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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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中韩关系 中国大学生 韩货热 韩流

一、“朴槿惠”政府时期，中韩关系的发展状况

2012年12月，朴槿惠当选第一天表示中韩有着传统良好的合作关系。2013年初，祝贺朴槿惠当选总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2014年11月，朴槿惠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成功签订，改善了两国贸易逆差问题。2015年9月，朴槿惠出席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并受高规格礼待，凸显韩国进一步向中国靠近。以上是中韩关系的友好合作时期。

但是在2016年7月，韩国宣布部署“萨

德”反导系统，严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引起了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强烈不满。同年8月中国广电总局限韩令，用以限制韩流在中国的单向文化输出，从而对韩国的经济政治施压。标志着中韩外交进入紧张时期。

二、大学生购买韩货热现象的分析

（一）韩流对大学生的影响

韩流在中国日益盛行，很大程度上是韩剧的热播所推动的。旅游，整形，饮食，服饰，化妆品等各个方面加以辉映，对中国大学生衣食住行方面影响深远。

1993年韩剧《嫉妒》在中国播出，打开了韩剧在我国热播的大门，随后《蓝色生死恋》《大长今》《继承者们》《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举重妖精金福珠》等陆续在中国播出。剧中明星同款口红，衣服，首饰等也进入大众视野。韩国通过这些电视剧将自己的产品带给中国。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年纪表明，他们释放个性，追求时尚潮流和美好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与韩流中浪漫个性的一面相吻合。起初他们只看韩国电视剧，听韩国歌曲，逐渐的他们开始模仿韩剧中的穿着，妆容，护肤方式以及饮食方式，也开始去韩国旅行。

（二）韩货的优点

1.化妆品护肤品。首先，外观美丽，迎合女孩子的心思。其次，产品多种多样，满足不同年龄段和家庭条件的需求，价格实惠非常适合大学生群体。再次，其内成分不添加激素，健康可靠。最后，韩货在宣传方面十分给力，用大家追捧的当红明星做代言。

2.服饰鞋子。设计个性，讲究比例和线条美，制作精细，质量问题少等。

3.电子科技。设计美观，华丽，屏幕分辨率度高等。电器性价比高等

4.食品。健康美味，成分安全，营养价值高，吃了不易发胖等。

三、调查数据

为了调查中韩关系对我国大学生“购买韩货热”现象的影响，我们以新乡市在校大学生为例，发放了800份问卷，收回800份（799份有效，无效问卷1份），其中女生480人，男生319人。

图1是对大学生是否知道中韩外交史、即将部署的萨德系统以及在中韩关系紧张下，他们对购买韩货有无影响的统计，具体数据表明认为中韩关系对大学生购买韩货不影响的人占比例较大为63.33%。图2是对我国大学生购买韩货类型，途径和原因的人数统计。得出大学生购买化妆品和衣服的较多，以网络为主要途径进行购买。而大多数人购买的原因是认为韩货时尚前卫，性价比高和受韩流的影响。

图1

图2

四、分析及建议

（一）分析

1.时间。自1993年韩流进入中国以来，韩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生生活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在精神上对大学生的消费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益于中国化妆人数的日益增多，部分类型韩货（例如化妆品和护肤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韩国对中国的进口总额日益升高，韩国化妆品在中国市场的年均增长率达30%。

2.空间。韩国与中国对海相望，中国威海集地理优势，开放优势，交通优势于一身，一方面为快递和代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为中国赴韩旅行提供了便利。

3.其他。整形，韩妆，韩剧已经成为韩国的代名词，韩国在时尚方面始终走在世界前段，是时尚的风向标。在调查中，大学生大多购买化妆品和服装，原因大多是性价比高，商品美观，时尚前卫等，可参见第二部分韩货本身的优点。

综上原因所述，中韩关系对大学生购买韩货的现象并无影响。

（二）建议

1.大学生群体中存在不少的从众购物心理，学校应该引导其树立正确和理性的消费价值观。学生本身要做到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消费。另一方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应该多关注时事政治和新闻热点，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分歧时，学会把握重点，做到理性追星，理性酃。

2.中国相关产业需要向韩国优秀的方面学习。化妆品护肤品等产业，要从配方，生产方式，质量监管，宣传包装，产品在市场的格局定位等方面加以改进和补充。提高国民对国货品牌的知晓度，热衷度和忠诚度。电视剧等影视产业，要吸取韩剧中的精华部分，在电视剧方面做到精益求精，提高演员素养，培养优秀的制作和拍摄团队，提高电视剧的质量，让观众的感觉紧贴现实。所有相关文化产业打造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优势，要独立，要创新，要取其精华，繁荣中国文化。

（作者单位为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作者简介：陈美希（1996―），女，河南郑州人，本科，研究方向：临床医学。]

参考文献

[1] 萨德阴影下的中韩贸易[J].

第2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宗教的命运嬗变

多层次功能替代:政府治理基督教的策略分析

导言:居士佛教的社会学问题

北京广化寺的护法组织和居士生活

当代中国宗教捐赠行为的初步研究

基督徒之社会认同研究论纲

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

中国宗教图景上的浮尘

中国宗教研究的类型学问题——从江南民间宗教出发

宗教组织拓扑结构的“理想型”及其社会学启示

解禁与教派演化:以台湾地区的为例

导言:探索“宗教认同”研究的基本路径

“整体的信念证成理论”与宗教认同——对原生信仰的一种哲学分析

从“认同”的逻辑与内涵浅析“宗教认同”

韩国萨满教、基督宗教和民族—国家认同

在与多重身份之间——景颇族基督教信仰与身份认同探究

贝拉有关“公民宗教”概念看法的演变

大卫·马丁的宗教政治学

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概念的三重维度

社会科学可以研究祈祷吗?——从莫斯《论祈祷》谈起

沟通原始与现代:对“格/群”文化理论的再分析

现代灵性和宗教的关系模式探讨

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概念:从涂尔干、韦伯到斯达克

词间空格促进汉语阅读的新词学习:词素位置的调节作用

认知重评策略对注意分配的影响

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对类比推理的影响

高低特质焦虑水平个体面部表情觉知阈限的测量

将来自我认知的乐观偏向——ERP研究的证据

公务员面试测量了什么?我国公务员面试的构想效度

从个体性到社会性:具身研究范式的转向

术语的演进——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

从西美尔的宗教性理论到贝拉的公民宗教

美国“公民宗教”的概念及来源

贝拉的公民宗教概念与国际政治神学的新范式

汉字构词力对双字词识别影响的实验研究

父母参与对流动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自主性动机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网络交友的信息可信度评价及行为研究

美国宗教社会学发展的三大支柱:专业协会、经验研究与理论自觉

从文化的视角来认识当代宗教

西方视角与作为研究方法的弥散型宗教

入世潜修:对北京地区三所高校大学生佛教徒生活样式的研究

知识青年佛教信仰的确立——对北京地区部分信众的访谈

中国是“无神”国度吗?——对中国状况的定量分析

活的宗教与生活史——从地方层面解释中国基督徒的信仰

世俗、世俗主义与现代性——以阿萨德《世俗的形成》为中心

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七人谈: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需要制度性保障

信仰、意义与不确定性消减——以河北龙牌会香火占卜为例

第3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海湾国家投资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资金输出地区。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热切关注。近年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攀升，海湾国家的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雄厚，有力推动着海湾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海湾对海外投资的力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加。对华投资近两年内无论是规模还是领域均有着实质性突破。

一、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

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大部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高价时期开始积累的。1973——1979年，海湾国家的累计石油收入为9318亿美元，年均递增达35.8%。而这些国家落后的工业和容量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得这些石油美元在国内的使用极为有限，因此形成剩余资金，剩余资金的外流就形成了他们今天的海外资产。20世纪70——90年代，阿拉伯国家对外投资高达8000亿美元，对内投资仅450亿美元，只占5%。(1)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最初为银行存款，后逐渐以小额资产开始进行工业投资和购置不动产，发展到今天的银行存款、工业投资、购置不动产与购买工业国家的债券和证券等并举。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无论以哪种形式流动在外，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1985年末，海湾国家在国外商业银行中的纯资产已达450亿美元。(2)80年代中期后，由于世界油价下滑，加之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海湾海外资产缩减。至1998年年初，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又回升至5100亿美元。(3)

2002年以后，随着油价攀升，海湾收入剧增。2004年海湾国家石油总收入为1560亿美元，2005年、2006、2007年分别为1670亿美元、2270亿美元、3810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增长到6000亿美元，增幅近57%。沙特央行最新的月度公报：截止2008年3月，沙特的年度净国外资产比前一年增长了48％，达到3456亿美元。

海湾国家银行系统积累了规模仅次于中国的外汇资产，对外投资大幅增加。

华盛顿国际金融学院的报告指出，2000-2006年海湾国家输出资金5400亿美元。2007年海湾海外资产约为1.8万亿美元，预计2008年年底海湾海外资产将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

二、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的投资对象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且投资领域狭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海湾对华投资逐年上升，但实质性的大动作见诸不多。而近两年，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规模在迅速上扬，投资领域也从原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金融、地产、酒店等，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海湾对华投资已翻开新的篇章。

80年代，部分海湾资金开始进入到中国，主要是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类。科威特基金会于1982年向中国提供第一笔贷款，用于安徽宁国水泥厂等项目建设。海湾国家的在华直接投资自1984年开始，最初三年来华投资的阿拉伯国家有科威特、利比亚、突尼斯、约旦、黎巴嫩、阿曼，共达成9个项目的协议，共计金额10840万美元，实际投资额204万美元。(5)1985年，科威特投资总局通过J.E中国投资基金进行间接投资，还以流通股方式通过香港投资机构向中国企业投资。(6)1985年，中国、科威特和突尼斯合资在秦皇岛建立化肥有限公司，总投资为5800万美元，科威特、突尼斯各占30%股份，中国40%，1991年投产。1987年，阿联酋在深圳独资兴建深圳国际炼油厂，总投资3.24亿美元，年加工原油300万吨。(7)

