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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经济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城市社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社区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深入研究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区经济才慢慢从城市社会福利性的区服务中分离出来,它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所以,对社区经济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早就存在,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它。对于社区经济的认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经济就是街居经济。因为,既然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是街道和居委会,那么,社区经济也就是街居经济。二是认为社区经济是指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组合,凡是街道地区范围内的经济,都可以说是社区经济。三是把社区经济作广义上的理解,认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各种经济因素及其活动的总称,包括社区经济管理系统(如工商、税务、金融、物价等)、社区经济部门(如区、街和居委会经济组织、工商业、各种服务行业等)、社区经济活动的项目以及社区经济的活动。
以上三种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社区经济的。它不仅抛弃了社会学中有关“社区”、“社区建设”的特定内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它们都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只对社区经济中的“社区”作空间属性上的理解,而没有把社区经济的内涵表述完整。因为社区经济不只是包括街居经济,还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种观点则把社区经济的外延给扩大了,有无所不包之势;第三种观点更是穷尽经济之涵盖因素,把社区经济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由于这几种偏重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区建设”所拥有的社会学内涵,导致在解释社区经济时显得十分乏力。
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社区经济的内涵呢?本文认为,要界定社区经济,必须先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因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正是针对社区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社区建设”在社会学上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基层社区在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治安、务等各项事业与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把握社区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1.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必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和社区界定范围之内。社区即地域性社会,地域性是社区经济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成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不仅是指其经济主体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劳动力构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动力和主要技术的构成主体。
2.社会性。社会性是社区经济诸特征中最为突出的体现。社区虽然首先是指一种地域性社会,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还带有感情、特殊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不能像其他经济类型那样,一味地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社区经济的社会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区经济不仅要讲究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是广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偿服务,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建设的后劲,而且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质的不断提高。
3.服务性。社区经济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其宗旨是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全面发展服务。所以,并非在社区内的一切经济都是属于社区经济的范畴,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的服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其构成来看,社区经济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二是从其性质来看,社区经济的性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其发展方针是“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社区本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遗补缺的方针,积极发展综合服务事业,这已构成社区经济的主要方面,成为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4.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内容的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房地产、旅游、商业、餐饮、医疗保险、建筑安装、文化教育等产业。二是经济成分多样性。社区经济除了集体经济这个主导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私营、个体、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的一切经济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区经济的一部分。三是经营方式的多样性。社区经济一般规模不大,但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随时调整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竞争,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社区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社区经济目前正处于实践摸索和理论探讨的阶段。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理论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毕竟起步比较晚。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面临着不容回避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
1.资本不充足
(1)社区的纵向联系传统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对社区街居实行襁褓般的束缚的同时,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这种体制下,社区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条件和动机。在计划经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改革后,社区内的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社区居委会成为自治组织,互动合作关系。但目前有的地方的社区组织,无论思想和行为上都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滞后于形势发展,习惯于依赖政府,过着“等、靠、要”的日子。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些社区组织不是紧抓机遇,而是“瘸子打围坐着喊”,不行动,依赖政府获得“首长项目”以便取得财政保证。
(2)社区的横向关联程度低
城市社区经济发展,要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最大化利润。而从目前城市社区经济的现状看,长期以来倾向于和政府之间的纵向、封闭、传统的联系,而忽视跨社区和产业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产生了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3)社区资金短缺
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但对城市社区来说,资金短缺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奖金投向社区的数量毕竟太少。另一方面,社区自有财力较弱,城区财政仅能维持一般工资支出,是“吃饭”的财政,险些之外,无力担当投资发展经济的(下转109页)
(上接107页)任务,不能成为国有资金投向对象。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光靠政府拔款,主要要靠自身的实力来支撑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经济恰恰是在自有财力上短缺。
2.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建设、管理社区的经验和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以至于我们在着力发展社区经济时出现战略决策的失误,战略重点的失衡,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新的问题。如,以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不恰当的位置,许多城市忽视轻工业,与此相适应,势必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轻视经济效益,重视生产用品而轻视生活用品。受这种发展战略的影响,我们原先的一些社区经济的结构自然地有着“畸重畸轻”的痕迹。许多城市社区超越自身条件的许可范围而贪大而求全,忽视固有的优势而追求自成体系,忽视长期发展战略而追求短期效益,以至生产结构上比较失调。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和利用,生产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消费结构上供不应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技术结构上不能及时更新换代向高层次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极不相称,体现不出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
3.管理不完善
我国城市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纵向的集权式管理机制,虽然也有几次变革,但主要是在调整条条块块的管理权限上做文章,没有跳出以行政部门和行政方法管理企业的圈子,仍然是矛盾重重,根本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城市社区经济的管理也不外乎如此,其主要弊端是:
(1)条块分割严重
