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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2017年全国农牧渔业大县局长轮训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县农业局长班作主题报告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紧迫任务，要准确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把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工作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国际国内市场结合起来，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着力破解当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动能不足、供需结构不合理、可持续发展矛盾突出、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余欣荣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的办法，实现“增收入、保供给、优生态”的三元目标。在主攻方向上，就是要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由单纯追求粮食产出率转变为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绿色发展水平共同提高。在重点任务上，就是推进“三大调整”，强化“两大支撑”，激活“三大要素”，坚守“一条主线”。要调优生产结构、调绿生产方式、调新产业体系，把调整的实际效果交给市场和消费者来决定；要强化科技支撑和基础支撑，加快补齐短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要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把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要坚守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这条主线，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余欣荣指出，深入_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既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引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带动提升我国粮棉油糖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要切实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示范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引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升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余欣荣要求，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各级农业部门要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农民利益、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要注重运用科学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坚持辩证思维方式，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水平；要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精神，注重运用改革办法创新工作机制，运用市场机制创新发展思路，运用典型引路创新工作方式；要改进作风，狠抓工作落实，要始终站在工作落实第一线，集中精力整合资源办大事，用优质服务保障工作落实。
夏季在我国野外，有一种常见的绿色植物，它具有化平凡为神奇的药用价值，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广泛应用和喜爱，它的名字叫车前草。
车前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农历五月五日前后采收，阴干后备用。全草均可入药，处方则以车前子多用。车前草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以江西、安徽、江苏产量较大，重庆开县所产者为道地药材。
治尿路感染、膀胱炎等
据传，汉代名将霍去病率军抗击匈奴，有一次全军被困在一个荒芜之地。时值干旱无雨的夏季，将士们纷纷出现小便淋涩、尿赤尿痛、面部浮肿等症状。这时，一位将领发现他的战马竟安然无恙，经观察，发现这些战马吃了生长在路边的无名野草，于是试用这些野草煎汤给将士喝，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霍去病大笑曰：好一个车前草！
车前草的种子车前子味甘性寒无毒，具有利尿通淋功效。经现代应用证实，车前子含有黏液质、琥珀酸、腺嘌呤、车前子碱等成分，有显著利尿作用，用来治疗膀胱炎、尿路感染所致的尿黄、尿赤、尿痛、尿涩等症均有良效。
治高血压
由于车前草的利尿作用，现在临床也用车前子治疗高血压，与氢氯噻嗪等利尿剂治疗高血压有相同的原理。具体用法为：每日9～15克，经治1个月无效者，则加量至40克，布包后水煎服，代茶饮，3个月为1疗程。经治后，一般眩晕、头痛、视力模糊、失眠等症均有好转。车前子治疗高血压适用于兼有目眩、目赤、尿黄、尿少者，有类似西药利尿剂的降压作用。
治小儿腹泻
车前子还有利湿止泻的功效。《普济方》中说：“独用炒为末，专治湿胜水泻。”《海上方》中说“曾闻水泻有何方，焦炒车前子最良。细末一钱调米饮，只消七剂即安康”。很多老中医喜用此味药治疗小儿腹泻，颇有捷效。方法：将车前子炒焦研碎口服，1岁内每次服0.5克，1～2岁每次服1克左右，每日3～4次。
治眼病
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诗：“开州五月车前子，做药人皆道有神。惭愧文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是说张籍自幼家境贫寒，饱经世态炎凉，靠苦读成为贞元进士，历任太常寺、水部员外郎等职。由于古代的照明条件较差，加上营养不良，张籍用眼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后朋友韩愈从千里之外寄来开州（即今重庆开县）所产车前子，张籍用其治好了眼疾，便写了这首诗以抒怀。
车前子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明代《药性论》记载：车前子可“除肝风冲眼目，赤痛障翳”， 可用来治疗目赤肿痛、迎风流泪、视力减退等症状。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有“驻景丸”，便是用车前子配伍熟地、菟丝子为丸，治疗老年人肝肾亏虚所致的目视不明、眼花生翳等症，是老年眼病的保健良方。
车前草还可用于治疗鼻出血，将车前草叶片捣汁饮用，或用鲜草煎浓汤服用即可。另外，将鲜车前草捣汁后，外敷金疮出血，有一定疗效。临床发现，车前草还能清肺化痰止咳，可与瓜蒌、贝母、枇杷叶等药共同应用治疗痰热咳嗽。
中唐前期，诗歌相对沉寂，刘长卿、韦应物继承王孟诗派，以山水田园诗见长，工于五言。
元结、顾况等人的乐府诗歌反映了民生疾苦，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人物。
从贞元中到文宗太和初年的三十年为中唐后期。在这个时期，诗坛上出现了“中唐之再盛”的局面，诗歌发展走向多元化，形成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
白派―――以白居易为代表，还有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他们吸取杜甫成功的创作经验，以新题乐府写时事，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其诗以反映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为主要内容，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和乐府的形式为主要艺术特征，在当时影响很大。
