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化改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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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一、存在问题
对医疗机构来说，中国医改目前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和赢利性不分、医药不分、管办不分。当前人民群众对医院的意见集中在看病贵、看病难、服务质量低、药价虚高、滥开药、回扣红包等方面，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究其根源，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医疗机构的主体市场化程度远远不相适应。首先，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竞争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市场条件下的消费者的选择权，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带来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要向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否则将无法在市场中立足。没有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的优胜劣汰机制，医疗机构的发展动力不足，危机意识不强。在这种条件下，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操守也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医疗机构收费体系控制过严，体现不了市场价值，反映不了医务人员付出的工作价值。也失去了价格对供需关系调节的作用。
再次，医务人员的正常待遇偏低。医疗操作行为是一项技术性要求很高、很复杂的工作，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较高，工作环境也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医务人员的报酬待遇相比许多行业却偏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比较行为，由此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三、对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的顾虑及正确认识
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特别是医疗服务是治病救命的服务。医疗服务作为普遍服务，是每一个人，无论贫富，都有权享受的服务。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会不会出现医疗费用大幅上涨，普通百姓消费不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很大的顾虑。我认为这些顾虑在市场化条件下不但不会成为现实，还会形成很大的改观，更有利于医疗服务发挥普遍服务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看病难是看病贵的直接原因，通过市场化条件下的竞争，高端和高水平的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必然得到缓解，医院为了吸引消费者，必须要推出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价格。
第二，市场的监督是最好的监督，患者的流动将会向性价比最高的医疗机构的方向，任何一家医疗机构都不能漠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市场环境下，要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保证生存和发展，将会向患者提供好的服务和合理的价格，并由此收到更高的收益和得到更好的待遇。
第三，在市场条件下，差异化的服务体现出来，在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也会提高。
第四，在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政府的包袱相对较轻，反而可以重点扶持一些平民医院，由这些医院对困难户和低保户进行医疗救治，能更好地实现普遍医疗服务。而且通过对更多的赢利性医院的税收，政府对平民医院的扶持力度会更大，满足基本普遍医疗服务的目的会更好。当然，所提市场化，并不是一刀切，需要循序渐进。
四、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建议
（一）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进程，进程开始的时间越早越好，力度也应该加大。有控制地、适度地加大医疗市场的放开力度，引进更多的民营经济成分，引进更多的外资成分。
（二）谨慎推进县乡镇级医疗机构的市场化步伐
医疗机构市场化的工作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大城市的医疗机构市场化推进工作难度相对较低，而县级医院、乡镇级卫生院的市场化进程的困难则会大得多。如在发达地区进行县乡镇级医疗机构市场化试点工作，循序渐进，通过实践进行检验，尽量降低改革带来的阵痛。
（三）建立平民医院
必须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平民医院，以此来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服务。建立平民医院必须挑选部分一级、二级公立医院作为平民医院试点，享受政府津贴，提供低廉价格基本医疗服务，满足低保、困难人群需求。
（四）放开医疗市场、充分引入竞争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模型， 市场的资源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会达到优化配置。医疗卫生事业也可以逐步走向商业化、市场化。
（五）大力发展医疗保险
为实现我国全民医保，在保险体系上可以采用医疗救助、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这样不同层次的网络来覆盖全民。医疗改革的具体操作方面也应与社会医疗保障的各个层次相对应。在社会救助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方面，保险费由企业、个人、国家、地方政府统筹集资。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主要由个人支付保险费，满足其多方面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五、国外其他国家医疗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医院既要面对医院改制转型的改革，也要适应卫生服务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借鉴国外的医院先进管理经验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实施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结合国外医疗改革的经验，我们具体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国医疗改革要以医疗服务需求为导向，调整医疗机构的宏观布局和功能定位。引导医疗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或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第二，要大力推进医疗保险、药品流通领域和医疗体制的改革。
第三，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要引进竞争机制，以实现低廉收费，优质服务。具体实施办法：
①组建“医疗集团”，实行“企业化管理。集团化运作”的机制。以规模效应来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②建立医院和医院之间的竞争机制，通过定点医疗机构的选择来建立；
③要打破医院内部竞争机制。进行医院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入选意识、竞争上岗等。
参考文献：
第2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我本来只关注各方面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议论，但看到不少人一边倒地把医疗卫生问题归咎于“市场化”，就忍不住谈点个人看法：简单拿“市场化”说医疗卫生的事，如同雾里看花、似是而非；简单否定“市场化”，回归“政府主导论”，可能是为纠小错而犯大错。
这些年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竞争”等价值取向本身没有错，改革虽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有成效的。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主要还是改革不彻底，当然政策措施仍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整完善。今日之医疗卫生体系，说其“商业化”，似乎不为过，医院也罢、医生也罢，确实到了“认钱不认人”的地步；但说其“市场化”，那完全不尽然。让我们用“市场化”的一些核心标准如“市场主体”、“产权”、“独立法人”、“准入”、“开放”、“竞争”等套一套，看看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到底“市场化”到了什么程度。
