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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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物流产业;理论价值;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5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

在物流概念传入中国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人们对物流的认识不断深化,企业和各级政府发展现代物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不断的提高,物流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新的利润点。物流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物流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关物流产业的问题尤其重要,它是中国物流进入发展期提出的课题,是制约中国物流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进行物流管理实践的理论基础,也是制定物流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物流产业研究的理论价值

1.拓展物流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物流学作为新兴的应用性学科,其学科地位要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必须形成自己独有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一个成熟的产业,首先要求理论的成熟,而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成熟的过程中,理论也自然是成长性的。物流学科的发展体现了这种成长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学科书籍林林总总,出了不少,总的来说对物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本文针对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针对物流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想从理论上作些思考和探索,力求对推进物流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出一点微力。

2.是拓展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充实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除了具有一般产业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物流产业是依托于“物”的流动过程建立起来并为“物”的流动过程服务的复杂产业系统,具有复合性、聚合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其边界跨越多个产业,且内容构成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体产业,而后者正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此外物流产业输出的是具有不同品质构成的物流服务,物流服务千差万别,完全相同的物流服务几乎不存在,即物流服务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而产业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是以同质产品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理论。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加强对物流产业基本知识、基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因此,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的研究,既是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的需要。至今还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全面综合系统研究物流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的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多见,目前大部分学术著作和论文仅停留在对物流及物流技术等有关问题的研究,物流产业理论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

在不断加深对物流活动基本规律研究、认识的基础上,从物流产业经济这个高度指导和推进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对物流产业的研究主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物流产业产生、发展过程。二是物流产业组织,主要为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物流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律等。三是物流产业结构,主要研究物流产业内部各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物流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等。四是物流产业关联度。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产业关联分析工具,研究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相互关系、提出物流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物流产业发展环境支持。通过系统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所需的环境支持,了解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及作用途径,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六是物流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指导,特别是作为新兴产业的物流产业,更需要系统配套的物流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七是物流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八是中外物流产业比较研究。研究不同国家物流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产业发展经验、教训和启迪。九是一些其他问题或交叉性问题。从产业经济理论角度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少。为此,本文想在有关方面有一个推进。

二、现实的呼唤:需要物流产业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支撑

1.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大众关注的目标。2001年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六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第一部明确物流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之一的正式条文。2009年初,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物流产业赫然在列。这次物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方案的规划出台,对物流产业的发展应该起到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整个物流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目前,全国已有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行培育与发展;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先导产业。这都充分说明各地看到了发展物流产业的前景,这将对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扩大就业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深入研究物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对于制定物流产业现代化,优化物流产业结构,推动物流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通过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创新,从而为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理论基础。

2.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的呼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物流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科学的“物流产业观”,严重地影响物流建设速度、规模、结构和运行效益;物流服务配套设备、设施陈旧和落后,缺乏配套扶持政策;物流服务行业原则和标准落后,造成成本高,服务效果差,发展受阻;物流产业中的税收问题突出。这些都成了制约物流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而这其中许多问题是由于缺乏对物流产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如物流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

3.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特殊性的需要。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如物流产业具有很强的依托性和产业关联强度,它的发展涉及许多部门和行业。物流产业发展必须与其他产业发展相协调,物流产业政策必须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必须与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只有把物流产业政策纳入国家总体产业政策体系中去,才能寻求有关方面的支持,才能使物流产业持续地发展。因而,向物流投入倾斜的财政金融投资政策等,政策的配套对物流产业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4.制定科学物流产业政策的需要。物流产业政策是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物流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有其理论根源,人们对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主张,导致不同的实施后果。中国目前对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企业运作的同时有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邮政局,甚至包括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参与和管理。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有关各方对物流产业的认识和所实施的管理必然采取不同的视角,也可能具有部门利益的背景,它们在面对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然会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从理论上正确分析各种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切实掌握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时地制定出科学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在当前显得特别必要,当然物流产业政策涉及范围很广,如物流产业政策导向、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宏观政策等,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总之,从理论和实际来研究物流产业意义重大,它将对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邓伟根.产业经济及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凌有生,高峰.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浅论我国物流业的发展[J].物流技术,2004,(7):10-12.

[4]傅成红.从物流本质论我国物流产业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7,(1):122-123.

[5]孙建丰.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及研究综述[J].物流科技,2007,(6):82-85.

On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s Research

SUN Zhan-wei, TANG Ke-yue, WANG Yang

(Management School,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 116028 ,China)

第2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1995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发生激烈辩论，被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二十多年间，犹如历史上的米塞斯vs兰格、哈耶克vs凯恩斯，二位顶尖学者的争鸣有呼有应，都在为自己坚持的观点、立场正名，这是一场关乎政府与市场的命题，这是值得点赞的争鸣。产业政策之争之所以重要，因为其本质是计划与市场之争，两人辩论结果关乎中国未来的政策导向。撇开各种纷繁喧嚣，二者的争论也为我们更好地观察中国这个高速运行的巨大经济体提供了方向，让我们以充实的角度来了解政府与市场这两个主体之间如何处理其微妙的平衡关系。

2016年11月9日，烽烟仍在延烧，“战火”再次在未名湖畔燃起。这一次，他们的辩论持续三个小时，他们说了什么？

林毅夫：产业政策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张维迎：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关税保护，贸易保护，税收优惠，补贴，工业园，研发补助，特许或垄断经营等均可被纳入产业政策的范畴。产业政策将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通过有选择的使用资源，让一部分产业先发展起来具备竞争优势，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源，是产业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也包括财政补贴、土地价格优惠等。

张维迎评论，林毅夫对于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泛，按照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太可怕了。”

林毅夫：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的国家

张维迎：坚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认为，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这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展的发达国家。也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然后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实际上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产业政策关系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然有风险。我们能做到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

张维迎坚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张维迎表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同时，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不能解决无知。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张维迎说，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林毅夫：政府应给予合理的激励和补偿

张维迎：政府没有必要为吃螃蟹的人买单

林毅夫认为，要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会引来一群跟风者的竞争，这会导致先行者的利润受到影响，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对称的。因此，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专利保护进行补偿，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怕后面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所给予的合理激励和补偿。

同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软硬件设施的完善程度，而这是很多企业家无能为力的，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帮助企业来进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

张维迎表示，林毅夫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凡是要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因此，政府不应该阻止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买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拿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

林毅夫：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张维迎：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

林毅夫认为，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成功的药方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比较优势的发展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他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在这样的产业政策下，很快可以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投入很小的钱让这个国家很快提升竞争力，这个产业就能发展成功。

张维迎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除非每个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战略的官员怎么会聪明呢？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

张维迎说，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

林毅夫VS张维迎

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这一点希望媒体的朋友能够帮忙把这个完整的观点传播出去，不要总是讲张维迎是市场派，我是政府派，张维迎讲经济发展要靠市场，我就讲经济发展要靠政府。