90年代后，海湾国家在华投资显著增长，截至1996年，所有海湾国家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最大的是科威特，其次是阿联酋。1991年至1996年，这两个国家在华总投资额分别为1.9947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199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阿科公司和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联合开发南海崖城13——1气田，项目1995年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与外国合作的的大型海洋石油天然气项目。1995年12月，中国与沙特达成协议，其一是在青岛建造一座炼油厂，预计投资为15——20亿美元，中国、沙特各持股40%、45%，韩国双龙公司持股15%；其二是沙特参与扩建茂名炼油厂，预计投资为10亿美元。此前，沙特阿尔布拉克集团公司与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建立了宁夏阿尔布拉克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美元，沙方出资60%，中方出资40%。此外，沙特还通过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在上海浦东投资8000万美元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在宁波开发区投资5000万美元，开发有关项目。(8)

2003年，海湾六国对华实际投资额为755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1.41%。(9)

截至2005年底，海湾六国在华投资合同额10.4亿美元，实际投资7.1亿美元。主要分布在轻工、石材、建材、房地产等行业。

2006年是海湾对华投资的一个里程碑，当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海湾资本高调竞购。沙特王子瓦利德联合几家公司斥资20亿美元购买中行股份，最终获得3.9亿美元新股，随后又斥资约20亿美元认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卡塔尔投资局购买了2.06亿美元工行股份，科威特投资总局购入7.2亿美元工行股份，成为此次工行上市最大的投资者。

2007年8月，卡塔尔多哈银行在上海开设代表处，多哈银行副执行总裁赛拉曼对媒体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市场有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

瓦立德王子素有“阿拉伯巴菲特”的美誉，在2006年《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他以200亿美元的净资产额排在第8位。瓦利德王子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酒店、地产等行业有着巨额投资，他在全球投资了15个连锁饭店集团，拥有355家饭店。瓦利德王子对中国的酒店业也表现出极大兴趣，2007年，其王国控股公司旗下的迪拜上市酒店投资公司，以5800万美元收购昆山商贸酒店并更名为昆山瑞士大酒店。该公司透露，计划在未来3到5年间，在中国大陆投资10亿美元，开设15家以上的豪华酒店。瓦利德王子堪称海湾海外投资的典范，其对华投资的运作可看作海湾投资的风向标。

除金融外，海湾油资还积极进军中国房地产领域。2006年初，巴林沙密尔银行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合作成立了1亿美元的伊斯兰基金，专门投资中国房地产。2006年6月，阿联酋最大私营房地产公司达马克（DamacProperties）与天津市政府签署签署协议，负责开发天津塘沽区滨海项目，总金额约27.25亿美元。项目包括住宅、酒店、港湾码头等。

迪拜最大地产公司Emaar于2006年7月正式启动在上海的办公机构，将以多种方式投资中国地产业，Emaar为皇室成员所持有。2007年11月，迪拜投资(Istithmar)在上海设立代表处，这是Istithmar首次在阿联酋以外的地区设立海外代表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在此之前，迪拜投资就已试水中国市场，收购了汉思能源有限公司9.91%的股权。

迪拜世界公司（DubaiWorld）旗下的房地产子公司Limitless，已在青岛投资建设码头等大型水岸开发项目。正是Limitless开发了目前全球最豪华的“七星级”酒店。

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上海国际地产投资与开发博览会，云集了国际地产界的诸多知名公司，其中超过70%来自中东，多数具有石油资金背景。

阿联酋总理兼迪拜酋长所有的迪拜控股集团下属投资基金迪拜国际资本（DIC）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中国、印度和日本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拟投资50亿美元。(10)2008年7月，DIC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米尔·安萨里表示：由于目前市场情况仍不明朗，金融机构依然存在很多难题，暂不考虑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但不包括中国”，他特别强调说。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同时，房地产、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也是DIC重点关注的行业。

中国科威特投资公司拥有资本8,000万科威特第纳尔（1科第＝3.66美元）。2008年5月，中科投资公司负责人哈穆迪披露，该公司的目标是与地区金融公司合作在中国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资本金达2.5亿美元。公司准备集中发展亚洲市场，已确定的有：中国、印度、印尼和越南。该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房地产、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工程项目。

2008年7月，科威特财政大臣穆斯塔法.什迈里表示，科投资总局和科财富基金不打算投资任何新的美国房产抵押债券。他说，科投资总局正研究加强在亚洲的投资，尤其是日本、印度和中国，希望投资这些国家的股票、债券和房产及其他领域。因为这些地区市场总体情况良好，处于发展阶段，投资回报高。(12)

能源领域是海湾在华投资的较早的领域之一，这几年的发展也引人注目。2007年7月由河北省三河市和巴林海湾金融控股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中国国际能源城项目在河北签约，投资总额50亿美元，主要包括工作区和住宅区，为亚洲能源领域的大公司提供服务。(13)

2008年6月，科威特石油公司将壳牌和陶氏化学两公司列入合作成员的名单，参与中石化在广东南部的联合炼厂项目。两家外国合作公司在新炼厂和石化厂的所占份额较少，合作方中石化将占有50%-51%的股份。广东南沙炼厂的建设成本在75亿至90亿美元之间。

2007年3月，中石化、沙特阿美及美国埃克森.美孚宣布成立两家三方合资公司，资本总额50亿美元,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其中美孚和阿美各持有25%的股份，其余的由中石化及当地政府共有。这一合资合同的签署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炼油、化工生产与销售、成品油营销全面一体化合资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2008年1月,中石化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萨比克签署框架协议，合资在天津建立大型石化项目，双方各占50%的股权。预计投资17亿美元，拟于2009年完工。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萨比克在设立亚洲工业中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14)

沙特对华投资从2004年起持续显著增长，沙资企业数量以年均20%的速度增加，目前沙特在200个对华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列第65位。沙特对华投资企业资金雄厚，平均每个企业达928.5万美元。沙对华投资主要领域有石油、天然气、生产加工部分原材料等。截至2007年10月，沙特在华直接投资企业59家，总投资额58.5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美元持续贬值，海湾国家海外投资屡遭重挫。而除科威特以外的海湾5国实行当地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此外，为了避免国内出现经济过热，海湾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与石油收入同步增幅，通货膨胀在海湾国家已持续多年。

中国经济20年强劲增长，人民币不断升值，海湾资本正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进行战略性投资，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

美国经济放缓也许会导致原油需求下降，海湾国家海外资产增速会随之下降，加上亚洲经济并未与西方完全脱钩，所以海湾对该地区的投资也将放缓。但海湾投资者对亚洲市场的关注不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仍将呈上升趋势。目前，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无论是与该地区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还是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都不成比例，海湾资本进军中国市场才刚开始。

参考文献：

[1]杨光:中东的经济地区化与中国.[EB/OL]/show/show_fruit.asp?id=498

[2]陈宗德倪星源:经济迅速发展的海湾六国.[M].第175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3]钱学文:海湾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研究.[M].第68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M].第45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5]王静祺:列国志_科威特卷.[M].第1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6]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经济日报出版社.第512-513页.2001年

[7]王铁铮林松也:中东国家通史_沙特阿拉伯卷.[M].第32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8]叶文楼徐莎:当代阿拉伯问题研究_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及前景分析[C].第6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9]中国驻阿联酋使馆经商参处[EB/OL]/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8957.html

[10]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经商处[EB/OL]/aarticle/jmxw/200805/20080505549645.html

[11]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经商处[EB/OL]/aarticle/jmxw/200807/20080705675164.html

第4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铀；铀价；铀矿勘查

2006年是世界铀矿业史上重要的一年，铀现货、期货价（Trade Tech和U x C）创历史最高（2006年12月达到187.2$/kgU）。与2005年同期的铀现货（95.108$/kgU）、期货价（93.938$/kgU）相比，增幅约一倍。2006年也是世界铀矿山生产史上的一个多灾之年，雪茄湖铀矿受到山洪袭击，麦克莱恩铀矿采矿地质条件发生突变，遇到大量低品位矿石，贾比鲁卡铀矿遭意外旋风的侵袭，奥林匹克坝矿山生产设备维修而使铀生产断续进行 ……。哈萨克斯坦铀生产量稳中有升而跻身2006年度世界铀生产量三甲，美国矿山铀生产量、钻探费用和工作量达1999年来最高，蒙古在西方资金的注入下，硬岩、砂岩铀矿勘查与开发双获实质性进展 …… 。地下常规方法开采的硬岩铀矿产量依旧是世界铀产量的“中流砥柱”，来自地浸方法的铀产量老老占据世界铀生产量1/4的份额。

1，铀价

2006年国际（Trade Tech和U x C）铀现货价年初（2006年1月）为96.2$/kgU，年末（2006年12月）飚升至187.2$/kgU，全年平均达到121.71$/kgU。2006年的铀现货价格不但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2001年11月和12月为18.46$/kgU），而且也创造了铀价史上最高（1978年6月和7月为112.48$/kgU）， 见附图。

1.1铀价创新高之缘由之一

全球核电的现状与未来为世人普遍认同与看好。包括稳固核发电为基调之一的美国新能源政策正在得到了贯彻与落实，反恐工作促使各核电厂加大各自的铀燃料储备；铀矿资源殷实的澳大利亚的“三矿”政策（全澳同时生产的铀矿山限三座：兰杰、奥林匹克坝、贝弗利）未有松动；地处高纬度的北欧、西欧诸国核发电已成为其民生、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但铀原料主要取自海外；俄罗斯是世界上同纬度各国中人均用电量最少的国家之一，核发电已成该国重塑世界强国的必然选择，但其近年来铀矿勘查、开发缓慢，高浓铀转来的核电低浓铀出售以压库存而获利为俄铀工业的主要业务；东欧各国油气供应受到俄罗斯的牵制，一直依赖俄罗斯核原料供应支撑的核电厂也会遭到不测吗？追求铀燃料来源多样化成为他们的时尚；印度、中国的大国经济崛起需要有强劲的能源作后盾，两大国分别制定了各自未来核发电计划；经济强国日本、韩国本土能源矿产稀缺，两国经济对核电的依存度愈来愈高，对海外铀的依存度也愈来愈大。所有这些事态孕育、促进各国加强在世界各地的铀的探、采、冶及商业采购活动。

