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农业概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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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准农业概论范文

简答题

题目22

现代农业的主要形态有哪些（

）

选择一项或多项：

a.

绿色农业、循环农业

b.

特色农业、立体农业、订单农业

c.

化学农业、未来农业

d.

工厂化农业

e.

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f.

精准农业、信息农业

g.

可持续农业、物理农业

题目23

农业资源的基本特性有哪些（

）

选择一项或多项：

a.

农业资源的无序性

b.

农业资源的整体性

c.

农业资源的未来属性

d.

农业资源的有限性

e.

农业资源利用潜力的无限性

f.

农业资源的关联性

g.

农业资源的可更新性

h.

农业资源的地域性

题目22

无土育苗是现代育苗的方式之一，有何优点（

）

选择一项或多项：

a.

缩短育苗天数

b.

有利于促进城镇化

c.

利于育苗规范化、规模化、工厂化、立体化

d.

减轻土传病，提高秧苗质量

e.

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f.

可省去大量床土和节省劳力

题目23

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其主要功能有哪些（

）

选择一项或多项：

a.

促进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b.

维持碳平衡、调节全球气候

c.

净化空气、减少噪音

d.

防风固沙

e.

保护生物多样性

f.

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g.

防治水土流失，改良土壤

h.

减少社会生产成本

题目22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什么（

）

选择一项或多项：

a.

一体化经营

b.

使农业生产向产前和产后延伸

c.

解决盲目生产、产销脱节，生产大走大落问题

d.

扩大经营领域，延长产业链

e.

实行生产（种养）、加工、销售三结合为一体

题目23

都市农业发展新趋势有哪些（

）

选择一项或多项：

a.

都市农业生产的智能化

b.

都市农业经济的未来化

c.

都市农业收入的集中化

d.

都市农业空间的地域化

e.

都市农业服务的信息化

f.

都市农业经营的国际化

g.

都市农业功能的多元化

水产养殖的种植型养殖技术模式：

答：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拥有光辉灿烂的文明，其中之一就是农业。在构成大农业的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三大细分产业中，种植业是基础，畜牧是延伸，渔业是拓展。渔业历史源远流长。它就像一条滚滚东去的长河，结绳记事，可以划分为原始、传统和现代三个拾级而上的技术模式。渔业文化博大精深。它就像一条起伏连绵的山脉，它由种植型、畜牧型和水产型三大类构成，每一类型还有许多个性化的形式，都是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伫立在水产养殖这一坐标系前面，从业者要充分结合实际，准确把握自己水产养殖事业所处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制定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发展规划，刻苦钻研，努力经营，积极进取，最终就能收获一个大丰收。

一、种植型养殖模式

即原始的水产养殖。人们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现水土尤其是像江河湖泊、浅海滩涂之类的大水面、大水域和大水体具有强度的基础生产力，即在光热气的负荷和水土植被承载下，同一水体不同养殖生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共生互补关系，主要是食性，在一定养殖空间和区域内，通过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不同生物在同一环境种共同生长，这就是原始的水产养殖模式，同时也是种植型养殖模式，即天生地养的原生态养殖模式。该技术模式不但能优化改良养殖场地生态环境，保持水土生态平衡，而且还能大幅度提高水产养殖的社会经济效益。集中表现表现在低密度放养苗种即平均每亩放养数十以至数百尾苗种，粗放式养殖和优质单位低产即平均亩产数百至一千斤上。放养少量的苗种，而且还是多品种立体混养以及一次放足，捕大留小，轮捕轮放的轮养以及生态种养，通过施肥或者培育基础生物饵料，实施原生态养殖，完全靠基础肥力和天然饵料把苗种养至成品。该养殖技术模式具有三大类表现形式：

一是立体混养  即在同一水体中开展鱼虾、鱼虾蟹，鱼鳖、鱼虾鳖混养，该技术模式能够充分运用残饲，降解、分解粪便，防控疫病。

二是综合种养  例如鱼菜共生，即在水面上种植蔬菜，水体中养鱼，在稻田、藕塘、菱池、茭白田里放养虾、蟹、鳝、鳅、鳖等水产养殖动物，或者一造种植，一造养殖，实施轮作。

第2篇：精准农业概论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 对农电视 节目营销

在收视率至上的传媒评价体制下,我国农业电视发展艰难。改变我国当前农业电视的边缘化地位,提升我国乡村传播的效果,推动新农村建设步伐,快速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传媒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今后较长时期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对农电视频道和栏目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媒介融合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网络传播的迅猛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媒介变革过程中最明显的趋势。媒介融合

由美国马塞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首先提出,意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性的、文化的联盟”,他强调的“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国内学者周鸿铎认为,“媒介融合是一种业务上的合作,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通过这种合作,实现媒介资源的最佳配置,以便实现共赢”。发展至今,媒介融合的形态日益丰富,人们常说的内容融合、产业融合、资本融合,以及媒介形态、结构、流程和传播方式的全方位融合,媒介之间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功能的融合和相互渗透。正是这种多层次、多向度的媒介融合态势,为传统电视媒体改变自我、寻求新发展提供了机遇,它们纷纷抛弃既有的基于单一产业的营销方式,开始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营销战略,以期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

随着媒介的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发展,以及各国解除管制、鼓励竞争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各媒介间的融合从理论逐步变成现实。随着卫星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在广电、通信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与应用,传统媒介的界限渐渐模糊,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媒介终端可实现的功能逐步强大。媒介融合颠覆了大众传媒独占鳌头的大众时代,对于信息传播甚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传播者、传播渠道,到传播内容和受众,传播过程的每个环节都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媒介融合的大潮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媒体终端,它们竞相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多频道数字高清电视、网络电视、车载移动电视、手机电视、MP4,甚至数码相机,都可以成为接收电视节目的终端设备,而人们看电视的行为也日益由原来的家庭式、固定式收视向个人收视、移动收视等多样化方式演进。

媒介融合给对农电视带来的影响

媒介融合给农业电视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节目的播出平台增加,视音频的播放载体不再仅局限于电视机。网络电视、IPTV、手机电视、卫星移动电视等新媒体不断崛起,与传统电视一道呈现出丰富的融合特征。人们看电视的行为也日益由原来的家庭式、固定式收视向个人收视、移动收视等多样化方式演进。非线性传播、互动性、跨平台、个性化,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电视节目最突出的特征。

媒介融合使得农业电视节目的传播形态由原来的线性传播向非线性传播演变,观众收看更为方便,反馈更为快捷。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电视节目以在线观看、视频下载、网络直播或者互动娱乐等形式为主,在许多层面实现了对传统电视节目的超越,因而在满足受众需求方面显现了相当的优势。

