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常用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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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学；教学目标；教材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99-01

一、前言

目前，各经济类院校金融学专业都开设了《金融市场学》课程，《金融市场学》作为金融学专业的核心专业方向课，其教材的选定、教学目标的确定以及教学过程中对教材的处理都尤其重要。

二、《金融市场学》国内教材分析

在众多的《金融市场学》的教材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张亦春教授主编的版本是较为经典的教材，以该教材为代表，国内《金融市场学》教材普遍存在以下这些问题：

1.“海归多，土鳖少”，即介绍国外金融产品较多，而缺少对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及产品的介绍。例如，与其他经典金融教材一样，在介绍股票种类的时候，都是大篇幅介绍“优先股”这个概念，这是因为美国股票市场上优先股的规模较大，是主要的股票品种。但所有金融教材都忽略了中国优先股的现状——缺乏立法支持且目前暂无优先股，这就导致很多学生花了很大精力背诵优先股的相关知识后到工作中却用不上。

2.“概念多，细节少”，即介绍相关概念多，缺乏相关细节的详细分析和介绍。比如，跟大多金融教材一样在外汇市场的外汇交易里面，简单介绍外汇掉期、外汇套利的概念，却缺少相关交易细节的介绍，导致学生无法动手、动脑深刻领悟相关实践环节，实务工作时不能上手，实际分析也无法抓住关键脉络。在介绍债券价值分析和股票价值分析时，没有结合实际工作中常用的excel软件，来介绍相关价值的计算，也不能将其落实到债券分析和股票新股发行定价等工作环节中，造成教材理论与实际工作操作的脱节。

3.“理论多，实践少”，经济理论都是源于实践，同时又回归实践。而这本教材乃至其他的金融教材，都是简单介绍理论，却缺乏编者对该理论的分析，也缺乏对该理论在实际生活和工作的运用讲解，使得这些思想精髓反倒成为教学鸡肋、曲高和寡，导致学生认为理论“无用”，使得培养学生相关金融素养的基础理论被学生忽视，这些理论往往成为学生应付考试简答题、论述题的背诵宝典，而真正工作时束之高阁。

三、《金融市场学》教学目标探讨

《金融市场学》的教学目标应定位在：

1.让学生巩固金融市场基础知识，并做到融会贯通；

2.让学生掌握中国最主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的细节以及工作中的处理焦点；

3.通过详细分析简单的、常见的、成熟的金融创新案例和产品，让学生慢慢领悟金融创新的本质，并鼓励学生对我们可能面对的金融需求进行创新。

四、围绕教学目标，对《金融市场学》教材的处理

教学中教师如果被手中教材、教参的框框束缚，凡事“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导致教师只会教教材，而不会真正地用教材，学生无法通过教材学习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养。然而，教学的根本要求教师不仅是课程实施的执行者，更应成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因此，教师必须要把教材作为教学的“途径”，根本目的是要达到教学“本源”。围绕教学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材进行相应处理：

1.基于教材，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在基础金融产品的介绍按照实际工作的重点做以下调整：第一，补充并重点讲解我国金融市场上规模较大、我国独创的金融产品，比如加强我国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的具体运作的讲解，引入买断式回购、分级基金、ETF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的创新动机、原理；第二，对于优先股、短期政府债券、大额可转让订单等国外成熟但是中国金融市场上规模较少甚至没有的产品，重点分析中国与美国之间差距的原因所在，并引导学生思考这些产品在中国将来的发展。

2.跳出教材，通过对简单的金融创新产品的讲解，利用情景模式，给学生渗透相关金融创新思维。比如在讲解ETF基金中，开始将学生设定为基金管理者，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利用ETF基金进行套利，并补充中国股市上的成功例子来鼓励学生开放思维。在讲解债券、股票发行上市中，将学生设定成为企业老总和保荐人，引导学生学习金融产品发行上市的流程并理解在这些工作中应该把握的根本原则，让学生理解在不同的融资需求下怎样取舍不同的金融解决方案。

第2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利息理论；时间价值；经济思维能力；运用能力

一、引言

利息理论作为高校金融学科的一门基础课程，它以利息理论的一般原理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科研成果，应用数学工具对金融业务中与利息有关的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以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现金流分析贯穿全部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利息的度量、利息问题求解、年金、收益率、分期偿还和偿债基金等。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步伐的加快，实际上已为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创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和发展空间。利息理论是金融、保险精算与金融数学类课程的基础，在保险、债券、股票投资中有广泛的应用，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工具。利息理论是金融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让学生利用现代数理方法进行金融分析，对该课程的掌握和理解程度直接影响金融类专业学生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进而影响到将来是否能够胜任金融类等相关岗位的工作。

二、教学思考

1、培养学生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的观念

资金如果没有时间价值，就不存在利息，因此，利息理论首先要传递的就是“资金具有时间价值”这个理念。教学中强调利息理论中现在的100元和一年后的100元是不相等的，这和数学中的100恒等于100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利息理论中金额相等的一笔资金，支付的时间点不同，其价值是不同的。在教学中应强调不同时点的资金在经济上是不能够直接相加减的，要求学生时刻把“资金具有时间价值”这个观念放在心中。

同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资金具有时间价值”，需要培养学生累积和贴现的思维。在进行积累和贴现的讲解时利用图示对现值和终值进行明确的时点标注，并说明现值和终值是相对而言的，这样能让学生加深对时点概念的理解。比如在进行利息问题求解时，对于非比较期的多笔资金，有的资金需要考虑贴现，有的资金需要考虑积累，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时点进行分析，从而会发现无论选择哪一个时点作为参照时点，其都不会影响分析的最终结论。

2、以基本公式为基础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

首先，在概念界定清楚的基础上重视不同符号之间的相互转化。比如，在利息的度量这一章中，将影响利息的因素进行归类，利息因计息时刻不同分为利率和贴现率；因计息方式不同分为复利计息和单利计息；因利率的度量期和计息期是否相同分为实质利率和名义利率。把 、 和 之间的转化公式用图解进行教学，能让学生很好的理解基本概念及公式。进一步地，把 、 、 、 和 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等式及图解推导出来，让学生熟练掌握，对学生理解不同利率表示方式下利息的计算非常有帮助。

其次，讲透彻年金的相关公式。年金是利息理论的核心，因此需要讲透彻年金相关公式。比如期末付等额年金的公式 需要解释 表示单位本金期末付年金的现值， 表示计息的次数， 表示整个计息期恒定的有效利率，这样学生就能清楚地知道公式的基本含义，也有利于学生对年金相关公式进行理解和掌握。

最后，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利息理论不等同于数学，但数学工具必不可少，利息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会遇到许多计算公式，比如年金的现值、累积值公式、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偿债基金、金融产品定价公式等等，需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公式。比如每 个计息期支付单位金额的 个计息期的利率为 的期末付年金的现值为 ，这个公式可利用 进行讲解，即 表示每个计息期支付 经过m个计息期后的积累值为1，但也可理解为在第m个计息期一次性支付1个单位与每个计息期支付 ，共支付m次是等价的，这样就会很容易理解 的由来，既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与记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

3.利用软件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首先，要教学生学会使用公式编辑器编辑符号和公式。利息理论中符号、公式比较多，而且有些符号如延期m年的n年期期初付年金的符号 在word上编辑不是很方便，但可利用最常用的公式编辑器来编辑，非常方便，也很好学。这对于学生继续学习保险精算时编辑符号和公式也很有帮助。

其次，要求学生利用Excel软件进行计算。在教学中经常利用Excel软件演示计算过程，做作业时也要求学生利用Excel软件进行计算，这样有助于学生养成在计算时尽量使用软件的习惯，也能提高学生使用软件进行计算的能力，也可简化计算，提高效率。

4.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利息理论是对经济现象运行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把握，应用型和实践性是该课程强的生命之源。因此需要将利息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会利息理论这些抽象的公式背后所隐含着的经济意义。比如等额偿还中所涉及到的等额本息偿还和等额本金偿还，这两类偿还就是现实生活中房贷的归还方式之一。在教学中，可举例30万的贷款，年利率为5%，贷款期限为20年，每年偿还一次，用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方式进行偿还分别计算每年偿还的金额以及偿还的总金额。通过计算可以发现，等额本息最初每次偿还的金额比等额本金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等额本息每次偿还的金额会比等额本金偿还的金额多，并且等额本息偿还的总金额也比等额本金偿还的总金额大，这说明当你在选择偿还方式时若能够承受最初的还款压力那么使用等额本金的偿还方式将让你支付更少的利息，也可进一步引申若利率变大或变小对两种还款方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以此引导学生认识两种不同的偿还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让学生慢慢能以专业的眼光来分析实际问题。

