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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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关键词：税收政策变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综合影响力

投资是企业发展的必然，企业投资与企业决策、运营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而决策和运营的合理性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对于经济形势的认知。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从微视角来看，可以将企业投资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对内投资，二是对外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属于典型的对内投资，在企业资本累计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决定性作用。在良好的固定资产积累中，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提高。从这个层面上看，税收政策变动将影响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和发展，而我国财务税收政策不断完善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因此，企业应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整，以与国家税收政策相适应。

一、税收政策变动的内容与必要性

1.税收政策的内容“营改增”大环境下，对企业固定资产的税收政策应指的是增值税转型，也就是企业的部分固定设备可以抵扣税额，从而合理降低企业的总缴税金额。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工业、制造业等行业，固定资产来源多、金额大，可以为企业获得较多的抵扣税。对新时期的税收变动而言，目前认为企业固定资产可以进行税额抵扣，但具有一定条件，比如，包括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并且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设备，价格在2000元以上的非经营用设备。增值税的本质是降低企业压力，促进生产，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税收政策变更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营改增”试用阶段到全面实施，固定资产实现了全额抵扣，我国税收内容逐渐趋于完善、细化，这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2.税收政策变动的必要性税改之前，税收政策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投资、决策和发展具有制约作用。经济发展过程中，支持国有企业发展，采取适合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就成为国家关注的目标。近年来，税收实现增值税抵扣后，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进项税可以进行抵扣，从而能够切实降低企业购入成本，为企业带来效益，并促进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往固定资产中所产生的增值税不进行抵扣，使企业营销成本增加，对企业生产、营销和投资决策都具有一定影响。税收政策改革后，增值税抵扣项目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企业有吸引力的优惠税率，对发展快速的企业更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说，税收政策变动是必要的，也具有必然性。

二、税收政策变动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对国有企业税收额度、经济效益和成本支出等数据进行统计，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方面就在于企业的缴税额降低，企业设备能够有效地抵扣增值税，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一政策也提高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使资本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1.降低国有企业投资风险目前，国家实施企业“营改增”政策，其突出表现就是税收政策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抵扣来降低成本，降低纳税额，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企业的发展。国有大型企业项目投资资金大，以全营业额作为税收点使其投资成本明显增加。而采用“营改增”新的政策之后，固定资产投资更合理，消费型税收政策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来制定营销政策，与新时期的税收政策相适应。新的税收政策下，企业决策者对于企业投资效益的重视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因此有助于关注市场变化，做出正确决策，降低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使国有企业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2.推动国有企业技术革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革新是其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进行技术研发，只有始终处于技术的前沿，才能获得长远发展的机会。随着税收政策的优化调整，对制造业等大型企业的影响较大。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的税收政策，利用设备进项税抵扣来降低购入成本，从而促进其增加投资，为企业的发展积累内部资金。以往财政政策造成企业负债率的增加，而新税制政策则完全消除了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问题，使企业税收上缴额度更加合理，进而鼓励企业更新技术，朝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另外，着力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还能转变企业管理者以往不敢投资的心理，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正确把握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谋划向高新技术方向前进的战略目标，带动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3.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税制变动之前，我国国有生产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偏高，主要是需要考虑到税费问题。而随着国家对于税收政策的改革，新的税收政策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这也促进了企业的出口。新的税收政策下，实现了对外贸出口企业的退税，这样企业顾虑减少，降低了成本，进而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也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上。这样，企业在国际上的受欢迎程度提高，贸易出口路径拓宽，产品的成本和税负降低，自然竞争压力减小，企业会发展得更好。

三、税收政策变动下的国有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1.提高固定资产清查盘点效率企业税收政策改革后，固定资产的盘点影响企业的缴税额。因此，要以国家政策相适应，正确盘查固定资产。首先，设备管理人员尽量统一，对在不同区域内的设备管理要进行统一上报，要求管理人员及时上报设备使用情况，分析其是否可以折旧。制定新的、合理的规定资产清查原则，并严格执行；制定固定资产定期检查制度，如，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缺失或者上报不及时，要及时查找原因。企业设备管理人员还应认真解读固定资产抵扣税率的政策，与企业管理决策人员进行沟通，及时将可以折旧的设备进行折旧。其次，要将各项责任落实到部门和个人，对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定期核查，实时掌握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强化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此外，还应适当提高企业设备管理人员的薪资待遇，使其管理积极性提高，进而保证企业的设备管理高效化，正确了解设备的特点，及时进行折旧，降低缴税额。

2.完善国有企业税收管理体系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国家税收和管理政策为前提，对企业自身而言，与国家整体发展形势保持一致也是企业发展的最基本需求。当前，国有企业的税收应对制度还需要完善，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税制管理体系，企业设备的创新与更换，生产资料的投资增加，调整企业产业结构，降低原始材料生产成本，增加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要采用不同的财务管理政策，使企业能够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纳税额，积极纳税，保证企业的信誉，获得更多与其他企业合作及共同发展的机会，实现良性循环。

3.正确地选择投资区域与投资项目税收改革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应选对项目和投资区域。要结合新税收政策下的退税和“营改增”等政策，预测核算从“增量抵扣”转化到“全额抵扣”，分析其中的利益或风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现国有企业税收改革下的平稳过渡，尽早地适应国家的税收改革。对国家税收政策带来的影响进行预测，要具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尤其是针对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要正确分析投资项目，投资地段不同带来的经济效益。

第2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关键词：通信行业；自然垄断性；有效竞争

中图分类号：F6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1－0008－01

1 国有大型通信企业的贡献

在我国电信行业，六家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了很大比重。这几家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规模较大，很容易满足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条件，从而节约了社会资源，提高了通信行业运行效率。

1.1　对GDP的贡献

衡量通信企业对GDP的贡献主要通过研究电信增加值／业务收入与GDP比值这一指标来进行。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电信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大致是逐年增加的，反映了电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逐年增加的。2004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与GDP之比一反前几年的上升趋势，降低了0.06个百分点，为3.86％。

电信业务收入与GDP之比的下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电信业已经由高速成长期进入了增长较为平缓的成熟发展期，未来行业总体效益将呈现缓步提高的姿态。长期以来，我国电信业务收入与GDP的比值一直高于众多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说明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电信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突出，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电信业的发展超前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电信业的后续发展空间将受到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限制，不可能长期维持高速增长。2004年电信业务收入占GDP比例的回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2　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四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电信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5％以上。

