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的保护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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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一)物权的概念和特征。物权是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有物或者依照授权支配他人的资产(财产)，而直接享受物的利益的排他性财产权。其特征为：1.支配性；2.排他性；3.绝对性；4.转让性。

由于物权的本身特性，使物权容易遭受来自众多的不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侵害，这种侵害的方式可能是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状态的损害，一类是权利状态的损害。前者如房屋被撞裂、电视机被砸坏等，后者如土地被他人堆放杂物而无法利用、汽车借用后被拒绝返还等。具体来说，对前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侵害人恢复被损坏之物至原来的状态(修补房屋、修理电视机等)，或无法恢复时以金钱赔偿；对后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或返还所有物(搬走杂物、返还汽车等)。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立法现状。《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的保护”，且是以物权的保护来命名本章。《物权法》第5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权”，本条之规定，是对物权之保护的规定，然而对违反此规定之法律效果，立法者则另选择在物权编专列第三章《物权的保护》加以规定，包括第33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及其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可称之为物权人之确认权利请求权；第34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其返还原物”，可称为物权人之原物返还请求权；第35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可称为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请求权；第36条：“造成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可称为物权人之恢复原状请求权；第37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可称之为物权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物权之保护，依上述《物权法》之规定，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为物权人之物上请求权，包含原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物权确认请求权；其二，为侵权责任请求权，包括恢复原状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立法现状看，我国现行立法是不区分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也尚未形成合理的物权保护机制体系。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考察及缺陷

(一)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考察。针对物权遭遇妨害情形的不同及我国《物权法》(草案)和新《物权法》对其救济保护的规定，笔者拟从诸单个请求权的构造出发，找寻其在物权保护方面的各自侧重，以便于体系化的归类。

我国《物权法》中单个请求权有：1、返还原物请求权；2、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3、物权确认请求权；4、恢复原状请求权；5、损害赔偿请求权。

显然，《物权法》形成了对物权的两种保护方法：前三种称为物权的保护方法，被侵害人以物权人的身份、依物权法的原理与规范请求侵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便其能恢复物权的正常行使、回复到物权的圆满状态。后两种称为债权的保护方法(广义上的债权，即侵权损害赔偿也作为债的发生依据之一)，即在被侵害人和侵害人之间成立损害赔偿之债，被侵害人以债权人的身份、依《债法》的原理与规范向侵害人求偿；物权的保护机理是确立物权请求权，债权的保护机理是创设侵权损害赔偿之债。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缺陷

1.关于物权请求权的概念。从我国《物权法》及其草案所使用的法律语言方面来看，它把第三章命名为“物权的保护”，很明显，其是用这样一个概念代替了“物权请求权”的概念，这是不合理的，“物权的保护”和“物权请求权”实际上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对物权的保护可以分为公法的保护和私法的保护，而且私法的保护里面除了物权请求权对物权的保护以外，还有债权方法对它进行保护。所以，物权请求权只是物权保护的一个方面，不能直接用“物权的保护”这样一个上位概念来代替物权请求权。

《物权法》把债的保护方法也放在物权的内容里加以阐述，并且不说明各种保护方法的性质为何，这是不科学的。将二者归为一章并冠之以“物权的保护”，这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混乱和困难。

2.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的不合理性。《物权法》(草案)第三章的第39条、第42条和新《物权法》第三章的第35条、第36条规定了“恢复原状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笔者认为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因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本应当归属于侵权责任的内容，而不应当是物权请求权。(理由在下文将详细论述)。

3.内容过于简单。从篇幅上来看，对物权请求权规定的内容还是太少，草案只有6条，新《物权法》只有7条简单的规定，而且都没有下设的条款，这对实际操作的指导作用就大打折扣了。而且这一章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比如“返还原物”这一条就没有明确返还的费用由谁承担，返还之前的保管费用由谁承担，原物如果有孳息应当怎样处理等等，同时，也没有对物权请求权的时效问题作出规定，《物权法》(草案)及新《物权法》对这些现实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也是其一大不足之处。

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中，应理顺物上请求权与其他相关请求权的关系，这对于建立起科学简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协调物权立法与债权立法的关系，有效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国外关于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立法规定

(一)国外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立法考察

1.在罗马法中，权利的一系列制度，实体的和诉讼的并未区分，包括权利的保护都包含在诉讼制度中。罗马法的诉讼制度分为“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

2.法国的近代立法将物权回复之诉与损害赔偿机制加以区别，并将两者分别作为物权性的保护机制和债权性的保护机制分开规定于不同的法典中。

3.德国立法注重对于物权人利益受损的填补救济机制的建立，将其和人身权等绝对权的损害补偿保护一体规定于债权法中。在《德国民法典》中，同样建构了以物权请求权为内容的物权性保护和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内容的债权性保护两种机制，并且将它们清晰地区分规定于物权法和债权法中。

(二)国外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立法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1.晚近制定的民法典，不管采法国法模式还是采德国法模式，大都明确区分物权与债权，进而对物权的保护机制也有明确的区分，只是在具体章节设计上有所不同。

2.物权请求权是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法律创设物权请求权制度，既是物权保护之根本目标，也是立法体系和谐协调之便利及请求权理论体系顺畅之所需。

3.物权请求权的类型化早在罗马法中已奠定基础，至今仍为适用，即以所有权的请求权为核心，由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构成。

4.在物权立法中设立单独的物权请求权制度的必要性已被证明。

总之，各国在不同时期的物权保护，可以说都是从两个方面着眼的，兼顾了物权圆满状态的维护和物权利益损失的填补两种保护目的，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以物权请求权为内容的物权性保护都规定于物权立法之中，而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重点的债权性保护都规定于债法或者更具体的侵权立法之中。

因此，我们的物权法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国际立法接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来更好地完善我国《物权法》。

四、未来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设想

(一)物权保护机制应采取二元结构体系立法。债权保护方法与物权保护方法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以损失为前提，后者以权利状态(权利行使)受侵害为前提，而且，二者在适用范围、效力、功能、目的、构成要件、适用顺序、时效适用等方面均不相同，而这正是物权请求权须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从民事责任)独立的依据。

1.责任基础不同。赔偿损失须以发生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并且可以货币价值予以衡量为前提；而返还所有物、排除妨害(包括停止侵害)、不以物受实际毁损为前提，相反，物之外形往往是未受任何毁损，但物的支配力受有妨碍，或被无权占有，或被以各种方式产生妨碍，进而使得物权人的权利状态不复圆满，难为正常行使。

这里需要对恢复原状作一剖析。我国学者多将《民法通则》规定的恢复原状视为物权请求权的内容，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如上文所述，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行使同样要以侵害人的过错为条件，其着眼点也同样是原物权利益损失的填补。

2.损害形态不同。在适用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的救济场合，侵害行为所产生的对物的损害必须是现实的损害，并且这种现实的损害往往是直接地使物的外型完整性即物理属性发生相当之改变，并进而影响物的效用；在适用返还财产、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的救济场合，侵害行为所产生的侵害结果既包括现在已经发生的现实的损害，还包括现在尚未实际发生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并且，受损害的是权利的完满支配状态，而不一定是实际效用的现实损害。当然，这种损害形态的不同也正是两种请求权责任基础不同的具体体现。

3.归责原则不同。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由于是对侵害人的惩罚性制裁方式，通常的情形是侵害人本身并未受到利益，故在责任构成要件上须有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原则(法有明文的特殊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的除外)。而在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场合，通常是行为人本身基于对受侵害人物权的侵害而受有利益，即受侵害人权利能量减损，失去圆满状态，而行为人权利能量相应增加，受侵害人缺失的正好是侵害人增加的，侵害人承担的责任不过是将本不该获得的权利增益返还给受侵害人。物权请求权的构成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不适用过错原则。

4.功能不同。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的宗旨即在于使受到妨害的物权回复到未受侵害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以物权人能自主支配物、完满地实现物的功效与价值为标准，而不以惩罚产生妨害原因的人为目的，也不以填补物权人的实际损失为目的。换言之，它救济的是因遭受妨害而有缺陷状态的权利，而非物上的直观的经济利益损失。

赔偿损失则不同，由于它以实际损失为责任基础，所以它的首要功能是填补被害人受到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使权利人实际丧失的附着于物之上的利益得到大体等量的弥补；另一方面，它以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目的在于通过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谴责而宣示法律的惩诫功能。

综上比较分析，如果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请求权救济方法作为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而置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内，进而置于债权请求权体系之内，显然与债权请求权有太多的异质性而必然导致债权请求权体系内部的冲突与混乱。事实上，将此三类请求权从债权请求权体系中独立出来，成立独立的、依附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纳入物权效力体系和物权的民法保护体系，既是基于此三类请求权不同于债权请求权的个性特征，又参酌体系协调、立法方便、适用简易之实证考量的结果。因此，物权的侵害行为的多样化决定了对物权的保护不能只采取单一的债权保护方法或单一的物权保护方法。