1.2铀价创新高之缘由之二

2006年是全球世界级铀矿山生产的一个多灾之年，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世界级大矿-雪茄湖受到山洪袭击，矿山生产竖井进水，矿山生产不能正常运行长达6个月之多。世界著名的富、大铀矿山之一的麦克莱恩湖铀矿，2006年整个上半年地下掘进中地质情况突然变差，高品位富矿“神秘尖灭”，选矿厂得到大量低品位铀矿石，经济效益变差，产量萎缩。2006年-澳大利亚北部的贾比鲁卡意外遭到一场旋风的侵袭，导致该矿06年上半年铀产量大减。世界铀生产第一大户-奥林匹克坝“带伤运行”，不定期的设备维修致使矿山在较长时间里断续进行，产量下滑，2006年4季度仅生产822 tU，较2005年同期下降23%；与2005年下半年比，只生产1615 tU，同比下降25%。2006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铀产量较2005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7%和33%，伴随着世界主要矿山的铀产量下降，导致铀价继续震荡并向高位上扬。

1.3铀价创新高之缘由之三

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近年来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的汇率的变动、铀市场上出现的“套头”交易、俄罗斯政府铀贸易新老体制、机制存在的矛盾与摩擦导致俄-美高浓铀转换为核电用低浓铀的供货贸易合同的履行出现间断现象、2013年后俄罗斯的高浓铀转换为核电用低浓铀的政策可能有变等等，也多多少少地对铀价起着潜在的影响。

铀价上涨，促使世界各地铀的勘查、开发活动逐步升温。2001年时，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怀俄明州、尤他州、科罗拉多州欲开发铀矿的申请项目为2000项上下，而到2005年时就达到18000多项。西方国家的铀矿勘查、开发公司现在在蒙古国的找铀、开发铀的租赁地多达20-30块。在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从事找铀的公司目前也有30多家（也包括个别中资公司），西方国家渗入前苏联卫星国及非洲实施铀的探、采、冶活动加剧。所有事实表明，一股新的铀活动正在世界各地涌动。

2，铀交易量

2006年现货铀交易量为12705tU，期货铀交易量为77000tU；与2005年的现货铀交易量13860tU，期货铀交易量92400tU相比，均有小幅下降，但总体还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

3，铀生产

澳大利亚、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的铀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是2006年度世界铀生产量三强。虽然2006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铀产量较2005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7%和33%，但是哈萨克斯坦2006年铀生产稳中有升，达到历史新高，为5279 tU，较2005年增加25%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刚独立时，其铀产量仅列世界20位之后，到1999年时还只列世界第16位。在2001年时，哈萨克斯坦年产铀1925tU。2005年时达到4357 tU，2006年则高达5279tU，仅次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跻身世界三强，让世人刮目相看。按照目前的态势，到2010年时，该国的铀产量将达到7161 tU，在2015年时预计可能达到15400tU，坐三望二的态势几成现实。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铀矿勘查活动始于1948年，现拥有6个铀成矿省、50多个铀矿床。1970年地浸采铀试验成功后，找矿工作发生战略转移（由硬岩转向砂岩）。因盛产“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而使楚萨雷苏伊盆地、锡尔达林盆地与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盆地同样成名。哈萨克斯坦的铀工业为1997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掌控，麾下有17个地下开发、地浸生产的铀矿山及铀矿床。如今该国有4座铀加工厂在运营，处理加工来自8个地浸砂岩铀矿床和1个地下常规开采的硬岩铀矿的地浸液和铀矿石。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铀开发活动计划比找铀活动计划多，与哈萨克斯坦合资、合作开发铀矿的国家有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及中国等国家的多家铀业公司。

此外，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哈萨克斯坦至今未建立起独立的国家电力网。只有其北部与俄罗斯相连的输电线及与其南部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连接的输电线，为此该国欲建核电厂，完善、健全国家电力网。2006年7月25日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联合投资营建核电厂的协议。该协议价值10×109$，双方各出资50%，内含建造一座核发电厂和一座年生产能力可以达5000-5775 tU的大型现代化铀处理加工厂。该铀工厂设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南部的安加尔斯克，它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铀工厂，包括铀的处理、加工、转换及浓缩等全过程。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大部分地浸铀矿的生产成本在18.2$/kgU -39.0$/kgU之间。

纳米比亚的罗辛铀矿是唯一位于非洲大陆的世界十大铀矿之一，该寒武纪时代的侵入体白岗岩型铀矿是1966年航空放射性测量发现的，1974年起断续投产，2006年该露采铀矿的产量达到3080 tU。历经32个年头，矿山步入枯竭期。原打算2009年停产，后经全面评估后，正式宣布延长生产并到2017年退役，令矿山经营方与纳米比亚政府欣慰。此外，在2007年前该国另一个大型表生钙质壳型铀矿-兰格海音利奇（确定、推定储量19120tU、推测储量21460 tU）铀矿床会有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投资，用露采方法生产。值得一提的是，该矿床的生产成本仅为在澳大利亚开发本土的霍尼穆恩地浸砂岩铀矿的87%（前者为33.8$/kgU，后者为39.0$/kgU）。

尼日尔拥有8座万吨级的砂岩型板状铀矿床，大部用露采方法生产，少数用地下常规方法开采。近十余年来铀产量平稳。2006年铀矿的产量达到3080 tU。估计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该国每年的铀产量会维持在此水平上，出售铀是尼日尔国家的重要稳定外汇收入。

俄罗斯是近十年来铀矿勘查、铀矿开发表现最不成功的时期。铀矿勘查未获进展（没有发现新的铀矿床、提不出新的铀成矿理论和找矿模式、没有研发出新的找铀方法及勘查技术）。铀矿山产量增长缓慢，履行1993年签署的美国-俄罗斯高浓铀转换协议是要事，截止到2006年3月已有269高浓铀转换为7868核电用低浓铀出售到西方。

印度是一个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潜在人口-经济大国，未来欲新营建核电厂十余座。一方面铀资源匮乏，另一方面铀活动依旧施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所施行的计划经济管制。尽管该国拥有完整的铀工业体系，但是铀矿勘查与开发开发长期不成功。为此政府目前打算进一步放开铀活动并朝私营化方向发展，到海外（如加拿大）收购、勘查、开发铀矿等措施都是印度铀工业正在采取和实施的重大变革。

日本、韩国是两个能源矿产奇缺的经济大国，年核发电量分别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4%、4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核电，两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就会遭受致命打击。两国国内现无铀矿业活动，为此他们与多个海外铀公司谈判、签合同买铀；与多个国家谈判以合资、合作形式勘查铀矿、开发铀矿，在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纳米比亚、尼日尔等国境内的多个铀勘查、铀生产项目和计划中占有一定股份。虽然日、韩在几年前就建立了其稳固的铀原料供应保障体系，核电铀原料储备仅次于法国，但是2006年的铀储备降到历史最低。

美国2006年前三季度的铀产量已创其近十年新高（达到1117tU），产量的大部来自用原地浸出开发的砂岩型铀矿，位于亚利桑那州境内的一些塌陷角砾岩筒铀矿会在06年后用露采方法开发。铀矿从业雇员也从03年的三百多人到04年的四百多人，再到05年的六百多人，2006年达到了七百多人。铀矿从业人员的年薪也由上年度的31250$增至当年度的46154$。美国矿山铀生产量、钻探费用和钻探工作量等多项铀工业指标达1999年来最高。

4，铀勘活动

根据目前全球核电发展及其耗铀形势，在未来的5-10年里，全球铀的产需还会是基本平衡态势。然而，铀矿勘查、开发的时间通常为10-20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核电厂5年、10年后的铀原料将来自何方？已签的购铀合同何时得以兑现？现在市场给出的信号给投资者增加信心，世界各地的铀活动正在慢慢热起来。

亚洲的铀勘活动主要集中在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和印、巴等国；非洲的铀勘活动则主要在马拉维、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尔、马达加斯加、南非、埃及、博茨瓦纳等国；东欧的匈牙利、斯洛维尼亚、捷克和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也有少量铀勘活动；一向少有地浸砂岩发现实例报道的南美在2006年度里也有发现。铀勘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可能还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铀勘活动的目标类型选择按各地的实际地质条件为依据，由市场作导向。例如：美国的铀勘活动主要集中在寻找砂岩型和塌陷角砾岩筒铀矿；加拿大以勘查与不整合有关的铀矿为主、澳大利亚集中精力寻找角砾杂岩型和砂岩型铀矿。个别铀矿的勘查、开发成本低于地浸砂岩铀矿的案例给铀矿地勘工作者以新的启迪（纳米比亚的兰格海音利奇表生钙质壳型铀矿床与澳大利亚的霍尼穆恩地浸砂岩铀矿比较，见本文2节）。

限于篇幅所限，需要提一提蒙古。蒙古和中国的同属亚洲四大高原之一的蒙古高原，前者面积156500km2，后者略小，为1183000km2。蒙古立国后不久，前苏联就渗入开始零星的找铀活动，上世纪70年代起就获进展。随着近年来前苏联势力的退出，西方国家的多家铀公司以收购、合资勘查和开发等名义，以较低的价格（与西方国家比）几乎“全盘接收”了早年前苏联-蒙古联合发现的矿床、矿点、异常点带。2006年蒙古境内的铀勘活动集中在乌兰巴托-二连铁路沿线两侧，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以及蒙古-中国东部边界的蒙古东方省的乔巴山周围（中生代的赛德希尔盆地）。前两者以寻找砂岩型铀矿为主、后者在已知的古尔凡布拉格和多尔诺特硬岩矿床所在地-赛德希尔盆地里扩大已知矿床的深部矿化和向周边地区找新矿化。铀勘工作包括赛德希尔盆地里的航空和地面车载γ测量；赛音山达镇周边地区的地面γ测量、土壤铀金属量测量，浅孔γ测量等；乌兰巴托周遍地区的地面氡累积性测量、地面γ测量、浅孔γ测量、土壤铀金属量测量、垂直测深、激发极化和磁测等等。西方铀勘工作在严格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室内样品分析测试、γ总量测井等）、规范、有序地使用物化探方法（航空、地面）等方面有不少值得同在蒙古高原上找铀的中国同行借鉴。从衡量地质科技进步的“四新”标志（新的地质成矿理论、新的成矿与找矿模式、新的找矿、勘查方法）来看，西方铀勘人员做到了，他们提出了赛德希尔盆地里的深部铀矿化（受构造控制的、位于基底花岗岩与火山沉积岩基板上强烈粘土化蚀变带中的铀）酷似阿萨巴斯卡盆地中的铀产出特征的研究认识，可以借鉴、运用与不整合有关铀矿的地质-找矿模式在蒙古高原上进一步探索，这种带研究性的实践有利于东北亚地区探索雪茄湖式的、与不整合有关的矿床的勘查。对此，业内人士会乐观其成的，对其结果也将拭目以待，对中国满洲里地区长期未有进展的找矿工作也有启迪。