三、小结

总的来说，培养学生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是学生顺利学习利息理论的基础；以基本公式为基础进行教学，能让学生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利用软件进行计算，能培养学生运用相关软件的能力，提高计算效率；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则可以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文芳，方伶俐.利息理论课程教学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15.5

第3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金融部门资产质量的改善程度是衡量中国金融改革进展的重要标尺。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不仅取决于金融部门自身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也取决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在经济转轨进程中的特定阶段，金融运行外部环境对金融资产质量的优劣尤其具有决定性的的影响。在2001~2002年，不良贷款增量的80%应归咎于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余下20%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不当（刘煜辉等，2008）。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为形象描述这种复杂性，周小川（2004）首次引入金融生态这一概念。此后，金融生态一词业已成为中国金融研究文献中的一个关键词。本文对有关中国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加深我们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理解，并为后续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金融生态的内涵

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种观点，即金融生态环境观与金融生态系统观。周小川（2004）认为，作为一种拟生比喻，金融生态环境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其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萧安富等（2005）把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拓展至宏微观两种层面，并指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法律与司法制度属于宏观层面环境；特定区域内的市场和企业特征，以及金融交易中的特定规则安排属于微观层面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区分为硬环境与软环境，其中前者是指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构成的正式制度，后者是指由社会习俗、习惯行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徐诺金，2005）。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包括一般性制度与基础性制度，其中后者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它包括三方面：市场主体公平交易平台、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及对市场主体的利益保护和补偿机制（易宪容等，2006）。金融生态环境观强调，作为金融主体运行的外部空间，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行为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但李扬等（2005）指出，金融体系的运行不仅涉及其赖以活动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于此看来，从金融生态环境观过渡到金融生态系统观属于一个自然的理论认识升华过程。

按照金融生态系统观，金融生态是金融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各种金融组织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其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王爱俭（2005)认为，金融主体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其中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是金融生态的核心所在。刘朝明等（2008）指出，金融生态系统同时也具有开放性、闭路循环性、根植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金融生态系统观强调由市场机制所形成的系统内在调节功能。例如，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可以自发调节金融主体的数量、规模、种类、经营管理方式等，这使得金融主体最大限度地适应外部环境，从而金融生态系统最终自动趋于平衡（徐诺金，2007)。但金融生态系统也存在着内在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需要多种非市场力量的介入(如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度环境、信用环境、法律与监管环境等)以形成外在调节机制，从而维持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然而，过度强势的外在调节机制也将破坏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调节机制，这反而将降低金融效率，导致金融生态系统产生更为严重的失衡。因此，金融生态的内在调节机制和外在调节机制应相互补充（韩廷春等，2010）。

二、金融生态测评

金融生态概念要真正进入主流金融学语境之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工作皆需深入展开，而对金融生态进行测评是所有定量分析工作的基础。金融生态测评以李扬等（2005）的工作最具代表性。在他们的研究中，金融生态环境被分解为9个维度26个指标，涵盖了一个地区的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等多种因素。通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这种非结构化评估方法，该项研究再从众多指标中提炼出一个代表性指标，以形成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

从指标体系设计和测评方法两方面着手，后续很多研究对李扬等学者的工作进行了拓展。在指标体系设计上，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设计了一个包含90项定量指标和37项定性指标的庞大指标体系；人民银行西安分行（2009）选取了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治环境、行政环境、中介服务环境和金融运行状况等六个大类指标；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中心（2009）选择了法制环境、经济环境、信用环境、金融运行四个大类指标。对这些指标体系的一个概述见赵国忻（2011）。在测评方法上，后续研究除遵循李扬等学者采用DEA方法之外，还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赋权法等常用统计方法。例如，汪祖杰等（2006）将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分解为领域层、3个子系统准则层和10个准则。然后他们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形成了准则层综合评价指标；在准则层综合评价指标基础上，他们再基于坎蒂雷赋权法形成了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和整个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在胡滨（2009）的研究中，金融生态环境首先被分解为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基于因子分析法，众多指标再被加权，而加权之和就构成了一个可用来评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标。贺朝晖（2011）对常用的一些评价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近年来一些研究采用了比较复杂的金融生态测评方法。例如，张瑞怀（2006）和苗丽娜（2007）分别将神经网络方法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应用于对金融生态的测评；伍昱铭等（2009）将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引入了县域金融生态评估之中；曾胜等（2009）采用了空间系统分析和结构分析方法。评估方法的运用极大地影响着金融生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些评估方法思路清晰、计算简便，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例如，使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则样本数据的变动将使得这些研究的综合评价结果不具有纵向可比性。一些评估方法比较复杂，但方法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可靠，因此我们对复杂方法的采用也应该持审慎的态度。#p#分页标题#e#

三、金融生态环境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微观经济主体既包括非金融主体也包括金融主体。非金融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等非金融部门。在中国这样的银行中介主导型国家里，金融主体主要是指银行部门。由于金融生态概念引入的背景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成为早期研究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地方政府不当的行政干预导致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阻碍了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刘煜辉等（2008）认为，在1994年以前，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国有银行经营；在1994~1998年间，地方政府利用大股东地位，将地方性银行机构变成自己的“提款机”，为地方政府选定的项目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提供贷款支持；在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垂直化管理改革之后，为吸纳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张辖区经济，地方政府开始以各种“政策优惠”为诱饵争夺国有银行资源。但从前文讨论中我们知道，政府干预仅仅构成了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方面，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从整体上把握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深入讨论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机理。在此方面韩廷春等（2008）进行了一个开拓性的研究。该研究从经济基础、制度变迁、生活水准、教育水平与金融监管等五个方面就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机理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展示。

早期文献通常利用案例分析法来阐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例如，以张家界地区为例，周志平等（2005）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将社会目标、政策目标强加到金融中介的经营活动中，这使得金融资源投向当地一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自贡地区为例，萧安富等（2005）发现，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地方金融资源的浪费，而全国性经营的金融机构有动力将当地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其他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从而造成当地资金外流；以伊春地区为例，周逢民等（2006）发现，政府对企业和银行的行政干预恶化了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导致不断增加不良贷款及资金外流。得益于金融生态环境测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后续研究多采用计量经济手段来捕捉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效应。例如，韩廷春等（2008）把金融生态环境分解为经济基础、制度变迁、金融监管、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五个方面，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检验了在1978~2005年期间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组成成分的变化对金融主体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地影响金融主体的发展，但在不同阶段，影响金融主体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因素是各不相同的。仅仅基于汇总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识别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影响的微观机理，但识别微观机理所需的有关金融主体的微观数据通常又难以获取。因此，目前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如何从微观上影响金融主体的实证文献还极其稀少。不过，得益于上市公司数据获取的便利性，识别金融生态环境对非金融主体的微观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工作正陆续展开。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工作也为金融生态环境影响金融主体的微观机制提供了间接的经验证据。例如，利用2001~2004年上市公司数据，谢德仁等（2009）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公司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对于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融资性负债具有较好的治理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够成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积极信号。该研究结果暗示，作为债权人的金融中介，其贷前审查、贷后监督功能的发挥受到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利用2007~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常璟等（2010）考察了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其长期债务融资比例显著下降。该研究于是推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强化了企业外部治理机制。该研究结果也暗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商业银行把授信于国有企业的长期贷款转换为短期贷款以控制风险。与上述两个研究相似的工作也可参见管考磊（2010）和孙刚（2010）。

总的来看，已有文献皆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会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预期；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及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

四、金融生态环境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

既然金融生态环境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预期，金融生态环境必定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很大的作用。对金融生态环境如何改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属于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的前沿领域，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在此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韩大海等（2007）建立了一个金融资源配置效用模型来阐释金融生态环境产生宏观经济效应的渠道。在该模型中，金融生态距离指数和金融生态协调指数是衡量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正指标。研究发现，两个指数的表现对区域能够获取的金融资源配置量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模型中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区域两指数得分越高，则区域获取的金融资源配置总量就越多，从而越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在李延凯等（2011）的理论模型中，金融生态环境的三个因素（即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信用）被依次引入模型；模型中的投资者与企业家在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下进行行为选择的最优化，而金融生态环境主要通过影响投资者和企业家的预期收益矩阵来影响行为选择，进而影响资金的投向。模型推导结果表明，资金投向的变化对资金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而资金配置效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上述两个研究中，尽管金融生态环境的变化皆具有宏观经济效应，但效应产生的中间渠道却各不相同：在前一个研究中，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在后一个研究中，资金配置效率渠道是金融生态环境产生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渠道。