就“市场主体”、“产权”、“独立法人”而言，目前医疗卫生资源还是高度垄断的，医院产权名义上清晰但实际上要么“天下一家”、要么“内部人控制”，政府职能方面仍然是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医疗卫生领域目前的病症，就好比2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病症。据统计，虽然我国公办医院的数量约占医疗机构总数的1％左右，但拥有的床位、设备和医务人员等医疗资源，仍占到全国医疗资源的90%以上，多渠道办医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换言之，数量占99％的民办医院拥有不到一成的医疗卫生资源。说到底，医疗卫生体制改来改去，医疗卫生资源绝大多数还“姓公”，这与“市场化”的企业改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医院虽然“姓公”，但到底是谁的却说不清楚，是院长的吗，是卫生部门的吗，是市政府的吗？全是似是而非。
就“准入”、“开放”、“竞争”而言，社会资本和行业外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门还是敞开的，但民办医院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职称评定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还不能与公办医院一视同仁，政策上存在许多障碍和歧视。现在办个小诊所还算容易，但办大医院就很难了。医疗卫生资源总体上还是高度垄断的，所谓竞争只是公办医院与公办医院之间的竞争，公办医院与民办医院之间的竞争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只要政府不真正做到“管办分离”，就必然会存在所谓“亲爹后娘”的现象。
总之，现在的公办医院，房子是政府盖的，设备是政府买的，医生的工资是财政发的，面向老百姓的高额收费也还照收不误，这是什么样的“市场化”啊！因此，不存在所谓“市场化”过度的问题，而只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市场化”的问题。我认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进一步打破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竞争。
现在人们抱怨就医难、看病贵，往往不明就里，把全部怨气往医院身上撒，认为是医院的“市场化”行为引发了种种问题，这也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就医看病”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体制的复杂问题，具体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谁来给我们看病？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问题，具体又涉及到医院、医生、医药、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二是谁来为我们“埋单”？这是医疗保障的问题，也即钱的问题、经济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两个方面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政府或单位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都是政府或单位办的），也是“埋单”者，患者个人基本上是不花钱的。这是一种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福利制度。国外以英联邦国家为代表，至今仍有相对多的国家采用的正是这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医疗保障水平并不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不高，但最大的好处是覆盖面宽、社会公平性好。那时人们在就医看病方面的烦恼和后顾之忧，可能确实不如现在这样多，故而不少人对那种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体制还是很怀念的。问题是，那种体制纵然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是不可持续的，国家和单位负担不起。正因此，我们才改革，把医疗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分开，使提供医疗服务者和埋单者成为一种市场关系、契约关系、激励制约关系。在医疗保障方面，我们引入个人负担机制，以减轻国家和单位的负担，并增加个人责任和自我约束激励。在新体制下，单位（或国家）和职工个人把钱交给社会保险机构，社会保险机构代表职工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一种典型的、但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如果加上药厂和药商，则是一种“多角关系”。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体制。改革这些年来，要说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在社保机构与医院、患者与医生的市场博弈中，后者总是赢家。社保机构和参保职工希望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为此针对医院设置了“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定点医院”、“费用结算”等许多制约性的规定和办法。但实践中，医疗总费用上去了，患者个人负担加重了，但医疗服务质量却不见得提高多少，确实是国家和社保机构“上有政策”、医院和医生“下有对策”，“外行玩不过内行”。国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招数是充分市场化、充分竞争。你这个医院捣鬼了，今后我就不选择你了，你没有病人客户源了，也就生存不下去了。但我们的情况不是如此，医疗资源高度垄断，许多城市的大医院、好医院是“孙二娘开店独此一家”，你不找我找谁？因此，不是“市场化”过度的问题，而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是垄断没有打破的问题，是竞争不充分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对现在的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作一个彻底的“翻盘”，回到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一体的服务体制来。也即不再搞什么社会医疗保险了，把钱直接交给医院好了，由医院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恐怕正是“政府主导者”所期望的。这样，医院和医生“花钱”肯定会仔细多了，但又会有效率低下、服务不足等许多别的问题出来。总之，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选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我们更看重什么罢了。就我个人观点，还是搞社会医疗保险好，关键是同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近一、二十年来，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倒退了吗？没有。虽然我们对医院多有微词，但不能否认的是，虽然费用上升了，但我们在享受医疗服务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便利，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大为改善，恐怕没几个人再愿意回到从前，除非他喜爱“短缺”。想想20多年前托关系买彩电的往事吧，那时你是“上帝”吗？这一切正是市场的力量。当然，现在医生的出路多了，不当医生可卖药，卖不成药可造药，故而收“红包”的胆子也壮了。这好比是“打开窗户飞进来几只苍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医德医风建设确实是一个新课题。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行业协会大有可为的地方，而不是忙着加盖公章证明某种牌子的牙膏好用。
我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医疗卫生服务和产品的提供，主张单纯的“市场主导论”和“政府主导论”都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两者的互补结合。在国外，在类似的公共或准公共服务领域，通常体现所谓“二八律”（或“三七律”），即“二成”为政府直接举办（如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主要服务于穷人），“八成”为通过市场提供（政府可以是购买者）。“市场”和“政府”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公共卫生是一种公共产品，一般医疗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确实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决定了政府必然应在医疗卫生服务和产品的提供方面承担重要职责。但“政府主导”不是简单的“政府主办”，而是建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基础上的“政府提供”或“政府购买”。
第3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中国改革》：我国大部分医院，尤其城市医院都是“以药养医”，这个现状是如何形成的？
