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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徐志摩 哈代诗歌 诗歌翻译 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徐志摩曾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 在徐看来,“形”与“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在徐志摩的翻译实践中,他从不曾放弃对“形神兼备”这一目标的追求,依然坚持“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主张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体进行外国诗歌作品的翻译。1924年,徐志摩在《征译诗启》中谈道:“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经过后的中国文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也势不可挡。徐志摩在此篇文章中的号召与其在诗歌创作中同样提倡使用白话诗体的主张是一致的。
四、徐志摩的哈代诗歌翻译
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他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一位得益于外国诗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在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上,哈代的诗歌受到了塞克斯民歌和乡村音乐的影响。徐志摩曾表达,哈代的诗歌“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试验非常多。徐志摩说,哈代的作诗原则是用诗里的内在节奏和声调,状拟诗歌里表达的情感和神态。在哈代诗歌里体现较多的形式是反复(repetition)手法。这种手法在徐译哈代诗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新诗运动的先驱,徐志摩深受新格律诗的影响,在翻译汤姆斯・哈代诗歌的过程中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格律形式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将自由诗体,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韵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诗歌形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了译入语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过程。为了达到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徐志摩在译诗时并未依从当时中国诗歌的用词规范,即使用正式的文学用语,而是在译诗过程中大量使用白话诗体和口语词汇,以此来打破目的语读者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译文的新颖性和陌生感。徐志摩还根据个人喜好和追求,在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词语进行操控,增加或者删减原诗词语。徐志摩在翻译中注重诗歌的外形的美观,讲究诗歌韵律的音乐性和抑扬顿挫性,这些特征都增加了译诗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勒弗维尔强调,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群,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这就是指出,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尊重译入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规范与原则,使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能很好地融合、交流,使外来文学和译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起,或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不管翻译活动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发生,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主题选取方面,“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文本选择规范是翻译西方警示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的斗志。然而,徐志摩却违背这一期待规范,将哈代阴郁消极的诗歌作品作为源语文本,翻译其感伤的抒情诗歌。在翻译哈代的《她的名字》时,徐把哈代原诗中强烈的抒情情怀,原诗前半部分的乐观情绪,后半部分的阴郁悲观情绪翻译得恰到好处。徐志摩对译诗主题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和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译诗并不遵从社会的期待视野,而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偏好。徐志摩译诗中的这些陌生化特征,均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关注时间,增加了审美难度,从而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新奇的阅读感受和陌生化翻译效果。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哈代的艺术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汤姆斯・哈代,作为徐志摩最为欣赏的外国作家之一,抛开其诗作谈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就不可能对徐在诗歌翻译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文本的异域性、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对新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and André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1998.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3):35-38.
[4]陈琳.文学翻译的审美陌生化.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6):91-99.
[5]戴拥军,张德让.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2):117-22.
[6]韩石山.徐志摩全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胡凌芝.徐志摩新评.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8]加滕阿幸.试析徐志摩译哈代诗《八十六岁诞日自述》的得体性原则.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21-26.
[9]刘介民.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刘全福.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翻译,1999,(6):38-42.
[1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摘要：文章主要从徐志摩翻译中体悟到诗理，体悟到语言美、音乐美对诗歌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其欧化句"欧而化之"的特色，总结出徐志摩的翻译为创作提供了宝贵且丰富的资源，对其创作成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徐志摩 翻译英诗 诗歌创作
徐志摩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作家，而且是一位翻译成果颇丰的翻译家。徐志摩诗歌创作的成功离不开翻译英文诗歌过程中对他产生的影响。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是五四和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徐志摩自己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就徐志摩来讲，译介翻译外来诗歌，给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带来不少益处。
翻译外来诗歌，给了徐志摩仔细推敲诗理的实践机遇。“谁不曾见过野外的草花，但何以华滋华斯的《野水仙》独传不朽?谁不曾听过空中的鸟鸣，但何以雪莱的《云雀歌》独享盛名?”. 他还说到：“诗是人天间的基本现象之一，同美和恋爱一样不容分析，不能以一定义来概括的……” 徐志摩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里，窥探着诗的秘密。他探讨了诗美的根源，思考了内容和形式等诗内外在素质的关系问题，也探讨了诗的构思、创作灵感等创作过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就徐志摩而言，他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和他诗歌创作及翻译实践同步进行的。这样，译介外国诗歌促进了他对诗理的关注和他的诗歌创作。
在译诗过程中，徐志摩更警悟到了语言之于诗的重要性。“爱文艺之诸君，为什么，譬如苏曼殊的拜伦译不如郭沫若的神韵节奏?”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凝练集中，徐志摩从这个特征出发，努力发掘汉文字的表现力，尤其是白话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徐志摩那清丽、优雅、柔美、准确的文字，得益于他的译诗追求，也是他长期诗歌语言美追求的结果。
徐志摩在翻译中，学到了外国诗歌精到的技艺。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也会程度不同的看到，他借鉴运用了外国诗歌的想像及丰富的表现技巧与手段。徐志摩一边翻译，一边写作。两者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与互相渗透。
徐志摩在诗歌内容和艺术技巧上受哈代影响最大。哈代的优秀诗作中几乎没有两首诗的格律是相同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在格律方面进行探索。对于文学革命，志摩的反应是―在这点上，他从哈代的榜样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不停歇地运用各种格律和诗体形式进行试验。他的诗包括十四行诗、歌谣和无韵四行体诗，运用抑扬格、抑抑扬格、民歌节奏，采用独特格式的纤细新颖的韵律，他创立了格调鲜明的新式对偶句，以重读单音字奏效，并且引进了招眼惹目的英国风格。尽管生命短暂，但他也像哈代一样，“至终仍在进行摸索。”
徐志摩译的哈代的《致人生》(To life)和徐志摩的创作《灰色的人生》都描写了文学的本质，描绘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就是文学对人生的作用。徐志摩说:“人生是苦的”，他认为深沉的悲哀与苦楚深深地盘伏在人生的底里，他相信生的质是苦而不是乐，是悲哀而不是幸福，是拘束而不是自由。所以他在诗歌中吟唱: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
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役的，怯懦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再看哈代的《致人生》 (To Life):
0 life with the sad seared face
1 weary of seeing thee，
And thy draggled cloak，and thy hobbling pace
……
That earth is Paradise?