目前我国农业电视节目的网络化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及时节目信息,开通互动平台,网络成为农业电视节目和城乡观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吉林电视台的乡村频道、山东电视台的农科频道、河北电视台的农民频道等专业频道,以及优秀农业电视栏目如荆州电视台的《垄上行》、湖南卫视的《乡村发现》、贵州电视台的《我们农民工》、北京电视台的《京郊大地》等大都可以进行网上直播、点播和信息互动,网络成为农业电视节目对外传播的新渠道。中央电视台还设置了CCTV社区、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设置了广视互动论坛,为观众的反馈、评论提供数字化社区服务平台。

加大对农业电视节目研发等核心竞争力生产要素和内容的投入。技术进步使得新媒介种类丰富,并且传输容量也大幅提高,使得农业电视节目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面临挑战。数字付费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数字助手PDA等都需要大量与各媒体特性相符的音频、视频、图文及数据内容。然而,由于数字新媒体发展初期所处的用户短缺的困境及收益分配模式的不明朗,内容创作者的积极性较低,投资者的投资也格外谨慎。农业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需要政策的支持。

对农电视节目营销的实施

从社会经济背景、传媒创收渠道、市场空间来考察,实施对农电视节目营销的条件基本成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费者可用于食物之外的消费相应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则引发社会阶层的碎片。具体到传媒领域,一方面,收入、文化及适应力的差异使消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不再趋同。黄升民教授认为社会阶层的碎片“使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性化倾向明显”,传媒的“大众时代”正过渡为“分众时代”。另一方面,消费者的角色由受众变成用户。在受众时代,媒介消费基本免费,媒介传播只是单向的点对面方式,并且媒介传播的内容较少,媒介经营重视收视率、收听率或覆盖率。到了用户时代,媒介消费者则按需缴费,通过媒介平台与运营商、内容商以及其他组织,消费者充分互动,实现点对点的传播。

在广告市场处于边缘地位的农业电视也应该考虑实施节目营销战略。随着电视广告市场的分化,电视传媒机构意识到节目营销的重要性。我国自1979年恢复电视广告以来,广告收入就成了电视业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台主要通过制作和播出节目获得高收视率,然后向广告商出售广告时间以获得广告收入。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技术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放缓,传统电视的广告资源被分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级电视机构的经营重点开始由广告转向电视节目,以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学者陆地在《论西部电视产业发展模式的增长极》一文中认为“从国际国内电视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生产和销售电视节目,能够构成电视产业内除广告之外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都相继喊出了把节目经营收入培育为本台收入第二大支柱的口号”。

为数不多的农业节目有着很好的观众缘和很大的需求空间,这为节目营销的实施提供了较好的市场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就农言农”的对农传播思路必须进行转变,对农业节目感兴趣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包括所有关心三农、关心和谐社会建设的城市人。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建设密切相关,城市人的生活也离不开乡村社会。关注农民工,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培育农民工的现代市民意识,创建和谐的城市环境是所有电视台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09年5月中央电视台上网栏目2009年5月份访问量排行榜,在278个上网栏目中,农业节目栏目(如致富经、科技苑、每日农经、农广天地、聚焦三农、乡村大世界、乡约、乡土等)大都排在前80名。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已成为全国对农专业频道的领头羊,综合实力排名第一,2008年,在业界具有极高权威性的“TV地标”评比中,农民频道从全国近千个频道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专业特色频道”,同时频道还被河北省广告业协会评为“河北省最具广告成长力媒体”。2009年5月25日,湖南卫视午间档《乡村发现》CSM22收视率0.61、份额4.86%,同时段排名第一。这是《乡村发现》这个栏目自3月2日复播以来首次取得第一。这些数据说明农业电视节目因其新奇、实用、自然、亲切,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还是能够得到大众的喜爱的。

积极、稳妥推进对农电视节目营销。互联网、IPTV、手机电视等基于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新媒体形态层出不穷,它们拥有交互式的传播方式、专业化的传播内容以及数据存储的高质量和大容量,极大地满足了受众活动和受众需求。这种媒体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农业电视的地位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得媒介市场格局逐渐由单一媒体垄断转化为多种媒体并存发展,如果说这种格局转变的根源来自信息接收渠道的多样化和受众需求的个性化,那么这一转变的结果便是受众的分化即传统电视受众注意力的严重稀释。

对农电视要想改变自身困境,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必须在观念、体制、内容、形式及已有资源的各个方面进行充分的整合,积极推动与新媒体的融合,让更多的消费者快捷方便地收看节目,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丰收。电视节目的营销方式很多,既可以通过版权交易、下载点播、广告、赞助等盈利方式来进行,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策划媒介事件,深入农村现场、邀请农村受众参与节目采制等方式,来提升节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第一,版权收入将成为节目提供商的主要收入来源。媒介融合带来的一个新变化是传播平台的增加,因此对农业电视节目提供商来说,版权交易的对象和交易机会增加了。可以将节目卖给电视运营商,也可以卖给网络视频分发平台,还可以卖给手机运营商,当然还可以做成DVD在市场上销售。最具意义的是,可以多次出售版权,充分发挥内容资源的价值潜力,实现多次盈利。

改变内容困境的一个战略是将内容提升到产业的高度,通过引导或支持相关产业组织的建设并促进产业组织合理的竞争与协作,构建较完善的产业链并保证产业链通路的顺畅,从而使内容能够规模化生产,大批量集成,面向大市场销售。内容不可以重复批量生产,内容生产需要创造力,而创造力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版权上。目前我国内容的创造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充分发挥,这要求政府在发展内容产业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树立企业、消费者版权意识的同时,通过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大力监管打击非法盗版等行为。

第二,付费点播、下载。社会经济及文化潮流的发展与进步引发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并由此延伸到市场的“碎片化”和受众的“碎片化”,大众时代过渡为分众时代,媒介受众由以往的单向阅听人的角色转变为需要为其量身定制娱乐、资讯服务的用户。媒介与消费者的互动更加充分,传媒产业正以日益丰富的信息娱乐元素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农业电视节目,特别是那些致富项目对脱贫致富的人士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获取这些信息,纷纷留下电子邮箱、电话、QQ号码。对于手机电视和网络电视而言,付费下载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盈利方式。虚拟商品支付交易平台的建立,数字内容的支付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解决,这为网络付费收视进一步扫除了障碍。

第三,形成精准营销和口碑营销为主的营销形式,提升节目和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电视开始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融合。传播载体增多,广告主和观众两大消费主体越来越理性和挑剔。广告主改变了过去粗放式的广告投放策略,在目标消费市场逐渐细分的压力下,调整为集约式投放。网络功能由最初单纯地获取信息、娱乐,发展到日常生活帮手、商务往来等交流手段,由此形成精准营销与口碑营销的营销新形式。

