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艺术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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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一、 公共图像的概念

在当代，一提到“波普”艺术的代表作品，大家首先就会想到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这件作品就是“公共图像”在艺术创作中的典型运用。那么，什么是“公共图像”呢？

“公共”是指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一个空间与场所，比如街道、超市、影剧院、车站、体育场、广场等，还包括一些由电视、电影、报刊、杂志、广播等公共媒介组成的虚拟空间。所谓图像呢，就是说人们可以接收到的视觉作品。所谓公共图像，简单说来，就是公众都可以接受到的图像。当今公共图像的爆炸式出现是消费服务的衍生品。专门研究消费社会的专家詹明信曾在文章中写到：“文化正是消费社会自身的要求，没有任何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有如此充足的记号与影像。”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他在一些文章中所指出的“信号与影像”、“文化符号”和“文化影像”之类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图像。事实上，公共图像已经以各种方式强行进入到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私人世界，同时也改变了图像产生时的本来功能，成为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新的文化意象。可以说，公共图像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大众文化的概念，一种“波普”文化的概念。

二、 公共图像对现代水墨创作的影响

现代水墨是从传统绘画中派生出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许多水墨画家也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在汤哲明纪录整理的《方增先谈当代水墨》中写道，当代水墨画中大量运用构成、变形、抽象等表现手法，这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吸收、融合西方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的体现。吸取、融合西方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非但不是大逆不道的，而是不可或缺的。这在其它艺术形式中，如戏曲舞蹈、歌剧等中都有类似的成功例子。 因此，水墨画也完全可以吸收现实社会中一些有益的东西，把社会现实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中来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1、丰富了现代水墨的表现内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当代油画家已在自己的创作中用到了公共图像，相对而言，水墨画的创作在使用公共图像方面要晚了很多。将公共图像与水墨材料创作联系在一起，难免让人们对现代水墨画的“质量”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许多的水墨画家看来，公共图像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如果将水墨创作和大众文化结合在一起，就会降低水墨作品的品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大众文化在许多艺术家的心目中是具有商业特征的，是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是处于商业性质的边缘文化。也就是说，它与艺术创作是不相干的，与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也相差甚远。另一方面公共图像与中外绘画中的经典艺术作品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毫无联系，没有任何风格与技巧可言。大众文化虽然很俗气，比如说对金钱、物质等方面的崇拜，但这并没有阻止现代水墨画家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与分析，并对其进行借鉴和引用，以加入到自己的创作内容当中。当然，中国现代出现的一些大众文化，与历史上的民间文化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符合人们审美情趣的时尚文化，而且大众文化也正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状态中，如果现代水墨画家对大众文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会使它丧失掉必要的创作灵感与新意。

2、革新了现代水墨的表现形式。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现代水墨主要是以中国画的笔墨材料来作画，受其材料所限，大多采用主观、受限制的表达。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间的文化与艺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对公共图像的借用颠覆了笔墨为上的传统水墨文化特征，以新的形象和生活化的表现方式来涉及了市场文化、大众情境等现实问题。这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还给中国传统水墨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给现代水墨画的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在这样的环境里，具有大众文化性质的公共图像还是有很大发展前景的，我们完全可以从本土的文化现象、文化特点出发，创作出适应本土生存的新的艺术形式。

3、公共图像的再创作。

在创作中借用公共图像，不仅仅有利于让人们理解作品，还更有利于让人们参与到它的再创作中去。许多喜欢借用公共图像的现代水墨画家，不仅仅把创作的视线集中在了大众文化、都市文化以及都市消费文化上，还有意识地强调了对公共图像的再发现、再加工与再创作，积极地追求与表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与感悟。因此，现代水墨画家也越来越重视对现实社会的思想表达，越来越多地把大众文化作为了关注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把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热点现象作为艺术创作的主旨。比如，当代水墨画家黄一翰，他是将公共图像带入到现代水墨创作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用水墨、色彩或者是借用一些通俗的视觉形象来塑造“卡通世界”。在他的水墨画中“常常把时下流行的一些艺术明星、时尚青年、卡通人物、西式玩具以及麦当劳叔叔等视觉符号并置在一起。在艺术表现上，他一方面坚持以中国画的笔墨作画，一方面大胆吸收了广告、电脑及卡通的处理手法。”

4、有利于现代水墨的普及。

现代水墨画家对公共图像的形式资源加以合理利用，既可以切中现代艺术话题中的文化符号，又有利于人们理解作品，并参与到他的再创作中去。在当今社会，艺术创作已经不仅仅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去埋头作画，而是逐渐与社会、与人的生活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形成新的艺术形式。很显然，现代水墨画家对公共的图像“借用”不是目的，一方面希望借其创作的新型艺术表现手法来表达对现实社会及现实问题的立场以及看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现代水墨艺术对大众的普及。把现实生活中一些通俗易懂的文化符号、现象等加入到现代水墨创作当中，这样就与当下的时尚都市文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直接的联系，也使艺术作品更容易与观众进行交流，并形成新的文化语境。因此，这对于以往一向不太涉及社会现实问题而“曲高和寡”的中国水墨画界具有重大意义。

第2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油画技法；综合材料；应用

中图分类号：J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89-01

一、综合材料绘画及表现概述

综合材料绘画及表现是油画艺术领域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具备传统绘画的基本要素，而且区别于简单的物质罗列绘画技法，更加多元、繁杂、立体的展现油画艺术。综合材料绘画作品的具有较强的即兴性，在非实验作品创作上理性占据主导位置。通常情况下一幅综合材料绘画作品中需要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种类的材料进行创作，根据材料来源的差异，可以将材料具体分为自然材料、人工材料和智能材料。自然材料是指自然界中的材料，如动物、植物、木、水、火、土等在自然界中以真实形式存在的材料。人工材料是指运用工业技术进行人工合成的材料，如纤维、塑料等人工合成的物质。智能材料是指应用多个领域的科学技术集成或融合的材料，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光学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进行有效融合生产出的材料。

油画艺术的艺术语境主要包含主题、色彩、造型、材料等等，综合材料是油画创作中独立存在的艺术语言，应用综合材料进行作品创作是油画艺术领域的主流创作形式。综合材料绘画及表现将绘画材料和艺术理念进行多元融合，注重绘画作品平面及空间的综合展现，能够增强画面形式的张力，是画面材质表现的重要催化剂，并且积极助推油画创作领域新思维的产生，对油画创作的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综合材料绘画作品主要是从审美观念、审美方式、材料媒介和创作技法几方面表达对现代艺术进程和生活的看法，能够充分反映时代特征和当代艺术主流形式，是现代绘画艺术发展形式下的的主要趋势和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

二、油画技法在油画专业综合材料及表现课程中的应用

油画技法是将油画造型因素侧重或综合体现的艺术语言，古典油画技法注重追求色彩浑厚、笔触灵动、丰富和斑驳的肌理等表现效果，随着绘画艺术思潮的不断变革，现代油画创作强调作品所具有的抽象性、象征性、和表现性，注重在作品创作中表达个人的主观情感。在油画艺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油画技法也不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和改观，现阶段主流的油画技法主要有透明覆色法、多层着色法和直接着色法。

油画技法在综合材料绘画及表现课程中的应用，促进了教师和学生对现有综合材料进行积极调试，继而形成适应现代审美要求的绘画材料。酒精、达玛树脂、精馏松节油和熟化亚麻油在油画作品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使画面油彩速干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适时应用罩染技法能够提升画面的光泽度。此外，利用油画技法将色彩与绘画材料的特点相结合，通过视觉上的不断调试可以形成另一种颜色，增强画面的表现能力。

油画技法与绘画技巧与绘画材料具有紧密联系，绘画材料的变革关系着油画技法和绘画技巧的更新和发展，油画技法和绘画材料的良性融合是保障绘画创作质量的重要前提。油画技法在综合材料绘画与表现课程之中的应用，对明确综合材料运用在油画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拓展油画创作材料和表现手法、丰富油画专业教学内容、促进学生进行学习研究和创作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

第3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艺术；设计；现代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182-01