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还有贾岛、李贺、卢仝。他们以奇崛横放的笔墨矫正了大历以来平庸浮艳的诗风，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诗派。他们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而特别致力于在杜甫胸中笔下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境界。内容上他们写险怪，写幽僻，写苦涩，写冷艳，甚至写凶狠；形式上他们以散文句法入诗，选用词语生动传神；尤其是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勇于大胆开拓，作品想象丰富而奇异，具有奇崛冷艳，明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成为中唐诗坛上又一位富有大胆创新精神的天才诗人。
同时，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人。他俩并称“刘柳”，其艺术风格不同于以上两个流派。柳诗峻洁而清腴，模山范水之篇，上承谢灵运；刘诗简练而沉着，讽刺时政之作，下启坡。
总之，中唐是唐代作家和作品产生最多的时代。
四、晚唐诗歌（文宗太和至唐亡的七八十年）
被后人尊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
杜牧擅长用大手笔写咏史诗。在他的诗中，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就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利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他长于七绝，格调清丽明快，风格俊逸豪爽。
李商隐则长于七律，擅长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深情沉郁、绮丽精工的风格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国之衰，足以接席杜甫而无愧。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又不易理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呈跳跃式，意象组合非逻辑式，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常常可作多种理解。其艺术技巧，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贡献。
同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情思才力比不上李，但其浮艳的作风对唐末诗人颇有影响。
大中之后，诗坛上出现两种倾向：一种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继承新乐府现实主义传统，批判现实，但才能不及中唐诗人；另一种以韦庄、司空图为代表，诗作注重形式美，思想内容贫乏，但艺术成就较高。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1寒食节的演变及其主要活动
1．1寒食节的起源寒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节日，曾盛极一时。该节在冬至后105日，在清明前两、三日。节日期间严禁举火，只吃冷食，故名寒食节。关于寒食节的起源，众说纷纭，总其要略，大致可分为“子推说”和“改火说”两派观点。“子推说”认为，寒食节起源于一个感人的传说［1］：介子推，又作介子绥，是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的从臣。他曾随重耳流亡十九年，历尽艰险。流亡中饥饿难忍，介子推曾割其股肉为重耳充饥。重耳返国后即位，成为晋文公，大行封赏，却忘了曾与他患难与共的这位贤臣。介之推耻于与同僚邀功争赏，偕母隐居山西绵山。晋文公为让其出山，从山三面举火，介之推与其母藏而不出，一起被焚死于绵山。晋文公为表达对介之推的怀念和铭记自己的过失，下令在其忌日不许动火，人皆寒食，寒食节即由此而来。“改火说”认为寒食节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在祀火时，各家都要“去旧取新”，即熄灭旧火，然后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活动约源起于周代。在熄灭旧火、钻取新火之时，中间有一段时间断火，就只能食用冷食，同时，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久而久之，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习俗。其中，“子推说”属坊间流传版，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也饶有趣味。“改火说”属学界考证版，论证较为严谨，更具说服力。2寒食节的演变因介子推的传说，寒食节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至唐宋时盛极一时。后来改火制逐渐淡化，寒食节在南宋时已开始不被重视。至元明时期，朝廷已不再举行钻火仪式。特别是在元代，改火制已废，但寒食节的部分习俗保留了下来。《岁时杂记》说：“清明节在寒食第三日，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寒食节通常禁火三天，节日活动多延续至清明。久而久之，人们对寒食与清明就不加区分了。随着改火、寒食等风俗的衰亡，寒食节逐渐为清明节所取代，以至现在人们只知清明而不知寒食了［2］。
1．3唐代寒食节的主要活动寒食作为唐代节日（元日、上元、中和、寒食、上巳、中秋、重阳、冬至）之一，尤为人们喜爱。唐代诗人王冷然在《寒食篇》中写道：“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3］，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寒食节的重视。在唐代，上起宫廷，下至民间，均视寒食为重要节令，并围绕寒食节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唐代寒食期间的活动主要包括：①禁火，即为纪念介子推而禁止举火，如“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沈佺期《寒食》）；②冷食，只吃节前储备的“冷”食，如“可怜时节足风情，杏子粥香如冷饧”（曹松《钟陵寒食日郊外闲游》）；③赐火，即寒食节即将结束时皇家御赐新火给近臣、权贵，如“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④扫墓，即拜扫、祭祀等，如“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白居易《寒食野望吟》）；⑤游乐，就是在户外进行的一些游玩、娱乐活动，如“香尘未歇暝烟收，城满笙歌事胜游”（李中《都下寒食夜作》）等。其中，与体育有关的游乐活动成为唐代人寒食节期间的主要内容和活动特色之一。
2唐代诗人对寒食体育活动的描写
唐诗是唐代社会现实的形象反映。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全唐诗》中，内容含“寒食”一词的唐诗有200余首，表明寒食节成为唐代诗人关注的重要事象之一。在寒食题材的唐诗中，有60多首诗作描绘了寒食节期间人们的体育活动，为我们考察唐代体育提供了具体、生动的材料。寒食题材的唐诗对体育活动的描写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类是专门描写寒食节体育活动；第二类是仅仅提到某几项体育活动的名称。第一类情况反映了唐代寒食节期间体育活动的具体情况，是本研究考察的主要内容。唐诗描绘的寒食体育活动主要包括斗鸡、秋千、蹴鞠、踏青、击鞠等。
2．1“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的寒食斗鸡斗鸡，即以鸡相斗为戏，早在春秋时就已产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娱乐活动。到了唐代，斗鸡在以前的基础上更为兴盛。唐代喜爱斗鸡的阶层涉及到皇帝、诸王、重臣宠幸、四方豪客等，民间斗鸡之风也盛极一时。陈鸿在《东城老父传》中揭示了唐玄宗在宫中建立专门驯养斗鸡的机构“鸡坊”以及斗鸡场所“斗鸡台”的情况［4］，反映出斗鸡是唐代较为流行的一项活动。唐代斗鸡活动主要在寒食节期间进行。花蕊夫人的《宫词》中第一百二十四首诗专门描写了皇宫女伎在寒食节观看斗鸡比赛并打赌的情况：“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看，先赌红罗被十床。”而杜淹的“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杜淹《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等诗句，则刻画了斗鸡比赛的壮观场景。另外，唐代诗人在其诗作中多次提到寒食斗鸡的情况，如“烟火临寒食，笙歌达曙钟。喧喧斗鸡道，行乐羡朋从”（孟浩然《李少府与杨九再来》）；“寒食空江曲，孤舟渺水前。斗鸡沙鸟异，禁火岸花然”（卢纶《舟中寒食》）；“莺啼正隐叶，鸡斗始开笼。蔼蔼瑶山满，仙歌始乐风”（韦承庆《寒食应制》）等，反映了斗鸡在寒食节期间普遍开展的情况。