对于迅速发展的新媒体产业,农业电视应当正视眼前的危机,但是更应看到自身面临的机遇,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体在资源链接、分众定向、及时互动上的优势,在多元媒介的交叉融合中实现资源的深度整合,将是在我国传媒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探求的核心议题。(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新农村建设中涉农电视发展模式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C326)

参考文献:

1.刘婧一:《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李怀亮:《新媒体:竞合与共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宫承波:《新媒体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4.郑伟良:《网络营销的重心是口碑营销》,《中国出版》,2009(8)。

第3篇：精准农业概论范文

【关键词】高职；实践性课程；广告设计；教学改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平面广告业的发展日益壮大，高端大气的广告传媒数不胜数，小微平面公司也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社会对平面广告业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如何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平面设计人才，使学生毕业后有一技之能胜任工作岗位，就要调整现有的课程设置。纵观广告设计专业课程，理论比重偏大且单一枯燥，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例不协调，与用人单位急需实践型人才脱离，不利于学生就业。为此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解决供需双方矛盾，就要合理定位培养，优化课程设置，突出实践技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实践性强的优秀技能型平面设计人才。

一、合理设置课程，理论与实践课程比例协调有序

有的院校广告设计专业课程设置理论课程比重占有量大，在讲授的同时教师照本宣科偏于理论枯燥乏味，学生一无兴趣二无精神变成了“低头族”“特困生”玩手机睡大觉。有的院校则过于强调实践性课程比重，认为只要实践技能操作熟练，排版印刷等技能娴熟就能胜任工作岗位需求，要知道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超强的设计思维作为实践技能的指导是不能完成出色的设计任务。很多优秀的广告案例是靠精准的广告理论作为指导的，不能忽视一些广告理论的存在。理论类的广告课程可以引入实践性教学使其不再枯燥，比如广告文案写作、广告概论等理论课程可以用一些优秀的广告案例来挖掘其成功的原因，不是偶然性让学生找出广告理论的应用价值。广告专业的基础性理论课程不能忽视，更不能一味追求实践性课程。实践性课程与理论课程要比例协调，在实践课程中运用理论课的精髓指导，在理论课程中插入实践环节，相辅相成，共同支撑广告设计专业，从而真正达到培养专业型有创意的平面设计人才。

二、实践性课程的合理设置要突出实用性

从课程设置看广告设计专业是一门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例基本均等的课程，所以要在课程中认真研究比较，结合市场用人需求来设置课程结构，结合地域经济，根据广告设计专业自身特点情况对本专业课程内容加以调整加大实践性课程比例。有人建议实践性课程不应该开设素描、色彩课程，因为该类课程难度大占用课时多，同时也不是短期能掌握的，加上对广告平面专业影响不大，应该删减。我则不那么认为，平面广告专业不单单以计算机软件设计、文案策划为主，加之好的创意想法是需要设计表达的。没有前期造型色彩的引入性训练是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比如标志设计课程需要不断完善手绘设计稿，确定好方案才能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再比如广告招贴设计，不经过专业色彩设计训练很难合理地表达符合立意要求的设计作品，试想再经典的广告语没有和广告色彩内容形式很好的搭配，是很难被人所熟识的，所以有些实践性课程要经过检验再进行改革，突出实用性。

三、技能培养中团队精神不可忽视

团队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需要把自己融入一个团体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团队精神的核心就是合作，需要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加之学生课堂表现都以“低头族”“特困生”见多，这些都是要解决的课堂问题。为此，培养团队意识显得极为重要。以包装设计课为例，我在实践技能考核时把班级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件包装设计作品，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进来，进行市场调研、造型设计、色彩搭配、材料选用、印刷制版等各个环节分工协作和相互配合。每个组设计作品完成后要集中评比记录总成绩，这样就促使团队中的成员都要认真对待，每个人都要付出努力，这关系到团队的设计作品优秀与否，也关系到团队成员自身成绩是否合格，这样那些“低头族”也开始利用手机资源查找资料，“特困生”也都积极参与，相互探讨，反复修改，不断磨合、不断完善才能设计出优质的平面设计作品。团队协作中既挥洒个性又表现特长，保证了团队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目标，学会了相互尊重又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让那些厌弃学习的同学感受到自身的价值，积极参与其中。

四、充分利用院校自身实训资源完善实践教学

高职院校最优质的资源就是校内实训室、实训基地。实训室里面基本都是模拟一线岗位贴合实际建立的设备，目的就是让学生直接参与生产与操作实践。工作室的使用功能是集教室、实训室、设计工作室一体的，实训室、工作室的建立很好地提高了学生专业技能，检验了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实践。因而要充分发挥实训室的功能，让学生不单在课堂期间参与实践，在空闲时间也能来到工作室做自己的设计创作，如我院的蚂蚁广告创意工作室全天为学生开放，由教师为主导负责审稿并指导学生的设计作品来参加各类展赛，进而检验学生专业能力。也可以承接校内外平面广告设计工作，学生不但能亲身体验条幅印制、彩印喷绘、电脑雕刻、制作过程，还能在经济上有所创收，最主要是能满足相关专业实训要求。充分利用实训室资源，师生互动共同创作从而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充分加强学生在工作岗位中的技能性锻炼。达到了实践性教学与专业能力培养的目标。

五、加强师资建立，以就业为导向，创建三方合作交流平台

以就业为导向建立以学校、企业、社会三方搭建平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挥育人的功能。通过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定期组织师生到企业顶岗锻炼，提高教师视野，加强师资建设，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多为专业教师提供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教师们在校外企业学习时能够与企业设计师直观交流，进而提高业务能力，同时也能转变以往陈旧的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跟上新形势，达到优势互补总结经验更好地应用到本专业的教学实践中。校企合作搭建平台不单让教师受益，还能让学生参与企业一线顶岗实习，促使学生获得较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

结语

总之，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改革是实用性很强的艺术设计实践过程。要以培养创造性与技能型相综合的广告设计人才作为教学的任务，必须经过长期探讨、不断完善才能培养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求的高质量、高素养的技能人才。在以后的改革实践中切实强化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专业竞争力。在教学方法上，继续采用课堂讲解、实践技能操作、实训室演练，积极参与广告大赛，与企业合作互动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去配合广告制作专业教学改革。最终以就业为导向、技能为本，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具备较高职业道德素质的动手能力强的创新型设计人才，从而符合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地方经济助力。

参考文献：

第4篇：精准农业概论范文

关键词 “蛆橘”事件 手机短信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cerned Solving Ways of Mobil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xample of Maggots Orange Event

Xiong YinXiang Guoxiong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 maggots orange event for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cerned solving ways of mobile phone messag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maggots orange event mobile phone message communication

