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审查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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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论文摘要：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wto反补贴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内容。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先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审查作了明确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具有创新之处。

wto协定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于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为《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在2004年3月被修订)第一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采取反补贴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 经济 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 发展 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 企业 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司法审查在 现代 法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抑制行政专断的功能。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维护反补贴措施遵守必要的行政程序和公正标准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机制。从补贴制度的演变来看，随着《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其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规定开创了国际补贴和反补贴法的 历史 。[33《关贸总协定》第6条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将“反补贴税”界定为：为了抵销任何产品在生产、制造或出口时直接间接给予补助或补贴的目的，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税。在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只是规定了对有关海关事项的管理行为，每个缔约方应保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所以说，它对反补贴的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不明确的。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叫《关于解释与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第23条的协议》)对司法审查也言之不详。1994年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此第一次作出了规定，凡是规定反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政府立法都应当规定司法审查制度。这一新规定为各成员方使用反补贴措施提供了一个司法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为受到反补贴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请求进口国提供司法救济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我国有关反补贴的法律规定首先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国务院根据该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专门立法。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是2001年l1月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该条例第52条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比较概括，只限于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和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事项。在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涉及受理范围、管辖、当事人、证据、审查内容、判决方式等问题，其中核心是法院对反补贴行政决定的审查范围和干预程度。法院应在何种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对反映行政管理专业特长的事实认定上，是确立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在成员方国(境)内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它的确立则是反补贴措施司法化的标志。

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和语义诠释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反补贴守则，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作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列入wto协定附件1a的。它结束了1979年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只约束其“签约方”的历史，对wto所有成员均有强制约束力。wto{反补贴协议》，广义上说，还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补贴部分、第16条、第23条以及相关的协议、决议、宣言、声明等。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补贴措施规定的成员均应设有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其目的特别包括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定的行政行为有关。且属第21条范围内的对裁定的审查。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及裁定或审查的主管机关，且应向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了解审查情况的机会。”该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应当履行的义务。

1．司法审查的主体

按照该条的规定，已经在国内法中包含了反补贴规定的每一成员方都应在其国(境)内针对反补贴措施的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这表明，还没有在国内法中规定反补贴措施内容的成员方不受该条款的拘束。该条规定的司法审查，在形式上包括由“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进行的审查，而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审查。有人因此认为wto协定中的司法审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司法审查，也可以是行政审查和仲裁。wto协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实际上是由于各国法治水平不一，不能一概采取法院审查相互妥协的结果。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的机会”。所以，我国采取的是将法院审查作为终局的审查方式。

2．司法审查的范围

该条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特别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以及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反补贴案件的最终裁定，而非初步裁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裁定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依据第21条，其审查范围包括：(1)反补贴税的时间和程度；(2)对反补贴税措施的复审；(3)对证据和程序规定的复审；(4)对承诺的规定。

3．司法审查的效率性

该条对司法审查的效率给予了重视，要求“迅速审查”，旨在防止有关当局或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对反补贴作出裁决的t]j,-i司，避免司法审查制度流于表面而无助于利害关系人。反补贴措施在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后即可实施，司法审查程序的启动不会阻止该项措施的执行，而这些反补贴措施又有可能给利害关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司法审查程序一经提起就应该迅速地作出结论。一般认为，对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的时问不应超过成员方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时间。

4．司法审查的独立性

该条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即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定或审查机关。司法审查的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所要求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且应该是实质上的独立。如果成员方设立的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机构或程序不能真正独立于作出反补贴措施决定的主管机关，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不公正。

5．司法审查的可参与性

该条规定应该向所有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机会，享有了解审查情况的知情权。这有利于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公平及透明度。

三、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和创新

先后颁布的《反补贴条例》和《规定》，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并有所创新，推动了我国涉及wto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设，将对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公信力、司法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

起诉资格的有无及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司法救济的程度。一般来说，只有利害关系方才具有起诉资格。《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规定，“利害关系方”应包括：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进口商，或大多数成员为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同业公会或商会；及2、进口成员中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大多数成员在进口成员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同业公会和商会。上述规定不妨碍成员允许国内或者国外其他各方被列为利害关系方。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第52条未对享有诉权的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进口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是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相对应的。所以，具有原告资格的人原则上就是这些利害关系方。《规定》第2条将利害关系人更准确地界定为“向国务院主管机关提出反补贴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1：3经营者和进1：3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为“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该条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规定是对成员方在国内法中确定司法审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该规定将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最终裁决有关的行为。例如有关补贴和损害的最终裁决；一类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复审行为，此类复审是在实施反补贴税之后一定时间内，主管机关主动或应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对是否有必要继续征税进行的再审查。对于经复审作出的继续征税或终止征税的决定，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按照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的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1)依照本条例第26条作出的终裁决定。即有关补贴和损害的终裁决定。该条例第26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补贴、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补贴及补贴金额、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终裁决定，予以公告。”外经贸部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和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

(2)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按该条例第四章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一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二是否追溯征收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实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3)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这些复审决定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建议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补贴税的决定，或者由商务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的保留、修改或取消承诺的决定。《规定》第1条包括了上述三类决定，并在第四款作了开放式的规定，即还可对“依照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补贴行政行为。”应该注意的是，例如临时反补贴税决定等临时措施、反补贴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的拒绝决定，以及终止反补贴调查决定目前尚不包括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3．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的具体标准涉及到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包括对行政程序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的审查程度，甚至涉及是否对事实进行审查(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审查的程度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尊重程度或者干预程度。

反补贴的案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且直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相关。反补贴司法审查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一并审理，wto各成员方当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我国在起草反补贴条例时，对是法律审还是事实与法律同时审进行过讨论。但是，在《反补贴条例》中未对审查标准作明文规定。因此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标准只能依行政诉讼法的一般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结合该法第54条理解，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广义的审查，即不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还需要审查事实，审查事实又是通过认定事实的是否充分和确凿进行的。《规定》第l0条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明确规定包括五个方面：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行政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和是否滥用职权。