I’11 tune me to the mood,
And mum with thee till eve；
And maybe what as interlude
I feign，I shall believe!
可见徐志摩在《灰色的人生》里的思想是受了哈代《致人生》的启迪。
徐志摩的诗歌特点强调音乐美，这与西方诗歌强调音乐性不无关系。与他的翻译、阅读不无关系。他对十九世纪英国浪漫诗人推崇备至。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都曾对他产生了不小影响。
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韵律上。英语诗格的音韵是通过重复使用相同或相近的音素而产生的，是构成诗歌的音乐美和艺术情趣的重要元素。英诗中常见的音韵形式可分为两大类：行中韵和尾韵。行中韵是诗行内通过重复使用相同或相近似的音素而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头韵、腹韵等，头韵是指一行诗或一个句子中，由于较为邻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起首辅音相同而产生的音韵。
如fire和folk。腹韵也称元音叠韵或半谐音。相同或相似的元音在诗行中重复出现，即构成腹韵。如old与close，though与know，等。头韵与腹韵类似汉语的双声叠韵。尾韵也叫脚韵，是指诗行与诗行之间在行末的押韵。英语诗歌押韵的格式灵活多变，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连续韵，指邻近的两行诗相互押韵的格式，全诗或一个诗节中诗行按照aa，bb，。。的次序押韵即为连续韵。布莱克的《老虎》一诗就是这样。第二、交叉韵，指隔行押韵。其韵式为abab。第三、首尾韵也叫抱韵，是指含有四个诗行的诗节中，第一行与第四行押韵，第二行与第三行押韵，其韵式为abba。
在徐志摩翻译的一些诗中，基本韵式用的很多。如阿诺德的《谏词》就属于abab式:
撒上玫瑰花，撒上玫瑰花，
休掺杂一小枝的水松!
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
阿!但愿我亦永终。
徐志摩的作品《问谁》、《去吧》、《一星弱火》、《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阉芦色作歌》、《叫化活该》、《再别康桥》等都用了这种韵式。象《雪花的快乐》、用的是aabb韵式: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们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像《为要寻一个明星》用的是abba的抱韵式: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再别康桥》之所以成为徐志摩诗中的经典，除音乐美外，还有欧化句的使用。徐志摩作品中因为欧化句，翻译腔被人贬为语言“生硬不堪，估屈警牙”。徐志摩的名篇却得益于正确运用欧化句式例如，“轻轻的我走了”，是英文Quietly I went away，按现代汉语当是“我轻轻地走了”。又如“沉默是今晚的康桥”，的是英文的倒装句法，是把表语提前的结构，英文结构为silent is tonight’s Cambridge 。
再如徐志摩的《偶然》最后一节: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像“在黑夜的海上”副词片语在诗中置于句末，当然有些欧化。不过这样使用,今日已经习以为常，不值得计较了。倒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一句欧化得十分显明，却也颇为成功。主语不同的两个动词合用一个宾语，在中文里是罕见的。中国人惯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简化为“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理”,徐志摩如此安排，确乎大胆，但是说来简洁而悬宕，节奏上益增重叠之感。如果坚持中国文法，改成“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反而噜苏无趣了。他是按“You have yours and I have my direction”结构造的诗句。
另有一处句法上的欧化，却不易察觉，那便是最后三行。“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不但是一个名词片语，而且是句子的宾语，承受的动词又是双重的―“记得”和“忘掉”，正是合用这宾语的双动词。徐志摩等于在说:“你记得我们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也好，你忘掉我们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最好。”不过这么说来，就是累赘的散文了。在篇末短短的四行诗中，双动词合用宾语的欧化句法，竟然连用了两次，不但没有失误，而且颇能创新。此欧化用法为“欧而化之”，而非“欧而不化”。
朱自清先生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别扭。第二个时期注重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尽管徐志摩作品中有大量的难懂的欧化句，那是第一时期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翻译和创作中的语言表达日臻完善。
对徐志摩创作产生影响的西方文化中有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等诸多因素，本文是由文学翻译一维推演开去，把他的翻译作品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翻译对徐志摩的创作影响关系为切入点，力图彰显徐志摩与西方文化的深层联系，把握徐志摩创作成功的西方源泉,这既是对徐志摩作品研究的一次深度开拓，又可以管窥所有身兼译家和作家的创作之路以及中西文化交融与现代文学之关系。
参考文献：
[1]谢冕.徐志摩作品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2]许钧.译介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张幼仪名嘉玢，1900年出生江苏宝山，1915年与徐志摩结婚，生前曾任外语教师、职业经理，张幼仪一生情感都十分坎坷。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次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此时的徐志摩与林徽因坠入情网，并于1921年要求与幼仪离婚；1922年，张幼仪于柏林产下次子，并与徐志摩正式离婚；1926年，返回中国；1927年，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1928年，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1949年，移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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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徐志摩 爱情婚姻 诗歌 浪漫人生
