捐赠收入比率=慈善与公益捐款/收入总额×100%。
根据上述指标的选取,将其列示如下表所示。
上表所选的指标是对某商业银行现有财务指标体系的一个补充,通过内外部绩效考核体系相结合,在某银行内部实现对总行及各分支行的综合财务绩效评价,以达到实现银行最终战略发展目标的要求。然而表中所列指标如何去度量,由哪些部门来负责,各项指标的权重如何,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张蕊.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J].北京:会计研究,2001(12).
[2]张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与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2).
关键词:货币供应;其他金融性公司;表外业务;国际收支
一、研究背景
传统的货币供应理论认为,货币来自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基础货币的调控是货币供应的源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创造了存款货币[1]。因此,银行(对非金融部门)信贷是货币供应的一条重要渠道。近十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大额顺差使中国人民银行被迫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导致货币供应的“超发”。对此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宁咏和孙伯银分别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从外部经济层面说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2-3];黄瑞玲和黄忠平认为,我国近年持续出现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储备资产被迫大幅增加[4];杨丽在分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巨额的双顺差,促使以外汇占款形式供应的货币量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过度依赖于外汇占款的形式削弱了中国人民银行相机选择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5]。因此,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净国外资产也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的另一条重要渠道。
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净国外资产渠道形成的货币供应是我国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截至2010年11月末,这两条渠道对广义货币供应的贡献度约为73%和31%①。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货币供应的渠道,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些规模还不大、效应还不显著的“隐性”货币供应?答案是肯定的,除了以上两条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外,还有以下“潜在”的、容易被“遗忘”的货币供应渠道:从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表内看,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和存款性公司对政府的净债权与货币供应量构成对偶关系,两者的增减变化都将形成货币供应的投放或回收;从资产负债表的表外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创新和发展能够改变资金的流向和结构,对主体的货币供应造成影响。可将这三条货币供应渠道分别称为其他金融公司渠道、财政收支渠道、表外业务渠道。对这些“隐性”货币供应渠道进行探讨,既能保证对货币供应研究的全面性,也体现了研究的前瞻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货币供应的其他金融公司渠道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是存款性公司概览的资产项目,它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净债权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从存款性公司概览的平衡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增加,货币供应增加,因此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也是货币供应形成的渠道。
(一)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
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净债权是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减去人民银行对其的负债的差额。其中,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是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发放的贷款、办理的再贴现以及持有的其他金融性公司发行的债券等;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负债是其他金融性公司为了缴存准备金,或用于清算结算、同业往来而存放于中央银行的存款,以及其他金融性公司购买持有的人民银行票据①。截至2010年11月末,人民银行的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余额855.53亿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约1.14万亿元,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净债权约1.05万亿元,约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的1.5%②。
从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与作为人民银行负债项目的储备货币形成对偶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增加,基础货币相应增加,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倍数扩张;反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减少,基础货币相应减少,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倍数收缩。其具体创造机制是: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增加,人民银行资金净流入其他金融性公司,使它们的可用资金增加,这些新增资金或通过其金融业务的开展注入到社会公众手中,使企业或家庭的存款增加,从而供应新增货币;或通过同业往来注入到商业银行体系,提高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增强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也将形成新增的货币供应。当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减少,其他金融性公司的资金净流入人民银行,其可用资金减少,或导致其注入社会公众手中的货币减少,从而货币供应减少;或导致其他金融企业通过同业往来吸纳资金,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减少,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受到制约,从而减少货币供应。
(二)其它存款性公司对其它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
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是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与债务的差额。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主要体现在其他金融性公司通过同业拆借、回购等方式向其他存款性公司融入资金;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务则主要是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其他存款性公司中的存款。截至2010年11月末,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约为1.80万亿元,负债约为4.76万亿元,净债权约为-2.96万亿元,即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小于对其的债务③。因此,其他金融性公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资金净存款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其派生存款货币的能力。在这方面,它与非金融公司在银行的存款并无本质差别,因此这部分存款也构成了货币供应。
综上所述,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相当于基础货币的投放,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净存款也构成了货币供应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其他金融性公司资产负债的变化也形成了货币供应。