2．2“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的寒食秋千秋千是北方少数民族在狩猎、劳动之余的一种嬉戏活动，传说起于山戎，到了汉武帝时成为后宫之戏［5］。秋千也是唐代寒食节期间人们主要从事的运动之一。在唐代，秋千先为宫内女子所喜好，后在民间盛行起来。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6］杜甫《清明》诗中“万里秋千习俗同”一句表明，秋千已在唐代民间普遍开展。唐诗描写的寒食秋千活动，以女子为主。韩偓的《想得》勾画了一位女子面对秋千架的有趣景象：“两重门里玉堂前，寒食花枝月午天。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秋千架前欲上却怕、似喜又忧的“娇羞”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唐代有多位诗人描绘了寒食节期间女子打秋千的情况，如“绿杨枝上五丝绳，枝弱春多欲不胜。唯有一年寒食日，女郎相唤摆阶（张籍《寒食》）”；“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一）；“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元稹《杂忆五首》之二）等，描绘出唐代女子闲适、活泼的形象。另外，诸如“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韩偓《寒食夜》）；“夜半无灯还有睡，秋千悬在月明中”（薛能《寒食日题》）；“佳人宿妆薄，芳树彩绳闲”（羊士谔《雨中寒食》）；“抱膝思量何事在，痴男騃女唤秋千”（白居易《寒食夜》）；“彩索飏轻吹，黄鹂啼落花”（吴融《寒食洛阳道》）等诗篇，均说明秋千是寒食题材唐诗的重要意象，反映了秋千是唐代寒食节的主要活动之一。
2．3“村球高过索，坟树绿和花”的寒食蹴鞠从现有资料来看，蹴鞠活动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普及。魏汉时出现了专门用于蹴鞠的场地“鞠城”。到了唐代，蹴鞠的制作、踢法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由八片熟皮缝制而成的充气球，以及双球门、单球门、一般场户、白打（即两人或多人进行对踢的一种玩法）等踢法［7］，极大地促进了蹴鞠活动的开展。蹴鞠也是唐代寒食节期间的一项基本活动，多在宫中、军队以及民间举行。蹴鞠曾是古代训练军士的一项活动，韦应物的《寒食后北楼作》描写了在寒食节期间军中蹴鞠并擂鼓助兴的场面：“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在寒食节期间，唐代宫中开展具有组织性的蹴鞠活动。据《新唐书》记载，少府监下属的中尚署负责组织“献球”活动，其中就有蹴鞠表演［8］。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之八十一首对此进行了描写：“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另外，描写寒食蹴鞠活动的唐诗还有：“村球高过索，坟树绿和花”（薛能《寒食有怀》）；“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闻筑气球声”（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五）等，均反映了唐代人寒食节期间开展蹴鞠活动的情况。
2．4“饥童饿马扫花喂，向晚饮溪三两杯”的寒食踏青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百花烂漫，是踏青、出游的大好时机。众多富贵子弟、市民阶层、年轻女子以及文人墨客等，多外出留恋往返于绿树芳草、乡村旷野之间［9］。唐诗中有众多诗篇对寒食节期间人们的踏青活动进行了描述。胡曾的《寒食都门作》一诗，描写了节日期间都市市民竞相出游的热闹景象：“金络马衔原上草，玉颜人折路傍花。轩车竞出红尘合，冠盖争回白日斜。”在暖日照耀，气温渐长的情况下，长时间或大量室外活动不免会饥肠辘辘，人困马乏，孟郊的《济源寒食》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一日踏春一百回，朝朝没脚走芳埃。饥童饿马扫花喂，向晚饮溪三两杯。”此外，“寒食权豪尽出行，一川如画雨初晴”（卢延让《樊川寒食二首》之一）；“马骄风疾玉鞭长，过去唯留一阵香”（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四）；“喧喧里巷蹋青归，笑闭柴门度寒食”（白居易《寒食卧病》）；“东郊蹋青草，南园攀紫荆”（白居易《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输他郊郭外，多少踏青人”（李中《客中寒食》）；“踏青思故里，垂白看杨花”（齐己《寒节日寄乡友》）等诗篇，均反映了寒食节期间人们外出踏青、游玩的热闹纷繁景象。
2．5“球落画楼攀柳取，枝摇香径踏花回”的寒食击鞠击鞠自汉代已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球类运动中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10］。到了唐代，击鞠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唐代击鞠至少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参与阶层广泛，皇帝、诸王、大臣、军将等均热衷于此项运动，并乐此不疲，尤以玄宗、穆宗、敬宗、傅宗、昭宗等皇帝为代表；二是，建有专门活动场地，不但皇宫建有许多球场（如麟德殿、中和殿、梨园、飞龙院、清思殿、勤政楼、含光殿球场等），京畿以外的许多郡、县治所以及藩镇驻区，也建有球场；三是运动水平高，比赛激烈，场面壮观，唐代诗人韩愈、张建封、杨巨源、张祜等在其诗篇中作过精彩的描绘［11］。击鞠作为唐代最为流行的运动，也是寒食节期间开展的基本活动之一。张籍的《寒食内宴二首》描述了皇宫在寒食节这天御厨分冷食、殿前打马球的情况：“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周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另外，王冷然的“球落画楼攀柳取，枝摇香径踏花回”（王冷然《寒食篇》）等诗句对唐代寒食节期间的击鞠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2．6唐诗对寒食节其他体育活动的描写上述斗鸡、秋千、蹴鞠、踏青、击鞠等，是唐代寒食节期间最主要的体育活动。除此之外，部分唐诗也提及了“捉迷藏”、“斗鸡卵”、放“纸鸢”以及“打猎”等活动。如“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元稹《杂忆五首》之三）；“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元稹《寒食夜》）；“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田父引黄犬，寻狐上高冈”（于濆《寒食》）等，均反映了唐代人节日期间较为丰富的户外活动。
3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审美情趣对唐诗的鉴赏至少应从语言斟酌、意象刻画和意蕴渗透三个方面入手。如果说语言是唐诗的骨架，意象是唐诗的血肉，意蕴则为唐诗的灵魂。
