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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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安徽经济；实证分析

西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普遍认为投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力量，尤其在我国，当前经济仍然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的作用突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更加得依靠投资的带动作用。

我国的学者也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比较多的理论以及实证分析，普遍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外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柱产业的培育所引起的高投资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

本文借助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相关计量软件工具，对1991-2010年安徽省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力求客观地评价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一、安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分析

1991-2010年安徽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663.6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226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在此期间也在快速发展，其投资额从1991年的137.2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1849.4亿元，从绝对量上分析，2010年与1991年对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85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倍；从投资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该比值从1991年的0.21持续增长到2010年的0.97，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投资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结构演进的巨大推动力，它影响着经济建设、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影响着生产力布局。可以说，投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投资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为此结合历年统计数据，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考察，安徽三次产业投资不断优化调整，经济结构也相应地在不断优化升级。安徽省第一、二、三产业投资结构由1990年的9.2∶57∶33.8变化为2010年的2.3∶45.4∶52.2；全省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也由37.4∶38.2∶24.4演变为14∶52.1∶33.7，很明显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提高，第一产业逐步减少，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走向成熟阶段的规律的。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周期有较强的“趋同性”和相关关系。两者的变化趋势和波动周期基本相同，但经济增长的变动相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说明投资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消化吸收投资带来的生产扩展能力，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幅度大大强于经济增长波动幅度。1992-2010年安徽省的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波动幅度较大，从1992-2000年，安徽省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2000年降落到最低点，随后触底反弹，增速在不断上升，到2010年投资和GDP增速都上升到高位的运行态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依靠投资的增大和投入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而实现的。因此，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一方面涉及国民经济中究竟有多少资源可以连续的投入，另一方面还要看每一次投入的产出究竟有多大，既要关注持续的数量上可以投入多少资本，同时也要关注每次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和产出。

二、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变量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固定资产投资（INVEST），为了确保数据的统一性，用亿元人民币作为单位。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量的对数形式表示为lnGDP、lnINVEST。

（二）数据来源

分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取自1991-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根据1991-2010年统计资料，建立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EST）之间的模型：

lnGDP=α+βlnINVEST+ε

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

1.平稳性检验。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谬回归，一般需要检验经济序列平稳性。平稳性检验可以归结为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借助于Eviews软件，运用ADF检验法对变量lnGDP、lnINVEST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lnGDP和lnINVEST的ADF检验值都大于它们的临界值，不是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之后，DlnGDP和DlnINVEST在5%的显著水平下序列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由于变量lnGDP、lnINVEST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用OLS法进行协整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对残差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残差序列是具有平稳性的，这表明变量lnGDP和lnINVES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是惟一的。说明安徽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所对应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lnGDP=3.545422+0.638441×lnINVEST

R=0.965拟合优度较高，模型模拟较好，模型中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可以认为参数是显著的，模型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判断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GDP将增长0.638441%。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以看出，LnINVEST是lnGDP的Grange原因，即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效果，这与经济增长理论相吻合。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检验可以看出，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同时若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约0.64%，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加大，将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反之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足，将制约经济的增长。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在数量上，扩大投资规模。要使安徽省经济继续保持长期增长，就必须使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没有投资的增长或投资的不足，都将使国民经济的增长乏力，因此要注意充分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积极培育多元投资主体，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力量，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二是在结构上，不断优化投资结构。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合理配置投资资源，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资源的使用效率。要合理运用产业政策，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化，加大对创新领域的投资和政策扶持，使经济增长逐步转变到依靠创新要素驱动。三是在效益上，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在保持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更要注重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路线。不片面地追求高的增长速度和大的总量扩张，要达到质量和效益相协调，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2009)[M].国家统计出版社,2010.

2.胡珀.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视角(下),2011(7).

3.孟露露.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1).

4.浦小松,陈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研究[J].市场论坛,2009(2).

5.高莉莉.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8(12).

6.黄晓萍.安徽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分析[J].南方金融,2001(1).

7.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第2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fiscal revenue；region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8）04-0032-03

0 引言

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消耗的主体，在社会环境保护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企业进行环保投资，一方面增强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积极带动地区其他企业的环保投资，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本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弥补市场机制下环境保护投资存在的缺陷。一直以来，企业的环保投?Y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目前已有的实证分析大部分都是研究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很少涉及在区域经济增长的环境下，是否会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产生影响。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则是主要研究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推动作用，并解释结论中涉及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提出实质意见。

1 文献回顾

环保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一直被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雷社平和何音音（2010）实证得出环保投资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素，在一定的政策下环保投资利用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增长。就地区而言，王博和王栋（2015）认为西部地区的环保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可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所以西部地区应该坚持以环境保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坚持以经济增长作为环境保护的基础，从而促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摆脱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影响环保投资的驱动力很多，董秀海，李万新（2008）研究得出自身环境压力、地方政府环境执政能力、企业界的环保能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对地方的环保投入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企业而言，李冰泉（2012）认为企业监督力度、政府扶持、企业战略态度、领导层意识等都能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

2 研究假设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项综合反映经济活动总成果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不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可以直观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2011-2015年东部所占比重分别是西部的2.92倍、2.81倍、2.77倍、2.61倍、2.78倍。总体来看，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差异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东西部企业环保投资额也存在差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披露，东、西部地区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不同，西部地区企业环保投资普遍小于东部地区。

环保投资作为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其中财政支持将是企业进行环保工作的重要驱动力，包括专项基金、政府补贴等等。目前，我国环保投资总量增长较快，但环保投资需求与实际投入的资金缺口仍较大。由此可见，地区的财政收入越大，政府所持有的资金就越多，就越有可能将资金转化为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其中一部分是以扶持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形式体现的。地方政府环保投资行为意愿最终表现为环保投资规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对企业环境保护增加专项基金、政府补贴的投入，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地区财政收入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固定资产投资在企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必备基础，同时也是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早在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对列入重点清理范围的在建、拟建项目、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了环保清理检查，发现地方政府利用行政管理程序和制度上存在的漏洞，拆分项目问题严重。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优化地区经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显著。根据企业环保投资的统计口径，企业环保投入有很大一部分包括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因此在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反过来促进企业的环保投入。本文认为随着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多，企业的经营绩效上升，使得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资金增加。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水平成正比，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则越高，更加重视健康，重视生存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加上企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各阶层人员的环保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有利于企业制定相关制度以关注环保方面的问题，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蔡惠光、李怀政（2009）研究认为，随着经济增长超越一定临界值水平之后，人们对环境质量需求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及环保技术的采用等因素将导致经济发展会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这表明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环保文化水平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与定义