4．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

我国《反补贴条例》未对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判决方式特别规定。《规定》第10条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反补贴司法审查案件的判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维持有关反补贴决定，即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维持；(2)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补贴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3)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作出其他判决。例如，如果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程序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在认定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成立时，可以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5．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创新与突破

(1)划分了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规定》第6条规定，法院对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此之前，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划分。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方式进行审查，在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可以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尊重。同时还表明，法院对反补贴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全面审查，而不限于法律和程序上的审查。

(2)确立了案卷审查规则

案卷审查规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是指法院以被告的案卷记录作为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规定》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它首次提出了“案卷记录”的概念。由于反补贴行政程序复杂，行政机关必须形成案卷，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案卷，认真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立场。

(3)肯定了最佳信息规则

第2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合理性；司法审查；行政行为

一、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

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个人权利免受政府侵犯的可靠保障，而这种保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法院运用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权力。众所周知，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我国的人民法院没有完全独立性，司法审查的建立缺乏制度依据。所以我国的司法审查一直难以真正的提上日程。在我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密切相关。首先是法院财政由地方行政机关所支付，其次法院法官编制亦与地方编制存在某些相同之处。这使法院难以真正做到司法独立。要使人民法院行使独立的司法审查权，改革法院体制，保证司法独立迫在眉睫。

首先，要改变法院隶属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现状。改革人民法院的现行体制系统，可以采用类似国税及海关等行政机关由中央直属领导方式，设定系统内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进而去除法院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对地方行政的依从关系，使法院自成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独立。

其次，要实行法院经费的单列。经费独立是审判独立的物质保障，改革现行司法财政体制，使司法机关可以自行编制预算，对司法部门的经费实行单项划拨，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审核，逐级专项下达。

再次，要确保法院内部独立，包括上下级法院及法官之间的独立，审判组织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独立，法官与其同事之间的独立。“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原则，同样适用于法院系统内部。即使同为审判者，虽然舆论监督不可或缺，但同样要尊重他人，不能随便对某一案件插手干预。

二、实现立法上的突破

（一）修订法律，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原则

要做到有法可依，使人民法院的裁判有法律权威，就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要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原则就应该修改《行政诉讼法》，把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原则写入法律。为此，建议将《行政诉讼法》第5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同时修改各分则中的相关条款，使其与第5条的规定相适应。特别是第54条第4款，应将“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改为“具体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第54条第2款第5项、第3款应扩大内涵，即包括违法形态和不当形态，才与第5条的规定相适应。

（二）构建行政审判遵循先例制度

由于法院、法官、时间不同，以及审查中法官解释法律之间的差异，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同类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案件面临着司法审查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形，其结果是法律的统一性危机、司法的正义性危机和公众的司法信仰危机。因为按照司法公正原则，同种同质案件应当取得法律的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处理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法律的统一性，并通过法律的统一性实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价值。

这一问题在国外大致分为这样几种情形：英美等判例法国家，判例以其直观性、具体性等特点和弥补法律漏洞、创制新的规则等功用指导着司法审查活动，很多情况下避免了抽象的法律条文带来的解释的不统一、审查结果的不统一和司法的不公正问题；法国等典型成文法国家，在司法审查领域实行判例法；德国、意大利等在司法审查领域实行成文法的国家，目前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的司法审查活动的权威性接近判例，如公众发现下级法院的判决违背最高法院判决，可以上诉。我国在坚持成文法指导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入国外经验，尽快建立行政审判遵循先例制度，在已经形成的最高法院司法判例对全国司审判工作具有越来越大的现实影响力的基础上，由最高法院定期遴选一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判例，并修正判决不规范之处、判词不准确之处以及必要时附注更为明确的法律分析语言的基础上，组织汇编成系统的卷册，下发各级法院指导审判实践工作，以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原则和标准有先例可循。

三、建立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的标准

行政裁量行为“合理”的具体标准既是行政机关“合理”使用行政裁量权的尺度，同样也是司法机关予以司法审查的标准。一方面，合理性原则的目的在于对“合法”范围内的行政裁量权行为予以有效控制，所以其标准必须宽泛，否则很难防止会意裁量；另一方面，合理的标准又不能无限扩大，不然会与道德标准相混淆，加重司法审查的负担。在这种两难境地之下，很多学者认为确立“合理”标准的唯一出路就是以全民众共同的标准—法律为基础，要求“合理”必须围绕法律，以立法的目的作为判断的出发点，并辅助以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标准。

（一）是否符合立法目的和精神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的。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服务于该目的的。无论是法律授予行政机关某种权力，或者是规定某种行为的具体内容，都是为了实现该立法目的。因此，无论有无法律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首先要考虑法律的目的何在，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

其实行政裁量权并不是出现于法律的尽头，相反，它是由法律明示或默示授予的，法律授权的目的是对行政裁量权的一种重要限制。行政机关应当严格遵循法律授权的目的，在被授权的范围之内，针对具体情况，选择最符合行政目的的决定。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法官已达成以下共识：“行政机关若是违背了法律赋予其行政裁量权的目的，应按滥用权力论处”。事实上，违背法律目的行使行政裁量权一般都与恶意动机相连，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较为常见的恶意动机，如牟利、徇私、报复陷害、满足虚荣心等。某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实施某种行为的决定和选择某种方式是为了给本人或本单位带来某种经济利益或者某种好处，或者是为了打击与己有隙的人，或者是为了表现其才能、政绩等等，那么这样的行政行为就带有明显的任意性倾向。这种行政裁量行为肯定与立法目的或法的精神实质不符，即为滥用行政裁量权。