物权请求权在责任基础、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责任方式等诸方面均相异于侵权行为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此乃物权请求权独立于侵权行为请求权进而独立于债权请求权体系之根据。在请求权理论与实务中，惟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最易混淆，分清此二者尤为重要，本文讨论之主要意义即在于此。即采取二元制结构体系立法：物权请求权制度和侵权请求权制度。这两种作为物权性的保护机制和债权性的保护机制应当分别规定于《物权法》和《债权法》(或《侵权行为法》)当中。

(二)物权保护机制应采取物权请求权的总括性概念。笔者赞同采取物权请求权的总括性概念，理由：1.如上所述，“物权的保护”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对物权予以保护的各种机制的总和，包括各个法律部门的各种保护方法，如果真的将这些保护机制统统都吸纳进《物权法》，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将会产生立法体系结构性的矛盾；2.如果作为民事实体法一部分的《物权法》规定了“物权的保护”，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不是每一部分的民事实体法都要规定其“保护法”呢？比如在《人格权法》中规定“人格权的保护”，《亲属法》中规定“亲属法的保护”等，这样一来，在未来民法典中，有关的“保护法”就比较复杂了，将很难处理它们与《侵权法》的关系。总之，在《物权法》中设定“物权的保护”章节在理论和立法处理上是不可取的。

(三)物权保护机制应在物权法总则中作出专门性规定。传统的有关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体例，如《德国民法典》，一般以所有权的请求权为中心，他物权或准用所有权的请求权的规定，或另外予以规定。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传统物权保护存在一定的所有权偏向。有学者提出：传统的立法例优点在于所有权重点突出，但是对于他物权的保护，援用过多就会使物权请求权制度显得非常零散，会增加适用和学习的困难。

笔者赞同将物权请求权整体编制于总则，将物权请求权独立规定于物权的总则之中，还是在物权的具体权能中加以规定，只是立法模式、立法技术问题，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物权请求权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为了简明起见，建议将物权请求权从物权的具体权能中抽离，置于《物权法》的总则之中，这样有助于物权请求权的体系化，也有利于物权权利人的一体保护和适用。当然，总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的一般制度和内容，并不排斥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物权请求权规定在其他部分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周林彬.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孟勤国.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J].法学评论，2002，(5).

第2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关键词：公示公信   物权法   公信力

        一、公示原则

        公示是指物权在设立、移转或变更时，必须将物权设立、移转或变更的事实通过一定的公开告示的方法向社会公布，从而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以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护交易的安全。这是物权的排他性和优先的效力决定的。如果物权的设立、移转或变更不采用一定的公示方法，某人享有某种物权，第三人并不知道，而该人要向第三人主张优先权时，必然会使第三人遭受损害，没有安全的交易保障就必然会损害甚至窒息交易，物权公示就是为物的交易提供安全保障。例如，甲向乙方借款60万元，以其拥有的一幢价值80万元的房屋作抵押，后甲又向丙借80万元，许诺不能清偿债务时，将房屋作价偿债。如果没有公示制度，丙就不知道甲己经将房屋抵押给乙，在没有登记情况下，乙仍然享有抵押权，并可以优先能够为第三人知晓，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保护第三人。使其不至于因设定物权而蒙受损害: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物权公示制度的建立，根本目的还是要保障人们从事的交易活动，避免物权在变动中产生纠纷，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

        物权公示基本方法有两种，登记和交付。有人认为物权可以依据合同而产生，从依买卖、赠与等方式而取得所有权来看，物权好象是可以依据合同而产生，其实还是通过交付的方法而产生。特别是对于当事人之间因合意而设定的物权，并不是订立了设立物权的合同即可产生物权，它需要通过登记、交付的方法才能真正产生物权。

物权的存在必须有公示伴随，如果物权存在期间，不存在公示，那么物权将发生消灭。例如成立后，质权人将出质物返还给出质人，由出质人代为占有，或者丧失对质权的占有而又不能请求返还，那么质权就不复存在。因此，在物权设立、移转或变更时，应当履行公示方式，即采用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方法。

        二、公信原则

        所谓公信，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己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真实的物权存在的相同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公信原则实际上是斌予公示的内容具有公信力，公示与公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公信原则对鼓励交易有着重大的作用，有了公信原则，交易人可以不必担心处分人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人，也不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谁是真正的权利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迅速达成交易。

        公信原则最早适用于动产物权，以后逐步扩展到不动产物权。在法国固有法中，也有所谓“动产不许追及”的原则。近代民法承认信赖登记而从事不动产交易的人，其因交易取得的权利受到保护，对信赖占有而取得动产物权的人，即使该占有人不是享有真正权利人，取得人的权利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登记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动产现实的交付也最具有表征性和公信力，但是现实中动产存在简易交付，如占有改定、返还请求权的让与，这些只是观念上的交付，不能充分显示物权的归属，其公信力较弱。因此，为维护交易安全，法律需要专门设动产善愈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即在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不知情时，其所取得的物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甲将其所有的照相机交给乙保管，乙搜自将该照相机转让给丙，丙在购买该照相机时并不知道乙没有权利转让，他主观上是善意的，无过失的，并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就应当取得该照相机的所有权，甲不得向丙主张返还照相机，只能要求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国司法实践对于不动产的登记赋予了较强的公信力，任何因信赖登记而从事交易的人，其利益一般均可受到保护。但对于动产因交付而取得占有的公信力并不很强，归于在信赖对方占有而与其从事动产交易活动的善意第三人，司法实践采纳了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第三人给予保护，但对这一制度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范围和条件。

三、公示公信原则的关系

        理论上通常将公信原则与公示原则并列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则。不少学者认为，公示原则的作用主要在于使人“知”，公信原则的作用则在于使人“信”。有的学者认为，公示原则赋子了物权公示以公信力的原则，公示原则的内容就是对公示的公信力的确认。将公信原则包含于公示原则之中，在逻辑上更为严谨;从立法技术上讲，在“一般规定”中确认公示原则，而将公示的公信力规定于物权变动一章中的“‘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与交付”目次之下，在结构设计上更为恰当。也有的学者认为，公信原则是公示原则的自然延伸、补充。

        还有的学者认为公示和公信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确保物权变动的顺利完成。公信以公示为基础，并在功能上加以补充，但两者在内容及功能上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公示原则只提供给当事人消极的信赖，即“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的信赖;公信却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积极的信赖，即“只要有公示就有物权的变动”的信赖。其次。公示原则的目的在于确认依公示方法取得的物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通过公示，不仅保护了交易当事人利益，也使第三人已知不动产产变动的情况，从而不再从事与该物有关的交易，这样也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公信的功能在于即使公示的内容是虚假的、有瑕疵的权利，第三人因信赖该公示的内容而从事交易，其从交易中获得的权利仍然有效。第三，公示原则要求各种公示方式必须准确地反映物权变动的结果，以使公众了解物权变动的实际情况，但公信并不要求这一点。

        笔者认为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法的核心，物权变动之公示原则，在具体制度上体现为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选择；公信原则在具体制度上，则体现为物权的善意取得原则。公示与公信具有节省交易成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二者比较而言，公信原则对节省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的功能更为强大、可靠。

参考文献：

第3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关键词]物权公示制度，占有，交付，登记，公示要件主义，公示对抗主义，商标

一、物权公示制度的相关内容

（一）物权公示的内涵

物权公示是指物权的变动必须通过法定的公开方式表现出来，而使公众能够察知，始发生物权变动或对抗第三人，产生第三人的信赖等效果的规则。[1]当事人一经采取法定方式公示物权，即便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与物权的真实状态不相符合，对信赖这种外部方式的人也不发生任何，即仍以此种外部方式表征的物权为准。由此可见，物权公示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物权变动必须采取法定方式才发生相应的效力；其二是对信赖物权变动法定方式的人保护其信赖利益。也即本文所探讨的物权公示制度其本身已经包含了物权公信制度的内容，而非有学者提出的把公示和公信作为并列的制度予以论述[2].