彭峰、李本东（2005）提到，企业环保投资是指企业从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基金中，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及与其相关联的经济活动的金额，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使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本文是基于经济指标而对企业环保投资进行研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将环保投资的数据范围定为以下几类：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保护生态环境的投资、治理项目专项基金、清洁生产投资、排污费等环境税费、企业环保部门自身建设的投资。为了量化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本文采用的数据为环境保护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则主要针对区域经济指标中的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相关指标进行对环保投资的研究，包括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可分配收入三大指标。同时，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经营绩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3.2 模型构建

在以上理论研究与变量设计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采用企业环境保护投资规模（EPI）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EPIi，t=α0+α1Revenuei，t+α2Investmenti，t+α3Incomei，t+μi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Revenue表示地区的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Investment表示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自然对数；Income表示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家庭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口金额的自然对数，μi为方程扰动项。

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5年五年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样本并进行数据整理，并对样本做如下筛选：①剔除了ST公司；②剔除了银行等金融行业公司；③剔除部分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本文共搜集2011-2015年度有效数据样本公司241份。

4 ??证分析与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

通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对东、西部地区数据的分布情况进行简单分析，并观察各变量的分布情况，比较两大地区的差异，对实证检验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观察表2可知，东部地区上市公司EPI的极大值与极小值分别为12.8992和21.1702，方差较大，为1.772，说明东部地区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有较大差异，分布不均匀。各地区企业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大值与极小值差异不大，方差较小，说明东部地区的解释变量波动小。

观察表3可知，西部地区企业EPI的极大值与极小值分别为12.8992和21.1702，方差为4.599，说西部地区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分布不均匀，差异较大。被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接近于极大值，方差较小，说明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大。

比较分析得知，被解释变量EPI的极大值、极小值、方差较大，表明东、西部地区各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有较大差异，分布不均匀，西部地区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波动更为明显。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差异较小，说明东、西部地区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均衡。总体来看，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东部均比西部高，表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且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额度较大。

4.2 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表4出以下回归结果：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就是复相关系数R为0.511和0.416，调整R方为0.214和0.101，由于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本文认为达到预期标准，因此模型的拟合度通过检验。模型的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Durbin-Watson值分别为1.841和1.852，均接近2说明方程在一定程度上整体效果显著，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5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202，回归系数为0.455，假设一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未有效促进地方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可能是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及环保补贴不足；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024，回归系数为0.787，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假设二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054，回归系数为1.185，说明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假设三通过了显著性实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随着东部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健康，从而激起企业员工以及管理层对环境保护的意识。

表6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07，回归系数为-0.618，假设一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呈现负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003，回归系数为0.841，说明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有效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入，假设二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015，回归系数为2.575，说明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假设三通过了显著性实验。

比较分析得知，东部地区财政收入未能有效地帮助地区企业加大环保投资的力度，但根据回归结果为正向效应，而西部地区则相反，说明两大地区的财政收入对地方企业的支持与补贴的效用不同，且财政环保投入落实的方面有差异，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未能对环保起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对地区环境的规制有反向作用；东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收入均能对企业环保投资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与假设一致。

4.3 结论与建议

目前绿色理念的宣传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地区企业越来越重视对环境保护的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和企业环保投资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3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中国经济减速有限

GDP数据似乎表明今年中国经济会实现软着陆。2004年三季度GDP增长率为9.1%，比预期的略高，但比2004年二季度和2004年一季度的9.6%和9.8%已有所下降。截止到目前，中国GDP年增长率为9.5%，但仍远远高于过去五年平均8%的水平。鉴于上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减速不明显，在我们看来，紧缩政策的效果有限，明年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官方对去年GDP数据进行了向上修正，从9.1%修正为9.3%，我们调低了2004年GDP增长率的预期，从9.5%下调至9.3%。但对2005年的预测保持不变，GDP增长率仍为7%。

从名义值来看，2004年三季度GDP总计为3.4万亿人民币（415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16.6%，比二季度放慢了1.6个百分点。然而，官方公布的名义增长率似乎与三季度的经济总体表现不一致：1）2004年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季度增长了11.7个百分点（约占GDP的60%），零售业仅下降了1.6 个百分点（约占GDP的30%）；2）三季度商品贸易余额达到了115亿美元（年增长145.2%），而二季度时仅为11亿美元（年增长率下降了79.6%），因此，四季度企业收入应会大幅增长。

再来看看三季度的工业情况，第一产业实际增长率为6.7%，大概是自1990年以来增长最强劲的一个季度，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实行了农业改革政策。同时，三季度服务业增长率从二季度的8.2%加速至9.3%。但是，三季度制造业和建筑业总体增长率从二季度的11.4%下降到9.7%。

最新经济数据显示紧缩政策效果有限

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紧缩政策似乎对经济的影响有限。三季度大部分经济指标仅略有下降，按官方公布的GDP数据，下降幅度应远远大于此。尽管经济刚刚显现出降温的迹象，但9月份经济再次开始加速增长。

三季度贸易顺差扩大。三季度出口增长了35%，比二季度的37%略有下降。另一方面，进口增长明显放慢，从二季度的44%下降到三季度的30%，这可能是因为原料进口减少。因此，三季度贸易顺差达到了115亿美元，而二季度顺差仅为11亿美元，一季度为逆差86亿美元。

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流入再次增加。三季度资本流入（新增外汇储备减贸易顺差和FDI）总计为176亿美元，而二季度时仅为99亿美元。最近M2供应量再次回升（9月为+13.9%，8月为+13.6%），同时，9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额连续第二个月加速增长，达到了2500亿人民币（8月为1160亿人民币，7月为270亿人民币）。

随着资本流入的增加，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再次加速增长，从二季度的14.2%上升至三季度的25.9%。今年前九个月，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9.9%，仅比1-8月下降了0.4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仅9月份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就达到了27.7%，高于8月的26.3%。

针对投资过热而实施的紧缩政策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再次超过了2003年26.7%的水平，是过去五年平均14.4%增长率的两倍。

由于中国消费者不依靠举债消费，因此，零售业保持健康增长。三季度零售业保持了二位数的增长率，估计为13.4%，比二季度的15%有所下降。我们认为，9月份零售额增长率从8月的13.1%和1-7月的12.8%增加到13.7%。除去价格影响，今年前九个月零售额增长了9.7%。我们认为，受到居民收入和储蓄增加的影响（1-9月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7%），未来两年居民消费情况要好于固定资本支出的情况。

由于国内外需求回升，工业生产没有减速。据报道，1-9月工厂产量增长了17%，与1-8月的17.1%相比，几乎没有下降。根据我们的计算，工业产量从二季度的17.6%下降到三季度的15.8% ，但仍高地过去五年平均12%的水平。我们估计，仅9月份工业产量就已增长了16.2%，连续两个月加速增长（8月为+15.9%，7月为+15.5%）。