以工业革命为界，工艺美术史被分为“工艺史”和“设计史”两个部分。刚开始是以传统手工生产为主。直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艺术与工艺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对建筑、装饰、书画印刻、灯具、纺织品、家具等等实用艺术领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包豪斯设计学院的诞生，是一所开辟了现代设计及设计教育的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的设计院校，为史14年，但这短短14年却为推动设计教育和设计艺术本身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那时起到现代，现代设计既是传统工艺美术中分化出来的，现代设计的创新与传统设计的不一样，其表现出了其特点和创新之所在。传统设计的创作主体是明间艺人，而现代设计的主体是专业设计师，其设计师是在设计一个建筑或者主要物体时更多的是考虑其功能性，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而不是为社会阶层和宗教服务，也不是传统工艺程式化的成品，而是真正体现出技术的人性化，而不是人被技术所异化。还有就是现代设计的创作以机器化为制作手段，现代设计在作品形态上也是不同的，包括了物品形式，又包括过程与环境的形式。在早期，一些设计师一味的追求建筑设计的艺术性，从而忽略了其最重要功能性、安全性、合理性、简洁性、舒适感，导致设计的成功品在事实上却是失败的，由于这种设计屡屡皆是，这就让设计师们深思了，从而现在设计逐渐意识到设计人性化的重要性，从而这就要求不断在个性化与要求之间追求平衡。从传统工艺到现代设计是经过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的变化而不断拓展其深度，不断地为人类编织出新的文化史观。

现代设计的特点：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出技术的人性化，设计家可以满足自身的创作要求，又可以满足使用者的要求，即功能性，对使用者有什么功能，达到这两者的统一，在个性化和要求之间得到了平衡，便是人性化的设计艺术成果。

现代设计还体现在艺术与技术的统一。现代设计的创新在与其艺术与技术、创造性与工艺性的有机结合。在设计中不单单追求其艺术性，还要结合技术，体现出设计师的创造性，这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认为作为现代化的设计师必须通晓特定的科技知识、材料知识和工艺技术知识的行家里手；必须在充分的技术背景下去施展艺术家的才华，但是现在社会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要通晓这么多事不现实的，注重的是设计专家和生产人员的充分合作。因为在这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现代，一个人是不可能达到技术与艺术的统一，还是要合作的运用各种资源和技术。

在现代设计中是“纯艺术”与“实用艺术”的统一。按照艺术作品的功能为标准划分艺术分为：审美艺术和实用艺术。所谓的“审美艺术”就是纯艺术。现代社会发展迅速，然而“纯艺术”是在精神上满足精神需要，而“实用艺术”确是在人们生活中满足物质需要，这两者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这又同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因为人在追求了精神上的满足的同时，还会追求物质满足，这是两者都是人生命体的有机构成，如果单追求“纯艺术”的表现，忽视了实用性，追求“实用艺术”而忽视了“纯艺术”的满足，是无法满足人们现代生活的需要的。

现代设计还要体现时代性与开放性。现代设计时代性和开放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生活，如果没有跟上社会的开放性，设计的艺术作品没有跟上当时社会时代，那是一个落后和没有跟上时代的设计，就不能体现出但是社会的时代特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你是没有创新的吧。

我对现代设计的展望是非常向往和值得深思的，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已大大改变了我们对“技术”的看法，这种成果必然会影响设计艺术的发展，这是由着非常大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设计艺术也是必然的，所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沟通的桥梁便是设计，设计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化领域。我经过对现代设计艺术的了解和浅析，我时刻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刚进入设计领域的初学设计人员，需要了解的设计理念和知识、实践更是少之又少的，我从了解传统工艺的同时，还要以现代设计理念为基础。因为在今后的设计必然是一个具有个性化的设计领域，没有了传统工艺美术的程式化的特点，而是注重反映出时尚趋势，创意成分浓厚。

参考文献：

[1]四连杆抽油机传动机构的结构计算与优化.机电工程，2013年第2期（4）.

第4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抽象艺术影响现代设计

当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艺术设计已经成为产品增加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因此，它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展现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和精神面貌。在中国，抽象图形自古有之，长期以来，它被人们用作点缀和美化生活的方法。这可以从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例子，诸如河南的仰韶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陕西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所出土的彩陶就是最好的印证。西方古人也非常善于利用抽象符号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们可以从埃塞俄比亚王阿法塔古石碑、古埃及的纸草文书、北美印第安人的史前岩洞壁画中略见一斑。上述例证充分地体现出人类很早就能够将具象的图形进行抽象、简化的标志化设计能力，只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平面设计”这一名词而已。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在东西方出现了不同的走向，东方在艺术表达形式上趋向抽象，西方艺术的表现趋向具象。

进入近代，人类文明出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快速推进，欧美国家在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社会自然环境也遭到了破坏，传统的社会制造结构在工业化的冲击下也面临着土崩瓦解，大量的手工艺制造者在工业化生产制造的冲击下沦为产业工人。加之西方社会对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应对不充分，没有考虑好用怎样的艺术美学形式适应现代化的生产制造。于是，在工业化生产轰轰烈烈到来之时，欧美国家出现了拼凑感较强的复古主义风潮，形成了形式和功能格格不入的设计现象，甚至有些产品、建筑的艺术形式影响到了功能的发挥。因此，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反对工业化的浪潮，特别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手工艺工人对于工业革命持一种反对和逃避的态度。他们向往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这与当时流传在西方社会的来自东方的艺术风格不谋而合。于是东方艺术风格就成为这一类人所推崇的主流风格，这种风格强调自然主义，倡导田园牧歌的美学思潮。这种思潮在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各国，这便是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它们涉及建筑、家具设计、产品设计等诸多方面。这些运动主张注重发扬传统手工艺，广泛采用中世纪艺术风格和东方艺术风格作为装饰元素，虽然提出艺术与生活、技术的结合，但所主张的手工艺属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其最终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设计运动。与此同时，西方的艺术发展在近代科学成果的影响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表现形式。

首先，发明于1839年的照相术，使欧洲艺术家纷纷放弃写实的古典艺术，转而研究当时照相术所不能触及的领域。英国科学家牛顿早在1666年就发现了光的分色现象，揭示了呈色原理。因此，当时的艺术家以此为突破口，带着刚刚发明的便携式颜料，走出画室，重新认知光，开启了一场艺术对科学的致敬。印象派用光学的研究成果，涤荡了陈旧的固有色体系，动摇了人们对于色彩的固有认识。印象派艺术家将自然界的光与色抽取出来，把这种光色带到艺术创作中，使其画面充斥着光的闪烁，刺激了绘画艺术的转变，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色彩的美感。印象派在后来的发展中，一部分艺术家在科学的引导下越发理性，对色彩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修拉和西涅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对光与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开创了用色彩并置的方式进行绘画的流派，即新印象主义。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东方对于绘画色彩的情感性的表现被西方社会接受。一时间，色彩的情感性甚至超越了色彩本身之美，被艺术家运用起来，荷兰的凡•高就是最早表现色彩情感的画家之一。这些艺术家对色彩的重新认知，对当时的平面艺术设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后的艺术抽象化发展与高更和塞尚两位画家的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位杰出的画家对色彩的追求和凡•高一样痴迷，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别。凡•高多用色彩平涂，造型凸显质朴、概括；高更和塞尚在发展中偏重对画面的秩序与结构的调整，采用几何形重塑自然。塞尚对于自然界的几何形概括，影响了艺术发展的潮流，立体主义、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平面几何形态从传统的客观对象中呈现出来，塞尚不再重视自然再现的色彩与科学的色彩的组合，而是根据画面组织的需要确定用色与造型。时至今日，这种几何形的表现形式仍然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影响巨大。现代艺术的发展还离不开另外一位艺术家的贡献，那就是毕加索。1907年，毕加索完成了《亚威农少女》，这是一幅具有颠覆意义的作品，被称为立体主义的开篇之作。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完全用不规则的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表现人物，有人戏称这幅作品就像“撒满一地的碎玻璃”。毕加索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感受已经达到了他所表现的主旨，他指出：立体主义主要是描绘形式的一种艺术，当形式实现之后，艺术便会在形式中存在下去。观众通过形式感受到了这种画面的轮廓，完成了对表象的认知，仍需要积极主动地感受与参与才能取得艺术认知。毕加索在这里提出的“形式”，就是由那些几何形在二维平面中所构成的画面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就是现代主义艺术所表现的核心。立体主义这种平面几何形的创作方式对于后来的平面设计发展影响极大，直接影响了20世纪德国图画现代主义的产生。俄国至上主义是在立体主义的基础上的发展。马列维奇将矩形进行组织和平涂，组成具有强大视觉张力的几何结构，其表现形式与现代的平面设计并无迥异。由至上主义衍生的构成主义设计也是如此，采用几乎纯色平涂与简洁的字体结合的强有力的几何构图，极具现代气息。法国艺术的表现方式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到了野兽派的马蒂斯那里，艺术的造型和色彩的张扬性充分地爆发出来。他认为，绘画就是脱胎于平面的形象描绘，平面有它自身的价值，画家应该维护绘画的平面性特征，不应破坏它。以至于当时的艺术理论界抨击他的作品如同商业招贴设计一样。