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域管理社区经济,最突出的矛盾是条块分割。在一个城市内,社区工业企业有的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有的按行业关系划分,自成体系,条块分割,很难对其进行统筹规划,综合管理,造成生产与存储、生产与销售的脱节,影响了商品的流通,阻碍了条块之间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城市社区所有制的改革取向更弱,无论是“大集体”、“小集体”,还是国有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合作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其产权管理政府仍没有“松手”,过渡性质较为明显。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三化”协调;新型农村社区;中原经济区;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2-0108-04
作者简介:李彦普(1977-),女,河南西峡县人,黄河科技学院商贸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研究”(2012-GH-175)。
河南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保粮任务重,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人多地少是制约“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现实问题,城镇化水平低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最突出的聚焦点。这一状况对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变形成倒逼压力,要求河南必须创新城镇化发展思路,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段历史过程。其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传统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这是一种典型的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地区模式探索
(一)新密模式
新密是河南省26个加快城镇化进程重点县(市)、35个扩权县(市)和23个对外开放重点县(市)之一。作为集经济发达县、郑州都市区郊区、资源型城市等基本特征于一体的新型城市,以“城镇社区抓改造、煤矿沉陷区抓安居、贫困山区抓搬迁”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城镇化建设的“新密模式”。从构建郑州大都市区中谋划发展定位,调整发展思路,跳出原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坚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建立起合村并城、合村并镇、合村并点,形成城区为主体、重点镇为支撑、新型社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体系。目前建成和在建新型农村社区36个,涉及83个行政村、农户3.27万户,节约建设用地1.08万亩。大力推进土地流转,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用地保障。
(二)舞钢模式
在工业基础良好的舞钢市,实行“社区”与“产业集聚区”一对一联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促进在新型社区集中居住的“离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为工农分割、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格局的县域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舞钢样本”,成为全省“新型城镇化的示范”。舞钢市围绕钢铁和棉纺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依托舞阳钢铁公司特宽特厚钢板生产优势,以诚海纺织服装园为龙头,建成了完整的钢铁和纺织产业链。根据规划,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在“十二五”结束之年,提供超过5万人的就业岗位,在未来这一数字将达到10万人。这意味着,舞钢市超过一半的农民能够在这里实现就业。同时,舞钢市按照“一城四镇十七个中心社区”的城镇建设体系,按照“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方式推进土地流转工作,专门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在各乡镇设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站,让农民搬入社区,使村庄占地大幅减少。
(三)潢川模式
潢川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围绕工农对接、产城融合,谋划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首先潢川从农业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出发,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营规模,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文章,在全国、河南省较早探索出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华英模式”,涌现出华英集团、黄国粮业等一批龙头企业,构建起产加销一体化的食品工业体系,形成工农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其次潢川加快实现产业积聚,按照“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产城融合、相互促进,合理布局”的发展要求,实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城市拓展区“三区”联动、组团式发展,加快“潢光一体化”进程,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同时加快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步伐,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功能,提高品位,打造特色中心镇,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
(四)固始模式
固始县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抓手,加大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走出了一条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之路。固始县采取城镇集群发展,坚持“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提升、对接周边”的空间布局原则,发挥县城核心带动作用,把特色相近、产业相联、功能相关的乡镇联结组团发展,培育整体优势。全面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把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提高承接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全面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按照“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量力而行”的原则,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城镇体系规划,积极开展农村社区试点,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使农村人口能够“进得来、稳得住”。在农业方面,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促使农村人口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行农工贸紧密衔接,“三化”协调发展。
(五)淮阳模式
淮阳县从促进三次产业联动融合发展入手,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业资源与加工业、文化旅游业有机耦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相互渗透、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富民富县的“根植式”内生发展模式。淮阳县一是充分利用外部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县域外转移,缓解人口压力;二是抓住国家不断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和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的有利政策环境,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三是顺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对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深入挖掘农业资源,大力发展多功能农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结构升级;四是适应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强化县城和中心城镇带动,培育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人口等生产要素产业集聚,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粮食生产大县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三、河南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启示
(一)发挥新型农村社区的基础载体作用
在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推进期,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还很突出,城乡发展仍不平衡。大批农村出现“穷、空、散”的现象,留在农村的农民生活居住环境依然是“脏乱差”,造成农村发展速度减缓。为了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生活环境、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等方面的差别,提高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势在必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节约土地,为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拓展空间;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改善农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可以全面提高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迫切需要。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强化产业支撑
构建农村社区虽然一揽子改变了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如果不能相应解决“离地”人口的就业问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类似南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使“三农”问题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农民进入新型社区居住固然改善了“离地”农民的生活条件,但如果他们无业可就,无论住进多么高档的社区最后也会变成城市贫民。因此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定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承载能力,促进在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的“离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这样就通过“产业集聚区”这一媒介,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使失地农民在脱离土地转化为雇用劳动力时实现了软着陆,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同步转变,从而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陷阱。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大县对新型城镇化的探索表明,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时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发展高效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可以有效推动农业与城镇建设有机融合,从而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对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的贡献是提供农产品保障和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要素支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占比会越来越低,但是农业的功能却不断扩展。农业集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为一体的产业特征,使得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观光休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逐渐彰显出来,从而使得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不仅不会减弱而且更加强化。