过去两个月物价保持稳定。9月CPI增长率从7、8月的5.3%下降到5.2%。截止到目前，消费通胀率达到4.1%，大大高于2003年1.2%的水平。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今年通货膨胀上升的主要因素，1-9月食品价格上涨了10.9%，粮食价格飙升了28.4%。同时，住宅成本增加了4.4%。另一方面，服装、家用电器、交通工具和通讯产品价格继续回落。未来，其它价格指数，如生产价格指数和企业产品价格指数，也将下降。由于石油价格骤升，我们认为9月生产价格指数将增长近7%，这意味着企业利润继续下降。由于生产能力不足，食品和石油价格面临长期上涨压力，因此，我们预计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下去。

改革之路还很长

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远远高于历史总水平。我们认为，经济要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各类经济指标必须降至整体趋势以下，这样才能消除以前积累下来的不均衡。鉴于目前经济增长率仅略有下降，因此，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率高于当前可持续增长水平的时间越长，未来修正这一失衡所需的时间也越长，或者说未来修正这一失衡也越困难。我们认为，鉴于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政府现在还不能放松紧缩政策。为了避免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政府应在近期内采取进一步的紧缩措施。

跟踪中国经济的拐点

在出口、资本流动和房地产销售方面，市场力量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而政府控制着经济的其他方面。因此，出口、外汇储备，以及房地产销售可以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

出口是推动企业收入和银行存款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外汇储备增加反映的是资本流入和银行存款增加；购置房地产会影响到货币流动性。我认为，这三个指标将揭示出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许多信息。

由于中国的企业对存货的关注度不够，因此，生产指数常常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最终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尽管库存激增，中国经济也会继续增长，而且增长持续的时间要比通常情况下更长。

出口是重要的先行指标

中国的银行系统依赖储蓄发放贷款，而不是依靠债务清偿情况。当中国的出口（2003年为GDP的30%）与现在一样蓬勃发展时，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储蓄率大幅上升。

如果银行系统反周期地向出口部门注入资金（1998-2000年曾发生过），出口周期的影响可以被部分抵消。但是，银行贷款一直是顺周期的。这就是为什么，出口下降时，出口对贷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中国的出口实力来说，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两个因素。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是全球出口增长率的两倍，在过去两年里年均增长率为17%。2004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比去年增长了35.3%。在前三个周期中，出口在短短12个月中就从高峰下降至近于零的水平，增长高峰出现在二季度。如果出口周期的这种模式不发生变化，那么中国出口增长率将在6个月内下降至约10%（年增长率），并且在12个月中进一步下降至零或负增长。

美联储上调利率抑制人民币投机

每当人民币投机升温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常常会快速增长，这导致流动性过度增长、信贷迅速扩张。外汇储备激增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引发信贷过度增长。信贷过度扩张导致通货膨胀，资源从储蓄者流向贷款者，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金融机构贷款从二季度的5950亿人民币和一季度的8450亿人民币下降到三季度的3920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率从二季度的308亿美元和一季度的366亿美元上升到三季度的439亿美元。因此，四季度信贷规模将有足够的空间进一步扩大。

中国外汇储备的未来取向取决于美联储上调利率的速度，以及石油价格上涨的速度。美联储基金利率是决定人民币投机规模的最重要的变量。尽管美联储正在调升利率，但现在利率水平仍然低于通货膨胀率，这会鼓励投机行为。如果美联储基金利率上调至与通货膨胀率持平的水平（可能发生在2005年一季度），那么投机行为可能会大大减少。

石油价格将影响到中国的贸易平衡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历来资金只追逐那些不需要钱的人，当人们感到中国从很有钱变为很需要钱时，投机行为可能会停止，投机方向也会发生改变。此外，石油价格飙升也可以改变市场的这种投机预期。

房地产销售开始放慢

出售房地产是资金从居民手中转移到企业手中的最主要的渠道。2004年前8个月，房地产销售量比去年增长了40%。房地产销售额高达1.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4年GDP的8%，其中80%是住宅。我们估计，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因此增长了2.4万亿人民币。来自于房地产销售的资金（即使只有30%的首付款流入银行部门）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当资本流入导致信贷过度扩张时，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往往落后于投资增长的速度。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弱点之一。居民储蓄增长停滞导致居民购买力无法满足房地产供应量。

现在已经出现了房地产销售速度放慢的暂时迹象。例如，8月份居民住宅销售额增长了28.3%，而1-2月时增长率为50.7%，销售量增长率也从44%下降到8.4%。这是自1999年房地产牛市以来，下降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4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Abstract： Subtract： First， a literature reviewis mad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China and abroad. Second， based on the industry （e.g. transportation， storage， et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anel data （2003-2011） of Shanghai， Henan and Sichuan， a variable intercept and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is buil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fields， pla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关键词： 基础设施投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Key word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panel data；regression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44-02

0 引言

08年起全球经济整体陷入低迷，各国纷纷采取不同政策以应对经济危机，其中：通过调整投资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借以带动经济上扬是快速和有效的手段之一。同期，我国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该计划的质疑声有很多，其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都是热议的重点，但不可否认，四万亿计划确实有效地遏制住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保证了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面对未来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和挑战，需要从行业视角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甄别各行业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合理的布置行业发展政策和投资方向。

1 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World Bank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与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利、能源供给等经济性基础设施作为物质资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报告同时指出：“一个国家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活水平且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GDP就会增长1%”。该结论得到许多学术研究的支持：Rodan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Aschauer的研究证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效应。Barro建立了现代内生增长模型，加入了基础设施变量，提出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从我国的研究看，范九利和张军等分别利用中国基础设施总量数据和地区数据进行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联的检验实证，证明我国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效应。娄洪从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提出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机制。为进一步研究基础设施各行业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文章采用分行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作为研究变量，选取2003-2011年各省GDP、基础设施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2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分析

2.1 面板数据说明

按照World Bank对于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分类，同时考虑到我国行业数据统计口径，我们选取我国东、中、西部较具代表性的省市自治区上海、河南、四川的2003-2011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JT）、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DL）、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JY）、GDP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选择2000年为基期，计算上海、河南、四川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

2.2 模型参数选择与数据处理

由于宏观经济序列一般都是非平稳的，为了消除其异方差性并能够反映变量之间对经济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对上面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lnGDP 、lnJT 、lnDL 、lnJY ）。处理后的数据见表1。

第5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储蓄是美德。中国人的储蓄习惯，可以帮助应对老龄化问题。政府养老是不够的，个人、企业的储蓄非常重要。他批评了刺激消费的观点。他说：“不要把现在的经济增长的不太好的，比如说消费贡献率不够大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储蓄、勤俭节约。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不是一种罪过，胡吃海喝是一种罪过，不是一种推动内需的良好的行为。”钟伟警示，通货膨胀悄悄偷走了中国人的储蓄。1980年代，人们想不到养老会需要100万人民币，但现在人们就觉得100万养老很正常，而未来也许1000万都不够养老，这都是通胀造成的恶果。“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他都是扯淡。”于是，房价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老百姓为了在通胀中保护自己的财富，不得不选择投资房产，这是房价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