5，铀勘费用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里，铀矿地勘活动属于经济地质范畴，政府基本不投资，即便有，也只是政策导向性的，具象征意义，铀勘费用主要来自公司。公司的资金则来源于银行的借贷、或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借贷、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需遵守一定“游戏规则”，公司的地勘活动费用财务报告须经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向社会公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铀勘费用也由此获得；在计划经济国家、或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铀勘费用为特殊敏感数字、或为公益地质范畴，通常由政府买单；更有极少数国家不惜成本地勘查铀矿。例如，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里找矿前要租赁土地，获取铀矿勘查土地租赁费一项，在西非地区每英亩仅为2美元，在东非地区每英亩也只为4美元，在美国本土则高达每英亩226美元。与美国本土比，20世纪60年代每英亩铀矿勘查土地租赁费为1.37美元，70年代为4.80美元，现在竟高达226美元。在计划经济国家、或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租赁土地找，就不是大问题，或无须此项支出。虽然世界各地铀勘费用的具有一定“滞后性”、“不确定性”及“不准确性”，但对世界各国政策制定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有西方国家的业内人士据历史上的铀价（西方）与历史上的地勘费用间的相互关系推得：目前世界每年的铀矿地勘费约为100×106$上下（03年约为117×106$，05年达到近200×106$），在2010年时每年的铀矿地勘费会上升到230×106$左右，而到2020年时有可能会达到350×106$。

2006年全球的铀需求达到65450 tU，预计在2020年时会达到84700 tU，到2030年时就增加到110880 tU。若按地区分析，在2030年时，北美与西欧核电需铀量会比现在增加35%-40%，东亚、东欧与东南欧的需要量则会是200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世界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需要能源作支撑，一座铀矿的勘查、开发通常需要10-20年，未来新建和现在运营中的核电厂的铀原料将取自何方？何时可以到货？除了建立国家、核电厂两级铀储备机制与保障供应体系外，从现在起“加强铀矿勘查，尽快探明一批新的矿产地”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Julian Steyn Will supply suffice ? Nuclea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SEPT.2006.16-23

2，Steve Kidd Uranium: more production need post 2013? Nuclea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SEPT.2006.14-15

3，Steve Kidd More uranium :when and from where? Nuclea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MAY.2006.16-17

4，Heather Ednie uranium CIM Magazine. Vol 1，No317-25

第5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讨论对外开放环境中我国产业的发展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在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产品总量名列世界前茅，企业规模名列世界后矛，成为我国战略产业振兴的基本障碍；部门分割、地方割据是我国经济体制多年难以解决的痼疾。今天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产业重组、任重而时不我待”。[1]

对外开放形势的演变

改革开放之初，为鼓励外商投资，我国一方面对外商投资给予诸多优惠政策（对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减免所得税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我国又对外商投资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限制外商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产品出口比例、转让技术、零配件国产化率的要求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形势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1992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修改了《合资企业法》，放宽了对三资企业的股权、市场、技术等限制条件。1992以来，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外商投资迅猛增长。

在优惠政策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我国平均每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资500亿美元以上，是1980年代平均水平的10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外资流入大国。其中一个特别注意的趋势，港澳台日投资比重下降，美欧跨国公司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目前已登记的外商企业已超过30万个，外商注册资金3000亿美元；世界500强中已经有200强投资于大陆。在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我国工业企业总销售收入的22%以上，外资企业资产占我国工业企业资产的15%以上。[2]

我国多数骨干产业处于弱势

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规模上、在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上，在跨国、跨地区营销方面，我们的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

我国某些行业，如钢铁、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电等产业，目前的生产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企业规模太小，产业集中度却排名末尾。这些产业的经营管理落后，技术开发能力低，无力参与国际竞争。我们不及时实行产业的重组，扩大规模、改进管理和提高研发营销能力，我们的产业体系，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整合。[3]

钢铁：我国钢材生产仅次于日本，超过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它们的主要钢铁企业，新日铁，美钢联，浦项、法国的于齐诺·尔萨西洛尔，都跻身世界500强，我们一家也没有。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4]

汽车：全世界经过一轮轮兼并潮，目前只剩下20家左右汽车制造跨国巨型公司，有人预测，未来全球将只剩下6家整车公司，一般以200万辆为“经济生产规模”。而我国国内汽车产销量不超过200万辆，由100多家整车厂生产。1998年，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的销售收入分别是1613亿、1712亿和1546亿美元，同期，中国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销售收入总和只有118亿美元。[5]

发电设备制造：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被定为不合资的‘国家队’，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美国通用1994年的营业额647亿美元。我们的国家队是通用的1/172。如果再考虑到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多种形式的联合，这种规模上的悬殊差距就更大。[6]

发电设备制造业是世界上高度集中的产业，1990～1995年，6家公司垄断了燃气发电设备的96%，美国的通用电力（94年排名全球500强第19位）一家占50%；蒸汽发电设备的81%为七大国际巨头所瓜分。未来10年，亚洲的发电设备需求为全世界的一半，中国为亚洲的一半。三峡26台70万千瓦机组，12台进口，14台国产。几家巨头早就在进口夺标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在我国组织合资，以争夺国产的60%。[7]

“中国在70年代末拥有相对发达的发电设备工业。当时共有三个主要厂家，占据了大约3/4的国内市场份额。在改革之初，这三家公司由一个统一机构管辖，如果这三家主要公司当时得以合并的话，它们本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型企业……然而20年后的事实是，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作为‘民族优秀企业’继续维持原样，而另外两家主要竞争厂家则与跨国大公司组成合资企业……截止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占据了大约1/3的国内市场，三峡工程首批全部涡轮机的供应均由跨国公司得标。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几乎无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8]

机床：我国是世界上第五机械工业大国，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居世界第七，技术装备产品门类齐全。其中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所需要的160种大型成套设备都具备了很强的生产能力。[9]但是，在当代工业技术进步的主流—数控机床方面，我国现有机床的数控化率不到2%（发达国家达到10%以上），机床销售数控化率不到10%。由于政策的失误，轻率同意国际数控系统界的两大寡头垄断厂商—西门子和法那克与我国核心研究生产单位合资，基本垄断了我国中高档数控系统的市场，对本国数控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有不少人不同意把企业规模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但企业规模是提高技术开发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面对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没有规模，就没有竞争的基本条件。

世界性的争夺科技优势的竞争，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大大提高。跨国公司不仅在内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而且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基地和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1997年，我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研发费用相当于7000万美元，仅为波音的3.5%和法国航宇公司的5.3%。

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公司，利润率多年维持在30%左右。2000年，英特尔的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科研开发投入42亿美元。我国“十五”时期，“863”和“科技攻关”两项专项资金，国家共投入200亿人民币。一年仅40亿人民币。分散到各单位企业（当然各单位的研发资金不止这两项），我国企业和部门的研发实力如何和跨国公司竞争，不容乐观。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

美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绕过关税壁垒，实行生产“本地化”战略，占领我们的国内市场。跨国公司投资与港台分散小型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和产品的系列化。

“德国政府控股40%的大众与上海和一汽的三个合资项目，仅上海桑塔纳一个车型，到1995年底，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外国公司180家，其中60家已经在华建立了合资企业。另有50家正在谈合资。

“汉高公司在华建立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剂、化妆美容用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来到中国。

“德国巴斯夫（BASF）在中国合资10家企业，从二基苯、苯乙烯、聚苯乙烯、乙烯、分散体等原材料到尼龙、地毯、涂料、染料、乳胶、维生素等系列加工产品，形成了原料配套供应的分工体系”。[10]

挤占市场、压缩民族产业发展空间：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占国内市场份额猛增，在一些产业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进来一个合资企业，挤垮一个行业”，民族企业、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跨国公司到了家门口，国内竞争国际化。我们的竞争地位如何？“我们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的‘三资’企业也是劳动力便宜，而且没有退休工人，企业不办社会。我们有地方政府支持，跨国公司的‘三资’企业，也有地方政府支持和各种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我们有的，人家都有，我们没有的——跨国公司调度资源的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技术，人家也有。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企业，将在中国编织各自的分工体系，而且越编越大，越编越周全”。[11]

1996年统计，外资企业在大陆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信的100%（2000年92%）。目前外资在橡胶、啤酒、软饮料、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陈漫，2000）我们的胶卷工业，已经面临全面被外资控制的前景。

可口可乐把我们的软饮料打垮，柯达把我们的感光材料业打垮，洋啤酒占领了我们的多半市场，固然令人痛惜。对行业来说，中国人退出“老板”行列，给洋老板打工。对宏观经济来说，丢了品牌，利润被外国股东分去一块。但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基础产业、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装备工业、汽车工业，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情况将如何？对中国经济安全将产生什么影响？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多，特别是对于下游产业的设备和生产线以优惠政策减免税鼓励引进，造成大量重复，严重冲击上游产业。我国现有的装备工业、机床、模具，高级原材料的市场日益狭小，难以发展，同时也就压制了自己的科研开发。“引进3000亿美元外资，如果有70%是外国设备，就减少了2000亿美元（1.6万亿人民币）的国内设备投资。人们看到的只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但实际上技术创新和基础工业，越来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12]我们还在有意鼓励这种政策（汽车过分保护，数控机床过分暴露），这种对装备工业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既有决策层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使用单位的压力的结果（都要用洋设备）。