在经验意义上，金融生态环境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呢？目前看来尚无定论。一些经验文献支持资金配置效率渠道。例如，万良勇等（2009）基于河北担保圈的案例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降低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黎和贵（2007）把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分解为法治环境、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发现这些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因素与区域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正相关；吴江（2010）基于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法发现，重庆市各区县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正相关；孙刚（2011）利用2003~2006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与金融生态环境欠发达地区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发达地区其企业的股价波动同步性程度更高。股价波动同步性正向反映了股价对非企业特质信息的吸收效率。于是该研究认为，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高股价对市场和行业信息反应程度，从而强化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韩廷春等（2009）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资本积累渠道。在该项研究中，经济增长的来源被分解为资本边际生产率、储蓄率与储蓄投资率三个指标，金融生态环境被分解为制度环境、信用环境与法制环境三个指标。通过对经济增长来源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进行一对一的Granger因果检验，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对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p#分页标题#e#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一些实证文献要么没有对资金配置效率这个关键指标进行恰当的度量，要么未清楚交待这个指标的测算方法，从而使得我们无法评价这些经验证据的有效性。例如，黎和贵（2007）把存贷比例作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指标，但大量中国金融发展实证文献认为，存贷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政府干预银行信贷的程度（姚耀军等，2011）；吴江（2010）把产出增量与信贷增量之比作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指标。由于未剔除其他要素增量对产出增量的贡献，因此这个指标将大大高估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在韩廷春等（2009）的研究中，作者对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并未作出交待。总的来看，在经验意义上，金融生态环境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还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探索的问题。

五、未来展望

从金融生态视角来研究中国金融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其研究进展不仅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将大大丰富金融学的研究内容。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金融生态系统质量测评及测评方法改进。尽管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目前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金融生态环境仅仅是金融生态系统的局。如何比较准确地测度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是下一步测评工作的重点。

第4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所罗门(Ezra Solomon，1955)曾经指出，虽然资本成本的概念在资本理论中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与计量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莫迪格莱尼和米勒(Modigliani & Miller，1958)在发表MM资本结构无关理论时也说到，“关于资本成本的问题在束之高阁之前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解决”[2]。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资本成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布鲁纳等人(Bruner et al.，1998)指出，“资本成本是现代财务的核心，它关系到公司的投资决策、经济利润的计量、绩效评估以及激励体制”[3]。就公司财务决策而言，凡是能够实现股东财富增加的决策就是好的决策，反之，就是不好的决策。而资本成本概念作为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本质反映，完美地将公司的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和股利决策紧密结合为一体：公司融资时受资本成本的约束，在获取更多资金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资本成本；然后以资本成本为准绳衡量未来投资机会的优劣，将有限资金投放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投资项目中；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基于资本成本水平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确定科学的股利政策，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追求。

    资本成本通常被界定为一个公司财务领域的微观金融概念，然而资本成本的重要作用并不局限于微观层面，其在中观、宏观层面的应用价值也在不断地被学界挖掘出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资本成本理念在公用事业公司的应用，资本成本估算问题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克莱芒(Clemens，1954)[4]、撒切尔(Thatcher，1954)[5]、莫尔豪斯(Morehouse，1955)[6]、莫里西(Morrissey，1955)[7]、罗斯(Rose，1957)[8]等对公用事业的资本成本和合理报酬率进行了研究，并深入分析了资本成本在公用事业利率管制中的实际应用。这是国外经济管制的常见做法——对特定行业的管制。在这类企业的管制中，包括利率管制、价格管制、盈利管制等，资本成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自2008年开始执行国企分红制度，分红比例的确定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满足政府股东的报酬率要求——资本成本，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国企的长远可持续发展。2010年起，我国对央企及下属国企实施经济附加值(EVA)业绩考核，资本成本的合理估算是EVA计算中最为紧要的因素。没有资本成本的合理估算，国家管制政策的制定将失去一个重要的量化依据。这些足以证明，资本成本概念的应用已经逐渐扩展到行业甚至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领域正在被发现并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目前，在资本成本领域存在着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资本成本概念及其估算值在众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对于提升企业管理质量和政府管制质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人们对于资本成本的认识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我国企业界，为数不少的人士对于资本成本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将资本成本估算值作为制定财务政策的核心基准因素。这种现象是造成我国企业理财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以文献分析为基础，在回顾资本成本概念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剖析了资本成本的科学性质，对资本成本研究中存在的困惑进行了思考。

    二、资本成本的概念及其演变

    科学而严谨的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人们对于资本成本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过程。通过文献的梳理分析，资本成本概念研究的演变过程可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

    这个时期的资本成本的概念来自经济学，是从资本理论与投资理论中引出的，主要是针对利率和利息而言。

    马歇尔(Marshall，1890)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已经隐现出资本成本概念的影子。他使用“资本的边际效用”这一名词，通过举例形象地概括了资本成本的最初定义——利息率。“当制帽业使用相当于3%的利息率的机器数量时，机器的边际效用，即制帽业值得为之而使用机器的效用正好等于3%”[9]。这个“3%的利息率”，用我们现代财务理论进行解释，实际上就是制帽业进行机器投资决策的标准——资本成本。费雪(Fisher，1930)定义了“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概念：“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具有那样一种数值，如果把该数值用来计算一切成本和一切收益的现在值，那么，两个现在值就会相等”[10]。这个概念的数值特征事实上已经映射出资本成本概念的实质——贴现率。费雪还进一步明确了投资行为的基本标准，“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必须大于利息率”[10]。也就是说，投资的数量取决于“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与利息率的比较，“这一新的数量(或因素)在我们对利息理论的有关投资机会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10]。

    凯恩斯(Keynes，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贴现率，根据这种贴现率，在资本资产的寿命期间所能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在值能够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各种不同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的最大值即可被当作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11]。通过均衡状态的分析，凯恩斯给出投资增加的数量界限，“投资量会增加到投资曲线上的一点，在该点，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现行的市场利息率”[11]。这一思想与马歇尔、费雪的思想不谋而合。

    这一阶段，众多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提出了风险报酬的初始概念。费雪(Fisher，1930)指出，一个投资项目的价值就是未来预期现金流量依照一定风险利率折现后的现值[10]。凯恩斯(Keynes，1936)指出那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只有在静态情况下，才能主要以资本设备的现行的收益来对资本边际效率加以解释，而在这一静态情况下，不存在变动中的将来对现在的影响。……今天的经济理论往往以静态假设作为前提这一事实使得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现实性”[11]。因此，凯恩斯将静态的、确定性条件扩展到动态的、“不肯定性”①条件。他指出风险的重要性，并具体划分了风险的种类。他认为，风险的存在使得企业家在计算“投资项目的最低预期收益时”，在“纯粹利息率”的基础上要“再加 上”一个增加额。其原因在于：“如果一个投资项目带有较大的风险，那么，借款者会要求在他的预期收益和他认为值得为之而支付的利息率之间具有较大的差距”[11]。希克斯(Hicks，1939)的专著《价值与资本》，将风险划分为违约风险和期限性风险，前者归因于借款人不履行的风险，贷款人将要求补偿，即获得“风险报酬”[12]，后者归因于借款期限不同引起的风险，“在正常情况下，长期利率可能超过短期利率，其数等于风险的报酬，这种报酬的功能是补偿因利率的不利变动而引起的风险”[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是资本成本概念研究的萌芽时代。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资本形成过程中利息以及利率产生的原因与本质，将市场利率作为资本成本概念的初始概念表述，甚至是一种简单替代。这种简单替代在当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将风险报酬因素引入市场利率，以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利率作为投资项目价值计算的折现率，这一思想延续至今，成为现代评估技术的基础。

    (二)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50年代，现代公司理财学形成并日臻成熟起来。一大批日后对西方财务理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代表性人物涌现出来，他们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使得资本成本概念及其估算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资本成本从宏观的、经济学的概念逐渐转向微观的、财务学的概念。资本成本成为企业进行资本预算决策的基准，故而成为约束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因素之一。这一阶段，人们习惯上将资本成本称为“货币成本”(cost of money)或者“资金成本”(cost of fund)。

    从微观视角来看，资本成本产生的动因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将资本成本与企业的投资决策科学地结合在一起，并最早提出投资决策方法应该考虑到“市场决定的资本成本”(market-determined cost of capital)，或者“基于市场的资本成本”(market-based cost of capital)，从而提升了资本成本概念的科学价值的当属狄恩(Dean，1951)。狄恩在《资本预算》一书中界定了有效投资的标准，即以资本成本作为资本项目取舍的标准，只有那些内含报酬率超过其市场决定的资本成本水平的投资项目才能够被采纳[13]。所罗门(Solomon，1955)也从资本预算决策的角度定义了资本成本，他认为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在于为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提供了正确而客观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成本也被称为“最低的要求收益率”(minimum required rate of earnings)或资本支出的“取舍率”(cutoff rate)。他还指出，每一种资本来源必须从股东的角度计量其成本，也就是说，“成本”就是利用每一个单位的这些可获资金来开展投资行为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②。然而，“除了极少数文献外，很多文献都忽略了企业使用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的现实条件下资本成本的定义问题”[1]。