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发现绘画中的平面几何图形与色彩结合的效果后，便以此为突破口从事抒情表象的抽象绘画创作。他认为，画面的形式可以根据人的内在需要来决定，他把几何图形的形态感觉结合色彩与音乐的基本元素进行组织，直接诉诸人的情感，从而开创了以点、线、面基本形态元素结合色彩组成节奏和韵律的画面，引发人的联想的艺术形式。在康定斯基看来，色彩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明黄色有一种尖锐的声音感觉，相反，深蓝色就显得静穆很多。这些理论都汇集在他所著的《艺术的精神》一书中，同时他也把形态的抽象研究汇集成另一部著作——《点、线、面——抽象艺术的基础》。这些细致的研究对于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抽象表现主义认为，传统的古典主义绘画只不过是对事件和物体的写实复制，画面留给观众的可扩展的空间有限，如果抛弃写实，作品中的物象被破坏，没有完整的物象，观众的注意力就会集中于色彩和线条，就会对画面本身的色彩韵律、线条关系以及其他形式产生某些心理情绪。与此同时，在荷兰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风格派却以另外一种艺术形式阐述着人的情感，这种形式不像康定斯基的艺术形式那样富有动感，而是采用保持平衡的冷静几何线条分割画面，并在其分割的空间内填充色彩。在蒙德里安看来，他所追求的这种形式，是一种与情感无关的形式，是一种纯粹的美。这种美在后来引发了纯艺术与应用艺术的结合，将绘画与设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艺术精神可以通过建筑、产品和平面设计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艺术不是顺应日常物品水平，而是把日常物品提高到艺术水平。”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艺术形式对后来的德国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特别是平面设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人对“包豪斯”这个名词并不感到陌生，在许多人看来，它是一种理念，是当时德国人在国家的特殊时期为人类创造出来的经典文化财富。“BAUHAUS”这个词汇是沃尔特•格罗皮乌斯采用组词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即“bau”和“haus”两者结合，字面的意思是建筑房子，内涵指把当时的机械化生产、手工艺和艺术的结合，这是格罗皮乌斯的最初办学宗旨。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机械化的生产制造使生产和艺术完全分离，相对于手工艺时代，工业产品的形式感跌落到了低谷，造成了德国产品发展的停滞不前。格罗皮乌斯深感如果生产制造没有艺术的参与，就不可能诞生好的产品。因此，在“一战”结束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德国，格罗皮乌斯提出把艺术和生产制造两者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即一个由艺术家和手工艺劳动者所组成的体系，最终实现“艺术与手工艺的统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使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再是孤芳自赏的架上作品，才能够真正实现艺术存在的价值，德国的经济才能够很快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对于艺术怎样为生产服务，格罗皮乌斯有着自己的看法，传统的艺术是不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因为进入工业化以来，一切生产制造都是标准化的，艺术也要服从标准化生产这一前提。为此，格罗皮乌斯还参与了1914年的科隆论战，与倡导艺术主导生产制造的维尔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格罗皮乌斯认为，面对现代的工业化生产，艺术设计也要符合标准化，复杂的、具象的艺术装饰不适应现代的大工业生产制造，取而代之的应是简洁、抽象的现代艺术形式语言。所以，在包豪斯设计学院开办之初，格罗皮乌斯就把当时所流行的从事抽象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聘为包豪斯的基础课教员，把抽象艺术语言的教学纳入学校教育，组建了基础课教学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了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大构成课程，为战后的设计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变革运动，是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探索，其不仅对现代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来的包豪斯设计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其提供了思想和设计语言。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设计的抽象语言直接源于这场现代艺术变革，现代设计有自身的发展历史。抽象性艺术语言的应用，仅仅是现代设计所追求的表现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美）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雕塑建筑绘画.邹德侬，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2]（英）弗兰克•惠特福德.包豪斯.林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第5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2012年3月，“毕加索中国巡回展”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办，展览组委会精心策划了“毕加索与80年代新艺术”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国内的艺术史家、批评家、理论家共30余人参加。尽管与会专家发言的角度不尽相同，但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下文中的毕加索；二是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切入，讨论毕加索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中国美术界视野的；三是，毕加索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前些年，美术界曾流行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中国当代艺术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将西方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样式统统过了一遍”。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尤其是“新潮美术”期间当代艺术界对西方现代艺术学习的情况。“毕加索与80年代新艺术”这个主题也正是基于这种现象而提出的。但是，这句简单的描述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的风格都赢得了中国艺术家的青睐。譬如，在80年代当代美术界，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波普”是比较流行的，像后印象派、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甚至包括立体主义，其实并没有引起中国当代艺术家太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粗略地分析，就会发现，中国艺术家更偏向于第一类风格，主要是因为当时美术界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推崇思想启蒙；相反，后一类风格在大多数人看来，仅仅只是语言、修辞方面的革命，并不能解决80年代当代艺术内在的文化诉求。对于80年代的当代美术而言，虽然说语言学的转向与文化诉求均重要，但两者比较，后者仍重于前者。也就是说，社会学的叙事远远大于审美叙事。

因此，在80年代的艺术语境中，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毕加索的意义主要还是来源于语言学，或者审美叙事方面。从当时的接受情况来说，一方面，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自身的发展进程与历史语境缺乏深入的认识，这就注定在接受的过程中会出现“错位”与“误读”。另一方面，向毕加索学习的目的，也主要是希望借助于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来冲击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存在着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80年代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完全是从自身需要的角度来接受毕加索的（包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也同样如此）。至于毕加索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逻辑中到底有多重要，其实不需要有太深入的了解。于是，作为西方艺术史研究视域中的毕加索自然就给遮蔽了。

在“毕加索与80年代新艺术”的研讨会上，沈语冰教授的发言非常学理化，他着重谈到西方艺术史界是如何研究毕加索的。他介绍了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约翰・伯格的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研究、符号学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研究。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与成果入手，毕加索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意义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在其后的个人发言中，我谈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毕加索”，“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毕加索”。就第一个问题，我沿着沈语冰教授的思路，介绍了另外三种西方学界研究毕加索的方法。前几年，美国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学者出版过一本专著，他对毕加索的研究既不是从传统的形式主义、也不是从前卫艺术的角度切入，相反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角度展开。他主要讨论了毕加索1912到1914年的作品，核心的论点跟经典现代主义的形式研究也有很大区别，他认为，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绘画主要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具体的证据是，在当时的“拼贴”中，毕加索大量地使用了海报、包装纸，以及一些消费性的图像。此前的学者也重视对“拼贴”的研究，但他们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毕加索如何继承了塞尚的结构表现方法，如何将“拼贴”发展成为一种方法论，最终改变了形式与结构的发展轨迹。如果从使用流行图像的时间上看，毕加索自然就比安迪・沃霍尔要早近半个世纪。同样，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批评家罗萨林・克劳斯也提及过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尤其讨论了1911年前后的作品。她的疑问是，为什么毕加索会在作品中使用红白蓝的条状形式呢？克劳斯认为，这主要跟毕加索当时的身份危机有关，由于受到卢浮宫1911年作品失窃事件的关联，毕加索担心法国政府将他遣返回西班牙，所以在当时的创作中，他有意识地使用了象征法国精神的红白蓝三种颜色，主要想表明自己对法国文化的认同。显然，这是毕加索当时的一个策略，但很少有艺术史家注意到这一点。不过，从研究方法上讲，克劳斯在讨论毕加索作品时，主要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界有意识地吸纳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些方法相关。