3．1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语言之美除了部分唐诗专门描述寒食节某项体育活动外，大多唐代诗人对寒食体育活动的描写往往是两种体育活动并提，构成对仗工整、格律优美的诗句。最常见的是将寒食节的重要活动“秋千”与“蹴鞠”并提，这样的诗句在唐诗中比比皆是，如“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鞠儿”（曹松《钟陵寒食日与同年裴颜李先辈郑校书郊外闲游》）；“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秋千”（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彩索平时墙婉娩，轻球落处晚寥梢”（温庭筠《寒食日作》）；“彩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彩绳拂花去，轻毬度阁来”（韦应物《寒食》）等。唐代诗人对斗鸡的描写，往往与“走马”、“击鞠”、“秋千”等活动并提，也构成形式整齐、动态盎然的优美诗句。有的将“斗鸡”与“走马”联写，如“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崔颢《杂曲歌辞•渭城少年行》）；“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孟浩然《上巳洛中寄王九迥》）；“戏马上林苑，斗鸡寒食天”（王贞白《少年行二首》之二）等；有的将“斗鸡”与“击鞠”并提，如“斗敌鸡殊胜，争球马绝调”（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击鞠王孙如锦地，斗鸡公子似花衣”（皮日休《洛中寒食二首》之一）等；有的将“斗鸡”与“秋千”联句，如“陌喧金距斗，树动彩绳悬”（白居易《会昌春连宴即事》之五）等。将两种寒食体育活动并提，一方面是作品遣词造句、对仗形式的需要，体现了唐诗的形式之美，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们是唐代寒食节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3．2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意象之真在文学视阈中，所谓“意象”，简而言之，就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它是融入了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物象”，是赋有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唐代诗人在描写寒食体育活动时，塑造了斗鸡、击鞠、秋千等意象，表达了作者当时的情绪与感悟。杜淹的《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诗，描写了当时民间寒食斗鸡的情景：“寒食东郊道，扬鞲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花冠”、“芥羽”、“长翘”、“利爪”四词勾勒出斗鸡的雄健造型，“频扫”、“屡通”、“飞毛”、“洒血”则体现出斗鸡的矫捷与勇猛，一个英勇善战、百战不挠、不擅论功的“斗鸡”形象呼之欲出，是在描写具体的“斗鸡”，亦在颂扬心中的“斗士”、“骁将”。王冷然的《寒食篇》对唐代寒食节期间的击鞠描述道：“别殿前临走马台，金鞍更送彩球来。球落画楼攀柳取，枝摇香径踏花回。”“别殿”、“香径”、“金鞍”、“彩球”四词交代了在寒食节打球的地点和器具，“球落画楼”、“攀柳取球”、“踏花而归”则描绘了打球的经过。整诗的文笔清新自然，事象刻画栩栩如生，全诗并未说出一个“春”字，但阳春三月驰马击球的生动画面跃然纸上，唐人闲适、激情的生活志趣可见一斑。在唐代，有的女子艺高人胆大，秋千技艺让人称奇，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妇女的“另类”形象，如王冷然在《寒食篇》中对此描写道：“画阁盈盈出半天，依稀云里见秋千。来疑神女从云下，去似姮娥到月边。”似在“画阁”，又在“云里”；似是“神女”，又像“姮娥”。全诗虽没有用“高”、“险”之类的词语，但生动描绘出了女子打秋千“优美”“愉悦”“惊险”的形象，俨然一幅惟妙惟肖、情趣盎然的写意画，唐代妇女豪迈、无惧的独特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另外，部分唐诗描述了包括体育活动在内的几种事象，向后人集中展示了唐代人在寒食节进行各种活动的有趣画面。如白居易《和春深》之十六首：“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全诗40字，描绘出在阳光明媚、碧草如茵的春日里，人们“镂鸡子”、“彩球花”、“追游骑”、“拜扫车”、荡“秋千”等活动，刻画出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再如李山甫的《寒食》：“风烟放荡花披猖，秋千女儿飞出墙。绣袍驰马拾遗翠，锦袖斗鸡喧广场”，短短一首七言绝句，揭示了在和风荡漾、百卉争芳的季节里，人们从事“秋千”、“走马”、“斗鸡”等活动，活泼、欢悦的新春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出，这些唐诗是在写景、状物，也是在刻画人物、临摹生活。
3．3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意蕴之幽民俗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执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12］。唐代寒食节继承了前人的做法，主要活动为禁火、冷食、赐火、扫墓等，描写寒食节的基调以悼亡、别思、伤时等情绪为主。如“旧坟新陇哭多时，流世都堪几度悲”（李郢《寒食野望》）；“寒食悲看郭外春，野田无处不伤神”（云表《寒食日》）之类的诗句，在寒食题材唐诗中俯拾皆是。正如南宋著名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是寒食题材唐诗充满“悲催”的一面。但是，针对寒食节这一看似“抑郁”的节日，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却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异类”画卷。“人在死亡的观照与参悟中获得生的意志和力量。死亡意识，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下的生命意识”［13］。唐代人在完成了悼亡等寒食节固有的仪式后，并未一直陷于悲伤氛围中，而是在感念过去的同时，在春日美景的感召下大胆享受现世的生活。唐代人对自我个性的充分尊重与张扬，逐渐冲淡了寒食这一特定节日对鬼神的敬畏，转而投入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生命新的色彩［14］。诗人对寒食体育活动的大量描写，完整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唐人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珍惜，反映了唐代贵生、积极、活跃的社会生态和时代风貌———“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15］。
4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时代价值
4．1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对我国古代体育特征的揭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受到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等生产节律的限制，再加之气候、节气以及政府对官员定期放假的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形成一种节令性活动。节令性活动形成之后，再辅之以民间传说等人文素材，又形成了寒食节之于介子推、端午节之于屈原等民俗纪念活动。而作为节令、生产、人文综合产物的元宵夜游、寒食蹴鞠、阳春踏青、端午竞渡、重阳登高等体育活动应运而生。这些体育活动构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节令体育或民俗体育。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16］。节令体育或民俗体育产生后，以其固有的“规范性”一代代延续下来，这是中国古代部分体育活动流传至今的基本机制之一。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所揭示的古代体育的节令性、民俗性特征，对我们下一步发掘这一传统文化宝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2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学术意义文学作品是考察古代体育活动的一扇窗户，这是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留给我们最主要的学术启示。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诗文大家钱仲联对其价值进行了经典阐述：“唐之三百年，诗称极盛，朝廷以诗治世，文士以诗为用，人文风气丕变，而天地、山川、风云、草木、人情、世态皆可诗情，台省、幕府、市肆、庙观、楼馆、田园，无不播扬清音，为文学史一大奇观……其中峻伟精辟者，或著于诗史，或家弦户颂，至于东传西渐，举世视如瑰宝，实可证吾国文化之宏邈，文明之辉煌。”