四、河南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的对策建议
(一)以产业集聚区为支撑,推进产城互动
产城互动,是以产业发展为前提建设城镇,以城镇建设为基础发展产业,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互融合、联动推进的过程。城市化的实质是劳动者就业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也是解决就业问题,而产城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以产业发展为前提,从而会创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镇者“乐业”才可能“安居”,“安居”才可能消费,消费才能催发城镇的繁荣。因此,产城互动以居民为中心构建起城镇发展链,是新型城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发达县的小城镇顺利实现了向“城市型”小城镇的转型,正是因为走上了产城互动的发展道路。
产城互动的前提是产业集聚区建设。河南省应大力推进工业集聚发展与合理布局,通过整合重点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构建优势产业发展带,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加强工业化城镇化互动。一是加快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坚持“一园一主业、园区有特色”,明确各类产业园区定位,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和开发机制,提升园区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错位竞争的园区发展格局。二是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对产业布局的政策引导,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发展壮大食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优势产业集群。三是强化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加强分类指导,突出各自特色,促进合理分工,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内优势互补和产业集聚。
(二)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引领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中原经济区要实行新型城镇化,重点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难点也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各地探索了不同的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道路,但是河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差别很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山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压力十分巨大。
当前河南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总体思路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引资、群众集资”的原则进行。对于城郊结合部,可以通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将其纳入城市化体系,就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农村腾出来的用地可以用于城市设施,或用于都市农业的发展;对于有一定产业化基础的农村,可以通过产业发展的支撑,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融合,使农村新型社区建立在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对于农业发达的农村,可以建立特色农业体系,以特色农业支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工业发展滞后、距离城市较远、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可以通过政府扶持、群众自筹等方式,建立社区,同时根据本地特点,寻找出可以发展的相对优势的产业,包括第三产业如旅游业等,最终使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建立在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上。
(三)完善新型城镇体系建设
构建和完善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的五级城镇体系。1.提高郑州首位度。发挥郑州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将郑州建设成为彰显黄河文化和中原城市特色、宜商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的生态型、创新型城市。2.将地级市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按照规模做大、实力做强、功能做优、环境做美的原则,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增强聚集要素和辐射带动地区发展作用,壮大省辖市规模,使之成为各区域空间组织的核心。对于河南省沿边的区域中心城市,要加强与省外地级市的合作,建立地区发展联盟。3.提升县城发展水平。通过产业集聚区建设做大做强产业基础,使县城发展具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完善县城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县城人口素质,加快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使县城成为县级经济发展的启动器。4.加快中心镇建设。对于较大的镇,要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提升,提高其聚集资源和辐射周边的能力,使之成为当地农民走向城市化的重要载体。
(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能力
首先,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对现有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积极清除那些对农民工存在歧视与排斥的制度政策,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要在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公共卫生权、政治参与权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所有农民工,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把在城市稳定就业以及困难农民工家庭住房纳入政府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享受范围。建立农民工能够有序参与的政治保障机制,实现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推动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和身份变换同步进行。
其次,创新土地制度。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既要为工业化、城市化腾出空间,也要保障农民利益。要充分尊重农民自愿,解决制止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的错误行为,加大对征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市场化的操作。试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应允许农民通过有偿退出宅基地或宅基地置换而获得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形式参与经营,促进土地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集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再次,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是城乡社会二元发展的直接后果,也是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应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对农村实施倾斜政策,以实现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社会保障资源、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等公共资源在城乡的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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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芝(1981-),女,汉族,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0级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摘要: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社区体育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基本途径,近年来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特别是第二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大大激发了全社会对体育前所未有的关注。从2009年起,国务院批准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群众体育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社区体育提供了更高的工作目标和要求。社区体育事业在受到政府和群众普遍关注的同时也暴露出众多的问题。社区体育计划性不强;缺少体育设施、器材;缺乏必要的开展体育活动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缺乏体育专门人才的专业指导等等。这些问题使得目前社区体育活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体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关键词:新乡市;社区体育;开展现状
社区体育是指在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旌为物质条件,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活动。社区体育是一种区域性体育,是面向全体社区成员的体育;它以本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条件,其宗旨是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巩固和发展社区感情。
1.社区体育活动的特点
社区体育的主要组织形式是街道社区体协、居民体育活动小组和晨晚练体育活动点等,其中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最主要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植根在城市的最基层,是群众体育实现生活化、普遍化的保证。