一、徐志摩与张幼仪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可徐志摩并不爱她。虽然张幼仪出身名门、温柔贤慧，但徐志摩却坚决拒绝这门婚事。后来，他在奶奶的苦苦哀求下，忍痛接受了这门婚事，与张幼仪结婚。婚后不久，徐志摩便收拾行李外出读书，两人联系很少。1920年冬天，张幼仪出国与徐志摩团聚，徐志摩去接她时，有这么一个片断说明他不爱张幼仪：“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人群里东张西望。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由于他们之间没有爱，1922年徐志摩与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婚，终于结束了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二、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美丽的爱情故事
林徽因出生书香门第，家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徐志摩和林徽因在英国通过林徽因的父亲相识。当时徐志摩正面临婚变，而林徽因正是情窦未开的少女，她对徐志摩更多的是倾慕之情，但徐志摩的感情正处脆弱的低谷期，经不起异性暧昧的触动。可在婚姻抉择的关键时刻，林徽因是理性的，她始终不能相信诗人瞬间迸发的热情，最终嫁给了梁思成。人生的游戏就是如此，得不到的永远是最美好的。在林徽因婚后的岁月里，尽管梁思成对她百般宠爱，内心却从未停止对徐志摩的思念。徐志摩最终为赶赴北京听一场林徽因的演讲而搭机撞山葬送了生命。据说徐志摩死后，梁思成从失事地点给林徽因带回了一块未烧焦的木块，林徽因一直将其系挂于床前。林徽因伴着床前的这块飞机残骸终其一生。
三、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理想中的完美婚姻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徐志摩灰心到了极点。就是在这时候，徐志摩遇到了同样忍泪度日的陆小曼。陆小曼与徐志摩在一起，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可以谈诗，可以谈文学，徐志摩会讨陆小曼喜欢，而她的丈夫王赓忙于工作，无暇顾及陆小曼，最终他们离婚了。而后徐志摩和陆小曼顶着巨大的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举行了婚礼，在没有得到亲朋好友祝福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福的。在种种矛盾中，徐志摩形容自己的创作陷入了“穷、窘、枯、干”的境地。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吸毒、玩乐表示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完美的现实追求，终落在社交名媛陆小曼身上。
徐志摩除了他浪漫的爱情与婚姻，还有他浪漫的文字。
四、徐志摩浪漫的文字
（一）浪漫的诗歌
徐志摩1920年秋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与陈源、英国作家威尔斯等人相识，开始对文学产生出极大的兴趣。1921年结识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后经英国学者狄更生介绍，以特别资格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康桥，从此成为徐志摩人生新的起点。在康桥，他的心灵得到深层的荡涤，他寄情于山水，倾听自然，康河的灵性默默地滋养了他胸襟和情怀。在康桥，徐志摩一面沉醉在“康河的柔波”里，一面与英国的作家学者们产生了精神上的交流。1922年秋徐志摩回国，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和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音节抑扬合度，声调回环反复，全诗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再别康桥》正是有了曲折幽深的意境、低吟回环的节奏、周密的技巧和严整的格律而被传诵下去，成为名篇佳作。
（二）浪漫的散文
徐志摩浪漫的情思还表现在他的散文中。比如《翡冷翠山居闲话》在徐志摩的散文中，也许是写得最酣畅的了。文中写一次远足，即便只是偶尔的放松，留给记忆也是难忘的。在这里，真是怎么想怎么做都有一种畅适。大自然复苏了人的天性，人生就没有必要再带上一幅面具。徐志摩是那么的喜欢走进自然中去，实在是借此发现了内心的自然。不过作为诗人的他是很任性的，也不想束缚自己。如《海滩上种花》一文中所说，我们失去的只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和愉快的童贞，这才自以为聪明地想到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可能，却忘了还有可能在人道的海滩上种鲜花。花不可能种活，但种花的精神不死，所以不能说诗人是过于天真了，其实倒很执着。
（三）浪漫的书信
徐志摩的书信中最出名的当然是他写给陆小曼的情书《爱眉小札》。徐志摩是个典型的理想浪漫主义者，他的爱是轰轰烈烈、恣肆的。对他而言，爱是血液里的火，心脏里的热情，生命存在的理由。爱必须是热烈、激情的爱，才能让他完全感觉到自己是因为在爱而存在的。在《爱眉小札》中，徐志摩的喜、怒、哀、乐都是因为陆小曼，是因为他在爱陆小曼。《爱眉小札》中徐志摩多次提到要陆小曼陪他一起死，如：“眉呀，我心肝的眉呀，你快来伴我死去吧！”可想而知，在徐志摩看来为情而死是爱情最完美的结局。
五、徐志摩的理想悲剧
如果说徐志摩与张幼仪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让他感到痛苦与无奈，那么林徽因重道德胜于爱情则给他带来的就全部是痛苦，而他和陆小曼的婚姻是生命的另一次痛苦的开始。在我看过的许多情感电视和小说中,最真实的婚姻莫过于“一把青菜两条鱼”式的平淡婚姻。过于浪漫，过于完美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当激情的潮水退去后，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搅拌出的种种矛盾会冲淡当初的感情。如果徐志摩没有死于空难，我想他与陆小曼的婚姻也不会长久。他把他的婚姻设计成同他的诗文一样浪漫、完美，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徐志摩从一开始就是不清醒的。可以说他在这个婆娑的世界里受尽情苦的折磨。因此他最后只能：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也许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爱情和命运。