三、货币供应的财政收支渠道
货币供应的财政收支渠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够体现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和“对政府债权”。前者是由于人民银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能,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财政专用账户上的财政性存款;后者是人民银行为实施货币调控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购买并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券。二是不体现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地方政府预算外存款。
(一)国库资金存量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国库资金存量就是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的余额。国库资金包括所有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部分已纳入国库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这些资金的收支过程都能从国库资金的变动情况得到体现。国库资金存量是某一时点上国库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国库收支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预算收支”,它的概念更大,包含的范围更广。国库收支不仅包括一般预算收支,还包括基金预算收支、债务预算收支和部分社保基金收支,因此在判断政府的财政行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时,国库资金存量的变动情况将是一个更为准确、全面的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库资金支出时,政府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资金通过银行体系由政府部门流向私人部门(企业、个人),企业、家庭的存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即国库资金的出库相当于货币的投放;国库资金收入时,政府在央行的存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减少,货币资金通过银行体系由私人部门流向政府部门,企业、家庭的存款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即国库资金的入库相当于货币的回收;国库收支基本平衡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的委托金库制下,人民银行只是经理国库,并无权决定国库资金的缴存和支出。因此,就国库收支这一货币供应渠道而言,人民银行难以主动地加以控制。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供应的财政渠道是一个不由人民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供应呈现内生性。
(二)人民银行购买并持有的政府债券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买入国债,形成人民银行对政府的债权。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体是商业银行,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买入或回购国债时,人民银行投放出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当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卖出或逆回购国债时,人民银行收回了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当前,我国财政状况良好,政府发行国债的目的并非用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主要是为了熨平财政收支的短期波动、减少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因而我国发行的国债整体规模较小,且多为短期国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也具有熨平短期货币供应波动的特征,其微调波动并引导预期的效应远大于其吞吐的基础货币,以此调控货币供应的效应。
(三)未纳入国库管理的财政预算外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如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行政性受费、政府从下属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集中的管理费及其他资金、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统筹)资金等。目前,中央政府的预算外资金已基本纳入国库管理,其资金变动得以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中体现,这些预算外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与前述国库资金的影响相同。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外资金尚有很大一部分未纳入国库管理,是未纳入国库管理的财政预算外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
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由各级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的相关机构开立的财政专户中收付核算,其收支变动反映在“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账户的余额变动上。与财政预算资金和纳入国库管理的财政预算外资金不同,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不必全额缴存人民银行。1998年,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对需缴存存款准备金的存款范围进行了调整,将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一般性存款,与企业、居民存款一样,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即商业银行的财政预算外存款只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向人民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余下部分便成为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可以用于发放贷款,从而派生新的存款。因此,从商业银行角度,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增加,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增强;从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而言,尽管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并未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但其扮演的角色和企业、居民存款等一般性存款一样,本身也是货币供应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财政收支是货币供应的一条重要渠道。国库资金增减意味着社会资金流入或者流出国库,体现社会资金在人民银行国库与个人、商业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之间进行转移,从而国库现金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个人持有现金的余额、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水平等货币变量,导致基础货币发生波动,最终将对货币供应量造成扰动。人民银行持有的政府债权是其对货币供应进行微调和引导公众预期,从而熨平货币供应短期波动的重要工具;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是商业银行可用资金的组成部分,也是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其收支变化更是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人民银行在货币供应的财政渠道中呈现被动性,除了在买卖国债时,人民银行可以较为主动的作为外,国库资金和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都是人民银行不可控的外生变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四、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渠道
