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一体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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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翻译界和海外汉学家翻译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少部分作品，国外广泛接受的译本大部分出自于汉学家。国外汉学界和中国文学不同步，他们的阅读和我们落后于我们的创作5年左右。国外的汉学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与中国政治、经济影响不断扩大和海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需求关系密切。在美国，汉学研究被称为“地区研究”，美国的学术研究重视实用性，那些汉学家所从事的中国研究就是为现实服务、为美国利益服务。例如开创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费正清，其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支助，目的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做参考。当代中国文学是了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材料，也是中国输出文化影响力的途径。20年来，“左派”学术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白种人优越”和“欧洲中心论”成为“左派”学者攻击的对象，他们需要寻找欧洲中心之外的文化参照系，印度、非洲、中国就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目前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个潮流之中。美国激进的学者对本土的学术主流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同时，中国文学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和支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称为海外汉学家的一种需求。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外文化的交流遵循着一个规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低的一方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目前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技发展迅猛，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上百家的孔子学院，可以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作用不可忽视，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汉学家的观点必然受到当代思潮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加强沟通交流，有利于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当前文化思潮，提升文化软实力。

二、汉学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汉学家是指翻译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汉学有数百年的历史，但从事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人数不多。中西文化的传播并不对等，中国对西方文学的了解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种了解的不对等，是许多中国作家所忽视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不对等，才使中国文学长久地被世界所忽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包括高本汉、马悦然、顾彬、葛浩文等人。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曾经担任歌德堡大学校长，对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专家，在各大学任教，其中比较出名的是马悦然。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王蒙的《绿化树》、李锐的《厚土》、《旧址》等。翻译编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中国著名诗人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郭沫若的诗歌。顾彬曾多次到中国演讲。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用德文、英文、中文出版译著、文学评论和文学史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等。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他翻译过的作品主要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寒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文学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在现实世界被各种文化偏见分割的时候，文学是最没有隔阂和疆域界限的。文学接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要看文学作品本身，另一方面也要看接受的环境。葛浩文翻译的，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在国外很受欢迎，因为它契合了当下人们十分关注环保、伦理等问题这样一个大环境。莫言是海外汉学家十分关注的作家，其他在海外流行的作家还有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优秀文学作品，能够展现出人类相同的情感和对真、善、美的道德追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能让异国文化的民众了解和接受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互相理解至关重要。

第2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2003年以来，教育部不断努力推动高校的课程建设。其目的是推动高等院校教学质量建设和教学改革工程，倡导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其内容包含建材建设、队伍建设、教材内容建设、实训建设等诸多方面，核心是课程内容建设。毕竟，教学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在强调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之外，强调授课内容的不断更新，努力将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迅速、准确、正确地转化为教学内容，从而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因此，目前的验收标准，更多集中在课程网站，即课程网络平台的建设。课程网络平台建成后的共享与应用，也就是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用，是课程建设的关键点和落脚点。

但目前的课程建设，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共享与应用”的问题，不能使课堂常规教学和课程建设一体化，不能充分运用课程建设平台来为教学实践服务，不能发挥课程建设的真正功能和最大效能，从而使课程建设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而没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无论是重点课程，还是精品课程，无论层次高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亦然。某重点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国家级精品课程，课程网站很漂亮，内容也还丰富，但浏览量却只有区区几千人次！

2011年，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申报成了校级重点课程。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将之建设为校级精品课程，并逐步完善，力求在几年之后建设为省级精品课程。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对于课程建设与常规教学的关系——如何发挥课程网络平台的最大效能——进行了思考。我们认为，要真正建设好课程，让课程建设发挥作用，实现效能最大化，就必须把课程建设和常规教学紧密联系起来，使之一体化。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动态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重点课程真正走进课堂，助力于教师的常规教学和学生的日常学习，从而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教学中运用课程网络平台而获得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技术，来不断充实、完善课程建设。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利于调动和提高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积极性，进而营造丰富多样的教学氛围，从实质上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课程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服务于教学实践。因此，使课程建设与常规教学紧密结合，实现中国现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网络平台建设的一体化，是运用课程资源提高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质量的唯一正确途径。

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能力、写作能力，以及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该课程重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不断改进和创新，以便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正在建设中的校级重点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的网络平台正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建设过程中。既然课程建设的目的是应用，是服务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培养学生逐步形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如何充分运用课程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来服务现代文学课的常规教学，以实现中国现代文学课堂常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一体化，使课程网络平台效能最大化，就是一项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稳健扎实的逐步推进过程。为此，我们在课程建设工作伊始，就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及实施方案。

我们准备在三年内分两个阶段逐步完成课程建设目标。第一阶段贯穿2011-2012、2012-2013两个学年，计划在征询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将现代文学课程的课堂讲授、课外延伸阅读、作业布置与解答、在线答疑、论文指导等融为一体，初步完成常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一体化，使学生可以无间隙地学习——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学生，只要愿意学习，都能利用课程网络平台取得学习资料，得到学习指导，检验学习效果，并能将学习中获得的经验、信息与老师、同学及时分享。