（二）是否考虑了相关因素

所谓相关因素是指与所处理事件有内在联系并可以作为决定根据的因素。未正确考虑相关因素，表现为两方面：其一，考虑了不相关因素，如英国1926年著名的“红发案件”中，校长因一教师头发为红色而将她免职。法院判决称：此处分已考虑了不相干因素，违反合理性原则而无效；其二，忽略了相关因素，如婚姻登记机关认定某对公民离婚证无效时，没有充分考虑法定的必要因素—没有查明所谓的相对人“骗取离婚证”之证据。又如行政机关在量罚时未考虑法定的从重、从轻、加重、减轻或酌情理罚等具体情节。

（三）是否符合公正法则

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的目的，就在于使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象作出公正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准确地贯彻立法本意，而不是让行政机关在法律留给的空间随心所欲，任意所为。实施法律的目的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实现公正的价值。“行政裁量权应当成为公平正义的寓所，而不能成为的渊薮许多学者认为公正法则的内容至少包含两点：平等对待无偏见；不歧视。平等是人与人的对等对待的社会关系。平等对待包括两方面，一是同时面对多个行政相对人时的平等对待。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裁量权时，对同等情况应同等对待。如果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裁量权时，抱有私心或偏见，对处于同一条件下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给予不同的对待，公然偏袒一部分行政相对人而歧视另一部分行政相对人，强制性地使行政相对人承受了与其行为极不相称的法律义务，便属违背社会公正法则，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二是行政行为前后一致，对先后面对的多个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这样，行政相对人就可以根据行政机关已作出的行政裁量的决定预见他们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对行政机关的期待。如果行政机关在相同的情况下，对先前所作的行为和以后的行为采取不同方式处理，前后不一致，那么就会使行政相对人手足无措。美国的法官认为，用专断的或反复无常的方式行使行政裁量权就是滥用行政裁量权。遵循比例不失衡，即要求行政机关实施某种行为时，应适当地平衡对相对人造成损害与社会获得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得实施对相对人个人的损害超过对社会获得的利益的行政措施。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或某种行政措施对相对人的损害与社会获利之间的关系显失均衡，即违反了比例原则，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

（四）是否故意拖延或不作为

故意拖延或不作为是消极地滥用行政裁量权的方式。在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机关办理某一事项的时限时，在时限内，行政机关在何时办理某事有行政裁量权，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的某种事项必须紧急处理，否则将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故意拖延，一定要等到时限届满之日或等到某种损失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之时再办理，即是对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另外，有时行政机关办理某些事顶，法律、法规没有或不可能规定具体的时限，何时办理完全由行政机关自由裁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裁量也应根据相应事顶的轻重缓急和各种有关因素，依序办理。如果行政机关故意将某些应紧急处理的事项压后处理，应及时办理的事项故意拖延，同样构成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事实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程序法还很不完备，行政机关在程序上的自由度很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现象还较为严重，特别是赋予公民权利或免除公民义务的行政裁量行为，更容易出现不当的迟延或不作为。因此，要做到合理行政，就必须对消极的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加以控制。

（五）是否对法律作任意扩大或缩小解释

法律、法规有时采用弹性法律用语，意味着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解释自由，但行政机关在解释弹性法律用语时，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目的，整个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社会公认的基本规则进行解释。任何法律，除有明文规定，不得解释为授予了不受限制的武断权力，或可为任何目的而行使的权力，或可以不顾立法目的的性质任意行使的权力。丹宁勋爵认为法律应该随社会发展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反对从字面上解释法律，而主张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去解释法律。他指出“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种可供选择的道路，我总是倾向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解释。”如果行政机关离开这一标准，甚至不顾人们的一般常识，对弹性法律用语任意作扩大或缩小解释，法律、法规就会变成行政机关手中的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法将不法，被管理者就会无所适从，管理者就可为所欲为。

参考文献：

1、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王振清.行政诉讼法前沿实务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3、(美)伯纳德·施瓦茨;徐炳译.行政法[M].群众出版社，1986.

4、王振宇,郑成良.对行政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原则和标准[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5).

5、罗明通,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应用与裁量之控制[M].台湾群彦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6、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7、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1999.

8、刘兆兴,,董礼胜.德国行政法——与中国的比较[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第3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论文摘要:司法审查制度是衡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商低的重要尺度。在知识产权法律修改过程中，按照TR1PS协议的要求，完普司法审查制度，是加入WTO的要求，也是建立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的必要措施。

现代世界经济正越来越明显地趋于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与普及，跨区域、跨行业合作范围愈加广泛，也由此不断引发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知识产权在经济活动的诸多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已成为世界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TRIPS协议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影晌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是所有知识产权方面的协议中最为重要的多边协议，其“期望在WTO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如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TRIPS协议涵盖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主要方面，为每个成员国规定了最低保护标准(第8条第1款)。加人WTO首先要求各成员国在一定时效内必须修改其内部的有关法律、法规，使之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为适应我国加人WTO的进程，解决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实践中所遇到的传统知识产权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相继对知识产权的三大主要法律进行了修改:2000年8月25日. 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2001年10月27日，分别对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做了第二次修正。在人前较大程度地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修改，一方面是适应加人WTO的需要，但这并不是惟一和最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我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立法、司法、执法等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应该说，此次法律修改成为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将为我国知识产权保障体系提供更加良好的运营环境，并将进一步加快推动我国的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新的进程，更有利于保障知识产权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衡社会整体利益。

与修改前的三部知识产权法律相比，新修改的这三部知识产权的主要法律，具备了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确立司法审查制度，从而改变了以往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行政保护、轻司法救济的立法模式，并将其贯彻于司法执行的全过程。

二、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的体现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及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我国修改后的知识产权法律与TRIPS协议进一步协调，而对行政的终局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提供司法审查机会制度的确立，则成为贯穿了立法、司法和执法全过程的一大进步。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原有的知识产权公约基本原则的重申，例如国民待遇原则、保护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等;而另一部分则是新创设的原则，诸如透明度原则、争端解决原则和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原则等。其中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原则是指对知识产权确立、维持和保护所作出的终局行政决定，应当允许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使行政决定接受司法审查。TRIPS协议中的具体规定为第三部分“知识产权的执行”第41条第4款:诉讼当事方应有机会要求司法机关对最终行政裁定进行审查，并在遵守一成员法律中有关案件重要性的司法管辖权规定的前提下，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步司法裁决的法律方面进行审查。此款明确表明，对于行政终局决定和初审的司法判决，如果当事人认为不合法或不服的，完全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司法机关也必须接受。