2002年以前，电信固定资产投资分配中，中国电信占的份额最多，其次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从2002年开始，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所占电信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基本持平，各占30％左右。中国联通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少些，占电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21％。中国网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更低的份额，不到中国电信投资规模的一半。

2003年，全国电信固定资产投资2218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中国电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47亿元，占29.2％，较上年有所下降；中国移动完成609亿元，占27.5％，相对于去年有所下降，下降了2.6％。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占份额则略有上升。中国网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16亿元，占18.8％，比去年增长4.6％；中国联通完成480亿元，较去年增长0.5％。

2004年，电信运营企业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又发生变动。中国电信投资份额继续下降，2004年比2003年下降0.6％，为28.6％。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没有保持2003年的增长。中国移动固定资产投资所占份额回升了2％，达到29.5％。

虽然不同年份各运营商的投资占电信总投资的份额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看，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投资最多，各占30％左右，其次是中国联通。

1.3　对社会就业的贡献

我国电信运营市场逐渐开放，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特别是在增值电信领域，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市场呈现出勃勃生机。截至2004年底，全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企业总数达到122665家，比上年末增加5000多家。2004年初由信息产业部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六大基础运营商拥有65.9万名员工，8000家增值电信企业拥有64.2万名员工，共为社会贡献13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六大国有电信企业对社会劳动力的吸纳贡献了很大力量。

2　有关电信行业的竞争研究

电信业的特征决定了在引入竞争的过程中，既要打破垄断又要避免过度竞争。近年以来，世界各国电信业掀起了改革浪潮，旨在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引入竞争。竞争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但是，强调竞争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结果导致了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严重损害了电信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利益。在这方面，美国电信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教训。以1996年新《电信法》的颁布为标志，美国电信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时代。管制政策的放松和当时电信市场的巨大诱惑力，是新兴电信运营企业蜂拥而至，最多时竟有两千家之多，对大宗合同的残酷竞争使长途电话收费降至每分钟一美元，铺设了近3900万公里的电缆的使用率仅为10％，造成了高达500多亿美元的闲置浪费。过度竞争使美国电信业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了困境之中，大批电信公司不是裁员、拆分就是破产。由于电信业关联度高，电信业大萧条成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里所说的适度竞争适用于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基础电信业务是指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在这个领域里电信业充分显示出了它的自然垄断性。政府可以通过发放市场准入许可证以限制市场竞争者的方法来实现适度竞争的目的。要确保在位电信运营商能够进行有效竞争，进而在竞争的环境下提升行业的整体效益，需要监管部门的介入。

第3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关键词：国有投资；经营性项目；财务管理

一、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现状

1.投资补助的概念及使用范围

投资补助是指由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项目资金)安排的，专项对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给予的投资补助资金。包括的范围为《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第三条所含内容。具体包括：(1)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2)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项目；(3)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4)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5)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项目。

投资补助主要适用于需要政府支持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本文所指的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专指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以上(2)、(3)、(4)项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含国债项目补助资金)。

2.项目单位获得投资补助资金的途径及方法

(1)项目单位获得投资补助资金的途径

由项目单位向项目所在地基层地方发改委提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按项目审批程序，逐级审批，下达项目投资计划。上级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上级地方发改委下达的项目投资补助资金计划，下达安排项目单位使用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项目补助资金)资金计划。

(2)项目单位获得投资补助资金的方法

经营性项目单位根据地方财政部门下达的使用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项目资金)资金计划，先同国有投资公司签订协议并由国有投资公司向地方财政部门出具收据后，经营性项目单位凭与国有投资公司签订的协议和出具的收据，到地方财政部门办理项目拨款手续。

3.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

经营性项目单位在收到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项目补助资金、国债补助资金拨款时记人资本公积(《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记人资本公积)。国有投资公司在财务核算上做长期股权投资或者长期债权投资核算。

根据《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项目单位收到投资补助后，必须专款专用，单独建账核算，并分别按如下情况进行财务处理：对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投资补助作为资本公积管理，项目单位同意增资扩股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国家资本金管理。

4.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

根据《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级财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投资补助安排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各有关部门及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管理和使用投资补助，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具体执行是由财政部门委托国有投资公司对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或由各级发改委稽查办对经营性项目单位投资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管理缺位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预算法》、《公司法》和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对以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的企业可以根据《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有关规定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收益分配。而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项目单位的这部分资金就不能完全按《企业国有资产法》、《预算法》、《公司法》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收益分配。国有投资公司只是受政府委托管理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这部分资金，名为委托管理，实为管理缺失，无法规、政策作管理的依据，只是挂账管理。

国有投资公司对经营性项目单位在使用这部分资金的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只能根据《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经营性项目单位收到此资金后，记人资本公积管理。待项目单位同意增资扩股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国家资本金管理。”对于国有参股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长期虚亏实盈，不愿意在增资扩股时，将这部分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增加股权所占的比率，对企业实施控制，让国家资本对企业产生更多的影响。

2.出资主体与投资管理关系不清晰

对以国有资本的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毫无疑问国家是出资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做出资人，也可以委托国有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参与被投资经营性项目单位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而以其他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的这部分补助资金，同样属于国有资产。由使用投资补助的项目单位，应在每年年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投资补助的使用情况，并抄送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使用投资补助的项目单位是否在每年年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投资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并抄送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没有硬性规定。基本上属于自己管理自己，形式上停留在纸上的管理。

3.投入多，收益少，甚至无收益

国家对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每年投入大，收益少。对以其他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的投资补助资金，虽然使用的是国有资产，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不能参与项目单位的收益分配，更谈不上收缴国有资本收益。对国有参股公司、民营企业长期疏于管理，已经造成国家投资补助资金使用沉淀，国有资产不能保值增值，资金使用效益较差等情况。加之没有硬性规定将这部分资金在企业增资扩股时增加国有资本金，很多民营企业还没有等到增资扩股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形成财政投入多，收益少，甚至无收益。重投资轻管理、重融资轻效率现象在部分经营性项目单位比较突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4.没有建立考核机制

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决大部分由项目单位自己运作，国有投资公司属于国有投融资企业，对使用这部分资金尚无考核指标，并且难以确定。因此，尚未建立考核机制，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评价标准，也不利于项目单位提高资金的经营效率，国有投资公司也未能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