“国有企业今天的严重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垮了内资”。[13]“正因为此，1990年代由外资带动的那部分GDP增长，其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一方。我国得到了经济增长快的虚名和失业大幅度增加的实祸，外资则得到了减免税收、降低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和增加利润的大量好处。”[14]

收编国有企业，割裂我国产业体系：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政府给予的国民待遇和地方的各项优惠外资“土政策”，“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资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我方品牌的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著名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我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15]

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企业，由于地方分割形不成应有的规模，而且各地方在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指标（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激励下，以“外商投资多多益善”、“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的指导思想，不顾整体利益，争相找跨国公司（越大越好）合资，而且不以丢掉民族产业的“自我”为耻，反以为洋人当“高级打工仔”为荣。我们的汽车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的造船工业已经形成了很大优势，一些地方还无视中央精神，与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造船公司谈引资问题，等于引狼入室（见船舶工业篇）。

从一个企业和地方的局部看，“靓女”嫁给跨国公司，等于“榜”上大款，使企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产品销路得到保证”。符合局部利益的事，大家一起上，就成为“合成的谬误”。而且无庸讳言，不少地方“靓女先嫁”的积极性包含有不正常因素，如利用国有企业机制不顺，“经验”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崇洋心理，和国有部门的腐败风气，成为争相“出嫁”的推动因素，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16]

“当前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不重组，跨国公司就要按照他们的国际分工体系整合中国的产业。……合资的我方，部门地区分割，各自为战，依然故我，合资的外方，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如臂使指，眼看着构造成完整的分工体系”.所以“我们自己不整合，跨国公司将整合中国的产业，并非危言耸听”。[17]

让出市场换来了什么技术？

引进外资失去了产业控制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国内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应该看到：外商投资具有以下技术转移的内涵：

（1）相对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在很多情况下，核心技术固化在设备中；电子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技术保密程度，设备仿制越来越困难，对操作技术要求相对简单。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往往造成产业内垂直分工。

（2）示范作用：我们通过合资形式能够获得的，多为演示性的知识及操作性技术（而并非研究开发性技术），如设备的良好性能、高质量的产品，使人感知到技术的发展动态；

（3）获得有关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的知识。（胡春力2000）

外商的目标是市场，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引进技术。外商倾向于把“技术溢出”尽量减小，而又获得占领我国市场的最大好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商向合资企业转移技术的先进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企业控制权的大小。

从中方角度，在合资企业政策上面临着“要公司控制权还是要技术”的两难选择。这里的困难是，即使我们完全放弃股权控制，让外商搞独资企业，他们哪怕把最好的技术转移到我国，我们也不一定能学到（例如，西门子和法那克分别和我国一流的机床研究机构合资生产数控系统，合资公司中的研发机构对我方人员严格保密，或者干脆把合资厂变成在华销售机构）。

事实上，由于外方一般占有在技术和营销渠道的强势地位，即使不占有股权的控制地位，仅凭借技术实力，外方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合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纳入它的全球战略中。

所以说到底，跨国公司不可能把他们的前沿、核心技术转让我们。转让的无非是二三流技术或即将淘汰的技术。

具体地说，对在我国当地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一般绝不转让，转让的都是在母国即将被淘汰或已被淘汰的技术。这既是公司行为，也是国家行为（例如，美国立法明文规定不准向中国出口高精尖技术及军事技术，向我出售高档数控机床附有不得用于军事目的的条件，甚至被列入考克斯报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有不少跨国公司进驻我国，并设立了像中国微软研究院这样的研发机构，但这样做的目的，更多的是吸引中国人才，将我们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就地转化为他们的优势、又避免让我们的人力资源压缩他们本国的一般就业机会。我们所能够拿到的技术也仅限于高价专利。[18]

针对“引进外资没有引进一流技术”的指责，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多引进几家外商，让他们在国内市场竞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的确，我们看到汽车工业多家引进，打破了“桑塔那”保持10年垄断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外商引进更好的车型和更好的制造技术，促成了不合理价格的修正。但是，更多外商的引进，等于：

1我国轿车市场进一步被外商挤占，行业内技术力量分属于各跨国公司，自主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保障更少，我国企业自主设计整车产品和创造品牌的机会也更少，

2不管哪国外资在华设厂竞争，都同样把合资厂看作他们的总装（和部分零配件生产）基地，没有能刺激他们把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也不能刺激他们与我方合作搞研发。合资企业内技术开发能力照样是“技术科”（即技术保障部门）；

3地方、部门分割造成的分头合资，加剧了全汽车行业的分割，以及市场的分割。民族汽车产业内部关联度降低的情况没有改善。

关于我们的汽车工业，目前不论学界、产业界还是管理部门，多陶醉于“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汽车界在长期高关税保护和“市场换技术”方针指导下，各骨干厂分散和德、法、美、日跨国公司合资，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商战的“马前卒”。若大个中国市场，培养不出一个能占领像样的市场份额的中国品牌，多年来是“国产洋车”的天下。其结果，国家产业整合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又限制了自主技术开发、打造国产轿车品牌的能力。在各骨干合资企业，我们失去了技术开发能力，被动跟进，不得不付出高额品牌费，求外国老板提供新品牌。“普桑”在中国卖了10多年，在德国早已淘汰。引进“帕撒特”品牌，大众母公司要价1亿美元。我们的民族品牌车，只有在国内市场“打游击”的份。这就是我国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国际化”的榜样。

看看我们的东邻韩国，他们的汽车工业比我们晚上10年，原来也是一片空白。先从合资起步，以振兴民族工业、争国际市场为目标，走“引进技术-消化-自主创新”的技术自主路线，十几年后甩掉合资伙伴，20多年成长为汽车大国，“民族”品牌挑战日本美国。相比之下，我们在引进方针、国家保护、产业技术进步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是值得好好检讨一下，引以为鉴，以免让其他产业重蹈覆辙呢？

韩国是美国的“小兄弟”，但他们坚持走引进消化创新、振兴民族产业的路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汽车工业近年来遭到挫折，在企业经营策略和产业政策方面，都可能有失误之处。这种失败，不能简单归结为“违反比较优势规律”。我们是大国，自主发展民族产业，条件比韩国好得多，也曾有自己的成功经验，更不应该把经济现代化的希望建立在洋人身上。

总之，如果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下，对自己的产业振兴，没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考虑，单纯把产业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靠“合资”形式引进上，我们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就会被不同的跨国公司根据各自的需要分别整合，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产业，就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机会，我们的技术进步，永远只能被动地仰跨国公司鼻息，就会被长期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底层。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就会落空。

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程不时先生说：“知识产权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成为无价之宝。我国在1980～1990年代想要分享国外（航空工业）的知识产权，还以为只要出钱就可以称老大，结果在长期的谈判中守不住阵脚节节后退，经过代价极大的长期谈判，最后外方告诉中方说，你们那点钱，要想分享知识产权买入场券都不够，使这项计划遭到颠复性的失败。”[19]

国际技术合作是讲究对等的，合作双方相互看重的是对方独有的知识产权和经验（KnowHow）。你没有自己的东西，那就休想换得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半导体芯片的合资厂开了不少了，现在去打听一下，除了自己原有的科研院所，有几个厂的中方人员，有了自主设计工艺的能力？说一千道一万，核心的技术能力、自己的知识产权，不是靠合资拿得来的，也不是靠花钱买得来的。还是要靠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科研机构中国的科研人员，自己去探索，下苦功夫、笨功夫，才能得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科研力量的增长是学到的、通过艰苦实践积累的，而不是买得到的。靠外国人是靠不住的。

笔者没有否定开放政策的意思，而是要强调：我们不能天真地把自己的强国梦寄托在洋人的“慷慨”和“善良”上。开放是手段和策略，开放要服从我们的最终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开放不是硬道理，开放是服从于发展这个“硬道理”的。要把“强国梦”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开放如何促进改革？

我们的改革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社会支持和动力，“顿兵于坚城之下，将困兵疲”。利用外资来改造国有企业，进入重要的社会服务业，对企业机制转换、打破行业垄断，推动市场化的形成，当然会有好处。这也是“入世”的一个经典性理由。

“合资促进国有企业机制转换”。通过合资形式改造国有企业，既可以把“不争气”的国企包袱甩给跨国公司，又可以一步到位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这种思路，是当前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艰难、国有资产流失难以遏制的现状的反映。“利用外力推进体改”的思路，当然有它一定的价值。

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以开放促进改革”和“以市场换技术”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家产业政策的选择空间，将被大大削弱。市场化是形成了，民族产业也被人家吃掉了。这个市场化，是失去了民族个性的市场化，是被锁定在跨国公司依附地位的市场化，也就是拉美式的市场化。

我们多年艰苦奋斗积累的家当，如果都按这种“破罐破摔”的思路，把控制权出让给跨国公司，权衡得失，对国家来说是赚是赔？经济大权的“旁落”，对我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调控的能力会有什么影响，需要认真考虑。

关于规范市场：1999—2000年，全国最开放的上海，对外地生产的轿车设置障碍（对非上海生产的轿车限制发牌照或收取高额牌照费），引发湖北对“桑塔那”轿车的“报复”行为。此事一度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两家合资的企业，依仗各自地方政府后台，打起了“贸易战”。最后还要中央政府出面调解，各打50大板了事。这可算作地方之间划地为牢的经典案例，是中国汽车业的大笑话。以致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应该先成立“NTO”。人们不禁会问：“大众”、“雪铁龙”都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是最讲“自由竞争、市场规则”的，而且这还不是一家垄断，是两家跨国公司的竞争，怎么一到中国，就心甘情愿遵照“土政策”，不讲“公平竞争”、“开放市场”了？

在“市场原则”和实际利益之间，跨国公司显然更注重现实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跨国公司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帮助我们“推进体改”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中国当然要依靠地方最有势力的行政力量。入乡随俗，市场经济的甜头要吃，“计划经济”的甜头也要吃。