我国的司法诉讼采取二审终审制，一般情况下，初审裁决都有获得再次司法审查的机会，我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亦不例外。但对于行政终局决定，修改前的专利法第43条的主要规定为:专利局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局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专利局撤销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3个月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专利权人对发明专利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对于关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在第49条的无效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这些规定，或与当时的国情、社会发展以及司法环境相吻合，但随着社会进步，司法环节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加强，法院法官技术背景的确立，法律知识的深化培训，对行政终局决定不进行司法审查，已不仅仅是不符合TRIPS协议规定的问题，显然也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以及司法水平的综合提重不相适应。因此，新修改的专利法首先删去了原专利法第43条所规定的撤销程序，将可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起始日期提前到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在专利法第41条规定，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将原专利法第49条的规定修改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46条)。对于涉及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的确权、维持及无效的行政决定已不再为终局决定，赋予了当事人依法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修改后的专利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完全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接轨。

我国原商标法第17条、第18条、第23条及第37条中都有规定，对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驳回申请的决定、对商标局的异议裁定，对商标局作出的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当事人不服，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为终局裁定，当事人不得再提起司法诉讼。修改后的新商标法第32条、第33条明确规定: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决定，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经裁定后，当事人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商标复审委员会提起复审，对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43条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的维持或撤销注册商标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新修改的商标法规定对商标权的确权、维持、异议和撤销等决定不服的，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与TRIPS协议的要求相一致。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可以说是一部现代化的著作权法，基本上能保障作者的正当权益，协调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及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因使用作品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在司法审查方面，著作权法的修改还应着重体现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执法程序给被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司法当局有权责令原告当事人给被当事人提供适当补偿。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增加了司法机关采取临时措施的规定，如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措施，完善了司法保障体系，这些完善都与TRIPS协议的要求及相关规定是密不可分的。新著作权法的实施，将进一步为调动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创作者的积极性，推动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版权贸易，促进我国对外交流合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和控制在TRIPS协议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修改中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明确反映了TRIPS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影响，而且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贸易中对我国的信任度，切实达到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目的，促进我国法治的进程。

三、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意义深远

第4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司法审查　法的安定

一、引言

    在关于司法审查的观点争论中，存在这样一个哲理性的问题，即在民主社会里它是否是可取的或能争辩的制度。尽管“结果相关说”的论点是定论，但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坚持“程序相关说”。正如沃尔德伦认为的那样，”建立在权利之上的司法审查是不适合理性的民主社会的，民主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们的立法机构功能失调，而在于其成员不认权利。

    尽管我们坚持认为司法审查制度在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合法性，但依然深信法伦谈到的多种否定观点是有价值的。虽然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司法审查制度，作为当前的政体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其一。因此，持续不断的承诺民主提供了更“坚实要义”(hard core)的和令人信服的案件(cases)质疑司法审查。

    二、民主、哲学与法

    首先，笔者认为在天赋民主的社会，不仅有一个适宜的政治治理模式，而且有一个广泛开展社会生活的深远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片面的自我只是半心半意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可以通过论述民主体制以表明坚守对民主的承诺，作为只有一个完整政治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沃尔德伦所言，这将导致众多介入意见仅仪停留在它理应无条件地接受“一种重视负责任的商讨和政治平等的民主文化”之上。 

   当然，民主有多种状态和程度。它的核心要旨是趋于调整公权力和行政职权以符合社会成员的意志和要求。它的最强烈要旨被认为是，民主远远超过了正式投票过程中的人民选择和政治权力分配。虽然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关注人民生活的真正质量，但是较之孤立追求某种难以得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关注的是提供良好生活。

    这种不信任延伸到哲学家、智者、或专家那里，他们也许会主张，对于一系列客观价值和真理，民主社会必须遵守;利用一系列客观价值和真理，民主能被训练有素。这种深刻的民主观承认，没有任何一套权利授予的或切实实践的民主将永远是道德规范的至上者。在一定程度上，人民为自己决定什么才是最适合他们的民主。与此相反，如果对这种可能性持乐观态度，有关道德真理或权利内容的合理分歧在一个相对可靠的理论方法中将能够得到解决。⑤即使沃尔德伦承认，这种分歧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实际的政治目的”，⑥但是在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这种可能无论多么微小，若被打折扣，则毫无根据;他或者承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或者承认专家们(如法官和法学家)，可能享有一些特权利用该可能。道德规范的权威是在民主交流中被优化的，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被优化;与法律程序和合法决定程序相比，道德规范合法性没有独立的或至高的标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可以援引的或诉诸的超民主方法，没有比社会自身的常规契约具有更高的道德规范权威的超民主方法，这些社会自身的常规契约通过民主基石和当前的社会思潮表现出来。道德观除了在不断争论和公开质询中得到认同之外，不会结束探讨或者定位真理。

因此，对于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撇开政治或社会领域，道德规范进步或契约是不能形成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假定客观的道德规范事实存在着。道德规范支持的或抗辩的理由将不是把现存的价值变为抽象和难以捉摸的道德真理，而是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为自己的民主发展尚未拥有或不需要外部权力。没有任何事实型的问题在民主范围内是完全独立的争辩;政治道德规范的根基在于内部而不在于外部，也不在于规范的争辩。因此，不存在形而上学的权力能够优于意愿良好者参与的民主社会，参与者们聚首一堂，并决定在难满足意愿的情况下什么是最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神意，没有真实，没有什么优于一个自由民族的共识，没有二审(上诉)法院的终裁高于民主共识。”固而，考虑到认识论的可能性，从一个民主社会自我努力到采取公平、公正的行为，享有权利”是某种单独的过程，任何人不得背叛民主质询、民主辩论和民主行事的精神。