夏永鹏：我国医疗费用过高以及以药养医局面的出现有历史、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我国的医疗体系是统一的，企业代表国家，单位也代表国家，没有民营企业，医疗服务实质上基本由国家负责提供。医疗体制改革后，政府逐步减少医疗服务投入，医院走上市场化改革道路。但当时对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国家将医疗服务价格纳入了社会物价指数予以监控，物价部门对医疗服务价格从严控制。没办法，为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转向追求高额利润。医院追求利润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二是提高药品价格。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福利型医疗体制，医疗体制改革后政府部门的相关措施没有跟上，而药品在当时已经完全市场化，人们最终选择了提高药品价格来追求医院利润。据我个人的了解，目前，城市医院50％～60％的利润由药品提供，部分乡镇医院达到80％。
《中国改革》：我们认为，竞争的不充分也是造成医疗费用过高的一个原因。我国医药市场的付费方面已经市场化了，但供应和准入的方面还是高度垄断。所以，说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这并不准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夏永鹏：的确，高度的行业垄断也是造成医疗费用过高的重要原因。一是政府与公立医院一起形成的垄断，政府在减少财政投入后，为弥补公立医院的经费不足，在政策上对公立医院进行了倾斜。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下，政府部门利用资金支配权，将民营医院排除在医疗保险定点医院之外，形成了高度的行业垄断；二是医药不分家进一步加重了垄断。药品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属性，必须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医院利用药品处方权形成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不得不使用医院的高价药品，导致医疗费用过高；三是医院垄断采购导致药品定价虚高。目前，我国药品生产厂家数量过多，整体处于低水平恶性竞争状态。由于医院的市场垄断地位，成为药品的主要销售市场，药品生产厂家为赢得优势竞争地位，进入医院药品销售市场，实施高定价、高回扣的市场竞争策略，由此出现了药品生产厂家改变剂量、规格，采取一药多名重新定价等问题。
为整治一药多名的问题，现在药监部门采取在药品包装上统一标注药品通用名（化学名）等办法，让患者明明白白购药。实际上，药品生产厂家往往只能获得比较微薄的利润，60％～70％的利润被医院及流通环节拿走了。药厂的药价定得越高，医院越高兴，因为医院方得到的回扣更高，药厂也很无奈。
《中国改革》：一个广为流传的数字是，仅2005年，国内就审批新药1万多种；而在医药技术领先的美国，每年所批新药也不过是100种左右。这种巨额的数量差别说明了什么？
夏永鹏：国家药监局将新药审批权力上收之后，只管批，而监督却是省以下的事，新药审批当然泛滥。在美国，所谓新药，必须是药品所含成分是新的；而在国内，同样的成分，只要换个新名称就可以申请成为新药。一种感冒药，就派生出感冒通、感冒灵等一长串不同的新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而企业每申请一种药名，就要缴纳数额可观的审批费用，而某些手握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个人，则在新药的受理、审批等各环节中索贿受贿。这样的案子在国家药监局已发生多起。但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审批所谓“新药”就是为了提价，这个机制必须从根本上予以铲除。
《中国改革》：那么，你认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今后的走向会怎样？
夏永鹏：关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方向问题，国际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模式可以借鉴：一种是英国高福利模式，医生实行公务员管理，其工资与医院效益不挂钩，可以避免多开药、开贵药等大处方问题；另一种是美国市场化模式，不同医院、不同服务水平实行不同收费，但前提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医疗保险品种齐全，政府实行强制参保政策。
第4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 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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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会议明确提出，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商业养老健康保障计划。支持符合资质的保险机构投资养老产业、参与健康服务业整合，鼓励开发多样化的医疗、疾病保险等产品。商业保险公司在养老产业和健康产业领域大有可为，亦是保险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除主动提供多种医疗、重疾保险、长期护理产品外，保险公司还可以投资养老产业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如近年来保险公司大规模投资养老社区建设等，此外，保险公司还可承接企业个性化商业养老健康保障计划。
将保险业这一金融子行业单独拿出来在国务院层面进行讨论和决定，这种规格实不多见，意义不言自明，可谓近期保险业的重大利好。未来，我们仍期待政策层面有所突破，制定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
与银行业一样，2013年以来，保险行业也经历着互联网金融和货币利率市场化的双重考验，在银行业存款急剧减少的同时，保费增长也呈现增速放缓之势，保险股估值也在底部徘徊，这为2014年保险股的估值修复提供了可能性。
总体而言，互联网推动的保单碎片化趋势不减，银行费率市场化包括个人大额存单快速推进等，都会对普通寿险业务的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医疗健康险和年金险市场的开启将提高市场对未来保费新单增速的预期。
从国际经验看，医疗健康险、年金保险都是在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叠加经济转型过程中得到政策支持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来看，未来1-2年内是医疗健康和养老市场的政策窗口期。成熟市场上健康险、年金和寿险基本上三分天下，未来新增保费市场重点来自于健康险和年金险市场。
这并非空穴来风，新单增速预期的改善在3月中下旬已逐渐体现出来，二季度保险板块上涨7.7%，超越沪深300，主要原因在于1-3月新单销售情况改变了市场对于后期新单保费增长的预期。后期市场会持续改善新单增速预期，并且会迎来新单增速预期提高的过程。新单增速改善和提高的主要动力在于产品创新、渠道整合以及外部销售环境的改变。
另一个积极的因素则是，在新单增速改善的同时，新单利润率并不像市场原先预期中那么悲观，新单利润率预期会出现一个由负转正的过程。一季度新单利润率预期难以提升，但是二季度之后产品利润率有充足的改善预期，产品利润率改善的核心来自于新单保费结构的改善、费率市场化改革和保险监管部门对于渠道和产品的监管。
而新单增速预期的提高和新单利润率预期由负转平甚至转正将是保险股估值修复的动力。虽然目前市场估值的反映依然停留在新单保费增速预期改善阶段，但最终未来新单利润率的改善将会进一步推升估值。
费率市场化双刃剑
中报将至，目前各保险公司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已尘埃落定，截至4月份，保险行业保费收入同比大增29%。根据保监会的统计数据，在费率市场化改革后，2014年1月，普通型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1291亿元，较2013年全年增长78.78亿元。一季度，保险公司凭借保险产品创新，基本上实现了保费规模的大幅度高增长。一季度保险公司新单增速超预期，二季度产品利润率改善将超预期，截至中报前，市场将会持续反映保单增速和利润率改善的预期。
如同利率市场化给银行的冲击一样，费率市场化改革对保险业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费率市场化改革会侵蚀单件保险产品的利润率，但只要保障型险种利润率持续高于分红险，费率市场化加大保障型险种吸引力，通过保费结构调整就依然能够达到提高利润率的效果。
2014年以来，在银保渠道和高现价产品受到规范的背景下，保险公司都加大了个险渠道的投入，这为个险保费增长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提高了对个险渠道产品价值创造的要求，高投入促使个险重价值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
费率市场化改革给保险产品创新带来新的空间，加上销售环境向好，新单增速有望持续稳中趋升。保费大幅增长主要是通过产品创新分流了银行活期存款，而一季度的新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形态：1.高收益产品组合：主险产品（分红型）+附加险产品（万能型）；2.高现价保障型产品；3.高现价万能险。
数据显示，一季度分红险产品+万能险产品以及高现价产品成为驱动保费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此类产品利润率基本上不高；从3月份开始，保险公司主动加大销售高保障产品力度，以中国平安为典范，在3月初就开始大力推进公司平安福产品的销售，保障组合类产品利润率依然高于此前的分红产品。而从二季度开始，市场总结一季度产品策略并加以调整，开始力推分红+万能+保障，其中重点突出重疾、医疗、养老等保障功能的组合产品增加，这既保证了保险产品有足够的吸引力，同时，增加的保障功能为提高保单利润率奠定了基础。