在西方批评界与艺术史界，对毕加索雕塑创作的研究是非常普遍的。早在1948年，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在《新雕塑》的一文中就着重讨论了毕加索作品中的拼贴。他认为，从拼贴――到浅浮雕，其形式与材料的表达反而为结构主义雕塑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就结构主义雕塑后来的发展，格林伯格提到了另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雕塑家冈萨雷斯，他曾是毕加索的助手，后来独立门户，成为现代雕塑领域的一位重要艺术家。当然，格林伯格在研究毕加索创作对雕塑领域产生的影响时，似乎也有私心，因为，当结构雕塑发展到冈萨雷斯时，也就自然为戴维・史密斯的出现做好了铺垫。也即是说，美国后来这批雕塑家的路子是纯正的，它们的合法性是从毕加索开始的，是对形式――结构的持续推进。格林伯格的研究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追溯，就会发现毕加索开辟了一条不同于罗丹为起点的现代雕塑的前行轨迹。在这条脉络中，还可以将马蒂斯甚至更早的德加放进去。而事实上，这一批非雕塑领域的艺术家，其雕塑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压于罗丹及此后的现代雕塑家。同样从“拼贴”出发，另一种不同于格林伯格的方法是，从“拼贴”材料的媒介物性，然后将其延伸到对现成物的使用。如果这种研究成立，就会形成另一条不同于杜尚为代表的“达达”到――以沃霍尔为代表的“新达达”的路径。因为毕加索的脉络是从架上的媒介物性发展过来的，而杜尚、沃霍尔对现成品的使用主要是基于“反艺术”。

当然，另一种研究是将毕加索现象与现代艺术市场结合起来讨论。前两年国内出版了《制造现代主义》一书，其主要的角度就是从艺术市场与商业操作的角度入手。在本次研讨会上，沈其斌先生、吕澎先生也谈到商业运作与现代艺术所形成的“共谋”关系。在该书中，研究者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毕加索不同阶段作品的收藏，以及商业运作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还包括了展览与收藏家的推广。不过，从方法论上看，从市场出发已不再新颖。

在西方批评界、艺术史界，尽管研究者的方法十分多元，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充分肯定了毕加索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于是，这就自然会延伸到在研讨会发言中，我希望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毕加索”。也即是说，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认识毕加索、接受毕加索，以及毕加索到底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许多批评家谈及中国的艺术家是如何接受毕加索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众多的原因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来自于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完成现代语言学的转向。这种对“转向”的诉求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一方面源于对既定的一元化的现实主义语言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艺术家不仅要摆脱“”以来的“艺术工具论”，还要从艺术本体建设的角度，将其推进到现代形态。这就意味着，和其它一些现代主义的风格相似，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所带来的意义主要仍体现为，它能为当时的绘画创作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

不过，“”结束后，新时期艺术创作的起步主要仍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新局面。其内在的推动力，还在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反思”与“解放思想”。但是，从艺术嬗变的轨迹来看，变革之路仍然是从现实主义内部的裂变开始的，即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只有等到80年代初“伤痕”与“乡土”慢慢退潮之后，当代艺术的发展才从批判现实主义转到现代主义阶段。换句话说，只有到了“新潮”时期，西方现代艺术才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寻求变革的主要资源。但是，“新潮”期间的当代艺术并没有解决好“语言反叛”与文化启蒙的问题。前文提及的“语言学的转向”与文化诉求之间的矛盾在此时变得尖锐起来，最终出现了“社会学叙事”压倒“审美叙事”的局面。就当时的创作来说，1986、1987年前后，美术界一部分批评家、艺术家曾提出了“纯化语言”。所谓的“纯化”，实质就是批评“新潮”期间，一部分艺术家的创作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简单的、甚至是极为粗糙的模仿。针对“纯化语言”，批评家栗宪庭提出“重要的不是艺术”，相反主张“艺术需要大灵魂”。在当时的艺术情景中，栗宪庭的本意并不是说艺术语言的变革就不重要，而是与之比较起来，文化的反叛与思想的启蒙更迫切。这也是他提出“大灵魂”的真正意图。

在“新潮”期间出现这种矛盾，更为内在的原因是1985年前后，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在新的政治、文化、艺术的语境下，一批敏感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具有双重的维度，既有对现代化变革的焦虑，也有对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焦虑。简单地理解，前者来源于国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后者则来源于在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刺激下，希望尽快地完成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按照现代性发展的规律而言，如果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步调一致，相辅相存，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将不会发生冲突。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改革开放在不同领域推进的程度并不一致，难免会出现矛盾。换言之，一方面是国家在体制改革上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又担心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自由化的思想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产生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领域都在国家有效的管理和把控范围之内，对于那些渴望现代艺术的艺术家而言，文化现代性的焦虑就会迅速的显现出来，譬如，如何在文化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如何实现创作主体的解放与自由，如何让作品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等都将成为问题。于是，主流文化与前卫文化的冲突与砥砺、对抗与妥协成为了整个80年代文化艺术运动的主要特征。当然，仅仅从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角度讲，其维度也是多元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也保留了“文化寻根”的取向；既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憧憬，又有对东方文化情怀的怀念。其间，最大的张力来源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憧憬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即是说，在那个时期，越是渴望西方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就愈猛烈。

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表征，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冲突自然会在艺术创作中有所显现。换言之，“语言反叛”与“文化启蒙”之间的矛盾，最终也就会表现在“纯化语言”与“大灵魂”的碰撞中。也正是因为“大灵魂”占了上风，或者说“社会学叙事”压倒了“审美叙事”，这反而说明了一个基本的情况，即在80年代的艺术史情景中，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几乎是在一种错位、误读的状态下完成的。而且，一个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为了达到对抗现实主义的目的，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于是，在短短的十年中，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的都出现了。然而，问题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它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艺术的时候，很容易就忽略形式变革背后所依存的线性发展逻辑。另一个就是造成空间、地理上方面的混乱，比如立体主义来源于巴黎、“达达”来源于苏黎世、未来主义来源于意大利，等等。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与风格时，几乎忽视了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所形成的艺术史上下文关系。既然存在着“错位”，也就必然会导致“误读”。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那就是需要认识到，西方现代绘画是在分裂的现代性中产生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个特点，中国的艺术家在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风格、语言的同时，就会仅仅停留在表面，会忽略形式背后所置身其间的艺术史传统，这个传统不但与19世纪中后期的前卫艺术传统相关，也与西方至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批判精神紧密相连。

所谓当代艺术的“三级跳”，也就是在这十年中，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跨入到后现代。“三级跳”的背后其实也是当代艺术在这个阶段需要同时完成的三项任务，一个是打破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另一个是实现本土艺术的现代转型，同时还需要消化西方的后现代艺术。在西方艺术史的进程中，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差不多用了一百年的时间，而我们只有短暂的十年。或许是因为时间太短暂，这三项任务最终都没有完成。譬如，就现实主义内部的变革来说，以“伤痕”、“乡土”为代表，艺术家用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打破了“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但很遗憾的是，这种批判性的传统并没有得以维系与延续。而且，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仍然无法回避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伤痕”的出现，原本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反思”的结果。所以，一旦后来的政治思潮发生了改变，艺术家也就策略化地开始淡化作品的批判意识。其实，在这“三级跳”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博弈。虽然在“新潮”期间，现代主义的浪潮曾压倒了批判现实主义，但是，90年代初，以“新生代”和“玩世”为代表，在反“新潮”宏大叙事的思潮下，现实主义又重新占了上风。不过，“新生代”与“玩世”所带来的也是一种变异后的现实主义。就现代主义的转型来说，虽然我们向西方学习，但最终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以纯粹的形式反叛为目的的现代主义革命。相反，我们几乎是在同时接纳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艺术，这两者之间的博弈，反而让我们忽略了后现代主义原本就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抑或是解构。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起步的。首先，当代美术置身于社会学转向的文化情景中。1992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对其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商业社会、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的兴起。其次是艺术语境的转变。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标识着“新潮美术”的式微，因为当早期的文化批判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时，这也意味着此前那种宏大、崇高、充满启蒙意识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没落。尽管这一系列变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充满戏剧性的是，90年代初的当代艺术几乎完全与80年代脱节。更为严重的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代艺术原本具有的批判性与前卫意识开始遭到各种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的剥落与吞噬。