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市场失灵，但是不能就因此说不要市场；有政府失灵，也不能说不要政府。产业政策失败原因多方面，经济学家要研究规律。

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要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够成功，还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这些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供给的问题。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因势利导，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还需要一个因势利导有为的政府。

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第3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

Abstract:Governmentisoneofprincipalentitiesofeconomicactivity.Marketfailureisthenecessaryoutcomeofmarketfunction.Thegovernmentcanrectifythemarketfailure,andjustthismomentthegovernmentinterferenceisnecessary.Accordingtothemarketeconomicrules,marketshouldplaythebasicroletocollocateresources.Sodoesthe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Governmentfailurealsocanresulttoindustrialpolicyinvalidation.Nowmarketandgovernmentshouldbeunitedtocarryoutourcountry’stactic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Keywords:marketfailure；governmentinterference；industrialstructure

一、市场与政府之争

政府和市场之间怎样分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方式是经济发展史中讨论最多的话题。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

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认为政府不需干预市场，市场可通过“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自由发展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英国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供给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理性预期学说等，都属于市场自由主义学派的范畴。

相反的观点是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李嘉图非常注重政府运用贸易和税收政策对一国经济平衡增长的作用。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明确、最直接地提出了用赤字财政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乃是解决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问题的重要手段的主张。1994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90年代中期以前亚洲经济出现的持续繁荣，主要经验之一在于政府的作用。

二、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根源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运行的必然产物。政府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只存在于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而当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的任一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或不能成立时，就会出现这种市场失灵。

例如，当进入市场的卖者和买者不是非常之多，而是存在垄断时，当进入市场的产品存在差别时，当进入或退出市场存在障碍时，当经济活动产生外部影响时，当存在公共产品时，当市场参与者存在不完全信息时，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这种资源配置无效率，或者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效率的状态即是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三、产业机构调整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包括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各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等。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减弱了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限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使新的产业重组有可能在无障碍的市场条件下进行。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格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使资源最优配置，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这些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信息的完全和对称、充分竞争、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些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价格机制起不到最优配置的作用，因而存在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问题正是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国家需要赶超型发展，成为政府推动产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完全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指导和干预是不可能的，政府无法掌握与结构变化有关的所有信息和对多元化的变动方向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因此，必须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际上隐含着如下一些假定：第一，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决策层有动力和有能力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第二，政府的行政执行系统有动力和有能力有效地推行产业政策；第三，通过产业政策解决问题比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成本更低，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政府干预才是有效的才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

四、产业机构调整中政府的失灵及其表现

(一)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产业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并非必然。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化身，本应公正无私地矫治市场失灵，以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力求使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其利益取向，置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福利目标于不顾。

(二)行政性(或经济性)分权的不彻底，致使产业政策在贯彻与执行中被扭曲变形。

一些地方为增加地方收入，不考虑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不考虑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而是千方百计扩大基建规模，盲目发展短期内高盈利的产业，加剧了重复建设，造成了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致使国家的产业政策在具体的执行中被扭曲变形，进而影响了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信息不完全与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产业政策决策的失误与滞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是在大多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要全面掌握和准确分析所有信息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高昂，产业政策决策失误在所难免。

五、我国政府如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对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发挥干预作用。而通过对美、日、德三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政府应均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都以不破坏市场调节为前，其干预的范围也多是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做出必要决策”。其次，三国政府都十分注重对教育和科研开发的投资和建设，以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第三，日、美两国政府在产业政策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在实践中便于贯彻和执行。

目前我国各产业之间机构不协调，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农产品加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落后；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不协调，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育不足，加工业能力过剩；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组织结构水平低。针对现存产业机构失衡问题，政府应采取的措施有：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政府的调控行为必须依法在范围、力度和方式上作双向的调整，在某些方而强化政府调控以纠正调控不足，在另一些方而弱化政府的调控，以纠正调控的过度。例如，为保护竞争，维护市场秩序，质量规制和打击假冒伪劣而进行的政府行为必须强化。加大力度改革不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资融资机制，完善证券市场的功能，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真正实行“非禁即入”市场准入制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

（二）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

“十五”期间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政策，应当有较大的转变和相应的改革，不仅要提出鼓励或限制的产业和产品目录，要有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配合，而要重视加强和完善市场调节功能，使结构调整的政策手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

（三）为了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加快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全国城乡人市场，健全市场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和机制，加快优胜劣汰的进程；继续消除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促进资源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构建企业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系统工程。

参考书目：

1、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秩序[M]徐向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5）

2、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M]洪银兴人民出版社2005，（3）

3、政府干预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M]谢自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7）

4、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应有所为[J]郭克莎瞭望新闻周刊2001(2)

第4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金融；产业结构；政策；结合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1 金融以及产业结构概述

产业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而国家对于产业发展的指导就是通过产业政策进行，而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产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着基础的导向作用，这一系列对其进行调整的政策就是产业政策。我国在21世纪以前并未对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对待，进入新世纪以后越发的认识到其重要性，开始对其进行调整，并将此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总任务的核心内容，加强了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工作力度，深刻的认识到一个良好的产业结构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经济长时间保持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将发展的以及调整的重点放在了生物技术以及高端的设备制造和新材料的生产创新上，将这些在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具有广大前景和生机活力的产业作为我国在未来进行发展的基础性战略产业。事实上，我国十二五期间就开始对上述的重点行业以及领域进行针对性的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实现工作做出了铺垫。

金融实质上是一种配置资金的机制，因此在产业的发展与升级上起着支持作用，这也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体和整体决定的，产业政策必定会与金融政策相互的交融影响。而产业升级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系统的产业发展以及培育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需要技术、资源以及资金等等一系列的因素进行支撑，而作为调整资金配置的金融则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基础机制。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也展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但是无论是在其发展还是升级以及新兴的产业培育上都需要资金的保障，因此金融在产业的发展以及结构升级和调整上都具有着基础功能，是这些内容实现的保障。正确的认识产业结构发展生机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着重要的创新意义，鉴于金融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紧密关系，文章从金融的创新以及发展的角度切入，并将金融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中起到作用的传导机理进行分析，以期望可以给我国在金融政策的制定以及产业政策的结合工作上给予一些有力的参考。

2 传导机理以及路径分析的简述

2.1 金融在对产业进行支持时的机理以及路径的选择

金融对于产业的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工作根据支持主体的区别可以划分成市场性的支持和政策性的支持，选择的主体不同对于产业结构在优化方向上就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就是金融对于产业发展方向的支持选择的意义，国家在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以及规划时金融的支持方向就会显现出其在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的首要意义。