    从估算技术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债务资本成本的确定问题，对于股权资本成本及其估算显然还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杜兰特(Durand，1952)科学诠释了资本成本的本质。他指出，资本成本——“要求的报酬”(required return)——不是一种实际的成本付出，而是一种机会成本，它是新投资项目必须赚取的、股东放弃掉的最低报酬率，并且这一资本成本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债券融资，而且对于股票融资与留存盈利均统一适用[14]。莫迪格莱尼和齐蒙(Modigliani & Zeman，1952)运用“资金成本”的概念赋予不同类型的资金“成本”一些含义。他们认为，债务资金的成本很明确，就是公司向债权人支付的有效利息率。对于普通股其实亦是如此，按照管理者代表公司所有者的利益来开展管理行为(比如做出融资决策)这一传统假设，新筹集每一普通股资金需支付的股利就是普通股的成本[15]。舒乐(Soule，1953)认为，站在普通股东的视角，任何形式的资本都是有“成本”的。借入资本的成本是支付的利息费用，优先股的成本是优先股股利，普通股权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盈利)的成本是为了获得新的资本而必须支付的单位普通股的净盈余[16]。在莫顿(Morton，1954)看来，货币的价格是付款的年利率，是企业为了获得资金而需要支付的，对借款人而言，它是“货币成本”，或者是市场中期望报酬的资本化率。当价格水平稳定时，货币代表了资金来源的确定规模(数量)，“货币成本”也就是“资本成本”[17]。

    透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债务资本成本就是债务的利息率。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研究主要是从盈利的角度，将税后盈利作为股东的所得来确定股权资本成本。事实上，基于这些思路形成的估算技术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概念，莫顿(Morton，1954年)认为，一家企业的货币的全部成本是债券利息、优先股股利加上获得股权资本而需要支付报酬的加权平均数[17]。这是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较早定义。莫迪格莱尼和米勒(Modigliani & Miller，1958)(以下简写MM)发表了著名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一文，学术界通常将其视为现代财务理论诞生的标志。在该文中，MM指出，“在企业现有的投资者看来，资本成本是一项实物资产投资可以被接受时应具有的最低预期收益率”[2]。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他们通过严谨的推理证明了平均资本成本与股权资本成本的构成原理。MM将资本成本研究的视角放在了企业内部，认为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决定了资本成本的水平。一家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水平只取决于其经营风险的大小，经营风险越大，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的水平就越高(MM将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表示为所有证券的期望收益与市场价值的比率)；股权资本投资者由于负债率的提高而承担较高的财务风险，这会通过财务风险的补偿提升股权资本成本(MM将有负债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表示为无负债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加上与融资风险相关的风险报酬，该风险报酬的大小等价于无负债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之差乘以债务权益比率)，这种代价与低廉的债务资本成本带给公司的利益相抵消，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并不影响平均资本成本水平[2]。MM理论将公 司的平均资本成本与公司的市场价值科学地结合，将资本成本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为此后人们围绕资本成本所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基础。所罗门(Solomon，1963)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定义为“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18]，这一界定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可。

    (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资本成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严密的公司财务概念，财务理论界对资本成本的概念达成了广泛共识。西方学界通常将资本成本定义为“企业为了维持其市场价值和吸引所需资金而在进行项目投资时所必须达到的报酬率”或者“为了使其股票价格不变而必须获得的投资回报率”[19]。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词典》中，资本成本被定义为“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以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是最低回报率”[20]。

    20世纪50-60年代，以资产定价理论与模型为核心的现代金融学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这种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不断进步。股利增长模型是早期股权资本成本估算的主要工具，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可度的不断提高，资产定价模型逐渐成为英美企业界估算资本成本的主流方法。按照这种估算技术，决定资本成本的主要因素由企业内部转移到企业外部。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与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相关的资本成本估算中，为了实现估算技术与资本成本性质的一致性，学者们大多采用预测的盈利类数据来估算股权资本成本。虽说此类估算技术尚未对企业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资本成本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资本成本概念发展的百年历史是一个科学而严谨的学术概念的自然演进过程。资本成本不以人们的臆想和猜测而存在，其产生与发展顺应了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公司财务学发展的趋势。不可否认的是，从国际范围内来看，伴随着资本成本理论的深化，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成本性质的不同认识和争议，主要体现为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多样化引发了实务界对资本成本概念与估算技术应用的困惑。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将阻碍资本成本理论的健康发展。

    三、资本成本的性质、困惑与思考

    资本成本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公司理财学概念。20世纪50年代之后，资产定价理论与模型在资本成本估算技术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必须明晰的是，公司内部的资本成本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报酬率(包括期望报酬率或者要求报酬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它们的数值会趋于一致。

    按照通常的观点，资本成本可以从两个角度予以界定：一个是投资者的角度，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所要求的与其承担风险相称的报酬率，反映了资本成本的机会成本性质；另一个是公司的角度，资本成本是企业选择资本投资项目的报酬率的最低水准，反映了资本成本的取舍率性质。一般假定，上述角度所界定的资本成本在数值上应完全相等，没有差异。在资本成本估算技术中，人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待资本成本的基本性质的。不容忽视的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认识资本成本，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考虑这种差异，将使企业资本成本的估算工作陷入困境。

    股权资本成本的最低限是企业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明确这一数值，是董事会、管理层实施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基础，也是高质量公司治理的前提。那么，董事会、管理层是否直接以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作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呢？在公司理财实务中，通常很少这样做。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舒乐(Soule，1953)指出，管理当局有权对其自身的股权资本成本施加影响[16]。哈根(Haugen，2002)更是认为，股权资本与股东的预期是无关的，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者的预期确定了这一资本成本水平。他认为决定股权资本成本的因素主要是公司的特征，比如公司的规模、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比等[21]。但截至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施加这种影响的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因而成为现代财务理论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综上，资本成本的实质就是一个介乎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报酬率：(1)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是资本成本的最低限，满足这个报酬率的要求是公司理财，也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宗旨。了解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成为资本成本估算的一个基本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估算投资者要求报酬率的理想方法。这一模型假设投资者都是组合投资者，因而他们无须获得公司特别风险的报酬率补偿。这与大众持股公司的情形非常吻合，但对于持股较多的控股股东而言，这一模型低估了其要求报酬率的水平。(2)资本投资项目的期望报酬率或者实际报酬率是实现投资者财富增加的源泉，是公司理财的核心关注点。这一取舍率要根据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与资本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来确定。通常情况下，要高于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这是因为资本投资项目的风险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并没有涵盖，不仅如此，管理层对于资本投资项目的报酬率也会提出报酬率“冗余”的要求。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讲，在投资者要求报酬率的基础之上，确定一个合理的投资报酬率水平，一要补偿有关的风险，二则是要吸引资本向投资项目的集聚。

    从技术上讲，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有哪些？无疑，影响因素既有市场方面的，也有企业内部的，这是由资本成本的性质所决定的。综合近年来企业界和学术界常用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的技术方法，可以得出影响资本成本水平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其划分为企业因素和市场因素两大类(见表1)。

    

    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是从企业外部来确定资本成本，资本投资的取舍率是从企业内部来确定资本成本。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成本性质的广泛争议：资本成本到底由谁决定？这一争议具体体现为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复杂化及其应用的混乱性。近年来，人们运用实证分析技术对于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进行了多方论证，但这种研究往往与资本成本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

    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未来资本成本研究领域，人们的关注点还会集中于估算技术之上。但估算技术的差异势必造成资本成本估算值的差异，这将会严重影响到资本成本理念在各个领域当中的合理运用。

    四、结语

    张新(2003)就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 应该更加侧重微观金融领域比如公司金融的研究，同时建议以资本成本理论为核心研究金融学[22]。资本成本概念实际上联通了资本市场、投资学、公司理财学三门学科，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无疑已经成为公司理财学的第一概念。不仅如此，围绕着资本成本及其估算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尽管这个理论体系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资本成本理论趋于完善的过程也是公司财务理论不断成熟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公司治理问题的严峻形势，学术界对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多公司理财问题在公司治理研究中得到了极有价值的解释。在梯若尔(Tirole，2007)看来，一个基于理论的公司财务理论体系业已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形成[23]。这是公司财务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之一。但必须明晰的是，公司治理是从机制的角度研究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而公司理财则是从技术的角度研究投资者利益的实现问题，这是两个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实质差异的领域。不可否认的是，公司财务理论在近些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个以资本成本概念为核心的现代财务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基于这个原因，富有实践价值的财务政策研究长期以来缺乏严密的资本成本依据，企业的理财行为也难以摆脱非理性化的状态。