第二个阶段在2013-2014学年完成，完全实现两者的一体化目标。计划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座谈等方式，了解课程建设与常规教学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予以改进，使课程网络平台的资源、技术、版面等得到明显的优化，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使课堂教学质量获得较为明显的提高，实现课程网络平台的效能最大化。

仅有具体目标是不行的。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我们还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

第一阶段内的首要工作是课程团队成员分工合作，整合课程资源，每个人负责自己相对熟悉的章节，梳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每一个知识点，并在集体讨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供教学设计、电子教案、典型例题等优质资源，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新的科研、教改成果，搭建起全校共享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支撑系统。

在此基础上，发动学生积极参与，将已搭建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网络资源逐渐落实到教师和学生日常的教与学中，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常规教学和课程建设逐步融合在一起。作为授课教师，课程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熟悉整个课程网络平台的内容与形式，并能将之运用于日常教学之中，使优质教学资源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发挥最大效益，实现效能最大化。作为学生，要在老师指导下充分认识，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课程网络平台，提高学习效果。

完成这两项任务后就进入了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我们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课堂教学内容与网络课程平台的具体联系，也就是将每一个知识点落实到网络平台的某一个或几个模块中，从而建立两者间科学合理的链接点，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血肉不分的整体。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高校——无论是研究型、研究教学型，还是教学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办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案、教学大纲不断修订，教学时数不断减少，课堂教学内容自然需要不断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也要不断改进。与此相适应，网络课程资源就必须及时充实、完善和优化，使之始终能够体现最新的教育理念、最新的科研成果，以确保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建设与常规教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课程建设和常规教学的一体化，也必须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在此前提下，要逐步推进两者的有机融合，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课程建设理念。任何课程建设，归根结底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同时，要牢记“文科教育是标准的、统一的教育，更是多样的、个性化的教育。”因此无论是精品课程，还是重点课程建设，在形式、内容等方面都要考虑学生的需求，并尽最大努力满足之，同时顾及到不同个体学生的口味，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才是这一平台的真正主人。为了了解学生学习的需求和口味，就必须先激励学生热情地参与到课程建设中来，甚至把一些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为此，在网络平台建设之前，我们就征求了学生关于课程网络平台建设的意见，在开始使用后，又鼓励学生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提出修改意见，并努力把他们的建议和需求转化为网络课程平台的现实内容。在使用课程建设平台，引导学生向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迈进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使学生认识到，课程建设平台是他们学习不可多得的好助手，从而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注重选用高质量教材。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实用性和权威性，我们确定的教材选用原则是，尽可能选用教育部推荐的21世纪优秀教材，或重点大学编写的重点教材。之前我们一直使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先生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教材专业性强，是我国北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通用的教材，但我们从学校侧重应用性，以及教学时数减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总时数经历了从144，到90，再到72的变化，十几年来，包括我校在内的许多高校，都是如此）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该教材已经不甚符合教学要求。于是，在对各个版本的教材进行了细致分析后，我们近年选用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及配套的作品选本。此外，我们还利用为数不多的课程建设资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购买了一部分的电子书，和一部分该学科专家的讲座视频。我们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不断提升知识层次、开拓学术视野的基础上，自主编写出实用性更强的教材。

第三，发挥课程团队的作用，不断充实网络建设平台内容。任何优秀的课程都不可能靠单个人的力量完成，而必须由一个优秀的教师群体来支撑。课程建设也是如此，课程组成员都能积极投入，教学与科研并重，并能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才能完成。在这方面，我们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完全不搞科研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能人云亦云，在课程建设中自然也只能是东拼西凑。在这方面，我们经常集体讨论，相互砥砺，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9年以来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省社科研究项目各一项，省文化厅、教育厅项目和学校科研基金项目各三项，出版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同时，我们特别注意教学与科研的一致性，倡导课程组成员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开设选修课、做学术报告，在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内容的同时，注重把现代文学学科最新的研究动态，不断充实到课程建设平台和常规教学中。近年来，我们开设了《网络文学叙事研究》《现代编辑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研究》等专业选修课，还做了五次学术报告，都颇受学生的欢迎。

第四，利用课内和课外两个课堂，推动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和主要方式的学习，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学生的学习应该以研究性学习为主。但研究性学了学生要有较强的学习主动性以外，还要求内容的开放性，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比较丰富的图书资料、能够相对方便地上网查找资料等等。随着教学条件的不断改善，一般普通本科院校，都能基本具备这些条件。我校的图书馆藏书150多万册，刊物2400余种，国内外数据库7个，具有查阅纸质与网络资料的便利条件，有助于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讨论，我们形成了“指导大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是大学教师的基本任务”的理念，争做高水平的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充分利用课内和课外两个课堂，运用课程网络平台资源，有效激发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兴趣。

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建设和课堂常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一体化。这是一项琐碎而繁重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学团队每一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我们这个课程建设团队的六位老师不仅职称、学历、年龄搭配合理，有副教授四人，讲师二人，博士一人，硕士五人，四十岁上下的各三人，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时间，六位教师平均十五年，最短的也已经八个年头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物欲横行的时代，我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能潜心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且都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这是完成这一教改课题的坚实基础和关键。