社区体育是面向全体社区成员的,但由于中青年人迫于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受到限制,因此参与主体以老年人为主。
多数活动点在早晨8点以前活动,这既与活动点缺乏活动场所有关,也与我国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有关。当前初级阶段的社区体育,由于受到体育场地设施条件的限制,社区体育的活动内容以走(跑)步、气功、健身操、交谊舞、武术等内容为主,非竞技化、韵律性、传统性、文体一体化特点十分明确。社区体育活动点主要在就近的公园、街道居委会场地、居民庭院的空地等。我国社区体育场地严重匮乏,难以满足需要,不得不利用公园、空地作为补充。
2. 社区体育服务的构成
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的增长、体育利益取向的改变,全面健身计划的实施和社区的发展,必将推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辖区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场地设施是构成社区体育服务的重要物资要素,利用和创造良好的健身设施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是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举措。
信息和宣传是一种很重要的体育服务,它能够使体育锻炼者了解时新的体育健身理论和方法,及时地纠正一些锻炼中存在的问题。技术指导、树立正确的健身观等,都要通过信息和宣传来加以强化。
3.新乡市社区体育管理体制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3.1新乡市社区体育设施可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室内的体育设施集中在社区的健身场馆内,室外的主要为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游泳池以及一些健身场所等。体育设施占地面积包括户外体育设施用地面积和室内体育设施用地建筑面积。调查中发现,新乡市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建设要比老城区情况好,高档楼盘住宅区体育设施要比普通社区好。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是新建社区在体育设施规划及用地面积上灵活性较高,能较充分地考虑到居民的体育设施服务需求。二是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高社区体育设施的配套建设。三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提升楼盘的影响力,以社区内的体育配套设施作为卖点,促进楼盘的销售。
3.2新乡市城市基层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正在构建之中,尚未形成成熟、完善
的管理体制。其城市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是以行政为主导的纵向结构组织管理体制,是在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体育组织参与下的管理。本辖区的社区体育有组织、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在随即抽样调查的2个街道都成立了社区体育的工作机构,那就是社区体育工作协会。虽然体育工作协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办事处及社区的兼职工作人员,但也包含了政府和社会对社区体育的管理以及基层社区内部的体育管理两个层次。从社区体育管理部门来看,它对本社区的体育行使着管理的职能;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育管理的职能部门来说,它又是被管理者。在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中街道办事处是社区体育的主要依托,在政府的领导下行使基层政府的部分权力,办理社区的各种政府行政事务,对辖区的社区体育行使组织、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
4.针对新乡市社区体育开展的情况,应当从以下方面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全民健身活动,按《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要求,真正把全民健身列入政府的工作计划,纳入统筹考虑和安排,在宏观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倾斜,并设专门监督机构进行督促,每年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并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经费、场地等问题,在现有基础上修建一定数量的大众健身场所。制定社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大社区体育宣传力度,多渠道地开展社区体育宣传活动。支持和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在社区内兴办体育锻炼场所,大力开发社区体育消费市、区体育部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各体育组织要加强与城建、规划、开发单位的协调配合,积极做好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选址、管理和指导工作。(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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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市“城中村”改社区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区“城中村”改社区工作。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中村”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城中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城中村”本质还是农村社区,城乡二元结构是其基本特征,之所以称之为“村”,就是因为它在城市中却依然保留着农村的特点,无论从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从我们谢桥新区来看,“城中村”与它外部的城市环境是两重天:“城中村”外建筑规划有序、道路宽阔畅通、绿树成荫,各功能区互不干扰;“城中村”内家家户户乱搭乱建,蓝棚棚整的像军事基地,村内建筑间距过小,采光、通风不足,危房、“一线天”、“握手楼”比比皆是,缺乏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城中村”改社区,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品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市政府安排的硬性任务。今年,市下达我区“城中村”改社区的任务是谢桥街道的谢桥村、楚溪村和唐家寨村,其中:谢桥村改社区试点要在6月底前完成,楚溪村和唐家寨村改社区要在11月底前完成。大家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城中村”改社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市下达任务全面完成。
按照国内“城中村”改社区的普遍做法,这项工作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上的改造,主要包括“城中村”的规划建设、集体资产和集体土地处置;二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造,主要包括“城中村”户籍改革、社区建设和运行模式改革、居民和社会保障、社会事务等;三是精神或文化层面上的改造,主要包括“城中村”宣传动员和市民意识培养。刚才,梁巨云同志宣读的我区实施方案里讲的比较详细,我就不一一介绍。“城中村”改社区面对的最直接、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物质层面的改革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城中村”改社区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利益无疑成为各方面摩擦的焦点。在改社区过程中,如何平衡各方面利益则成为改造是否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各有关部门、谢桥街道要统筹兼顾,精密组织,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关系,确保居民在改社区后利益不缺失、生活有保障、发展更迅速、社会更和谐。要重点把握两点:
很多社会学者都先后提出过农村社区的概念,虽然定义各有不同,但是大都包含了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
1)人口密度低、人口同质性强、聚居规模较小。
2)经济结构单一、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方式。
3)社区成员之间关系密切,血缘关系浓厚。
4)农村社区是多种功能聚集的地域空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也越来越热烈,新型农村社区是目前较为广泛的建设方法。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新型农村社区是指在城乡统筹、合理布局村镇规划的基础上,以中心村为主体,一般由2个~4个行政村通过迁并、整合、组建而成的,具有一定同质人口规模且具有较完善公共设施的农村复合单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行以来,在全国多地进行了试点建设,山东、武汉等地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探索,现有“城镇开发建设带动”模式、“产城联动”模式、“中心村建设”模式等多种建设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从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通过村庄资源整合,农民迁移聚居、公共设施布局、产业格局优化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进而缩小城乡差距。
2“村落社区”建设模式的提出
2.1“村落社区”概念与建设意义
“村落社区”模式的提出是针对于单个行政村而言的,是一种近似新型农村建设中“一村一社区”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模式,是在行政村规划用地范围内,通过确定村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制定村庄的发展目标,对村庄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以此来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提升农村整体环境,缩小城市乡村差距,做到“自下而上”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适用村庄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一定地理位置优势,离上一层级行政单位或中心村等距离较近,交通条件不闭塞。
2)农民民居布置相对集中,或村民主要居住区域与村庄主要产业地块分界清楚。
3)村落应具有一定的特色,可以发展除农业以外的特色产业。“村落社区”的提出,可以指导行政村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计划,既对村庄旧的布局进行改造,也对村庄发展路径进行更新;既引入新的居住模式,享受城市化的现代生活服务,又保留现有村庄特色,传承特色民俗文化。
2.2“村落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村落社区”的构建主要包括村庄规划、文化传承和村务管理三方面主要内容。村庄规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的规划是将单一行政村落放到镇域范围内,承接村镇总体规划,对行政村所辖范围的土地、资源、产业和基础设施等进行合理的规划。主要包括对村庄的现状条件分析、村庄类型确定、村庄规模及发展定位,并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做出合理的评价和预测,制定农民增收措施以及预期的农村社会生活发展水平。微观的规划是针对村庄内部用地而言的,主要内容有确定村落各项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包括居住用地、生产建筑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同时具体规划村庄内部的道路、绿化景观、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工程和综合防灾等基础设施的规模、位置和走向。“村落社区”的微观建设的用地布局内容主要是针对相应模式下的居住组团、旅游组团、工业产业组团、农业组团进行合理布置规划,并针对居住组团深入规划,通过设置居住小区来构建农村社区中的邻里网络。文化传承的建设内容,主要涉及规划学和社会学两方面:
1)在规划学指导下对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建筑进行保护和更新,确定周围空间的协调规划;并对村庄民居建筑、公共活动空间和景观节点进行合理建设,突出村庄特色。
2)在社会学的指导下,制定文化传承路径。
村务管理的建设内容,从规划学、社会学和管理学三方面入手将村落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村落社区”型农村:
1)应在规划建设内容中充分反映农民意愿,从而保障规划实施“落地”;
2)建设和谐的村内邻里组织,保护村落内生自组织的有序发展。
2.3“村落社区”模式分类
根据对村落社区的定义,村落社区的构建模式首先应在“土地集约、布局合理、产业兼业、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原则统领进行探讨。其次在深入了解村落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农村特色,合理定位、确定村落发展方向。最后结合上一层级的发展理念和村庄发展的优势与不足,确定可持续的规划建设模式。村落社区模式的构建是一种动态的规划方法,可以根据村落社区规划布局分为居住社区、产业社区和农业社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不同社区成分和构成方式,可以对村落社区的模式进行多层次的分类。
1)根据产业类型分类。根据农村自身的现状情况以及特色产业,将村落社区分为特色农业主导型、特色旅游带动型、工业企业支撑型和特色资源带动型四类。
2)“点—线—面”布局分类。村落社区规划和城市社区规划相同,在构成模式上都遵循“点—线—面”的构成理论。村落社区规划的“点”分别为居住组团、工业组团、旅游组团和农业组团,“线”为村落空间发展轴线,“面”为合理规划的村落空间布局。根据村落现状的布局格式和地形特点,“村落社区”模式可以分类如下:a.职能分区布局模式。对于职能分区相对较为复杂,构成元素较为复杂,有不止一项经济产业的村落。村落各组团按照一定的有序空间进行组合,强调村庄土地分区协调,各组团用地有机结合。b.带状布局模式。当村庄一侧地形较为特殊,靠山或沿河的时候,此时村庄通常为沿山脚河流走向呈带状分布。在都建村落社区的时候,建设要结合现有村庄格局进行带状布局。c.街巷式布局模式。我国东北村庄最主要的一般特色就是院落与街巷(也称胡同),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规划的过程中,东北特色显著的街巷布局模式也是最广泛采取的一种模式,适用范围最广。d.围合式布局模式。围合式布局强调村民居住组团和公共空间的重要性,通常作为中心组团,其他可能存在的组团散布在中心组团周围。一般来说适用于新开发的村落,现状基础较差,农村特色不突出,是由规划者的意识进行指导的村庄建设,实用性较小,一般用于村庄重建的意向表达。
2.4“村落社区”规划建设的主要内容
农村建设受资源因素、建筑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制度因素的多方面影响,综合考虑村庄实际和各项影响因素,“村落社区”的构建主要包括村庄规划、文化传承和村务管理三方面主要内容。村庄规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的规划是村域规划,将单一行政村落放到镇域范围内,承接乡镇总体规划和近期发展规划,对行政村所辖范围的土地、资源、产业和基础设施等进行合理的规划。主要包括对村庄的现状条件分析、村庄类型确定、村庄规模及发展定位,并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做出合理的评价和预测,制定农民增收措施以及预期的农村社会生活发展水平。微观的规划是针对村庄内部用地而言的,主要内容有确定村落各项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包括居住用地、生产建筑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同时具体规划村庄内部的道路、绿化景观、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工程和综合防灾等基础设施的规模、位置和走向。“村落社区”的微观建设的用地布局内容主要是针对相应模式下的居住组团、旅游组团、工业产业组团,农业组团进行合理布置规划,并针对居住组团深入规划,通过设置居住小区来构建农村社区中的邻里网络。“村落社区”建设中的文化传承和村务管理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多学科综合交叉的。文化传承的建设内容,涉及规划学和社会学两方面:
1)在规划学指导下对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建筑进行保护和更新,确定周围空间的协调规划;并对村庄民居建筑、公共活动空间和景观节点进行合理建设,突出村庄特色。
2)在社会学的指导下,在村落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下开展村落特色民俗文化宣扬工作,制定文化传承路径。村务管理的建设内容,涉及规划学、社会学和管理学三方面,为了将村落建设成为资源集约、特色鲜明的“村落社区”型农村:a.应在规划建设内容中充分反映农民意愿,从而保障规划实施“落地”;b.建设和谐的村内邻里组织,保护村落内生自组织的有序发展。
3“村落社区”构建路径
3.1主体分析
主体分析是指在“村落社区”构建之初,要确定农村规划建设的行为主体,本文认为农村规划的主体有三方面,分别是农村村民、政府机构和规划人员,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建“村落社区”建设主体。“村落社区”建设的基本主体是农村及其村民,因此村落规划建设的推进应该尊重村庄个体的内源规律、充分考虑农民群体的意愿,发掘村民内在对于村庄社区构建的积极性,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规划。为了充分把握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可以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村民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从而把握其需求规律,进行模式选择和规划调整;同时,在规划前期进行充分的调研,在规划的过程中开展广泛的公众参与,减少个体行为的不利因素,构建“自下而上”的规划氛围,最终形成以人的基本活动特征和需求为出发点的规划思路。政府机构在村庄规划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承载引导的作用,引导村庄进行良性发展,引导村民表达理性诉求、引导规划人员设计合理方案。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在村庄建设的过程中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接上一层面的规划指导、政策规章,引领农村基础建设的主导方向。规划人员是“村落社区”建设的主要工作者,要将专业的规划知识运用到社区创建中,但又不脱离农村实际、符合农民需求。规划人员在进行“村落社区”构建的过程中,要做到“调研先行、综合认知”,了解背景政策、村庄情况和农民需求,并进行综合评价,为接下来进行的村庄建设具体规划步骤做好项目导航。
3.2规划步骤
“村落社区”的规划步骤符合一般村庄建设的流程,并在基础规划的层次上增强对于村落社区居住组团的建设。总得来说其规划步骤是对农村内部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进行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选择最适宜村庄发展的社区模式。并在具体环节操作的过程中注重社区空间内部的层次性,提升村庄建设的可识别性,杜绝“千村一面”现象的出现,构建和谐宜居的村落社区。
1)确定模式。规划村落社区,首先要对研究村落进行调研,正所谓“三分规划、七分调研”。通过调研对村庄的现状进行分析,摸清村庄的主要经济构成,从而确定村庄的类型、发展规模和经济定位。进而要通过现状进行总结和深入挖掘,明确农村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内外部影响因素,确定解决相关问题的关键点、核心与目标,同时要结合村庄的文化脉络和自然属性,重视村庄特色传统,从而来确定适宜的“村落社区”模式。
2)规划设计。在因地制宜确定社区模式后,进行村庄具体相关内容的规划设计。首先要进行村庄平面布局,各组团的选址、规模、功能布局和空间布局既要方便村民生活,也要卫生、安全、合理,综合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在空间方面要将与居住功能相配套的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相对集中地布置在农村社区中心位置,以构建起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服务网络。其次要根据市政工程相关规划规范,结合人口预测用量,合理布置村庄各项工程管线。
3)居住组团构建。对村落社区中的居住组团进行重点规划,结合现状进行农村居民区布点的空间重构,建设村落邻里网络,包括微观上的农户用地规模、用地类型、居民点的集中布局,以及中观和宏观上的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及布局的重组。本文研究的村落社区居住组团,下设居住小区,每个小区由30户农户组成———邻里网络因子,每个小区按照农村习俗,继承现状居民点的构建模式;组团中要设置组团中心———邻里网络中心,中心配备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现以人为本的生活聚集理念,延续村庄中良好的地缘关系,保护村民的仁同意识和归属感,形成和谐的农村居住邻里关系。
4)文化传承。在村庄具体规划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村特有民俗的文化传承。在具体的规划操作过程中,表现为对农村色建筑的保留修建、公共空间的打造、展示空间和门户空间的建设以及景观节点的文化渗透。在不破坏资源的前提下,对于“村落社区”的建设应采取更新与传承相交织的方式,延续文脉、保护特色。
3.3后续推进
“村落社区”规划建设的后续推进工作,是指规划设计后,在村落建设实施的过程中和村落社区模式建成后所涉及的相关工作。本研究认为村落社区建设的后续工作可以从行动规划和村务管理两方面进行。行动规划是指规划的建设过程是逐步推进的,而非大刀阔斧的进行。具体工作步骤如表2所示。分层级的将规划落实,更易于村民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提升村民对于村落社区建设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进而提升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社区关系融合度;同时可以增强政府、村民、规划人员三者之间的沟通,使村落的规划更落于实际。村落社区模式下的村务管理工作,是空间—社会理论的一种递进,即通过居住小区的构建,每30户农户推举一位村民为意见代表,参与到村落规划或管理的相关事务讨论中来,并设置临时性村务研讨会,建设项目结束研讨会便自行取消。研究认为这种“以事论事”的村务管理方式能充分调动村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的村落社区式邻里网络。
4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社会经济改革、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及城乡生活拉-推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终转变为市民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十年过去了,流动人口仍然是城市的一类特殊群体:居住生活在城市但在身份和心理上并不属于城市的外来者。和谐社会、和谐社区构建的提出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投向流动人口:尽管在有些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由于资源的限制很难在短期内放开户籍制度,但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已经生活多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流动人口因其特殊性一直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半城市化”、边缘化的城市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途径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主题。于是一直难以跨越的户籍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认为只要解决户籍制度就能完成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成为瓶颈。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社会环境资源的最大承载容积限制还做不到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同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并不仅仅是制度系统的融入,更重要地是社会和心理的融入。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地流动人口跨越制度的屏蔽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融入城市?有学者指出,关于流动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不仅仅是以往研究中所专注的关于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中户籍身份以及附加在其上的各种福利制度变革,更是一种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以实现其自我及社会认同,是一种“制度建构”的研究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的研究范式的颠覆性转换。[1](张广利,张瑞华.山东社会科学.2012(5))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归根结底是流动人口群体从所属农村文化场域到城市文化场域的适应和融入问题,是一种从地域环境、生活方式特点、社会规范以及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城市社区作为除工作单位之外的基础生活单元,是城市文化场域的重要承载体之一,是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中融入社区的行动构建相比于制度变革同样重要的文化场域实践,城市社区可以实现社区居民的多种需求,尤其是满足“社会人”社会背景下“社区人”的安全需求、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有利于价值观念整合的“心理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社区,不仅是一种地域位置和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地域文化向另一种地域文化的进入,这种进入既有当地居民角度对异己文化的认知和接纳,也有流动人口角度对融入地文化的认知、适应直至融入。