［17］其中，与体育活动有关的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体育题材的唐诗，弥补了唐代体育资料的不足，并与历史资料、文物相互引证，对研究唐代体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推之，体育和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可能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如诗歌总集《诗经》、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分别是东、西方较早描写古代体育活动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开始，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汉赋（如《鞠城铭》）、唐诗（如《打球篇》）、宋词（如《酒泉子》）、元曲（如《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以及明清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对体育活动的描述。这些文学作品成为考察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资料和线索，成为体育史料、体育文物的重要补充和参照，因此，有必要从体育文化角度对古代文学作品这一文史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4．3寒食体育活动题材唐诗的实践启迪寒食节是一项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也是一项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实中业已消亡的文化活动，更是一项独具民族特色、尚需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西方文化在国内的快速蔓延，“言必称希腊”、“数典而忘其祖”的现象日益严重，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影响巨大，而寒食节等传统节俗却逐渐淡漠。特别是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等事件使我们严重意识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在保护的基础上，在阐释传统节俗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结合时代的变化，给予传统文化以新意，进行适度的开发，也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唐代诗人笔下的寒食体育活动，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寒食“禁火”，可引申为护林防火、保护生态等含义，开展寒食节“消防安全宣传”等活动；寒食“斗鸡”，可开发为斗鸡养殖、斗鸡肉食加工、斗鸡比赛表演等产业链群等。从体育角度而言，推而广之，结合我国体育现状，可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建立与地域、气候、民族传统相适应的全国性或地方性体育节，大力开展节日体育活动，如寒食足球竞赛、端午龙舟竞赛、重阳登山比赛、冬至滑冰滑雪比赛等。这些活动的开发和开展，一方面，可以继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的体育和健康意识，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进而为体育的全面、和谐发展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刚健活跃的社会氛围［18］。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
论文关键词：夜大学教学计划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普通高校夜大学应结合夜大学学生特点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等方面进行改革，并通过选聘有实践能力的专业课教师、选订适合夜大学生的优秀教材、改进传统考试方法等措施，切实保证其实施。
依托普通高校全日制教育是普通高校夜大学教育的优势，但如果不能对全日制教育资源妥善加以选择利用，则会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不利因素。特别是教学计划，普通高校夜大学的教学计划就应摆脱全日制教学计划模式的束缚，体现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特色，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不利于提高夜大学教育质量提高夜大学教学质量，应抓住以下方面。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一、专业设置以适应地方需求为主
普通高等学校的夜大学专业设置一般依托日校，与日校相同或类似。这样可以利用日校长期的办学经验，学科、专业、师资、教材、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上马快，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的保证。但这样容易造成“普教化”的现象，学习内容、方法、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等与成人工作岗位脱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距离拉大使学员觉得学不到知识和技能，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助长了混文凭的学习风气，教育质量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提高。因此夜大学专业的设置应同日校有所区别，加强与行业或企业等学员单位及用人单位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专业的设置和专业所需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选定专业主干课程。积极设置主要是而向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应用型学科专业。
二、培养目标以服务于从业人员为出发点
教学计划的制定应具有针对性、科学性、时代性夜大学教育的培养对象来源广泛，主要是具有丰富社会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在职从业人员，年龄跨度较大，家庭、社会及工作背景千差万别，基础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的目的不是漫无边际的知识储存，而是希望学以致用、学有所用，把所学理论知识、技能、增强的能力用于社会实践，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应针对学员这种学习的现实性、定向性，夜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以服务于从业人员为出发点.以传授专业技术为发展目标，将理论知识融于应用技术中，培养社会急需的、既懂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专业技术和动手能力的、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
三、人才培养规格突出能力、素质
使学生具有本专业必须、够用的理论知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职业道德与公民素质教育。
四、课程设置做到少而精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中心，根据夜大学学生和教学特点，成人教育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应彻底打破普通高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层楼的结构和课时比例，更改为基础课应用性专业课、专业技术实践课，课时比例根据各专业的性质和特点及生源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定，不搞一刀切、主要是突出专业特色，体现实用性原则。但也要克服片而的短视行为和实用主义。