三、加强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管理的几点建议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断增加存量并发挥其效益是国有经济壮大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对一个具体国有企业来说，如何在竞争中使企业既保持生产稳定又能增加产品在市场中的占有率和竞争力，巩固企业的地位等，没有强大的国有资产做基础，没有国有资本持续稳定地增长做保障，是很难增加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同样对国有资本收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一个股份制

企业中，加大国有股权的投入，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对增加国有资本投入收益和增加税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做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对一个企业，对资产管理部门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1.完善相关法规建设

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对于全体人民所有的资产监督也应由全体人民的代表来履行。目前任我国各类法律法规条文中，并没有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有关的规定都散见于其它法律条文中。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大对国有企业的最高监督权，建议尽快制定《国有资产法实施细则》以明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法律地位。此外还要制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和《国有资产组织机构法》以确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并修改完善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将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将国有资产全部纳入法规的规范调整范围，而不仅仅只是对国有资本在法规上有明确的规定。

2.明确出资主体和管理责任。明确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国有投资补助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投资公司只是受政府委托对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进行管理，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依法享有对这部分资产进行管理的权利。

对以国有资本的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的资金，可以按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享有出资人权益，参与经营性项目单位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对以其他形式投入到项目单位的投资补助资金同样属于国有资产，建议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详细规范对这部分资金进行管理、收益分配、监督检查。明确管理的主体和责任，明确各部门责任和权利。明确国有资产在一定形式下必须转化为国有资本，使用国有资产的单位必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明确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经营性项目单位必须向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的部门和单位上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重大经营、财务事项及时报告。

3.规范投入，依法享有收益

国家应在有关法规或实施细则中明确以各种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资金属于国有资产，依法按国有资产投入的一定比率享有投资收益。以此来解决项目单位是以国有资本，还是以其他形式争取的项目资金的资金管理和收益分配，尽可能地避免只考虑争取项目资金，不考虑投资回报。代表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部门和机构享有按以一定比率收取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使用投资补助的经营性项目单位有按一定比率缴纳国有资产收益的责任。

第4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关键词：利率 投资效应 模型 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a）-0203-02

利率投资效应是指利率的变动对投资作用的效应，或者说是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利率与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资金是企业运行的基本要素，而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运行除了运用自有资金外，还需要对外部资金进行有效的利用。并在现有的资金规模下，最大限度的把资金用于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地方，并且还要注重扩大资金运用的规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资本市场融资；（2）利润的再资本化；（3）银行贷款融资。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未成熟，企业的融资体系基本上还是以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因为通常都是银行解决企业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并且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这表明银行利率是企业投融资的基本构成要素，对其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利率不仅仅是银行融资得到直接成本，也影响债券的利率和价格，利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自有资金的机会成本。当利率较高时，企业的利息费用增加，融资成本上升，使用自有资金的机会成本也提高；同理，若利率较低，市场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将有较少的一部分将用于利息支出，使企业的可支出利润增加，融资成本降低，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降低。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1）利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2）通常情况下，高利率会抑制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利低率则提高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利率与企业投资的关系说明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率对投资的基本作用与基本影响关系，然而这也要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下才完全成立，就是企业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市场行为主体，其投资决策的参考依据是自身盈利的大小，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实际的经营中，企业除了考虑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一方面，企业即使是完全的市场主体，也会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形势之下，根据不同的企业战略制定不同的投资决策目标，在企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其战略目标可能是实现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那时企业的目标就是追逐市场份额，而暂时忽略当期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最关注的便不是融资成本，即使利率相对较高，也仍然会扩大投资。虽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有不同的目标，无论是以销售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市场占有份额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最终的目的还是盈利，实现利润最大化，只不过是分阶段和分步骤实现的，而不仅仅只在某一个时间段上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在探索较长时期利率与投资关系时，往往不考虑这个因素。相比之下，在处于不同产业或者是不同行业的情况下，具备一个完善且多样化的资本结构对企业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有属于轻资产性质的行业，也有属于重资产性质的行业；有的行业股权资本占企业总资本比重较大，而有的行业债券资本占企业总资本比重较大；还有的行业固定资产占比很高，有的行业则流动资产比例较高等等。在不同情况下，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本结构，就会对利率与投资的关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有的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而有的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其对利率的反应程度敏感性就更高。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看，还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即企业的性质。根据我国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划分，一般包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对融资成本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本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受财政支持力度大，或者由于产权利益的关系，对于融资成本变化的反应程度就会相对敏感；然而非国有企业对利率的变化比较敏感，因为利率的变动对企业的利息费用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银行，目前我国的银行经营是自负盈亏、追求利润的，其经营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盈利性。因此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贷款的行为和倾向也会有所差别，其贷款往往比较倾向于那些偿债能力强、利息倍数高的对象。由此可见，在投资对利率的反应程度方面，企业的资本结构因素对其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此外，企业的性质或其他社会方面的因素对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本文主要应用了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on，简称VAR）模型，对利率投资效应产业差异进行实证研究。VAR模型将每个变量都当作内生变量，巧妙地避开了结构建模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所以VAR模型一般不需要前提约束条件，着重表现出数据作用的特点。也正是由于VAR模型具有的这些特点，这种模型被认为是一个最为实用的工具，并广泛应用于表现研究变量间动态关系方面。在使用VAR模型时不需要事先假定模型中利率的外生性或内生性，本文应用该模型对我国利率投资效应产业差异进行考察。

根据VAR模型基本形式分别建立全国整体经济的VAR模型和各产业（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VAR模型，共两组。其中一组以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实际贷款利率为内生变量，另一组以金融机构实际贷款额和实际贷款利率为内生变量。

对于利率R，本文选用的数据是“一年期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并且为了便于分析计算，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一些相关处理。首先，在相同的年分中，可能存在利率不相同，对这些数据处理，本文将采用加权平均法，即以该利率存在的时间长度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即可得到该年度的“一年期贷款的名义利率”。此外，投资中所面临的通常是实际利率，因此实际利率就用加权平均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对于投资I，本文采用两个变量作为代表，分别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贷款利率波动平稳，大部分都在7%～8%之间，并且是单边上扬；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统计方法与口径都与之后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利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数据，主要选取了1990—2009这20年间全国和各产业年度相关数据。对于“贷款总额”变量，考虑到现实情况以及该数据的可得性，以“金融机构短期农业贷款余额”作为第一产业投资情况的考察变量，以“金融机构短期工业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短期建筑业贷款余额”的加总来考察第二产业的投资情况，以“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余额”与工业、农业、建筑业的短期贷款余额之和相减所得的差来代表第三产业的投资情况。同样数据样本是1990—2009年的相关数据。本文采用的有效时间序列变量分别为：实际贷款利率（RR）；全国实际固定资产投资（RFAI），第一产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RFAI01），第二产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RFAI02），第三产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RFAI03）；全国银行实际贷款总额（RL），第一产业实际贷款总额（RL01），第二产业实际贷款总额（RL02），第三产业实际贷款总额（RL03）。