就像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必须走向开放一样，课程网络平台建设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必须像鲁迅先生所说，实行“拿来主义”。任何一所高校的任何一门课程建设都是如此。我们在努力实现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网络平台效能最大化的实践中，实行“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向其他高校相同学科的专家学习，也借鉴、吸收其它学科这方面的成功做法。2010年以来，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面的专家来校交流五次，做学术报告五次，参加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八人次。同时，我们结合本校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并将取得的成果及时体现在课程网络平台上，渗透、运用于教与学的每个环节，从而使课程建设真正起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及时归纳、总结课堂教学与课程建设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并将之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并发表实践性、理论性兼备的教研论文，从而为课程网络平台效能最大化，也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为滨州学院课程建设项目“现代文学”、滨州学院教学研究项目“课程建设与常规教学的一体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项考察及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

[2]钱少武.常规教学与网络精品课程一体化的思考[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3）

[3]陈娇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多重主体性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5）

[4]宋扬.研究型教学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4）

第3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论文关键词］边远地区 中文课程远程教学

开放教育从2000年开始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榆林分校（以下简称我校）试点到2006年通过教育部终期评估，办学规模和质量基本保持稳中有升，并形成了“一个中心，五维互动”的教学模式。但是基层教学点在远程教学方面还远远不能达到开放教育的教学目标，学员不能充分享受到远程教育带来的学习便利和学习乐趣。近年来，随着招生规模的迅速膨胀和教学经验的相对不足，开放教育问题林立、质量难保、社会信誉有所下降。为此，笔者结合多年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领域的远程教学实践，试图给边远地区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的学习探索出一条与远程教学接轨的路子，让他们也能摆脱传统的学习模式，更便捷、更轻松、更有效地参与学习，以实现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提升。

一、相关概念及其概念关系的界定

远程教学，是一种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充分利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展教育功效的教学方式，是现在也是未来重要的教育手段。

开放教育是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采用各种教和学的方法；取消和突破种种对学习的限制和障碍。尤其是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是实现资源共享的理想途径；是传统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相互融合，构建混合学习模式的切入点。

边远地区，顾名思义首先在地理位置上一般是指地处偏远，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截至2006年11月，国家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就包含了陕西省榆林市所辖的四个县，即神木、横山、定边、靖边。而其他如府谷、佳县、吴堡等县的电大辅导站更是地处偏远，与分校所在地相距甚远。可以说我校作为分校一级单位，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在边远地区实现远程教学了。由此可见，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开放教育的教学是建立在远程教学手段基础上的，远程教学是开放教育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开放教育是实现远程教学所依托的办学形式，而边远地区这样一个地域环境无疑为其功能的发挥与实现带来了困难。

二、开放教育在边远地区的教学现状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历史已近百年，是文科中最重要的专业之一，无论是在满足社会需求、丰富社会文化，还是在提高国民人文素质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基层教学点，学员专业选择面较窄，但学历提升的需求却较强，鉴于此，开放教育从试点伊始至今十多年的时间里，该专业生源数量一直保持稳中有升。但是，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学习观念需要更新。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国成人教育的传统专业，开放教育的教学理念尽管已经将其专业和课程设置特点从原有的“重视知识点传授、以培养知识型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转变，但基层教学点教师的教学和学员的学习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转变过来。基层教学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内涵亟待更新与提升。面对庞杂的中文知识，学员一方面将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寄托于教材和教师身上；另一方面又由于急剧的工学矛盾，苦于中文专业课程知识的大容量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需求。

2.教学设备还显薄弱。开放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充分利用计算机和多媒体网络，目前基层教学点虽然在硬件设施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利用率不高，且计算机和学员数量比例明显不足。因此边远地区目前的远程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大多是仅仅比邮寄纸质资料和磁带的函授前进了一步的邮寄光盘，实在体现不出开放教育的先进性。

3.师资力量有待增强。师资力量一直是困扰基层电大办学的难题。开展开放教育办学以来，随着专业和层次的提升，问题更加凸显。基层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在专业知识上虽不是很滞后，但在专业技能和适应开放远程教学方面还比较薄弱。

4.学习技能有待提升。开放教育的主体是自由、自主、个体化学习的学生，其实施是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导师的灵活指导为辅，两者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因而，大部分知识的获得不是教师当面直接传授，而是隔着巨大时空距离，通过大量的中介物由学生自修来加以实现。这就要求学员必须掌握网上学习的技能。但是基层教学点学员对于此项学习技能的掌握普遍较弱，学校也没有设置专门的辅导课程对其加以提升。这无疑也构成了开放教育学员实现远程学习的一大障碍。

三、开放教育在边远地区实现远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开放教育发展至今，在教学模式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尤其是我校探索出的“一个中心，五维互动”教学模式对开放教育办学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边远地区基层教学点的教学现状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依然不容乐观。下面笔者将就自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课程中所做的远程教学探索加以整理，但愿可以对致力于远程教学的同仁有一定的启迪。