1 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力被忽视

从经济的发展阶段看，本世纪中国正好进入房地产大规模消费的阶段。房地产作为特殊的商品他能带动大量投资，也能带动大额消费。许多人看到房地产与政府过从甚密。却忽视了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巨大的拉动作用，房地产是一个涵盖了固定资产、居民和政府消费以及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特殊部门，其经济宽度和影响力，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2 房地产投资的经济贡献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来自房地产投资。首先，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初始效应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较高。

2.2 房地产部门增加投资所带动的产业内部收入增加较小,其产业收益的增加具有滞后性与分散性的特点,故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较小。

2.3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大于其初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总和,所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较大。

2.4 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要在固定资产总量平衡的前提下,调节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其次，房地产投资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关联产业来看,房地产投资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邮政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 对政府土地收入的贡献

政府通过房地产开发而取得的土地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因此，可以把这项开支实际上视同投资，并对地方直接带来经济贡献。从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同时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影响作用。中国正处在房地产集中消费阶段，加上中国人对房地产有着特殊的情节，便是德房地产业显得更加兴旺，对经济的带动能力比任何经济体都要大。

4 中国房地产业对住房消费和住房投资的贡献

传统理论将居民购房活动主要区分为住房消费与住房投资两大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购买的住房用于自己家庭居住，后者购买的住房并非用于自己家庭居住，而是为了出租以获得租金，或者等待住房价格上涨将其出售，以期从资产价格的上涨中获利。至于住房投机，它是与住房投资既有区别，又紧密相关的活动。虽然在学理层面上存在将二者清晰厘定的可能性，但正如徐滇庆所言，“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对住房投资与住房投机进行区分是很困难的，很难在二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正常的投资也许很快就转变为投机行为。”因为本文主要讨论房地产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显然属于现实操作层面，所以本文并未将住房投机单独作为一类活动与住房消费和住房投资相并列来进行考察，而是将其置于广义的住房投资的范畴之内。

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而言，对居民购房性质的研究至少存在三种分析视角：其一，基于国民经济帐户体系(SNA)的分析视角；其二，基于需求目的的分析视角；其三，基于虚拟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在不同分析视角下，对于居民购房性质，或者说对于何谓住房消费、何谓住房投资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每一种结论都建立于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之下，亦即只有基于各自独特的分析视角，才能找到其结论的合理性。对住房消费与住房投资在多重视角下的重新解读，从理论层面修正了传统认识，为重新审视住房消费、住房投资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重建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奠定了根基。

中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特别是2005年以来的本轮房地产业宏观调控高度重视住房消费与住房投资，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对二者的区别对待。“鼓励消费，抑制投资”成为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之一。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策，如“旧国八条”、“新国八条”和“国六条”等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同样是居民购房行为，却因购房目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消费与投资之分，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华夏与夷狄之分”一样，被反复强调。住房消费如同“华夏”，不仅在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中受到政策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在道德层面上也占据优势地位；相反，住房投资如同“夷狄”，不仅在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中受到政策的抑制和区别对待，而且在道德层面上也往往被置于受歧视的地位。抑制住房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传统理论看来，住房投资与信贷危机，乃至整个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有着某种天然联系；而住房消费似乎具备某种“抗体”，其引发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风险却很小。

许多学者把居民购买的用于自己家庭居住的住房看作是消费品，但他们却忽略了其有别于其他普通消费品的特殊性，而试图用研究普通商品价格形成与波动的方法来研究商品住房的价格形成与波动，即试图仅仅使用实际经济因素如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就业率等指标来解释和预测住宅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这就忽略了商品住房具有的有别于普通消费品的虚拟资产属性，采用这样的方法做出的预测往往是失败的。根据居民收入、家庭数量、人口数量、就业量、每年房屋建造许可和开工数量、空置率等实际经济变量及商品住房价格滞后变量对商品住房价格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对商品住房价格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难以预测价格变动的拐点，即使是预测最准确的模型错误率也高达52.73%。这是因为随着商品住房虚拟资产属性的日益增强，其价格波动越来越受到货币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因素的影响，而实际经济因素对商品住房市场的影响在逐步减弱。

参考文献：

[1]王春新中银《财经述评》2010年3月26日第36期.

[2]钟伟：中国的房价是一种货币现象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2011年7月27日.

[3]冷辉 冷奇安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及其经济贡献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

第6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雪灾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较大

文/贺振华

2008年1月份以来，我国大半地区遇到了罕见的雨雪灾害天气，截止到2月12日，官方报告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1111亿元，受灾地区达到20个省（市），受灾人口超过1亿人，死亡107人，失踪8人，受灾农作物1.77亿亩，绝收2530亩；森林受损面积近2.6亿亩；倒塌房屋35.4万间。事实上，2月1日以后，南方地区，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再次遭遇雨雪天气，可以预见，实际损失应该超过1111亿元。

此次雪灾主要影响南方地区，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通过对受影响地区的投资、出口、电力和运输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此次灾害由于时间长、范围广，将拉低一季度投资3.97个百分点，拉低出口2.8个百分点，基于不同的情景，影响经济增长0.35~1.04个百分点。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为10.1%，最差为9.7%。不过就全年来看，由于一季度经济总量占全年之比很低，并且一季度所受影响很容易在其他三个季度补足，所以雪灾对全年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的影响不大。

投资 ：一季度拖累3.97%

受影响地区的投资占比超过50%

我们有必要把此次受灾地区予以区别对待，根据民政部的灾情统计，湖南、贵州、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是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

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其次。我们把这些地区归为第二类。

江苏、浙江、上海受灾时间稍后，但是也非常严重。我们把这些地区归为第三类。

广东则由于周边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均遭遇严重灾害，必定受到很大牵连。

从这些地区的投资额来看，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投资额占全国投资额的15.95%；第二类地区的投资占比为20.68%；第三类地区占比16.61%，广东占比6.15%。

第一类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受影响时间至少在一个半月（受灾开始到灾害天气结束接近一个月，必要的恢复时间半个月）。

第二类地区受影响时间应该在一个月左右。第三类地区的受影响时间也应该在一个月左右（从1月下到2月中）。广东的受影响程度取决于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的交通和原料供应的恢复程度，预计受影响时间也应该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这样看来，至少有16%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要受到有一个半月的影响，其中很长一段时间的投资可能接近零。而另外43%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要受到一个月的影响。这就意味着，1月份59%的固定资产投资要受到影响，2月份估计也会有23%以上的投资受到影响。