    注释：

第5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一、经济类专业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1.经济类专业文理兼收，学生的数学基础差异明显由于经济类学生招生是文科生和理科生兼收的，而在高中阶段，文科和理科在数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难度上是不一样的。特别地，部分学生由于数学成绩不好而选择了文科，这样导致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差异性非常大。这种情况在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另外，高等数学的特点是概念高度抽象、逻辑严密、推理精确，要学好高等数学必须要有较好的逻辑思维习惯和一定的数学基础。从而很多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学习感到非常困难，而目前高等数学的上课形式是按所学的专业分班上课，从而致使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问题特别突出。

2.缺乏专门的经济类专业高等数学教材据了解，目前经济类专业的高等数学常用教材也多是同济大学版的经典教材，授课内容与其他工科类专业并无太大差异。实际上，同济版的教材对于经济类专业不是很合适，这是因为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高度的数学严密性，定义和定理非常多，而且抽象难懂，不够自然，特别所涉及的方法和技巧千变万化，不适合经济类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学习，很多学生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产生了学习高等数学的恐惧感，甚至是谈“数”色变。

3.缺乏具有经济背景的高等数学教师另一方面，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与经济类专业的应用衔接不够理想。经济类专业的高等数学老师都是数学专业出身，对相关经济学理论知识了解很少，因此无法将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讲解出来。另外，经济类专业课的内容在不断的变化，但是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和应用部分并没有紧跟专业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学生不能将所学的数学原理较好地应用到专业的学习以及研究中。

二、经济类专业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1.实施分层教学高等数学是经济类专业本科学生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课程，是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方式和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必备工具。因此，基本所有的经济类专业从本科一年级就开设高等数学课程。然而经济类学生招生是文科生和理科生兼收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高中阶段，文科和理科在数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难度上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校经济类专业是面向全国招生，不同省份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所学习的内容和难度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总之经济类专业的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学习能力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对所有学生采用统一的授课内容和模式，严重与因材施教相违背。

2.编写经济类专业高等数学教材一本好的教材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目前很多经济类专业使用的都是工科类专业统一使用的经典教材，比如同济版的。该教材内容量大，技巧性强，抽象难懂，无法适应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编写一本适合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的高等数学教材是教学改革中至关重要的。高校应该专门组织数学类教师和经济类教师进行充分讨论，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深奥难懂的数学理论，尽可能强调直观，尽可能将数学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背景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实例来引入抽象的数学概念和结论，让学生觉得这些数学概念是有趣和有用的。提高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大大减少学习高等数学的恐惧感。

3.培养具有经济背景的高等数学教师数学专业的老师一般对经济知识比较缺乏，他们对数学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比较擅长，这样对于学生有效的学习高等数学非常不利。给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上高等数学的老师最好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知识，弱化教学中数学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把数学知识与经济问题相结合，重点强调数学知识产生和应用的经济背景，这样能让学生对高等数学学习产生极大的兴趣。能达到此目的对任课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学校可以有意识的引进具有经济基础的数学教师，比如第二专业学习过经济学的人才优先引进。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鼓励在职教师通过进修和深造经济专业知识，培养具有经济背景的高等数学教师。

三、总结

第6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格雷厄姆和多德在《证券分析》一书中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说明了“股票内在价值”对于投资的重要性，随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众多经济金融学家的兴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得到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且不乏广泛应用的方法，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却难以采用。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方法。本文探讨了灰色预测方法及其在股票价格预测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1.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是极为复杂且难以预测的。股票价格对市场信息如何进行反应，即使最高明最富经验的分析师也难以稳操胜券，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信息对市场影响的传导系统的结构和系统传导模型，不能准确把握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公司状况、国际市场及投资者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市场的影响方式和作用，只能似是而非地对价格走势进行把握，其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如何判断或预测股票市场价格走势引起了众多经济金融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员的极大兴趣，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股票定价方法向着量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大量令人振奋的定价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在1934年《证券分析》一书对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价格暴跌的深刻反思,认为股票价格的波动是建立在股票“内在价值”基础上的，股票价格会由于各种非理性原因偏离“内在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会得到纠正而回到“内在价值”，因此，股票价格的未来表现可通过与“内在价值”的比较而加以判断。但“内在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因此，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其现金流的准确把握将是非常关键的。此后，戈登在对“内在价值”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股票定价的现金流量模型即“戈登模型”，然而，公司未来现金流是不确定的，为该模型的广泛应用带来麻烦，为此，关于股票定价的早期研究就集中在确定公司未来现金流。费雪(Fisher)教授认为未来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分布来描述，马夏克（Marschak）、希克斯(Hicks)等学者经过一系列研究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可以看作是对投资于未来收益的概率分布矩的偏好,并可用均方差空间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同时，他们还发现“大数定律”在包含多种风险资产投资中会发挥某种作用。戈登模型在股票价值分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单只股票估价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该方法并没有解决股票投资风险与未来现金流折现率的关系，直到亨利·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的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建立才对这一基本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该模型的致命缺陷。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投资者会将所有的投资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建立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以统计学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来衡量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给出了投资者如何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优组合以最大化其投资收益，并将风险分解为系统和非系统风险，从而，指导投资者最优化其投资行为。此后，其学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纳(Lintner)等为强化该理论的应用，将其注意力从马科维茨的微观研究转向整个市场，将其复杂形态简化为以市场指数为基础的单因素关系，并发现在均衡市场条件下资本资产的收益与风险遵循线性关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为前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过于严格限制了其应用，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研究在一定弱化条件下的定价理论，他们是迈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投资定价理论、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资产收益率与平均消费增长率的线性关系模型（CCAPM）等等为数众多的数量化投资模型，为市场投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定决策依据。

Roberts和Osbome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长期研究后，发现市场价格遵循“随机漫步”或“随机游动”的规律，由此，以Fama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市场信息会作出合理的反应，将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相结合。进入1980年代，在探寻一般均衡定价模型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将定价理论的研究方向转向注重市场信息的考察。经过实证检验，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发现股市存在投资者有时对某些消息反应过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莱曼(Lehmann1990)等则发现了股价短期滞后反应现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认为投资者对有关公司长远发展的消息往往有过度的反应，而对只影响短期收益的消息则反应不足，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着争论，尽管如此，信息与股价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关系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同，并且，弗伦奇和罗尔(Roll)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股价波动幅度与可获得信息量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这些定价理论在现代经济金融学家的推动下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明了“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缺乏有效的解释手段反映了我们科学体系的不成熟”，面对这一现实，金融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非线性方法与混沌思想来理解股票市场行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质的定价核概念、半自回归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以及近年兴起的系统仿真等新方法，试图解释信息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将成为股票定价理论的新兴的令人激动的发展领域。

但是，这些模型的应用都需要较为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庞大的数据系统，而且，所需数据要求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以满足“大数定理”的要求，这些对于新兴市场和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讲，难为其用，而且，市场价格的变化往往与股票“内在价值”并不一致，因此，寻找一种既简便又能适应市场基本状况的定价方法就自然成为了我们的追求。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模型，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股票投资价值灰色系统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reySystemTheory）的创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邓聚龙教授在1981年上海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含未知数系统的控制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灰色系统”一词。1982年，邓聚龙发表了“参数不完全系统的最小信息正定”、“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等系列论文，奠定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基础。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系统与控制通信》杂志主编布罗克特（Brockett）给予灰色系统理论高度评价，因而，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行列，积极探索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事实上，灰色系统的概念是由英国科学家艾什比（W·R·Ashby）所提出的“黑箱”（BlackBox）概念发展演进而来，是自动控制和运筹学相结合的产物。艾什比利用黑箱来描述那些内部结构、特性、参数全部未知而只能从对象外部和对象运动的困果关系及输出输入关系来研究的一类事物。邓聚龙系统理论则主张从事物内部，从系统内部结构及参数去研究系统，以消除“黑箱”理论从外部研究事物而使已知信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因而，被认为是比“黑箱”理论更为准确的系统研究方法。所谓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所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通过已知信息来研究和预测未知领域从而达到了解整个系统的目的。灰色系统理论与概率论、模糊数学一起并称为研究不确定性系统的三种常用方法，具有能够利用“少数据”建模寻求现实规律的良好特性，克服了数据不足或系统周期短的矛盾。