第5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会计目标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是人们进行各种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水平。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等八项质量要求。这些质量要求，既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也保留了我国原有会计制度的一些规定。但尚未提出完整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的现实环境，探讨如何进一步构建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一、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一)会计目标。会计目标，是从事会计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境地或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规范学派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前者认为：会计目标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应以历史的、客观的信息为主，强调可靠性；后者则认为：会计是向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强调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一般认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采用的是决策有用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采用的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会计目标倾向于以受托责任观为基础，兼顾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所应达到或应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定性约束，也是会计主体进行会计选择所追求的质量标准。与普通产品不同，会计信息的质量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量化，人们常用是否真实、是否可靠、是否相关等标准作为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三)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关系。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一般认为，会计目标应包括并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而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反过来维护或服务于会计目标，为实现会计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即具备高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能促使目标的实现。如FASB明确提出：会计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将决策有用性置于最高层次，这就决定了会计信息应具备的两种主要质量标准——相关性和可靠性。

二、国内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比较

(一)国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状况。国外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此后，国际会计组织、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都在美国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下面，以美国、英国、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加以分析。

1.美国。美国会计学会(AAA)首次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联系起来研究，此后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均未提出完整的框架体系。直到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SFACNO.2)，首次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框架图，如图1所示：

2.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89年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指出，会计信息四项主要质量特征是：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并归类为主要特征、次要特征等不同层次。

3.英国。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其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与会计信息内容有关的质量，与报表表述有关的质量，对信息质量的约束。各部分又由不同的质量特征组成，其关系表示为图2所示：

(三)研究成果的比较综述。将上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加以比较不难发现，FASB、IASC、ASB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比较接近，都是在财务报告框架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三者都将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其主要的质量特征，并且考虑了成本效益原则，即以“利益大于成本”作为普遍约束条件。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是并行列示的，没有区分主要特征与次要特征，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但是，上述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问题，都没有包括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等特征。事实上，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是直接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的。1997年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性组织在分析其原因时，将东南亚国家不透明的会计信息归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增强财务报告透明度应成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建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设想

(一)我国的会计环境。我国的会计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对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选择也有差异。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股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由众多投资者拥有，公司由专业经理人员管理，加以活跃的接管市场和经理市场，形成了强大的会计信息使用群体，其会计信息强调对外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而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仍不够完善，股权主要由国家和法人控制，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依然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真实作为基本的质量要求，并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二)对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说明。会计信息内容的质量特征，我国仍要坚持真实有用，即在讲究客观性的基础上，兼顾相关性。这里，客观性比真实性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包括了真实、可靠、可验证等含义。至于相关性特征，可以借鉴FASB的解释，不再详细阐述。在客观性和相关性的关系上，不能将二者对立，相反，只有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的会计信息才更具有相关性。将可比性、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作为辅助的质量特征，对主要质量特征加以补充，共同支撑会计信息的真实有用性。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特征，主要强调信息的透明度。高透明度意味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即根据企业所提供的信息，使用者能准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风险程度等。现实中，经营者粉饰报表，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对使用者来说，信息的透明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透明性特征实质上强调了企业对外部信息使用者的诚信程度。当然，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是一个综合的质量指标，又包含了充分披露、可比性、易于理解等内容。

最后，将重要性作为承认信息质量的起端，即只有符合重要性的项目才需考虑其质量特征。所谓重要性，是一项会计信息被遗漏或错误表达时，可能影响依赖该信息的人所做出的判断，换言之，该信息的重要性足以影响决策。

当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讨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企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逐步健全，投资者素质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会计目标将发生变化，由此引起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体系也将随之改变。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魏明海，龚凯颂.会计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2001

第6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法律审；司法公正；必要性

一、我国现行上诉审制度的现状及弊端

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即案件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后即告终结，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从这一条款我们可以看出，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正确的，可以重新审理和认定，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的上诉审既是法律审也是事实审，即上级法院不仅可以就下级法院所适用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纠正原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进行审理，重新对事实予以确认。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司法界权威的解释认为“(中国)大陆幅员辽阔，许多地方交通不便，案件的审级过多，势必影响及时结案，既增加当事人的讼累，又使人民法院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实行两审终审制，其理由在于避免诉讼拖延，节省人力物力及财力，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便利公民诉讼。”还有学者认为，两审终审制除了便利人民法院办案，便利当事人诉讼外，还可以避免使一些滥用诉权的人有机可乘，缠讼不休，拖累对方。应该说两审终审制在我国过去几十年来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催促和带动着法律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在此种情形下，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既失去了其产生时的制度和环境土壤，也无法满足现代公民权利保护的需要，更加对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产生了障碍。而从法院的系统设置、审判管理、职能分工等多方面看，实行两审终审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四级法院的整体功能。据统计资料表明，2002年我国法院民事经济案件再审改判案件15290件，再审改判发回案件占再审审结案件的3l．26％。2003年我国法院民事经济案件再审改判案件15167件，再审改判发回案件占再审审结案件的32％。2004年我国

法院民事经济案件再审改判案件15161件，再审改判发回案件占再审审结案件的34．3％。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现阶段法院审理案件，终审法院所做的裁判很多并不是真正的终审裁判，很多终审裁判通过申诉，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而改判。至少从一个方面可以证明，我国现阶段上诉审制度下案件审判的质量确实不高，甚至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之处。尽管法院裁判不公平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司法体制方面的原因，但程序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地说，现行的上诉审制度存在着以下缺陷：