2008年10月初，一条有关四川广元柑橘“生蛆”的手机短信显示出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传播威力，这条短信在民间广为流传，引发了人们头脑中种种无端的猜测联想，心存疑虑的消费者产生“谈橘色变”的恐慌情绪，纷纷停止柑橘购买行为，最终导致了丰年时节柑橘严重滞销的惨淡局面：仅湖北省，大约七成柑橘无人问津，损失或达15亿元；而在全国的柑橘主产区和主销区柑橘销售普遍受阻，价格大跌，橘农损失惨重；此外，农业部门预计，该短信的负面影响还将会波及稍晚上市的中晚熟柑橘品种。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了手机短信的传播特性，并证明了手机短信传播的滥用能够引发相当严重的后果。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此次“蛆橘”传言事件，深入分析手机短信的传播特性，尤其是把握其传播的不利因素，有助于我们理性科学地认识短信传播的特性，并实现趋利避害的应用短信传播。

一、“蛆橘”短信事件中呈现的手机短信传播特征

“蛆橘”手机短信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固然和当下社会整体心态有直接的关系，民众在经历了“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普遍对食品安全抱有疑虑心态，“蛆橘”谣言发生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轻易的击穿了人们的心理防线，取得了强大的传播效果。然而，手机短信本身所带有的一系列内在传播特性则使得其传播效果更加强化放大：

1、手机短信传播具有速度快、范围广、成本低的特点：一个手机短信从最初的制作、发送到接受，中间没有任何复杂的技术环节，其信息传播过程可能就是短短几秒钟，传播速度大大超过制作过程相对繁杂的传统媒体；中国拥有庞大的手机用户人数，根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国手机用户数达5.47286亿户，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5921亿条。①这意味着手机短信具有广阔的传播空间和庞大群体，同时手机短信群发功能使得短信在传播覆盖面上大有提高；发送廉价、接收免费的短信资费方式也使得民众将短信视为一种简单便捷的日常沟通方式。“蛆橘”短信在传播速度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过传统媒体，许多民众都是通过短信第一时间获得“广元柑橘生蛆”的信息；手机短信在传播范围上具有“一传十、十传百”的幂次方增长趋势，信息流传范围广；民众也采用这种廉价的传播手段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提醒，因此，“蛆橘”短信流传如此之快之广也就不难想见。

2、手机短信传播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具有可信度高的特点：短信传播行为多发生在熟悉的人际圈层当中，传受双方或为家人亲戚、或为朋友伙伴。因此，信息来自于较为熟悉的人际圈层，其可信度高于相对陌生的大众传媒。在“蛆橘”短信传播中，绝大多数的短信者出于对熟人亲友的善意而传播短信进行提醒，恰恰是基于熟悉的人际关系和善意动机，使该短信的传播效果大大增强。

3、手机短信意义表达的有限性：文本短信的长度最多只有140个字节，这大大影响了手机短信传达意义的全面性、详实性和深刻性，语焉不详的手机短信往往难以使人进行正确全面的解读，因而造成受众的视听混淆和片面理解，进而导致恐慌心理和行为的产生。这次的“蛆橘”短信全部仅50余字，仅仅只是单纯描述了“广元橘子生蛆”这一事实，最终人们只能进行一番简单的逻辑推理后得出“橘子不能吃、不能买”的结论。但是试想，如果手机短信有足够的容量，提供事件全面的相关背景，诸如地方政府已快速及时的将生蛆橘子彻底清查深埋，有效杜绝果树疫情的蔓延，或者告知民众所谓“蛆”是果实寄生虫，食用后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等，那么现实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4、手机短信的“非主流”角色赋予其特殊的传播影响力：手机短信更像是“大道消息”之外的“小道消息”，来自草根民间，内容新鲜敏感，反而显得亲近可信。“蛆橘”短信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和受众的这种“逆反”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当人们在怀疑正规媒体不予、缓报瞒报、模糊化报道时，人们实际上倾向于选择接受来自民间的手机短信。

二、如何应对手机短信传播之弊

在“蛆橘”事件中，我们清楚的看到，在短信传播失当或者失控的情况下，它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笔者以为，需要认清短信传播诸多不利因素，施以必要适度的监管，民众和政府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短信传播带来的信息价值和沟通乐趣。笔者仅从该个案出发，提出几点相关的应对之策：

1、主流媒体应当迅速发挥其传播上的全面、权威优势。主流媒体限于技术层面的原因，在传播的时效性上与手机短信已无法抗衡，当手机用户动动手指的几秒钟，“蛆橘”短信就已在发至全国各地，而同样的信息可能还只停留在主流媒体的编辑部或者直播间里。根据传播学相关原理，抢占传播时效性的制高点，给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首因印象，传播效果才能最佳。因此，在时效性先输一步的主流媒体则更应该着重在权威性和报道全面性上大做文章。2007年一系列的短信风波事件，如海南香蕉致癌等短信消息，事后无一例外被证明是不实谣言。因此手机短信有可信度不高、权威性不强的先天不足。要取胜于短信传播，主流媒体在实际的操作中要强调自己的信息“权威”，是唯一可靠可信的信息源，如通过对政府新闻会的现场转播、对政府高层官员或者相关专家的独家访谈等，专业、权威、科学的信息通过主流媒体播发后能很好的对抗手机短信的负面影响；全面深度的报道也是主流媒体胜出的又一优势，主流媒体通过深度报道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清楚的呈现出来，消除人们解读信息的误差。“蛆橘”短信因受文字容量限制、信息表达不全而导致受众解读上的偏差。

2、媒体联合传播，形成传播合力，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随着我国手机用户人数不断增加，有机构预测，到2010年，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将从2007年的5.40亿增长到7.38亿，②这同时意味着手机短信将成为极具影响力信息传播渠道和舆论引导手段。要能抗衡手机短信强大传播影响力，各方媒体应该联合起来，目标一致地进行传播，形成更为强大传播声势。在“蛆橘”事件中，对短信已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各大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步调一致的、多维度、高密度的澄清性的报道，积极的答疑解惑、稳定社会心态、促进柑橘销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浙江日报的“丰收时刻：关于橘子的对话 如何帮农民卖橘子？”、山西晚报的““蛆橘”阴影渐散?太原橘市缓慢回暖”、成都商报的“成都万人品柑橘 很甜很放心”、成都晚报的“农业部副部长成都街头品橘 没发现一个‘蛆橘’”，新闻午报的“崇明17万吨安全柑橘盼援手”、江南都市报的“70所高校学子助卖江西橘”等等。在一番角力之后，手机短信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解，众媒体所形成的传播合力对社会舆论进行了正确科学的引导，人们消费心态和行为回归理性，从而最终带动了柑橘销售的回暖。