（二）物权公示的

物权公示的方法按动产、不动产、准不动产[3]和权利物权有所区分：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占有、交付[4]；不动产以及准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登记；权利物权以登记方法为原则、交付权利证书的方法为例外[5].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之一动产的占有是作为静态权利表征的占有，是对物的事实上的关领与控制，占有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但不论何种占有均是动产物权的外部表征手段，此时就是以占有的事实状态被“推定”为正确的权利占有并获得法律的保护；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之二就是交付，即动产占有的交付、动产实际控制的交付，比如在设定物权、转移物权的情况下，交付发挥着表示权利有效取得的作用。

不动产登记就是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记载于国家专门设立的不动产登记簿的过程或者事实。其目的在于明确各种不动产的归属，以保护不动产物权人的合法权益。而准不动产登记包括车辆、船舶和飞行器的登记，尽管这三类与纯粹的不动产有所区别，但是同时由于其本身有不同与一般动产的特性，所以对于此类准不动产的公示方面不能像普通动产那样只需通过占有或者交付公示，而是必须经过登记。

至于权利物权，由于权利本身并不像物那样具体化，如果没有以登记的方式将权利物权书面固定下来，那么一旦发生纠纷，对于权利物权享有的举证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对于权利物权要求进行登记公示也可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三）物权公示的效力

世界各国都将物权公示制度置于立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则存有分歧。[6]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公示要件主义，即法律不仅赋予物权公示方法以公信力，而且公示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换言之，当事人之间仅有物权变动的合意但无物权变动的公示，那么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仅无公信力，而且也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即物权变动无效。此种方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第二，公示对抗主义，即法律只赋予物权公示方法以公信力，公示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只是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也即当事人一旦达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只是在未进行公示前，不产生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法国和日本是采取此种主义的代表；第三，折衷主义即兼采公示要件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但各有侧重的一种立法例。[7]就我国而言，从《民法通则》、《城市房管法》、《担保法》、《海商法》等规定来看，我国采取的是折衷主义，即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公示对抗主义为例外，我国现行的制度中，不动产物权变动方面完全采纳了登记要件主义，抵押权的设立也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海商法》上的船舶抵押权登记仅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担保法》第43条规定的抵押权登记也是登记对抗主义。

二、物权公示制度的独特价值

第4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摘要：物权行为理论对中国物权法的制定意义重大，因为物权变动是物权法的基础问题，它对物权法的整体结构、体系和理论均有实质性影响，而物权行为理论是物权变动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宏观性、整体性式的方法论思考，分析了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这一关键争议问题，并且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生活与平民基础予以审视。

关键字：物权行为理论；无因性原则；善意取得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方法论

认识事物必有其方法，并且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不管人们是否有意识地将它归入方法论，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也不能例外。本文所讨论的物权行为理论的方法论也只能是众多方法论中的一种，笔者称之为“认识物权行为理论的宏观性、整体性原则”，但笔者认为，从这一方法论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认识物权行为理论。所谓物权行为理论的宏观性、整体性原则，即把物权行为理论放在整个物权法体系框架中来理解物权行为理论本身，这应当成为理解物权行为理论前提性的指导思想。过去学者总是从物权行为理论本身出发来罗列其优缺点，进而普遍否定此理论，而不是从其在整个物权法，甚至于整个民法的体系框架内来理解它、客观地评价它，从而导致对物权行为理论认识的零碎化与片面性。

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发源地德国，法学家们一般把物权行为理论表述为三个原则，即区分原则、形式主义原则和抽象性原则。区分原则将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区分为两个法律事实，债权的变动要根据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一致，物权的变动要有独立的物权上的意思，而且还要有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来加以证明。将法律性质不同、效力各异的物权和债权严格予以区分，不仅使物权概念明晰化、逻辑化进而建立起独立于债权法的物权法体系，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法律行为理论，使法律关系理论最终臻于完善”[1]（P164），“系法学上一项重大成就”[2].在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和采公示对抗主义的日本，由于没有区分或没有严格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出现了诸如这样的后果：在一物多卖的情况下，标的物已交付或已进行不动产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真正的所有权，而未登记的或未接受交付的买受人不能取得真正的所有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也有一种“所有权”，这种结果违背了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里，法律将现实生活毫无实益的复杂化了，徒增困扰。

形式主义原则-这一常被我们所谓的“物权行为理论”所遗漏的原则-“既揭示了物权独立意思表示的表现方式，又最终科学地支持了物权公示原则”。[1]（P167）而公示是物权支配性、排他性的必然要求和表现形式。物权公示产生的公信力可以帮助交易人建立交易信心、增加交易可确定性从而推动人们自由选择和行动，交易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物权法的始终，而且在无数次市场交易中被人们实践着。“公示公信力是物权变动制度的灵魂”[3]，缺少了物权公示原则及由此产生的公信力，物权法无法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市场中的交易也会经常被阻碍和陷于混乱。

物权行为理论中被我们批评得最多的莫过于其抽象性原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无因性原则）。笔者认为，抽象性原则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将抽象性原则从系统完整的物权行为理论中抽离，切断其与区分原则和形式主义原则的固有联系，由此导致了对抽象性原则认识的片面化。另一方面，在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中，人们往往将传统的思维模式（即债权效力必然影响物权效力）强加于传统的思维模式所不能涵纳的物权行为理论（特别是抽象性原则），进而不能将两者摆在一个平等而独立的地位上进行评价。他们总是“先入为主”，理所当然地承认前者的优点，对一些缺陷却常常忽略，而对后者有一种先天的排斥和不信任。这就为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解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实际上正是以公示原则为基础的抽象性原则，为保护信息不对称的善意第三人（使其不必要采取成本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而“第三人是整个市场交易秩序的化身”[1]（P4）。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实现的是宏观的、更高层次的公正，而这种“法律应将风险确定给能以最低成本避免风险的一方”的公正理念已被法律经济学所证明和推崇。

物权行为理论的三个原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区分原则与形式主义原则支持者物权公示原则，而物权公示又是抽象性原则的基础。总之，物权行为理论奠定了物权变动的基础，进而成为整个物权法的基础，它给物权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使物权法真正成为一个逻辑结构严谨的独立的法律体系，而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和历史传统，也是其立法所追求的目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借助于它（物权行为理论）可以把庞杂的现实生活关系以法律技术归纳整理，从而建立起层次清晰的可以控制的法律体系。”[4]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而专注于细枝末节是无法真正理解物权行为理论的。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

在对第三人的保护上，目前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之争。善意取得的基本意思是，对交易中的第三人是否进行保护，取决于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是否知情。第三人对其前手的交易不知情的，其物权取得为善意取得，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反之，第三人对其前手的交易知情或应该知情的，则其物权取得为恶意取得，不受法律的承认与保护。而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即第三人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由此可见，善意取得实际采取“主观善意主义”，而无因性原则则采“客观善意主义”。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而是各有优点也各有缺陷。善意取得的优点在于排除了对恶意第三人的保护，其缺点是因善意取得之直接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而非物权之公示所产生的公信力，也就是说其弱化了物权公示的效力，即弱化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在公示基础上的公信力，或者说仅“从消极方面涉及公信力”。无因性原则的优点在于强化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从积极方面保障公信力”[5]，从而强化了对第三人的保护，其缺点在于对主观善意、恶意不加区分的保护，不合乎人们朴素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善意取得制度有客观化的趋势。在不动产领域，随着不动产登记的建立和健全，任何人已经无法在不动产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者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从而使善意的认定明显客观化。在动产领域，由于现代市场交易的抽象性，要证明第三人的恶意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会越来越困难，这等于在向客观善意不断趋近。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区别巨大、水火不容。从它们自身的功能来说，也并非谁可以绝对替代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有殊途同归的趋势。对这样的制度进行立法选择就必须将它们放到整个物权法的背景当中予以考察。

笔者认为，在对第三人的保护上，应采用无因性原则，同时吸收善意取得制度的优点即排除对恶意第三人的保护。这实际上等于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具有“推定”的性质，这也可以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证明，即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并发生“绝对无因”的效果，从而使第三人取得物权；只有当原权利人证明第三人属“恶意”时，才排除“绝对无因”效果的发生，第三人不能基于无因性而取得物权。这样既不违反无因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又抑制了存在极少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恶意”第三人的行为）。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首先，公示是物权作为支配权、排他权本质的要求，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甚至也是整个物权法体系架构和制度设计的基础。因此，以公示为基础的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能够很自然的融入物权法体系，便于与物权法其它制度的衔接，而统一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特点和一贯追求。在这一点上正体现了理解物权行为理论的宏观性原则。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非人格化”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重要特点就是交易的抽象性。发生在具体的交易场景中的每一次具体的交易活动，主要不再借助传统的“面孔管理”（对一个熟人的具体的道德判断）和各种具体的根植性网络，而是借助现代市场的抽象机制（对一个陌生人的范畴性理解或类型化知识）来消除交易成本，解决信任问题，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在每一次“购物”过程中，都市中的普通人都从陌生的销售者手中，用各种货币形式换取来自陌生的生产者的商品，这种交易形式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任何不安，因为他们对整个抽象市场具有一种卢曼所谓的“系统信任”[6].“系统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交易陷入无序和不可知、不可信的状态的危险。这种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信任”在物权法中就表现为物权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所谓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种客观可以认定的方式加以展示，从而获得他人、社会和法律认可的效力。公信原则主要指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即凡是符合法定公示形式的物权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就是权属正确的物权，他人信赖这种形式所取得的物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物权法通过公示原则及其权力正确性推定保护人们的这种“系统信任”，就是鼓励、保护人们的交易信心，减少交易成本，而交易信心和交易成本往往决定一个交易的规模、成败进而决定整个交易秩序，因为市场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交易构成。第三人是市场交易秩序的化身，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公示原则为基础，强化了对第三人的保护，其实质是保护交易秩序自身。在交易中，只要按照正常的交易规则办事，第三人一般就没有交易上的过错。第三人没有义务了解其前手交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瑕疵，法律只能要求他们充分给付与及时给付，而不能提出其它的苛刻要求。