1.转变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观念。在开放教育实现远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开放教育的学习理念是教师与学生角色的部分转换，学生由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获取知识，教师也由教学的主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支持者、服务者。那些适应了传统教与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尚未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学习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远程教学方式。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和学的观念，就成为开放教育在边远地区实现远程教学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开放教育是一种建立在网络之上的以多媒体为主要手段的自主学习形式，但教师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基层教学点的教师除了肩负着教授者、指导者、设计者、组织者等职能以外，还需解答学生关于学习方案和选课方案的咨询、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的指导；编写自学辅导资料，规划各种教学环节和组织、实施各种教学活动等。所有这些工作比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工作更繁琐、更冗杂、更困难。从事开放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在思想上接受这种新的教学理念。对于学员来说，转变学习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先从思想上摆脱传统教育被动式的学习方式，愿意接受以自主学习为特质的远程学习方式，远程教学的实现才有现实基础。

2.交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开放教育远程教学的根本是一般化自主学习。这一教学模块的设计，主要手段是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式，在学习的实践中培养、提升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完成学习重心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变。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坚持在首次授课时教给学员正确、科学的学习方法，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这门课程，中省电大教学资源非常丰富，网络中的各类资源也极为繁杂，因此我在制定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时特别给学员制定学习路径，让学员首先入对门，然后根据自身条件制订适合自己的自主化学习方案，有了思路再找学习资源，根据自己的需求各取所需，无疑是在繁杂的知识迷宫中找到了一条获取知识的捷径。学员可以比较轻松地理出头绪，抓住重难点，在教师和网络的支持下依据自身条件自主地完成学习。

3.充实、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首先，教师的专业知识毋庸置疑是最关键的，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才能提纲挈领地在教学中制订一套实用的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才能在课程资源和学员之间做好支持服务。其次，还要有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教师要根据所任课程的特点，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综合体，是通过一定的教学形式形成的对教学要素在一定时空中的合理整合，这种组合方式将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影响着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中，利用远程教学网络资源的便捷性，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多方搜集整理资料，从课程指南到重难点分析再到实践练兵，力争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能够博得学员的认可、肯定。

4.教师和学员要形成良性互动。在开放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学习资源、学生是构成教学进程的三个根本要素。在这三个根本要素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而学习资源则是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根本。因为教学方式的改变，教师与学生的学习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师生之间在时空上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必须有一种方式让师生之间产生一条强力纽带，产生良性互动，否则远程教学的效果就无法显现。我们目前所借助的平台除了中省市电大三级学习平台外发帖留言，参与互动学习外，任课教师还可以通过E-mail、QQ群与学生建立实时和非实时的互动，互动越频繁，互动的质量越高，越能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也就越明显。

5.开展与实现课件制作。在边远地区实现具体课程的远程教学，教学者还需从制作小课件开始逐步地摸索、实践。笔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课程的远程教学实践中，首先从课程设计入手，方便边远地区学员的学习，使他们既可以借助网络完成资源传递，又可以通过运用光盘、U盘解决互联网不畅的问题。与此同时，课件制作也是体现教师整体素质的一项工作，首先，任课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本功。其次，要有较敏锐的洞察力，有较强的资源知识整合能力。再次，要具备一定的审美和感知能力，这样做出来的课件才能既吸引学员又能有实质的指导意义。最后，还要有基本的计算机操控能力和制作课件的基本技能。由此可见，作为远程教学中的任课教师，其技能的锻炼并不比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要求低，甚至要更高一筹。

第4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专科）

考试时间

考试专业及课程

10月18日（星期六）

10月19日（星期日）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2：30—5：00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2：30—5：00　 序号

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课 码

课 程 名 称

1　 A020105金融　 00075

00041　 证券投资与管理

基础会计学

00066

00055　 货币银行学

企业会计学

2　 A020109国际贸易　 00088

00093

00041

00091　 基础英语

国际技术贸易

基础会计学

国际商法　 00076

00058　 国际金融

市场营销学　 00090

00089

00094　 国际贸易实务（一）

国际贸易

外贸函电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3　 A020201工商企业管理　 00147

00041　 人力资源管理（一）

基础会计学　 00148

00058

00146　 国际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学

中国税制　 00055

00144　 企业会计学

企业管理概论

4　 A020203会计　 00041

00067　 基础会计学

财务管理学　 00146　 中国税制　 00156

00144

00070

00155　 成本会计

企业管理概论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

5　 A020207市场营销　 00041

00177

00180　 基础会计学

消费心理学

企业定价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4

00182

00181　 企业管理概论

公共关系学

广告学（一）　 00179　 谈判与推销技巧　 6　 C030112法律　 00242　 民法学　 00245

00261　 刑法学

行政法学　 00243

00247　 民事诉讼法学

国际法　 00244

00223　 经济法概论

中国法制史　 7　 A030301行政管理　 00163

00147

00107　 管理心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一）

现代管理学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50

00182　 社会研究方法

公共关系学　 00040

00312　 法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　 8　 A040103小学教育　 00409　 美育基础（选）　 00407