夜大学教育对于基础课的设置，要坚持以“必需”和“够用”为度和夯实基础的原则不能照搬普通高校的教学方法。基础课要适当教学中要努力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教学内容上不能面面俱到，而应以后续课程够用为度。但我们也必须重视基础课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像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等基础课程，不但在课时上应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在教学中还要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毕业生的可持续发展。
五、教学环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与学生工作实际相结合
教学环节主要为基础课、应用性专业课、专业技术实践课。授课时间的安排主要为，基础课及职业道德课第1～2学期，应用性专业课第3～4学期，专业技术实践课第5～6学期，与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相衔接，构成一个连续的实践训练环节。在实践环节上，将学生的集中实习转为分散实习，主要结合原工作岗位进行实习，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缩短知识到能力的转化环节。实践教学应采用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课时的分配上，要有一定的讨论、分析课时，使上课更注重分析、讨论的环节，鼓励学生提出间题供大家探讨、解决，激发学员的学习、科研兴趣、积极性和创新惫识，逐步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理论知识更具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六、充分利用教学计划执行环节，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这里所指的“双师型’，教师，是指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且具有相当的教学能力的教师夜大学因其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完成好教学仟务，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就要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夜大学生都是在职的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目的主要为学以致用的特殊性，教师也应有其特殊性。教师在实施夜大学教育的教学活动之前，应深人细致地了解和把握夜大学教育对象的特点与基本素质，对夜大学生特点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是具有实践经验的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能只安排一些刚走上讲台的助教给夜大学生上课，将夜大学教学作为全日制教学的练兵场，这样，很难保证夜大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可聘请企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相当教学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授课。
教学中也需要改革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专业课教学要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家质为一体。
(二)选择适应夜大学生学习特点的优秀教材
高质量的教材是实施好教学计划的前提条件。目前，成教教材普教化的问题还很严重，其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成教教材除应具有一般教材所具有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适应性外，还应突出成人教育特色，强调针对性、实用性、职业性和再教育性。成教教材应以体现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为重点，把能力培养和家质教育有机地渗透到教材中。
结合夜大学生一般缺少理论知识，但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和能力的特点，选用的教材应尽可能深人浅出将深奥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便于学生自学，充分开发夜大学生的思维潜力。选用的教材要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学科的教学要求要适应社会的需求方向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要及时更新教材，教材内容、知识点要具有前瞻性，能反映成人教育改革的新思想、新目标，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要选择含有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管理经验的内容新颖、程度适中、质量上乘的教材如教育部编写的适用于专科的“二十一世纪成人规划教材”就比较好。
(三)改进考试方法或试题题型
关键词： 客家方言；体助词“来”；语法功能；特点；探源
中图分类号： H0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4-0055-07
普通话用于表达实现体（完成体）①的语法标记是“了”，依其句法结构和语法功能的差异，“了”可分为两个——“了1”和“了2”。一般认为，“了1”位于动词后，是动词词尾，表示动作的完成；“了2”位于句末体词后，是语气助词，表示新情况的实现或即将实现②；但当“了”位于句末动词后时，则可能是“了2”，也可能是“了1”或“了1+2”。
各地客家方言③与普通话相比，实现体助词比较丰富，常常不只一个，如闽西永定客家话有“欸、来”，＼[1＼]63-68长汀客家话有“嚟、咧”＼[2＼]；广东梅县客家话是“欸、撇、来”＼[3-4＼]，丰顺客家话是“好、了、哩、来、得、去”＼[5＼]92-115；江西石城客家话则以“呃、来、到”表完成体意义，＼[6＼]56-60南康客家话除了“了、哩”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外，还有读作轻声的“到”也可以表示完成或实现体意义。＼[7＼]16-17本文主要考察闽粤赣三省客家方言实现体标记“来”的分布与语法功能，并对各地“来”的用法进行比较，最后探讨实现体助词“来”的语源问题。
一、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的
语法功能
（一）闽西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
1.连城客家话
连城客家话＼[8＼]205-206有五个表实现的体标记，其中，“了、撇”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呃、e3”相当于普通话的“了2”；“呃”表已然，“来”则与“呃”对应，表未然。与已然体标记“呃”相比，未然体标记“来”只能用在述补结构之后，而“呃”不限于此；所以，“来”的分布范围比“呃”窄，但在两者都能出现的语境中，两个词的运用是严格对立的。如：
（1） 碗洗净呃。 （碗洗干净了）
碗洗净来！ （把碗洗干净喽）
（2） 水暖烧呃。 （水烧热了）
水暖烧来！ （把水烧热喽）
在以上例句中，“呃”用于陈述一个已然的事件，“来”用于祈使句末，不管动作是否已经在进行，就述补结构表达的整个事件来说都是未然的。“来”也并不限于出现在祈使句中，也可以用于连动结构中，表示安排或打算，前后两个动作在时间上是相承的。如：
（3） 我水暖烧（来）了再去。 （我把水烧热后再去）
（4） 我桌拭净（来）了再扫地下。 （我把桌子擦干净后再扫地）
（5） 你等我一刻，我先猪供了来。 （你等我一会儿，我先把猪喂了）
2.永定客家话
与连城客家话＼[9＼]一样，在永定客家话中，“来”也可用作实现体助词，一般表达未然或没有时间性的实现，但具体的结构和语义有所不同，可分为 “来1”、 “来2”、 “来3” 和 “来4”。
“来1”出现于祈使句尾，多粘附在动补结构上，补语后也可带宾语，表示要求听话人实现某一事态。如：
（1） 眠倒来！ （躺下）
（2） 帽欸戴正来！ （把帽子戴好了）
（3） 你坐直来，莫背驼驼欸！ （你坐直了，别驼着背）
此祈使句末的“来”除了用于表达未然的实现外，还兼有足句和缓和口气的作用；若去掉其中的“来”字，总让人觉得语意未尽，而且显得口气急促，失去了温和的表达效果。