1．现行审判体制使二审纠错功能大为减弱

上诉审的设置不仅在于纠错，给予当事人上诉救济，还有减轻法官责任负荷的功能，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质量考评体系将改判、发回率作为考核的指标，从而下级法院往往对上级法院的改判、发回较为重视。下级法院注重加强与上级法院的联系，并对一些疑难案件请示汇报，比如笔者曾经亲自经历过这么一起案件：某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银行诉客户多取得2000美元存款的不当得利案件中，由于作为唯一证据的监控录像资料内容不清晰，虽然从中可以看出所取货币的张数，但票面金额因技术原因无法清晰辨认，主审法官在无法认定这份证据的情况下，请来二审法院的民庭庭长，名义上是“指导工作”，实质上是请他来决定这份证据的定性，这位庭长很“权威”地宣布了他的看法，一审法官依此进行判决。实际上这样的方式是使诉讼程序从二审终审变成一审终审，破坏了二审终审制度，更为恶劣的后果是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另外，从法院系统的行政管理看，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同属一个辖区，一、二审之间关系较为紧密，考虑到改判、发回案件对一审法院法官的压力，二审法院的法官大为同情，对于二审案件，能维持原判的，尽量维持原判。

2．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侵蚀了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

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于司法独立。然而，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看，地方保护主义对于法院审理案件的影响不可小视。地方各级法院的组织、人事、经费、装备等均由地方负责，法院很难从地方的约束中真正独立。地方基于当地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对司法的干扰较为突出，有时甚至左右案件的审判结果，对诉讼公正的实现造成较大的障碍。终审级别越低，管辖的范围越小，地方保护的色彩越浓，法院所受的影响就越大，案件的公正性越难以保障。我国虽然设置了四级法院系统，但级别管辖的设置和二审终审制度的确定，使得绝大多数寒件的终审在中级法院。中级法院管辖范围较小，法院与地方的其他机关、单位之间存在着不少关联，难以摆脱地方的影响力，最高法院的监督体系很难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司法摆脱地方干扰的难度较大。

3。以审判监督弥补二审的不足导致“终审不终”

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设置了审判监督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确有错误，可以进行再审，并设置了多种再审程序的启动方式。由于我国再审制度设定之初的固有缺陷，再审程序没有时间、次数的限制，再审理由过于宽泛等，案件当事人不服判决可以多次申请再审，法院也可以多次或反复再审，再审程序的频繁启动，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长时期处于事实上的不确定状态，其实际结果是实行三审制度，这与设定两审终审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很多案件来说，已经终审的案件不能终审，终审裁判的既判力难以实现，判决结果难以执行，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显然审判监督制度动摇、削弱了二审终审制度，并最终导致二审终审的判决失去了终审的意义。

二、我国现行上诉审制度下法律审功能的失缺

1．终审法院级别过低难以保障司法的统一性

我国实行的是四级法院体系，绝大数案件的第一审在基层法院，这些案件的终审法院即为中级法院，从现实情况看，中级法院审判人员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相对于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的人员来讲偏低，其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也受到一定限制。同时中级法院管辖范围较小，裁判的权威性难以得到体现。加之各地法院的审判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就同一类型案件，不同地方法院出现不同结果的并不鲜见，这成为司法统一的极大障碍。[4]而作为高级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培养了一批优秀法官和法律专家，他们却不能或极少能参与到案件的具体审理中，对法律的统一适用不能发挥作用，最高法院统一司法的职能，不能通过案件的审判以典型判例形式得以实现，丧失了很多统一法律适用的契机。

2．对事实审的倚重削弱了法律审的功效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即上诉审程序设置的审查对象既有法律又有事实。我国的上诉审程序既为法律审又为事实审，上诉法院既是法律审法院，又是事实审法院。上诉程序中还允许提供新的证据。从案件的整个审理程序看，二审终审制度过多地关注案件事实的查明，一审、二审程序对事实的共同关注，使法院对查明的事实有了确定的保障，但法律适用问题却缺乏专门的程序来审查，审判实践中，法官要倾听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要审查、认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法官更多地将精力过多地集中于对事实的调查上，他们无暇对法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深的理解。对案件的审判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但如果对法律适用缺乏专门的审查程序，很难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和统一。

三、我国法律审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

综合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在我国构建法律审制度非常必要，所谓法律审是指上诉审法院只在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法律判断，审查原审裁判在法律适用上是否正确，并不重新认定案件的事实，也不审查原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妥当。因此，我们应当变现行的二审终审为三审终审，三审法院只负责对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审理和判断，而事实问题的审理和判断的权限在第一审法院和第二审法院。

1．法律审制度能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法律审作为上诉审级中的第三级，其审理机关是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执行审判任务的法官，处于司法工作的高层，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审判经验，能胜任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保障案件的裁判水平。法律审制度提高了终审法院的级别，由法律审法院对法律适用的争议进行审查和裁判，能较大程度地统一法律的适用。同时，法律审制度扩大了终审法院的管辖领域，相对减少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尤其是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的案件，地方保护主义将没有生存的空间。审级制度的纠错功能也因此能更好地发挥和体现，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会增强。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因顾及第三审程序，也会更加注重对案件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诉讼公正的程度。

2．法律审制度能确保法院终审裁决的既判力

一个国家的审判机关是否具有司法权威，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法院司法的终审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审判监督程序使判决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司法终审权得不到保障。而实行法律审制度能解决这一缺陷。在法律审制度下，诉讼公正程度提高，再审制度的提起当然受到严格限制，其以确保法院终审裁决的既判力为根本。法律审制度的实施，能确保法院终审裁决的既判力，提高司法权威性，树立法院的公信力。

3．实行法律审制度可以提高审判效率

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度相对于法律审制度少了一个审级，表面上看审判效率很高，但由于设立了再审制度，有大量的终审案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入再审，实质上并没有减少审级，法院的工作量也没有减少，审判效率并没有提高，反而使终审判决，裁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实质上大大降低了审判效率。按照法律审制度的模式运行，严格限制审判监督程序，将一般案件的纠正工作，都放在法律审程序中进行，而裁判一经发生法律效力，就不会轻易改变。这样法院的工作效率不但不会降低，而且还会远远高于现在的两审终审制。可见，法律审虽然增加了一个审级，但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