为了解决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减少样本数据的波动性，同时又保持相关序列的特性，本文利用对数对这些已得数据进行相关调整。对数变换后的时间序列变量主要是：实际贷款利率（RR）；全国实际固定资产投资（LNRFAI），第一产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LNRFAI01），第二产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LNRFAI02），第三产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LNRFAI03）；全国银行实际贷款总额（LNRL），第一产业实际贷款总额（LNRL01），第二产业实际贷款总额（LNRL02），第三产业实际贷款总额（LNRL03）。

通过验证可知，当利率被施加一个正向冲击时，全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受到影响，即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作用很显著，并且各产业受到的影响明显不同，主要是表现在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上。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产业在1990—2009年之间的响应方向全部为正，与利率和投资额呈负相关的理论相悖，这说明在我国利率对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不显著；同时第一产业的响应和累积响应曲线几乎呈一条直线，也表明第一产业投资受利率影响不显著，对利率变化的响应不强。然而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第二、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受利率的影响比较显著，两者均滞后一期便呈现出负向反应，且在二期时第二产业（0.023802）

通过验证可知，当利率被施加一个正向冲击后，第一、二、三产业的金融机构贷款额度均表现出显著的变化性，并且不同的产业差距大。具体分析如下：以“金融机构贷款额”作为第一产业投资变量衡量投资情况，第一产业对利率的响应程度以及速度的显著性明显强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国家政策控制的，受政策规划和预算影响，与利率成本和预期收益关系不大。通过分析还得出第一、二产业的贷款额分别滞后一期、二期发生负向方向的响应，第一产业（0.006540）第一产业（0.031800）>第三产业（0.030392）；从最大累积响应来看，第一产业（0.038340）

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第一、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利率的敏感性较高，而第一、二、三产业的贷款额度明显受到利率的影响，不过不同产业其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第一产业的利率投资效应明显弱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在以“固定资产投资”为投资变量时其利率投资效应明显弱于第三产业，在以“贷款额”为投资变量时则略强于第三产业。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利率投资效应在我国的各产业中都存在显著的不同。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判断利率对全国和各产业相关投资变量的影响权重。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我国利率对各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按利率的贡献大小排序为第三产业（77.0%左右）>第一产业（12.5%左右）>第二产业（9.2%左右）>全国（6.5%左右）。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一、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明显低于第一产业，由此可见，利率投资效应在我国的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影响明显不同。

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可知，我国利率对各产业金融机构贷款额的贡献存在差异，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按利率的贡献率大小进行排序：为第二产业（58.0%左右）>全国（48.5%左右）>第一产业（26.0%左右）>第三产业（9.5%左右）。利率对产业贷款余额的贡献率方面，第一、三产业明显低于第二产业，这说明，在以金融机构贷款额作为投资的衡量指标时，我国利率投资效应在第一、二、三产业中显著不同。

同时，以不同变量作为投资的衡量指标与利率建立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该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上：利率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贡献率显著低于第三产业；但利率对第二产业金融机构贷款额的贡献率明显要高于第三产业，这也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基本相同。

通过综合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可得出本文的结论：在我国利率投资效应十分明显，并且显著的产业差异，同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利率投资效应比于第一产业强；而当投资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时，利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明显强于第二产业；当投资变量是金融机构贷款额时，利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减弱，低于第二产业，但敏感度仍然很高。

参考文献

[1] 戴金平，金永军.货币政策的行业非对称性效应[J]，世界经济，2006（7）.

第5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关键词：固定资产；内部控制；风险

一、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风险

1.审批不严导致固定资产盲目增加的风险。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的首要环节是固定资产的增加。根据企业生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合理增加固定资产可以减少沉没成本的发生，降低不必要的支出。因此，固定资产增加环节需要建立有效的控制措施。但是许多企业往往以资产的占有量等来评价管理层或相关部门的业绩，导致企业存在一味扩大固定资产规模的动机，虽然要求固定资产的增加必须通过科学的调研和周密的分析并通过市场调查以确定固定资产增加的可行性，但在执行时力度不够或把关不严，决策草率、审批失察，加之决策信息不充分以及决策者能力不足、风险认识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失误频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更有甚者，固定资产项目投产之日便开始亏损，无法获取应有经济效益，造成较大的投资损失。

2.管理不到位导致固定资产闲置的风险。固定资产的管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审批、购建、日常管理和处置等各个环节，涉及生产、财务、采购、科研等各部门，其中日常管理主要目的是保证固定资产在生命周期内有效运转，是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关固定资产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加，但是许多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沿用原有的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导致固定资产的价值管理部门与实物管理部门衔接不到位、沟通不及时，不能准确记录和核算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管理中形成“信息孤岛”，相关管理人员离职后跟进管理不及时或者不相容岗位未有效分离限制了固定资产的配置和利用，导致固定资产重复购置或无效购置或闲置，使企业和社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

3.认识不到位导致固定资产更新滞后的风险。利益驱动因素和价值最大化要求企业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保持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风险也会增加。企业的管理层为了确保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能牺牲公司的利益，延迟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层更侧重于获得稳定的收益，导致固定资产更新滞后。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多采用直线法，未考虑物价上涨和技术更新换代对折旧方法的影响，企业设备老化情况更为严重，许多“油老虎”、“电老虎”、“煤老虎”长期得不到更新，物耗高，单位能耗产出仅为日本的1/10。为了保持利润、税收及职工生活福利，固定资产实际损耗大大加速，造成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不足；再者固定资产延迟入帐的现象，也影响了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