灾害将拖累一季度投资下降3.97%，但是对年度投资影响非常有限

1月份和2月份本来就是投资很少的月份，所以对年度影响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如果假定最终每个月均有1/4的投资无法进行,一季度投资可能比正常情况减少3.97%。这意味着如果后期没有“补足”，则全年影响程度为0.8%，考虑到后期一般会“补足”，则基本没有影响。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投资最重要的还是企业投资意愿和国家的调控政策。

出口：一季度拖累2.8%

受灾地区占比大

南方地区是我国出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几个省市占据了我国总出口的近76%，因此这些地区受灾，必然影响到我国的出口。但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出口占比只有大约46%，如果排除浙江、江苏和上海，则只有大约6%。

一季度出口比正常水平少增2.8%

当然，由于1月份和2月份正值冬天，也是农历新年，所以出口量占全年的比例相对较小。

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南方地区的天气比较暖和，所以1月份和2月份出口占比也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月份出口约占全年的7%，二月份稍低，占6.5%。

所以这样算来，如果湖南等地减半，江苏、浙江只减少1/6，广东基本不受影响，则一季度出口减少2.8%。全年来看，大约只有1.06%的出口受到影响，即如果不考虑日后“补足”，灾害可能拉低出口0.76%。

用电与运输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

用电

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断电的影响最大。而此次雪灾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电力中断。据统计，一共有16个省份先后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受灾最严重的是华中电网和南方电网。华中电网一度有70%受到破坏。而南方电网中的贵州、广西受灾非常严重，贵州的500千伏的网络一度大部损坏。从现在的统计来看，另外两个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是浙江和安徽（属于华东电网）。

当然，按照往年的经验，1月份和2月份本来就是用电低谷。1月份用电占全年的7.9%，2月份约占6.2%。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受灾地区的用电至少要受到一周的影响，我们没有各个地区用电占比的准确数据，但是考虑到南方各省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投资占全国投资的60%，用电量也应该占到60%左右的水平。这样推算的话，如果假定有1/10的用电（总共3990万千瓦缺煤停机，总装机容量为7.1亿千瓦，约有6%受到影响，加上电网受损的因素，受影响用电应该有10%）受到影响，则一季度2%受到影响。全年大约有0.4%的用电需求受到潜在影响。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不可能所有地区在所有时间都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的电力弹性系数大约为1.3，因此如果电力需求下降2%，则一季度投资仅仅因为电力短缺就要受到1.5%的影响。

运输

所有受灾地区的交通运输量约占全国总量的52%，这就意味着，交通运输生产也会受到影响，相应的，这些地区企业的生产、销售和投资也会受到相应影响。从目前来看，水运受影响最小，空运次之，铁路运输再次，公路运输受影响最大。

就铁路运输而言，受灾地区运量占全部运量的38.2%，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京广线运量约占总运量的2.4%。但是，由于铁路运输互相关联，京广线的紧张很容易影响其他线路，所以潜在影响应该大于2.4%。

就公路运输而言，受灾地区的占比为58%。

不过，各省1月份和2月份运量占全年之比分别在5%和4%以下，也就是说两个月加总的占比在9%以下，这样推算，最差的情况是潜在受影响运力占全年公路运力的3%。

就水运而言，受影响地区占比大于70%，但是由于水运受影响不大，所以总体影响很小。

总结起来，从用电及运输的情况看，我们有必要对一季度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保持谨慎，因为这两个指标是最有代表性的。

通胀、经济增长和行业

经济增长受累0.35~1.04个百分点

第7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政府投资 私人投资 SVAR模型

引言

金融危机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依旧陷于债务危机，同时受到人民币升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外贸在短期内已难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受限于工资水平较低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在短期内也难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无疑成为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的首选工具。投资从主体分，可以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

经验表明，历次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具有见效快、易实施的特点，屡次被政府作为拉动经济的法宝。特别是2008年以后，在政府采取的“4万亿元财政支出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实现了稳增长的目标。但是学术界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降低了失业率，稳定了经济；反对者认为，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做法在短期内虽有一定效果，但是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愈加严重。2012年上半年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出现下滑的趋势，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增加政府投资的政策和计划。根据近期的政府投资计划，将远远超过2008年的投资计划总额。政府与学者，以及学者之间就是否继续使用扩大政府投资作为稳增长的手段争论愈加激烈。

文献综述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入效应。因为中国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金，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并且银行体系中的超额准备金表明中国经济中不存在资金需求竞争，因此政府借款不会导致资金需求上的竞争（曾令华，2000；王志伟等，2010）。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私人投资存在盲目性和非理性等原因，存在着显著的挤入效应（刘小文，2008）。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重点是高速公路、机场、铁路，以及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领域，而这些领域本来就是私人投资无力也不愿涉足的领域，并且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在私人投资缺乏利率弹性的情况下促进其发展（张海星，2001；贾松明，2002）。不管是从财政投资总量来看还是从财政投资的分类来看，对私人投资拉动效应都很强，且时滞较短，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郭庆旺、贾俊雪，2005）。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法研究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发现挤入效应在当期表现得较为明显，长期趋于减弱（吴洪鹏、刘璐，2007）。对黑龙江省和浙江省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进行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现为微弱的挤入效应（丛颖，2009； 郭鹰，2009）。

而主张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市场利率提高和国债投资挤占了社会资金，即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戴园晨，1999）。政府投资同样的项目，只是取代了原来的非国有投资（刘扭霞，2000）。由于政府投资会与私人部门争夺资源、人才，在市场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原先用于私人部门的资源会转向于公共投资（庄龙涛，1999），挤出效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产生作用（王宇，2003），而且还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于天义，2002）。随着金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和经济景气回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挤出效应将愈加明显（梁学平，2003）。通过S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表明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楚尔鸣、鲁旭，2008）。

现有研究对于分析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且得出了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但是也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大多笼统的将固定资产投资中扣除国有投资后作为私人投资进行分析，未能区分政府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的不同影响。第二，部分研究选择区域或者省份为研究对象，不具有全局意义。第三，定性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值得商榷。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私人资本有限，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为政府投资，选取这部分数据会严重干扰总体上政府投资对投资结构影响的准确性。第四，部分实证研究模型设定不严谨，假设存在谬误，特别是参数估计不准确。

本文的研究在全国层面，区分私人投资为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设定合理的假设，应用S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讨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模型选择与设定

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多使用VAR模型。但由于VAR模型并没有给出变量之间当期相关关系的确切形式，即在模型的右端不含有当期的内生变量，而这些当期相关关系隐藏在误差项的相关结构之中，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本文将采用SVAR模型（Structural VAR model，结构VAR模型），即在模型中包含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