表外业务的概念常与中间业务的概念相混淆,在很多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上也常将它们归并论述,并未做具体区分。在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中,情况复杂、千变万化、创新不断,所以无论是国内外监管和会计准则规定,还是银行同业实践,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具体涉及的品种、口径等还没有统一的规范。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是否可能承担资金损失风险是表外业务与其他中间业务的边界。由此可将表外业务定义为:表外业务是会产生或有债权/债务,银行将承担一定资金损失风险,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转入表内的中间业务中的一个子集。
表外业务作为商业银行发展迅猛的重要业务种类,其必然带来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变,影响到货币资金在社会公众中的流动与结构,从而引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相当于创造了“隐性”的货币供应。由于表外业务活动不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因此表外业务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并无法从基于资产负债核算的货币统计中得以体现。同时,现有的对货币供应具有调控效应的货币政策或监管要求也多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出发,对游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表外业务总是望尘莫及,难以有效调控,如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存贷比监管要求等都难以体现表外业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当前,银行表外业务活动与货币供应量的联结点在于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具体而言,资本充足率是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而风险资产既包括表内风险资产,也包括表外风险资产①。实践中,计入资本充足率的表外业务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信用风险类表外业务,主要包括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海外代付,贷款承诺;二是以代客和自营衍生业务为主衍生产品类;三是具有潜在赔付风险的代客理财类产品。由此,通过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表外业务便真真切切地对货币供应产生了影响。具体来说,在保持资本充足率及资本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表外业务活动所形成的资产规模增加,或其风险状况恶化,将挤占表内风险资产增长的空间,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机能受到抑制。换句话说,表外业务的开展将对等地减少银行表内业务所创造的货币供应,从这个角度看,表外业务实际上也创造了相应的货币供应量。
表外业务种类繁多,创新不断,不同业务形成货币供应的机制不同,难以一一列举。下面以目前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理财业务具体说明银行表外业务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
(一)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是指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开出,并由其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承诺付款后,银行便负有到期无条件支付票款的责任。同时,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可通过贴现方式融资(商业银行可以转贴现或再贴现方式融入资金)或通过背书方式实现转让支付。由于银行承兑汇票有银行信用作为保证,同时由于可贴现、可背书、可转让而具有了极强的流动性,银行承兑汇票已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支付手段。据统计,2009年全国实际支付的商业汇票累计96244.6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91061.44亿元,约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的12.8%;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依据而托收的业务发生额累计74061.85亿元②。
银行承兑汇票由承兑银行承担最后付款的责任,法律关系上银行是第一责任人,出票人是第二责任人,实际上是银行将其信用出借给了承兑客户,并形成了承兑银行的无条件债务。因此,银行承兑汇票在开出之后和兑现之前的时间区间内,相当于承兑银行依据申请承兑客户的资金状况或信用状况而给予他的一种短期信用拆放。
作为银行重要的表外业务,银行承兑汇票的受理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传统的货币创造具有不同影响:一是银行对开票人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时,银行或有负债与风险资本占用增加,开票人的信用资产(信用货币)增加,银行在挤占了表内业务(贷款业务)资本占用的情况下,对开票人给予了短期信用拆放,形成了一笔信用货币。二是开票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交易支付、背书转让时,信用货币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三是银行对持票人兑现票据金额时,整个银行体系派生出一笔新的存款。四是开票人归还银行票据金额时,这笔货币派生结束;若票据形成垫款,则银行表内资产增加,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货币供应才在表内显现。因此,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与流动资金贷款等银行短期贷款在本质上并无差异,该业务也形成了货币供应,只是这一货币供应比较“隐性”。
(二)银行理财业务
银行理财业务通常是指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为客户提供受托投资管理与增值服务。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类口径,理财产品按投资标的分为债券及货币市场类、信托融资类(包括转让贷款类、新增信托贷款类、商业票据类等)、国内资本市场类、结构类、代客境外理财类、其他类。银行理财业务顺应国内金融环境与客户需求的变化,2004年以来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截至2009年末,国内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余额9221亿元,公私合计近2万亿,已接近同期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2.67万亿),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的2.8%。
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个人的存款,运用于各类理财产品对应的不同标的上。理财业务是否形成货币供应,因其投资标的不同而不同,债券及货币市场类和信托融资类理财产品具有比较明显的货币供应特征。以投资标的为信贷资产的理财产品为例,理财资金完成募集并投资于信贷资产时,与一般贷款业务一样,派生了一笔相应的存款,此时这类理财产品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派生存款货币过程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因此,银行理财业务也形成了货币供应。
我国货币供应形成的渠道除传统的银行对非金融部门信贷渠道,以及近年来日益显著的净国外资产渠道外,还存在其他金融公司渠道、财政收支渠道和表外业务渠道。目前,通过这些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规模还不显著,作用还比较“隐性”。随着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与金融创新发展,其他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将日益显著。因此,在调控好货币供应主要渠道的货币创造机制的同时,也应对潜在渠道保持关注。当前,应对原有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进行修订,把上述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如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款、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签发但未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等纳入到广义货币的统计中,以加强对这些货币供应的监测和分析。
参考文献:
[1]曹龙骐.货币银行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38.
[2]宁咏.内生货币供给:假说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51-161.
[3]孙伯银.货币供给内生的逻辑[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161-166.