4.固定资产处置随意性风险。固定资产具有使用后实物形态保持不变的特性，这一特征也使相关人员随意处置固定资产具有了更合理的理由。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如果监管不力，固定资产处置随意性可能性就会增加，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部门不参与购入固定资产的验收，仅凭一纸发票入账，存在以国有资产购置为名购置私人物品的隐患，如笔记本电脑、高档手机等产品。再者为了个人利益，企业对已提足折旧但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可能违规处理，例如，将使用4年的车辆低价处置。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到位，固定资产处置审批不严或无需审批也是导致固定资产处置随意性产生的因素之一。企业内部各分支机构之间缺乏完善的固定资产调拨手续也使随意处置固定资产有机可乘。

二、防范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风险的措施

1.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审批制度。建立完善的固定资产投资审批制度，明确界定相关人员的职责权限及相应的审批程序，确保固定资产的购置必须经过相关人员的审批，无审批不购置。结合企业管理和效益的需要，不同类型固定资产的购置要有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审批。一般固定资产的购置，应在采购部门充分了解和掌握供应商的基础上，选择性价比最优的供应商；专用设备的购置应制定特定的业务处理和审批流程；对于重大的固定资产采购，企业应成立专门管理小组在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招标等两项手段进行。

2.建立有效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使固定资产管理和会计核算、会计监控衔接于一体，使各个管理过程高度一体化，确保固定资产各个管理环节都在有效控制之中，从而有效防范固定资产管理风险，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益，降低固定资产使用成本。建立固定资产电子档案是固定资产管理有效运行的书面保证，完善固定资产的档案才能使固定资产管理过程实现便捷的追溯，才能使管理和监督深化。固定资产电子档案应贯穿固定资产管理的全过程，贯穿固定资产生命周期的始终。

3.完善固定资产管理的监督机制。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加以恰当的监督，特别是与固定资产管理相关岗位的设置、领导层的重视程度都会对固定资产的运行造成影响。通过建立科学严密的内控制度使固定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与监督。对此，企业应保证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有效的执行：一是管理层重视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避免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岗位的产生和权力的滥用；二是建立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制度，定期实行岗位轮换和定期稽查制度；三是通过现代化的网络实现信息在企业内部的共享和流通，增强固定资产信息的可视化和智能化；四是强化责任意识，落实责任管理，将固定资产管理纳入日常考核和其他考核中，做到奖惩分明，奖惩有度。

参考文献：

第6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效率却没有改善。本文通过主成分法分析了西部各省区经济效率，研究表明：除了具有特色和优势产业的云南、新疆等地区经济效率较高外，其他省区效率都较低。为了增强西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引导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西部地区经济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关键词：经济效率;西部大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22-03

1．引言

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5年西部12个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3万亿元，实际增长12.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8个百分点。GDP占全国的比重为18.2％，比2004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2006年上半年，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3％，增长强劲。与此同时，在西部开发政策的影响下，其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迅速增长，2005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7 899.44亿余元，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作用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成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当前西部投资增长主要以国债投资为主，随着国家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投资资金有限，而在投入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西部地区这一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况且由于受资源和消费需求等因素的限制，投资增长速度也不能过快，而投资过热，又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影响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仍然存在较多的隐患。

通过比较东西部经济增长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有限，而出口规模又小，消费和出口都不能有效地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只有依赖高投资率才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目前，西部投资率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具体表现为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部分行业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土地等资源消耗过大等，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西部经济发展走的还是高消耗、高成本、高速度、低效率的路子，西部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还未真正完全发展起来。西部地区高投资增长是建立在低投资效率基础上的。如果国家投资力度减弱,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会降下来。因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置疑。

对照东西部的经济结构发现，西部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经济效率较低、就业吸收弹性较低的国有经济推动的。这也使得西部地区积极地追求经济高增长，却未收到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西部12个省区市资本平均收益率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迄今为止，在西部开发政策的影响下，国家在西部累计投资总额已接近1.2万亿元，在巨额投资的拉动下，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迄今为止西部各省区市绝大部分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整体上看仍以粗放式增长为主。

因此，西部经济的发展, 在投入不能继续扩大的情况下，首先需要提高经济效率。 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只有对自己的经济效率有一个客观、准确的综合评价, 分析各自的不足与优势，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做了定量和定性分析, 以期对经济效率的改善起参考作用。

2．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指标体系

2.1 主成分分析法和评价模型

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降维技术,研究指标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把多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独立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80％至85％以上)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在主成分分析中较为重要的是方差贡献率,代表主成分对样本信息变化反映程度的大小。运用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反映经济效率综合特征的众多变量中提取几个主要的公因子,每个公因子代表一种重要影响,可以分析出影响经济效率的不可观测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可以简化数据结构,确定综合评价数学模型的权重,计算出综合评价值。

主成分分析步骤：(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由于所选取各基本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且数值存在较大的差异,依此得到的评分值不具有可比性。为了消除这一影响,对这些基本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2)计算评估指标的相关矩阵R。若所有评估指标都正相关,则进行下一步,否则应重新分析指标,并进行处理或调整。(3)计算相关矩阵 R 的特征值λ和特征向量。(4)用相关系数矩阵 R 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 R 的特征值λ及特征向量，令| R -λI| = 0 ,求得特征值、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判断是否可用第一主成分作为综合评价指标,若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不超过50%,则不能反映原始指标的变化情况。(5)构造综合评价函数 Y。Y是 P个综合因子的线性组合。即 Y=α1x1 +α2x2 +…+αpxp。(6)计算样本的综合评价指标值,并进行排序。

2.2 指标体系

如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判，目前还缺乏统一的标准。经济学家李京文（1996）认为高质量的增长应符合以下几项要求：（1）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靠科技进步的提高；（2）经济增长持续稳定，避免剧烈的波动；（3）物价上涨率被控制在合理的限额之内；（4）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总供需的大体平衡；(5)经济增长不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宏观经济效率可以看作是政府的投资效率，微观经济效率是企业投资效率。原始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略)，经过整理计算，选取了评价经济效率的13项指标，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2.2.1 宏观指标

从宏观上看,度量宏观经济效率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

（1）边际产出资本比率(IOCR＝dY /dK), 边际产出资本比率即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由于没有资本存量的准确数据，需要进行估算，这里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量越大，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高。（2）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比例。统计数据显示，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平均高于国有企业，而西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却较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更加清晰，投资收益与亏损直接由所有者承担，委托层次较少，所承担的社会负担也较小，面临市场硬约束。所以本文认为非国有经济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越高，整个经济的投资质量越高，用这一比例来间接衡量经济效率。（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费总量/国内生产总值），用来反映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量，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其求倒数得到单位能耗所产生的GDP，数值越大表明经济效率越高。（4）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反映经济运行质量，该比重越大经济运行质量越高，经济效益也就越好。（5）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当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年度实际增量占当年GDP实际增量的比重。该指标从需求角度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公式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当前固定资本形成年度实际增量/当年GDP实际增量）x100%。（6）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率等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乘以 GDP增长速度。该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把“占GDP增量的百分比”，变成了“增长速度中的若干百分点”。

