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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堰河我的保姆原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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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堰河我的保姆原文

第1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原文范文

二一六年六七月间,他预感来日不多,寄来一本书稿《平居有所思》,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两方面的总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电邮不断,校对修改此书。八月中旬,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未见回音,心想不妙,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几天后,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我父亲身体不适,他让我代他回复。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他很喜欢,它为父亲在最后的时间里带来了舒心,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要我一定转告,他为你感到骄傲,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这些美好的交往。”十天后,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他走前能看到这本书,也算是一种安慰。

我不知道像黄克孙这样的老人天底下还有多少,但像他这样学贯中西、游走科学与文艺之间的“两栖人”走一个少一个,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大概也很少这样的人了。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黄教授有些来往。他是一个很文艺的人,诗词书画音乐舞蹈,样样精通,但绝不多愁感伤。说话行事,干净利索,我们电邮来来回回,他总是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二一五年他病重在床,春节前夕,我电邮给他拜年,大年三十早上,看到他的回复:“去年移居波士顿。这里比较冷,昨天下了一场大雪,遍地白茫茫,真是瑞雪迎春!《梦雨录》后不常作诗。计有几篇,谨付上。”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一封“流露情感”的电邮,而且还是借景抒情。他在附录的七言绝句八首《生平》中,第一首即写道:“尘封旧念别华年,镇日蹉跎老病边。有女殷勤长侍奉,回身拭泪感苍天。”《生平》八首,可谓黄教授的追忆似水年华,也令我联想到杜甫的《秋兴八首》。

黄教授晚年常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客座。南洋,成了他晚年的第二个家。我偶尔也会约了朋友去看他,和他吃饭聊天,每次总是受益良多。有一次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在读基辛格的《论中国》、托马斯・匹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和陶德・霍夫曼的《内部间谍》。黄教授认为,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物理学家是: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问他对斯蒂芬・霍金的看法,黄教授说霍金被过度抬高了,是媒体把霍金炒成了这样,因为他的身体特征有新闻性。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黄教授说科学家讲的是逻辑,宗教家讲的是信仰。他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拿破仑曾问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为何在他的书中一句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明确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上帝存在)那个假设。”拿破仑将这句回答告诉另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拉格朗日却说:“这是个好假设!它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人类面对的问题,科学并不能(至少在现阶段)完全解释,这个时候宗教可以“帮一把”。

犹记二一四年十月底,黄教授说他即将返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听一场室内乐演出:一对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二日的下午,我随即买了三张票,还约了一位朋友同去。那天,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毫不马虎,可见老派人对“听音乐”这事的尊重。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演出前,我们逛了一会儿。之前,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可是,那天黄教授显然有了些许龙钟之态,走了几分钟,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最近身体不适,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听音乐时,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尽管他认为维多利亚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并不理想。晚上,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萃英阁就餐。饭桌上,老先生聊起傅聪、郎朗和李云迪。他认为“傅聪弹莫扎特实在好,郎朗弹莫扎特就不行了,他也有自知之明,几乎不碰莫扎特;但贝多芬是郎朗的强项,他最近录制的贝多芬第四钢协,好极了。李云迪,肖邦弹得好,他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也不错,弹贝多芬钢协就不如郎朗了”。晚餐后,我们把他送回南洋理工大学的专家宿舍,夜色里挥手道别。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周后他返美,不久查出患了癌症,再也不能来新加坡了。

二一五年十月,黄教授给我寄了一张芭蕾舞《天鹅湖》碟片,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版,跳男女主角的分别是?ngel Corella和Gillian Murphy。这是近年来最好的《天鹅湖》版本。信封里他还附了一张剪报的复印件,是旧王孙溥儒的对联:“偶磋百甓范大篆,敢向千圆露一觚。”黄教授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大概受到这位西山逸士的影响。黄教授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多能写一手好字。小时候他临颜鲁公的帖子,后来又临坡。但他最喜欢的是怀素,他说:“怀素不能临,那是草书。怀素的草书是很惊人的。”记得有次老人偶然见到台湾书法家董阳孜题写的“牡丹亭”三字,叹道:“笔力不凡!”除了怀素、王羲之,他还偏爱清代的邓石如,尤其痴迷他的篆书,他说邓石如的篆书笔画布局往往灵活多变,有时笔画稍偏,有时笔画微斜,线条就这么破格一点点,字的“情感”就出来了,很微妙,这个分寸不好把握,但邓石如得心应手,控制得恰到好处。字,也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不是呆板的符号。黄教授的办公室内悬有他自书的四联,写的是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他很珍惜它,病重后,又把它运回了美国。有一次,我向先生求字,他爽快答应。不久他就返美了,心想,这事多半就泡汤了。不料,半年后黄先生重回南洋,第二天就托人送来一幅墨宝,写了一首七律:“斜阳寂寂对凭栏,闻说桃源在此山。一片飞花轻落地,不随流水到人间。春水细雨满天南,野道无人景色宽。唯有梦中能滑步,翩翩轻度紫罗兰。”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先生后来解释,他在美国比较悠闲,状态好,书写工具也好,字当然也就写得比较好。

黄克孙在科学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他另一个衔头―波斯诗人奥玛《鲁拜集》的译者,似乎更响亮。这本年轻时用七言绝句翻译的诗集,给他带来了物理学界之外的名声。其中一首:“冥冥有手写天书,彩笔无情挥不已;流尽人间泪几千,不能洗去半行字。”这样的翻译,真令人叫绝。

一九八六年,台湾书林出版社重印了这本旧译,因为书林同时也出版了钱锺书的著作,所以出版社顺便寄了一本《鲁拜集》给钱锺书,钱先生看了,对黄先生的译本颇为夸奖:“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他后来在《平居有所思》一书里写道:“钱锺书的好评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头一次觉得我的诗可以登大雅之堂了!于是,收集过去和近来写的诗,陆续出版了两本诗集《沧江集》和《梦雨录》。”

年轻时,黄克孙就参与诗社活动,唐德刚等人在纽约组织“白马文艺社”,黄教授偶尔也去凑个热闹。他记得来过一次白马社的朗诵会,当时一位台湾诗人写了一首诗《我是青蛙》,里面掺杂了不少闽南方言,听了他的朗诵,委婉批评:“诗还是不宜用方言的。”唐德刚的《白马社的旧诗词―重读黄克孙译〈鲁拜集〉》中说:“克孙是我们白马社的四五个发起人之一。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已拿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住在波士顿,时常自波城赶到纽约,来参加我们几个所组织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他来的目的自然是一石双鸟(有个美丽的女朋友在纽约嘛)。”

黄克孙除了写旧体诗,也写了不少白话诗。黄先生曾经告诉我:“其实,写新诗比写旧体诗还要难,没有规矩反而更加不知所措,要把新诗写得有诗味,非常不容易。”他认为:“白话诗的境界,许多是古诗不能达到的。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古诗写不出来的,勉强地写,就变成《琵琶行》那样,可以动人,但失去了生活的力量。反过来说,把《琵琶行》翻为白话诗,就失去了一种韵律的魅力。”黄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白话诗太雕琢词藻了,不够质朴,包括余光中。真要玩词藻,怎么比得过五代两宋词。但他非常欣赏艾青,觉得艾青的诗有新气象、有穿透力。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死在第二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都很平实感人。有一次黄教授背诵:“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他接着赞叹:“你看,这诗写得多么与众不同。古人也写雪,但从来不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