3、政府部门应积极建设完善手机信息平台，以直接应对短信传言或者谣言。近年来，政府各部门的新闻理念不断提升，建立完善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新闻会，使社会信息不断趋于透明化、公开化。然而，笔者认为，当手机短信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传播影响力时，有必要直接针对民间短信传言或者谣言，建立起官方的短信平台，以消除其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爆发突发公共事件时，建立一种与民间短信传播同样快速的传播渠道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在2007年8月，广东受台风“帕布”影响，湛江暴雨成灾，随着雨水四处蔓延的还有关于湛江要地震的谣言。为了制止谣言，稳定民心，广东省气象局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应急服务平台，以每小时50万条的速度，向湛江市区140万用户发送辟谣短信280万条，迅速制止了谣言的流传，平息了一场恐慌；③又如，今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为让普通百姓了解此次地震的相关情况，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慌乱，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利用自身的短信平台，义务发送上百条信息，向市民传播“广西无地震危险”的消息。短信内容包括：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广西普遍有感，但无地震危险，请广大群众正常生活和工作。该短信让广大市民吃下了定心丸。截止当天下午17时左右，自治区气象科技服务中心共向南宁、桂林等市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超过100万条。④以上经验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如能借用短信平台进行权威而快速的信息传播，那么来自民间的短信传言或者谣言将会丧失生存空间。而在这次“蛆橘”短信危机中，倘若柑橘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省份有关部门如果第一时间也以短信作为干预手段，其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4、实施手机实名制度和相关立法将有助于有效监管手机短信，规范手机短信传播行为。手机短信传播是一种人际间定向或匿藏身份状态下的传播行为，短信者往往具有薄弱的社会角色意识，个体原被社会压制的个性和欲望就会转化为无拘无束的“井喷”行为，往往倾向于不加约束和不负责任的发言，从而诱发了不良庸俗短信行为的泛滥。⑤要有效约束和管理这种不良的手机短信传播，手机实名制将会是解决的途径之一。有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手机实名制。实践证明，施行手机实名制的国家，手机违法犯罪以及垃圾短信等要比没有推行实名制的国家少很多，如韩国目前实行一户一网、机号一体的手机号码入网登记制。根据韩国电信监管法律规定，韩国人购买手机时必须出示身份证，然后由售货员将顾客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输入电信运营商的中心数据库，这种严格的手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就控制了短信传播的无序性。建立手机实名制势必是未来手机监管发展的方向所在。

三、余论

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中写道：“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⑥笔者认为，用这一著名论断来概括今天的手机短信传播可谓精准。手机短信传播是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手段，其独有的传播特征同样具有两面性的功效，参照拉氏所言，如果对短信传播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会危及社会；相反，如果对之加以适当监管，手机短信传播则则能有效的为民众、政府和社会服务，即“为善”。然而，笔者同时认为，政府建立短信监管体制和加大监管力度，虽有必要但绝非治本之策，短信传播这样的民间信息渠道之所以盛行其实从根本上来看还是权威信息的缺失或者滞后，在这次“蛆橘”事件中权威专业信息的的滞后，给短信谣言大肆传播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由此看来，主流媒体要在传播效果上胜出手机短信，其根本的做法不在于对手机短信进行事后的澄清，而应在事件发生之初就反应迅速，第一时间最为权威可信、真实全面的信息，这才是解决手机短信传播之弊的根本之道。

注释

1 省略/news/html/2008/1/27/20081271000029158.htm。

2 news.省略/newmedia/2008-02/03/content_7560496.htm。

3 news.省略/20071223/n254251892.shtml。

4 news.省略/20080512/n256805925.shtml。

第5篇：精准农业概论范文

关键词：智慧城市　人力资源开发　资源优化配置

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该理念一经提出，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之后，智慧城市作为智慧地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视角和新思维。“全球智慧城市之父”倪会民准确完整全面的定义：各城市依据具体要求、条件和目标等情况，选择使用人类现有思想、科技、模式等所有最优资源，实现城市（含农业）的智慧化，例如安全方便舒适和三化。其准确的英文是SmartCity。

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原则与建设重点

世界银行曾经公布数据：一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管理，将能增加城市发展速度2.5到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引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在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过程中，“调结构、转方式”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中国很多城市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智慧城市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目标，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认清现状，遵循合理的建设原则，抓住建设重点，才能建设适应时展的智慧城市。

1.智慧城市的建设原则：

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和人才。美国“智慧地球”的观点的核心含义是：地球若能更智慧一点，人类就会可以活的更长一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础，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目标，最终希望实现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化。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不断成熟，智慧城市建设的焦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建设上，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从关注公司主导模式到重视市民主导模式、从关注市场价值到重视人文价值，从关注行政部门的经济效益到重视自由民主的政府建设。可见随着学者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加深，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市民的重视程度越发凸显，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以人为本也必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时刻遵循的原则。智慧城市是顺应当代信息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伴随着知识的日新月异的更替和技能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是希望通过知识和技术的运用，以“智慧”引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打造生态环境友好，政府行政高效，市民生活幸福的城市。当今时代，任何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知识和人才，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涵盖环境、文化、交通、政府建设等等内容的一个系统性工程，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将知识和人才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保证。

2.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建设过程，其内容涵盖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建设之前首先得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计划，明确城市的发展重点，符合城市的发展个性。中国各个城市在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中，纷纷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文件以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虽然不同的城市各有其特点，但是遵循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原则下，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应该包括：环境建设、知识应用、大数据的运用、智慧交通的构建、城市管理的合理化等方面。

2.1环境的建设。

智慧城市作为信息时代适宜市民居住的理想城市，应该具有秀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网络环境。中国历来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故而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将注意城市发展和环境的保护之间的保持和谐的发展程度，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作为建设重点。其次智慧城市以人为本的建设原则希望最大程度的实现城市居民睦邻友好，安居乐业，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应该是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最后，网络环境是智慧城市管理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智慧城市的建设主要是通过网络实现城市的信息共享，因为网络环境的建设在智慧城市的工程中十分重要。只有在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和谐健康的基础上，智慧城市的建设才能持久健康，保持合适的步伐。

2.2大数据的运用。

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设计城市的方方面面。为给不同方面的人提供准确的智能决策和和丰富多彩的智慧服务，就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维克多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指出，如果在进行测算的时候，数据足够的大，那么数据的精度将不再那么重要。而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成为可能。人们不再是仅能通过纸张和人脑进行数据记录和统计的时代了。电脑，互联网的发展给大量数据的储存和计划成为可能。智慧城市建设中一个有效合理的云数据中心是建设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云数据中心，记录城市内方方面面的数据并进行测算，并对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发生的需要决策的事情以最快速度测算，通过大数据提高信息的精确度，也减少了少量特殊极端的样本对总体检测带来的影响。在倡导信息的智慧城市也给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了硬件条件。因此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大数据中心的构建应该是其中重要的项目。

2.3知识的应用。

智慧城市是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信息和知识就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推动力量。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知识和信息的支撑。不论是环境的建设、云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是智慧交通的构建都需要发挥知识的作用。环境的建设需要环保知识和信息技术的结合，云数据中心需要电子技术和数据处理知识的结合，智慧交通也需要交通知识卫星知识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具有丰富知识的社会科学管理者和高科技技术人员的配合，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知识的有效应用。