金融的政策支持在产业优化工作的选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金融的政策性活动是政府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手段对金融活动进行的干预，而这种金融的政策性活动在产业的选择活动中直接影响主要就体现在了国家通过政策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对产业发展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质的金融支持影响产业的选择。对于一些刚刚起步的潜力产业，这种政策性的金融支持能够对其产生分散产业发展风险的作用。间接地政策性质的金融则是指政府通过对市场的金融活动进行指导和引导，以此影响产业的发展目标选择。这里对于市场金融的影响也是通过相关产业的金融政策的制定进行的，主要的内容有资本市场的准入限制、信贷以及差别利率政策等。

其次，市场化金融支持对产业优化选择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是政策性选择机制，而市场化的金融政策则依据市场机制进行了市场化的选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依照市场规则，资本收益率高的产业必然获取更多的资本。

2.2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路径

首先，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机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离不开政策干预，但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和市场性金融活动，因此国家出台一定的产业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必然要通过引导金融发展而实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通过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种形式实现，其中的作用机理和效率也存在差异。比如，间接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中，其重点在于实现动态的存量转换及增量发展。通过间接金融体系，国家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二次配置，对产业进行不同层次的筛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体系。经过类型和比例上的筛选，产业结构才能趋于合理，此时要进一步地实现产业群的增量发展，这就需要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利用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进行货币创造，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再比如，直接金融也能够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它主要以资本市场为武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目标。

其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内在包含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含义。这是因为，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面临着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产业的发展需要由资源推动过渡到创新驱动上去，这离不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以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状态的转换。金融资源通过初次配置能够实现产业的选择，通过二次配置则能够实现产业的合理化，通过这两次配置过程，金融支持产业高级化的路径就是在前两次配置的基础上进行三次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而实现产业高级化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两种路径扮演了主要的支持角色。

3 几点结论和思考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大的概念。其整个过程涵盖了从产业选择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而到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其中，产业选择能够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合理化，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实现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够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配置。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支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业结构优化中金融支持体系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就对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揭示，并为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研究的意义，能够为我国产业政策制定及其与金融财政政策的结合提供参考。从未来研究的方向看，基于金融支持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具有理论上的新意，金融学与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学的结合将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析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问题，本研究将为这些课题奠定一定的前期基础。

参考文献

[1]伍海华，张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金融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5）.

第5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产能过剩高峰，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外，体制性因素也不容忽视，甚至应该是转型时期我国产能过剩愈演愈烈和久治不愈的最重要原因。例如，各地在发展过程中往往用指向性很强、偏好性过强和很具体的产业规划或产业政策指导甚至指令企业对产业的投资行动，这使得对少数产业的投资集中大量涌入，势必可能造成产能过剩。而退出时期政府的“父爱主义”又会进一步加剧过剩程度，并使过剩产能难以消化。虽然理论界对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长期存在争论，但世界各国一直广泛采用，我国也利用产业政策实施了第一轮赶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政策的实施也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因为无法克服政府失灵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其内在机理是：一方面通过向企业传递信号或改变投资预期收益等方式造成“投资潮涌”（林毅夫等，2010）；另一方面在企业的退出阶段，反向激励效应使得企业陷入“越过剩越投资”的怪圈。

然而，国内学者对产能过剩的研究却很少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切入，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更是鲜有涉及，大多数文献仅仅是笼统地指出了转型体制下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有重要影响。比如，王立国和鞠蕾（2012）认为地方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可以引发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造成产能过剩。江飞涛等（2012）指出体制扭曲背景下，地区对于投资的补贴性竞争是导致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原因。

国外学者主要从贸易政策角度对产能过剩展开研究。代表性的文献有：Steel（1972）研究发现，在进口替代战略背景下，供应商信用以及资本品的低关税刺激了制造业产能的迅速扩张，同时外汇管制以及市场规模较小又影响了原材料的进口，从而导致产能过剩；Sahay（1990）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品进口配额造成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用关税去替代进口配额则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Blonigen和Wilson（2010）分析了贸易政策对别国的影响，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补贴并不是造成美国钢铁企业过去几十年衰退的显著因素。综上，现有成果大多是对产能过剩或产业政策的独立分析，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本文主要研究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利用理论推演和计量检验的方法重点回答三个问题：（1）产业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是否存在影响；（2）不同政策工具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3）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和技术特征等方面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产业政策导致产能过剩产生的内在因素，并提出了供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利用协整方法对制造业二位码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进行测度；第四部分根据理论假说建立计量模型，确定核心变量的测算方法、控制变量的指标选择以及数据来源；第五部分对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并验证理论假说；第六部分从企业规模、产权以及技术特征三个角度研究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影响的异质性；第七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产业政策造成产能过剩的内在因素分析

我国是运用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原先被高增长光环所掩盖的问题日益突显。本部分将对产业政策造成产能过剩的内在因素提供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第一，非均衡的发展思维。我国产业政策从本质上看体现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思维，其政策背景主要是针对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迅速实现结构升级和经济赶超。在非均衡的发展思维下，产能过剩形成的具体机制是：（1）由于我国具有强政府特征，中央政府利用产业政策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并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主要对供给端进行刺激，导致大量要素和资源对这类产业的集中进入，形成了巨大的超出一定范围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产能过剩的出现成为可能。（2）在现有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下，各地方政府基于追求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的动机往往忽视本地比较优势，片面照搬中央的产业政策，实施地方版的非均衡发展，出现了大量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现象，进一步加大了重点发展产业发生产能过剩的概率。（3）空间上的非均衡布局，加上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因素，使得某些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加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进而引发产能过剩。

第二，影响企业决策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背景下，产业政策通过其自身的信号传递作用极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当前，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信号失真，二是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也就是说，企业一般很难通过正常和公开的渠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未被扭曲的市场信息，而政府由于掌握了大量的关键要素和资源通常比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和更真实的市场信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国企业的决策行为往往更多地依赖于产业政策。在进入决策时，产业政策会向率先行动的企业传递信号，诱使其进入具有强烈政府偏好的产业。对于随后行动的企业，产业政策会继续传递同样的信号，而率先行动的企业的进入行为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信号效应，刺激企业序贯进入。即使后行动的企业掌握了先行动企业仅获得薄利甚至是亏损的信息，两种信号的叠加效应和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效应仍然可能促使企业“前赴后继”，从而导致这类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由此也可以推论，地区间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将使得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对更易爆发产能过剩危机。在退出决策时，一方面，产业政策很少包含退出信息和指导；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认知限制，负面清单的制订并不科学且相对滞后，比如规模门槛的使用很可能产生反向刺激信号，从而加剧产能过剩。