（一）典型的SVAR（p）模型和识别

包含k个变量，滞后期为p阶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如下：

（1）

其中：Γ0是内生变量的k×k维系数列向量；Yt是k×1维内生变量列向量；c为k×1常数矩阵；Γp是p阶滞后期内生变量的k×k维系数矩阵；p表示滞后期数；ut为随机扰动向量结构式残差k×1维列向量，也是作用在内生变量Yt上的结构式冲击。

对于 SVAR 模型的识别问题，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一定的约束条件，使得估计出的VAR 模型对应的系数矩阵、对应的方差矩阵等统计量的个数不少于SVAR 模型中待求的未知量的个数。SVAR模型识别通常施加以下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对称矩阵的限制。一般采用的形式是令其为对角矩阵，即假设SVAR 模型中的结构扰动项之间彼此互不相关。该假设经常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假设，因为扰动因素之间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并没有很强的关联性。二是通过经济理论对矩阵Γ0进行适当的限制来获得，即Γ0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含义解释。

（二）研究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政府投资的变动如何冲击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因此做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政府投资受到外生变量财政政策的冲击，即结构性冲击为其自身，因此假设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对政府投资没有冲击影响。

假设2：考虑到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都是私人投资行为，假设彼此的冲击效应系数相等。

因此模型中含有4个内生变量，即k=4。根据模型基本约束条件和上述两个约束假设，将SVAR模型的残差et和结构性残差ut之间的线性关系矩阵设定为：

（2）

变量的排序依次为：政府投资（GI）、国内私人投资（NPI）、外商投资（FI）、国内总产出（GDP）。因此得到模型的识别方程为：

eGIt=uGIt （3）

（4）

（5）

（6）

其中eti表示第i个变量的残差；uti表示第i个变量的结构性残差；aij表示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结构式冲击系数；根据假设2，得aFINPI=aFINPI。至此，完成了模型估计的基本设定。

数据说明与处理

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并无官方准确界定和数据。本文将国有投资作为政府投资（GI），并将私人投资细分为国内私人投资（NPI）和外商投资（FI），以考察政府投资对投资结构以及国内总产出（GDP）的影响。根据年鉴中投资主体的登记类型数据，国有投资直接获取，外商投资为港澳台投资和外资加总获取，而国内私人投资为总投资扣除上述三项投资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之后才单独公布港澳台投资和外资数据，考虑得到实际变量的准确性和数据的易得，因此本文数据时间跨度为1993-2010年。取研究变量的对数以减少数据非线性变化对实证分析的影响，即LNGI、LNNPI、LNFI、LNGDP。

实证分析

（一）变量ADF检验

由于VAR理论要求模型中的变量平稳，基于VAR模型提出的SVAR模型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变量LNFI为无截距项和无趋势项1阶平稳序列，其他三个变量为无截距项和无趋势项2阶平稳序列。因此对四个时间序列的2阶差分序列进行分析。

（二）模型检验

经过在Eviews6中使用差分序列进行SVAR模型的滞后期P值测定，结果无外生变量的滞后期2阶为模型最优，即本文为SVAR（2）模型。

VAR模型的稳定性通过对模型的AR根值是否大于1，或AR根值图是否有点落在单位圆之外来判定，见图1。经测定，AR根值都小于1，最大值为0.994353，表明模型SVAR（2）是稳定的；残差合成自相关检验也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模型分析变量的排序依次为：政府投资、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结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系数估计都通过了Z统计量1%临界值的检验。aGINPI=20.93627>0，即1个百分点的政府投资冲击导致国内私人投资新息增加20.93627个百分点，表明政府投资对同期国内私人投资产生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aFINPI=aNPIFI=-22.582290，即1个百分点的国内总产出冲击导致国内私人投资新息增加51.85677个百分点，表明国内私人投资得益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aGIFI=12.75200>0，即1个百分点的政府投资冲击导致外商投资新息增加 12.75200个百分点，表明政府投资对外商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但是不如对国内私人投资挤入效应大。aGIGDP=-8.1442150，即1个百分点的国内私人投资冲击导致国内总产出新息增加 27.07751个百分点，表明国内私人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aFINPI=8.842398>0，即1个百分点的外商投资冲击导致国内总产出新息增加8.842398个百分点，表明外商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政府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的冲击影响，因此仅给出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对1单位标准差政府投资结构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观察期长度10，图中实线部分为脉冲响应轨迹，虚线部分为1%的置信水平，见图2、图3和图4。

从图2可以看出，在所观察的10期中，政府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冲击产生明显周期性变化。国内私人投资在第1期具有正向的响应，即政府投资对于国内私人投资在第1期具有挤入效应（1.9359%）。在第2期出现挤出效应（-1.4939%），在第4期出现最大挤出效应（-1.9642%），在此后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

图3所示观察的10期中，政府投资对外商投资冲击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与其对国内私人投资冲击影响一致。外商投资在第1期表现为微弱的挤入效应（1.6738%），在第2期冲击效应不明显。但是在第3期出现最大挤出效应（-6.2978%），在此后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

图4表明，在所观察的10期中，政府投资对国内总产出冲击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但是周期比对私人投资的冲击周期要长，周期长约5年。国内总产出在第1期具有反向的响应，即政府投资在当期干扰经济的稳定（-2.7006%）。在第3期，政府投资对国内总产出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1223%）。在第5期产生最大冲击（-2.9793%）。在此后同样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

结论与建议

通过包含政府投资、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四个内生变量的SVAR（2）模型参数估计和政府投资对其他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对外商投资有微弱的挤入效应，但对国内总产出具有明显的冲击干扰，影响经济稳定；国内私人投资与外商投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并且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冲击，但国内私人投资对经济的稳定增长贡献明显大于外商投资；国内总产出能有效促进国内私人投资，并且吸引外商投资的持续流入。

在当前经济放缓、出口受阻和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政府投资作为短期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意义。建议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进一步放宽私人投资领域，扩大政府投资以带动私人投资，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政府投资明显周期性冲击经济的稳定，这与周期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因此不能滥用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不稳定。国内私人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的表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效地鼓励了国内私人资本的积累，同时吸引外资的进入。因此长期中，经济的稳定增长还需要依靠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吸引外商投资。同时，需要注意到国内私人投资与外商投资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考虑，在保证各类资本平等地位的同时，应该对某些领域注意对外资的限制和对国内私人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总的来说，在短期内，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调整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避开与私人投资的竞争，充分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长期中淡化积极财政政策，以国内私人投资为主导，辅之以外商投资，并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激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由投资、外贸和消费驱动转为消费、投资和外贸驱动的内生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财贸研究，2002（3）

3.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2（1）

4.曾令华.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是否有挤出效应.经济研究，2000（3）

第8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SARS对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约达1.5个百分点