再次，在合同被撤销或无效而买受人又将标的物出卖于第三人时，若不采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而采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第三人，就会出现“无权处分”问题，而“无权处分”被认为是一个“法学上之精灵”[7].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成功地绕过“无权处分”，使法律关系更加简明。

复次，只要有利益驱动而又没有外在惩罚，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恶意”的第三人总是存在的，而抑制机会主义是制度（法律）的基本功能。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可能将那些“恶意”的第三人也纳入保护范围，而这并非法律的本意和追求。因此在采无因性原则的前提下，应合理吸收善意取得制度某些积极的功能，即在原权利人能够以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三人具有明显的“恶意”时，排除“无因性”即排除第三人取得物权的可能性。即使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发源地德国，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在衡量交易公平方面仍然有积极的作用，故它虽然有缺陷，但是仍未在德国民法中彻底去除。[1]（P29）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恶意”的范围不可过大，因为对交易中的“善意”和“恶意”的判断毕竟不同于我们个人内心的朴素的道德情感。法律不能对市场交易者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必须防止一种倾向，即试图以法律来解决一切道德问题，以道德思维取代法律思维。特别是在制定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时，我们应把经济伦理而不是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这并不是说法律不追求道德目标和社会公正，而是说在我们进入高度道德的完美社会之前，经济伦理更符合人性的现实即“经济人”的自利。那种过高估计人们道德水准、甚至违反人本性的法律，其结果只能形同虚设甚至与“美好”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许有人会指出，将无因性原则作推定解释岂不是回到了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推定的无因性原则决不等同于善意取得制度，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殊途同归。因为在推定的无因性原则下，法律将明确规定第三人取得物权是“一般情况”（第三人是同一个“有权处分人”缔结合同并获得交付），第三人不取得物权是一种“例外”（只有在权利人证明第三人属“恶意”时才排除其取得物权的可能性）；而在善意取得制度下，法律规定第三人不能取得物权是“一般情况”（第三人是同一个“无权处分人”缔结合同并获得交付），第三人取得物权是一种“例外”（只有第三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时才能取得物权），虽然这种例外的情况已相当普遍。

三、物权行为理论的生活与平民基础

在物权行为理论的论战中，理论与生活、精英与平民的关系问题也直接或隐含地提了出来。如否定派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是人为的拟制，不是生活现实；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老百姓接受不了；物权行为理论是“理论上对生活的”等。笔者不仅关注这些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更关注这些观点所显示出来的法律对理论与生活、精英与平民的定位问题。

理论源于生活，为了生活，因为生活需要解释，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房龙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要求对不能理解的事物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没有，他们就创造一个。”[8]这就要求理论必须“高于”生活，即理论绝不是对生活的直观的简单的描述，因为直观无法解释直观。社会需要治理，而治理不可能是全民的治理，因此精英治理成为必然的选择。虽然精英来源于平民，服务于平民，但精英又必须“高于”平民（主要是知识、技能等素质），否则根本无法承担社会治理的重任。理论不能“高于”生活，就不是真正的理论从而失去理论所应具有的意义；精英不能“高于”平民，就不是真正的精英从而失去精英所应能发挥的作用。一个没有理论的社会、一个没有精英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理论“高于”生活、精英“高于”平民必须区分于理论脱离实践、精英脱离群众，而后者是我们必须克服的。社会需要理论、需要精英，但那种脱离现实的理论和自娱自乐的精英，对社会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平民并不反对精英，生活并不反对理论，只要理论和精英定位在服务于现实的生活和朴素的平民。正如鲁迅教导我们的那样：“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喽啰。”

理论应当解释生活，物权行为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物权行为理论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其强大的解释力，它从逻辑上支持和解释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其对第三人保护的理论支撑和解释也远非善意取得制度所能比拟。虽然“人们在学习法律时对该原则的掌握毫无疑义地有些困难，但是这不能成为改变该原则的理由，因为这不是实践提出的要求。”[9]物权行为理论作为一种“高于”生活的理论，必然会超出一般百姓的理解范围，这是任何社会中的常态。理论指导立法，立法的功能在于提供事后解决纠纷的规则，公众不理解或掌握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的进行不构成任何妨碍，至于对法律的理解适用不是公众而是精英们（法官、律师、法学家等）的事情。正如台湾学者苏永钦所指出的：“物权行为把法律行为推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度，使它更能涵摄社会上多样而复杂多变的交易，而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争议时，提供更精致的正义，这里需要的‘本土化’，只到专家间的技术移转为止，还不必到使用者的层次，交易者不需要知道或‘认同’这些技术的细节，一点也不会影响交易的做成。”[10]

老百姓进行简单的买卖时不会想到要约承诺、物权契约、债权契约，因为生活不是逻辑的演绎。所以，以“通俗化、本土化及明了化”为标准否定物权行为理论，这等于是让一个老百姓亲自为物权立法，其实质等于“试图从买卖一个黄瓜的交易中制订出关于波音飞机交易的法律规则”[1]（P189），不切实际。以“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老百姓接受不了”为由来否定物权行为理论，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精英，二是低估了老百姓。一方面，理论首先应当是精英的，正是精英创造着理论（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理论来源于平民大众的实践，因为不经过抽象的单纯实践无法成为理论，而且理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超前性），并将这些理论予以具体化，从而指导平民大众的实践。另一方面，平民百姓其实并不像精英想象的那么无知，而且百姓更看重的是某种理论指导下的制度能否为交易的公平和效率提供适当的规则和明确的判断，百姓不去纠缠制度背后复杂的理论问题。实践中，老百姓只要知道法律规定物权的公示手段及其效力，足以满足其交易的需要（不动产登记实际是以国家的信誉作为担保，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具有最大的可信性；而动产的占有与交付一般就是物权的表征，这符合人们的一般交易常识和习惯[1]（P77-78）），他们不会去探讨法律为何如此规定。即使是一个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在简单的买卖中也不会总是考虑要约承诺、物权契约与债权契约，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

物权行为理论取舍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是十九世纪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一大批德国法学家给我们上的生动的一课。它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抽象思维，什么是理论，理论究竟应发挥什么作用以及精英们应怎样抽象或创造理论。有学者在反对物权行为理论时指出：“就物权行为理论而言，它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迎合了德意志民族的思维偏好，而中华民族是讲求实际的民族，自古则盛行实用主义哲学……”[11]言下之意，德意志民族的抽象思维和中华民族实用主义各有千秋、各取所需。但笔者认为，所谓的“实用主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是不考虑“实用”的。与其说抽象思维是德意志民族的思维偏好，还不如说抽象思维是德意志民族的思维优势。而这种抽象思维的能力正是我们所不太擅长的，我们习惯于满足于一些感性的经验、仓促的结论和所谓的“业已公知公认的法律现象”，而不注重发掘支持这些感性的经验、仓促的结论和所谓的公知公认的法律现象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实践（生活）是理论的实质生命的话，抽象就是理论的形式生命，二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72。

[3]傅穹、彭诚信，物权法专题初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104。

[4][德]K·茨威格特、H·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J]，外国法译评，1995，（2）。

[5]金勇军，民法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41。

[6]李猛，论抽象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9，（1）。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0。

[8][美]房龙，圣经的故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7。

[9][德]弗里德里希·克瓦克等，德国物权法的结构及其原则[J]，民商法论丛，1999，（12），506。

第5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无须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就能够依据自己的意志依法直接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他的支配方式。 《法国诉讼法典》23条以下规定了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也涉及关于“返还不动产的诉权”的规定，还规定“用益权人得准用对所有权保护的方法，排除来自所有权人的侵害”；“地役权人得排除供役地所有人对地役权的侵害”。从性质上而言，以上方法属于物权的保护方法，是实质上的物权请求权。因此，可以说其为近代意义上的物权请求权制度的雏形。

发生情况：

1、当他人没有权限而占有物权，妨害物权时，发生物权的返还请求权；

2、以此外的方法妨害物权的，发生妨害除去请求权；

第6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关键词:物权行为;体系化方法;逻辑体系;价值体系

 

    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是否采取物权行为理论是一个大争执的焦点。在民法制度的构建中，一项制度应当从本国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对该制度本体论的研究，以法律制度的本质构成为基础来决定取舍。本文的意旨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运用体系化的方法来讨论物权行为理论的生存空间。