参考文献：
（1）/f?kz=135910180
（2）《徐志摩诗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3）《志摩的诗》 徐志摩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七里香》，是席慕容少女情怀的散场电影；
《飞鸟集》，是泰戈尔一生的执着与不变的守侯；
《志摩的诗》，斑驳的旧影里，藏匿了一个谜一样的徐志摩……
一些书，读过也就罢了，兴致过后，剩下的也就只有白纸黑字。而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拾起《志摩的诗》细细捧读时，才发现竟有一本书能让我这个不胜喜书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沉迷，像是一瓶埋藏多年的陈酿，散发着馥郁的清香。
大概是真的醉了，醉于它那仅属于徐志摩一人的独家淡淡思忆，醉于那谱写了徐志摩一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冷暖自知……
几十首诗篇，华丽如斯。
一首《笑解烦恼结》，是张幼仪的忠孝节义，亦是徐志摩的一次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命运硬是把两个不相爱的人硬扯在了一起，机织了千丝万缕的难解的烦恼结。他怜她，
怜她在自己外出求学时独守空房，却撑起了徐家的半边天；怜她替自己尽守孝道，愣是从一个不识字的大家闺秀变成了徐家家业的管事；怜她拿得起放得下，见到休书时走得毅然决然，从不计较多年付出……她却恕他，恕他移情别恋，恕他抛却糟糠之妻，恕他对自己的一世不平，终是转身离开，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仅次于爱的最强烈最丰满的感情是怜，仅次于自愿牺牲的最圣洁的品质是恕。他们没有爱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却演绎了一场比爱情更似爱情的人间大爱。
一首《再别康桥》，是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亦是徐志摩的一场浮生若梦。康桥河畔，金柳飘摇，柔波荡漾，徐志摩在这里遇见了他一世的春暖花开，沉淀了一段彩虹似的梦。那是在榆阴下的潭边的低声絮语；那是撑一支长篙在星辉斑斓里放歌的欢声笑语；那是在青草更青初漫溯的浪漫唯美；那是在康桥大学以诗寄情的丝丝柔情……而梦终归是梦，梦醒时分，她恨他早已有妻，埋葬了关于他的一切嫁作了他人妇。而他，重游康桥，在依稀的记忆里寻她旧时模样，恍若隔世……
相爱的人，终究没能在一起，留下了一个遗憾的故事。情深缘浅，只能错过，徒留她的华篇，“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唱成了绝响。
一首《为的是》，是陆小蔓的妖娆美丽，亦是徐志摩的一个归宿。“我对你祈祷，我对你礼拜，我对你乞讨”，忍受了无数人的白眼他为的只是迎娶身为烟花女子的她；“我为你发痴，我为你颓废，我为你作诗”，抛却了一切前尘旧爱他为的只是一心一意和她厮守到老；“我拿你咒骂，我拿你凌迟，我拿你践踏”，婚后的所有争吵他为的只是无法忍受她身为交际之花的水性扬花……所有的所有，为的是他爱他，为的是他视她如命，为的是把她捧在手心里。
而他的狂热，她的任性，终究是把感情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快要决堤的时候，他却走了，如晨星般陨落，安静地去了遥远的天国。而她，什么也没有说，默默闭门三天为他守灵，并整理了他流传于后世的本本诗集……
谁说烟花女子皆无情？只是未到情深处。
三个女人，三种迥异风格，却都在一个徐志摩身上留下了她们的传奇。
大家闺秀张幼仪的忠孝节义，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端庄典雅，交际之花陆小蔓的至情至性，都为《志摩的诗》更添了几笔不一样的神秘色彩。
如新月，在朦朦胧胧之间晕开绮旎的光；
如暮光，燃烧了太阳，灿烂了晚霞；
如尘埃，浮动了整个世界；
……
关键词：生；爱；死；玄妙；永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06-02
大部分人认识徐志摩是通过他的诗歌，《志摩的诗》以清新飘逸洒脱不羁见长，但这只是徐志摩作品中的一部分，他的另一部分创作，尤其是25年以后的诗歌及散文作品向世人展现了另外一个徐志摩，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徐志摩一直在用他的躯体血肉来写作，他在诗集《猛虎集》序言中形象地比喻了他的创作过程，他说自己“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话染成大红他不住口（《序文》）。”并且他“想拼这一天，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的磨盘里去捱，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只有这样，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再剖》）”。徐志摩的作品就是他人生观的体现，反过来，要理解徐志摩的心灵世界，除了他的为人行事之外，他的文学作品也是很可靠的参考资料。徐志摩是一个热情执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生活及其敏感的人，他的“对于人世间的，其感受性的敏捷，也并不下于感受性最敏感的人们。”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追求者，“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就是他的单纯信仰。”对于人世的敏感及对信仰的追求，使徐志摩从没有停止过思考，而人生的种种事态，又离不开生、死、与爱。在人生的幻象中，“生与死，恋爱与痛苦，毕竟是陡起的奇峰，应激得我们彷徨者的注意（《我的祖母之死》）”。他思考，并且认为“生、爱、死——，三连环的迷谜，拉动一个，两个就跟着挤。”（《决断》）这三连环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生就是在生、爱、死中你拉我扯地不断地挣扎。在徐志摩看来，生与死玄妙、伟大而神奇，他的生是为爱而存在，死又是爱的最高境界。
一、生与死的玄妙
死的意义可以丰富多彩，理解成终结、幻灭、解脱、永恒或新生等都有道理。徐志摩曾说他“不爱想死”（《欧游漫录》），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在徐志摩的作品中并没有回避死，而是经常会探讨到生和死。徐志摩“不爱想”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死的对象就是恼人不过的生（《欧游漫录》）”。死是你不爱想就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不必非用尽心思去想的事，可生这恼人的问题却时时存在着，因为没有死，你就是活着，就是生。徐志摩不只一次在诗歌中诉说生的烦恼，比如“可厌的人生”（《翡冷翠的一夜》），“人间有忧愁”（《语》），“这年头真不容易过”（《人变兽（战歌之二）》），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生活211》），等等，都是生之不易的写照，都是对生的思考。