自去年11月份在广东省发现首例SARS病例以来，SARS的扩散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2月份，疫情主要在广东省内传播，并于2月份进入高发期。第二 阶段是2、3月份间，疫情从广东省开始向外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北京等地。第三 阶段是3月下旬以来，广东省的疫情开始从高峰期下降，但北京、山西等地的疫情上升并向 其他地区扩散。第四阶段是自5月中旬以来，以北京的疫情从高峰期平台下降，其他地区的 疫情也开始缓解，疫情被控制在部分地区。虽然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形势依然严 峻。在少数省份，疫情还有向农村地区蔓延的趋势，少数地区传染源还没有完全被控制，一 旦防疫工作出现松懈和疏漏，疫情都有反弹的可能。同时，由于在医学上还没有找到治疗和 预防SARS病毒的有效药物，目前还没有能力消除SARS病毒，SARS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仍 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

然而，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我们认为疫情在6月底以前能够基本得到遏制。基于这 样的判断，我们认为SARS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是暂时的，二季度受到的影响最大，三季度 开始减弱。全年经济运行可能会出现“U”字型增长态势，第一季度最高，二、三季度最低 ，第四季度快速回升。

现根据我们对疫情发展的总体判断，通过对受SARS直接冲击最为明显的几方面情况的分 析，初步估算SARS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1．SARS将使旅游收入减少20％，对GDP的直接影响为1个百分点左右

旅游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受到SARS的负面影响是首当其冲的。2002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占 当年GDP的5.4个百分点，二、三季度我国接待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在全年入境游客总 人次和外汇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1％和53％。受SARS的影响，许多国家了来华旅游“劝戒 令”。从3月份开始，到北京旅游的境外游客减少了80％。国内旅游业4月中旬开始陷入半停 业状态，仅今年“五一”黄金周的旅游收入减少将会使全年的旅游收入减少5％左右，并且 会导致铁路、民航以及一些疫区景区的旅游收入以更大的幅度减少，相当部分的旅行社出现 亏损。这种影响将持续到第三季度。预计今年二、三季度的旅游收入比上年减少40％，这将 使全年旅游收入同比下降20％，全年GDP增长率将因此而下降一个百分点。

2.SARS将使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下降一个百分点

餐饮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左右。由于居民减少外出就餐和公务、商务 性活动减少，预计今年二、三季度全国餐饮业零售额减少20％，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速度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批发零售贸易业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1％。SARS对批发 零售业和其他零售业的影响虽不如餐饮业明显，但也会一改今年一季度较快的增长势头，预 计二、三季度与去年基本持平。今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将从原先预测的9 ％降为8％(去年为8.8％)。

SARS对经济的影响首推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特别是对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以及娱 乐教育文化服务三大类支出。其中，对交通和文化娱乐支出的影响最大，这两项消费支出约 占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的6％左右。SARS虽然会增加人们的医疗保健支出，但由于这项支出是 非正常性支出，会对正常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因此这两方面的影响可以相互抵消。由于城 镇居民消费约占最终消费的45％左右，交通和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约占最终消费的3％左右 。受SARS的影响，如果城镇居民在交通和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减少1/3，再加上占最终消费3 5％的农村居民消费也会相应地减少，SARS可能会使全国的最终消费减少1.5个百分点左右 。虽然为防治SARS的传播，政府会追加支出建立一些医疗设施，但有关报道表明，即使把去 年的专项资金投入到今年使用，总额也只有55亿元，对最终消费的影响微不足道。需要说明 的是，SARS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直观地反映在对旅游及相关收入的影响上，这在前面已经 进行了估算，因此这部分对GDP的影响不应再进行重复估算。同时，由于我们重点是针对SAR S对今年经济影响的程度进行分析，因此也没有计入消费支出下降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但从 长期看，乘数效应是存在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相应地放大。

3．全年可能出现对外贸易逆差，影响GDP 0.3～0.5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我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局面，其中 出口同比增长33.5％，进口增长52.4％。由于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资合同，都需要 经过多轮商务谈判才能最终确定。受SARS的影响，今年后三个季度，特别是下半年我国外经 贸形势不容乐观。其中，占贸易总额42％的一般贸易出口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最大。广交 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全年一般贸易出口的情况。近年来，每年春秋两季（两届）广交 会出口成交额平均为130亿美元，平均每一届占当年一般贸易出口额的10％以上（加起来在2 0％以上）。但今年春季一期的出口成交额仅为33亿美元，还不到今年1、2月份单月一般贸 易出口的1/3（1～2月一般贸易出口额229亿美元，累计增长16.8％）。受SARS的影响，预 计今年二、三季度投资贸易洽谈会和境外的一些参展活动也不得不延期或取消，这对全年一 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预计全年一般贸易出口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差，导致净 出口对GDP增长由去年的正拉动变成今年的负拉动，影响在0.3～0.5个百分点左右。

作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东南亚、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样遭受SARS疫情的袭击而使我 国对外经贸环境恶化。2002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东盟和中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增长 了38.1％、31.7％和23.7％，与这些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分别 为7.2％、11.1％和8.8％。由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同属重点疫情区，虽然SARS不可能 改变中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高速增长的总体趋势，但势必会对与这些经贸伙伴的经济联系 产生冲击，推迟这些活动的开展。受SARS的影响，对美日欧等国的出口也会深受影响，全年 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速比2002年的21.8％大大减缓，其中出口增速将下降至10％以下。

4．SARS对全年投资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SARS对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信心的波动，以及与投资活动有关的商务考 察、谈判不能正常举行上。近日来，证券市场出现动荡，4月24日股指下跌3％左右，反应出 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波动。证券市场的波动将影响企业融资规模。人们减少出差使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商务考察、谈判在二、三季度不能正常进行，SARS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负面影响将在 三、四季度和明年初更明显表现出来。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景气上升期，企业投资积极 性较高，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同时，投资活动计划性、目的性较强，增长惯性较 大，再加上政府对SARS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视，预计全年投资增长幅度仍然可以保持在15％以 上。

利用外资直接投资可能会受到暂时冲击。2002年我国共引进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56.7％，引资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在2002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来 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占全部引进外资的34％和7.5％，来自东盟的外 商直接投资也占7％左右。由于来自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去年达到180亿美元，若今年减少 1/5，加上来自其他地区外资减少的量，全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低于500亿美元。

总之，上面只是对SARS对今年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分析，其条件限定在SA RS的严重影响仅限于第二、三季度，疫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社会保持基本稳定。 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较高的增长区间，诸多积极的影响和有力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SARS的消极影响，我们认为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在1.5个百分点左 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仍然可能保持在7.5％左右，高于年初确立的7％的调控目标。即 便如此，上述预测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比如各个地区为控制疫情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果断 措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关闭和隔离一些服务性行业可有效控制疫情，但对这些行业的短期 冲击是巨大的），又比如消费的替代（在城市，乘座交通工具出行减少的同时，骑自行车的 人数增加，使自行车的销量增加），这些都增加了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