4．建立法律审制度有利于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与现行的二审终审制相比较，法律审程序的设置给予当事人提供一种将案件提交更高一级的、水平更高的法庭的机会，可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正当权利的实现。法律审程序赋予当事人二次上诉的权利，与再审制度相比，从救济的角度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更完善，也更有效。同时，法律审制度下，严格限制减少再审程序的适用，对于胜诉方不必经过漫长的再审才能获得效益，对于败诉方，法律审程序的设置法律有了专门的审查程序，其结果更令人信服，增强了当事人对法院裁决的可接纳度。

5．实行法律审制度有利于树立我国法院的国际形象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法律审制度。在二审终审制度下，当事人上诉的机会只有一次，由此做出的裁决无论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上，还是从实体裁决的公正性上，都难免遭到外方的质疑。我国政府将有可能由于终审法院审级不高和审判质量低下，导致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法律审制度则符合各国审级制度的惯例。所以，实行法律审，与世界各国同步，容易得到外方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认同，在涉外案件中也更有利于提高外方对我国司法裁决的服判程度，从而提高我国法院在国际上的公信度，树立公正、透明的良好形象。

综上，为了提高审判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等，实行法律审势在必行。

[1]陈瑞华．对两审终审制的反思——从刑事诉讼角度的分析[J]．法学，1999，12：19．

第7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 失眠症；针刺疗法；通督安神

失眠症指入睡困难，或维持睡眠发生障碍，导致睡眠时间减少或质量下降，不能满足身体生理需要。近年来，作者采用通督安神针法治疗失眠症，取得较好疗效。兹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46例。男21例，女25例；年龄最小22岁，最大75岁，平均47.5岁；病程最短0.5年，最长15年，平均4.6年。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有关失眠症诊断标准。①以睡眠障碍为几乎惟一的症状，其他症状均继发于失眠，包括难于入睡、睡眠不深、易醒、多梦、早醒、醒后不易再睡、醒后感不适、疲乏或白天困倦。②上述睡眠障碍每周至少发生3次，并持续1个月以上。③失眠引起显著的苦恼，或精神活动效率下降，或妨碍社会功能。④不是任何一种躯体疾病或精神症状的一部分。

1.3 治疗方法 主穴：百会、神庭。配穴：神门、内关、足三里、三阴交、太冲。病人安静仰卧，穴位常规消毒，百会、神庭向后平刺0.5~0.8寸，行捻转泻法，局部有胀麻感为度，留针期间，每隔10分钟行针1次。配穴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手法。每次留针30分钟，每日针刺1次，10次为1疗程。本组病例中，最少针刺10次，最多针刺36次，平均针刺15次。

2 结果

2.1 疗效标准 参照1993年国家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疗效标准。临床痊愈：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夜间睡眠在6h以上，睡眠深沉，醒后精力充沛。显效：睡眠明显好转，睡眠时间增加3h以上，睡眠深度增加。有效：症状减轻，睡眠时间较前增加不足3h。无效：经治疗后失眠无明显改善或反加重者。

2.2 治疗结果 本组46例中，临床痊愈21例，占45.65%；显效11例，占23.91%；有效10例，占21.74%；无效4例，占8.70%。总有效率为91.30%。

2.3 典型病例 李某，女，60岁，教师。2009年6月5日初诊。主诉：失眠10年余。患者10年前因工作操劳过度导致难于入眠，多梦易醒，近1年又因家庭琐事失眠加剧。自觉每晚睡眠不足3小时。伴头晕心悸，易怒健忘。舌红苔少，脉细而弱。诊断：失眠症。证属阴阳失调（阳强阴弱症）。治则：通督制阳，养心安神。取百会、神庭、内关、神门、太冲等穴，补泻兼施。每次针后15分钟，见患者安然入睡，鼾声立起，起针方醒。针刺5次，患者夜间睡眠达6小时，诸症缓解。共针15次，每晚睡眠6~8小时，病告痊愈。1年后随访未复发。

3 讨论

第8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完善对策

我国国务院于2001年11月26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对反倾销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但仅一个条款，过于笼统，既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原告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作出规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标准是什么，由那级法院审查，该条款还谈不上我国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

2002年l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比较完善地提出了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该规定分别对司法审查的管辖、诉讼参加人、司法审查的标准等作了规定，但也有缺陷。本文拟对这几方面完善提出自己看法，以期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作引玉之功。

一、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机构

目前承担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任务的机构是人民法院，而第一审反倾销行政案件则由(一)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二)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实际上在《规定》公布以前，对该由什么机构承担反倾销司法审查任务?承担反倾销任务的司法审查机构管辖权如何?学术界有过广泛地讨论，有学者曾主张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来行使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权，在此我国明确承诺将给行政行为相对人以最终司法救济权，把司法审查权给予了人民法院。在我国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是人民法院，在这一点上一般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当法院行使司法权时究竟如何管辖则有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方案认为仿效美国作法设立专门法院管辖；第二种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第三种方案认为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相比较而言第三种方案具有相对地的合理性。

首先关于专门法院管辖，在国外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另一种是由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在我国相比较而言由普通法院管辖有其相对优势：第一，从中国行政审判实践来看，我国行政审判工作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展以来，行政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每年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与其他类型的案件如刑事、民事、经济案件相比较而言，数量相对较少，中国目前的行政审判布局完全能够胜任人世后的需要，没有必要成立专门法院来审理反倾销案件。第二，从人员配备上来说，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行政审判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官，这些法官通过多年的行政审判特别是通过审理大量的涉外行政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中国现行的行政审判工作已经建立了由专家学者参与机制，在中国反倾销司法过程中完全可以采取通过向专家学者咨询意见，由普通法院审理案件的做法。

第9篇：法制审查制度范文

关键词：火炮、身管直线度、误差评定方法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01-0236-02

Artillery Barrel Straightness Definition And Error Assessment Method

CHENG Jie

（Dept. of Ordnance， Naval Scholar Official School， Bengbu 233012，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reason of artillery barrel curl is analysed. The definition of artillery barrel straightness is advanced. Finally， The error assessment method of artillery barrel straightness is elaborated in detail. It includes the two points link line law， the least square law and the minimum contain regional law.