林徽因（1904—1955年），原名林徽音，“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从1934年改名为林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父亲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幼年随父迁居北京，入培华女中读书，16岁又随父到伦敦。“良好的家庭修养，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滋养，使林徽因的身上有着一种超乎平常人的非凡气质和聪明才智”，“她既具有大家闺秀那种幽娴贞静的传统风韵，又有现代女性那种活泼、大方的气质，言谈举止之间，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可以说，这样的林徽因正是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完美女子！因此，徐志摩自1920年在伦敦结识林徽因便一下子为她所倾倒。他觉得：是林徽因，唤起了他沉睡的激情，让他感到了灵魂的震颤，感到了生命的美好（而这种感觉，此前他在张幼仪身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于是，他把对她的礼赞写成了诗，其中几句是：“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鹨，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
在徐志摩来伦敦的半年之前，即1920年春天，时任段琪瑞内阁司法部长的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携女儿林徽因入住伦敦。其时，林长民44岁。林小姐正值16芳龄，书香门第养就了一身高雅气质，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这年10月，徐志摩来到剑桥大学，才24岁，年轻气盛，倜傥风流，浑身充溢着才子之气。半年以后，在国际联盟协会的一次演讲会上，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这一天演讲，徐志摩做主席，林长民演讲，以后，林长民与徐志摩便成为莫逆之交。林小姐则是在徐志摩初次与英国作家狄更生的会见中认识徐志摩的。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英俊青年，一个是貌若婵娟、才思飘逸的女孩，两人相见恨晚。
徐志摩向林小姐发起了求爱攻势，而且用情激烈，这些都逃不过林长民的眼睛。幸好，林长民豁达大度，既不责怪徐志摩所为，又没有禁止女儿与他往来。恰在此时，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从国内来到伦教伴读。这大约是徐父的旨意，徐志摩不敢违抗。张幼仪以夫唱妇随为满足，整天在家里清理房间、买菜烧饭。徐志摩大部分时间泡在学校，回家来，也很少与张幼仪说话。徐志摩每天早上都要急急忙忙赶到附近的理发室整理头发。张幼仪很纳闷：家里用度很多，经济也不很宽裕，完全可以自己把头发梳理一番再到学校去。后来，张幼仪从别人口中得知，徐志摩每天去理发室是因为理发室对面有一间杂货铺，那是他与一位女朋友的联络地址。他们每天都有书信往返，而且信是用英文写的，这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徐志摩把林徽因的来信和自己的日记都牢牢地锁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又称八宝箱，在徐志摩身后引出了许多故事）。
在剑桥，还有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徐志摩与林徽因热恋的同时，还与林长民“情书”往返不断。他们俩也在谈情。有一次，这对莫逆之交开玩笑，商定彼此通假情书。徐志摩扮演女的，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演男的，一个有妇之夫。在各有家庭的境况下，两人谈恋爱，互写情书。徐志摩与林长民谈恋爱是演戏玩的，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却是真的。林小姐是否也出于游戏目的，却永远是个谜。
1921年10月，林长民回国，也把女儿林徽因带回北京。第二年的10月，徐志摩结束在剑桥的学业回国。在回国前夕，徐志摩为表述对剑桥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和在剑桥发生的令他神魂颠倒的故事，写下了《再别康桥》的诗篇。徐志摩在家乡上海稍事盘桓，年底就追到了心仪神往的北京。这时，林家已把女儿林徽因的终身许配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了。徐志摩也是冲着这件事来的，他打算偕林徽因一起重返伦敦读书。也许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这个许诺，因而他才信心十足地写下了“再别康桥！”
回国后，情况迥变。刚到北京，徐志摩就接到了老师梁启超给他的一封长信，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这等于明说了，林徽因已经许配给我家儿子，你就不必再干扰他们的幸福了。然而，徐志摩不把老师的劝诫当回事，反而坚定地回答：“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等于摆出要较量一番的架势。当时，林长民家住景山后街称作“雪池”的院子里，林徽因在培华中学读书，课余，她要到梁思成家去谈情说爱，俩人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
梁思成家住在松坡图书馆，因为梁启超时任松坡图书馆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房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7号，一处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是馆长之子，关系特殊，当然可以自由出入，这里便也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幽会的地方。徐志摩竟然找到这里，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他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面子总是该给的吧。但是，徐志摩来的次数多了，梁思成渐渐产生了反感。有一次，梁思成在门上用英文书了一张纸条“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见了，只得悻悻而去。这明晃晃的纸条贴在门上，大概不是背着林徽因写的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心中还是深深地眷念着对方。