二、社区文化视角流动人口融入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城市社会的融入实质上是对城市文化的适应、接纳和融合的过程,是体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日常生活观念、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心理特点等不同文化方面的相互适应。来自农村社区的流动人口和生活在城市的当地居民在长期的不同地域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一般而言,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是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多少标准进行划分。农村社区是以地缘为纽带、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基本由同质性劳动人口组成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社会。城市社区是以各种非农业生产和其他活动为基本特征,由异质性劳动活动人口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人口密集的地域社会。两类不同的社区,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内容、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点、心理、意识等,都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古典社会学时期的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农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伊始,学者们一直未曾间断对两个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差异的研究。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不同特征中成长起来的社区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出现城市社区生活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也是流动到城市社区的农村人口难以很快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客观因素,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融入障碍。布迪厄尔将语言能力看作一种文化资本,是“身体化内在资本”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肢体技能,语言,具体指的是言语,特别是语音,成为个人整体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完整地展示了个人与其社会世界的关系。[2]语言作为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其前提是人们之间拥有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表达方式。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语言表达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因为语言的差异而难以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活群体,语言成为区分当地人与非本地人非常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地域跨越比较大的流动人口,如南方流动到北方,或者北方流动到南方,语言表达差异较大,出现沟通障碍。曾经调查过268名流动人口,其中调研对象的22%表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愿意与当地人交流,并且希望有语言培训,以期能够在语言沟通方面与当地人无差别。
2.社会关系适应障碍。农村社区的邻里关系是首属群体为主,社区成员之间面对面形成的、具有亲密互动、情感交流全面的人际关系社会群体。“远亲不如近邻……”、“房前屋后,经久相处,友好往来”等镜像是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状态,农村社区居民之间大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繁,交往全面,生产和生活上的互助活动较多,具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体现人际交往的人本主义,尽管这种“熟人社会”交往半径和交往空间较小,但更容易形成我属群体,具有较为强烈的心里归属感;而城市社区由于居住模式、单位社区解体以及流动性的增加,邻里关系正在逐渐淡化甚至消失,邻里之间很少交流和互动,“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常态,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大多是“陌生人的社会”,人际交往的“业缘性”大于“血缘性和地缘性”,人际交往的内容为事本主义,有限性的交往和目的导向的交往方式。长期文化氛围内形成的人际交往态度,让流动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很难适应城市社区人们的交往模式,总感到城市人际交往的不适应,只能在有限的内卷化交往空间内获得安慰和温暖。
3.价值判断的融入障碍。一方面,流动人口作为外来的、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群体具有主观能动的价值判断。在城市生活较久的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社区,并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这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内在期望,也是为应对各种生活困难和挑战、保证个体本体性安全所做选择的应对策略和行动,由此而形成影响流动人口行为倾向的内在动力,外在表现为对城市社区生活所进行融入的努力行为。在与社会主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构建自身的城市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主体的友善以及对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接纳,但同时社会生活的现实使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和当地居民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差异,如户籍、住房、语言、交往方式等方面,使其在社区活动参与及认同方面仍有退缩,难以完全融入。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社会主流群体的当地居民在生活中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不认可。尽管在形式上接纳流动人口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和建设,但并没有从内心承认和构建流动人口的成员身份,与流动人口存在着身份的差距,有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调查结果显示两大群体出现身份认同的错位:一方面流动人口自我认同自身生活社区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自身社区成员的身份,但当地居民虽然接纳他们在社区的存在,承认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但不认同于他们的社区成员身份,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户籍差别基础上多种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差别共同作用在社区成员身上的持久反映,也是当地居民对自身生活社区本体性安全的要求。
三、社区文化视角下流动人口融入的路径
1.城市社区教育。流动人口城市社区教育是城市社区融入非常重要的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继续社会化的有效方法。通过社区教育实现流动人口语言、行为、城市社会规范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缩短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时间。流动人口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不仅要面临自然环境改变的适应,如南方到北方或者北方到南方等地域和气候等适应,也要面临从一家一户低密度的开敞平房居住方式变成人口高密度的单元楼房居住方式等居住环境的适应,同时更要面临与以往农村社区生活不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原有的生活知识在新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需要更新、继续学习或者重新学习,这是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施化群体不仅仅是流动人口所工作的单位,也包括街道和居委会、城市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以及较早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当以社区为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过程中,城市当地居民、社区各类组织的施化影响尤为重要。另外,城市社区的环境系统,包括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城市社区卫生环境、城市社区治安环境、城市社区文化环境以及城市的大众传播媒介等,都对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也要通过社区教育当地居民对文化异质性的包容和理解,流动人口自身也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吃苦耐劳、朴实、为人真诚等,是社区居民该学习的方面,同时,多元文化的存在、优秀文化的互相借鉴本身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教育的形式包括在社区内创办流动人口学校,协调各类资源进行专题讲座;在社区内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邀请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搭建社区交往平台,增加两大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互动关系;通过制作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指南的书籍,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城市;通过完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为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参与提供空间等。