二、智慧城市建设中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问题

智慧城市是一种城市建设的高级形态，是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城市寻找转型方向，人民寻找生活方式突破口时出现的新概念。智慧城市首先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的社会，使居民充分享受城市建设带来的益处，人力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关注以下问题。

1.人力资源开发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城市环境是城市建设的基本，包括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网络环境。城市环境系统为人类的生活发展提供了资源和条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信息时代的到来冲击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努力促进人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在工业时代，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信息时代，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环境，防止重蹈工业社会的覆辙。另外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提出也使人文环境和网络环境的净化变得更为迫切，不论是云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是智慧交通网的构建都需要网络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支持，人力资源作为主要建设者，在净化网络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起着重要作用。

2.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的和谐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高科技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针对性的开发技术性人力资源、培养人力资源的技术素养就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中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问题，将人员技能的开发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点，有利于全面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和效果，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传统的人力资源一般是以劳动者个体为基本点的，注重的是人才的全能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往往导致人才的浪费和积压，带来培训资源的浪费。

3.人力资源开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时代任何城市发展追求的目标，仅通过环境的建设，知识、信息和技术的发展并不能直接带来城市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通过人对技术技能的内化和吸收才能发挥知识技术的作用。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人来建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来发展，如果不能将科技知识转化为人力资源，那么通过信息化和互联网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就知识空谈。智慧城市的建设，使政府部门对智慧基础设施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空前加大。而高新技术产业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否发挥应有的效果，关键在于产业中的人力资源开发。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提高人民对智能系统的接受程度，使人民通过智能系统与组织之间建立长久可信的联系，以促进组织决策更为精准的回应居民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组织的决策被曲解，或者人民利益没有很好的表达，将带来人和组织关系的恶性发展，因此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关注智慧城市中人与组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辜胜阻，王敏.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22卷.

[2]王辉，吴越，章建强，裘加林，温晓岳等.《智慧城市》.[M]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版.72页.

[3]AllwinkleS，CruickshankP．CreatingSmarterCities：AnOverview[J]．JournalofUrbanTechnology．2011，18(2)：1一16．

[4]ViktorMayer-Schonberger.《BIGDATA：ARevolutionThatWillTransformHowWeLive.WorkandThink》[M].浙江人民出版社.

[5]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43页.

第6篇：精准农业概论范文

【关键词】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旅游反贫

【作者】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甘甜，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153-007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AND WAYS OF ANTI-POVERTY

Li Zhongbin， Zheng Gantian

Abstrac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a concrete form of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mobilize economic growth in minority areas，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triggers a series of potential threat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the inner demands in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require to protect minority culture， to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o build industrial system etc，. This has made us to re-examine and consider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tourism， and to seek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in village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to well combine with the gist of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inority economy; village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tourism; anti-poverty through tourism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神韵各异的民族风情与风光旖旎的山形水系，使我国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旅游资源大国之一。自1999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应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第三产业起，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业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民族村寨旅游也逐渐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旅游研究相比，既存在共性，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首先，民族村寨的本质是民族地区最为落后的农村，其经济发展的滞后惯性较一般民族地区而言更为突出。其次，我国对民族文化旅游的深入研究已有30余年的历程，但将民族村寨旅游作为独立专题进行研究的时间不过10余年，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尤其是对民族文化内核的把握、反贫困路径的选择中，还存在不小的偏差。最后，连续的政策扶持赋予了民族村寨旅游全新的时代背景。早在2004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便明确指出乡村旅游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1] 2009年又迎来了专为民族地区量身定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工作。随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进程，国家民委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总体目标。[2]由此，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在给特色村寨带来丰厚的财力、人力、政策支持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民族村寨旅游中依旧存在的、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主旨相违背的现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要求传统民族文化应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村民收入与人居环境应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民族村寨旅游却普遍存在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较弱的现象。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理论研究需求的角度思考，还是从时代背景的具体要求出发，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审视特色村寨建设中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其反贫困路径的选择。

二、特色村寨建设中文化内核的把握

（一）文化内核的把握

把握好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由于文化内核的抽象性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于到底该如何精准地归纳某一民族的文化内核，又该如何在特色村寨建设中做到不偏离文化内核却一直是开展民族文化旅游的重点与难点。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正确地认识并划分民族文化资源体系的有效组成，是科学把握民族文化内核的首要前提。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理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划分为“显在文化”与“隐性文化”。 所谓“显在文化”，即与特定的物质关系紧密相连，有着明确实物形态的物质文化，民族村寨的“显在文化”主要表现在特色民居、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等方面。与之对立的“隐性文化”是指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自然呈现还是人为改造，都不能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伦理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抽象的精神文化。[3]140在将该理论应用于特色村寨主体时，基于文化旅游资源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应将特色村寨的文化资源体系因地制宜地划分为“显在文化”“弱隐性文化”与“隐性文化”。在本文中，笔者之所以提出“弱隐性文化”这一新概念，目的在于区别以实物形态展现的“显在文化”与以传统观念存在的“隐性文化”，它是指本不具备具体形态的民族文化通过人的劳动展现出来，具体可细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以民族特色农产品为代表的“弱隐性文化”具备创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条件;第二类以民族歌舞、民族节日为代表的“弱隐性文化”能有效地鼓励民族文化旅游的社区参与;第三类以民族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弱隐性文化”则具备成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

民族旅游研究

无论是直观的“显在文化”“弱隐性文化”，还是内涵深刻的“隐性文化”，都蕴含了某一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核，如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内核可形象地概括为“与刀”，中国汉民族文化内核的第一要素是儒家文化。同样，在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地域条件、历史传承、的千差万别，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内核有着“十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特点，深入理解并正确归纳某一民族的文化内核是构建该民族文化产业体系的第一要务。对文化内核的归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某一民族的文化内核必定是所在地域文化的构成单元或特殊表现，例如位于山海关以东的满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北方民族的文化内核便是关东文化的重要分支。其二，把握好不同民族间文化内核的细微差异。“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现状，使得聚居地相近的民族，其文化内核比较容易混淆，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特色村寨建设的民族文化氛围营造中容易出现苗土不分的情况，土家族的文化内核是巴文化，而苗族的文化内核则是由巫文化、史诗和古歌文化架构而成，两者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把握好民族文化内核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文化内核在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为“显在文化”“弱隐性文化”以及“隐性文化”的合理挖掘提供标准边界，旅游项目所要传达的内容如果造成游客对该民族文化的曲解是对文化内核的过度偏离，反之则是对该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第二，在民族民间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中，或在以“弱隐性文化”为基础，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时，需要以文化内核为基础，使之与时代相结合。例如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兰卡普在土家族的历史传统中多用于土家族姑娘出嫁时的嫁妆，然而近年来，许多体现织锦技艺的室内软装饰品正逐渐融入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使得濒危状态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从此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第三，在民族文化品牌的构建中，将以文化内核为中心的优秀民族精神作为该民族的品牌文化，例如土家族勤奋耕耘、艰苦奋斗的民族性格;鄂伦春族勇敢强悍、不屈不挠的宝贵品质，由此衍生而出的民族品牌文化能对民族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带来正的外部性。