论文摘要:商业银行的效率与风险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和银行界关注的焦点。证明了将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效率放在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另外,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法实现了将更多反映商业银行效率状况的投入和产出指标纳入到DEA模型中,以更全面准确地对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进行评估。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商业银行中,一些银行通过承担比较高的风险来提高自身的效率水平。因此,将风险因素纳入到效率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对于效率评估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l引言
对于“效率”内涵的界定,经济学术界对此仍然争论不休。萨缪尔森认为,效率意味着尽可能有效地运用经济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或不存在浪费,即当“经济在不减少一种物品生产的情况下,就不能增加另一种物品的生产时,它的运行便是有效率的”。这时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最常见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为人类所提供的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当效率概念用于某个企业时,“有效率”的涵义是指该企业在投入一定生产资源的条件下是否使产出最大,反过来讲,就是在生产一定产出量时企业是否实现了“成本最小”,这也是我们常讲的“微观效率”。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金融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商业银行必须投入资源,生产产品,并以一定价格出售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实行有效的管理,尽可能地节省投入或扩大产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投入的最小化或产出的最大化并不一定能够实现,银行效率衡量的就是银行追求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就具体含义而言,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
另外,在当前的银行业中,行业和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这就为企业提高效率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但是,与此同时也加大了银行可能采取高风险行为的倾向,促使一些银行可能转向高风险的业务、做出风险较大的组织安排,并吸纳高风险的客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以其特殊的经营对象与经济实体产生广泛的联系并对经济实体具有强大而深远的影响,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与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之间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银行效率问题时,势必要将一些主要的风险因素考虑在内,才有可能更客观地反映银行的现实效率状况。
基于此,本文将把反映银行风险问题的指标纳入到效率研究之中,把风险控制作为银行的一个产出目标,即在保持投入不变时,银行的目标应是在实现其它产出最大化的同时实现风险最小,或者在相同风险的情况下实现其它产出最大。同时,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中较多使用了DEA方法,DEA能较好地解决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
而其评价结果依赖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在投入产出指标硬约束的限制下,全面准确选择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是取得银行效率客观评价的关键,而相关文献中研究者往往是从其研究所考虑的角度出发来选择投入与产出变量,这就会造成投入产出变量不能全面的反映银行效率状况,得出的效率评价结果仅仅是银行在某一方面的效率水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研究中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从众多的投入和产出变量中抽取出最重要的投入因子和产出因子,通过提练的投入因子和产出因子来衡量我国银行的效率水平。本文以下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对DEA分析方法与因子分析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三部分是实证部分,利用我国家商业银行2006年的公开数据对其效率进行全面的评估;最后一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2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
在经济学界,著名经济学家R.W.Shephard在研究生产成本时,曾引进被称为“距离函数”的公式。随后。Farrell开创性的从微观视角对企业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其对于效率的衡量是基于前沿函数或边界函数来表示的。他指出在经济生产中。所有生产可能最佳解的点的连线组成一条效率前沿,该效率前沿将所有的生产可能的观测值都包络于生产前沿曲线之内,所以被称为包络线。Farrell指出厂商在产出量固定的情况下,有潜在的投入成本最小所组成的生产前沿,此前沿为具有完全效率的生产前沿,而任何一个生产点与生产前沿之间的差距,就是此生产点的无效率程度。按照Farre11的思想,以非预设生产函数形态取代通常的预设生产函数形态的方法来评估效率问题,这也是非参数方法的最大优点之一。
在此之后,Charnes,Cooper和Rhodes将Farrell的思想进一步的推广,建立一般化的数学规划模型,即CCR模型,在规模报酬固定的假设前提下,评估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生产决定单元的相对技术效率水平。后来,Banker,Chanes和Cooper放开规模报酬固定的假设,建立了BCC模型,进一步的将CCR模型中评估得到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Fare建立了Malmquist生产力变化指数,用来考察两个相邻时期生产率的变化。
DEA方法测度商业银行效率的关键在十选择合适的投入产出项目。对商业银行投入及产出进行定义的常用方法有:(1)生产法。银行被认为是存款账户和贷款服务的生产者,能产生利润的即为产出项目,若该项目需要净支出(费用)时即为投入项目。因此,银行产出项目为开设的各类存款账户的数量、通过存款账户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如开支票的次数)和提供的贷款业务的项数;银行投入项目为资本、劳动力及营运成本;(2)中介法。银行从资金有剩余的居民和企业手中获得资金,然后把它提供给需要资金和企业的居民,银行是这一过程的中介者,银行的产出项目是存款和贷款的金额,运作成本和利息成本构成了银行投入项目。
(3)资产法。银行产出项目严格定义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项目,主要是贷款和证券投资的金额,银行投入项目定义为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项目。在具体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差别非常显著,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果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使用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不一致。DEA模型是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比较产出和投入的值,而投入产出指标的差异必然造成每个评价单位效率值的差异,为了能准确地对银行效率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选取指标对银行特征进行描述。二是没有考虑银行的风险问题。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风险控制能力是银行竞争能力的体现。根据金融学理论中的风险补偿原则,风险与回报之间是对称的,即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高回报是对高风险的补偿。因此,如果不把风险作为产出,或作为影响产出的因素进行考虑,仅仅考察银行的投入与其它产出之间的关系来度量银行的效率。这必然会造成效率的评价结果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