Key words： Artillery， Barrel straightness， Error assessment method

1火炮身管弯曲原因

火炮身管弯曲的原因有身管自重弯曲、热弯曲、加工弯曲、人为弯曲等，其中主要原因是自重弯曲和热弯曲。

1.1火炮身管自重弯曲

火炮身管的静弯曲主要是指由身管自重造成的弯曲，身管内的工作应力常小于弹性极限，即身管的自重弯曲是弹性变形，故可以用梁的弯曲变形来研究火炮的自重弯曲，为简化计算，可以使身管近似处理为一端伸出支座的外伸梁，身管自重弯曲可以用梁弯曲中挠度曲线方程求出。

1.2火炮身管热弯曲

身管热胀冷缩也是引起弯曲的一个重要因素。身管热弯曲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均匀热膨胀产生的弯曲；另一种是不均匀热膨胀产生的弯曲。均匀热膨胀只与身管温度有关，而不均匀热膨胀与身管温度和温度梯度有关。均匀热膨胀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随着身管温度升高，炮口下垂增大；不均匀热膨胀产生的这种情况主要是指火炮在射击过程中受到阳光照射或其他因素的作用，造成身管表面的不同部分的温度不同，由于温度差使身管表面的不同部分产生不同的热膨胀，从而使身管产生弯曲变形。

目前有关研究表明身管的热弯曲是由热膨胀率的应力作用或温度升高状态下的弹性模量的变化引起的。前提要求是载体是弹性的，并且温度保持在退火或相变点以下。实际上国军标所允许的身管射击时外表面温度大口径火炮不超过350℃、小口径火炮不超过400℃，已经限定了火炮不产生相变的条件。

2火炮身管直线度的定义

火炮身管直线度为身管实际轴线和理论轴线之间的距离。火炮身管的实际轴线为火炮身管的各截面中心的连线；理论轴线为火炮身管炮口端的截面中心和炮尾端截面中心的连线。

从理论上分析，火炮身管直线度误差属于在任意方向上的直线度误差，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火炮身管的弯曲方向是向下的，那么身管理论轴线是包容实际轴线的最小圆柱的一条母线，因此包容火炮身管实际轴线的最小圆柱就是以实际轴线上的点到理论轴线的最大距离为直径所做的圆柱。

3火炮身管直线度误差评定方法

直线度误差测量在获得采样数据后，必须按一定的方法评定直线度误差值。评定直线度误差的常用方法有三种：两端点连线法、最小二乘法、最小包容区域法。前两种方法都是近似的方法，两端点连线法比较简单、通用；最小二乘法是较为实用的方法，在微机处理中常常采用；最小包容区域法是国家形位公差标准规定的评定形位误差的一种最符合实际的方法[1]。

3.1两端点连线法

两端点连线lBE是指实际线上首末两点的连线。以两端点连线lBE作为评定基线的评定方法[2]。

图1 两端点连线法

图2 最小二乘法

图3 最小包容区域法

对于任意方向上，其直线度误差值如图1所示。

两端点连线评定的最大直线度为：

[pBE=2dmax]

式中：dmax――测量点到两端点连线lBE距离中的最大值。

在给定平面（任意方向的投影）上，计算步骤：

（1）根据测得点的坐标值，求出两端点连线lBE的方程系数a，q：

[a=XO-XE-XOZE-ZOZO]

[q=XE-XOZE-ZO]

式中：X0，Z0――起始点O的坐标值；

XE，ZE――起始点E的坐标值。

（2）将各测量点坐标值Xi，利用下式变换为新的坐标值：

[di=Xi-a-qZi]

（3）求出di中的最大值dmax，该值即为直线度误差值。

3.2最小二乘法

最小二乘中线lLS是指使实际空间曲线上各点到该直线的距离平方和为最小的一条直线。以最小二乘中线lLS作为评定基线的方法。对于任意方向上，其直线度误差值如图2所示。

最小二乘法评定的最大直线度为：

[pLS=2dmax]

式中：dmax――测量点到最小二乘中线lLS距离中的最大值。

在给定平面（任意方向的投影）上，计算步骤：

（1）根据测得点的坐标值，求出两端点连线lLS的方程系数a，q：

[a=XiZi2-ZiZiXi（n+1）Zi2-（Zi）2]

[q=（n+1）ZiXi-ZiXi（n+1）Zi2-（Zi）2]

式中：n――分段数；

Xi――各测量点的纵坐标值；

Zi――各测量点的横坐标值。

（2）将各测量点坐标值Xi，利用下式变换为新的坐标值：

[di=Xi-a-qZi]

（3）求出di中的最大、最小值之差，该差值即为直线度误差值。

[pLS=dmax-dmin]

3.3最小包容区域法

最小区域线lMZ是指实际空间曲线最小包容区域的轴线，以最小区域线lMZ作为评定基线的方法。对于任意方向上，其直线度误差值如图3所示。

最小包容区域法评定的最大直线度为：

[pMZ=2dmax]

式中：dmax――测量点到最小区域线lMS的最大距离值。

极点是指在最小包容区域线（或面）上的测量点。利用三个极点（L，M，R）的坐标值按照下式计算出直线度误差值。

[pMZ=|ZM-ZRZR-ZL（XR-XL）-（XM-XR）|]

式中：ZM，XM――中间点M的坐标值；

ZL，XL――左极点L的坐标值；

ZR，XR――右极点R的坐标值。

4结论

从以上计算分析中可以得出，最小包容区域法和两端点连线法的评定结果是相同的，图中测量点的连线与火炮身管实际轴线相似，它是一种特殊情况，测量点都在两端点连线的上方，故两种评定方法有相同的结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