00410　 小学教育心理学

小学语文教学论　 00408

00411　 小学科学教育

小学数学教学论　 00395

00412　 科学·技术·社会

小学班主任　 9　 A040106教育管理　 00444

00107　 教育政策学

现代管理学

06180　 学校管理心理学　 00442　 教育学（二）　 10　 A050102秘书　 00163

00345　 管理心理学

秘书学概论　 00341

00058　 公文写作与处理

市场营销学　 00144

00182

00315

00346　 企业管理概论

公共关系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 00040

00509　 法学概论

机关管理　 11　 C050114汉语言文学　 00529

00535　 文学概论（一）

现代汉语　 00530

0053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古代汉语　 00534

00531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12　 C050207英语语言文学　 00596

00595　 英语阅读（二）

英语阅读（一）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22

00597　 英语国家概况

英语写作基础　 00794　 综合英语（一）　 13　 A050409美术教育　 00504　 艺术概论

14　 A080701计算机及应用　 02318

02323

02142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概论

数据结构导论　 00342

0214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计算机网络技术　 04732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02120　 数据库及其应用　 15　 A080801房屋建筑工程　 02391

02400　 工程力学（二）

建筑施工（一）　 02387

02394　 工程测量

房屋建筑学　 02396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02398

02389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建筑材料　 16　 A090101农学　 02665

02672　 农业生态基础

作物育种学　 00135

02660　 农业经济与管理

植物学（二）　 02664　 农业气象学　 02670　 作物栽培学（二）　 17　 A100701护理学　 02901　 病理学　 02903

02996　 药理学（一）

护理伦理学　 02998

02113　 内科护理学（一）

医学心理学　 03002

03001　 妇产科护理学（一）（选）

外科护理学（一）　 18　 A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　 02230　 机械制造　 02159

02195　 工程力学（一）

数控技术及应用　 02236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2232

02237　 电工技术基础

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　 19　 A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　 00041

04754　 基础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00342

0214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计算机网络技术　 02384

00144　 计算机原理

企业管理概论　 02120

02382　 数据库及其应用

管理信息系统　 20　 A100801药学　 03024　 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技术　 02911　 无机化学（三）　 03027

03033　 植物化学

生物药剂及药物动力学　 03029　 药剂学　 21　 A090501水产养殖　 02000

02822　 名特水产动物养殖学

水产动物疾病学　 02818　 水产养殖企业经营与管理　 02820　 鱼类增养殖学　 02821　 水产动物饲料学　 22　 A020118餐饮管理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54

00977　 管理学原理

餐饮业法规　 00982　 餐饮服务（选）　 00978　 烹饪工艺学（二）（选）　 23　 A020231劳动和社会保障　 03312　 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20　 劳动和社会保险统计与计算机应用

24　 A020228物流管理

00148　 国际企业管理（选）　 05362　 物流英语　 05372　 国际物流导论（选）　 25　 A020163调查与分析　 04767　 现场调查组织与管理

04775　 宏观经济指标分析　 　 　 26　 A020245酒店管理　 03955

03963　 旅游基础英语

第5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第6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

一、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目标不明确

汉语言文学作为我国传统教育课程中重点基础学科，它强调培养学生具备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注重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及文化创新精神，具备从事专业理论岗位教学和科学研究能力的人才，而在我国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往往更加注重理论教学的研究而忽视实践教育教学的开展。因此，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课程讲解和知识点灌输，还应该根据高职学生的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教育教学，更应该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互融合，争取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推动高职学生专业课程的开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有效适应现代用人企业的选才需求，也为高职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2教学内容不合适

在现今的高职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主要是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演讲口才、普通话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但是受困于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选修课程身份，学校安排的课程学时比较少，导致在实际教学中只能是教师简单讲讲凑足课时数，而学生选课也仅仅为了修足学分才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相关课程，不能真正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文学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导致很多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都背离了其设置的初衷，严重阻碍了学生专业知识领域的拓展，不能真正吸收本专业和相关专业新的研究成果，导致学生很难实现专业岗位的创新发展和终身教育体系的确立实施。

1.3高职院校重视程度不够

受困于高职院校的教育特色和高职学生的就业压力，导致很多高职院校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和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上，学校和家长更多地鼓励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专业课程学习上，导致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热情明显降低，也增加了汉语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施难度。与此同时，很多高职院校将汉语言文学当做公共选修课，导致很多专业课程的听课学生寥寥无几，而教师的教学兴趣也不能被有效激发，造成课堂教学循规蹈矩，而教学气氛则非常沉闷。

1.4信息化在教学中应用较少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普及了多媒体技术和电脑技术，而很多教师为了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教学氛围，也非常乐意采用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活动。但是纵观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信息技术没有真正实现其使用原则和辅助功能，并没有带动教学方法的改善和创新。一方面，很多教师仅仅将信息化教学停留在幻灯片的播放和多媒体课件的讲解上，课堂教学依然采用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无法开展汉语言文学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忽视了课堂教学的互动交流环节，往往打着课堂教学创新的名义，使用信息技术来贯穿全部课堂教学环节，违背了新课改教学目标的要求，也失去了课堂教学的意义。