2.2.2 微观指标

从微观投资效率看，本文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衡量。主要有以下一些指标:

（1）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2）全员劳动生产率,该指标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3）工业增加值率，是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效益。（4）权益资金率，该指标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也反映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5）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6）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7)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尽管西部地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但我们引入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项指标，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越好，投资效率也高，可以间接反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3．实证分析

在引入投资效率的宏观和微观指标后，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相关系数矩阵R 进行主成分分析,求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贡献率(见表1) 。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 选入4个主成分, 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 84.25%,即这四个成分所包含的信息占原始变量所包含信息的84.25％(见表 1)，其余9个成分对方差影响很小,因此可以提取前四个成分作为主成分评价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效率变量。

然后由分析结果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各主成分得分Y1 、Y2 、Y3 、Y4 可由主成分的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计算。在主成分分析基础上,综合各主成分构造综合评价模型,选择四个主成分Y1、Y2、Y3 、Y4,并以其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39.9%、22.5 %、13.5 %、8.4%作为加权系数,构造如下综合评价函数: Z =0.399 ×Y1 +0.225 ×Y2 + 0. 135×Y3 +0.084×Y4。

从表2可以看出,按照第一主成分进行的排名与综合排名较为接近,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高达40%，基本反映了西部各省经济效率情况。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2.46 %、13.47%、8.4 %，第一主成分在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例，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投资贡献率等指标有较大的载荷系数,这些指标能够大体反映西部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效率，新疆和云南在宏观经济效率表现较好。第二主成分在全部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微观指标有较大的载荷系数,主要反映微观经济效率，云南和重庆在微观经济效率表现较好。

最后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 将西部地区12 个省(市、自治区) 的经济效率分为以下三类:

（1）云南、新疆、内蒙古、。上述四省（区）在西部各地区经济效率最高。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明显的特色经济，例如云南的旅游服务业、烟草行业等，这些产业效益好，无污染，而且云南无论是宏观经济效率还是微观经济效率都表现较好。而新疆则以石油石化产业为主导，带动整体经济效率提高。

（2）四川、重庆、青海、陕西和广西的经济效率在西部处于中等水平。上述各省区市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和经济，不能形成竞争优势，使其经济效率处于一般水平。

（3） 贵州、宁夏、甘肃三省（区）的经济效率比较低，表明经济增长需要高投入才能维持发展，同时经济结构又不合理，例如宁夏第二产业消费的能源数量占终端消费数量的比重接近90％，其中高耗能工业又占能源消费的50％以上。这些地区主要以高能耗和资源加工的工业体系为主，长期开发必然带来资源的“瓶颈”制约，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4．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对策建议

西部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强大作用下，西部地区除了在石油和天然气、煤的开采以及部分农副产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外，其他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使西部地区只有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效率却没有改善。因此，要想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培育产业优势

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是资源优势，各地区应该认真分析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借助最具优势的资源（例如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绿色生态产品资源和原材料能源资源等），将经济资源优势升级为主导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地谋求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以便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2）努力降低各种能耗

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应该大力重点发展节能项目，促进节能技术产业化，并逐步加快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行业的落后生产装备。另外，从制度上可以考虑制订适用于地方实际情况的高耗能行业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依法开展资源节约执法和监督检查，同时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降低工业中能耗高而产出低的行业所占的比例，有利于实现节能降耗。

（3）提高微观经济竞争力

西部地区企业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产品结构落后、经济效益差等弱质特性，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环境下，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在全国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因此，要想具有持续的经济竞争力，需要提高微观企业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宋利格，陈 迅.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J］．经济纵横，2006,(7).

［2］施发启.如何有效衡量我国投资效率［EB/OL］.国家统计局，省略/read.asp?id=1310.

［3］吕峰.论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J］．商场现代化，2006，（5）.

［4］沈坤荣，孙文杰.投资效率、资本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 夏红云，杨林泉.主成分分析在西部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6,(6).

［6］ 张雅清，主成分分析法在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中的有效应用［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

［7］ 李京文.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第7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引言

在我国，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产生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姚先国等（2002）以1989―1999年统计年鉴数据对我国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比较明显，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王争（2008）对我国的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分析，所用数据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分析中他发现，我国东部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谢千里等（2001）使用全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然后对集体企业、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其他国内企业进行劳动生产率对比分析，主要是使用C-D生产函数进行分析。他发现，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都在不断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而且国有企业与集体工业企业与预期的生产率增长不一致，以股份制改革的股份制企业来说，其全要素生产率也比较低。从单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中他发现我国整体企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而资本生产率却在呈现相反的趋势，在不断的下降。林青松（1995）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集体企业3种类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他发现，1981―1990年间这3种类型企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其中城市集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其次为乡镇企业，最低的是国有企业。所以，本文以不同上市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考察。

一、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2005―2012年的数据，数据来自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A股企业。

企业产值：本文的产值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出企业产出作为产值，然后把各个企业的产出进行加总。

企业的增加值：本文使用支出法来计算企业的增加值，企业的增加值=营业净利润+员工工资以及为员工支付的先进+生产税+固定资产折旧。

资本投入：首先我们假定资本投入与固定资产存量成正比，从而把固定资产作为资本投入的替代度量。

劳动投入：采用工人人数作为劳动投入。

中间投入：中间投入=企业产出-增加值。

二、按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对上市企业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

1.中央企业，其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同时，我们按照每年国务院国资委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企业名称作为本文企业分类的标准。

2.国有企业，其最终控制人为各级地方政府、地方国资委、村镇集体委员会、各个国有部门团体（包括财政部、教育部等其他的国有部门）。

3.民营企业，其最终控制人为在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公民。

4.混合所有制企业，其包括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其最终控制人为国外法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法人。其他类型的股份制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其最大股东占股不超过10%，而且无法行使企业的实际控制权。①

三、劳动生产率对比分析

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反映了上市企业在工业部门、特别是在国有工业减少富余劳动力以及在资本深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资本生产率加速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表1中我们发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央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