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经济管理、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领域，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农业系统，如在水利、气象、生物防治、农机决策、农业规划、农业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灰色系统理论在管理学、决策学、战略学、预测学、未来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展示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灰色系统是否能够在股票市场价格走势方面发挥作用呢？以及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勿容质疑，股票价格的“内在价值”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股票价格提供了重要途径，然而，其运用受相关专门知识的约束，同时，也受人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否合理与准确的影响，那么，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纠正，必然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学习成本”。如果将市场有效性与信息定价机制相结合，将对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关系上，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其内在价值的信息，而且反映了市场交易者的“噪声”（Black，1986），因而，股票价格的偏离不会总回到其“内在价值”。这样，我们根据这些所知信息还是难以预测或把握市场价格走势，从而经常出现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现象。

我国股票市场有“政策市”、“消息市”之称，应该说这是效率市场的应有状况，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的股票价格对其反应“内在价值”的信息未能作出充分的反应，因而，认为我国股市的这种反应机制是跛足的（包建祥，1999），“有关股票市场的政策法规报道”是对投资者最有价值的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也最大（茆诗松，1997。），而且存在着对信息的反应过度及反应不足（魏刚，1998；张人骥，1998。），呼吁建立完善的信息定价机制。应该说，我国股票市场经过近年的发展，市场的信息定价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市场对信息的敏感性有了实质的提高，对影响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不论是系统信息还是非系统信息，股票价格均有相应的反应，因而，为通过市场价格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反应判断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提供了可能。

由于股票价格应该反应与其相关的市场信息，那么，信息在价格中的输入和传递就有其相应的轨迹和强度，这种轨迹和强度取决于该股票的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机制和灵敏性，而对于不同的股票，价格反应信息的机制和灵敏性有着相当的不同，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以及这种轨迹和强度大小是什么，难以准确把握，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股票“内在价值”，在新兴市场中，这种状况尤甚。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兴市场中，作为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他们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更像是通常的“投机者”，即以市场交易差价获取利益，并不是以获取公司分红或股利为目的，因而，对这些投资者来讲，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是多少似乎显得那么重要了，他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股票市场价格的近期走势如何，以判断价差的大小，从而决定该股票是否值得买卖，因此，交易过程中并不需要知道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由此可知，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的趋势判断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由于股票价格是相关信息的综合反应，所有的相关信息的传导机制和灵敏度都得到了相应的反应。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传导的方式和灵敏度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适当方法通过信息在价格中的历史反应来判断价格的未来行动方向或状态，从而寻求信息在股票市场价格中的反应机制，这是因为历史行为反应至少部分反应了价格行为固有规律，并反应了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决定了价格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认为，灰色系统理论的建立为测定和反应这种传导机制和灵敏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我们知道，灰色系统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来寻求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因为，客观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规律，是系统整体各功能间的协调统一，因此，如何通过散乱的数据系列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过某种生成弱化其随机性而呈现本来的规律，也就是通过灰色数据序列建立系统反应模型，并通过该模型预测系统的可能变化状态。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微分方程能较准确地反应事件的客观规律，即对于时间为t的状态变量，通过方程就能够基本反映事件的变化规律，那么，假定某股票价格的状态初始序列为，通过灰色一阶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关系式(k=1,2,…,n)，我们就可以得到该股票价格的时间状态的灰色微分方程为，系数a就是股票价格对信息的敏感性，是股票价格状态对信息反应系统变化内在规律的指标，在灰色系统里被称为“系统发展系数”，而（k=1，2，…）就是该股票在未来k+1时间的市场价格。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要把握市场价格走势和发展方向，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信息或多少信息影响其价格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诸如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市场参与人数的增减等等因素分别对价格影响及其方式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信息的加入会使原有的趋势得以改变，新信息的不断加入是市场价格不断变化的驱动力，而新信息的影响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在市场价格中逐步体现，这就是通常意义的历史信息的记忆功能，这种记忆能力对于市场价格走势的驱动力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通过判断这种驱动力（系统发展系数）的发展变化来预测未来价格走势正是灰系统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3.灰色系统模型的应用实例

3.1时间转折预测

这里，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日收盘指数为标准，以2000年1月10日1545.11点为起点，如果局部低点和高点之间相差200个点以上，认为市场指数出现了一次转折，将低点-高点的变化看作一个阶段，因而，我们选择各阶段的局部最高点和最低点，并选择相临的指数相差200点以上的点，计算其距离起点的月份数，以构造指数走势的量化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指数转折点的时间方程为：，其中k=1，2，…。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对指数转折情况进行预测，计算结果和模拟误差状况见表2，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转折时间点预测的残差平方和0.54，模型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2.6%，小误差概率几近为1，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7.4%，预测精度为二级，说明该方法基本可用于市场综合走势转折时间的初步预测。由此转折预测方程，我们可得到后一阶段的5个预测值为：19.4、23.3、27.9、33.6和40.3。第一个预测值19.3表明下一转折点在从2000年1月起的第19个月左右，即约在2001年7月会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再经过约4个月的调整后将又会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即预计在2001年11月份可有一次200点以上的变化。

表1时间序列表

3.2上海综合指数的预测

2001年来，上海综合指数收盘指数从1月2日的2103点降至10月22日的1520点，跌幅近30%，如以当年最高点2245点计，跌幅更深，因此，我们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对股票指数变化状况进行预测，以期能更好地开展投资决策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建立上海综合指数走势预测模型，为此，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周收盘数为基础，以2001年8月10日周收盘价1955.04点为数据系列的起点，得到指数走势的预测方程：，其中，k=1，2，…。根据这个模型对指数的预测，结果和误差状况见表3，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序列模拟的残差平方和为1259.90，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为0.79%，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9.21%，最大预测误差为1.20%，小误差概率近似为1。从模型本身来看，应该说对上证综合指数的预测精度基本能达到要求。

3.3新陈代谢模型与事后检验

事后检验是根据模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根据该指数走势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未来4周的收盘指数分别为1768.66、1741.12、1714.00和1687.31，总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值1807.02、1764.87、1691.33和1572.45，实际误差分别为2.12%、1.34%、-1.34%和-7.30%，表明有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但实际结果也表明，利用某一数据系列对走势或时间转折进行长期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信息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历史信息影响程度的有限性，即价格对信息的记忆与预见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信息对系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误差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采用新陈代谢GM模型对2001年8月17日开始的上证综合指数趋势进行模拟，即利用最新的数据替换最旧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新信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计算的结果列于表4，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的最小预测误差为-0.03%，最大预测误差是7.73%。在趋势判断上，预测趋势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较为一致的变化。从其模拟散点图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极为吻合的效果。

表4新陈代谢GM模拟结果与后验表

后验相对误差图

4.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灰色投资价值模型的预测是短期的，一般地讲，对3个以上时间跨度后的预测误差较大，因此，需要利用新陈代谢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旧有的信息对系统的发展发挥持续的影响，而新信息的作用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仅根据原有信息进行的预测会比较大地偏离实际运动轨迹，从而失去了模型预测的意义。因此，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应在模型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去掉那些对于预测的作用日益减小的旧数据，以反映新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影响特征。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系统来讲，系统对信息的记忆功能是极为有限的，旧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小，因而，在应用该模型进行预测时，不断更新数据系列将是十分重要。

我们也注意到，预测值相较于实际值似乎有一个单位时间的延迟，这种延迟表明该预测模型有一个“追涨”、“杀跌”的特性，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模型的短期预测特性，这是可能因为，该模型的预测结果放大了旧信息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从而使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特别是在市场出现“暴涨”或“暴跌”的情况下，该模型的预测误差相对较大。尽管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短期的走势判断有着良好的效果，但我们认为，为避免“追涨”、“杀跌”的作用所导致的重大趋势延迟影响，将市场变化的时间转折周期预测结合使用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适当加以调整，以避免或减少在对市场宏观走势重大变化的判断中犯致命错误。基于此，我们正努力寻求新的算法和预测趋势与市场重大变化的实际关系，以期消除预测判断上的失误。在应用GM模型进行系统预测时，所应用的数据系列要求具有一定的光滑度，对那些具有剧烈跳跃性质的数据系列的系统，其预测效果不是十分理想，研究表明，系统本身的发展系数过大（大于1.5）时，用这种方法模拟的精确度不到50%，因此，对于价格变化较为频繁且有较大波动幅度的个股，这个方法对于指导其投资决策的意义会有所限制，我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包建祥，《对股票市场信息定价机制的重新诠释》，《证券市场导报》，1999年第四期