二、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相应解决措施

2.1满足新课改目标要求，优化专业课程结构

在高职院校新课改教学目标中，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在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时遵循综合性、自由性和均衡性的原则，从而能够迎合新时期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高职学生的人生发展规划。首先，应该在教学目标方面进行优化，确保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能够迎合新课改的教学目标要求。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掌握和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的文学基本理论，对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历史、新闻、艺术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相关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等基本方法，并对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各学科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素养。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应该遵循以“专业课程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课程模式，让学生能够结合职业技能开展相关汉语言专业学习，通过实践教学来帮助学生的手脑协调发展，推动汉语言文学学习成果的有效转化。最后，应该在教学环节上注重课程任务、教学模式、评价方式、课程内容的和谐统一和明确分工，制定整体有效的教学规划。

2.2正视高职院校教学特色，完善课程教学内容

在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体系中，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必须从教学任务、课程设置和教学环节这三方面入手，着重考虑增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和更全面的课程内容。首先，需要高职院校认真学习新课改教学目标中关于素质教育的部分内容，学会结合素质培养的教育目标来规划和健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内容，积极将实习基地引入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活动中，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类型的校园文化活动，保证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活学活用。其次，增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比重。学校应该根据高职学生的专业特色和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媒体与文学、当代文学与媒体传播、文化产业市场化管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专题的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得到专业培养的同时，能够吸纳接受更多元化的选修课程内容。最后，教师需要联合实习基地开展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将这些实践活动落实到文案制作中，对于优秀文案给予一定的学分奖励。

2.3构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高职院校的教学宗旨就是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和企业需要的合格高职人才，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价值在于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养。因此，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技术的有效结合，有效推动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一方面，高职院校领导、教师应该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与信息化教学结合的重要性，有效构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的一体化教育体系，以培养本专业学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综合能力为己任，促进教育课程改革，拓展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应该从学生层面落实相关的信息化应用策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来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想象，提高信息化技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水平。

第7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第8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主持人：程光炜 杨庆祥 黄 平

主持人的话：作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贯穿性人物，贾平凹繁富多变的文学创作，为当代文学史不断增添创新性的话题。从《浮躁》、《高老庄》、《白夜》到《秦腔》和即将问世的《高兴》，再到精美细致的散文，这些本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创造力的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之一。贾平凹既是杰出的小说文体家，又是富有传统文化情致与启悟的美文家，更是深具现代眼光的批判者与思想者。

基于此，我们尝试从以下角度深度研讨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文学思潮与作品文本之间的纠缠张力，乡土中国文学书写与拉美魔幻主义的暗中互通，对时代趋势与乡村生活伦理的深邃重审，以及作家贾平凹个人意义上——“城”与“人”的彼此映照。当然，还有《废都》那桩有待重新讨论的文坛“公案”。我们最终发现，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被忽视的起点：一个重要作家所携带的文学史意义和诸多问题。

黄平：贾平凹先生您好！感谢您在写作的百忙之中接受访谈。从1974年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至今，您的小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创作生涯，在同代作家中应该是时间最长的写作者之一；而且您作品之多产，创作力之旺盛，也是令人惊讶的。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以1978年的《满月儿》、1987年的《浮躁》（当然还包括《商州初录》等）和2005年的《秦腔》为“中心”，代表了您小说创作的三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前两个阶段，与“伤痕”、“寻根”等文学思潮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秦腔》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谈。也就是说，您的创作与文学思潮之间是互相诠释的，一方面文学思潮在规训同时也激活了您的艺术想象力，那些作品依赖于思潮的历史语境而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潮的“意义”也借助您的作品得以建构。作家的创作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气候、批评之间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希望能通过您的回忆和讲述，来加深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对更多的您的研究者来说，也将是非常有益的。您是否能就一部作品具体谈谈？

贾平凹：当有人称我是老作家，我还有点好笑，但确实在文坛上混得够长了。可以说，从新时期文学起，我经历了每一个阶段，算个贯穿性人物吧。二十多年来，我认为主要是思维变化，当然现在文学思维还没有彻底变过来。现在出版者、写作者、读者、文学管理者，对文学的观念变化得各种各样，最基本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看法：时代的镜子，社会的记录员、人民的代言人，文学的几大要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对文学的看法，形成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这二十年来基本上是在改变这一方面做的斗争特别大。分裂过程完成了二十年，完成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成熟不成熟现在回忆起来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的过去。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学是最动乱的，也是最有生气的，冲击力最大，是逼着每一个作家不停地学习的二十年。好多作家的分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分化了。我估计过了这段以后，不可能出现整个思维上的分化，只能是能力强的跑得远，能力弱的跑得近的问题。