1-3月，各保险公司通过重推分红+万能组合以及高现价产品赢得保费规模大幅度增长，这一类产品创新后期还将持续成为推动保费增长的动力；在4月份之后高现价产品和银保渠道受到一定的约束，保险公司均加大对个险渠道的投入，也敦促个险渠道重视销售高价值产品，个险渠道逐渐形成高价值、高投入、优质保费增长的循环；在行业自身产品创新和渠道重塑的过程之中，2014年外部环境已不像2013年下半年那般严峻，包括理财产品、各类货币基金产品的销售规模和收益率都开始下滑，在宽货币紧信贷格局之下，短期资金收益率下滑成为持续性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保险产品的吸引力开始上升。
其中，一季度银保渠道销售高现价普通人寿保险产品成为特色，这一类产品提供3.5%-4%左右的收益率，同时保证一年后退保现金价值高于银行定期存款，产品在市场上的吸引力较好。
个险渠道也开始大力销售主险为分红险、附加险为万能险的保障型险种，其中主险返还的生存金、期满给付金以及分红收入都可以转为万能险保费收入，创造了保费的“余额宝”。产品兼具收益率、流动性和保障的功能，自然能够吸引客户。
很明显，在与银行、货币基金争夺资金的较量中，以前总处于劣势的保险产品灵活性大幅提升，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费率市场化是重要的催化因素。2013年已经能够看到保险公司新单保费有稳中向上的趋势，但是费率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出台却使这一趋势增加了部分不确定性。
新单增速和利润率预期改善
市场对费率市场化改革的预期是：影响不大，同时关注利润率的下滑。这表明市场对费率市场化改革的谨慎态度，很少有机构明确指出，费率市场化将给保险公司带来产品创新的利益。
目前来看，一季度保费的高增长表明此前市场发展明显超过了费率市场化改革初期的预期。1月份普通险保费收入超过2013年全年，费改带来高现价产品的扩容以及重疾意外险的热销，是保险公司产品创新灵活性的体现。同时，在无风险利率持续向下的背景下，保单吸引力明显提升，新单保费稳中上升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开门红”是保险业追求的惯例，在“开门红”完成规模要求之后，二季度产品创新重点转向保障重疾类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二季度以来，组合新增搭售产品基本上是常态，搭售产品主要为重疾险、定期寿险以及意外险产品。在主险的选择上，保险公司似乎更青睐于少儿险教育险等形态。
近两个月，中国人寿新产品的推动力度较快，主要围绕重疾险丰富保障线条，公司新推专项癌症险、康复险、定期寿险等，组合重推四个产品组合“鑫康保、放鑫保、喜庆祥和和幸福双康”；平安升级平安福，力推守护星少儿险，同时销售系列医疗保障险；新华人寿力推锦绣前程少儿险，同时配合开门红产品搭售旅途无忧险；太保险种相对稳定，鸿发年年和东方红系列产品依然是主打。
整体来看，保险公司紧握分红+万能提供的收益率优势，同时通过搭售保障重疾类产品来创造价值，组合一揽子计划基本上是大公司的共同选择。
上市险企手握产品利器，开拓主险分红+附加万能账户+附加重疾保障保险组合拳，保单规模和价值都迎来双丰收。二季度的产品组合通过主险提供身故、生存金返还和分红责任，万能账户提供吸纳返还金提供高收益率和高流动性责任，重疾保障提供保障责任销售噱头，同时为保险公司创造价值，兼具收益率和高保障功能。搭售重疾险种大幅提升产品利润率，有助于保险公司适当激励人，创造销售规模。
最近几年，保险公司保单利润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保单利润率的提升主要是受益于个险渠道保费占比的上升以及个险渠道保费结构的优化。销售高保障产品为公司创造高价值基本上是大公司主要的产品倡导方向。在目前产品创新的引导下，新单利润率还将有持续提升的过程和阶段。
在新单增速和产品创新的带动下，市场对保险估值修复预期开始转为积极。从3月中下旬，保险股开始持续超越大盘，估值开始有所修复。目前阶段的估值修复主要是反应了市场对于保费新单增速预期的改善。
3月份中下旬至6月份，保险指数持续上涨，动力源自于市场对新业务乘数预期的改变。新业务乘数主要由新单利润率和新单保费增速带动，在经历了1-3月保费尤其是新单较快增长之后，市场对新单增速的预期基本上由前期的负增长缓慢调整为正增长。
尽管一季度保险行业实现“开门红”，但市场对保险股估值预期仍比较悲观，因为新单和新业务价值都处于负增长预期，在经历一季度“开门红”较高增长之后，新单业务价值逐渐显现，市场开始修复预期，目前正处于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新单增速预期开始由负修平。预计后期还将有一个新单增速预期由平修正，同时新单利润率修正的过程。
改革提升新业务乘数
对保险股新单增长给予谨慎预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未分化的乘数假设和非常中性的增长预期和中国现在保险市场的结构相关。中国寿险市场险种结构单一，产品过重依赖于分红险，分红险将持续面临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的竞争，增长平稳难有爆发；市场单一也导致公司同质化严重难以产生预期分化。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保费收入基本上囊括了寿险、健康险和年金这三个部分，因此，市场分化需要从医疗健康险和年金险市场着手。2012年全球保险市场寿险平均保险深度约为3.69%，中国人身险保险深度为1.7%，虽然保险深度差异较大，但是中国的保险深度主要由寿险贡献，如果按照寿险、医疗健康险和年金三分天下的格局来计算，中国寿险保险深度已经超过国际寿险平均水平。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发映出中国目前单纯寿险保费发展空间已经比较有限，医疗健康和年金将是未来保险市场真正的增量所在。医疗健康险和年金领域的发展也是真正改善新单增速预期的市场所在。
城镇化第一阶段带来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链条膨胀，第二阶段将带来健康医疗和教育领域发展。随着城市居民保险和新农合整合、完善医保控费和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服务，这都将为商业保险机构进入基础医疗保险领域打开空间。
GDP下台阶伴随着老龄化，抚养比的变动带来储蓄率拐点出现，居民在银行储蓄、保险资金和社会基本养老几类资产中将开始重新配置养老资产，综合利率市场化格局和收益率环境，保险产品作为养老储备资产的吸引力在不断提升。老龄化带来养老保险需求，城镇化带来医疗健康险需求。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的继续，保险行业将进入养老险和医疗健康险发展的春天。
保险业率先推动费率市场化，这一下子将保险产品定价利率提升至3.5%及以上，保险产品相较于银行储蓄存款吸引力明显提升。从费率市场化改革趋势来看，年金险产品是其中仅次于医疗健康险产品的重要险种，目前税延政策依然在探讨中，但是从大趋势来看，税延政策必然会推进，以年金为主要形态的保险产品将进一步分流银行储蓄成为居民养老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来看，费率市场化改革驱动产品正朝健康险和年金险方向拓展，同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养老体制改革在提速，商业保险作为基础医疗和基础养老重要补充的地位再次被阐述并佐以政策支持。医疗健康和年金险市场的发展是提升未来保费新单增速预期的重要动力，并且将能够产生差异化新单增速预期。随着医疗健康和养老险市场的逐步开启，未来公司新业务乘数将有较大提升。
费率市场化改革带来健康险的热销，其中缘由主要是因为健康险利润率比较高，在利差损益受到影响的同时，保险公司会主动寻求死差损益和费差损益较好的产品。从目前情形来看，意外和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快速提升。
保险公司新业务乘数在估测过程中固然存在较多的假设差异，但由于中国当前保险业的严重同质化，使得目前行业估值乘数差异不大，市场以行业平均增速和平均利润率情况形成对未来新单增速和新单利润率的合理预期，形成行业性的溢价空间。这也导致公司之间溢价水平差异不大。
而造成新业务乘数无差异的重要原因也反映了当前保费结构过于集中、险种较为单一的现状，由于险种结构较为单一，各公司业务结构相似度非常高，未来增速和新单利润率都难以摆脱行业属性，最终导致保险股估值溢价水平难以出现明显分化。
随着医疗健康险和医疗险市场的开启，保险公司之间新业务乘数分化将会产生并加大。保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带来新单增速预期以及新单利润率高低的不同组合，从而形成差异化的新业务乘数。
互联网新渠道的价值
保险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内外两个因素的影响。从内部产品来看，分红险吸引力在下降，费率市场化改革产品能够提供超过分红险收益率的内在收益，这也是新产品都有分红险影子的原因。从外部销售环境看，规范非标和同业，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对保险业的竞争压力明显减小。同时规范银保渠道和高现价产品，明显利好大保险公司。
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金融的浪潮中，保险业也不能脱离干系，互联网渠道为保险所用已是大势所趋。
从2011-2013年间，互联网保险保费年复合增速达到201%，在个险渠道保持个位数增长、银保渠道负增长的格局之下，互联网渠道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看点。而从各家公司的战略部署来看，互联网保险业务领域都将成为近两年重点挖掘的市场。
在经历前期的跑马圈地的竞争后，互联网保险市场格局正面临着重塑。从2013年统计的互联网保险业务收入排序来看，与传统保费收入规模排序完全不同，人身险市场更加是颠覆性质的，国华、泰康、阳光、光大永明和弘康人寿跃居前五位；而财险市场中前三排序差异不大，阳光和美亚财险居于第四位和第五位。而从收入占比贡献来看，基本上小公司更加超前，小公司在运用互联网渠道方面的态度更加积极和开放。
虽然分红寿险增长缓慢恢复，但通过产品创新，主险选择分红险依然是当前阶段的主要产品特征，主险搭售传统险、保障型险种是主要产品组合形态。在无风险利率下移的过程中，分红险收益率优势逐步显现出来。