第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作为“双轨制”的产物，我国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政府由“博爱”逐渐转向“专宠”，一些重点部门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程度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由于政府干预手段和控制关键资源的增多而得到加强，这极有可能造成以上产业的产能过剩。具体来说，其一，地方竞争使得各地为招商引资竞相采用投资补贴措施，并开展补贴竞争，如低价出让土地、财税优惠、降低环保标准和帮助企业获取金融支持等，造成了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企业投资成本的下降，从而引发企业集中进入某些产业，形成产能过剩。其二，当企业亏损面临退出时，地方政府又会通过补贴和信贷等“父爱”方式将其维持在市场之中。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各地政府主导的消耗战博弈的纳什均衡，而且如果设置退出壁垒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更高的净收益或者可以实现成本转嫁，那么退出壁垒持续的时间将更长（刘小鲁，2005）。其三，鼓励发展国有比重较高的产业，由于这些企业预算约束相对更弱，因而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

第四，产业政策执行的不对称。我国转型时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选择赢家，因而政策内容主要是指出鼓励发展的产业及支持措施。虽然随着经济现实和政府认知的发展，我国产业政策逐渐开始关注和包含限制类以及淘汰类产业目录，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举措，但作为落实产业政策主体的地方政府对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产业政策的不同执行态度和力度是导致我国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在现行的财政分权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和中央在实施鼓励型产业政策方面是激励相容的，而在实施限制型或淘汰型产业政策方面则是激励不相容的。对于鼓励型产业，地方政府会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甚至不惜以扭曲要素价格或开展恶性竞争来吸引相关企业投资入驻，这提高了产能过剩发生的概率。比如中央提出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后，不少地区纷纷陷入“拼地价、给补贴、降门槛”的传统发展模式，即所谓“朝阳产业的夕阳式发展”。而对于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地方政府往往会与企业串谋，阳奉阴违，打政策的“球”，甚至欺上瞒下，设置各种退出壁垒，从而使过剩或落后产能难以退出，导致产能过剩“久治不愈”。

第五，产业升级的困境。根据经济学理论，产品多样化、质量提升以及产业升级是破解产能过剩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国的产业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升级的顺利实现，进而导致产能过剩的产生并难以化解。其内在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鼓励以国际代工方式加入GVC，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产业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众多国内企业完成较低级的工艺和产品升级，但是由于链主及环节限制等因素却长期被锁定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发生同质化竞争。二是一直以来为实现经济的迅速赶超，产业政策的目的主要是追求部分产业以速度和数量为核心的快速增长，直到“十一五”时期才正式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引入产业政策并突出其重要性，而这一改变很难在短期内对我国产业升级困境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三是产业政策及其支持方式和工具等的不完善使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产业升级的本质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目前产业政策中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缺失或执行不力导致了研究部门溢出收益迅速下降，削弱了其创新动力。另外，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的干预水平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而对跨产业及宏观层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从而使企业研发生产率难以提高。四是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的不协调也对产业升级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比如，自主创新与“腾笼换鸟”之争，Chen等（2014）研究发现，像自主创新这类顶层设计政策很可能会破坏地方政府采取“腾笼换鸟”这种渐进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的努力。以上四方面由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产业升级困境会促使国内企业“潮涌”进入某些产业，从而导致发生产能过剩并长期存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理论假说：我国转型时期实行的产业政策会增大产能过剩发生的可能性并使其持续存在。

三、产能过剩的测度：基于制造业二位码行业的估计

产能利用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产能过剩的核心指标，其估算的难点在于对产能产出的预测。国外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反复探讨，目前，估计产能产出的方法除了直接调查法之外，主要有峰值法、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法、协整方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以及数据包络和随机前沿分析法等。以上方法各有优劣，这里选择使用Shaikh和Moudud（2004）首次提出的协整方法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产能产出进行估算，该方法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对函数形式进行设定，回避了主观误差。

（一）模型、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Shaikh和Moudud（2004）认为，从长期来看产能产出与资本存量存在着稳定关系，并经过推导得出回归模型：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产能产出，解释变量为资本存量和代表技术进步的时间趋势项。这里用工业总产值来衡量产能产出，并用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得到实际工业总产值；用固定资产净值来代表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值由固定资产原值与累计折旧作差得出，再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样本为除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以外的28个制造业行业，样本区间选择1999－2011年，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工业总产值与实际固定资产净值取对数后分别得到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二）产能利用率计算结果首先，样本数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协整检验表明固定资产净值与工业总产值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考虑到行业异质性，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经检验本文最终采用变系数模型的回归结果估算产能产出，进而得到各行业时序变化的产能利用率。评判产能过剩的标准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79％－83％区间，即产能利用率低于79％则表明产能过剩。根据计算结果，以2011年的产能利用率为主要参考值甄别出目前可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有12个，占所有行业数量的比例接近50％。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外，其余过剩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与沈坤荣等（2012）在产能利用率低于79％的前提下借助产销率差值来判断过剩强度的方法不同，本文的判断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从产能过剩行业中选出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的行业，同样以2011年的产能利用率为参考值，以70％为评价标准；其次，辅助指标企业亏损面、库存变动率以及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中至少有2个指标反映出过剩倾向的，将其判断为强过剩，其余则为弱过剩。①此外，根据不少学者的观点，目前为止我国经历过三轮产能过剩，故将1999－2011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9－2002年为第一阶段，2003－2007年为第二阶段，2008－2011年为第三阶段。以上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中产能过剩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以三阶段各产业产能利用率的均值为参考值进行比较后发现，本轮产能过剩的过剩产业相对于前两轮过剩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果以2011年的产能利用率为参考值，那么过剩产业的数量将更大。12个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产业中，重工业产业占到了近85％，其中有6个产业被判定为强过剩，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且所有被判断为强过剩的产业其产能利用率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呈下降趋势，说明过剩情况很难改善，甚至会进一步恶化。其余被判定为弱过剩的产业，除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产能利用率基本稳定外，剩下的均表现出继续下降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现在弱过剩的产业很有可能变成强过剩产业。令人欣慰的是，本文测算得出的产能过剩产业也正是国家相关文件以及工信部向社会公布淘汰落后产能目标的行业中多次提到的过剩产业，并且与韩国高等（2011）以及沈坤荣等（2012）得出的产能过剩产业基本一致。