第6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现代设计则是充分体现着当今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脉搏,广泛地应用于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随着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开放,以及国际文化的频繁交流,加之现代人的还旧思潮,传统的国粹民俗文化在时尚的浪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面对现代的设计,我们不仅要升华是外表的形式,也要更新其内在的气韵,要赋予设计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现代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能够满足消费者追求艺术的心理需要,同时也体现了历史文化的永恒魅力,下面就民俗美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我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民俗美术寓意的延伸和沿用

    民俗美术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积淀,通过形象之间的组合、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内容,并用概括、简练的自然与抽象形象象征着人们的意念与感情。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老鼠嫁女”,以狮喻“男”,绣球喻“女”,“石榴”象征多生贵子,“桃子”代表长寿,以及“莲”(连)生贵子,蝠(福),鹿(禄)等文字谐音的运用,都反映劳动人民朴素的思想感情及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同样,这种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至今一直是现代人所向往。既有装饰性又有深刻的寓意是现代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正如司徒虹老师所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体现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说传统图形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之中。如松下“爱妻号”洗衣机,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了寓意的优势,把品牌的寓意与产品使用的对象结合起来,使得消费着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广告的品牌,从而引起消费的欲望。

    二、民俗美术图形的提取和衍生

    民俗美术图形是人类通过视觉形象传达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是劳动者集体民俗观念和审美意识的产物。民俗美术种类繁多,造型千姿百态。在反映的题材与内容方面,不仅体现事物和生活本身,而且把自然中的山水草木、鸟兽虫鱼以主观的想象,通过形象组合安排。构图上通常用散点透视的表现手法,采用主要人物画得很大,次要人物作为陪衬画得很小,形成大小对比。另外,遍布大江南北的剪纸艺术和民间广泛流行年画艺术,都充分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她们抓住生活中最动人的、最能表达内容的形象,用夸张、写实、寓意等等手法和简练的线条,创造富有装饰性的艺术形象。这些等等都为现代设计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而现代广告设计中的民俗图形符号大多来自民俗美术图形,他们在保留传统本土民俗艺术的特点基础上,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经济文化的元素。这些民俗图形符号的运用不仅丰富了现代设计作品的内涵,而且使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如在礼品糕点、糖果包装上,人们也通常借助民间美术中有祝福愿望的吉祥图案,来增强礼品中的“礼”的含量。另外,泥塑、陶瓷、脸谱艺术不仅把花纹巧妙的用于现代的广告设计上,而且还用于现代包装容器的设计中。可见,民俗美术的图形符号已成为现代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民俗美术色彩的借鉴和巧用

    民俗色彩是源于原始本身的反映,色彩象征意味浓厚。如红色含有吉祥喜庆的寓意;黄色象征着富贵尊荣。民间艺人一向重视色彩的象征寓意带来的精神力量,因此喜用红黄这样单纯、浓烈的吉庆色彩。民间剪纸多表现为单色红色;木版年画以黄与紫、红与绿等强烈对比色并置一起,造成鲜艳的色彩调子,形成独特的地方风格;民间彩塑玩具多以红、黄、绿、蓝为基色,黑或白为底色,形成了活泼强烈的色彩对比,极富个性。巧用民俗色彩,充分地利用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现代设计中借鉴这些民俗美术的习惯用色和配色手法,可以使传统商品和民间老字号的包装色彩更具视觉冲击力,民俗特色更加一目了然。

第7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 交互性 趋向 媒介

一、新媒体艺术的主要特性

媒体，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这一词，古时候的媒更多指的是媒婆、红娘婚姻介绍之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现代引用“媒”的含义，从而产生的“媒体”一词。我们现代将“媒体”理解为传播信息的介质，是宣传的载体或平台，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的平台。

所谓新媒体，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各种媒体形式。新媒体新在何处？新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技术手段上，新在数字技术上。这种高科技与媒体的结合也就成了新媒体了。如果传统媒体运用了数字技术，不管是十分古老的绘画， 还是相当时尚的音乐，只要它与数字技术结合为一体，它也就是新媒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数字化呈现、交互式过程和沉浸性体验是新媒体艺术的主要特性。除了数字性、过程性、交互性及沉浸性之外，新媒体艺术还具有其他多种特征。这其中有一些特点是原有的艺术形态所不具备的。比如跨越时空的即时性体验，是基于远距离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分隔两地的信息呈现在同一时间中，获得即时性呼应。

二、什么是新媒体艺术

20 世纪 60 年代，新媒体艺术起源于受杜尚影响的观念艺术，早期未来主义宣言和达达式行为，以及晚些时候出现的 70 年代的表演艺术等。事实上一些敏锐的德国艺术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无线电大行其道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有可能将这种无线的信息传输的媒介变成艺术创作的工具，因此无线电这种介质就成了早期的“新媒体”。信息化的发展使个人电脑迅速普及并成为计算机的主要形式，艺术家们开始熟练使用录像及摄影设备，并将其用于艺术的表现，新媒体艺术由此开端。

新媒体艺术，是指以数字科技或现代传媒技术进行传播的艺术作品，包括手机电视、数字录像艺术、网络电影、网络广播、网络动画等。有些学者认为，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是否为新媒体艺术，创意与观念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件艺术作品的传播方式是否为新媒体。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艺术作品失去创造力而仅仅靠技术的创作，充其量不过是新媒体技术的表现而已，并不能称之为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出现使传统艺术有了新的变革，使艺术的领域得到拓展，艺术家们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和编程技术将以前只能停留在脑海里的场景展现出来，他们的艺术品味和追求得到体现。过去的艺术家们所追求的艺术作品将在新媒体艺术中。

三、新媒体艺术带来的困惑

对艺术家而言，新媒体艺术只是众多表现方法之一，不需要特别照顾，他们所关注的是全球化、后殖民、文化差异等人文话题，而数字化所关注的则是如交互性、虚拟现实、超文本等科技应用层面的问题，因此让许多艺术创作者裹足不前。新媒体艺术创作必须借助许多专业技术，也使传统艺术家害怕，画地自限。过去艺术家几乎是单人创作，不需要借助他人，创作属于私自的天地。

而新媒体艺术则是必须联合不同领域共同创作。过去艺术家强调的创作个人风格也必须做一番妥协，艺术家不再是唯一的创作者，他是一个沟通者与协调者，对各种新资讯有所了解，像一个音乐指挥家知道何时加入何种乐器，演奏一场和谐又美妙的交响乐。另一让传统艺术家无法踏入新媒体艺术领域的原因，是使用新媒体材料的艺术作品，多倾向具有商业利益，这对向来自诩为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者的艺术家在踏入新媒体艺术时踌躇不已。

四、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批较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 1996 年 9 月举办了名为“现象与影像”的中国第一次录像艺术展，这个展览包括十几件录像装置和几个录像带作品，集中了中国第一代录像艺术的开拓者。该展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反响，被许多评论家定位为中国当代艺术中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否适合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在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历程中，曾有几次重要的启示，西方艺术家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发现了新的思想，受这些东方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了新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形式。由于新媒体艺术的创意通常需要一些昂贵的机器和设备支撑才能完成，所以对于目前的中国各大专院校来说，要完善并不断更新设备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新媒体艺术的教育经验，引进国外的资金和设备。但在中国新媒体艺术发展初期，过多依赖国外的力量将会失去自身独立的思考和创造力。

艺术本身而言，不管使用什么技术与媒介，重要的是作品的创作观与内容是什么，艺术家试图经由作品传达创作观念，依照作品的内容来寻找最好的形式相配，任何所能为艺术家所使用的技术与媒介是形式也是内容。创作过程中对于技术与媒介的使用，应当是自然而能够表达意念，任何一种技术与媒介都是相同的，并不是只有运用新媒体创作的作品，才能表达出新媒体艺术时代的生命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黄鸣奋.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3]陈瑜.中国新媒体艺术刍议[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3.