一季度，部分保险公司凭借银保渠道和互联网渠道销售万能险，成功冲刺“开门红”。万能险成为策略型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期满现金流压力、与其他公司竞争、维护渠道以及对接项目。从公司自身价值来看，万能险更多是策略性的产品，上述情况会持续存在，保险公司会持续保留这种产品。
而高返还、高现价和高保单抵押率产品是本阶段普通寿险产品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其中高现价产品更是一季度部分公司实现“开门红”胜出的利器。
保单的保证利率通过两个部分体现出来：产品定价利率，产品的返还给付。产品的返还给付是指保单条款约定在一定条件之下，保险公司提供保额的一定比例作为返还金。2010年保监会规定两全险种禁止设置在3年之内返还条款，现在公司多采用年金的形式规避这一约束。
第6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险改革可持续发展
1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新晨
2.4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第7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2003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确定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课题研究。课题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
报告指出，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报告还说，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
中国卫生系统染上“美国病”
报告课题组参与者石光、贡森评价称，中国卫生系统染上了“美国病”。他们分析认为，“美国病”有两个特征：一是效率低；二是公平性差。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资源浪费，资源没有用于成本效益好的项目或干预措施上。公平性差主要因为资源再分配不到位。
石光、贡森说，近1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已在较低水平患上了“美国病”，即卫生费用大幅攀升、医疗卫生服务非常不公平、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们的健康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恶化。
他们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由医院供方诱导需求成为相当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供方过度服务主要表现为：大处方、抗生素滥用、大检查和手术滥用。
“只是制度设计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认为，现在的医疗卫生改革走入困局，根源在于它的基本方向有问题，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必须强化政府职能。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为什么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能走市场化道路？
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此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
另外，市场化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
新制度设计，能否对中国医改对症下药？
第8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自从7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医疗改革报告摘要之后，关于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是否由市场化导致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近日，卫生部官员表示，一份医疗改革新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复。从有关人士透露的情况来看，新方案将坚持医疗服务以政府主导的公益性质不变，不会照搬某一国家的医疗体制模式。在转变政府职能、实行管办分离的同时，作为对公益性的补充，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办医院。
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批评医改市场化，到冷静客观地分析市场化利弊、探讨新型医改之路，可以说，社会各界对中国医疗改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公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走过的20年，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变化的20年。医改报告得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恰恰也应该放到改革巨变的这一大背景下去看。从1985年开始至今，医疗改革一直是在缺乏明确的改革目标之下进行的。改革伊始，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医疗体制内的各方人士，都是抱着“先改改看”的心态。财政投入上的捉襟见肘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主导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医疗改革进程。政策上的放权和实际操作中的财务包干促成了当时医疗体制的两大特征，并为日后的医疗公益性下降和以药养医的医疗经营模式埋下了伏笔。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城镇居民的医疗费用由企业负担形式逐步转变为社会保障形式。这期间产生了不少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和城市流动人员失去医疗保障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亦日趋瓦解。与之对应的是医疗主管部门在公共医疗服务领域的责任缺失和日益商业化、营利化的医疗市场。这一持续至今的过程导致了医改报告中指出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政府投入不足和公共医疗服务公益性缺失等不良现象。
回顾医疗体制改革的历史，我们发现，所谓的医改市场化之过，确切地说应该是缺乏有效管理的市场化之过。由于相关部门一直缺乏对医疗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规划，导致了原本因投入不足而采取的医疗机构完全市场化生存模式变为常态。因此，有不少人把穷人看不起病归结为市场失灵。但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失灵应该视为是监管失灵的外化表现。
然而，不成功的医疗改革并非一无是处。在城镇中成功地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都是过去20年医疗改革的成功之处。即便是在遭到批评最多的医疗机构民营化方面，多方资本的进入对缓解政府财政投入压力、提高医疗设备水平和服务质量，也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仔细辨析失败原因的细节，笼统地否定一切并不可取。
过去20年医疗改革的致命伤，一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强制性不够、预防功能不强，二是医疗服务价格混乱导致医疗费用持续攀升，三是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对医疗市场管理力度较弱。而这三点都与相关部门责任的缺失有关。最近爆出的山东菏泽医改出现的问题，便是如此。如果对比江苏宿迁的同类改革就会发现，菏泽的问题正是因为医疗机构改革过程中政府缺乏相应的监管控制造成的，而宿迁的改革，虽然激烈程度上开一时先河，但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当地卫生管理部门的责任介入。可以说，正是在政府责任这一点上，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社会各界一个多月的广泛讨论，卫生主管部门已经逐步认清了医疗改革失败的症结所在，没有盲目地否定市场化的成果和优势，也没有逃避过去政府责任介入不足的问题。在明确了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第一的目标之下，推行覆盖面广泛的公共医疗改革措施，引入市场化方式、提供差别化的医疗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我们期待着不久之后出台的医疗改革新方案，能够成为建设现代化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强有力的奠基石。―――第一财经日报
开展“专项行动”，商务部整治不规范促销行为