四、研究设计

为了验证理论假说，这里引入以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

（一）计量模型设定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除了政府干预之外，还有需求冲击导致的被动过剩以及企业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追逐市场份额和利润等造成的主动过剩。此外，不少文献还论证了市场结构、国际贸易和行业特征等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这里也加入一些控制变量：struc代表市场结构，forei表示产业的对外开放度，indus描述产业的轻、重特征。μi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1．被解释变量产能过剩程度（cu）。产能过剩的测度采用第三部分的计算结果。2．核心解释变量产业政策（poli）。产业政策的内涵非常丰富，实证研究对其的处理一般有三种思路：一是通过比较不同产业政策实施阶段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来说明产业政策的影响。这种处理方法有效回避了产业政策的定量描述，但是存在一个严重逻辑缺陷，即产业政策只是所有变化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二是将产业政策看成一个整体，从行业或时间维度引入哑变量。三是将产业政策的不同工具区分开来，再分别选取指标对政策工具进行刻画。由于采用虚拟变量来度量产业政策，其背后的经济含义比较有限，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处理办法。我国产业政策中较多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财税优惠、行政审批、价格管制、金融支持以及贸易保护等。考虑到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范围以及地位，这里主要选择税收优惠（tax）、贸易保护（trad）以及创新补贴（subs）三种政策工具进行分析。tax选择真实销售税负指标；trad采用的指标为出口退税占工业增加值比重；subs用政府资金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之比来表示。产业内生增长趋势（grow）。Ishii（2011）指出，如果企业发现市场在增长，但是不确定增长幅度和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当保持过剩产能的成本低于期望收益时，那么企业就会保持过剩产能。因此，产业内生增长趋势是企业产能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测量产业内生增长趋势比较粗糙的方法是直接测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这里采用HP滤波法对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际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分解，平滑参数取值100，得出的趋势部分就是产业内生增长趋势。外部需求冲击（dema）。与企业主动选择过剩不同，外部需求冲击会导致被动过剩的产生。从本质上讲，周期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分别是被动过剩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典型表现。比如，孙巍（2008）观察到从生产要素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冲击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付启敏等（2011）提出了一种结构性过剩情形，即产业纵向组织不协调使上下游供需关系不对称导致产能过剩。对外部需求冲击的衡量选择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指标。产业盈利（prof）。追逐利润是企业保持产能过剩的另一动机。其内在机制有二：一是构建进入壁垒，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保持过剩产能形成降价和增产两大可置信威胁以阻止进入。二是降低成本，Schwartz（1984）认为维持产能过剩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因而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测度产业盈利程度的指标较多，这里选用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标，因为该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产业的成本控制和投入即产出效率。3．控制变量市场结构（struc）。Mann等（1979）认为高集中度行业的产能调整比竞争行业更快，因而很难发生产能过剩。市场结构反映了市场竞争和垄断的情况，可以通过市场集中度指标进行测度。由于赫芬达尔指数需要微观层面的数据支持，这里采用PCM指数来代表市场结构变量。产业对外开放度（forei）。大量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也会对产能过剩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我国来说，吸收FDI、加入GVC和开展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背景下，FDI可能会导致众多国内的上下游企业集中进入，产生过度投资；二是与FDI的竞争会使得一批国内同类企业破产或倒闭，虽然在短期可能会减少过剩产能规模，但长期来看，将会诱发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在位企业主动过剩。产业对外开放度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货值与销售产值之比来表示。产业特征（indus）。从理论上讲，由于资本密集型属性，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产能形成的时间更长，资产专用性更强，规模门槛和产能调整的成本也更高。此外，与轻工业偏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同，我国重工业大多数产业属于非完全竞争行业。因此，重工业应更易出现产能过剩。韩国高等（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工业。故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产业特征哑变量，令重工业各产业为1，轻工业各产业为0。4．样本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样本为1999－2011年28个制造业行业（不包括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面板数据。变量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五、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税收优惠为了克服静态面板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标准误更小的动态面板系统GMM进行估计。对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整体方程和变量系数均具有稳健性；在5％的显著水平上，所有方程误差项都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且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选择有效。产业真实销售税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采用税收优惠的政策工具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发生。其内在机制主要有二：（1）在进入决策阶段，税收优惠发挥信号传递作用，吸引企业对某些产业的集中进入。在投资决策阶段，企业投资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而税收优惠降低了投资边际成本，刺激投资规模扩大。Goolsbee（1998）指出税收优惠刺激的主要是针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即产能的扩张。在退出决策阶段，税收优惠实际上构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成为退出壁垒，从而使过剩产能无法正常退出。而政府是否对企业进行保护的关键是确定和比较边际社会收益与损失。（2）从税收竞争的角度来看，Janeba（2000）认为产能过剩是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他构建了一个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基本模型，并证明东道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会使得跨国公司以投资过剩产能作为威胁而获取更优惠的税率。事实上，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国内公司和地区间的税收竞争。

（二）贸易保护根据方程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贸易保护越强，产能利用率越高，反之则反是。这一结论与Sahay（1990）的研究一致，他指出不论完全竞争市场还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关税保护都会导致完全的产能利用率。考察2006－2011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退税占工业增加值之比的指标，可以发现28个行业中有24个行业的贸易保护程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占行业总数的85．7％，与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特征大体一致，且这24个行业与前文测算产能利用率得出的可能存在产能过剩风险的行业也基本重合。从理论上讲，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单调关系。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及对外贸易方面的产业政策，可以将贸易保护的目标概括为“鼓励出口，管制进口”。短期来看，通过增加出口退税和实行进口配额等方式加强贸易保护可以至少产生以下结果：一是导致出口型企业因成本优势而增加产出，二是使得进口替代型企业因竞争不足以及超额利润的存在产生增加产出的冲动，三是促使混合型企业在国内外差异价格的刺激下增加产出，因为国内过剩的产出完全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出清的价格进行消化（Staige等，1992）。这些结果都会使国内企业产能利用率得到提高。从长期来看，加强贸易保护会产生以下结果：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会导致大量的国内企业对出口行业的集中涌入，形成产能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说，进口管制会使得进口替代型产业与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不协调，从而可能造成产业链某一环节的过剩。也就是说，长期加强贸易保护反而会降低产能利用率。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倒U形”的关系。但是从目前来看，鼓励出口和管制进口的开放保护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还处于“短期效应”阶段。一个显而易见的建议就是，未来应通过削减贸易保护和加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来化解产能过剩。

（三）创新补贴由于误差项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因，方程3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项，虽然损失了一些观测值和样本信息，但是重新回归后的结果显示，方程和变量估计整体稳健，方程误差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也有效。由于2007年我国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以及公共财政的发展趋势，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口径的一致性以及政策措施的现实地位考虑，这里选择财政补贴中长期稳定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创新补贴进行分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表明我国的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而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实证研究大多支持了我们的结论（冯宗宪等，2011）。其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补贴方式，目前我国对企业的创新补贴主要采取创新投入补贴的形式，而研究发现创新产品补贴的方式比创新投入补贴更为有效（生延超，2008）。二是补贴项目，近几年国家或地方创新基金的补助项目，很大比例都是应用研究，这一方面会导致基础研究的不足和创新吸收能力的弱化，同时也可能造成对企业R＆D投入的挤出。三是补贴分配，从主观角度来看，创新补贴的分配者可能会出于寻租等个人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资金错配；而从客观角度来看，受个体认知的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创新补贴可能会因违背市场规律而降低其配置效率。四是补贴管理，即对补贴资金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容易发生企业改变资金用途等不良现象。