20余年的经济转轨，部门和地方分割、以邻为壑的痼疾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这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有关，也与我国商业传统过分讲究“人脉关系”，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附的商业文化有关。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群落。但外商插手，就多了一个因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动而“自然”形成的，就很可能是“列强”插手、“军阀割据”在经济领域的再现。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其他行业如何，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我们的轿车工业的绝大部分已经合资，中方名义上有50%以上的股权，但外方毕竟有了相当的发言权。面对即将加入WTO，政府于前两年几次通告表示要全行业整合，但没有下文。有外资牵制，行业整合谈何容易？

这么多汽车合资企业，其中经营机制转换了多少，无法说清楚，至少在定价机制上没有和国际接轨（事实上，据业内人士反映，我国合资的汽车企业，其内部管理还远谈不上和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过分强调合资，合资企业制度与地方部门分割结合起来，对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假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比汽车更重要的战略性产业部门，情况又将如何？权衡利弊，孰轻孰重，需要认真考虑。

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胳膊肘向外拐的外资优惠政策

我国在开放初期，为了消除外商对大陆投资环境的疑虑而制定的许多优惠政策，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政策”和“非国民待遇”。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目标指向遏制通货膨胀，对国内的企业课以重税。从这以后，一方面是国内民间投资长期不振，以致不得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外商进入中国快速增长。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对中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

首先，中国企业流转税负担很重，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全免。

我国自1994年至今，增值税制度采取生产型增值税，[20]它比欧洲的消费型增值税重得多。再加上还有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等等。企业的实际税负，中国比欧洲大得多。根据权威部门测算，以1995年的数字为依据，流转税实际税负至少是25%以上（欧共体的税率逐渐集中，在22%-15%之间）。

这么重的税收负担只针对中国籍企业的。对外商投资企业，这些税负都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被摆脱了。例如，购进设备的税款，中国企业不能抵扣，可是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设备，什么都免税（包括关税、增值税）。

所得税问题。据税务总局1999年测算，所得税的负担，内资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外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担是13%，内资企业不到30%。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于对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歧视。其结果就是各地纷纷搞假合资企业。有了“合资”牌子就等于多赚了50%的利润（流转税的一半和所得税的一半）。这产生了双重的负面效应：一是许多很好的企业来个“靓女先嫁”，让外商控制了股权，削弱了自己的产业控制能力；二是加重了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税负。税务总局估计，33万家三资企业，有一半是假合资；税基在“外资企业”的政策保护下，大大缩小。可是财政还要用钱，国家就只能向国内企业，尤其是向大型企业要。国内企业负担了本来应由合资企业负担的税，而且财政负担的大头还是放在国有企业头上，怎么跟外商竞争？我们很多行业之所以，最终被跨国公司“吃掉”，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申请加入WTO，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外商总是抱怨我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不公平，强烈要求对多年来垂涎三尺的电信、金融、保险、媒体等服务业实行“准入”。实际上，准许外商进入什么行业，是国家问题，一国本没有义务向非本国公民和企业无条件开放所有行业、尤其是经济命脉行业的准入权。发展中国家，尤其要警惕在金融、资本市场方面，高度流动性的外资可能对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干扰（亚洲金融风暴不过是4年前的事，遗憾的是许多人似乎已经忘却了）。可是，一视同仁的税制却是天经地义，是市场经济的起码准则。目前我国税收的问题，是给外国人优惠太多，是需要给国内企业争点国民待遇。我们的国有企业亏损面多，效益差，负担比外资企业重一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税务当局前几年曾经考虑过拉平内外企业的税制，却因种种障碍未能实现，这倒是十分不正常的。

不能把“全方位对外开放”作为我们的国策

所以，对外开放并不是越开放越好，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度”应如何把握，从来就是发展战略需要高度重视的、十分复杂的政策问题。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内需市场从来就应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我国加入WTO在即，有人大力宣扬所谓“全方位开放”，这更是基于错误认识的一个十分错误的口号。

发达国家，不论日本美国，从来不实行、也不允许“全方位”对外开放。美日半导体贸易战，不过是前10年的事情。1980年代中期，把“自由贸易”喊得震天响的美国，当自己的电子工业受到日本严峻挑战的时候，断然拿起“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这两个典型的“通产省”式政策武器，政府一方面限制半导体进口，一方面政府强力资助和组织研发，在短短几年中重新夺回微电子领域主动权。在数控机床这一较弱的行业，美国至今没有放弃强制性的限制进口政策。

当我们一腔热忱去“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时，崇尚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威胁到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的时候，却可以毫不受这一“原则”的约束。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在不顾国家经济这一大前提的情况下，去“融入”世界经济。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实际情况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必须从总体上正视：在开放的大环境下，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我们允许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产业的独立性和控制能力，让出国内市场？这对我国经济总体利益、经济的整体安全性有何影响？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后者统率前者，而不是前者统率后者，这应该是一个大原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必须有“度”，这个度以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为转移，而绝非越开放越好。更不能说开放是促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注释

[1]王小强，1998年。

[2]陈漫，2001年。

[3]王小强，1998年。

[4]彼得·诺兰，2000。

[5]彼得·诺兰，2000。

[6]王小强，1998年。

[7]王小强，1998年。

[8]彼得·诺兰，2000年。

[9]胡春力，2000年。

[10]王小强，1998年。

[11]王小强，1998年。

[12]杨帆，2001年。

[13]韩德强，1999年。

[14]孟连，2001年。

[15]陈漫，2001年。

[16]陈漫，2000年。

[17]王小强，1998年。

[18]顾海兵，2000。

第6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正文】

对外版权贸易既是我国图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与世界图书出版接轨、引进智力资源、丰富我国图书市场的重要体现。引进世界范围的优秀图书，把国外最优秀的文化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给国内读者，对于增强我国的科学发展力，提高全民的素质和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国家而言，其意义更加重大。中国自从加入WTO后，全球同行越来越看好中国的图书贸易市场，这是对中国本土市场需求增大的一种良性反应。近些年来出版界对版权贸易都给予了高度重视，版权贸易的规模、引进范围、种类、质量等方面有了很大提升。引进版图书在我国的图书市场里可以说是备受青睐，市场效益突出，由此而刺激了出版单位引进的热度。根据2005年全国出版社所报送选题的统计，此类图书共6737种，这还不包含各个出版社在实际运作中的选题增补。可以断定，今年版权引进图书和往年相比有较大增长，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2005年引进版图书的总体情况及其分析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选题资料统计，2005年引进版图书选题共6737种，其中社会科学类图书5616种，占总量的83.36％；自然科学类图书920种，占总量的13.65％，图书内容及品种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学科和领域。细分来看，马列主义、思想类图书14种；哲学类图书371种，占5.51％；社会科学总论类图书500种，占7.43％；政治、法律类图书323种，占4.80％；军事类图书26种；经济类图书967种，占14.36％；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1114种，占16.53％；语言、文字类图书236种，占3.50％；文学类图书1354种，占20.10％；艺术类图书328种，占4.87％；历史、地理类图书383种，占5.69％；自然科学总论类图书38种；数理科学和化学类图书59种；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图书26种；生物科学类图书23种；医药、卫生类图书406种，占6.03％；农业科学类图书16种；工业技术类图书313种，占4.65％；交通运输类图书19种；航空、航天类图书10种；环境科学类图书10种；综合类图书201种，占3.00％。

从以上数据统计来看，图书在大类别和小类别上都存在巨大的落差，反映出引进版图书的结构有较大失衡。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大类别中，前者引进的力度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后者则遭遇到冷落。社会科学类图书总量约为自然科学类图书的6倍还多。在小类别中，社会科学类规模排前3位的是文学类、经济类和文化教育类图书，百分比都达到了两位数字。文学类图书基本拥挤在两条路上：少儿文学作品和出版过的西方文学名著；经济类图书依旧是管理、营销类图书“大行其道”，在整个引进版的书海中泛起耀眼的浪花；文化教育类图书，主要被少儿教育类图书和文化普及类图书占据了绝大部分生存空间。

自然科学类图书基本被医药、卫生类图书和工业技术类图书所占据，两者的比例相加超过引进版图书总量的10.00％，占整个科技类图书的78.23％。工业技术类图书相对突出，以介绍国外各种优秀的实用科学技术为主，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和推广价值。往年为主力军的计算机、电子通信类图书已大幅缩减，剩下的基本是对高端技术研究的图书。医药、卫生类图书中有一部分学术著作较有价值，折映出我国医学界关注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努力提高医疗水平的现实需求，但数量上还需加强。

从地域国别上讲，版权引进的国别越来越广泛，美、英、法、德、日依然是最大的引进国，韩国近年来有异军突起之势，俄罗斯、奥地利、澳大利亚、巴西、丹麦、荷兰、加拿大、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爱尔兰等展示了更广阔的引进空间，只是还需拓宽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港台澳地区的引进版图书重出江湖，再振雄风，遗憾的是内容以大众读物居多，缺少重头货。

从引进版图书内容质量方面分析，我国出版界通过几年的贸易实践，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市场行为日渐规范和成熟，形成了一定的图书规模和市场格局，成绩斐然。这一方面反映出世界出版界对中国出版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出版界与世界出版界接轨的热切愿望。可以说我们的版权引进工作已经步入成熟、有序、健康发展的阶段。很多出版人的国际意识在增强，对版权引进工作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立的思考，使得版权引进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些出版社在引进过程中非常注意有目的、成系统地引进高品质、高质量的精品图书，尤其是世界级的社科经典、名著和大师的作品。很多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含金量，采取丛书、译丛的形式成批引进。例如“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法律出版社）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的趋势，以丛书、套书形式成规模地引进版权，逐渐成为出版界的惯用做法。据不完全统计，在报送的6737种图书选题中就有437种丛书，包括了近2200多种图书。