商务部将与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建立全国打击不规范促销专项行动部际协调小组，组织开展“整治商业零售企业不规范促销行为专项行动”，计划10月底以前制定并实施《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此次专项行动中整治的不规范促销行为有四种：在促销活动中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零售商与其进行交易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在促销活动中使用含糊的、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文字，或以虚假的“清仓”“换季”“拆迁”“歇业”等事由开展促销活动；在促销活动中销售假冒商品、不合格商品以及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促销行为；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偷税逃税等行为。
中国零售行业近来出现了一些新的促销形式，这些形式促进了商品流通。但现阶段商业零售企业的促销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进行有奖销售；在促销时采取谎称降价、虚构原价等标价方式及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作出诸多限制；开展促销活动缺乏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等。这些不规范的促销活动损害了零售企业自身形象，引发了恶性竞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还影响了社会稳定。
―――《中华工商时报》
印度竞争力赶超中国 警示中国必须采取更新战略
世界经济论坛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与印度的差距比往年更加缩小。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在第49位与第50位，中国下降了3个位次，印度则上升5位。另外，印度国大党政府9月26日公布的“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报告称，印度的法律对于工人实在是太“溺爱”了，“要想和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就必须让企业更容易开除员工，减少无意义的检查，改善基础设施，并全面改革进口关税体系。”
印度竞争力超过中国是一个重要信号，它向我们发出警示：中国必须采取更新更有效的竞争战略，否则就会落后。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印度的长处是什么？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往谈到的大都过于表面和具体，藏在背后的抽象理念―――公平至上，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第9篇：医疗市场化改革范文
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市场竞争；政府资助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源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管理体制的承包性质的改革，使医院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机构转变成基本上自负盈亏的逐利性组织。改革基本实现减轻政府财政补贴的目标，医疗费用收入和药品收入分别由医院总收入的28.9％和37.7％上升至80年代中期以后的80％和90％；同时有效激励医院(主要是城市大医院)大量增加基础医疗设施。改革使医院形成了收入(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医患双方之间建立了市场关系。但是在竞争不充分的卖方市场中，医疗服务费用大幅攀升。
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共同缴费、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结合、市级统筹、基本覆盖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体制。其成就一是扩大了风险共担范围，由单位共担扩展为市级共担；二是建立了个人部分付费制度。其不足一是公平缺失，基本没有考虑农民，城镇居民的参保率也不理想，且不同阶层受益差别甚大。二是保险程度偏低，大病保险封顶。三是政府资金投入偏低，到200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达国内总产值的5.5％，但是政府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6％强。90年代改革的主要失算是忽视了对竞争性、非短缺医疗服务市场的培育。由此导致的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吞没了医保体制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好处，同时大大恶化了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大多数农民的医疗条件。
新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批评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取向之过，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服务市场特点的结果。同时，不少学者提出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一方面将竞争性市场作为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和资助弱势群体的职能。
一、医疗服务的特点
不同商品(劳务)往往有不同特点，只有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兼顾效率和公正。为使医疗体制改革取得理想效果，首先需要分析医疗服务的特点。
1．医疗服务对于患者首先是必需品，但又可成为奢侈品。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涨价不会减少多少纯粹的治病需求，降价或免费将大大刺激对于舒适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其必需品性质，政府应当对弱势群体承担起起码的资助责任；由于其奢侈品性质，完全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肯定会引起开支不断上升。
2．医疗服务并非全是需要由政府买单的公共物品。非传染病的医疗不具有正外部性。传染病的预防、医疗具有很强正外部性。通常的公共物品是私人不愿意出资的，而传染病的医疗是患者一般也愿意出资的，因此是一种准公共物品。这一特点意味着政府应当为传染病的预防、医疗部分或者全部买单。
3．医疗服务并非全是供需(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否则没有“久病成良医”一说。在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依赖于药品销售和医检费用的条件下，医方会利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诱导患者形成过度需求(或医方过度服务)。但信息严重不对称并非一定是患者支付过高的医疗费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也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与一般消费者缺乏家用电器的知识是差不多的，但家电市场的高度竞争性使得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若患者有充分的选择，则除了急病患者之外，大多数患者都将通过货比三家尽力改善自己的信息状况，减少接受过度服务的概率。医疗服务费用偏高，究竟多少是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引起的，多少是患者缺乏选择造成的，需要通过具体调查来确定，不能简单宣称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惹的祸，更不能以信息严重不对称为理由要求政府强制规定医疗服务费用。
4．医疗服务是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一种组合式服务，包括诊断病情的一系列服务和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服务。这一特点引起了如何建立医疗行业最佳产业组织的问题。所有服务集中于一个供给者将使患者在下游的各个服务环节被“套牢”。当前以药养医现象就是把诊断服务与治疗服务组合在一起的结果。从促进竞争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最好把所有服务分散于不同供给者，同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建立多个供给者。但这可能使患者感到不便。在整个医疗行业，既要有各种服务相对集中的大型医疗单位，也要有分散提供部分服务的小型专营单位(如实行初诊和简单治疗的社区医院)。至于这两类单位的比重，恐怕主要应当由市场决定。
5．医疗服务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会出现患者不满意的结果，且患者往往难以辨识这种结果是由于医方未尽责还是医方虽尽责但无力回天。这一特点意味着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风险，当前这类风险基本由患者承担，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医患双方往往发生激烈冲突。面对这种可能性，医方往往采取回避风险的态度，使本来具有一定治愈概率的疾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必须考虑建立分散这类风险的保险机制。以便促使医方尽最大努力，使患者在一旦发生不良后果时能够得到一定补偿，以缓解医患冲突。