通过社区教育,提升两大群体彼此正确的认识,增加两大群体的相互理解、相互接纳,对于减少社区矛盾和冲突,促进社区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2.创设社区文化互动空间。通过对社区各类群体的交往需求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需要进行各种评估,分析社区内可以利用的各种物质和文化资源,回应生活于社区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而策划各类社区互动和交往活动,以各种方式动员和邀请社区成员参与,为社区群体搭建增加社会互动的平台。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动员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成员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建立社会民间组织团体满足各类群体的多种参与和实现福利的需求,或者运用网络资源,创建各种板块,宣传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中的贡献,以及通过网络交流促进社区内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融合,建构两大群体共同的社会认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基础是居民之间的信任,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居民活动组织为社区居民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和相互支持的文化平台,以外界干预的方式建立交往通道,因为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3]通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各种活动组织,促使社区居民之间横向联合,增加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从而以较低成本为社区居民提供他人可信性的信息,增加彼此间的信任。
3.流动人口对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一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邀请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相比较而言,流动人口缺少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信息渠道不畅是流动人口参与文化建设的障碍因素之一,可以通过社区工作中一些专业动员参与的方法,如给流动人口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等方式进行宣传、说服和建立关系,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如建立社区网站、展板和广告宣传、招贴海报以及小区广播或者流动宣传车等进行宣传和动员。当然也可以通过召开流动人口代表会议,选择家庭代表的方式改变过去流动人口参与环节薄弱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获取流动人口的对文化建设的需求。二是通过构建互助合作的参与式文化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决策和过程的介入旨在打破原有的只有当地居民是社区建设主体的思路,流动人口同样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共享者,由此建立由当地居民、流动人口、居委会以及辖区内的文化机构共同协商,针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建设、社区文化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流动人口的文化需求评估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由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主体参与决策并做出选择的高度介入社区协商和管理形式,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身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也只有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共识;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文化建设模式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的多元文化需求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目标。因此社区文化建设应该从自上而下的“被动参与”向互助式、参与式的现代文化建设模式转变。社区文化建设中可以运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在现有社区文化制度滞后的情况下,另辟蹊径,通过动员资源协助社区创设各类有多元社区群体参与的社区文化组织和机构。通过公共参与培养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实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模式是社区文化建设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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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中青年骨干人才”项目资助2013
作者简介:
一、引言
2016年8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编制完成并向公众征求意见。草案中,提出了上海2040年的城市发展愿景为“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提出“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到204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境外侨民”占城市常住人口数的比重,是反映城市人口国际化程度与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国际社区”仍是上海承载境外人口的主要居住、生活空间。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背景下,上海国际社区的规划建设理念、组织方式、空间布局等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基于上海国际社区的发展现状,结合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境外人口、国际社区的新需求,对上海国际社区的未来发展作研判,对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建设具有世界影响的海派文化魅力和城市品质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有重要意义。
二、全球城市、境外人口与国际社区
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称世界级城市,由沙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率先提出,一般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全球城市中,包括在某一领域极为突出的城市,也有全面的世界级城市。上海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中提出的“建设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被理解为后一种。一个全面的世界级城市,一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和全球影响力”三个基本特征。为了体现这三个基本特征,通常需要具备一些共性的特点要素,比如:国际性、为人熟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且具影响力,大规模的人口,作为国际航线的中心,先进的交通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司总部(尤其是企业集团)和股票交易所,并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等。其中,城市中设有相关的“国际文化社区”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要素。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一般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由于他们通常居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与国际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密切联系,这些城市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成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2014年全世界的外国出生人口中约有19%居住在全球城市中,一些城市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图1)。
相比北美及欧洲,目前亚洲国际移民数量在人口增长中所占比重不大,这很大程度上与亚洲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宜居程度及对境外移民永久定居的政策限制有关。与之相比,我国的境外人口占比更低但近年来增幅明显。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专业人士(表1)。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经济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下一路领先。FDI在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人口迁移活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境外人口的迁移。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5》,2014年在沪外国常住人口(居住半年以上)为17.1874万(区别于境外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口),约占当年全市常住人口(2 425.68万)的0.71%。而在一些区域,如长宁区2016年初全区居住着约6.9万境外人士,占全区常住人口(77万)近9%。可以预见的是,在建设全球城市背景下,随着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境外人口的比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提高。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众多的移民,会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为城市增添国际化色彩,同时也会产生对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新需求,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居住需求。也就是说,在城市中至少需要一定量的承载空间,来满足境外人口的居住和日常生活需求,而这些空间与城市当地的居住空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社区空间内(也包括社区近周边空间)能够集聚一定数量的境外人口;二是社区空间内的人群呈现出多样的背景、文化以及生活习性等,这些背景、文化、生活习性在社区内和谐共存;三是社区内相应的组织制度、服务体系以及社区的环境设施等均达到国际水准,能满足境外人口的需求。这也是最初设立国际社区所期望达到的目标。
三、上海的国际社区
本文将从发展阶段、空间布局、人群集聚、形成机制等角度,解析上海国际社区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一)发展阶段
上海的国际社区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1980~1995年,代表性国际社区是古北国际社区。19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发展需求,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涉外商务区――虹桥经济开发区。古北新区作为虹桥经济开发区的配套生活居住功能区,于1986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规划建设,是一个以居住功能为主,同时提供外事外贸活动的综合涉外区。由于当时上海实行外销房政策,古北社区的住宅都属于侨汇商品房(外销房),由获得专门批准的房地产公司投资建造。这批住宅建筑标准较高,以市场价销售给政策规定范围内的对象,或出租给在本市从事经纪活动、短期居住的外国人、港澳同胞、华侨、境外华人,并以外汇结算。与之后的国际社区相比,古北国际社区的建筑密度相对较高。