第8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歌剧艺术；美育功能；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J61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7-85-2

美育是个体在对艺术、自然和社会的鉴赏过程中，通过艺术体验感受，判断和选择来达到对审美的对象的审美认同，达到纯净感情，陶冶道德，精神升华的作用。歌剧艺术作为一种高雅文化形态，大众的艺术素养提升决定了歌剧文化对美育提升具有独特的作用。当今社会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需求，以及大众的欣赏层次和选择标准决定了歌剧艺术发展的文化特征。现代歌剧作品的丰富内容和表现形式满足了不同阶层的文化诉求，通过歌剧审美教育，从音乐艺术视角观察世界，要使大众审美以歌剧这种高雅艺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再现，更加真实、集中、凝练、深刻地将外部世界的各种感性形式所蕴含和表现的事物生命的本质韵律进行表达和体验。歌剧艺术审美教育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去感受和展现艺术本质，进而提升社会审美水平和品位素养。随着现代社会文化的变化，我们对歌剧的美育教育内涵、功能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更好利用歌剧艺术的审美艺术特点，通过审美活动中的种种创新，有效地培养人的创新创造能力和综合道德素质。

一、歌剧艺术提升高雅文化的欣赏品格

艺术是一种“有灵魂的语言”，它能潜在地支持和影响其他素质和能力的发展与提高，古典歌剧呈现的一种人文、自由和净化等审美效应，古典歌剧的特征具有布局宏伟、细节雕琢、表现热情、色彩华丽、气势雄浑，充满着激情的色彩，是一种激情的艺术。歌剧艺术家的想象力，用理性的宁静与和谐，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追求广博与深远的同时，喜好艺术上的精致与华丽，既具有宗教的特色，充满着动感的形象和刻意夸张的结构，关注歌剧作品的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鲜明特色。当今社会，歌剧艺术文化不再只是像它的高贵出身，在西方被用来显示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用来张扬高贵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当下对经济利益的狂热，造成大众文化对人文精英精神的疏离和大众文化品位的低俗。但是，现代人不仅有物质生活需要，而且功利和价值追求上获得满足，同时人对的本能追求向有意识地追求高雅美的审美需要，并向有意识地创造感性与心灵享受相统一的具有形式美的对象过渡，大众的审美能力和创造美的要求不断提高。大众文化对歌剧经典的渴望，使得歌剧可以作为消费品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圈走向大众，成为供大众欣赏的审美对象，又是一种使人愉快和轻松的独特的源泉，它为人们提供发现美的过程中不断惊奇，使我们用新的艺术方式看待艺术，在更深的层次把握对艺术的领悟，发现并更新着艺术想象。音乐审美教育本身就是追求舒展、愉快、自由、和谐。在潜移默化中，受教者被熏陶、感化和教育。因此，歌剧艺术的审美品性创新了人的独立思考，对现代美育创新培养的艺术美学范式具有独特作用。

二、歌剧艺术提升人文修养的精神内涵

荀子说“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美善相乐”。音乐美育活动是用艺术自由去寻求自由的一种方式，能够令人获得精神解放，是靠美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和魅力感染打动人，它不是单纯的思想灌输，更不带有任何的强制性，受教育者在美育过程中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的。古典歌剧推崇人的自由个性，肯定人的自我价值，表现了人的本质属性，人文主义是古典歌剧永恒的题材。音乐艺术是生命创造活动的形象体现，真正的音乐是融进生命本质的声音，以人文意识为触动点，展示人文本质和心态，与人合为一体。歌剧更加关注独立的道德思维，独立的人文信仰的观点和看法。传统优秀民族文化介入是现代歌剧人文精神建构的必由路径之一。在人类音乐审美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歌剧艺术家在剧目创造实践中具有的歌剧审美对象和审美意识，必定会赋予人文精神一次次的感悟、创造和发展，观众在获得了歌剧音乐美的体验、音乐美的感受、音乐美的享受和音乐美的满足的同时，能更深刻、细致地体会和确证自己生命力量的真正涵义。歌剧在悠久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丰厚的人文精神积淀，奠立了以求真、向善、尚美为取向的人文价值基座，具有自身民族艺术审美生存与发展的自律机制，构建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稳固内涵。从歌剧艺术独特的审美来看，歌剧艺术美育特点表现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悲悯精神等，歌剧的这些艺术品质连同文化传统的道义承担的独特作用，构成了推进大众美育的创新提升。

三、歌剧艺术消弭消费文化的浮躁心理

商业时代的高节奏，高竞争社会的现代人类更多的是充斥提供快餐式的心里慰藉，是一种望梅止渴的消费文化快餐。它使大众在繁忙和充满欲望的心灵从中得到象征性的精英化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文化饥渴和焦虑。大众媒介的应用拓展了歌剧文化的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的对象、范围。国内外歌剧舞台经典，普通大众过去无法亲临现场观看，现今则在现代传媒中随处可见。正因为大众媒介信息量大、受众人数多，现代传媒通过流程化生产和批量复制形成文化产业，进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给受众输送着大量的信息，造就了现代媒体的更大的影响力，以快餐制作与快适伦理文化审美趋向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舞台虚幻的技术掩饰了生活真像的影像文化，这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精神虚空，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高雅文化的意义追索。

当代歌剧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现代传媒无疑对艺术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媒介对人们审美情趣、审美观念，甚至日常生活形态进行影响、干涉和塑造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现代媒体使得文化产品生产速度加快，制作周期缩短，生产成本降低，这就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但歌剧文化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生产，精神性远大于物质性，不能以生产的速度和效率以及经济效益来衡量。作为精品艺术，现代原创歌剧必须具有独创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而模式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无法达到这一目标。面对当代艺术和审美过度娱乐性的特点，消除现代原创艺术的急功近利色彩，拒斥艺术实践中的短期行为，确立高贵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趣味，借助现代美学技术向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审美关照，进而取得人文的美学话语权，商业市场对歌剧艺术的和谐推广，使现代原创歌剧具有更加大众、持久、深远的审美价值。通过教育贯通音乐世界与人的世界的作用，能真正得到人的心灵在艺术方式的引导下，领悟人生真谛，宣泄焦虑，消解烦恼，达到生命的终极体验的感受。

参考文献：

[1][美]劳伦斯・费拉拉著，司徒幼文译.作为音乐分析工具之一的现象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

[2]刘芬芳. 现代原创歌剧艺术审美的人文主义情怀[J].戏剧之家，2013，（07）.

[3][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彭锋译.实用主义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刘芬芳. 歌剧艺术的大众化审美阐释[J].文艺评论， 2012，（09）.

[5]傅守祥.大众文化批判与审美化生存[J].文艺理论研究，2006，（05）.

第9篇：对现代艺术的看法范文

一般话语的历史形态学与艺术风格学的结合是我们探讨审美现代性与表意实践关系的基本思路。假如说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艺术风格史可以约略地归纳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基本形态的话，那么，从表意实践层面来透视这三种艺术历史形态又会有何发现呢？

在这方面，社会学家拉什的一个理论是很有启发的参照系。拉什依据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三种不同历史阶段的表意体制的“理想类型”。他写道：

现代主义认为，种种表征是成问题的，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现实本身才是成问题的。让我来具体解释这个看法。依据“现实主义”的理想类型，文化形式无疑是能指，它们被认为毫无疑义地表征了现实。所以，现实主义既不质疑表征，亦不怀疑现实本身。恰如我上面提到的，现代主义的自律化，也是文化形式脱离现实的自律化。因此，随着表征变得自身合法化了，表征本身也就呈现为某种暧昧不清的形态。……后现代主义在对位中视为成问题的东西并不是表意过程，不是“画面”，即是说，不是表征，而是现实本身。（注：Scott  Lash,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1990),13-14。）