四、不同所有制企业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1.模型介绍

我们通过对各单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加权求和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然而，权重如何得到呢? 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假设下，假定生产过程中只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中间投入三种投入，则原始模型为：

Y=AKαLβZγ（1）

对方程（1）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回归方程

lnY=lnA+αlnK+βlnL+γlnX+c （2）

其中，Y增加值，K固定资产投入，L劳动投入，Z中间投入，A技术水平，α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弹性；β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中间投入投资产出弹性；c为随机干扰项，lnA为常数项。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上市公司总增加值作为回归方程（2）中的产出变量Y，物质资本变量K运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度量，人力资本变量L采用全部从业人员年终就业人数来度量。

2.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果

五、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中央企业的固定资产产出弹性都为正，而民营企业和国有的固定资产产出弹性为负。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来说，每增加1元的固定资产投入能够带来1.49元的产出增加值；对于中央企业来说，每增加1元的固定资产投入能够带来1.63元的产出增加值；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基本上等于零，说明此时的固定资产投资属于均衡状态。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固，定资产投入产生负的效应，每增加1元的固定资产投入能够带来-0.75元的产出增加值。

表2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出弹性估计

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弹性系数，我们能够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弹性系数都为负，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劳动产出对产出增加值的影响是负的，所以应该减少劳动的投入；而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劳动产出弹性都是正的，这说明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劳动投入对产出增加值的影响是负的，所以应该增加劳动的投入。

第8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近年来,吉林省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工作,合力攻坚破难,制约吉林改革发展的难题逐步得到破解,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2008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424.06亿元,同比增长16%,增幅居全国第3位,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GDP总量是2003年的2.4倍。地方级财政收入实现422.77亿元,增长31.8%,增幅居全国第3位;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845.2亿元,增长30.2%,这两项指标分别是2003年的2.7倍和2.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600亿元,增长40%,增幅居全国第3位,年投资量是2003年的5.8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2491.6亿元,增长18.6%,比2003年增加了近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2829.45元和4930元,增长13.7%和17.7%,分别是2003年的1.8倍和1.9倍,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居全国第1位。

吉林省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2005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国企改制攻坚战。那一年,吉林省委、省政府从实际出发,确定国企改革必须坚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把通过改制促进企业发展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了坚持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维护职工权益、有利于调动改革者积极性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及整体改制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职工劳动关系转换到位、国有资本退出到位和推动改制企业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到位一基本”的标准和要求,为彻底、规范、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改革任务提供了有力保证。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吉林省用一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列入计划的816户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改制任务。

到目前为止,全省3366户工业及非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任务。改制后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明显增强,到去年末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达4118亿元,比2004年净增1318亿元。吉林省投入水平一直较低,通过国企改制,培育和引进了投资主体,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大幅度增长。2004~2008年5年投资总额是改革开放30年前25年总和的2.4倍,年人均投资现已超过2万元,达到发达省份水平。此外,国有经济的有序退出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为非国有企业的成长释放出巨大空间,非公经济通过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实现了跨越发展。

去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30.08亿美元,增长32.5%,是2003年的6倍;引进外省到位资金1200亿元,增长58.7%,是2003年的13倍。几年来,绝大多数企业通过改制重组,实现了产权投资主体多元化,创新了体制机制,企业活力全面增强,生产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发展速度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优化了国有资本结构和布局,提高了国有资产控制力。全省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国有股本比重下降到36%,比重下降但资产总量却在扩大,质量在提高,控制力在增强,国有资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类、基础产业和支柱、重点产业集中。实践有力地证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必由之路。

第9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2010年3月超过了50%，2012年之后一直维持在60%以上，民间投资已经成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但是，自2011年起，受周期性、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开始逐渐下行，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开始加大基建投资，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增速开始分化。

2016年之前，虽然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但其增速一直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3年民间投资增速23.1%，高于全社会投资3.5个百分点； 2014年民间投资增速18.1%，高于全社会投资1.4个百分点；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10.1%，高于全社会投资0.1个百分点。但是，进入2016年后，民间投资开始失速。2016年2月民间投资累计增长显著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并且两者的差距逐渐增大。到今年6月，民间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下滑至-0.01%，进入负增长区间。

在分析原因之前，需要首先弄清究竟是哪些领域的民间投资出了问题，以便寻找问题根源。从三次产业看，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主要是受二三产业拖累。1-6月，第一、二、三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同比分别增长 19.7%、2.8%、1.6%，分别较1-5月变动1.8、-1.8、-0.6个百分点。从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所有制结构（2014年数据）看，民间投资主要分布在三大领域：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其中，民间投资在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分别占81%和71%。大多数服务业领域存在严重管制，国有投资比重占60%-80%，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国际竞争力低下、存在巨额贸易逆差。

房地产业

2016年1-5月，全国土地市场总价超过15亿元的105宗高价地块，成交总价为3288.2 亿元，其中有52宗被国企获得，合计成交金额达1785.8亿元，占比为54%。其中，信达、华侨城、招商蛇口、电建地产、鲁能集团、葛洲坝、保利、中铁、中冶等央企共制造出15幅地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信达地产，2015年7月至今，信达地产通过公开招拍挂新增10宗地块，其中7宗是地王。

与往年不同的是，地王的门槛提高了。2016年土地成交溢价率明显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尤其是一线城市。“地王”的成交溢价率大多超过100%，很大一部分超过了 200%的水平，比如6月1日周浦地王拍卖中，总共24家房企中有7家是央企，最后信达以成交溢价率306.53%夺标。而在过去，100%的溢价率已属罕见，比如2015年10月30日，中国金茂在杭州以38.84亿元总成交价刷新了当地年内总价“地王”，溢价率只有66.05%。

央企在土地竞拍时不计成本的叫价行为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央企与民企之间的综合融资成本差异决定了央企在土地争夺战中的优势地位。相对民营房企，央企和国企凭借国有身份融资更加容易、成本更低。

随着地产周期触顶后整个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开始急速下滑，2015年上市房企的ROE 下滑至10.3%，2016年中报显示ROE进一步下滑至9.0%。随着未来盈利空间的进一步缩小，民营房企的生存空间会被央企国企进一步挤压。

制造业

市场机制的本质是优胜劣汰、市场化出清，通过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但是，在中国产能过剩领域，近年经常出现地方政府为国企站台信用背书的案例，破坏市场竞争机制，大量国企沦为僵尸企业、大而不死，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这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倒退”。民营企业处于被歧视、被迫退出的境地，这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