我的写作始终是闷着头在写，写我的感知。当然我是在时代的大变革中生活着，这种感知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一般的情况下，我很少受当时的风气所干扰，在当时并不是最受追踪的作家。也常常被批评和责难。我觉得时代精神是在一个时代之后方能看清，而身在某一个阶段所倡导和流行的东西并不一定靠得住，也就是说，所谓的观念毕竟没有事实长久。我的写作似乎老同一些潮流不大合拍，老错位着呢，不是比别人慢半拍，就是比别人早半拍。人家写“伤痕”的时候，我写的不是“伤痕”，“伤痕”风过去了，我却写，别人不写改革那一段吧，我去写了，等人家都写开了，我就坚决不写了，写到《废都》那儿去了。我有时也讨厌自己，一个评论家给我安慰，说有时看你慢半步，实际上有时也是快半步，人在地球上走，谁在先谁在后呢？他这是鼓励我。我这不是有意为之，全是自己跟着自己的感觉和思考走。所以，这几十年，你说受文坛关注也一直在受关注，你说什么时候特别火爆，也没火爆，反正就这么走了过来，热热闹闹的，是是非非的。

我只是凭我的感知写，尽力写出当时真实的社会的真实的情绪。自己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如果我们敏感，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呈现。我总是被争议着，从反自由化，到清除精神污染，尤其《废都》之后，这曾令我非常地苦恼。我的好处是我还能坚持写下来，我没指望我在某一时多么红火和得意，但我体会最深的是社会真的是在进步了。我在后来被列入这样那样的文学思潮中，这都是批评家的事。拿我的创作来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吧，经常有一些归类，一会把我划到地域文化派，一会划到寻根派，又是什么现代派呀、传统派呀。当时呀，把谁划为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很准确，也都不是很重要，归类者是为了一种需要。他们那么列或许有他们的道理，而我之所以能被列入，可能那样写是势之所然，大多的作家在某个阶段会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这如同入冬添衣，春来采花。当年写《商州初录》一系列作品，我并没有想到很多。当时最基本的想法是为了寻找我写作的根据地，曾经数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与村镇，从此我再没有成为写作上的“流寇”。当思潮被总结和肯定下来之后，它必然会对创作产生影响，我的体会是当时的文学思潮所形成的气候，甚至是对我的争议与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地校正我的感知。我仍不停地选择适当的位置，让自己的观察既全面又入微，因为我是有着各种的偏见的。但对于个人来说，重要的还是归于写作，写什么，怎么写，自己再去感知。我读过外国一位大建筑师的话，他说：“我不知道要去哪儿，如果知道，我就不会去了。”他说得很对。基本上每个人都面对一个世界，每个人都面对文学史，每个人都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九十年代，优秀的作家开始凸显出来，不是以流派的方式，而恰恰是以个人的方式。

黄平：按照文学常识，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地域文化、本地文学氛围和文学圈子当然有极大关系。关于这一点，评论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和好的意见。您在一些场合，也曾谈到沈从文包括拉美作家略萨等人对您的启发，这中间当然也有“寻根”视野的启动，但我更想了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如此长久地关注和表现故乡的历史命运和生活呢？我的意思是，除了作家一般的感情选择和归宿外，您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哲学、生命意义上的考虑？

另外还有，对一个优秀作家来说，他的写作自然不会贴着故乡的伦理水平和风俗文化认同的水平而发展，而是站在某一高度，采取了审视、反省与同情相混杂的非常矛盾的视角。这种矛盾视角的存在，时常会加剧作家内心的强烈冲突、不安和痛苦。有些问题是历史文化本身造成的，作家在它面前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而有些，则能显示作家在认识、把握与处理问题上的能力。对不同作家，这种能力是有大有小的，并不完全一样。这也导致了您的小说到《秦腔》时，越写越复杂、越矛盾，在作品文本上显示出一种日趋暧昧、晦暗与多元混杂的阅读效果。一定程度上，您的创作一直处在城市 / 乡村、今天 / 历史、文化 / 个人、正面 / 反面的多维时空中，您怎么看它们对创作的影响？

贾平凹：中国不是小说大国。欧洲是出小说的地方，一些国家可以说是小说国家，那里的花样多，观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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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快，但那里现在太平稳了，一切都定型了，能出新的观念和花样却难出现那么伟大的小说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花样去写自己本土生活，才容易出好作品。拉美文学和日本文学，他们的成功都是从西方那里借鉴了新的观念新的写法而反过来写自己的本土生活。他们的河床是本民族的，流的却是现代的水，起的是现代的浪花。所以说，这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必须是新的观念，二是有丰富的本土生活。

我就想，一定要有现代的东西，但也一定要写出中国人的味道来。这个意识从八十年代就有了，所以写了《卧虎说》，到了四十岁，写了《四十岁说》更是专门谈这种想法，一直到五十的时候，又写了《五十大话》。这几十年来，意识还是比较自觉的。在作品的境界上——我说的是境界，我没说思想上，说思想上容易引起别的误解——在境界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的东西，在行文表现上一定要有中国的做派。为了学习人家，你得读许多历史的、哲学的、宗教方面的书，要研究人性中的东西，要改变对文学的看法。要写出中国的做派，怎样让一般读者接受，又不要落俗。这方面我进行过美术上的、戏剧上、医理上的中西比较。在这二十年里，你若不接受新东西，没现代意识，你绝对没出路。你死抱着五十年代六十七十年代的东西不放，你抱的只能是一堆没价值的东西。现代意识可以说是人类意识，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思考什么，你得追寻那个东西。