六、产业政策影响过剩的异质性：企业规模、产权与技术特征

本部分将进一步对产业政策影响产能过剩的异质性进行分析。此处将分别构造产业政策和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和产业技术特征的交互项，并将计量模型（1）拓展如下。

（一）企业规模表5的结果显示，方程1－方程6的回归效果良好，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工具变量选择有效，整体方程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逐步加入解释变量的结果时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保持不变，与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相比，也基本一致，这说明了实证结果具备可靠性与稳健性。产业政策与企业规模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产业政策会通过不同规模的企业降低产能利用率，从而产生产能过剩。从系数大小来看，产业政策对小企业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对大中型企业的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从企业规模来看，我国产业政策可能主要通过小企业来引发产能过剩；经济体中小企业比重越高，产业政策造成产能过剩的概率就越大。事实上，国外学者很早就从企业规模角度研究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但是主要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货币政策方面。产业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对某些产业提供包括资金和土地等各类要素在内的生产性补贴，小企业往往会对产业政策更加敏感。产业政策的实施会诱发小企业对某些产业的集中进入，形成所谓“投资潮涌”，从而使得这些产业容易发生产能过剩。可见，经济中小企业数量越多、比重越高，产业政策越容易导致产能过剩。

（二）产权性质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占比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产业政策与外资企业占比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从企业产权角度来看，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而造成了产能过剩，同时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可能会提高产能利用率。由此可以得到推论，产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实施产业政策越有可能发生产能过剩，反之则反是。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属性密切相关。由于政策执行成本的优势，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政策工具而存在，其主要职能在于实现宏观调控、产业发展、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产业政策选择了战略发展性产业后，将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国有企业作为内生性政府规制必然率先进入，产生示范效应，吸引民营企业集中进入，在实现产业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问题；第二，产品过剩逐渐演变为产能过剩之后，出于地方博弈和社会稳定等动机，各地政府往往通过“预算软约束”构筑起企业的退出壁垒以阻止过剩产能退出，干预对象首当其冲是国有企业，而其目标的多元性使得干预更容易实现，由此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形成并长期存在。而外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且决策自主性较强，产业政策的信号传递会诱使其增加产出并强化R＆D，反而会提升产能利用率。

（三）产业技术特征产业政策与行业中高技术占比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而产业政策与行业中低技术占比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两者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从产业技术特征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行业中低技术的部分引发产能过剩的，所以行业中低技术的比重越大，产业政策越容易产生产能过剩。我们经常观察到“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现象，以钢铁业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我国每年仍需进口超过1000万吨的高端钢材，而低端产能过剩又使得国内钢铁行业整体利润率严重偏低，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事实上，从指标选择来看，行业中高技术占比以及低技术占比实际上反映了产业的创新程度，而创新是防止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机制。现行的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活动的发生，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政策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缺失和执行不力削弱了企业的创新意愿；（2）创新鼓励举措的错配影响了创新效率；（3）对基础研究的忽视限制了创新能力的提高；（4）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使得大量国内企业以廉价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GVC），从事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制造环节，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国内企业热衷于技术引进和学习模仿，并逐渐陷入路径依赖。而不创新则意味着过剩，一方面需求的演变和升级会导致供给出现结构性过剩；另一方面复制模仿的增多也会产生产能过剩。

七、政策建议

为了深入分析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挖掘其传导机制，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关系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并利用中国1999－2011年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回归结果，本文认为我国的产业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亟需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更有效地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为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创造更稳定的发展环境。目前，实施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包括：

第一，加快过剩企业“走出去”。目前，中央从宏观上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微观上牵头设立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重要目的都是支持国内传统优势行业，特别是过剩行业的企业“走出去”，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应采取不同的“走出去”方式。

第二，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企业规模过小、数量过多是发生产能过剩的重要诱因。兼并重组则是提高市场集中度和化解产能过剩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清洁剂。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已经至少出现过六次以上较大规模的收购兼并浪潮，而我国工业化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后期，却没有出现过一次像样的兼并收购，严重制约了产能过剩的纠偏。对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振兴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6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因为有了中国政府在WAPI争端上的让步，很多人揣测中国是在“弃卒保车”，为芯片出口退税政策的强硬积累更多谈判砝码，但是未来中美欧日几方在芯片退税政策上掰手腕的结果仍然有可能再次让许多分析家跌破眼镜。这几天已经传出消息，引起美欧日关注的中国国务院鼓励芯片业发展的有关文件可能重新修订。

但是，如果就此理解为中国政府会输掉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谈判，并不完全正确。芯片产业的重要性早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层面的意义，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各国政府纷纷插手本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在美国向WTO控告中国之后，欧日也趁势加入了进来，为美国撑腰。在中美两个世界级的大国看来，芯片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谁也输不起。

就美国而言，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是其最大的外汇来源之一，也是美国对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半导体产业占据了美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每年创造的利润高达700亿美元。不仅如此，芯片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极其重要，不仅产品的应用广泛，而且还能为美国的产业工人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美国政府一直以种种理由和借口限制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芯片业外移。可以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很坚决，试图通过各种压力迫使中国放弃这种芯片出口退税的保护性做法。这一点也许被机构投资人有所预料：前一段时间具有规模和成本优势的中芯国际，一在海外上市即跌破发行价，而在上市之前，这是一家被投资人寄予厚望的公司。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一直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信息产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而尴尬和苦恼。在信息产业的两大核心技术操作系统与芯片技术上，中国一直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列强。在PC操作系统平台上，微软依然很“硬”，想以Linux来扳倒微软仍然路漫漫。在芯片技术上，尽管中国在很多领域依然落后，但进步却很快，在一些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并有部分产品出口。由于中国庞大的芯片市场所具有的吸引力以及政府对产业的扶持力度，最近AMD已经宣布投资1亿美元在苏州建厂，英特尔也计划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

可以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芯片产业的发展势头几乎独自承载了中国科技强国战略的巨大梦想，中国政府保护和扶持民族芯片产业的决心毋庸质疑。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位参与芯片出口退税政策讨论的官员说，任何政策条文修改的前提都是“不能损害民族芯片产业”。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没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在具体的扶持政策上，则可以有灵活的变化。面对实力派，我们只能灵活地去适应，而不是盲目地进攻。“从政策性质上来说，中国政府目前制订的出口退税政策太具有攻击性了”，一位分析人士认为，“扶持某一产业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侧重于通过出口导向来引导企业发展则有可能引起其它国家的反感，特别是在芯片这样的敏感产业上。这为外国政府‘干涉’中国的产业政策提供了借口”。

第7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升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0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0-02