6．医疗服务是一种需要经常创新的产品。人类面临与疑难病症和不断出现的新病种之间永无止息的博弈。而对于疑难病症和新病种，医患双方都面临信息不完善问题。这就需要在医疗服务方面进行永无止息的创新。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激发供给方(包括医护人员、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生产企业和医学院校)的创新热情?二是如何建立创新资金的筹集机制?三是如何建立创新风险的保险机制?创新的激励不能建立在创新者无私奉献的道德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上而下考核加重奖的基础上，因为那将导致弄虚作假和高昂的考核成本；只能依靠能够给予创新者充分报酬的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会引起创新产品高昂的价格，在没有政府资助时将有悖于公平。
7．医疗服务不可能完全标准化。因此医院与其基本要素——医护人员之间的合约是高度不完备的，很难规定详尽无缺的服务规则，因此需要医护人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独立决策的功能。这意味着在医院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使激励机制有效，就需要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由开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用脚来表示对于激励机制的认可与否。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医院的领导付出艰辛的努力。而这又意味着需要建立能够充分激励医院领导付出这种努力的产权机制。
8．医护人员人力资本的形成、维护和增加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过程，其供给往往滞后于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这种人力资本形成的耗时性往往导致医护人员的短缺，而短缺的要素通常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尤其是当其所有者建立起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职业团体时。但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本又具有非常强的专用性，一旦退出医疗行业，其人力资本急遽贬值。因此，即便医护人员收入偏低，只要不低于个人心目中的临界水平，他(她)们一般不会重新择业。这种职业转移的粘性可能导致医护人员的收入偏低。要避免医护人员收入过高或过低，在长期中主要还是要依靠竞争性的医护人员劳务市场，因为政府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
为医护人员培养人力资本的是有关学校。只有当医护人员的收入不低于均衡水平时，社会才可能有相当部分的年青人愿意报考这类学校，并支付相应费用。才能够使这类学校可以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维持。否则就需要依靠其他的资金来源，尤其是政府拨款。如果不允许由竞争性市场去形成医护人员的均衡收入水平，那一定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医护人员(经常是医生)通过建立具有垄断性的职业团体来保持市场的短缺以获取偏高的收入。二是由政府以照顾民生为由通过行政手段把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压低至均衡水平以下，结果使在职医护人员缺乏工作激励，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个职业，市场同样保持短缺状态；患者只能得到虽然廉价但质量低劣的服务。
9．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实行全民全额保险的条件下，这种道德风险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患者力图通过隐瞒真实信息，使医疗服务尽可能从低费用的必需品转化为高费用的奢侈享受。而在部分公民享受保险时，道德风险还会表现为患者尽可能获取超量昂贵药品，转手倒卖获利。
医疗服务涉及七方面主体：患者，医院，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研发、销售企业，医疗保险公司，医护人员的培养学校，政府。这七类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摩擦。因此，医疗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其改革必须系统考虑，兼顾各方，配套实施。2005年以前的改革由于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导致许多人不满。于是大致从2005年开始，出现一股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主导医疗服务行业的舆论浪潮。这股浪潮把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的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
二、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
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1．最大限度促进市场竞争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平抑价格，提升质量。2．政府资助贫困群体，保证所有国民得到基本的必需的医疗服务，实现社会公平。3．个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防止医疗费用不合理膨胀。
(一)为了实现充分竞争，需要患者、医疗服务供给者和医疗服务基本要素所有者三类主体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利。
1．保证患者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医疗服务是组合服务，为了充分引进市场竞争，就需要把它细分，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最大限度的引进竞争。具体思路：
(1)所有医院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平等纳入医保体系，使患者在选择医院时只需考虑医院的服务水平、态度和费用。如此在所有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格局，迫使诊断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患者需要耗费较大的仪器检查、根据处方买药、动手术住院时，不必非在其初诊医院，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药店，以便在仪检、买药、动手术住院方面充分引进竞争，迫使医检价格、药价、手术住院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3)每个国民有权在多家医疗保险机构之间选择，迫使保费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在给予患者充分的选择权时，也给予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供给者(医院、药店、有关企业、医保单位、学校等等)自主定价权。
若供给者没有自主定价权，价格就不会发挥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有效激励供给者增加生产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的功能。由政府强制压低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价格，短期当中似乎有利于患者，但它将对各个环节供给者形成负激励，使人们不愿从事这类职业，造成医疗供给的短缺，迫使患者不得不通过排队、拥挤来获得低质服务。从长期、整体看，这反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自主定价是否一定意味着价格上涨?短期当中完全可能，尤其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短时期中。但是长期当中价格是否居高不下甚至持续上涨，则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
由于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必需品，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缓解自主定价在短期和长期造成的涨价压力。
(1)给予具备一定资质的个人和法人经营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人权，以促进竞争。当前尤其要允许甚至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组建医院、药店、相关企业和学校。如果不改进准入制度，不改变短缺状态，就无法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只要准入制度导致充分竞争、消除短缺状态，长期中自主定价不会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2)考虑到竞争性非短缺市场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从政府抑价到自主定价的转变必须是渐进的。自主定价的浮动范围只能根据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扩大。因此改革的程序应当是首先允许具备基本资质的私人和法人组建医疗服务单位，并给予自主定价权，形成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局面，促进竞争；然后逐步放开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在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之后，再对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产权进行改革，可以由公立改为私立，也可继续保持公立，或者实行公私混合产权。