四、上海国际社区发展研判
(一)需求研判
1.空间承载需求
通过“主要城市的外国出生人口占比比较”,“亚太地区主要城市和国家外国出生人口比例比较”,可以看出上海目前境外人口的比例还比较低。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到204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 500万左右。如果上海的境外人口占比,从当前的不足1%提升到2%~3%。那么到2040年,预计上海的境外人口将达到50万~75万。而当前上海的境外人口数量为20万左右。也就是说,未来上海为境外人口提供的居住空间至少要2倍于当前水平。即使未来上海的国际人口不再以国际社区为主要形式满足空间承载需求,城市对国际社区的需求仍不会减弱。
2.人才引进需求
全球城市的发展,最核心的元素是“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境外高端人才来助推我们城市的发展。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国家,将吸引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作为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项发展战略。一些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拥有强大的体制以服务各种移民群体;新加坡实施的“外国人才居住计划(Scheme for housing foreign talent)”,提出向外国人提供租期为3年的组屋,组屋遍布全新加坡,租金不等,组屋区设施齐全、公共交通便利,超市、美食中心、诊所、学校、图书馆等周边生活设施完善,而且离地铁站很近。为境外人才提供足够的居住、生活空间,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基本的要素。
3.人口管理需求
某一类型的人口规模扩大,随之而来也会带来相应的人口管理问题。由于境外人口的特殊性,这种问题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以及未来移民政策、管理法规的决策。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可靠数据成为移民接受城市制定恰当政策的主要障碍。我们一般通过出入境管理部门获得境外人口的数量数据及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数据,但这还不足以为政策法规、管理制度的决策提供足够的支撑。另一方面,未来的境外人口,除了专业人士与高端管理人员,还可能出现国际学生,中、低技能劳动者等,当境外人口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并形成多样化的结构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与管理困境。外国人出生人口占比达到37%的纽约通过社区调查获得了有关纽约310万移民的丰富数据,资料包括了移民群体的年龄、性别、居住类型、教育、劳动力、职业和收入特征等,并提供了每个移民群体在城市的社会、人口和经济分类中所处的位置。未来,基于社区的人口调查将会提供满足人口管理需求的数据。
4.地区优化需求
从社区发展角度来看,上海30多年国际社区的发展,对于提升社区标准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在80~90年代,国际社区的住宅、设施、道路、生态等标准远远高于城市一般社区,而当前的国际社区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城市社区的整体标准在提高。未来国际社区的进一步优化,也许将继续促动整个城市社区的能级提升。
另一方面,国际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地区能级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中,古北、碧云、联洋、张江等国际社区所在的地区――虹桥、金桥、花木-龙阳路、张江,都升格为城市副中心,森兰、大宁、南翔等,成为地区中心。国际社区的布局与发展,与地区能级的提升同样具有紧密关系。
(二)发展研判
未来,上海国际社区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以下趋势:
现有成熟国际社区的境外人口集聚不会减弱,或以城市更新的模式提升能级扩大规模。比如最早的国际社区古北国际社区,一期沿着水城南路的住宅小区由于年代关系已经显得较为老旧,商业服务配套设施也较往年冷清,境外人口比例下降(30%不到),但迁出人口大多搬迁到更新、生活条件更好、配套服务设施能级更高的的古北二期、三期。整个古北社区的境外人口比例并没有减少(长期超过50%,境外人口中日韩人口占70%左右),整体规模和能级都有提升。而在浦西,碧云、联洋-花木、张江几个较为成熟的国际社区,本身在空间上就相对比较集中,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商业服务设施集聚,已经形成了规模比较大的境外人口生活圈,对未来将迁入上海的境外人口有极大的吸引力。可能通过几大国际社区、社区间住宅区的能级提升集聚境外人口,形成更大规模的境外人口集聚组团。
新国际社区(境外人口达到一定比例,且呈现国际化的文化特征)的形成将与境外人口的增长点相契合。在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境外人口的发展与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其中的关键元素包括:总部经济、跨国企业、涉外培训、对外贸易等。在社区规划建设达到国际社区硬件标准的同时,其在空间布局上只有贴合境外人口的增长点,才能有效吸引境外人口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
国际社区的发展与城市人才引进、人口管理的需求结合度更高。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一方面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引并包容外来文化的进入,另一方面又要恪守城市安全的底线。不管是从那一个角度,“国际社区”都是一个基础的运行单元。国际社区满足境外人口的需求,最根本上,还是满足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需求。2015年,上海印发了《关于服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更加开放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办法(试行)》,对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永久居留证程序、对长期在沪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等人员优先办理2~5年有效期的《外国专家证》、开展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沪就业试点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其中有许多与“居住”相关的政策信息。未来,这些人才政策,将更大程度上与社区居住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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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教育 学前教育 社区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001-02
社区学前教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品”,我国的幼儿教育领域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各种研究与探索,以期望充实教育内容,拓展教育途径,扩大教育影响,培养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身体健全的新一代公民。我国社区学前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扎根于对社区学前教育的认识与普及应是首要的工作。
一、社区学前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F.J.Tnnies)提出,将其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据文献显示,目前的社区定义以达150余种,我国叶中海教授认为,社区“是由聚居在特定区域内相互联系着的,具有共同成员感、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世界初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提出“学校是社会的基础”这一思想,“社区教育”便是从此出现。随着杜威的教育思想广泛流传,社区教育也逐渐的发展成熟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1]社区学前教育是社区教育的一部分,是社区教育大系统下针对学龄前儿童(0-6岁),以地域为基本特征,联合、利用各种区域内资源对儿童进行教育并促进社区发展的一种形式。社区学前教育是一个整合的资源和形式,它集合了幼儿教育工作者、父母、老人和幼儿园、儿童乐园、儿童图书馆、亲子乐园等等的社区内各行各业、各型各色人员和机构。在社区教育大系统下,发展社区学前教育应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幼儿期与家庭的联系最密切,实施社区学前教育相对更容易。对于社区内幼儿园教育来说,整合社区优势资源,能够更好的完善幼儿园教育活动,实现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国家于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总则第三条就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我国的社区学前教育正逐渐的发展起来。
二、我国发展社区学前教育的必要性
1.发展社区学前教育,有利于实现家园共育
家庭是社区中的一个小分子,它与幼儿有着天然的联结,是社区教育的中坚力量。发展幼儿园教育,需要家庭的鼎力相助。学前教育阶段,家庭与幼儿园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生态教育学者认为,家庭是幼儿生命最自然的的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与孩子最先接触,对孩子的教育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幼儿期的孩子年龄较小,身心发展尚不成熟,需要更多的全方位保育和教育。家园合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园合作有利于形成一致的教育理念。幼儿在学校接受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离园回家主要和父母在一起,当教师与父母的教育理念差别较大时,孩子往往无法形成一致的认知,使得孩子的教育无效,甚至造成教育的负面效应。第二,家园合作有利于促进与家长的沟通。有效的沟通,能及时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第三,家园合作能充分的利用家长的教育资源,开阔幼儿的视野。
2.发展社区学前教育,有利于丰富幼儿园课程形式和内容
社区有着众多的教育优势,可为丰富幼儿园的课程提供帮助,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成员具有职业优势。社区成员职业各异,每一种职业对幼儿来说就是一扇认识社会的窗子,具有特殊职业的社区成员被邀请到课堂当中,能使幼儿的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有趣。二社区机构。社区拥有亲子乐园、图书馆等机构,幼儿园可以联合这些教育资源,组织幼儿学习活动,增加课程的形式。比如,可以组织孩子参观图书馆,学习参观礼仪,增加认知等。三社区老人。文化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渗透于教育实践和思想中。传承优秀的文化,体现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独到之处,社区的老人可以被邀请到课堂,请他们讲讲本地区独有的小吃、手艺、故事等等。
3.发展社区学前教育,有利于顺利实现幼小衔接
目前我国的幼小衔接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幼儿过早过度接受知识传授、教师教育方法尚不得当、家长观念落后陈旧等。这些不当的现状,使得幼儿失去应有的快乐童年,课业压力大、心理负担重等。针对出现的问题,需要幼儿园、家庭、社区等积极的互动,在幼儿园方面,应摆正教育正确理念,学习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不一味地的迎合家长让幼儿识字的要求,为幼儿创造一个自由、愉悦、轻松的教育环境。在家庭方面,家长要更新教育观念,改变陈旧的错误教育理念。《儿童权利公约》指出“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上、接受能力的方式适当指导和引导儿童”,家长切不能拔苗助长,以损害了幼儿短暂的童年时光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