一、引言

自从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首先提出三次产业的划分，产业结构均衡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中国将产业结构划分为农业、工业和建筑业，除第一和第二产业外的其他各业，包括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1]。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第二产业产值近几年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有所下降。2009 年，第二产业占GDP 的比重为46.3%，比2005 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201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6.8%，又有回升的趋势。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增长通常被当成这个阶段的经济体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工业主导地位不会改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逐渐消退，我国的工业将重新快速增长，从而带动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2]。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廖文龙、龚三乐（2009）得出广西工业产业结构的演化, 主要是受工业GDP 占比、研发投入因素的推动, 相反,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转移对广西产业结构的演化速率起着一种阻碍作用[3]。闫海洲（2010）得出科技创新和政府规模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正向作用, 进出口贸易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作用, FDI 和社会投资作用则不太明显[4]。杜传忠、郭树龙（2011）得出资本投入、需求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 而劳动力数量、技术水平、开放水平中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并不显著[5]。綦良群、李兴杰（2011）得出企业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技术传播与扩散、人力资本等因素显著的推动了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产业政策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6]。

二、区域第二产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我国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通过居民需求、资本供给、政府支出、对外开放、技术创新五个方面来分析第二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居民需求

当居民对某种产业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会进而改变相关产业的产值，并导致该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发生变化。这些年来,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一直偏低,制约了我国产业的升级。因此居民需求是影响第二产业发展的因素。

（二）资本供给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轻型工业逐渐转向重型工业转变，在第二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由于以上的特点，资本供给也是第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

（三）政府支出

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第二产业升级的干预作用具有双面性。如果产业政策制定合理，干预适度，会促进第二产业升级；反之, 如果产业政策制定不当, 比如过度保护某些产业, 造成市场垄断, 则会阻碍第二产业的升级[7]。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 是加快我国第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对第二产业的升级产生影响：一方面通过出口扩大对国内市场的需求,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通过进口国外进的技术和设备, 促使国内产业部门的技术得到提升，设备得到改善。因此，对外贸易也是影响第二产业发展的因素。

（五）技术创新

由于大规模集约化生产能直接实现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使生产率不断提高，因此技术创新是促进第二产业升级的最直接因素。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等正处于快速成长时期, 因此发展空间较大。技术创新将导致更多的资源流入这些产业，从而使这些产业效率迅速提高。因此技术创新也是影响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按照上述有关区域产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将第二产业的产值作因变量y，将以下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1）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X1），用来衡量居民需求对第二产业的影响。（2）固定资产投资（X2），用来衡量资本供给对第二产业的影响。（3）政府财政支出（X3），用来衡量政府支出对第二产业的影响。（4）进出口总额（X4），用来衡量对外贸易对第二产业的影响。（5）R&D经费（X5），用来衡量技术创新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所选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二）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上述因素对第二产业的综合影响，本文将各因素融入如下的计量模型中：

lny=?茁0+?茁1lnx1+?茁2lnx2+?茁3lnx3+?茁4lnx4+?茁5lnx5+?着

其中?着表示随机误差。y、x1、x2、x3、x4、x5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值、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R&D经费。

（三）结果分析

第8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安徽工业发展;工业化战略; 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近年来通过“工业强省战略”和“融入长三角战略”，效仿东部发展模式，全省低端的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安徽省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正值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水电成本上升之际，恰是吸引省外资本（包括外资）投入安徽省的大好时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安徽省工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将安徽省融入发达经济圈，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抓住这次良机，错误实施工业产业规划，会使安徽省工业化走上弯路，影响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意在为安徽省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言建策。

    一、工业化战略

    1.从封闭与开放的关系看，传统工业化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但对经济发展收效甚微，弊端也愈益明显。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一种开放型经济制度,对商品进口的限制相对较少,鼓励外国资本的输入,把本地区的一切生产都纳入世界商品竞争体系,以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增长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战略的例证。

    2.从平衡与重点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可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规模全面投资,建立一个工业化体系,从而成为大推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必须要有—种大推进的力量。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倡导把不平衡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赫尔希曼认为,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实施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其二,“过剩发展”。赫尔希曼认为,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发展中国家应精心选择和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论指出：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常常取决于一些关键产业和部门,这些产业和部门发展的直接、间接效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个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利润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需求,由此推动各个部门成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长极战略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佩鲁分析认为:首先,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推动力的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复杂产业极,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terenzio cozzi认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应用，而熊彼特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用，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3.从自身力量与区域联盟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分为“技术本土化”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技术本土化”战略强调在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对巴西、韩国和印度的整体技术能力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成功的企业中大多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本国工业竞争基础还未形成的阶段，就善于利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大量投资在学习新技能和吸收新知识上。

    二、产业结构调整

    钱纳里等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上比发达国家突出得多。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

    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筱原三代平的“二基准”等，有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战略，有的是从部门间不同技术经济特征和部门间关联机理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

    日本的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等人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主要是从技术开发和学习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一些部门具有外部性特点的学习、技术转移效果和某些产业存在某种市场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要扶持战略产业或“幼稚产业”。

尽管结构性政策是日本等后起国家追赶成功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各类应用性结构研究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由结构性政策研究到功能性政策研究的趋向。所谓结构性政策是指旨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如支柱产业政策、幼小产业扶持政策，等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面向所有行业而不存在部门倾斜、旨在推动特定目标（如技术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出口促进等）的政策。

    北京大学刘伟等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比较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从假定产业结构水平代表一国工业化程度的立论出发，通过比较衡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水平，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但研究中仍然是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进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郭克莎著《中国：改革着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是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所运用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此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京文等人《中美日生产率比较》，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所通过计算各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对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技术密集度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产品生产的区际转移。20世纪90年

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丸元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卢根鑫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但没有触及国内区际产业转移问题。

    一些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提到“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但没有展开研究。汪斌、魏燕慎等利用雁行理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没有分析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陈建军、曹荣庆、陈红儿、蒋文军分别涉及了产业转移动因、区际产业转移模式、区际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等问题。

    三、工业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思路及主要应用价值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发展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低于发达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中部地区，增长水平也属中等。可以确定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安徽省发挥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隐蔽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寻找根本性的原因，便于制定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政策，解放安徽省压抑的生产力，推动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以至地区经济实现跨越。

    为了对安徽省将来工业产业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作深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工业统计的数据了解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历史和有关影响因素讨论现在产业结构的成因。

    通过分析省内外的经济环境和安徽省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针对安徽省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是，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影响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探究。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历史数据验证以上分析的结论。

    2.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相关理论、指标和统计数据，描述安徽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以上子课题的研究结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成因。本着解决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案。最后提供给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系统地研究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2）分析产业结构成因的方法，以产业结构历史性的变化，结合影响因素，寻找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3）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安徽省的省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将主要应用在为将来省政府制定安徽省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钱纳里等合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2.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3.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5.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

    6.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7.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m]，上海三联书店，1993

      8.李京文主编.走向世纪的中国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9.[日]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m]1988年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社.

    10.金碚.中国产业发展的道路和战略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4（7）

     11.胡鞍钢,郑京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26日.