2.邓聚龙，《灰色系统(社会·经济)》，国防工业出版社，1983

3.李庆扬，王能超，易大义，《数值分析》，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4.李祚泳，灰色系统理论和应用的最新进展，《大自然探索》，1992，(1)

5.茆诗松等，《政策、扩容、消息对上海股市的影响》，《中国证券市场实证分析》，学林出版社，1997

6.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

7.魏刚，《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年第六期

8.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9.张人骥，朱平方，王怀芳，《上海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10.Ball，R.，1995，TheoryofStockMarketEfficiency：AccomplishmentsandLimitations，JournalofAppliedCorporateFinance，Spring

11.Black，F.，1995，Noise，TheJournalofFinance，Vol.XII.No.3

12.Elton，LeonardJandGruber，MartinJ.，1991，ModernPortfolioTheoryAndInvestmentAnalysis，NewYorkUniversity，Fourthedition

第7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在1999年6月第一次成功合作的基础上，香港理工大学会计系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于2000年7月3日至8日再度在北京大学举办“现代会计研究方法密集课程”（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intensive program，carmip)。这项培训与研讨课程参照欧美大学的博士课程设计，邀请了多位国际知名会计学者授课，60多位参加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计系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以及五个国家部委的专业人士。本期研讨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领域：管理会计研究、会计教育研究，以及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  

管理会计研究  

在管理会计研究领域，两位杰出的美国会计教授应邀前来讲课。来自san diego state 大学的周齐武教授，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作了详细阐释，并以他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为例，重点讨论“教学——研究——实务”之间的联系，以及研究选题和研究合作的心得体会。来自pace大学的 john lee教授，则以作业成本法（abc）为例，为大家讲解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尤其是案例式研究的具体步骤。  

在管理会计研究中，西方会计学者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式（case／field study）、问卷式(questionnaine survey）、分所式（analytical research）、档案式（archival research）、实验式（laboratory experimentation）等研究方法。  

案例式研究的突出优点之一，是可以通过仔细研究一个或几个企业的管理会计制度的运作和变化，为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提供详细和健全的微观基础，也可以为新理论的构建提供素材和指导。案例式研究主要是一种定性研究，其有效展开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对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定性研究方法有较好的掌握。但是，国内目前的博士生课程中很少包括这些科目。解决办法包括把收具有这些定性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作博士生，以及与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  

问卷调查有助于从大范围的样本中收集数据来进行行为描述和假设检验。这一方法基本上都是采用邮寄方式来收集跨部门或跨行业数据。问卷调查的问题在于，问卷的设计和结果分析上难以避免调查者个人的主观偏见，问卷的回收率通常不高，而且回收样本的结构可能全程度不同地脱离原抽样框的结构设计，从而导致代表性偏差。就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多是围绕管理会计的应用状况展开问卷研究。  

分析式研究是通过构建模型来得出结论并解释相关现象。这类研究文章主要是以博李论和委托理论为支撑思想来构建模型。在西方会计学界，分析式研究已经由构建一般模型逐步转向研究具体环境下的具体管理会计问题。在我国，分析式研究还处于引进介绍的起步阶段，主要运用相关理论的一些基础性概念来建模，其中大多数文章得益于张维迎教授所著的《博养论与信息经济学》。  

实验室研究是指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通过观察受试者的行为来检验假设的方法。比如管理控制与管理报酬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在西方已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在国内会计界尚未见到此类文章的发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缺乏有效开展担一研究的知识基础和缺乏研究兴趣。  

档案式研究作为一个引进的名词，指运用现成的数据库资料进行研究。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数据并检验假设。数据来源主要是上市公司公布的中报和年报、政府机构掌握的资料、以及咨询公司或其他学者收集到的资料。这种研究方法目前在我国会计学术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普遍认同，所发表研究文章也比较多。  

会计教育研究  

会计教育研究是现代会计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邀请到的美国 villanova 大学的 david e. stout 教授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他还是美国会计学会三大期刊之一《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的主编。stout教授提出了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会计教育理念。  

会计教育研究一般采用案例式研究，调查一个或几个学校的做法，将其经验与教训归纳总结，最后推广到会计教育的总层面。stout教授将此方法称为meta－analysis。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职业界提供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广泛，专项服务则越来越专业，业务创新层出不穷。相比较而言，会计教育长期以来却变化不大。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减小教育与实务的差距。  

199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针对进入会计业界的新人提出了三项核心素质能力要求，一是专业职能素质（functional competencies），包括建立决策模型、评价风险、选择相关可靠的度量标准、报告、研究等方面的能力；二是人格素质（personal competencies），包括适合会计行业的个人特质。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与人合作、沟通、领导、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三是宽广的商业视角素质（broad business perspective competencies），包括全球视角、战略思维、行业观念、市场／顾客导向、资源管理、法律观念等方面的能力。会计职业弄对会计人员需求的压力也促使会计教育的变革，要求会计教育界从自身内部进行会计课程的战略性重构。  

stout教授以“管理会计基础”这门课为例阐释改革前后教育理念的差别。在传统的会计教育下，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依据，按部就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讲授课本知识，等到课程结束时学生也不一定能够形成对孩门课的一个总体认识。经过战略性重组后，教学模式转为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动因，以问题为基础，进行发现式、探索性的学习，先给学生一个整体认识再分部分讲解。

  

以资本币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  

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是西方会计界学术研究的主流，也是财务会计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为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在一个经济体中，产业部门通过生产、销售、投资与融资进行财富创造活动，会计部门对这一财富创造活动过程实施了记录、计量，并最终向外部报告财务状况、会计盈余和现金流动情况；金融部门（即资本市场）通过风险与收益的衡量给出了企业的市场价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就是要研究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会计数字之间的关系，即研究会计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会计的最终产品是财务报表上的会计信息。但是，由于经验、知识、心理等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投资者对同样的会计信息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计信息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个人决策，并最终影响到实务部门与金融部门的效率与成效。因此，财务报告（financial reporting）被看作是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性的一个过程。  

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可以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档案式的实证研究与分析式研究是较为常用的方法。此次研讨课上，来自美国 maryland大学的oliver kim教授以两个会计信息使用者为例，用解析的方法从理论上推导财务报告披露的公共信息与使用者自己收集到的私人信息如何影响个人对市场价值的预测。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michael firth教授集中讲授了资产价值重估的最新发展，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利用企业数据库进行的实证研究。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金正本教授概括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的内容，着重提到了市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反应，以及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金教授还讨论了会计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几种价格与回报率的评价模型。这些模型考察的是股票价格或收益率与会计盈余、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课程参加者中有一些来自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杰出青年学者，对实证会计研究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价格与回报率评价模型或许太简单了，太不严谨了，譬如没有考虑到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b系数以及动态情况等。对此，金教授进行了解释。  

启示  

笔者曾经对1995年以来国内会计学者发表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1995－96年中国会计教授会年会论文集》等期刊文献中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进行了整理，发现实证研究的文章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总体规模并不是很大。  

从研究主题上看，超过半数的文章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包括对中国股市有效的检验、股市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反应等事件研究。涉及到管理会计、会计教育、环境会计等的文章甚少。研究主题的相对集中的原因主要包括数据的可获取性、对研究方法掌握的程度和研究人员的兴趣。研究主题的集中还表现在这些文章倾向于对已有主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扩展，而不是开辟新的主题。比如，在这一期间，研究市场效益的文章就很多，而对财务危机、胜利政策、企业并购和盈余披露等主题的研究就相对较少。  

从研究背景上看，超过半数以上的文章都以上市公司群体为研究背景，原因主要在于数据的易获取性，从而使研究更容易进行。这也反映出在做实证研究文章中资料收集的重要性。要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就要求学术界逐步与企业界建立多种形式的联系和合作关系。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当前经济中的作用正日益突出，不论是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还是在审计。税收等领域，它们都有着与制造企业不一样的特征，对其进行细分研究将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课题。  

第8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在互联网时代下，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发展阶段中，“互联网+”是必然的产物，“互联网+”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是与市场、用户、产品、技术、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深度融合、重组和创新的过程。“互联网+传统行业”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实现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下，本质是互联网，内容是金融服务，金融依托互联网发展，这也是当今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和金融两者进行的融合打破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发展模式。金融服务以服务用户为导向，优化用户的金融服务体验，使得用户价值的提升，向用户随时随地提供贴身的金融服务，同时可以实现信息化、大数据化，从而可以深度挖掘和利用金融数据的价值。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分析