三、特色村寨建设中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偏离文化内核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对于以民族文化为比较优势的特色村寨而言，将意味着文化产业的根基遭到侵蚀，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与衰退。正因如此，近年来能真正把握好文化内核且长盛不衰的特色村寨并不多，在当下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尤其是在构建以文化旅游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中仍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市场经济下的民族文化异化

任何接待地要想发展旅游，就必须开放自己的社会文化门户，接受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时，如果因急功近利、过度开发而偏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就必然导致传统民族文化朝着庸俗化、商品化、伪文化的方向异化。首先，民族文化庸俗化是为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而将民族文化过度开发的产物，例如摩梭人的走婚制度原本有着深远的母系社会背景与严谨的道德伦理约束，然而在挖掘泸沽湖的文化资源时，却极力宣传粗俗的、带有误导性质的口号，如“摩梭女子大胆而多情，有胆量的男子是否愿意试试？”[5]其次，民族文化商品化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贩卖文化的问题，更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转型与变异。最后，伪文化的出现将加速民族文化的异化趋势，尽管目前对“伪文化”尚未有统一的界定标准，但“以政绩、金钱为目的”“不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大搞假冒伪劣”等描述已成为人们对“伪文化”的共识。

（二）强势群体主导下的低度社区参与

村民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式上的“主人”，而在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外来开发商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以及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的前提下，村民在特色村寨建设中的“主人”地位被边缘化，不仅社区参与率低，而且多为低技术含量、低报酬的非技术性工作（如表1所示）。这种在强势群体主导下的低层次社区参与不能反映村民希望通过文化旅游达到“反贫”目的的核心诉求。除此之外，村民的弱势地位在征地补偿、民族文化资源产权界定、通过产权入股分配旅游收益等方面也有所体现。因此，由政府、开发商的强势主导与村民的弱势参与所引发的社区参与不足、参与层次低、旅游收益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表1部分特色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及利益分配状况

（三）规划局限下的利益分配不均

“旅游反贫”不完全等同于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更确切地说，对特色村寨的村民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的开发，更关注的是由民族文化旅游带来的永久脱贫。然而，由于对特色村寨的开发规划不当或总体目标不明晰，致使同一村寨的村民贫富差距日渐悬殊。在对武落钟离山与车溪村的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因规划滞后而产生的区位收入差异与行业收入差异已十分显著，一部分能参与到文化旅游的村民收入在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而在同一村寨内的另一部分未能从文化旅游中获利的村民则保持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年收入不足2000元。由此可见，贫富差异悬殊下的人均纯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人均指标难以真实地反映出特色村寨“旅游反贫”的实际效果，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文化产业构建中，因规划局限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均已成为实现全面“旅游反贫”的最大阻碍。

（四）短期利益下的产业同质化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的建设进程中，诸多特色村寨都表现出两处“通病”：一是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却无与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二是有短期的繁荣却无可持续的发展后劲。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传统发展模式给决策者带来了思维禁锢，对于什么是民族特色产业、哪些民族资源具备发展成民族文化产业的潜力、特色村寨应以什么样的产业体系为支撑的认识仍不足。仅以民族文化旅游为支撑的传统模式固然能在短时间内带来可观的旅游效益，但是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文化变异、同质化竞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过来又会制约民族村寨旅游的深入发展。

（五）多因素限制下的旅游产品平面化

全面、立体的旅游产品体系是提升旅游综合效应的重要途径，然而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以观赏为主的平面化旅游产品仍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市场主流。平面化的旅游产品形式单一、民族文化体验弱、村民参与性差、更缺少细分客源的创新产品，村民难以参与其中并实现“旅游反贫”。以下两项因素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其一，对“隐性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目前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尚停留在“显在文化”与“弱隐性文化”的浅层面上，而具备开发成文化体验式产品的隐性文化则因开发难度较大、产品设计复杂等因素往往被搁置。其二，有效经营时间的限制。深层次的体验式旅游产品对游玩时间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游客在村寨内的停留时间大多仅为2～3个小时，能将游客留下过夜的特色村寨更是少之又少。如在宜昌车溪村，由于景区内的班车在下午4点统一收班，游客一般在3小时内结束游玩。武落钟离山庄溪村更是因船班的限制，导游统一规定游客只有2小时的游玩时间。

（六）新型城镇化下的模式选择困惑

一般而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构建存在两种类型，在开展文化旅游时，各有利弊：一是原地建设型，以武落钟离山庄溪村为代表。这种类型的特色村寨建设成本较小，且有着原始自然的民族风情，但是在村寨原始风貌的保护与开发、文化旅游的规模与适度等问题上难以很好地把握;二是异地再创造型，以宜昌车溪村为代表。此类特色村寨本身并没有古老的民族聚落及其承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前一类型相比，异地再创造型特色村寨建设成本高、建设周期长，且借用的更多是可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民族文化符号，而不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传统民族文化。根据目前特色村寨的建设情况，绝大多数特色村寨采用的都是原地建设模式，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此类模式对民族文化、社区根基、社会关系带来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七）盲目开发下的生态环境问题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不同民族文化的类型与模式受制于环境。由此可推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所处的山脉、河流或草原等自然条件为民族文化内核的形成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与情境，相反，特色村寨的生态环境如若遭到破坏，民族文化必将唇亡齿寒。但是在开展文化旅游与村民落后生活方式的双重消耗下，特色村寨的生态环境状况已不容乐观：一是旅游开发商对资源环境的损害，广西龙胜平安寨的梯田被毁便是典型的案例[8]。二是游客带来的“行为污染”，即游客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垃圾污染。三是村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清洁能源的使用率普遍较低。

四、特色村寨建设中文化旅游反贫路径选择

以William Arthur Lewis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观、经济主体态度等因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之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索洛剩余”亦强调了除资本与劳动以外的文化、制度等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显然，经济学领域已充分认识到文化要素与经济增长间的互相渗透与逻辑关系，在民族文化与旅游反贫高度相关的表象下，该如何利用好民族文化内核、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全面的旅游反贫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思考的。