1924年四五月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都是诗坛中人，自然就一起接待，一起进出会场，还一起演出英文戏剧。这一次次的接触，又点燃了他们昔日的热烈情感。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一次会面。林徽因马上要随梁思成到美国留学去了，她也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两人终不能成为眷属已成定局。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到车站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其中。看到林徽因，徐志摩立即赶写一封信给她。可是，车子已经启动了，徐志摩情急之下，跳下车子把尚未写完的信送给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思厚之见他太伤感，就一把将信抢过来替他藏起来，没有转交给林徽因，径自带回英国。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睁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凉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让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这真是一份难舍难分的情啊。一年以后，徐志摩还写了一首名为《偶然》的诗送给林徽因，对这件事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惊讶/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藕断丝依旧，它还时不时地啮噬彼此的心灵。林徽因到了美国后，反复咀嚼徐志摩对她的一片真情，因而产生了些许歉意。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
自留学回来以后，两人又时有走动，把当初的恋情升华为更高境界里的情愫。1931年，徐志摩在济南上空坠机身亡，林徽因请丈夫梁思成去了济南，从飞机出事地点拾了一块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徐志摩的真挚的情感表达，也是她胸怀坦荡的表现。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偕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车停后，她下了车，在深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往事，泪水不由自主地溢出来。
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言：“生前是非多，死后是非多，五四那一茬文化人里，是非最多的，怕要数徐志摩了，若不是最多的一个，也是最多者之一。”的确，徐志摩去世后的4年中，虽有一些赞美之词，但种种曲解和误解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使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林徽因，非常伤心。为此，1935年11月19日，林徽因又一吐心中的块垒，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发表于12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林徽因在这篇散文中，不仅再次公然情真意切地颂扬了徐志摩的美好人格，而且充分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林徽因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的一生，处处充满着诗意，他诗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爱、自由和美是他全部的灵魂，对诗歌的真诚和世界的真诚，是徐志摩作为诗人的基本品格”。到了这一年夏天，林徽因又写了一首诗《别忘掉》来坦诚自己的心声：
别忘掉/为一把过强的势情/同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的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肖猴），浙江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新月派诗歌的灵魂人物。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前，他父亲徐申如给他改名为志摩，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徐志摩是“浙江首富”徐家的长孙独子，天才的浪漫诗人，其短暂之一生，也有很多耐人深思的故事。
根据郁达夫的文字记录，电视剧里演绎了徐志摩与陆小曼剧烈争吵后，愤然从上海福熙路四明邨走出，坐邮政航班去北京，不幸随着失事的飞机，“作别西天的云彩”。他那有名的《再别康桥》：“悄俏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竟成了自己人生结局的预言。
徐志摩曾在访问日本期间写道：“上海的生活想想真糟，陷在里面时，越陷越深，自己也不觉到危险。跳出时就知道生活不应该这样。”他与京城名媛陆小曼的婚姻，带给他的是名誉受损、父子反目，父亲断了接济以后，爱慕虚荣的陆小曼肆意的享乐、无度的挥霍，让他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他赶写诗文赚取稿费，介绍他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教授，仅1931年上半年，他打着飞的八次往来于京沪；他为了治疗陆小曼的病，把翁瑞午请进家门，让翁在家里哄着小曼，还听信翁的建议，卖字画、做房产掮客，斯文扫地地去赚银子……徐志摩自己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然而，他再也没有时间做绅士了！
他们的那场著名的婚礼，因为证婚人梁启超的那段空前绝后的证婚词，而更加著名：“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免得将来把徐志摩累死……”德高望重、阅历深厚的梁启超，根本想不到自己的话真的会一语成谶——密宗的语密啊！