2005年以前银行的一部分金融业务已经逐渐依托互联网实现技术支持，但是这时还未形成互联网金融概念，其次是从2005至2012年期间，互联网借贷业务开始在互联网上萌芽，第三方支付开始逐渐兴起，这是“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初始阶段。这时的“互联网+金融”只是实现了一部分金融业务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金融业务并没有充分的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资源的获取和整合。2012年之后，由于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促进和金融和互联网和深度融合，不仅是部分银行金融业务实现互联网技术，还包括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金融业务也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融合，出现了很多创新点，如网络借贷、众筹平台、网络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机构迅猛崛起，包括2017年兴起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功能，实现了居民出门买菜不带一分钱的愿望，这标志着“互联网+会计”模式发展的成熟阶段。

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高校作为培育优秀金融人才的基地，必须紧跟“互联网+金融”的时代步伐，引领金融教学改革的潮流，把握互联网时代的脉搏，下大功夫改革金融教学，这既是对未来金融人才的培养需要，也是对未来互联网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高校金融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二、互联网金融对我国互联网金融教学注入新的内容

（一）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作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以及央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第三方支付首次出现是以线上支付的形态，通过网购平台，买家通过互联网进行支付，实现卖家与买家的线上交易。如今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不仅包含线上支付，而且涵盖线下支付，线下支付渠道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线下支付渠道的打通，实现了民众日常出门只带手机即可支付的愿望。支付宝支付推广的优惠活动，更加满足了用户体验，在第三方支付势头正热的今天，势必会影响高校的金融教学课堂，让高校学生了解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过程，了解其背后的体现金融知识，培养第三方支付方向的金融人才。

（二）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模式：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

“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模式区别于传统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模式，主要包括三类融资模式：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这都是金融课堂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属于重要教学内容。

首先介绍P2P网络借贷，字面意思解释为个人面对个人，即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借贷服务；其次是非P2P网络小额贷款，这种模式不属于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借贷，而是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借贷关系，主要是电商自建的贷款平台与个体或者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借贷关系；最后介绍的是众筹融资，顾名思义就是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面向大众的融资，该种融资方式一般适用于从事某项创业和活动的资金的筹集，不仅可以解决项目发起人的资金??题，而且也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三、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路

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应从实际出发，了解金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生自身的需求，针对具体需求进行金融教育改革。从当前学生和金融企业的需求来看，金融学教学内容应倾向于微观化、产品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将金融理论与具体的金融产品有机结合，实现金融教育的创新，以下是改革倾向的具体措施：

（一）更新教材内容，将互联网金融产品列入教学

目前的金融教材内容仅仅局限于宏观的金融理论，教材中对于当下金融产品的介绍少之又少，所以要求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完全拘泥于课本内容，而应该创新教育内容进而教育形式，在课堂中加入对金融产品的介绍，同时鼓励同学们各自介绍了解的金融产品，在交流中提升对金融产品的了解。

（二）丰富案例教学库，以教师为主体

金融教育的改革要求丰富案例教学库，在对金融理论知识的讲解中应穿插案例教学，并且确保案例的真实性、时效性、典型性。需要教师在课下通过亲自参与金融实践，总结相关的金融案例；浏览每日金融市场信息，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政策动态、金融大事件等，建立金融市场信息库。

（三）运用金融APP，进行金融产品教学

互联网金融时代，催生了大量的金融APP，方便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给金融教育改革带来了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中介绍相关金融APP的方式，让学生学会使用一部分较为常用的金融APP，通过这些APP的使用，使得学生可随时随地感受信息对于金融产品价格的影响，并且全面地了解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及其变化，掌握查询利率及其?化的方法。

（四）鼓励学生参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

金融教育的改革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教育，在金融产品理论教学的基础上，要鼓励学生参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激发学生对金融专业的爱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针对学生在课下参与的金融产品交易活动中产生的心得体会，让其理解信用、利息等基本金融要素，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理解金融市场的功能，了解国家货币调控的机制与原理，了解金融的基本要素和货币宏观调控，鼓励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总结发言，达到对金融产品知识的互相交流和金融交易方法的学习效果。其中学生参与的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我们推荐余额宝、众筹、证券投资基金，不推荐参与股票、P2P网络借贷交易活动，由于两者的投资风险大，大部分学生在对金融知识掌握不是很全面时，可能会产生较大投资损失，学生的经济能力有限有限可能较难承受，失利过后可能会导致学生对金融的厌恶，丧失对金融的学习兴趣。

第9篇：金融学常用的概念范文

金融风险管理是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全部业务和管理活动中最核心的内容，它和时间价值、资产定价被并称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三大支柱。金融风险管理分为识别风险、测量风险、处理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评估和调整四个步骤。其中，金融风险的测量是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风险测量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合理风险测度指标的选取，是提高风险测量质量的有效保障。

二、风险测度的发展历史

风险测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方差和风险因子等为主要度量指标的传统风险测度阶段；其次是以现行国际标准风险测度工具VaR为代表的现代风险测度阶段；最后是以ES为代表的一致性风险测度阶段。

传统风险测度工具包括方差、半（下）方差、下偏矩LPM（Low Partial Moments）、久期（duration）、凸性（convexity）、beta、delta、gamma、theta、vega、rho等，这些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投资价值对风险因子的敏感程度，因此被统称为风险敏感性度量指标。风险敏感性度量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的特征，难以全面综合地度量风险，因此只能适用于特定地金融工具或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

方差、半（下）方差、下偏矩LPM等风险敏感性度量指标只能描述收益的不确定性，即偏离期望收益的程度，并不能确切指明证券组合的损失的大小。所以，它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的特征，难以全面综合地度量风险，因此只能适用于特定地金融工具或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

现行的国际标准风险管理工具VaR最初由J.P. Morgan针对其银行业务风险的需要提出的，并很快被推广成为了一种产业标准。风险价值VaR是指在正常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在给定的持有期间内，投资组合所面临的潜在最大损失。VaR是借助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金融风险进行量化和测度。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得出多维风险的一个一维近似值，可用于测量不同市场的不同风险并用一个数值表示出来，因此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欧盟都接受VaR作为风险度量和风险披露的工具。

但是，VaR作为风险测度的指标，不满足一致性风险测度四条公理中的次可加性公理，不是一种一致性风险测度指标。这就意味着当用VaR度量风险时，某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可能会比各组成成分证券风险之和还要大，从而导致投资者不愿多样化投资的情况。而且VaR不能测度超过VaR的损失、不适用于非椭球分布函数族、VaR有许多局部极值导致VaR排序不稳定等缺陷，决定着VaR并不是一种合适的风险测度指标。

基于上述风险测度的局限性，Artzner等（1999）提出了一致性风险测度（Coherent Risk Measure）概念。他们认为一种良好定义的风险测度应该满足单调性、一次齐次性、平移不变性和次可加性四条公理，并将满足这些公理的风险测度成为一致性风险测度。

单调性：

如果投资组合X1在任意情况下的价值都比投资组合X2的价值大，则一致性风险测度度量的X1的风险至少不应该比X2的风险大。也就是说，优质资产的风险应该比劣质资产的风险小。

上式意味着，如果用数量为（X）的资本或保证金加入到投资组合X之中，则恰好可以抵消投资组合X的风险。因此，平移不变性公理要求风险测度在数值上就是为抵消投资组合的风险而需要提供的资本或保证金的数量。

次可加性公理意味着，用一致性风险测度度量出来的所有被监管对象的总体风险，不能比各单个被监管对象的风险之和 大。否则，即使各个被监管对象都设置了足够的资本或保证金（Xi），也不能保证所有监管对象总的资本或保证金 足以抵消整体风险，因此监管措施就可能失效。可见，次可加性公理主要是从保证风险监管有效性的角度提出的，为监管目的而设计的风险测度应该满足次可加性公理。

由于这四条公理的合理性，一致性风险测度不久就被风险测度理论界广泛接受。

数理金融学家随后在一致性风险测度四公理基础上提出了几种形式不同的一致性风险测度指标，其中ES是最常用的一种。ES就是投资组合在给定置信水平决定的左尾概率区间内可能发生的平均损失，因此被成为Expected Shortfall。ES对于损失X的分布没有特殊的要求，在分布函数连续和不连续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一致性风险测度这一性质，使ES不仅可以应用到任何的金融工具的风险测量和风险控制，也可以处理具有任何分布形式的风险源，而且保证了在给定风险量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预期收益组合的唯一性。

由于ES风险测度的发展时间不长，ES作为一种一致性风险测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VaR与一阶传统随机占优是一致的，ES风险测度与二阶传统随机占优是一致的；但是，VaR与二阶及二阶以上传统随机占优不是一致的，ES风险测度与三阶及三阶以上传统随机占优不是一致的，在特定情况下，运用VaR和ES都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