商业银行的效率目标必须服务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无疑是其目标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但商业银行同时作为一个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以及商业银行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保持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也应该纳入到其经营的目标体系之中。
因此,为了更全面的度量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将把反映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各个不同方面特征的指标纳入到DEA模型中。具体地,本文选取了职工总人数、机构总数、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存款、利息支出和营业费用八个不同方面指标作为投入变量,选取投资、贷款、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税前利润、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指标作为产出变量。这里仅对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两个度量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指标作一个说明,其它指标由于在其他作者的文献中都有出现,这里不再累赘。
(1)资本充足性。资本充足性反映了银行的规模、优质资产水平、利润积累水平、资产配置合理星级资本的质量。考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常用的指标有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率、风险资产准备金率、资本杠杆率、核心资本长期债务率及权益与未分配利润比率等。我们在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情况下选择了权益与未分配利润比率作为衡量资本充足性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了权益与未分配利润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
(2)流动性。流动性反映商业银行在面对现在和将来资金需求时,对短期不稳定资金的依赖性和应对资金变现需求时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流动性相关指标主要有对流动负债依存度、短期流动资产比率、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率、备付金比率和拆入资金比率等。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虽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存在存款保险制度,但我们国家的信用是商业银行无形的存款保险,客户储蓄存款更多的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发生流动性危机造成银行恐慌的概率很小,因此,我们无论从资产管理还是负债管理或者是资产负债和理哪一个角度出发都可以。我们吸收资产负债管理理论的思想选择存贷款比率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资产的流动性。最后,由于受到DEA模型中投入产出指标硬约束的限制,我们将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分别对产出和投入指标进行提练,寻找出最本质的投入和产出变量。
3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我国12家商业银行2006年的数据,计算过程借助于SPSS11.5软件操作完成。由附表1可知,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投入变量我们选人了2个公共因子,产出变量选人了3个公共因子。从累计贡献率来看,投入变量的2个公共因子反映了原有信息的99.69,产出变量的3个公共因子反映了原有信息的96.99。
接着,本文将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各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可以分别求得各银行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综合得分(附表2)。计算公式分别为:
从表1中可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得分明显偏低,从技术效率来看,仅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效率得分达到所有商业银行得分的平均值,农业银行的效率得分在样本银行中排名倒数第二。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效率得分最高的是华夏银行,其次是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从规模报酬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没有达到理想的规模状态,有一半左右的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而一半左右则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纯技术效率来看,我国各商业银行的差距不大,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交通银行均达到效率满分,全部样本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平均分也比较高,达到0.918,但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农业银行,其纯技术效率分值仅为0474,处于非常落后的一个水平。
最后,为了判断我国商业银行中是否存在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了高风险的行为,本文还计算了未考虑风险因素时各样本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得分(见表2)。另外,表5中还包含了考虑风险因素后各样本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得分,考虑风险因索前后技术效率得分之差以及反映各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度量指标(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从技术效率值的变化情况来看,考虑风险因素前后变化最大的是深发展,其效率差值为0.579,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深发展的两l、瓜喻度龟指标也表明其风险程度是最高的。
在样本商业银行中,深发展的资本充足性是最低的(2.5),其流动性也是最差的(1.092)。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我国商业银行中存在的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考虑风险因素前后效率差与风险度量指标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的相关系数,它们分别为一O.42和一O.72。这表明。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存在着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高风险的行为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些商业银行的高效率是通过牺牲其风险水平(降低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在图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一些银行通过降低其流动性而获得效率水平的提升。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