陆小曼实在是不懂得惜福，以为自己的丈夫一直会好端端地放在那里，任自己支使。她的心灵是迷惘的，当上帝收回了给她的特权，噩耗将她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儿子徐积锴曾经说：“我父亲命苦。”徐志摩的墓，曾遭多次变动：当年徐志摩灵柩回乡后，徐申如为儿子落葬于海宁硖石东山玛瑙谷万石窝，由胡遁题写“诗人徐志摩之墓”碑文，徐志摩三岁夭折的儿子彼得葬在他旁边；1966年，诗人墓地被炸毁，骸骨不存；在那里建起了化肥厂。据报道壬辰年年初，海宁化肥厂拆迁，志摩迷们在东山东南坡，找到了诗人旧址墓葬的两根花岗岩石柱。远在美国的徐志摩长孙徐善曾，表达了他的诚挚谢意。
1988年海宁市政府复建徐志摩墓地，邀请徐志摩的外亲、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设计，改建在硖石西山。这个志摩墓称不上衣冠冢，墓中只放了一本陈从周编的《徐志摩年谱》，迁坟墓志由陈从周题词。
1992年查良镛（金庸）先生回老家海宁，曾经拜谒过表兄徐志摩在西山路上的墓，还去了硖石干河街中段的徐志摩故居，门头“诗人徐志摩故居”这几个字是金大侠题写的。
今年初夏，我和几位兄长回海宁袁花镇，重游故居赫山房；又到海宁市区，再次参观了这个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短暂的居住地，一幢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小洋楼，四周的庭院开满鲜花，这是他的父亲徐申如1926年在他们结婚前修建的新宅。当时居住着徐志摩的父母，还有他的前妻（后来作为他父亲徐申如的继女）张幼仪——曾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这无疑是一座令人侧目的豪宅。海宁市政府很慷慨，把它修得崭新、华丽而时髦，隔开几个门面是海宁市最老的五芳斋，破旧的店面与之形成鲜明的对9系，让人不相信这楼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了。徐志摩故居二楼的房间里分别展示着徐志摩的诗稿、报道飞机失事新闻的旧报纸等文物，梁启超那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婚训词也在其中。
徐志摩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倡导新诗格律，对五四中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影响；朱自清认为：“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他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这些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创作灵感，但也断送了他的一生。诗，必须离开现实；现实，是诗的悖论，是诗的摇篮和尸床。御风而行的才子是情感盖过理智的人，他被现实生活所累，失去了内心的自由。
“徐”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解释为：“徐，安行也。从彳余聋。”秦朝的方士、山东人徐福带了三干童男童女，去东海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传说到了日本，生存繁衍。徐福被视作日本的开基始祖，即神武天皇。
徐是全球华人的一个大姓，徐姓在中国大陆地区按人口排序是第十位。徐姓是当代第11大姓，与中华黄姓同源，都是东夷族部落首领伯益的后代。伯益曾助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若木被封到古代的徐城，建立了徐国（今山东南部郯城一带），传到三十二世徐偃王时，施行仁政，备受百姓爱戴，后来他带着百姓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其后代便以国为氏，称为徐氏，若木就是徐姓的得姓始祖（今葬于山东郯城县，建有“中华徐氏始祖陵”）。徐姓人口在山东省最多，徐州市在1958年前也划归山东省，现属江苏省。“五省通衢”的徐州被描述为：一州，两汉，三楚之西，乾隆四巡，五省通衢，六千年文明，主席七访，八百寿彭祖，九朝帝王徐州籍，十里长街淮海路。
名字中有“徐”字的人不少，如叫陈徐萍、龚徐庆、徐君淑、徐勇等。肖猴、肖狗、肖马的朋友名字中有“徐”字的不错，为上上格，他们对人友善，勤奋向上，事业有成，温文尔雅，老年幸福；肖鼠、肖羊、肖猪的朋友名字中有“徐”字的，他们性格内向，循规蹈矩，少年艰苦，部分人有两次婚姻；肖牛、肖鸡、肖虎的朋友名字中有“徐”字的，一般会远离出生地，去远方发展，他们性格内向，坚韧好礼，易有官非，部分人今年工作事业有变动；肖兔、肖龙、肖蛇的朋友名字中有“徐”字的，今年是他们的喜年，部分人会有喜事，他们崇尚正义，志气高远，公众无私，乐观进取，感情丰富，部分人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他们忌住西首房。
徐志摩是用生命来诠释诗歌的，他的《云游》道出了他对生命的解读：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关键词】电视法治新闻；叙事模式；归因
电视作为当今社会的重要媒介，其叙事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新闻故事的讲述到广告对有关产品的故事描述，从音乐电视歌词情节的展现到电视剧对人生故事的倾情演绎，“故事”不仅是各种电视节目着力表现的内容，更被视作是电视节目创作的不二法宝和市场化攻城略地的有效手段。在包括时政、经济、文娱和体育等在内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电视法治新闻由于事件本身具有较强的冲突性、戏剧性，“故事化”更成为其首选的叙事方式。那么，电视法治新闻说的是哪些故事，它们又都是怎么进行叙述的呢？
电视法治新闻报道的固化模式
根据叙事学理论，叙事模式是先于故事而存在的。每一个新的故事叙述，总是在追寻着前一个故事的模式。电视法治新闻以突发性、冲突性、矛盾性和破坏性较强的题材为主，其制作人员在新闻叙事中也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
根据观察，笔者发现在有关刑事案件的报道中，电视法治新闻栏目的报道切入以侦查抓捕阶段居多。其中原因，首先是因为新闻报道讲究时效性，等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媒体都有在最短时间进行报道的天然冲动。其次，案件消息主要来自警方，只有警方才能提供案发、侦办进展和缉捕等重要信息；其他消息有赖于记者到现场采访嫌疑人、受害人或其他目击证人，但均不如采访警方来得方便有效。新闻来源对警方的高度依赖，易使警方成为新闻主导者，报道思路自然也会遵循警方对破案过程的讲解。再次，警方如何从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如何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直至最后破案，整个案件的侦破也是一个不断解谜的过程和完整的故事，对观众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时，这种侦破的过程也是正义与邪恶较量的过程。因此，从案件侦破的角度、逐步展现案件侦破的过程，也就成为电视法治新闻报道的主流叙事模式。