在这段颇有启发性的论述中，拉什区分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三种文化形态的表意方式的两个重要层面。首先是表征与现实的关系，其次是主体对这种关系或某一方面的价值立场和判断。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引申出如下结论性的看法：现实主义是一种再现性的艺术风格，它的特征体现为对表征和现实都是信赖的。也就是说，一方面，现实本身是可靠的、实在的，另一方面，再现现实的艺术符号或表意范式本身也是可靠的，因此艺术可以真实地再现实在世界。其实，自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的艺术实践的主要艺术“认知型”就是这种观念，亦即福柯所说的以“相似论”为核心的话语型，波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是基本现实的反映。这里尤其重要的是拉什指出了主体对表征和现实相互关系的信赖，这便构成了现实主义（亦可称之为古典的）风格的基本特征。到了现代主义阶段，再现或表征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古典的艺术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现代主义表意实践开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对新奇的崇拜导致了传统的表征方式失效了；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表意实践似乎有意回避对人们熟悉的生活世界的描绘，热衷于探索“非人化”世界的种种层面。与古典时代艺术家对现实和表征及其关系的信赖不同，现代主义艺术家开始怀疑符号表现实在世界的可能性和极限。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就是对表征问题本身的探索，或者毋宁说是表征危机的反映。在他看来，现代商业社会中语言的堕落激发了作家保存和焕发语言本源活力的冲动。“因此那些写晦涩、艰深的诗的诗人其实是在试图改变这种贬了值的语言，力图恢复语言早已失去了的活力。”“在那些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中，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而是使用语言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传达出他们使用的语言后面还有另外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他们所不能企及的，总之，表征问题是现代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表征出现了危机。”（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1页。）如果用利奥塔的术语来描述，那就是现代主义的表征的危机其实就是表征不可表征之物；马尔罗则把这个倾向称之为现代主义艺术家对“绝对”的追求，他们要表达的正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的永恒“绝对”。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充斥着种种奇异甚至怪诞的人物或形象，奥尔特加把这种现象称为新艺术的“非人化”倾向。他曾指出，将一幅1860年代的画与毕加索的画相比，在前者我们可以辨认出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世界，而在后者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变形的几何化的世界，它是一个非真实的世界。“现代艺术家不再笨拙地朝向现实，而是朝向与之对立的方向行进。他明目张胆地把现实加以变形，打碎人的形态，并使之非人化。”（注：J.Ortegay  Gasset,"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in  Criticism:The  Major  Texts,ed.W.J.Bat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0),661。）这大约就是福柯所说的符号自我指涉的第三阶段，它体现为对某种内在性的追求和表达，体现为对符号自身（能指）的关注。用波德里亚的描述，就是从再现性的“约束性”符号向自由的符号的转变，是从形象遮蔽和歪曲了基本现实到形象掩盖了基本现实缺失的过程，这个基本现实就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从表面上看，这个转变体现为现实世界在艺术中的隐退，但其中重要的乃是表意实践重心的位移，从现实世界转向超现实世界，无论是内心世界或乌托邦，都揭示了现代主义艺术内在的危机，那就是对艺术符号表现真实世界这一古典信条的怀疑。这一怀疑在拉什看来并不是对现实本身的怀疑，而是对符号再现这一现实功能的质疑。即是说，艺术的符号像科学符号那样是对现实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毋宁说它是对艺术家主观精神世界的表达。这个倾向从浪漫主义以来的种种艺术风格和潮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美学上一般称之为从再现到表现的深刻转向，它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尤为密切。

从现代主义的表意范式向后现代主义的表意范式过渡，一个最明显的转变是表征与现实关系的新的危机。在拉什看来，现代主义是对表征本身的怀疑，现实主义美学对表征和现实本身及其关系的信赖消失了；而在后现代主义美学中，与其说是对表征的怀疑，不如说是对现实本身的怀疑。这个说法如果和波德里亚的理论结合起来，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个中三昧。在波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的符号交换和生产已经加剧了符号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分离，从符号反映基本现实，到逐渐脱离现实，最后达到了与任何现实无关，成为符号自身逻辑的复制和扩张，所谓“地图（符号）在先原则”取代了“地域（现实）在先原则”，即如是。换言之，当符号不再是现实的表征而成为自身的复制时，能指脱离了所指自律化，一切依据模型来复制，这就进入了一种“超现实”阶段。照拉什的看法，符号自律发展而不再信赖表征，进而导致对现实本身的怀疑。用波德里亚的话来说，“超现实”取代了现实成为符号生产的主导范式。“模拟不再是一个地域、一个参照物或一种本质的模仿，它是经由没有原本或实在的现实物模型而产生的：即一种超现实。”“超现实展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在这个范围内，它消除了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对立。非现实的东西不再留存于梦幻或超越物之中，它就在现实的幻觉相似物之中。”（注：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88),166,145。）这里，波德里亚指出了后现代符号交换的一个重要趋向，真假不分，假的比真的更真。这一点在后现代的媒介文化中已十分明显，电影、电视、网络、电子游戏等媒体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影像的生产超越了对传统的原本的模仿而转向对模型的复制，符号生产的游戏规则呈现出深刻的变迁。这一转变进一步抛弃了现代主义时期的表现性，变成了对符号自身逻辑的复制和模拟，用波德里亚的描述来说，符号与任何现实无关，它不过是自身纯粹的仿像而已。

至此，我们可以对三种表意实践或话语范式作一些推证和概括，进而标示出不同文化形态的话语认知范式。

转换为美学的术语，上述转向可以概括为从再现到表现的转折，它呈现为美学风格的嬗变，亦即通常所说的从写实主义的传统转向对内在性的表现。这个转变亦即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史的古典型向浪漫型的转变。在黑格尔看来，古典型的特征是物质形式与精神观念之间的和谐，而从古典型向浪漫型的转变，其重要特征就在于这种形式与内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和谐消失了。与象征型艺术相反，浪漫型艺术是精神观念越出了物质形式，回到了精神理念自身。“于是理想原有的单纯的牢固的整体就分化为两方面的整体，一个是独立自在的主体方面的整体，一个是外在现象的整体，通过这种分裂才能使精神达到它与它本身的内在因素的更深刻的和解。精神所依据的原则是自己与自己相融合（本身融贯一致），是它的概念和实际存在的统一，所以精神只有在自己家里，即在精神世界（包括情感、情绪和一般内心生活里），才能找到适合它的实际存在。……这种精神返回到它本身的情况就形成了浪漫艺术的基本原则。”（注：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4-275页。）精神回到自身，摆脱了物质形式的束缚，必然导致了浪漫型艺术对内在性和形式革新的崇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因为只有在精神本身包含了它的实际存在，才能“享受到它的无限自由”。（注：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4页。）这样来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奥尔特加反复强调的现代主义艺术会出现“非人化”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利奥塔断言先锋派乃是对不可表征之物的追求，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波德里亚把“虚拟”和“仿像”作为当代艺术文化的典型征候。“如果说根据这种新内容来形成美，那么，前此所说的美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现在的美却要变成精神的美，即自在自为的内心世界作为本身无限的精神的主体性的美。……其中形象的改变是由浪漫型艺术的新内容所制约的。”（注：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276页。）这种转变在拉什看来，就是所谓的从对表征和现实及其关系的信赖，向怀疑表征的深刻转型。怀疑表征就是怀疑传统的艺术表意方式（模仿、写实或再现）的有效性。因为在精神回到自身的过程中，任何外在的真实都不再被重视，任何呈现这种真实的方式亦被怀疑。如果说古典艺术是精神渗透在外在经验现象里，那么，“在浪漫型艺术里内在的精神对直接的现成的世界的形状和构造方式是漠不关心的”。（注：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6页。）所以，“陌生化”、“内在性”、“非人化”、“能指的游戏”这样的观念必然会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大行其道。因为，“浪漫型艺术就到了它的发展的终点，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一般都变成偶然的，而这两方面又是彼此割裂的。由于这种情况，艺术就否定了它自己，就显示出意识有必要找比艺术更高的形式去掌握真实。”（注：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8页。）在黑格尔的这一宣判中，我们已经感悟到上个世纪学术界热衷于讨论的“艺术终结论”的弦外之音了。

二、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

如果我们把艺术史区分为不同的表意范式的构成的不同形态之间的交替转换，那么，这种转换就是表意方式的历史递变。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看作为三种表意形态，通过这些表意形态的变化来分析现代性。（注：这里，我把表意形态区分为古典的、现代和后现代的，意在表明三种不同的表意实践历史形态。所谓古典的，含义是广泛的，并不是指特定的古典主义，而是泛指一切传统的、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艺术。而现代主要是指现代主义的，后现代则是指现代主义终结之后的文学艺术运动。区分大致相当于杰姆逊和拉什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三分结构。前面我们曾指出，后现代文化作为一场运动，实际上是秉承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却也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转变。就艺术的表意实践来看，现代型与后现代型的表意范式的转变是不能忽略的，尽管其中的许多基本理念和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它们的差异，或许我们可以宽泛地把现代和后现代表意实践视为广义的浪漫型的两种形态。从这两种表意范式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瞥见审美现代性表意实践的某些重要转变。）

为了便于说清这个问题，这里我们采用一个修正过的艾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理论”来分析。（注：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导论。）我认为，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尚缺少一些对各要素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说明。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四要素结构图式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和发展，以便揭示其中要素的复杂关联。