“来2”运用于相承的两个事件之间，表示要先完成一个事件再实现另一事件，即强调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句中常有副词“先”或“正”等，有时后面的事件因交谈中已提及，故承前省略了。如：
（4）作业做好来正去嬲。 （作业做好了再玩）
（5）你先坐倒来，正讲你知。 （你先坐着，我再告诉你）
（6）——你爱去赴墟唔？ （你去不去赶集）
——先洗两件衫来。 （我先洗几件衣服）
（7）俺先睡一睑来正讲。 （咱先睡一觉再说）
“来3”用于表达实现某一事态的个人意愿或建议，或许句中也会出现相关联的两个事件，但不象“来2”那样着眼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没有“来1”句那么强的祈使语气。
（8）你坐下欸，食口饭来。 （你坐会儿，我先吃点饭）
（9）食滴欸茶来，唔试慌。 （先喝点茶，不用急）
（10）莫管佢，俺先拿得滴欸来。 （别管他，咱先拿点儿）
（11）话爱讲得好势好势欸来。 （大意：话要讲得好听些）
连城客家话的“得”、“来”既可单独作完成体的标记，也可联合起来共同表达完成体义。在永定话中，“得”一般不单独作完成体标记，可配合“来”表达完成的体意义；形式上与连城话一样，也是“得来”连用或“得”、“来”之间夹有体词性词语，可用“得（NP）来”表示。这种与“得”组合表达实现体的“来”，记作“来4”。
用“得（NP）来”表达的实现体句式，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都由先行和后续两个小句构成，单独一个句子不成话，“得（NP）来”一般处于先行小句中；二是，“得”、“来”必须同时出现，“得”、“来”之间的体词性成分NP是“得”前动词所支配、关涉的对象，是句子逻辑上的宾语；三是，若“得”、“来”连用，如同结合成一个词，若被NP隔开，“得”一定位于实现体结构中间，而“来”出现于句末停顿处，“得”是起结构作用的助词，“来”是表实现的体助词；四是，“来4”多用作未然的实现，但也能表达已然的实现，在未然的语境中常含有假设实现的意味。
“得（NP）来”作标记的实现体，在语义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时间上不容许实现某一事件，若实现了该事件，则会出现时间太晚或来不及实现另一事件的情况。如：
（12）等得来，天都暗啰。 （大意：要是等到（某人）来，天都黑了）
（13）先食饭啊，莫收拾得来，菜都无喔。 （大意：先吃饭吧，别等你收拾好了，没菜了）
（14）食得饭来，车都走撇啰。 （大意：若先吃了饭，车子都走掉了）
另一类是强调两个事件无法同时兼顾，总是顾了这件，就无法顾及另外一件。如：
（15）行得来，脚都断撇啰。 （大意：走到那儿，脚都要断了）
（16）喊得这个来，甲个又走撇欸。 （叫了这个，那个又走掉了）
（17）——你唔得你大子食欸噢？ （大意：你不再跟你大儿子过啦）
——唉！莫讲欸。顾得大子来，细子又唔欢喜，干脆自家食。 （大意：唉！别提了。顾了大儿子，小儿子又不高兴了，干脆自个过）
3.宁化客家话
宁化客家话＼[10＼]77-78的动词“来”意义虚化后，读为轻声，附着在动词的后面，也表示动作的完成，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如：
（1）你要做来作业正敢去嬉。 （你要做完作业才能去玩）
（2）蠢人不知好合坏，食来三碗不知荤斋。 （笨人不辨好与坏，吃了三碗还不知是荤是素）
如果动词带宾语，“来”应放在宾语之前，如“做来作业”；如果有后续小句，表示两个动作或情况在时间上是前后相承的关系；而当“V来”处于句末时，“来”既表示动作的完成也表示陈述的语气，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2”。如：
（3）信抵写来。 （信都写好了）
（4）试抵考来。 （考试都考完了）
此外，“来”也可放在形容词后，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出现了新的情况。如：
（5）不敢等到老来正好悔气。 （不能等到老了才来后悔）
第4期 李小华： 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及其探源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6） 公公个脑毛一下子白来好多。 （我外公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
（二）广东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
1.丰顺客家话
丰顺客家话＼[5＼]114-116的“来”用为实现体助词时，可分为“来1”、“来2”和“来3”。“来1”用于表未然事态的祈使句或陈述句末，对未然事态作出积极的安排，希望按照意愿促使事态实现。如：
（1） 坐好好来。 （坐好）
（2） 地泥下扫净来。 （把地板扫干净）
（3） 饭爱全部食[tshiu44]来。 （饭要全部吃干净）
“来1”跟虚用的动词“来”、“去”、“来去”在语义上有所关联，“VP来”前面可以加“来”、“去”、“来去”。如：
（4） 来坐好好来。 （来坐好）
（5） 去地泥下扫净来。 （去把地板扫干净）
以上例句中的“来VP”、“去VP”、“来去VP”不是表示位移上的趋向，而是对事件作出安排，是一种行动上的意向。
“来2”用于句末，读作[li24133]，24是本调，33是轻声，通常构成“VP哩来”形式，表示“先VP了再说”、“等到VP了再说”，意即“做完甲事再来做乙事”，是对事件次序的一种安排。如：
（6） 写得作业哩来。 （写完作业再说）
（7） 来来来，食哩来。 （来来来，吃了再说）
（8） 水停哩正来。 （雨停了再说）
“来3”常跟“哩”组成“哩来”用于祈使句中，表示假设事态的实现，用以提醒、警告，达到劝阻对方进行某行为的目的。如：
（9） 荷包收好来，分人偷得哩来！ （把钱包收好，别被人偷了）
（10）目镜听放哈，唔见哩来！ （眼镜乱放啊，别不见了）
2.梅县客家话
梅县客家话＼[4＼]的实现体助词“来”可表达两种语法意义。其一，“来”用在句末动词后，作用与普通话的“了1+ 2”相似，但又不完全对应，可记着“来1+ 2”；“了1+ 2”和“来1+ 2”都可以表明一个事件、一个过程曾经发生过，但“了1+ 2”可用来表明即将出现的变化，“来1+ 2”只确认过去完成的事实，不能表示即将出现的变化。如：
（1）鸡啼来。 （鸡啼过了）
（2）睡目来。 （睡过了）
其二，如果“来”前面的是VO 或VC 等结构，“来”的作用与普通话“了2”相似，但也是不完全相同，可记为“来2”；“来2”只表示已然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不复存在，“了2”也表示已然的事实，不过这事实可能依然存在；“了2”还可表示即将发生的变化，“来2”无此用法。如：
（3）发大水来。 （发过大水了）
（4）阿公后生时节就过番来。 （阿公年轻时就出过国了）
另外，梅县话体助词“来2”与普通话的“了2”一样，也有成句的作用，如“鸡啼来”，如果抽掉“来”就难成句。
3.兴宁、大埔客家话
兴宁和大埔客家话＼[11＼]57-69的“来”在用于表体助词时，也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出现于祈使句末，多粘附于动补结构后，要求听话人实现某一事态，此句末的“来”除了表达未然的实现外，也兼有足句和缓和口气的作用；二是“来”用于前后相承的两个事件之间，表示要先完成一个事件再实现另一事件。如：
兴宁话兴宁及下文平远客家话“来”的用法来自本人的调查。：
（1）坐好来！ （坐好了）
（2）食21饭正来。 （吃了饭再说）
大埔话：
（3）拿秋倒来！ （全部拿去）
（4）衫裤着紧来睡。 （穿着衣服睡觉）
（三）江西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
1.南康客家话
南康话体助词“来”的用法＼[7＼]44-45也比较多样，我们称之为“来1”、“来2”、“来3”。
“来1”粘附于述补结构之后，出现在祈使句尾，起加强语气的作用。如：
（1）坐好来！（坐好了）
（2）墙头上给字你啊擦净来。 （墙上的字你给我擦干净）
（3）麻烦师傅辣响修好车子来。 （请师傅马上把车修好）
“来2”用在某些连动句中，构成“VP1来VP2”结构，“来”起强调的作用，表明要先完成VP1，才能执行VP2，在一定的语境下，VP2可以省略，这时“来”就处于句尾了，整句话还是VP1先行，即做了再说；也可表VP1是VP2动作的目的或状态。如：
（4）食了筒烟来粉壁。 （吸完这支烟再粉刷墙壁）
（5）歇刻子来拔花生。 （休息一会再拔花生）
（6）等歇一觉来。 （让我先睡一觉再说）
（7）做了你给作业来。 （等你做完作业再说）
（8）坐到来食，歇到来消。 （坐着吃，躺着消化）
这个句尾的“来”与出现于祈使句尾起强调作用的“来”在形式上容易混淆，差别在于连动句中的“来”后面可以把VP2补上，而在祈使句中则不能。
“来3”的语法意义相当于“了”，表示状态或动作未然的实现。如：
（9）大来要做个老师。 （长大了，我要当个老师）
这个“来3”，可以用“了”替换，意义不发生变化，但在南康话中，表达这个语法意义主要用“了”，而不是“来”。
2.石城客家话
“来”在石城龙岗话＼[6＼]57-58中用作完成体标记时，与另一完成体标记“呃”的语法功能相当；但“来”主要用于表“了1”，“呃”则可用作“了1”和“了2”。如：
（1）渠食来饭。 （他吃了饭）