图书引进中，还注意到了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和学科理论的相互渗透，并注意热门学科与基础科学、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研究。如“环境哲学前沿译丛”中的《海德格尔与环境哲学》、《环境正义论》、《现代环境伦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高新技术解说丛书”中的《纳米电子学和纳米系统》（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人与自然需水平衡——生态水文学新方法》（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等。

少儿图书的引进规模巨大，在引进版图书中相当突出，形成了数量意义上的热潮。但遗憾的是内容质量和创新方面却没有多大的突破，基本上还局限在两大方面：少儿小说或是一般性的教育普及类读物；少儿小说且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奇异、历险、魔、法、怪、杀手等等字眼常常会出现在书名里，作品题材及内容或多或少都要涉及冒险、暴力、玄怪、打斗等情节。

对国外最新、最具价值的优秀教材的引进力度明显加大，可以看出注重教材的成套引进逐步成为主导意识，并因而在一些学科形成了一定的国外教材规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社会学译丛·经典教材系列”以及经济管理出版社的“工商场管理精品教材译库”等。教材引进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环节就是教材改革。由于我国目前大、中、小学使用的教材大多是数年一贯制，其知识结构和观念明显滞后于时代，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教材的引进为教育界和关心教育改革的人士提供了一个了解海外教育、教材建设最新成果的窗口。国外的先进教材对于我们的教育改革、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与国际水平同步的优秀人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我们自己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一些引进教材的内容或体例是否适合我们国家教育的实际情况？引进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发展自己的学科教材体系。引进不是最终目的，更不能阻碍了我们自己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要广为借鉴海外先进教科书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高我国教材的编写水平。

[page_break]从2005年版权引进图书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一个总体趋势：引进版图书正逐渐形成大社格局和品牌优势。无论是从数量规模上还是从内容质量上，都显示出这种趋势。图书版权贸易的“大户”在逐步固定下来，老牌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新华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他们依旧威风不减。新锐如北京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也出手不凡。从省份来看，湖南、吉林、江苏、天津、浙江、安徽等省表现突出。这些省份和出版社都做到了批量引进，形成了一定的引进规模。可以说，引进版图书中的精品绝大多数是由他们来完成的。更可喜的是，他们在追求个性化的出版方向和创造品牌优势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国内出版界独树一帜，其出版社的外在形象和图书品牌已经在广大读者中得到认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国际上著名的出版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在经济、管理等领域取得了品牌效应。继“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丛书”之后，正在向其他领域稳步扩张，如“金融学译丛”等。反观那些零打碎敲、零星引进的出版社，很难抓到优秀的选题，而且极易造成盲目引进或重复引进。如果说引进版图书总体上存在一种杂乱之感，皆因零星出版社的急就章：盲目的拿来主义。

二、目前引进版图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局限

图书引进内容及种类存在局限，结构急需调整。在我国国外图书版权引进工作的初期，在一定范围内是以科技类图书为主的。但值得警觉的是，现今科技类图书引进的下滑。这里可能有市场的原因。例如美容、保健等生活实用类图书、财富启蒙类、职场励志类、企业管理类图书仍然是主要卖点，热潮不退。而一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的重大图书项目，如介绍国际上最具前沿性的科学理论思想和国际上领先的应用科学技术内容的图书，以及各类读者急需的专业性技术图书却少有人问津。再如，受韩剧的影响，对韩国的版权引进有所增加，但内容却集中在语言学习、旅游、生活等方面，而对韩国这个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国家是如何在社会、经济方面突飞猛进地发展的，有哪些好的经验，却少有涉及和介绍。

外国文学作品的引进工作也急需一个较大的、本质性的突破。现在的引进版图书还局限在两大部分：有公共版权的或被大家熟知的作家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已被多次出版过，有的已有几个版本，再出版则是一种重复；而当代世界著名作家的最新作品却很少被引进到我们有着很强阅读期待的读者手里。对外国文学理论性的研究也差强人意。我们有很多作家都是阅读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长大的，缺乏对世界文学的最新了解和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遗憾。

除了上面所说的文学类图书的情况外，目前引进版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经典或基本著作的引进和介绍，还存在时代性局限的问题：主要还停留在近现代时期，而对当下西方最有影响、有价值的理论著作，明显缺少有效的视角和及时的介绍。这一偏颇在科技领域里得到了部分校正，一些科技类图书注意到了国际上最新科研成果、某些学科领域先进应用科学技术的引进，但是依然有数量、规模和学科方面的缺陷。

引进版图书选题重复、跟风现象依旧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论文学与艺术》，埃里希·弗罗姆的《健全的社会》，《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老而又老的图书依然被某些出版社列入了引进计划，有的甚至还列为社级重点。《昆虫记》版本之多早就被国内一些媒体所注意并做过专题性的版本比较研究，但不知现在引进的这个版本有哪些创新。相比之下跟风则显得更为离谱。前面有《高效能人士的七个好习惯》，接着就有了《低效能人士的七个坏习惯》，《谁动了我的奶酪》、“心灵鸡汤”马上又会有少儿版：《谁动了我的稀饭》、“少儿心灵鸡汤丛书”了。

引进版图书缺乏亮点。人们可能至今也没有忘记，当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推动丛书》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波。它精选了史帝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理赞》、罗杰·彭罗斯的《皇帝新脑》等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著。其中的《时间简史》更是创造了科普书热销的全新记录。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被引进到中国后，“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萨谬尔森的《经济学》是经济学界的一棵常青树，销售保持了50年长盛不衰的记录。它创立并完善了西方经济学的微、宏观体系。该书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后，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学术界和文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但遗憾的是今年引进版图书还没有出现令人眼前一亮的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图书。

三、培养既懂版权、又善营销并且精通外语的专业化的版权贸易人才，是当务之急。

第7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网球；中国；职业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G8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6-0831-03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ofessionalized Tennis

LIU Qing, TIAN Yuan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 reason, background, character, and insufficiency of Chinese professionalized tennis are analyzed with the methods of log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research. The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ized tennis are put forward. The study shows that we should be clear about the aim of the tennis' reform, improve the athlete training system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ir moral improvement. We should reform the competition system, tennis development and the associ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ll of the above problems are essential for us to solve.

Key words: tennis; China; professionalization; strategy

自2003年我国网球以女子项目为重点实行职业化以来，我国女子网球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目前中国金花们的WTA排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单打排名李娜第22位，郑洁第32位，彭帅第42位；双打排名郑洁/晏紫分列第3、4位，李婷/孙甜甜分列第34、30位（WTA排名统计截止2006年12月31日）。这些都是职业化带给我们的惊喜。

1 中国网球职业化的背景与起因

釜山亚运会后，中国网球协会终于下决心实施酝酿已久的“球员职业模式”，确立了“必须坚持走职业化的道路”的指导思想。同时制定了“以女子网球为重点，以女子双打为突破口”的战略方针。于是，开始了职业化的试水。其实，中国网球决定实施职业化主要来自以下二个现实与客观的需要：

1.1 实现国家奥运战略的需要 奥运夺金一直是我国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首要任务。但前提是要有资格参加比赛才能有拿牌的可能。根据以往奥运会入围选手排名分析，如直接取得参赛资格，男女单打排名应在前70位，男女双打排名应在60位左右。2004年雅典奥运会网球竞赛规程规定每个国家可以有两对选手参加女双比赛，但只有排名达到前55位的选手才能稳获参赛资格。女子双打要进入奥运会前16名，应具备双打排名前40位的实力，要获得奖牌则应达到排名前10位的水平。奥运会网球比赛男女单打各设64号位，男女双打各设32号位。其中男女单打各有48名选手按照单打排名高低直接入选，并设16张外卡。男女双打各有24对选手依双打排名高低直接进入，并设8张外卡。[1]确定参赛资格的最终排名以奥运会网球项目报名截止时公布的国际职业排名为准。面对这样的严格的参赛规定，我国网球再这样闭门造车式的训练下去，显然与国家奥运战略目标不吻合，而是必须坚决走职业化的道路，在“多参战――挣积分――进奥运”的指导思想下，高强度、大范围地参赛。可以说，网球职业化的改革，帮助李婷/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上创造了一个“中国神话”，帮助郑洁/晏紫在大满贯赛中取得“挑战高手的胜利”。[2]

1.2 突破国际网球职业赛制对中国网球发展的制约 网球作为世界上职业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程度极高的运动项目之一，有其独特而成熟的赛制。网球没有像其他球类项目一样，最高水平基本都集中在三大赛（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会）中，而是集中在国际网球联合会（IFT）、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WTA）、国际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组织的一系列的公开赛、系列（巡回）赛中。职业网协主要为职业运动员提供比赛的机会和条件，组织管理运动员的参赛资格、积分、排名、奖金分配以及制定比赛规则等。在我国计划体制下，运动员很少参加网球职业赛事，比赛打得少，积分就少，这样就没有资格参加高水平的比赛，从而失去了与高水平球员的交流机会，只能一直在低水平的比赛中不断“挣扎”，停滞不前，进入了网球发展的恶性循环。[3]因此，在这些客观现实面前，我国网球若是还走那种一年到头都在备战少数几个大赛进行大周期训练的老路子显然已经行不通了。鉴于国际网球职业赛制的制约，走职业化并与国际接轨成为中国网球发展的必然之路。

2 中国网球职业化的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现行网球项目系统组织结构和形态，有碍于“职业化”的发展 在国际上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网球运动，却在取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历史性突破之后不久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让国家网球运动高层管理者不得不为能否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夺标任务而忧虑，更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现有竞技体育的管理思想和体制与体育精神和体育社会化活动的本质属性间的激烈冲撞。对于中国网球而言，为了适应国际职业网球大环境的需要，建立一种适应职业化的运动项目管理运行机制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在推行网球职业化过程中的现行运动员培养组织与管理结构的行政垄断，却是影响我国网球职业化发展进程，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障碍。名为实体的中国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已经具有了类似企业、民间协会和政府派出机构等功能，成了集政府、社会、企业三种功能于一体的特殊产物[4]。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同一”性，使这种本来属于社会民间团体的协会面目全非，因而职业网球的发展客观上也变成了一种实施上的政府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为了政绩目标和利益，会以协会的名义做出一些明显有失公平的规定或限制。这对于刚刚迈步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与国际职业网球接轨的中国竞技网球来说，首先面临的这种来自内部的约束和控制，显然不利于职业网球的正常发展。而现在的网球项目系统组织结构和组织形态，却是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5]