附图

通过这个图表，我们得到了四个要素及其复杂的多重关系。首先是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这四个基本要素，其次是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四要素的结构图，以及上图内三角形结构，而我在这里作出的修正则是强调指出还有几个外三角结构。它具体可以分为世界／作品／艺术家，世界／作品／欣赏者，作品／艺术家／欣赏者这样三个小三角形结构。以下我们将以这个复杂的结构来讨论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表意实践的变化。

首先，我们要对四要素每个要素本身作简要分析。古典的表意实践特征诚如拉什所指出的，是对世界及其表征的充分信赖，所以才导致了写实的、模仿的或再现的观念出现。恰如朴素的实在论所传达的信念，我们认识世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可靠的。而在现代主义的表征形态中，拉什准确地指出了表意方式的深刻转变，那就是对表征或再现本身的怀疑。尽管他并未展开论述何以导致了现代主义对表征本身的怀疑。在我看来，这里可以引申的一个结论是，在现代主义阶段，艺术的表意实践虽然对表征本身开始怀疑，所谓“意义的危机”或“表征的危机”即如是，但是对实在世界本身尚未出现怀疑。而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这种怀疑已经不再限于表征，而是转向了实在世界本身。换言之，正像拉什所言，如果说现代主义是对表征的质疑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表意实践则呈现出一种对实在世界本身的质疑。就世界这一因素来说，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有一个从信赖到怀疑的转变。

就艺术家这个要素来说，也有一个深刻的转变，那就是从把艺术家视为载体、传达者或镜子，向自主的天才的创造主体的转变，进而又对这一主体产生怀疑的过程。即是说，在古典的表意实践中，由于模仿论和再现论将世界本身视为表意的评判依据，如福柯所说，“相似律”制约着艺术实践。因此，艺术家充其量不过是传达实在世界的一个工具，早在柏拉图关于诗人地位的论断中，就包含了这种思想。而进入现代社会，艺术家的地位越来越趋向于一个独立自足的主体，从浪漫主义把创造力从神还给人，到天才说和想象说的流行，再到现代主义对艺术家个性风格的崇拜，这都标志着艺术家不再是次要的、被动的和工具性的角色，他们是艺术表意实践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但是，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艺术家的这种主体性又遭遇到怀疑，美国后现代艺术家沃霍尔说他想成为一架机器，像机器那样作画。这种说法表明主体消失（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的后现代危机。

从作品这个要素来看，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表意实践均有各自不同的取向。古典的表意实践把作品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因此从符号学角度说，作品作为一个能指是有所指的，这个所指亦即现实世界的真实事物。因此，能指／所指／指涉物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关系，艺术品是实在世界的表征或再现，这种能指与所指以及指涉物的密切关系使得古典艺术全然不存在所谓“意义的危机”。而现代主义艺术日益转向“内在性”（康定斯基），转向精神和情感的表达，转向形式的变革，因此，就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内在符号学结构来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尚保持着，但与指涉物的关系则显得越加游离。而到了后现代阶段，艺术的表意实践则呈现为一种能指日益自律自足的倾向，甚至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出现了深刻的断裂和张力，现代主义艺术中那种“能指的游戏”倾向在后现代中越来越明显。因此，就作品这一要素来说，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有一个能指与所指以及指涉物同一到紧张，再到逐渐脱节的变化过程。

就欣赏者这一要素来说，古典的表意方式是把欣赏者作为一个单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在这个表意实践中充其量只是一个接受者，他们所接受的是艺术家的教导，是对非审美的道德教化或社会化的一种濡染。而进入现代主义，艺术欣赏者的地位逐渐被加以提升，从巴尔特对“可读文本”到“可写文本”的论断，到接受美学对接受史（效果史）的强调，再到读者反应批评对读者的关注，都表明欣赏者正在经历一个从被动消费者向主动生产者角色的深刻转变。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艺术的表意实践越加强调这种特征，甚至出现了艺术作为意义和文本合作者与生产者的趋向，这一点在后现代的先锋派戏剧和行为艺术中尤其明显。（注：参见Scott  Lash,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1990)；另见拙译波莱蒂：《后现代主义艺术》，载《世界美术》1992年第4期。）

接着，我们依照艾布拉姆斯的结构图式来简单回顾以下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发展历程。

依照艾布拉姆斯，艺术的四要素构成了三组关系，亦即上图内三角型所标识的结构关系。他认为，从希腊到20世纪，西方的批评理论或美学迈过了四个不同阶段，各自均有不同的主要倾向。在古希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模仿说”，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它关心的是艺术作品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再现关系。继模仿说后出现的是“实用说”，它关心的是作品对欣赏者的作用，以欣赏者为中心。它以是否能达到既定目的来判断作品的价值，往往采用古典的修辞理论，并与传统的道德教化理论相结合。第三种理论是“表现说”，它是近代浪漫主义的产物，在这种理论中，强调的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品的判断标准，它关注的是艺术作品如何表现了艺术家情感世界和精神，它把艺术品作为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的产物，艺术的冲动来源于艺术家的情感欲望寻求表现的冲动。这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理论形态之一。第四种理论是“客观论”，它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成为一种重要的美学观念。这种理论强调的是艺术的绝对自律性，为艺术而艺术成为其基本信条，作品自身的形式要素的分析成为批评的主要取向。简而言之，世界、欣赏者、艺术家和作品这四个要素分别构成了四种理论的核心，而世界／作品、作品／欣赏者、艺术家／作品以及作品自身，这四重关系构成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这四种理论的重心关系。大致说来，前两种属于古典的表意形态，后两种属于现代的表意形态。“总的说来，以一开始到19世纪初，批评的历史演讲过程可以这样描述：先是模仿说，由柏拉图首创，到亚里士多德已做了一些修改；继而是实用说，它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写作诗法的合并，一直延续到几乎整个18世纪；再到英国浪漫主义批评（以及较早的德国）的表现说。”（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上图外三角形诸要素的复杂关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分别讨论世界／艺术家／作品，世界／作品／欣赏者／，以及作品／艺术家／欣赏者这三组关系。第一个小三角形结构是由世界／艺术家／作品三要素构成的（如图）。

附图

在这个结构关系中，可作几个不同层面的分析。从作品与世界和艺术家的关系上来看，古典的表意方式强调作品与世界的相似关系或模仿关系，而现代形态的表意方式则彰显作品与艺术家的表现关系。这个转变艾布拉姆斯模式中已经有所分析，用福柯的理论来说，就是从“相似律”到表征的过程。同时，福柯还提到了从表征向语言的转换。如果我们用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来描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为客观论，亦即转向作品形式自身，既不涉及世界，亦不关注艺术家主观精神世界。这三个要素恰好构成了美学观念的三种形态：模仿说、表现说、客观说（或形式说）。从对实在世界的再现，到对艺术家主观精神世界的内在性的描绘，再到对艺术形式本身的强调，这个过程乃是从古典向现代乃至后现代的重要发展。它可以进一步描述为古典形态的表意实践过程是世界—艺术家—作品；而现代形态的表意实践则是艺术家—作品，这也是现代性理论中常常概括的自我或主体性作为现代性核心概念（黑格尔等）的另一种表述。而转向后现代则是主体的消解，就像波德里亚在描述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症状时指出的那样，符号依照自身的逻辑运转，它已经从反映基本现实的存在，到掩盖这一存在，进而发展到符号与任何基本现实无关，它是纯粹的自我指涉。所指和指涉物完全被能指的游戏所取代。从三元关系（世界／艺术家／作品）转移到二元关系（艺术家／作品），艺术越来越取向于超验的乌托邦性质，比格尔所描述的现代主义艺术割断了与生活实践的纽带，是对这一趋向的另一种概括。更重要的是，在三元关系中，艺术家作为一个中介环节，面对世界和作品两重世界，古典的模仿说曾经把艺术家比作“镜子”，他们是反射现实的中间环节。而在现代形态的二元结构中，由于艺术家与日常世界的关系的消解，主观的精神性因素彰显出来，艺术家不必再参照日常世界来构造艺术作品，这就造成了对艺术作品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巨大转变。如果说古典表意方式要求某种相似，就意味着评判古典表意方式的标准是世界及其相似关系。或者说，在传统的艺术批评和美学中，相似律制约下的批评要求的是以日常经验为参照的批评和评价。

第二个小三角形关系是世界／作品／欣赏者。它构成了另一个结构关系（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