    一、民法之体系化特征

    一谈到体系化问题，在方法论上首先想到的是盛行于启蒙时代的自然法学所追求的形式逻辑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单纯追求形式理性的民法体系。确实，单纯追求概念逻辑体系的分析法学(概念法学)统治法学近一个世纪，对法典的编纂和法的适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法典的编纂上使得法典成为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学的使命以规范本身为目的，而非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目的。在法的适用上严格适用三段论法，绝对排除法官的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然而，法律的缘起是作为解决社会生活当中利益冲突的机制，其目的是调整人的主观意志行为，而人的主观意志行为并非受客观规律所支配，不受代表逻辑必然性的因果律的支配。因此，法律不能单纯追求逻辑标准并以此作为法律评价的唯一标准，对行为的调整不能是非真即假的简单取舍。这样在概念法学的统治下，法律与社会现实发生了脱节，悖离了它的缘起与目的。既然法律存在的目的是对利益冲突的协调、解决，这一目的是通过对行为的调整来实现的.而对行为调整的标准不应是非真即假的逻辑标准，应是善恶。善恶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法律的调整方式应是运用价值判断的标准在衡量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尽量使所有正当利益均得到相应的保护，只有在若干利益之间必须作出某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时，方可依“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取舍。由此看来，价值因素在法律当中处于终极地位，价值因素是法律的生命。

    然而，价值判断是对是非、善恶等进行评价的尺度，因此单纯的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问题。而一个纯主观的问题在适用当中很难避免人性的干扰，很难实现平等、公平、正义，即很难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因此，由法律的本质所决定必须将法津当中的价值因素合理化、客观化，才能使法律的职能得以实现。而法律当中的价值因素则是储藏在法律的概念、原则当中的，概念是法律价值因素的载体。因此，欲实现价值因素的合理化、客观化，必须使法律的概念、原则作到形式上的合理化，即，使法律的概念、原则构成一个客观的、内部协调统一的、完整的体系。而这就是法律的技术性问题，而这一技术性问题只能靠逻辑的方法来完成。因此我们说法律体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在形式上，以逻辑为中心，追求法律概念、原则之间逻辑体系的协调、统一、完整;在内容上，则以价值判断为中心，追求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法律体系的形式和内容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形式必须以内容为依归，离开了价值因素，逻辑形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同样，离开了逻辑形式的包装，法律规则的价值因素也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单纯追求逻辑体系(概念法学)或单纯追求价值判断(利益法学、价值法学等)而生成的法律都是极端化的产物。

    就我国而言，物权行为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存在与否，应当在我国民法思维及理论学说的环境中进行体系化的思考，应从逻辑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因为相同的价值追求，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及不同的理论学说的环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逻辑体系将之客观化。

    二、物权行为与逻辑体系

    1.物权行为理论与公示公信原则

    公示公信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是基于物权的性质而设置的。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物权是相对于债权的对物的绝对权、支配权，具有对世性，涉及第三人的利益，那么物权就应公示，而且此公示，一经依法定方式进行，就产生普遍的公信力，即具有可以对抗包括当事人和第三人在内的任何人，此时物权变动才确定地发生效力，这也就是公示生效要件主义的含义。此一制度为德国、瑞士、荷兰和台湾地区所采。我国大陆亦采生效要件主义，但是，与以上各国和地区不同，我国大陆却不承认

物权行为，笔者认为公示生效要件主义和物权行为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只承认物权公示生效要件主义而不承认物权行为，会给整个体系带来逻辑上的不足。本文欲从物权行为理论的各部分内容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离原则(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公示公信原则。所谓分离原则，也就是承认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之外有一个独立的物权合意。物权合意的认定、存在是法律中的一个事实问题，而这个事实间题的存在，如上文所述，是由于法律传统上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以及意思自治的理念决定的。由于私法自治，依法律行为而实现私权的变更，必须通过当事人相应的意思表示。这一点，即使在法国、日本这些不采物权行为的国家也是如此。在《法国民法典》当中，没有民法总则的存在，没有物权和债权的严格区分，因此《法国民法典》在对物的权利和对人的权利的实现上实行一体主义，即对人权和对物权都是通过一个行为、一个意思表示—“债”而实现，债的实现对物的权利也就实现了。同时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法国民法典》中的公示为什么只采用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在德国、瑞士等国民法中，有物权和债权的严格区分。作为两种严格区分的私权，其产生、变更需要不同的法律事实，对于法律行为而言，也就需要两个独立的意思表示。具体到物权，物权的变更需要物权的意思表示，且由于物权的特性，这个意思表示必需以一定的方式加以客观化、进行公示，因此公示和意思表示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只有具备一定的形式，内容才能实现，这就是采取公示生效要件主义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生效要件的公示原则，是以物权合意为基础的，是物权行为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而我国物权法只采公示生效要件主义，而不采物权行为，抽去了内容，只保留了形式，就等于把私权的实现交给了事实行为，有违私法本质。因此，采生效要件的公示原则就应承认独立的物权合意，因为作为生效要件的公示原则实质上是物权合意成就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

    其次，抽象原则与公示公信原则。所谓抽象原则，是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有人认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无因性仅是一个价值问题，进而认为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承认无因性。但笔者认为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应有之义，而无因性其实就是公示公信原则的逻辑延展，因此，承认物权行为不承认其无因性也很难保证民法体系逻辑上的自足。

    物权公示公信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称为物权取得的“结果主义”，因为在此原则之下依法定方式公示的物权变动具有应受普遍尊重的公信力，包括对原权利人的约束力。也就是说人们只需了解物权变动的结果，而无义务去追究物权变动的原因，只要没有反证，交易人便被视为善意依赖公示之人而得到保护，而这也正是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含义。可以说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技术前提，且这一技术前提的体现就是公示公信的权利正确性推定的效力。所谓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指的是以不动产登记薄所记载的当事人的权利内容为正确的不动产权利，以动产的占有为正确权利人占有的原则。在凡承认物权公示公信作为生效要件的民法典中，对于公示公信除具有物权变动根据的效力外，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权利正确性推定的效力，包括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稿》中，对不动产的登记以及对动产的占有分别规定了权利的正确性推定，然而在对第三人保护的问题上却使用了不同的逻辑。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对于不动产的登记，推定登记名义人享有该项权利，进而对于善意信赖此项登记的第三人亦应予以保护，包括可以对抗真权利人，而这里的善意只是法理或诚实信用原则对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或者说是对无因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第三人具有明显的恶意就推定是善意。而这正是当代德国民法中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含义。因此，我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及第三人的保护上达到了逻辑上的自足，而在实际上也采用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然而，在动产领域却出现了逻辑上的问题。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也规定了动产占有的推定力，但立法意上却说此规定是为了保护占有人的利益，而对第三人的保护却另有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首先。物权公示作为物权法之基本原则，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同为法定公示之方式，具有相同之公信力，因此在法律逻辑上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应同等对待，在保护交易安全上应具有同等之效力，我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却差别对待，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其次，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是物权公示公信力的体现，占有作为动产法定之公示方式，应取得普遍之公信力，包括对真权利人

的约束，对于善意依赖占有公示而与占有人交易之第三人应予以保护，这是公示公信力的功能，而这一功能又是通过占有的推定力实现并达到了逻辑上的自足，因此依笔者看来，占有的推定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占有人的利益，但其主要功能应是保护交易的安全，此亦是物权公示原则功能上的逻辑体现。

    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与物权公示之公信力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我国应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同时依法理或诚实信用原则对无因性之效力进行监督，以排除对恶意之第三人的保护。

    2.物权行为与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是一长期困扰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制度，真可谓是法学上的精灵。然困扰之原因在于不明无权处分之“本性”，但要探明其本性，又必须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下进行。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借鉴的《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笔者认为，冒然用《法国民法典》的规定来解释我国的无权处分，可能在我国民法体系的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就民法来说，我国的法律环境和法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就财产法来说，在财产法的较高层次的概念上，我国继受了德国的法律传统，有着明确的物权和债权的概念上的区分，进而有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区分，然而法国民法上只有物权的观念，而没有物权的明确的概念，也就没有支配权和请求权等概念的区分，而“处分”这一概念的本性可能和这些概念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