    12.安立仁.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2[j].人文杂志,2003（6）

      13.李佐军.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j],财富周刊,2004（4）

第9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指导意见》更加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结构升级、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强调运用发展的思路、市场的手段和改革的措施解决问题。围绕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以及管住控制增量、调整优化存量、建立长效机制等要点，明确了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五个行业的具体措施。同时，按照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提出了九个方面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指导意见》，要深入学习，领会精神实质，把握政策界限，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妥善处理违规产能

把产能盲目扩张的势头压下去，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分类处理在建和建成违规项目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一是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各地要坚决摒弃“风头一过、大干快上”的错误想法，不得以任何名义核准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国土、环保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供应、环评审批等相关业务，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

二是分类处理在建违规项目。各地要按照要求对违规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凡是未开工的，一律不得开工建设。凡是不符合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环保要求的一律停建。确有必要建设的，各地要根据布局规划、环境承载力，以及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的要求，提出申请报告。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在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出具认定意见。对未认定的，一律不得续建。对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实，立即停建，并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对监管不力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各地要按照谁违规、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债务和人员安置工作。所有违规项目处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开。

三是清理整顿建成违规产能。各地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对建成违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提出整顿方案，向社会公示后，并报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对不符合要求的，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反馈意见。对工艺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合格、能耗及排放不达标的项目，列入淘汰落后年度任务加快淘汰。

二、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和引导过剩产能退出工作

淘汰落后产能是被近年来各地区实践所证明的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方法之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坚定不移地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引导过剩产能有序退出。

一是继续做好“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列入今年3批公告的企业落后设备（生产线），在年底前彻底拆除，全面完成2013年目标任务。要研究制订2014—2015年淘汰计划，争取提前一年完成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通过完善财政奖励政策、落实等量或减量置换等措施，鼓励地方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标准，力争2015年底前再淘汰落后产能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

二是抓紧研究“十三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通过提高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执行特别排放限值要求，运用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水价等差别价格政策，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需要强调的是，环保排放标准是“十三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依据，而距离编制“十三五”淘汰落后计划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抓紧制定新的加严的环保新标准，把握好加严的尺度，既不能过严脱离实际，也不能过宽影响实施效果，还要考虑过渡期的问题。依据新标准检查各相关企业（生产线）达标情况，对不达标企业（生产线）亮“黄牌”要求限时整改。对整改仍不达标的，列入“十三五”淘汰落后产能计划。此外，加紧制修订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并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组织实施“能耗限额标准实施计划”，通过试点工作，探索以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促进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退出的思路和措施。

三是尽快出台重点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在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下，必须要严禁新增产能、遏制无序扩张。在此前提下，需要统筹好发展先进产能与淘汰落后产能的关系，考虑地方发展经济、产业升级和布局调整的现实情况，调动地方和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实际上是推动地方更加自觉地做好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是给“出路”的政策。这样做既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可以有效控制产能总量，避免出现“越淘汰越过剩”的怪象，同时缓解地方经济发展与淘汰落后的矛盾，有利于推动工作尽快取得实效。对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把关，否则产能总量难以有效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也难以实现。

我们将抓紧研究出台产能过剩行业等量或减量置换的具体实施办法，指导各地做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行业主管部门要对置换方案进行审核确认并向社会公告，将置换产能列入淘汰名单，监督落实。各地要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制度，支持跨地区产能置换，引导国内有效产能向优势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解决省（区）内建设项目等量或减量置换指标不足的问题。

三、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创新发展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做强做大优势企业，是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还必须充分依靠企业自身，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提升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从根本上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产业整体素质。

一是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会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研究制订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重点是深化改革，完善相关审批制度，提高审批效率，加强企业兼并重组的信贷融资支持，丰富企业兼并重组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落实相关财税政策，发挥产业政策引导和约束作用，加强服务和管理，努力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支持和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整合压缩过剩产能。

二是促进企业做优做强。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缺乏领军企业、发展秩序混乱，没有形成由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是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严重的重要原因。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研究制定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指导意见，支持和培育优强企业发展壮大，增强行业发展的协调和自律能力。

三是增强企业管理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加强管理和管理创新，是企业做优做强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有效应对市场供需失衡的重要条件。要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和改进服务等，使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企业不断改进管理，提高自身适应市场的能力，用差异化策略寻找新的机会，避免盲目扩张、盲目经营的行为。

各地要在化解过剩产能矛盾工作中，进一步完善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组织协调机制，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制定推动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涉及本地区的企业兼并重组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企业兼并重组中的关键问题及重大事项。要加强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思路，在促进大企业做优做强的同时，带动支持和引导创新型、创业型、劳动密集型中小微型企业练好内功、健康发展。

四、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和布局优化

产业转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经济现象，不只是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更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也是中西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特色发展和差异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进行科学和规范的引导，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让一些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布局规划需要的项目，甚至是落后产能项目落地。

一是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和约束作用，防止落后产能转移。落实《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加强对产业转移工作的分类指导，根据各地环境承载力、资源能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物流运输等条件，合理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和优先承接发展的行业，推动产业向生产要素优势集中的地区转移。同时，要加强对产业转移项目的管理，严把产业政策闸门，坚决杜绝落后产能在异地死灰复燃。

二是为产业转移搭建实体对接平台，指导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开展产业转移对接活动，搭建区域对接平台，是推进产业有序转移的重要载体，为企业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合作契机。实践证明，通过开展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探索跨区域合作、推动中西部地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积累了经验，有效地推动了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三是要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消化国内产能。这是化解过剩产能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有关部门要抓紧落实完善相关措施，细化出台配套政策，争取尽快取得进展。要为企业向境外转移做好服务，支持优势企业向境外有资源、有市场的地区转移，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为企业“走出去”和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国家产业转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作用，加强国家政策宣传，境外投资、国内产业转移项目信息，通过信息手段促进区域间产业交流与合作，加速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流动。

五、发挥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完善行业管理

规划、政策、标准是政府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下，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向的引导，是行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解产能过剩工作中，要发挥标准的引导约束作用，加强产业政策与规划的紧密衔接，与财税、金融、环保、土地、贸易、价格、质量标准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发挥作用。要通过一项一项具体的工作，把规划、政策、标准落到实处。

一是根据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新要求，尽快修订完善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业政策，提高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品质量、技术装备、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综合利用、安全生产等标准，完善行业准入和规范管理，通过产业政策和标准来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二是根据行业特点，《指导意见》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5个重点行业，提出了有选择、有侧重、有针对性的分业施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细化工作内容，明确时间进度，抓紧落实标准修订、税收、电价、信贷金融等政策措施，积极有效开展相关工作。

三是落实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大力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组织实施好技术改造专项，推广应用更加节能、安全、环保、高效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工艺技术，提升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制造能力。

四是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努力突破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实施好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支持和促进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加快关键共性技术和工艺研发应用。推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提升以产品质量、标准、技术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