2.2 国家培养与社会培养之间的矛盾 我国网球竞技人才培养体制上的矛盾，也是制约我国网球职业化的障碍因素。国际网球职业化特征表明，“去国家化"之后的出路在于社会化，即由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承担支持网球事业、培养职业选手的成本。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的“三级体制"。这种体制相对封闭独立，具有专业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曾经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近年来其弊端也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资金约束、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运动员再就业难等等。国际职业网球赛制也许是对“举国体制”的一种“去魅"，但也可证明社会化运动员培养机制的可行性和可取性。从国外情况看，网球发达国家大多没有我国这种“举国体制"的人才培养机制。国外无论职业网球还是其他专业体育项目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都主要依靠学校。在决定当职业选手，并进入职业圈参与争分、抢位、挣钱之前的基础和准备阶段，大多数选手都不会轻易放弃学业，始终不脱离学校教育，他们是通过业余时间进行训练的。而且国外的学校拥有很高的管理权限，能够有资格参加各种网球赛事。加之我国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之间的断裂。人才的培养虽然社会化了，但在人才的选拔上又不得不进入原来的“国家选拔"体制，即通过参加省队，参加全运会，最后进入国家队的体制。这一点却是我国网球职业化所无奈的。

2.3 后备人才不足，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保证 职业化，需要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源源不断，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以保持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态势。我国无论网球人口比例还是网球专业竞技队伍数量都十分薄弱。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有22个省市设有专业网球队，运动员总数仅为418人，其中女运动员199人（国家级健将18人）。[6]值得重视的是，目前我国的后备选手在能力和水平方面尚不能对国家一线优秀选手形成冲击。与当前的俄罗斯等强国相比，尚未形成高水平的竞争态势，后备人才接济不上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面对职业化、市场化的挑战，“后备力量严重缺乏”这一现状已是制约中国网球可持续发展的一道难题。

2.4 国内竞赛体系难与国际职业赛制接轨 网球赛事的经营，是网球经济活动的焦点。国际职业网球赛制之所以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媒体参与，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赛事，是因为国际网球职业赛有一个良性循环的运行模式：赞助商试探性地赞助比赛――奖金提高――吸引参赛选手竞相角逐――提高整体水平――媒体传播――吸引更多人关注――赞助商的付出得到回报――吸引更多的赞助商赞助。即吸引媒体的广泛参与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基于媒体的介入与推广。而我国在举国体制下，各地方竞技体育的最高任务是瞄准每4年一届的“全运会”，它是一种由中央到地方逐级进行全民体育运动竞赛的制度，是一种“国家化”特征很强的以行政区为基础的层层选拔体制的补充和强化，是地缘文化在体育竞赛中的表现。[7]通过这种综合性大型赛会虽然调动了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性，成为一种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激励手段和有效的调节杠杆。

目前从我国所推行的网球运动职业化、商业化措施来看，除了全运会，女子比赛已全部被国际赛事所取代，国内排名赛变成了国际巡回赛；男子赛事也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类似的“团体赛”、“总决赛”（单项）等国内赛事，与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构成了我国推动网球竞技运动发展的一种国内体育竞争形式。从职业网球赛事的国际性和个体性特点可知，要想成为世界排名50位以内的球员，全年必须不停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参加国际赛事，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国内的比赛。[8]加之与国际职业网球竞赛体系比较，目前国内竞赛在比赛数量、级别及时间安排上还不够科学合理，特别在市场开发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很好的运用竞赛的市场效应来推动网球运动的普及与开展。

2.5 男、女竞技水平发展的非均衡性 中国网球职业化进程中还面临着“一条腿走路”的尴尬境地。[9]男、女竞技水平的不均衡性是中国网球职业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总体来看，我国女子网球在国际上的水平要远远高于男子。在国际上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网球职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一般男、女项目发展都比较均衡。如瑞士男子单打有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费德勒，女子有刚刚复出的前世界女单排名第一的辛吉斯；美国男子单打有罗迪克及刚刚退出职业赛场的阿加西，女子方面有威廉姆斯姐妹和达文波特等；俄罗斯男子方面有萨芬，女子方面有被誉为“红粉军团”的莎拉波娃、库茨涅佐娃等；西班牙男子方面有红土高手纳达尔，女子方面有现双打世界排名第七的帕斯奎尔。我国出现这样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也不是偶然的，中国网球和中国的很多其他项目一样都走了先女子后男子的发展道路，当中国女子选手已经开始在女子网坛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之后，男子选手们还在男子职业网坛外徘徊。相比而言，男子网球的发展落后太多。如果只看成绩，十几年来男子网球几乎在走下坡路，潘兵和夏嘉平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男子选手在亚洲当数一流。而今天在韩国、泰国、日本人的包围中，中国男子网球已经向二流滑落。在当时女网大跨步走上职业化时，男网要比女网距世界先进水平更远，原本底子就要比女网薄很多，也没有像女网那样出现一些技术水平都很突出的，比较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加之国家在网球这一方面资金有限，只能将重点放到出成绩更容易一点的女子项目上。所以走职业化的捷径就是先发展更有希望的女网，“以点带面”一步步逐渐实现我国网球运动的职业化。

3 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的对策与措施

3.1 进一步明确我国网球职业化改革的主要目标 明确地确定我国网球职业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启动职业化时首先必须明确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职业化进程中必须紧紧围绕和抓住不放的根本问题。那么我国网球项目进行职业化改革的主要目标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应该是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和成绩，增强我国网球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说来，就是要使我国网球通过职业化改革尽快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中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在现阶段任何偏离这个主要目标的网球职业化改革都是很难被人们所接受的。

作为一项职业化、商业化的竞技项目，它的竞技水平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不能想象一个运动水平很低的职业竞技项目，能在市场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10]从网球职业化改革隐含的另一个目的来看，就是要发挥高水平竞技网球的经济效益，发展网球市场和进行网球产业化经营，使网球项目在市场中获得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也是国际职业网球的发展规律。

3.2 改革与完善我国运动员的投入与回报机制 按照职业网球基本规律与要求，结合国情，争取有利政策，逐步改革选手的投入与回报机制，在充分体现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高和保护运动员、教练员的经济利益，激发他们训练及比赛的积极性。

3.3 努力拓宽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途径 网球运动是一项特殊的项目，需要由特殊的人群所组成，因此，应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特殊的方式加速优秀运动员的成长、成熟，使之适应国际职业网球运动发展的趋势与技术发展的需要。[11]

3.4 借鉴女网，从“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的融合中实现男网突破 中国女网的振兴之路，给我国男网的崛起提供了可循之鉴。我国女网正是在充分了解我国竞技体育现状及世界网球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发挥我国特有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并与项目的职业化有机结合共同作用下实现“由茧化蝶”转变的。面对我国男网整体水平低，大赛经验少，与世界网球高水平球员有较大差距的现状，我们必须要从国情出发，掌握项目发展规律，摆脱那种计划体制下惯有的以练为主、辅以比赛的老路子，要在职业化的道路上找寻男网发展的契合点。还要学习女网的成功经验，即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坚持走职业化的发展道路。

3.5 进行竞赛体制改革，促进网球产业的发展 为适应世界网球运动发展趋势，我国的国内比赛赛制要尽快与国际接轨。鉴于当前实际，在兼顾现阶段我国选手的实际水平的前提下，科学引进国际职业赛事和国际青少年赛事，建立一套国际比赛和国内比赛相结合，数量合理、级别适当以及周期安排科学的竞赛体系，改进国内青少年比赛赛制，增加青少年比赛机会，并严格区分青少年选手与（成年）职业选手竞赛的目的意义。

3.6 健全和完善与职业化相适应的协会管理机制 由于中国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网球，网球项目的最高权利机构是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权利和义务集中于此，带给“中心”的责任也不言而喻。“中心”如何改革，关系到协会实体化的进程，也关系到中国网球职业化的未来。因此，“中心”应进一步明确定位，与国际接轨，既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也不是政府机构的延伸，本质上属于社会自治机构。使其能够满足更多的功能，承担更多责任，为更多的社会团体或个人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网球商品。[12]可以断言，职业化是我国网球的必然选择，但我国网球职业化能否得到真正发展，能否走上市场，关键是我国网球项目系统组织机构能否真正加强自身发展，能否真正走上市场。[3]

4 结束语

我国网球推行职业化发展道路，是我国网球适应国际职业网球大环境的必然选择。尽管目前我国女子网球在国际职业网坛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并不表明中国网球职业化已经真正走入正轨，与网球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现行运动员培养方式、竞赛体制、投资体制等是我国推行网球职业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要障碍。为此，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应当进一步明确我国网球职业化改革的主要目标，改革与完善运动员的投入与回报机制，努力拓宽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途径，借鉴女网、从“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的融合中实现男网突破，进行竞赛体制改革、促进网球产业的发展，健全和完善与职业化相适应的协会管理机制等，进而才可能实现我国网球的整体职业化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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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报评论员.挑战高手的胜利[N].中国体育报.2006-07-10.

[3] 刘青.论我国网球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及融入国际职业网球的途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5):53-56.

[4] 杨桦，等.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社，2006:36-37.

[5] 刘青.我国网球女双系统分析与策略[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86-87.

[6] 孙晋芳.抓住机遇，再接再厉，争取网球运动再上新台阶[Z]．第五届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文件.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2005.1.

[7] 陈培德.全运会赛制的历史功绩和时代局限[J].浙江体育科学，2002(8):11-14.

[8] 陈正,刘青,唐小林.世界网球女双发展趋势及我国网球女双发展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7):975-977.

[9] 李安.网球大赛后的冷思考[N].中国体育报，2005-01-26.

[10] 梁晓龙.当前我国体育职业化(市场化)改革必须明确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体育科学，2005(2):1-4.

[11] 刘青,等.提高我国优秀网球女子双打运动员竞技水平的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5(1):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