我国民法继受了德国民法传统，在财产权上有债权和物权的明确划分，同时以权利的作用为标准又有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划分。支配权，是指权利人得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请求权指的是权利人得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物权(包括准物权)属支配权，债权属请求权。在支配权，不论对于物权、准物权还是其他类型的支配权而言，有一项最重要的权能就是处分权。所谓的处分权就是对得以支配的标的物的权利状态或者说权利本身(对于准物权而言)进行的“让与、设定负担(解释)、变动和抛弃”，即包括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的处分。而对物权的处分，就是对某特定标的物的权利状态的让与、设定负担、变动和抛弃，亦即发生物权法上的效果。而此一处分的含义也是物权本身所包含的(物权本身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因此，由于物权概念的明确规定，支配权的明确定义，欲发生对某特定物上的既有权利的变动，必须有处分行为的发生。因为只有处分行为的标的才是对物的既有权利，只有处分行为才能实现对物的既有权利的变动。那么在这里以物权为标的处分行为，就是物权行为。在德国法上，与处分行为对应的负担行为，就像债权与物权对应，请求权与支配权对应一样。其实，在逻辑上三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请求权是对人权，债权属请求权，也属对人权，而负担行为也是对人的权利状态的改变。人们进行一项负担行为的目的是为自己设定一项义务，同时产生一项新的请求权，而不会产生既有权利的变更。因此负担行为，只涉及债，其标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特定的权利。债权行为属负担行为，单纯的债权行为不会发生对物的既有权利的变更。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的民法体系在较高层次的概念上采用了物权与债权、请求权与支配权的严格区分，决定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存在。欲发生物权的变更，必须有处分行为(物权行为)的发生。而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区别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①缘于处分行为和支配权的逻辑关系，处分行为的标的需特定化，而负担行为缘于和请求权的逻辑关系，没有此限制;②处分行为的标的既然是(物的)既有权利，因此其生效需以对既有权利有处分权为要件，而负担行为的对人权性质，则没有此限制。由此看来，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经过当事人追认，并不能解释为作为负担行为的买卖合同有效，而应是作为处分行为的物权行为有效，这是由民法的体系化决定的。

    三、物权行为与价值体系

    1、分离原则(独立性)与意思自治

    私法自治是市民社会的最高价值体现，是民法的精神和理念，是民法的最高原则。民法的其它原则只不过是对私法自治的服从而已。而众所周知，法律行为理论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亦即通过法律行为制度肯认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果，实现民事主体的自主参与，而该自主参与以行为人自己责任为前提与保障。承认分离原则，也就承认了物权行为独立于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而存在.承认了法律行为在作为私权的物权领域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只是一事实问题，即描述性问题，笔者在此不敢苟同。现实社会中的法律材料抽象为法律当中

的概念，那么该概念即具有规范性，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描述问题，而具有了规范性、价值性。物权行为也是如此。物权行为是对现实生活交易过程的抽象，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又具有规范性，是民法的最高价值—意思自治在物权领域的集中体现。

    2.抽象原则(无因性)与交易安全

    在物权行为的区分原则和抽象原则的关系上，笔者认为固然承认区分原则是承认抽象原则的基础，但是，承认区分原则并不必然导致抽象原则。区分原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抽象原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现代民法理论公认，抽象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取得制度相对立，亦即在一个民法体系当中在保护交易安全方面是采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原则还是善意取得制度是一个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的问题。笔者对此观点不敢作简单的苟同。这一问题应重新审视善意取得的性质。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和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善意取得关涉物权变动，其中含有物权变动的合意这一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只是在该行为当中以受让人的善意代替了让与人的处分权，所以善意取得从性质上讲应属于法律行为(物权行为)。然而善意取得作为特殊的物权行为，在物权变动的效力上却未排除原因行为的影响。就如前面所述，这只是公示公信原则的局部反映。根据民法典体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逻辑上存在问题那么也就不能很好作到价值的实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种种限制，比如他要求无权处分人须依原物权人的意思而占有标的物，大大缩小了其适用范围，对其他的在让与人无处分权而具有权利外形且受让人善意的情况下却保护不周。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似乎更符合民法体系的逻辑，也是公示公信原则的全面反映。但是，无因性理论在我国却被拒之门外。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1)无因性理论对恶意第三人也予以保护;(2)无因性理论对出卖人不公平。对于这一点，可以归结为意思自治的弊病，而现代民法诚实信用已经成为“帝王条款”，对意思自治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监督。无因性理论也不例外。正如《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规定:“物即使不属于出让人，受让人也可以因第929条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权人，但在其根据上述规定取得所有权的当时非出于善意的除外。"这就排除了对恶意受让人的保护，这是现代民法的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对于第二点，无非就是指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之后，出卖人发现原因行为撤销或无效的情况下，物权行为因不受债权行为影响，故买受人仍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出卖人仅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其所受领之利益，亦即出卖人由物权请求人的地位降为债权请求人的地位。如果从纯理论上讲，对债权人可能不公平。但是在现代社会，现代民法观念的支配下，此种所谓的不公也就无所谓了。因为现代社会物的价值主要是交换价值，而不在于物本身的使用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得出了债权处于优越地位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观念性的权利。人们对物的享有利益常常可以为金钱所代替。再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性质上讲，按照大陆法系的规定，不当得利的返还是原物或者原物的变体(基于该物产生的价值)。按照这一规则，如果原物存在且受让人不存在破产的情况下，出卖人是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出卖人的这种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效力是一样的。争议的就是在如果原物不存在或者是在受让人破产的情况下，出卖人当然只能请求物的变体，即金钱债权。所以，笔者认为，无因性理论对出卖人的态度，在现代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并非真的造成了不公。因此，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讲，无因性理论也没有抛弃的理由。

第7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一、承认并彻底贯彻物权行为理论

（一）起源及

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起源，主要有两个方面：（1）学说汇纂体系关于民事权利制度的。在这一学说体系中，各种民事权利，尤其是债权和物权已经有了清晰的区分。物权这一概念的出现，导致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的不同制度建设。一个物权的变动，首先应该有一个物权变动的名义，又要有一个物权变动的形式。[1]而债权变动则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发生效力。这一点，已经与罗马法体系不区分债权与物权以及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做法有巨大的差别。（2）格劳秀斯等人提出并了意思表示理论。意思表示理论把私法上效果的根源确定为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这一点为民事权利的变动找到了的根据。[2]该理论是近民法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对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到萨维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萨维尼提出以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确定物权变动效果的理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关于物权变动的理论，即抽象原则理论，也有人叫做处分行为理论。学者则称之为物权行为理论。德国民法典完全采纳了萨维尼的理论，第873条等规定的“合意”就是萨维尼所说的当事人之间达成一致的物权变动的独立意思表示。[3]在法学理论上，德国法首先承认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然后确定物权行为就是处分行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处分行为的最主要的形式。[4]

德国民法界对物权行为理论概括为三原则：一是区分原则；二是抽象性原则；三是形式主义原则。区分原则是指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它们依各自不同的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果。大体可体现为我国学界的物权的独立性理论。抽象性原则指物权变动是物权意思表示的结果，物权变动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的。中国学者称作无因性原则。如物权法上的意思没被撤销，债权法上意思被撤销，物权已发生转移，只能借助不当得利来解决债权上意思表示的瑕疵引起的后果。形式主义原则是指当事人发生物权变动时，有发生物权变动的排他性意思。由于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产生对第三人的排斥，所以要用公示把这种意思表示一并体现出来。民法中的公正是形式的公正，物权变动的意思，必须借助客观形式，能凭借一定形式而确定其意思表示的内容。[5]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价值

物权行为理论的提出，对物权法以及整个民法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物权独立意思表示的发现，使得法律关系理论最终臻于完善。萨维尼之前，德国私法理论中只有一般的意思表示理论，即将当事人行为结果的根源确定为当事人一个笼统的私法上意思表示的理论。萨维尼进一步提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泛泛的私法上的意思表示，而是具体的、表现不同私法效果（即不同权利变动）的意思表示，如设定债权关系的意思表示、设定物权关系的意思表示、设定人身权关系的意思表示等等。这一发现，明确了当事人不同民事权利变动的根源在于其不同的意思表示，不同的意思表示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产生不同的法律制度。萨维尼的这一贡献，最终使法律行为理论成为科学，也使法律关系理论臻于完善。[6]在萨维尼的法律行为理论和法律关系理论中，以当事人独立的意思表示为基本内容的物权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理论的承认，使法律行为规则成为民法典总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民法典总则成为民法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7]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法律行为理论和民法总则理论都无法建立。

2.物权行为理论的区分原则，为物权法规定物权变动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民法典体系以债权变动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结果的“一体主义”调整方式，不但在法理上有明显的漏洞，而且在实践上妨害交易秩序安全。物权行为理论否定这一做法，认为物权变动需要独立的法律事实，从而在立法上彻底区分了物权法和债权法， 合理地解决了物权变动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债权的本质是相对权，它的变动对第三人没有排斥的效力；而物权的本质是绝对权，它的变动必然对第三人具有排斥效力。而且由于物权效力优先于债权，所以，债权的变动不能当然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物权变动在法律上必须另有法律事实支持。与法国民法相反，区分原则将一个交易区分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按照不同的法律规则处理。这种区分主义的调整方式，似乎不太直观，但是在法理上更科学，实践效果更为积极。一体主义的调整方式，在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十分鲜明。