在增速换挡期，钢铁、煤炭、建材、化工等领域已经告别高增长时代，产能过剩凸显。但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国企扎堆，盈利下降，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深陷债务泥潭，僵尸企业实质上已经是庞氏融资。但是地方政府由于就业、GDP、政绩等方面的考虑，银行由于避免不良暴露等方面的考虑，不希望国企破产出清，为国企僵尸站台信用背书，这在近年十分普遍，恍如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2016年上半年部分国企开始发生债券违约事件，信用风险凸显。

7月25日，国务院了《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试点金融机构依法持有企业股权，市场对此解读为试点债转股。但是实际操作中，债转股仅适用于国企。目前的债转股试点主要是在国企占比较高的煤炭、钢铁行业，拟退出债转股方案的企业也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比如钢铁行业的中钢集团和东北特钢。7月5日，盘江股份发出公告，盘江控股已经与贵阳市政府签订了股权重组协议，将前者持有的华能焦化所有债权转为股权。周小川在1999年研究债转股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债转股必须“对症下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实施债转股1。他认为：“债转股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减少了利息负担，更重要的是加大债权银行的控制力，加大对贷款对象的压力，加大银行对企业财务问题的影响力。因此，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使企业能够接受严厉或者痛苦的重组计划。”

服务业

服务业领域存在行政管制“玻璃门”“弹簧门”抑制了民间投资的进入。《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国家工商局规定的12个行业、36种国家计划商品的批发业和41种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零售业务，民营企业存在“限进”情况，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存在部门、行业垄断和其他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使得民间资本一直难进入金融、保险、证券、邮政、通讯、石化、电力等行业。二是有些项目虽然允许民间资本介入，但存在着明显的不公竞争，有些国有企业长期垄断经营。三是有些领域由于审批程序复杂，进入条件苛刻，致使民间资本可望而不可及。四是很多产业对外开放，但对民间投资是否开放却没有明确说法，如电信业、银行业。

一些政策细则也执行困难，如银监会细则一方面规定“不得单独针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设置限制条件或其他附加条件”；另一方面，又强制性地规定村镇银行必须要由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主办行，民间资本不能独立建立村镇银行。又如“民间投资36 条”规定，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开发战略性资源，建立国际销售网络。但有关部门规定，民营企业海外寻找的原油资源若要运到国内，必须要有两大石油公司的“排产计划”，否则不允许进口。政策的不公平不透明极大地挫伤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

当前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做大做强做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成为重要课题。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非国有性质的对外投资占比逐年升高，从2006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4年的46%。由于国内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受限、资金成本过高、制度成本较大，促使民营企业开始寻求海外的资金和投资机会，并且还能享受国家对于“走出去”企业的支持政策。同时，由于部分行业不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却允许外资进入，所以民间投资通过 ODI 的方式走出去后，以外资身份避开“弹簧门”和“玻璃门”。2016年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直线上升，比2015年的增速中枢明显抬升。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一季度，中国流向中国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为206.8亿美元，同比增长 61%，占同期对外投资金额的51.6%；对美投资52.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倍；对东盟投资22.9亿美元，同比增长44%，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额占今年投资额的比重超过70%。同样的，2016年1-5月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备案643项，备案对外投资总额300.98 亿美元，同比增长58.6%；实际对外投资额131.57亿美元，同比增长228%。

融资领域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而在融资上受到了各种优待，中小企业（大部分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不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而且难以申请。从中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高度依赖内源性融资（包括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这一部分占比高达60%，而美国的对应比例只有30%；另外，中国民企从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以及股票融资的比例远低于美国，“其他”一项中国占比将近20%，这里可能包括融资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来源较为单一，严重依赖内源性融资。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比例（20%远低于国外类似的企业的42%），实际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对于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申请银行贷款被拒绝的可能性超过了50%，融资难的问题远远没得到解决。债券违约与信用风险溢价，国企存在政府隐性担保，民企被歧视2015年以来信用债市场的信用风险事件持续增多。从最新情况来看，现阶段信用债违约事件“高发时间窗口”仍在延续。2016 年违约债券中53%为民营企业，35%为国有企业。但是，如果看违约的债券结构，发现53%的违约债券是国有企业发行的，而仅 36%的违约债券是民营企业发行的。也就是说，尽管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违约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国有企业一旦失去了政府的隐性担保，违约密度更大。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推测，在无政府隐性担保的情况下2016年国有企业的信用风险溢价应该至少不低于同等级的民营企业。然而，在对比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民企和国企的债券发行票面利率后，可以发现，央企和地方国企票面利率下降了0.52和0.73个百分点，上市企业的票面利率下降了0.68个百分点，而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的票面利率仅降低了0.27个点，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面临同样的风险事件，最终国企会因为政府的背书而存活，民企则可能破产退出。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退民进”促进了效率提升，新一轮“国进民退”意味着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趋势是国退民进，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过去30多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体的趋势是国退民进，国有工业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2008年的20.69%，平均每年下降比重高达1.86%，相应的非国有工业经济的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特别是1998-2000年，作为支柱产业的纺织工业在90年代遭遇严重亏损后，通过国企改制快速实现过剩产能退出，从而在20世纪初纺织产业重新恢复了活力。

过去几次国进民退均导致了资源配资效率的下降。最早的“国进民退”现象出现在钢铁行业，包括“鞍、本、攀”的跨地区重组，天津钢管与天津钢铁等区域内的兼并，半年亏损12.85亿元的国企山东钢铁姜然利用银行贷款逆向收购半年盈利18亿元的日照钢铁，这些兼并重组案例事后效果均较差。紧随其后的是民用航空行业，国企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隶属国资委的东航与上航合并，四川航空控股鹰联航空。在石化行业，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加快兼并民营加油站，同时向上下游延伸业务，几乎没有给民营企业留下任何生存空间。

新一轮“国进民退”意味着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房地产业频现央企拼地王事件、制造业领域地方政府为国企站台拒绝市场化出清、服务业领域国有垄断行政管制、融资领域对民营企业身份歧视等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讨论和反思。

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投资更有效率，现在能赚钱的民营企业不投资了，不断亏钱的国有企业不断扩张地盘。2016年1-6月份，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集体企业利润下降1.1%，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7.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增长5%；私营企业利润增长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