通过大量阅读电视法治新闻栏目的电视法治新闻报道文本，笔者归纳总结了其叙事模式中的十种情节功能以及每种情节功能下的多种表现，具体情况如表1。
检视电视法治新闻报道模式，我们发现，其叙事文本中的人物如文学作品一样，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即正面人物――警方；一类是反主体，即反面人物――犯罪嫌疑人。他们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中心线索，也就是叙事文本的主要框架，并始终处于对立冲突之中。可以说，在电视法治新闻报道中，主线就是警方侦破案件、抓获嫌疑人的过程，也是警方所代表的正义与嫌疑人所代表的邪恶对抗较量的过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最能体现戏剧效果，也最容易激起观众的期待和兴奋。
但是，作为新闻节目的犯罪报道，借助文学叙事的叙事模式，把追捕嫌疑人的过程展示作为追求，难免会混淆新闻与娱乐的界限，从而难以提供关于犯罪的社会深度意涵。同时，从警方侦破的角度来报道犯罪案件，媒体的主体性地位也被警方所替代。因为这种侦破模式所形成的叙事逻辑，通常在案犯被抓捕之后就基本结束，后续的司法审判大都不受重视，因此，虽然表面上社会恢复了平静，但由司法进行的社会秩序修补恢复功能却未能体现，这使得罪与罚的惩戒功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结果理解的两极分化的报道方式，也容易导致互相排斥的范畴的建立。作为一种简约化、模式化的处理方式，二元对立缺乏灰色地带，容易使复杂的现实被极端的对抗所取代，也容易使法治的意义被所谓的精彩的侦破故事所消解。
电视法治新闻报道的悬疑追求
德国学者卡尔・斯泰克尔提出，一般意义上的悬念是一种对于“是什么”和“会发生什么”的求知欲望，它可以使观众始终处于一种兴奋、期待的状态。［1］在电视法治新闻报道中，由于犯罪、灾害事故等题材本身具有惊险、矛盾、冲突、反常等特点，因此悬念自然成为其叙事的最佳切入点。笔者通过对大量故意杀人案件文本的阅读和分析，基本寻找到其中的悬念设置规律，具体悬疑节点如表2。
在以上案件的叙事中，笔者发现节目一般会把最重要的悬念――“犯罪嫌疑人是谁”、“为什么犯罪”作为最关键的信息扣押，并将其设置为最吸引人的悬念延宕到最后公布。中间的悬念基本围绕线索分析，按圈定嫌疑人范围、确定嫌疑人、寻找嫌疑人、抓捕嫌疑人的顺序展开，最后再揭开谜底，并由嫌疑人自述犯罪原因，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侦探模式。当然，有些案件因为寻找嫌疑人过程曲折，也会把犯罪动机前置设疑（一般是通过现场勘查就基本能做出判断的抢劫钱财、等动机），而把找到犯罪嫌疑人作为最大的悬念放在最后进行揭示，充分调动了观众对到底是谁制造了系列案件的好奇心，使观众在不断的期待中完成了叙事的接受。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们发现，电视法治新闻中的不少节目所注重的并不是叙事的结果，它所注重的是案件侦破的过程、故事表达的吸引力和节目的可视效果。节目留给有见解的评论或专家的分析的空间并不多，对法治法理的阐述往往退居其后，甚至完全被遗忘，以至于节目展现的事件虽然悬念丛生，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肉跳，却无实质意义，与我们电视法治新闻应有的价值追求相差甚远。
电视法治新闻报道的个体化归因
考察电视法治新闻，我们发现个体化叙事基本成为电视法治新闻的主流模式，即电视法治新闻通常是由一个一个的案件组成的，每一个新闻单元基本上都是对一个单独的案件的报道。那么在对每一个案件的报道当中，法治新闻的报道取向是从个体到个体，还是从个体寻源到社会，这也是探究电视法治新闻报道价值及其法治意蕴的一个出发点。
但笔者发现，节目对犯罪案件的归因中，基本都被建构在一个个体主义的框架中。绝大多数的报道传达的都是个人异常的信息，犯罪人员的犯罪活动也常被描述为“冲动的、孤独的、行为不端的、缺乏理性的、类似于野兽的、富有攻击性和暴力性”等所有暗中指向犯罪者具有的非自助自控的心理状态以及不能与社会融洽相处的性格特征，而机构、组织、政府、社会等都与犯罪无关。在《法治在线》节目中，我们不断地看到类似的个案展示和归因：
《被劫之后》：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丁亮的年轻人持刀在女教师李建华家进行抢劫，刺伤女教师后又及时悔过，被女教师原谅的故事。在分析丁亮抢劫的原因时，节目首先引用丁亮小姨的介绍：不爱说话……性格挺内向的……做出这样的事和他封闭的性格有关……而这种性格又来源于他不和谐的家庭环境。最后主持人介绍丁亮最终被判十年刑期时点评说，“是他为自己的无知和冲动付出的代价”。
《致命的初恋》：讲述的是出身贫寒但学业骄人的大学生因为初恋的挫折进行抢劫报复的故事。主持人点评：在面对挫折与伤害时，（犯罪嫌疑人）却缺乏最基本的自救能力，虽然学业骄人，但在情智上则是个十足的低能儿。我们在为阿国感到痛心和惋惜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在面对挫折时能引以为戒。
《湖北随州八人命案追踪》：一起特大连环杀人案。主持人点评：回想起2004年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以及2006年陕西的邱兴华案，再到熊振林杀人案，虽然他们的杀人动机不同，但在性格上他们几乎有着一致的缺陷，那就是性格孤僻、心胸狭窄、报复心强。
如果说“故事化无异于一个温暖的陷阱”，那么“个体化有如障目的树叶”。当媒体不断以故事形式讲述新闻事件时，当观点、事件一个个进行独立的个体演绎时，当人们把问题或冲突都归咎于新闻中的问题人物，而不是去进一步查找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等原因时，其中的必然性因素就会被偶然所代替。这不仅会削弱事件或问题的普遍意义，也容易导致人们对于事件关系的把握，总是停留在一个可以预见的个体框架内，结论自然会流于简单甚至片面。
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最为严重的犯罪类型之一――系列杀人案之所以发生，不应仅仅解释为个人因素使然，那种将“暴力”崇尚为“适当的‘男子汉式’的对挫折的反映”的文化观念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2］因此，要真正探究和预防犯罪，对犯罪动因的解释仅停留在个人层面肯定是不够的，对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人性等方面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分析才是根本之道。
（本文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PHR20110885）
参考文献：
［1］聂欣如.电影悬念的产生［J］.世界电影，2004（5）.
［2］伊冯・朱克斯.传媒与犯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