当前医疗费用过高的表面原因：一是医院在医护人员劳务价格受到压制的条件下被迫采取以药(仪检、手术、住院)养医的措施，二是有关企业与医生共谋。但深层原因是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利和充分的信息。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政府放开了对于医护人员劳务价格的管制，药(仪检、手术、住院)价仍然不会下降。
当前政府解决医疗费用过高的最好做法，不是强制限价，因为在产品规格品种易变的行业，企业总是有办法规避政府价格管制的；应该首先是用制度保障患者充分的选择权。其次是实行强制报价制度，即强制各家医院和药店免费在政府网站的特定网页上如实公告各种医疗费用，消除医患双方在医疗费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强制要求各有关企业免费在网上如实申报各种产品的出厂价，以帮助医院和药店择优采购；通过强制报价形成竞争，迫使供给方降价。第三是充分发挥医保单位的监督功能。只要相当部分医疗费用要由医保单位支付，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又面临同行竞争的医保单位就有动力通过讨价还价降低医疗费用。当然，若医保单位无利润动机和医保市场无竞争，医保单位就可能只提高保费而不去和医疗单位讨价还价，甚至可能和医疗单位串谋。
只要在生产环节制止了垄断引进了竞争，在全部流通环节包括最终的销售环节透明了价格信息，引进了竞争，就一定能够遏制过高的医疗费用。为了防止由于竞争而引发药品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定期随机摇号抽捡各家药厂(医检仪器厂等)的产品质量，发现问题，黄牌警告；屡教不改，停业整顿。一旦通过竞争使常规药品只能赚得平均利润，药厂就将投入资金开发新药以便获取创新利润。对于新药的价格，同样应当由厂商自主定价，政府不便规定，反而是应当通过专利加以保护。同时通过政府资助来减轻患者负担。
3．在给予患者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各个环节供给者自主定价权的同时，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主开业的权利，但是不给以组织垄断性职业团体的权利。以形成竞争性医护人员劳务市场，通过这种市场形成均衡收入水平，以激励已有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同时通过这种市场形成与其它行业均衡的收入差距，以激励足够多的年轻人选择医护职业。与此相配套，放松对医科院校的政府规制，建立竞争性的医护人员人力资本教育培训市场。
(二)市场竞争可以促进效率，但是不能改善要素初始分布的不平等。因此，为了保障国民生存权的基本平等，政府应当承担资助责任。
1．首先是中央政府应当为每个国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的初步的基本医疗保险，其金额可以随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的增长，以低于或者等于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涨幅的速度上升，并且在通货膨胀时实行指数化。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有助于实现全体国民平等享受必需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中央政府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资助，也有助于解决人员(尤其是农民工)跨区流动与目前完全由地方政府筹措医保基金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促成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全国性劳动市场。
在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医疗地方病的需要对当地人追加一定资助。但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重新定义“当地人”，应由中央政府强制规定在一地工作和生活一定时期以上的国民都应当算是当地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狭隘的地方福利主义。因为过高的地方医疗保险会刺激人口流入，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迫使地方政府把地方医疗保险维持在适度水平。
在政府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每个国民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和收入情况，自主选择购买商业化医疗保险。同时，鼓励宗教团体和其它慈善机构以及私人针对一些耗资特别大的疾病提供专项慈善救助资金。
政府(多级)、个人、慈善机构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一方面使国民在获取必需的医疗服务方面达到基本平等，同时又可避免全民全额医疗保险制度下政府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快速增长，难以为继的局面。
2．中央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按一定比例(固定的或者累进的)从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筹措，不必另征新税。个人所得税近来已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且增长速度可观，这就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能够稳步增加。从个人所得税筹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既体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强制性、公平性(收人低于纳税起征点的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基本医保)，也不会另外加重国民的负担。
3．为保证患者的自主选择权以促进竞争，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应拨付给医疗服务单位，而应当划入消费者的基本医疗保险账户。考虑到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账户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医疗服务费用也按同一比例从两个账户划拨。个人账户专款专用、节约归己、后代继承，以防止过度使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账户可以对身体较差的人提供相对多一点的资助。至于两个账户的资金比例，应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一个可能准则是只要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正，个人账户的年划拨额(剔除通货膨胀)就不能下降，尽管其比重可以减少。
4．为激励患者自主节约医疗资金，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可以考虑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的支付有助于防止过度消费，其中个人现金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有助于解决患者的资金困难。五者之间比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基本准则是较低费用以个人现金、个人账户为主，而大额费用以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为主。具体的比例应当既相对稳定，又能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
三、小结
在此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尤其需要为竞争性的市场大声疾呼。但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免除政府在推进基本生活必需品(劳务)公平分配方面的职责，同时政府推进公平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逆转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政府对全体国民实行部分资助的竞争性医疗服务市场这个目标模式必须坚持，绝不能倒退。但实现目标的方式必须稳健。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医护人员的自由流动自由开业机制，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这六方面的改革需要综合配套协同渐进。以竞争促效率，抑价格；以政府资助实现公平；以个人承担部分费用防止医疗费用非合理膨胀。渐进式配套改革可以选择若干城乡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但全民初步医保这一项改革必须全国同时实施，不宜分地区分阶层分别实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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