（一）多元支撑，共创品牌

仅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特色村寨难以实现全社区的旅游反贫，笔者认为，基于文化产业的扩散效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未来的产业结构应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导，以多元民族文化产业为支撑，以传统产业为补充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该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化旅游作为民族文化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应充分发挥其带动面广、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特点，拉动其他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二，其他民族文化产业的挖掘需以尊重该民族的文化内核为前提，从“弱隐性文化”中挖掘具备产业化、规模化生产的民族文化资源，如民族手工艺品、民族特色饮食、民族特色农产品等;第三，促进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型，创建具备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特色农产品;第四，有了完善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不等于民族文化产业化的完成，还需推进品牌战略，提升民族文化产业的品位与层次。

（二）重点帮持，全面反贫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该如何化解同一村寨内部以及不同民族的特色村寨间所呈现出的非均衡发展，是实现全面旅游反贫的关键。从微观视角来看，特色村寨旅游中收入最高的是从事餐馆、旅店的村民，年收入在20-40万元不等，而另一部分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或未参与到文化旅游中的村民收入则在万元以下，后者之所以会陷入持续贫困，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文化旅游产业难以为所有的村民提供高收益、高报酬的就业机会，再加之村民自身文化素质技能较低、土地被征用等因素的限制，要想使这一部分村民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困境，就必须在建立多元民族文化产业体系的同时，对未能从文化旅游中获利的村民进行与民族文化产业体系相对应的职业培训，使之在其他民族文化产业中获取收益。

从宏观视角来看，为实现全面的旅游反贫，还需兼顾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特色村寨的平衡发展。个人认为，可结合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对人口较少民族特色村寨适度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得出该结论的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历史原因，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基础更为薄弱，人口较少民族集中分布的10个省（区）可以结合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对其特色村寨建设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构建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资金支持;二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脆弱性。由于人口数量稀少、文化传承机制不完善，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更容易产生变异。三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作为人无我有的稀缺文化资源，将是人口较少民族所在省份在开展文化旅游、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时，所具有的不可复制的优质资源，因而有理由加大对其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10]15-29

（三）深入挖掘，立体经营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族村寨旅游的兴起至今，大多数特色村寨仍维持着低价位的观光式旅游产品，村民的受益面有限。我们认为，由单一的观光式旅游向立体的文化体验式旅游转型将是民族村寨旅游的未来发展趋势。为实现这一目标，目前的特色村寨建设仍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旅游产品的深入挖掘。由对村寨风貌、民族歌舞、特色饮食等“显在文化”“弱隐性文化”的浅层开发，转向对“隐性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开发与设计出集观光旅游、文化旅游、体验旅游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产品，除此之外，基于不同性别、年龄层的旅游产品创新也是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二是对游玩时间的横向延长。一般而言，游客在村寨停留3个小时就有可能在当地用餐，停留6个小时就有可能留下来过夜，因此，该如何想办法留住游客？又该如何利用好整个晚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笔者认为，应突破客观因素对游玩时间的束缚，如果能将规定往返时间的船次、车次改为不限回程的“一票制”，将能从根本上缓解这一矛盾。

（四）明晰产权，物质激发

特色村寨的村民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本应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行使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参与旅游收益分配。然而在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的现状下，作为弱势群体的村民几乎无法获取相应的文化资源产权，因此，在大多数特色村寨的文化旅游开发中，村寨从中获取的收益少之又少，有些村寨甚至无权参与到利益分配环节，民族文化资源产权的界定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村寨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薄弱以及民族文化旅游的社区参与不足。对于这一现状，不少学者都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源产权立法”[6]的重要性。呼吁立法固然重要，但在立法程序时间成本过大、立法效率有待提升的现状下，与其等待自上而下的法律出台，不如在村寨内自发组织与之相关的文化产权保护机构，如民族文化资源产权协会、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监督委员会等，使之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作为本土居民的利益代表向旅游开发商协商，并监督开发商承担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维护义务，具体措施可包括将土地、资本、基础设施、民族文化禀赋等要素股份化参与到旅游收益分配;从旅游收益中提取专项公积金用于民族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护;向旅游开发商收取民族文化资源使用费等。在具体实践中已有个别特色村寨试行了类似的举措，例如贵州雷山县决定自2012年起，从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门票收入中提取18%作为民族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分发给社区内的1200余户村民，[11]其他特色村寨在开展文化旅游时，是否也能因地制宜地效仿此类做法，采用物质激发的手段促进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传承与全面旅游反贫的共生发展。

（五）适度开发，模式创新

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的本质与目标是兼顾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不少学者都强调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时，需保护好当地的原生态文化与社会风貌，避免对民族文化旅游的“失度开发”。但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开发”与“保护”、“规模”与“适度”间的辩证关系却一直是限制特色村寨持久繁荣的重要因素。[12]个人认为，要想从根源减少或消除旅游开发对古村寨带来的负效应，就必须从建设特色村寨的模式创新入手，探索出一条既能实现旅游反贫，又能达到保存原始风貌的特色村寨发展模式，更进一步来讲就是能否以原始村寨为依托，在与之相邻处对其进行再造与重现，使之与旅游开发商对特色村寨的开发规划相适应，便于游客中心、乡村旅馆、生态停车场、购物长廊等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在此模式中，再造村寨作为开展文化旅游的专属场所，可将本土居民安置其中参与文化旅游，原始村寨则以原生态民族文化博物馆的形式加以保护。

（六）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从生态文化理念出发，还是从文化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民族文化旅游无疑是一种“自杀”的开发方式，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生态环境如若遭到破坏，民族村寨的文化变异将在所难免。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多方参与性决定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应从多元主体入手：一是社区主体。本土居民应逐步转变消耗环境的落后生活习惯，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如太阳能、沼气等。在民族地区，过高的价格往往是阻碍清洁能源推广的关键因素，对于这一情况，能否在推广初期采取“三三四”的原则，即政府、景区开发商分别依据清洁能源定价给予30%的补贴，逐步引导村民接受并使用清洁能源。二是公司主体。景区开发商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时，需权衡好旅游项目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承载力。三是政府主体。为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与文化旅游背景，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活污水排放系统、村级垃圾站建设、畜禽污染处理系统等环境整治措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将是急需在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下完善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刘军萍以乡村旅游构建京郊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EB/OL]北京乡村旅游网，（2006-07-22）[2014-04-05]http：//lybjnwgovcn/xcjt/zjlt/200709/t20070905_98762html

[2]王珍千个民族特色村寨将受重点保护和改造[N]中国民族报，2012-12-14（1）

[3]潘胜之旅游民族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4]罗永常原生态民俗旅游开发的理念、目标与对策[J]贵州民族研究，2007（5）

[5]金粟“无形的手”和无益的“媚”――直言民族旅游的开发[J]民族工作，2000（4）

[6]罗永常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政策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7]罗永常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J]旅游学刊，2006（1）

[8]吴忠军，叶晔民族社区旅游利益分配与居民参与有效性探讨――以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景区平安寨为例[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9]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0]李忠斌，郑甘甜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 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