（2）渠话来半工人工还冇话清。 （他说了半天还没说清楚）
以上例句中的“来”都表示行为过程的实现，在表达普通话“了1”的意义上，与“呃”没多大区别，两者可互换；但“呃”的虚化程度比“来”高，在“来”、“呃”可互换的情况下，“来”比“呃”更常用。如：
（3）咬烂呃舌头冇份食饭。 （咬破了舌头没法吃饭）
（4）话鹅呃喙管渠还唔听。 （说破了嘴他都不听）
（5）渠食醉呃/来酒。 （他喝醉了酒）
3.上犹客家话
上犹客家话的“来”＼[12＼]331语义功能繁多，用作实现体助词时，依其用法可分为“来1”、 “来2”、 “来3”。
“来1”出现于祈使句末，也是表示要求听话人实现某一事态。如：
（1）拿过该把火钳来。 （把那把火钳拿过来）
“来2”用在连动式结构中，表示动作行为即将进行，也表示一种未然的实现。如：
（2）你食了该碗茶去做工夫。 （你喝了这碗茶就去做工）
（3）我挖正土来栽菜。 （我挖好土来种菜）
“来2”用于陈述句末尾，有先做了再说的意思，没有明显的趋向性。如：
（4）等我食了该口子酒来。 （让我喝完这点酒再说）
（5）我先歇减一觉来。 （我先睡一觉再说）
“来3”单独用于句中，粘附于补宾结构之后，表示一种假设的情况，后面是在这种假设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如：
（6）食得饭来又怕会宕了车。 （如果吃饭，就怕会误了车）
（7）买得书来又无钱食饭。 （如果买书，就没钱吃饭了）。
二、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的
用法分布与特点
通过以上考察可发现，“来”用为实现体助词在闽粤赣三省客家方言中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这与其他方言相比较为特殊，而且其具体的语法功能丰富多样，下面就此进行一番比较分析。为便于表述，暂且将语法功能各异的“来”称作“来1、来2、来3、来4、来5、来6、来7、来8、来9”（与前文所述各方言中的“来1”、“来2”等不完全对应，此处称名系重新归纳与排序），并把各地“来”的用法分布列如下表一。
来1：用于祈使句末，表未然，要求听话人实现某一事态，也有缓和语气的作用。
来2：用于连动结构或相承的两个事件之间，表示要先完成某一动作或事件再实现另一动作或事件，或表示前一VP是后一VP的目的或状态；有时后面的事件因交谈中已提及，可承前省略。
来3：用于表达实现某一事态的个人意愿或建议，可能句中也会出现相关联的两个事件，但不象“来2”那样着眼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没有“来1”句那么强的祈使语气。
来4：强调时间上不容许实现某一事件，若实现了该事件，则会出现时间太晚或来不及实现另一事件的情况。
来5：处于句末，既表示动作的完成，也表示陈述的语气，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2”。
来6：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形示一种动作、变化已经完成，出现新情况。
来7：常跟“哩”组成“哩来”，用于祈使句中，表示假设事态的实现，用以提醒、警告等。
来8：用在句末动词后，作用与普通话的“了1+ 2”相似，表明一个事件、一个过程曾经发生过。
来9：出现于VO 或VC 等结构后，作用与普通话“了2”相似，表示已然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不复存在。表1闽粤赣三省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的用法分布 方言连城永定宁化丰顺梅县兴宁大埔平远南康石城上犹来1++-+-++++-+来2++++-++++-+来3-+-----+---来4-+-----+--+来5--+--------来6--+----+++-来7---+-------来8----+--+---来9----+--+---注：“+”表示有此用法，“-”表示无此用法
从上表可看出，在所调查的十几个客家方言中，除了个别方言点，如梅县、石城，其他都有“来1、来2”的用法；也就是说，用于祈使句末，要求听话人实现某一事态；或置于相承的两个动作或事件之间，表示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是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的基本语法功能。除此之外，各地“来”的用法还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客家方言实现体标记“来”的用法共有9种，各种用法的表义功能和句法结构稍有差异；有的方言点的用法较多，有的则较少，如平远话有7种，而江西石城话只有一种，但大部分方言点具备二到四种用法。
2.有的方言点的“来”可以和其他同表实现体的助词共现或互换使用，如丰顺话的“哩”和“来”连用表假设事态的实现；而南康话中，用于谓词后，表示状态或动作未然的“来”可以用“了”替换，意义基本不发生变化；石城话中“来”也与另一完成体标记“呃”的语法功能相当；可见，在各地客家方言中，实现体助词“来”的语义丰富，常和其他助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各地客家方言中的“来”语义功能繁多，一般都能同时作实义动词、助动词、结果补语、能性补语和助词，“来”的语义从实到虚，是处于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单位；而且，在“来”和其他实现体助词的关系上，也存在从虚到实的变化轨迹，与其他体助词相比，“来”的语义都还比较实在，是具有同一语法功能的不同体助词的早期层次，如平远客家话的助词“哩”和“来”，同表实现体意义时，“来”是“哩”的早期层次词。
三、实现体助词“来”溯源
动态助词“来”和事态助词“来”在近代汉语中使用都很普遍，动态助词表示某种动作变化的完成或实现，事态助词表示在过去的时间里事态出现了变化，所表述的事件或过程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两者都表达实现的体貌。关于事态助词“来”的来源，曹广顺认为，“来”从表趋向的动词，发展出表完成、以来、以后等多种用法，在使用中又从动词逐渐演变成跟在动词之后作补语、作助词，再跟在分句后作助词，最终变为句末的事态助词。＼[13＼]98-99而据江蓝生的推测，事态助词“来”可能与唐代表完成或实现的动态助词“来”有关，当表示完成或实现的“来”用于曾然的语境中，特指过去曾做某事，并处于句末时，就变成了表曾经的事态助词“来”。＼[14＼]23-44梁银峰则另有看法，认为事态助词“来”肇端于汉魏六朝时普遍运用的“V+（NP）+来”格式，“来”由句末的趋向动词、时间方位词语法化为事态助词。＼[15-16＼]
不管事态助词“来”具体来源于何种语言成分，从文献史料看，动态助词“来”和事态助词“来”的关系十分密切，且从唐代开始都大量出现于典籍中。如：
赋来诗句无闲语，老去官班未在朝。（张籍《赠王秘书》
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白居易《送肖处士游黔南》）
如此而论，读来一百遍，不如亲见颜色，随问而对之易了。（全唐文韩愈《与大颠书》）
无风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来。（全唐诗刘禹锡《忆春草》）
师又时问僧：“汝诸方行脚来，觅取难得底物来不？”（《祖堂集·卷四》）
一一君亲眼见来，由不悟无常抛暗号。（《敦煌变文集》669）
“问拨尘见佛时如何？”师曰：“什么年中得见来？”（《景德伟灯录·卷一八》）
客家方言的实现体助词“来”应来源于近代汉语的动态或事态助词“来”，但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来”是直接承继的，如“来5”、“来6”；有的是由此进一步虚化而来的，如“来8”、“来9”；有的只因受制于所运用的句式和语境，如多出现于表祈使的或“（先）VP正VP”等句式中，因此，与近代汉语多用于表已然的实现不同，客家话的“来”多用于表未然的实现，如“来1”、“来2、”“来3”。而“来4”的语源较为特殊，是其他“来”字用法的进一步发展，或许是由于“来”经常用于表未然的实现，久而久之，便引申出假设实现的语法意义，而且和结构助词“得”配合使用，表达“假如VP1，就可能VP2”，VP1和VP2常具有相反或相对的语义；这种用法的“来”在近代汉语中也可找到依据，近代汉语的“来”也有少数表未然实现的例子。如：
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来”用在句末或句中，表未然时也含有假设的意味。如：
藏着君来忧性命，送君又道灭一门。（《敦煌变文集》651）
报左右曰：急手趁贼来，大家疲乏，……不如早回却。（同上88）
煎水滓来无米煮，何时且遇有资财。（同上814）＼[17＼]179
客家话的“得（NP）来”句式还可表达已然的实现，这恐怕是从表未然的“得（NP）来”引申出来的，或许由于使用频繁而出现功能的扩展，从表未然的实现到表未然或已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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