就业等长期性深层次矛盾将更加突出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9％，比去年同期快2.3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长 速度最快的季度。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的上升期，但经济增长 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稳固。SARS有可能会使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这 主要表现在：

第一，使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和外贸出 口拉动型的高增长，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 百分点。相比之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了9.2％，仅高出去年同期0.8个百分点。 表现在物价方面，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了3.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了4.6％，而居民消费价格只上涨0.5％。消费需求受SARS的直接影响比投资需求大，投资 与消费增长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第二，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如果SARS疫情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向贫穷地区传播 ，会给那里的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使因病返贫的人口迅速提高，这可能使 我国几年来花大力气实施的降低最贫困人口的努力在部分地区功亏一篑。同时，SARS还可能 会造成一些病人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些城市低保人群和大部分农民需要依靠医疗保障和 社会救济，这可能使数量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更显得捉襟见肘。

第三，有可能使近期的就业矛盾更加突出。第三产业是我国当前增加就业的主攻方向， 而SARS对第三产业冲击较大，第三产业中部分商户会因SARS而出现经营困难、歇业和停业。 就业压力增大还表现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上。今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人数比去年净 增加50万人，4、5月份是毕业生联系工作的关键时期，广东、北京等地又是对毕业生需求比 较旺盛的地区，SARS的肆虐使一些大型招聘会取消，影响了一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我们必须对SARS的负面影响有充足的估计，要把困难想到前头，要把工作做细、做实。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不受这一突如其来冲击的影响而发生逆转。

SARS疫情发生后的反思

SARS在全国出现蔓延的势头有其客观因素，但在疫情发生初期，我们没有采取必要的措 施，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在疫情发展时，许多环节又暴露出不足。这些失误很值得 我们深入地反思。

第一，要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早期预警工作，建立高效的防范和紧急应对制度。 我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拥有相对完善的体系，但在应对重大 传染性疾病和突发性事件上，还缺乏经验，缺少一套高效的防范和紧急应对制度。我们要建 立一套从防范到预警、再到紧急应对措施等各个环节在内的完整的体系。这既要重视应用现 代网络技术，加快政府信息化建设，保证政府部门信息资源的畅通，又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 律、法规，加强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军队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一旦重大事件 发生，要做到权责明确、指挥得力。

第二，要高度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正确处理好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与人 民生命安全的矛盾，时时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繁重的经济发展任务，但一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忽视人民的身体健康，有时又以牺 牲一代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严重环境污染的事件频频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屡禁 不止。我们要在反思SARS疫情带来影响的基础上，在社会上，特别是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中树 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

第9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教育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度地概括了教育对经济的作用。理论上有关教育对经济作用的研究有很多，早在两百多年前，经济学界的先辈们就认识到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具体阐述了教育的资本价值，指出投资教育能够增加财富的积累能力，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李斯特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间接提出了教育促进国家经济的原理。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随着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提出以及人们对索洛残差的研究，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索洛使用生产方程考察投入－产出关系时，对除去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无法解释的“残余”贡献，提出了技术进步因素的观点，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引自姚益龙）。不少经验研究也证实了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贡献，舒尔茨研究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时认为，美国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33%的贡献率是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的（转引自张铁明）。丹尼森从历史统计分析角度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分解受到广泛的认可，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别，再将其细分并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1/5应归于教育。张铁明等对广州1978～1993年间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研究，得出该期间教育贡献率为32.3%，教育已成为最关键的生产力衍生要素。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理论在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姚益龙从13个方面总结了教育投资对其他部门生产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大大拓宽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范围。

下面，我们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实证借助于一个名叫mega-production function的普适生产函数，基本形式是：Yit=P（kit，pit，hit） i=1，2，…n，其中Yit，kit，pit和hit分别表示第i时间第t个国家或地区等效的产出量、资本量、劳动量以及人力资本，模型的具体形式是：

InGDP=C+β1InCAPT+β2InLABOR+β3InEDU+u

这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CAPT和LABOR分别指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劳动力），EDU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我们假设，如果一个区域的经济和教育同时发展即GDP和EDU同时增大，上式的β3应该满足：β3＞0。C和u为常数项和随机干扰项。

我们利用浙江1990～2004的数据进行检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由于数据收集的原因我们将用每万人在校生的平均教育年限来表示全省的教育水平，一般认为小学生的教育年限为6年，中学生为6+3+3=12年，大学生为16年。（表1）

对以上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再通过eview 3.1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得如下方程：

InGDP=17.65+0.658InCAPT-3.03InLABOR+4.511InEDU

Se=（6.999）（0.0488）（1.254）（1.7267）

T=（2.522）（13.5）（-2.417）（2.612） f=633.8438

P=（0.0284）（0.0000）（0.0342）（0.0242）（0.0000）

R2=0.994 =0.992DW=1.367

由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β3=4.511＞0，并且在2.42%的水平上显著，即假设成立。由此我们可知，浙江1990～2004年间反映全省教育水平的教育年限对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存在显著的影响，即全省GDP的增长可以部分地由教育的发展来解释。系数4.511说明，教育年限每提高1%，国内生产总值将提高4.511%，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二、区域不同教育结构差距对经济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看，更多更好的教育以及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条件。舒尔茨第一次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蔡、都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王晓霞选取了世界上12个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样本资料，利用回归建模定量研究了教育投入、居民文化程度和文教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将12个国家分成三种类型，反映出教育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作用。

第一部分站在教育的横向以及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区域总体教育水平发展差距对经济的影响问题，从纵向和静态的角度看，在某一段时间内，每个地区的教育规模都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及不同规模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组成，每种层次的教育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所带来的相对作用是不一样的。近年的一些研究也进一步从优化教育结构角度探讨了区域教育发展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林燕平根据1982年和199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数量分析得到文盲、半文盲人口，教育水平（通过各层次教育的人口数、产业间的教育结构及平均受教育年数等指标表达）与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个结果支持了教育水平是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基本原因之一的假设。缪尔达尔提到了教育发展结构上的扭曲对南亚贫困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Thorvaldur Gylfason从公共教育支出、女性受教育年数和中学注册率三方面对1980～1997年尼日利亚、约旦等国家比较分析得出其中不少国家经济增长过分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导致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再一次强调了教育促进区域经济的道理。陈志刚、王青通过对大学教育、中学教育给江西和江苏的经济带来的相对贡献进行估计和比较，发现在江苏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该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中等教育（贡献系数分别为0.274和0.164）；而在江西，情况却相反，中等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反而超过了高等教育（贡献系数分别为0.274和0.212）。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更充分地利用教育资源进而推动两省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江西应重点偏向发展中等教育，江苏则应重点偏向发展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