3.物权行为理论的形式主义原则，能够科学地支持物权公示原则。该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按照当事人的私法意思确定物上支配权的归属，使物权支配秩序最终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同时，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按照一定的形式加以确定。这种做法把物权的优先性与当事人物权意思表示相结合，然后又将他们与可以从客观上认定的法律事实相结合，从而实现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与物权特性的结合。在私法实践上，根据该理论建立的物权公示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得到世界上大多数立法的认同乃至模仿。在物权行为理论之外，尚无其他理论对此提出科学解释。

4.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建立的物权公示原则，借助于不动产登记和占有、交付的公示作用，建立了完善的第三人保护规则。保护第三人利益，是当达的市场对交易安全保护的需求。在德国民法体系中，物权变动具有公信力，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得到充分保护。根据其他的法学理论建立的规则，包括善意取得理论，都不能达到这一效果。[8]

二、确立公示公信原则在物权变动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1、物权变动之公示公信原则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是指将物权的设立和变更事实通过特定的表现方法向公开，以便其他民事主体知晓物权的变动状况。物权变动的公示规则，起因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物权法律行为的良好秩序，保证市场交易的安全。相反，物权的变动不采取特定公示方法，则可能造成第三人对某种物权的继受状况，无从知晓，如果当事人向第三人主张物权特有的排他效力和优先效力，往往损害第三人财产权益。为此，当事人在设立或变更物权时，必须通过特定的公示方式，保证第三人不因他人物权的设立、变更而遭受损失，同时也保证物权变动的当事人的排他和优先利益的兑现。而且，物权变动的公示规则，可以有效地减少物权变动中的纠葛，维护市场交易正常秩序，也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的安全提供保障，避免和降低风险。

公信原则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物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则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事实上并不存在或有瑕疵，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该物权为真实时相同的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即法律承认公示的公信力，对于因信赖虚假公示而为物权变动的主体，将公示的权利关系按形式权利关系处理，使形式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分离，并发生独立的法律效力。公示的公信力是以权利的正确推定为前提的，重在保护第三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公示暇疵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人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第8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关键词：物权法 权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分五编十九章二百四十七条，专门针对农民权益设置的条文有21条，与农民权益密切相关的条文有22条。其中更是把与农民土地权益息息相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单独列为两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由此可看出，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是物权法重要内容之一。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更是将物权法看作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基本法。” 

 

一、物权的确立是物权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 

 

物权法第二条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也就是说，权利人不需要借助他人的帮助，就能够依据自己的意志依法直接占有、使用其“特定的物”，或采取其他支配方式。比如转让物权时，不需要征得他人同意，他人也不得进行干涉，即使是政府及其官员，否则就是违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只能无条件服从”的传统观念，体现出物权法最大的亮点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 

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也是其最后的社会保障。土地权力问题是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物权最核心的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农民安身立命的基本权利，将其写入物权法，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就是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到物权保护的范畴中。 

如果说《农村土地承包法》是第一次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剥离，那么《物权法》就是将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物权给予法律明确。虽然物权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款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内容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物权法却大大提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尤其是根据这一法律规定，承包人可以在司法上获得保护其权利的更多途径：他可以基于物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基于承包合同行使违约责任请求权，基于法律规定行使侵权行为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打个比方，如果你以前承包一个果园，但是后来发包方嫌承包费太低，他就可以收回，而最多只支付一下违约费用。而现在明确为物权，作为绝对权，发包方没有权利随意撤回发包。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为物权后可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增强农民抵御来自他人，包括发包方、地方政府不正当干涉和侵害的能力。一旦出现对承包权的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是来自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或者外部，承包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获得法律保护。像承包人因承包土地获得丰厚报酬而受到集体内部打压的情况，其维权将有法可依，而不再仅仅局限于道德范畴的约束。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条款将更加规范化，相关权利的内容、效力与公示方法等都将由法律确定，而不允许发包人通过承包合同中的约定加以排除。因此物权法将限制发包人任意制定承包合同条款的行为，保护承包人的合法权益。物权法、合同法和土地承包法将共同发挥维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作用。 

 

二、物权法中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内容 

 

（一）有关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内容 

《物权法》第126条第1款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后者是物权法的创新，是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很好补充，有利于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同时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利于农民对承包地的长期规划。 

承包期内考虑到如果发包方随意调整、收回土地，将会影响到土地承包稳定性，故对于土地承包的调整，《物权法》第130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需要适当调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应当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这里所指的相关规定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 

另外《物权法》第131条还规定：“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于土地承包收回的情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将其分为两种：一是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是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物权法与其它法律的延续性可见一斑。 

（二）有关征地及其补偿的内容 

近年来由于拆迁、征地补偿引起纠纷的事件屡有发生。如何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中国最大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成为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为进一步规范行为，物权法对拆迁、征地补偿做出了相对完善的规定。 

《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可以看出此项条款规定征地的前提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同时征地不得违反“ 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虽然物权法并未就“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专门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业性开发不属于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像开发房地产项目占用集体土地的情况将受到限制。而一些地方政府“未批先占”、“以罚代批”等违法占用土地的做法，也将得以规范。 

第9篇：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

摘要：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很重要的立法是物权法，物权法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物权变动制度。因为物权变动是民事法律制度中设计利益冲突最集中、最突出的部分，也是最具变革冲动、最具活力的部分。由于世界各国立法对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之多元化，围绕我国物权立法之物权变动的价值取向问题，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交易安全；公示公信；善意取得制度；有因性与无因性

一、物权变动之价值定位

（一）物权变动的价值取向

法律行为制度想要发挥规范效力，必须符合正义性的要求。作为工具性制度，物权变动和法律行为所能实现的是一种制度正义、规则正义以获取程序正义。财产秩序的转移，产权制度的变化是商品流通顺畅的中心任务。在判断主体的法律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时，原则上应当采纳主观价值标准，因为客观标准不能解释人们的主观偏好所造成的价值发现。

物权变动制度的价值应该定位于满足人们的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制度需要与心理上信任，提供一个安全的预期。对人或财产的静态性能比预期的状态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所有权纠纷甚至财产损失的风险，如果没有充分的安全保障，在产权流转或者经济交易中缺乏安全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进行交易，物权变更将无法实现，因此不能实现价值增值，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利益衡量与价值冲突

效率是指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能够实现其他社会有用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投入更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的社会，也就是自然，社会和人力资源优化①（社会价值最大化），效率是现代社会理性人的一切行为所积极追求的价值，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用“效率”描述消费者之间或生产者之间的均衡。在财产流转过程中，若能以最低廉的成本去安全快速地完成物权变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②。

静态安全就是所有权所保护的状态，物权变更表现为物权的得丧变更，期间这种静的安全状态被打破，即物权的得丧变更是基于权利人的意思并通过法律规定的复杂程序，并给予权利人以绝对物权优先效力和追及效力的权利，有权在任何时候向非权利人主张物权请求权，但复杂的形式大大影响了交易效率，为了防止受让人转让人的将绝对权利转让，往往会导致在保护静态安全的时候效率大大降低，从而威胁交易的安全。

动态安全注重在物权转移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受让人的利益。只要权利受让人是出于善意，其所取得的物权是收到法律承认并给与保护的。“任意与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唯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有了法律的作为后盾，交易人会积极的投入的市场交换中，市场效率也会大大提高。然而，理想社会状态应该是处于一个均衡状态，过分注重动态安全的保护，反而容易造成对静态安全的忽视。这就体现了物权静态安全即安全与动态安全即效率是物权变动制度两个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价值定位。因此，物权变动应当必须兼顾两种状态的平衡，也就是兼顾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静态交易安全与动态交易安全的冲突是其价值的本质。两者冲突是永远存在的，只有经过法律的选择，在一定的水平上达到平衡，才可以实现相对稳定的。

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决定了一国立法政策的倾向，而前者又取决于一国究竟是采纳物权变动的有因性还是无因性，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逻辑关系。

二、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价值取向及制度设计

（一）我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中国的《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该条确认了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并规定了法定的公示方式，现有的立法框架成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及相关立法提供了法律基础。是我国登记的相关立法的准则和依据是《物权法》物权公示的制度。所谓的公示原则，是指依法设立，一旦发生变更，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的以法律规定的公示方法进行公开，使第三人就物权变动的状况可以有全面透明的知悉。一方面，物权公示是建立和改变的事实，并且向公众开放，有效的物权类型不仅需要定义的绝对性，具体品种还需要有识别性。另一方面，公示是不开放给全社会，应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公开，我们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当前法律是为了将善意第三人置于保护之下并为财产流转安全保驾护航，因此才赋予登记公信力。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物权法也做出了相应的救济，善意第三人在登记人登记前，可以登记名义人。诉讼之后，真正的权利人有权以法院的判决为依据，提交给登记机关来纠正错误。在此之前，产权登记机关也可以接受权利人提出异议，阻止错误登记的公信力。获得登记权利后，善意第三人虽然因此损失的权利，但真正的权利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③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真正的权利人有权依照物权法请求登记机关或者国家赔偿损失。

（二）我国物权法的功能及价值取向

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我国《物权法》具有了一下三种功能：

第一，明确物权归属。并将建立应该意识到第三人，属性设置和转移的事实公开，从而摆脱房地产所有权，解决争端。一物数卖的情形就发生时，买受人都已给付了对价，该房产究竟属于何者。根据物权变动公示的原则，产权归属就应以登记在簿为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看到谁做了登记，登记应确定是谁的所有权。在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产权纠纷，只要在进行了物权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以登记为原则确定归属。如果双方真正的纠纷来自于登记内容，则根据内容来确定，以确定财产所有权，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第二，保障交易安全，这是物权变动的核心功能。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对第三人影响很大，也正是因为物权是对世的一种权利，与第三人的利益相关，公示的价值取向是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公示是强加给物权人的义务，在物权变动的过程中，依照法律的规定将无权公开告示是物权人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物权不能发生变更。从保护物权人的利益的角度观察，公示的目的不在于保护物权人的利益，因为权利是可以自主处分的，对权利是否采取保护手段，以及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军事权利人自主决定的事项，法律无需规定强制性的义务。

第三，实现物尽其用。一方面是零公示的情形，这种状况在我国尤为明显④，由于我国国情特殊，有某些物权的所有权由法律规定直接归属与公有制主体，将使用权在分配给非公有制主体，这种情形数量非常之多，由于考虑到登记成本，而不需要公示，例如“依法属于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另一方面，在解决所有权法律纠纷时，我们必须先设定相应的公示手段，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明确权利归属。追求效率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因为公平本质上意味着为效率准备条件，追求交易的高效率不能牺牲物权出让人的利益。

（三）我国物权法新动向―《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一，《物权法》的颁布是我国物权公示制度的一个里程碑，尤其是2013年11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确定了要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制订了《不动产暂行条例》，该条例于2015年3月1日起施行，该项措施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统一了不动产登记职责，对于维护合法财产的安全划时代的意义。而且，统一的房地产公示制度及登记制度，是建立不动产公信力的前提条件。通过参考法制先进国家的立法历程，也会得出同样结论：只有一个统一的不动产公示制度的建立，才谈得上房地产登记册的公信力。不动产统一登记也实现了登记工作的专业化、系统化、精细化，使产权归属更加明确、透明。不动产登记条例将宅基地和农场房地产登记制度，农村宅基地纳入了不动产登记体系之中，加快农村地籍调查，全面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将农民房屋纳入了确权登记颁证范围。

第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之前，我国陆续制订了一些登记规则，但是其中程序性的规则占据了很大比重，就其地位上来说虽然是一些配套措施，其性质也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涉及一些行政管理的规定，在内容上较为分散，在制定部门上也不统一，重复甚至冲突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加以统一规定和进行完善⑤。尤其是需要对已有的立法经验进行总结，结合国情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物权公示制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施行恰恰弥补了这些弊端，条例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的种类、登记程序及登记信息共享与保护，并规定了登记错误、虚假登记、伪造变造证书的法律责任。因为只有我们公共财产的法律制度达成统一，才能确保中国的财产流转秩序，才能保护人民的权利。

三、中国台湾物权变动模式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台湾物权立法模式

虽然台湾物权编中没有无因性原则的明确规定，但却可以根据两项规定的法理中推断出该项原则是确实存在的：第一、区别物权行为及债权行为，由于独立存在的物权形式的法律行为，其影响在本质上对债权行为的有效性不产生效果。第二，依民法第180条第四款规定，来自违法给付，该不法原因仅归咎于受领一方，给付一方按照不当得利相关规定请求返还。

（二）中国台湾物权的价值取向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对于买受人及第三人最为有利，对出卖人在物权上即丧失其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仅仅可以主张债权上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已。至于第三人，是因为无因理论下的保护，但由于在恶意的情况下，原则上仍能取得卖方的权利，对出卖人是最不利的。但是虽然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下，法律关系明确，但是也有一些不足。第一、该项制度与生活常情不相符，交易行为被权行为无因性割裂为一个债权行为和两个物权行为，这与一般观念不符。第二、买卖合同即使不成立或者无效，物权行为仍不受其影响，买受人仍取得其所有权，出卖人仅仅能依照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由于出卖方的法律地位的变化，将失去债权人的物权请求权，缺乏对卖方的保护；第三，物权变动无因性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该理论起源于德国，在当时的德国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当时的德国确有必要，但是台湾对善意取得已有明文规定⑥，足以保护交易安全，物权无因性理论已经失去它存在的依据。

台湾学者认为民法上关于物权变动的规定还有检讨的余地，采用意思主义于交付原则相混合的制度较为适宜。其基本内容有三点：其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出售，交换，赠与，设置安全协议和其他债权行为基于物权变动，没有独立物权行为。其次，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在理念上虽然有独立的价值，但可以纳入债权的行为，和建立债务的意思表示一起表达，不需要独立，自成一个法律行为。第三，为了使对外公示的物权变动特性实现民法的原则，民法规定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这一原则应保持。善意取得制度排除了恶意第三人侵害的情形，虽然没有了物权无因性理论，依然能够保护交易安全⑦。

由于无因理论对物权人利益明显有失允当，台湾物权法律参照了德国民法典，在设计具体制度时，不得不从反面做出排除恶意第三人的规定：“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而取得、设定、丧失及变更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前项行为，应以书面为之。（台湾物权编759条）”，“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台湾《土地法》43条）该登记有绝对效力，是为了保护第三人，不会因为登记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被追夺，排除了恶意第三人的行为。

四、两岸物权变动模式与价值取向比较分析

由于逻辑起点不同，两种模式在实质效果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基于公平的共同目的，二者在保护第三人上具有相同之处；由于各自逻辑起点所在的利益不同，二者在保护物权人上有不同之处。

在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上，二者效果趋于相同。物权变动有因性的前提是肯定无权物权处分行为被宣布无效或者被撤销自始无效，对善意受让的第三人所取得的物权给与保护，有《台湾》的表达方式，就是善意受让人即使在物不属于出让人是，仍为所有人。如果受让人不是善意的，则自始没有物权，物权人可行使物上请求权恢复原状。与此不同的是，无因性以肯定物权转移可以基于抽象合意，不受原因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影响，但对恶意第三人取得的物权给与否定。可以说二者在保护善意取得、排除恶意取得这一目标上二种模式取得了空前统一。有因公示脱离了物权处分自始无效、永远无效的立场，无因性脱了无权处分自始有效、永远有效的立场，二者皆为实现一个宗旨：抑恶扬善，促进交易良性循环。

在保护物权人利益上，二者效果又不同，均有失偏颇。根据有因公示模式，标的物交付后，物权转移合同因买受人原因或者其他事由归于无效或者撤销，出卖人仍为标的物的所有人，物权恢复不会受恶意买受人的资信影响。而根据无因公示模式，此时，买受人仍无妨碍地无因取得了标的物之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由于债权不能直接追及于物，物权恢复将受到恶意买受人的资信影响。换句话说，出卖人的物权因为无效的法律行为而被纳入了买受人用以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中，即使出卖人善意无过错也不例外保护，其结果当然是鼓励了恶意的买受人。

迄今为止的物权变动要件多在两级之间摇摆。现实的情况表明，典型立法例的物权变动要件呈两级分化趋势。物权变动的模式变化表明了人民对于物权变动的价值和意义认识的不一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人对物权变动的价值目标和与之相适应的物权变动的制度都有各自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正式这种个性特色，客观上造成了物权变动要件对于物权变动的价值目标的违反与背离。因而，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物权变动的价值取向，不但对于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物权变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法律行为理论、促进民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原军，刍论物权变动之价值定位及其立法实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15.

[2]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北京：中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3] 陈光华，物权变动要件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 原军，大陆法系意思主义立场的物权变动理论检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30.

[5] 吴瑜、杜晓智，《物权行为理论有关问题探讨》[J]，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期.

[6] 陈华彬，《我国物权立法难点问题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6.

[7] 王利明，论我国物权的公示规则及其完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15.

[8] 史尚宽，《物权法论》[M]，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

[9] 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检讨》[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 王泽鉴《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注解：

①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P273

② 陈光华，物权变动要件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③ 吴瑜、杜晓智，《物权行为理论有关问题探讨》[J]，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期，P8

④ 陈光华，物权变动要件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P109

⑤ 王利明，论我国物权的公示规则及其完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15，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