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问题要说。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艺术现代意识觉醒的过程，出了许多中西结合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但是，这种中西结合做到位了没有，产没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是有争议的。那些前卫性的美术、诗歌、小说虽然已得到肯定，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的地位很高，可读者不怎么看也是事实。回顾二十世纪，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这是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要认真做的工作。想象力缺乏，日下当然是好多了，思考的人多了，思考的范围大了，你所思考的东西就得渗透到作品中去。中国的作品和世界别的国家的作品有距离，问题就在这儿。看人家的作品，你觉得怎么能想到那一步呀，文字中怎么就弥漫了那些东西呀？！咱就缺乏这些。咱的作品老升腾不起来，没有翅膀，就缺乏这些。这些东西怎样转化到作品中去，形而下的怎么就形而上？所以，你的观念、意识那是生命中的，文学本身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它必然带到里面去了。作品要写出人类性的东西，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

此外，现代意识是人类的意识，农民应怎样去活着和活得更好？之所以长久地关注和表现故乡的历史命运和生活，基本的一点是我来自乡下，那里至今有我的亲人，有生命的关系；再者，中国是农业国，从乡下的角度最能看清这个社会的。你对它有感情，越是熟悉，对它的进步或衰败就越敏感。这如同家里人，当受到外来侵害时你会挺身而出保护，但对他们的种种不是你会去吵去骂。这些年对于农村的现状，我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是社会在前进；另一方面社会的问题在加剧，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痛苦。我为这个时代大踏步地前进而欢呼，又为这个时代的一至两代人的茫然和无措的生命而悲哀。树是最能感受四季的，树又那么脆弱和渺小。作家能做些什么呢，他的认知如地震前的老鼠，复杂的矛盾的东西完全罩住了他，他所能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暧昧、晦暗和多元混杂，呈现出一片混沌。鲁迅当年写乡土，是高度审视，沈从文是另一种视角。当今情况更复杂了，试想，过去的农民是“闰土”和“阿q”，现在还能依然是闰土和阿q那些形象吗？

黄平：“《废都》酷评”对您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中国知识界而言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由“革命社会”到“市场社会”的大转型、大过渡中，《废都》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危机中的许多问题，敏感地揭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激烈冲突和大茫然的状态。您是从个人角度来写一代人的精神困惑史的。正如一个研究者所说，您的小说大胆说出了许多知识者内心的真实，却遭到后者的激烈批评和不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文化现象。我能理解“酷评”给您的身心和写作造成的剧烈伤害。但正如程光炜老师所说，“《废都》酷评”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桩“公案”，人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关注到其中包含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对之有一个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而且不少人认为，《废都》并不是您“最差”的小说，或许还可能是您最好的小说之一呢。当然，尽管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时代语境也已发生了很大转变，但谈“问题”的时机不一定就已十分成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您能谈谈当初是出于什么动机写这部小说的？您是想真实地表达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另外，为什么一反过去不写城市的习惯，把主人公置于西安这座对您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城市之中？还有，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非常特别、明显不同于您大多数作品的小说写法？

贾平凹：当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写了《满月儿》，当别人写改革类的时疾，我写了《商州初录》，似乎老赶不上潮流。我或许有些固执，似乎同我的生活习性一样，不爱热闹。至于说《废都》，更是不时宜地出现。记得有个文学大师说过，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摩擦，因为它的敏感和前瞻性。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摩擦，当然不是和政府，而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一种摩擦，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把你弄得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这样，好像也不行。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有没有，起码我自己一直产生这种东西。作家与社会产生的一种紧张感、摩擦感，这不是作家故意要怎么样，是作家的职业决定了他的超前性、前瞻性所导致的结果。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把这种东西写出来，作品才有张力。可这样写，许多问题就来了。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具体的写作者来讲，困惑的东西实在是多。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氛围下，《废都》没有顺从和迎合，它有些出格，也就无法避免非议。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敏感，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常常会在一个人身上呈现。我不是在说我如何如何了，我要说的是那时我确实苦闷，而恰好我的家庭也出现了大问题，事情就爆发了。而写作的冲动，那颗种子发芽了。但是，中国在现在这个时候，人都浮躁，都追逐时尚，寻找热点和刺激，一些新奇的东西容易被注意，读者和批评家都在盯新奇的东西，发现了这个拿眼又盯那个，那个有了又等着第三个。我弄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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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说新吧，外表上又不扎眼，它可能有许多读者，但同时也可能被误读。好多人跟着你的作品走，走着走着，有些就不见了，他们反映说，你的作品好读，读完了却迷迷糊糊，有多种解释。是的，我是企图将作品写得混沌，模糊，多义性，故事很简单，但不是简单的主题。作品得有维度呀，维度越多越好。这方面的试验是慢慢来的，意识也是慢慢清晰和自觉的。

比如写《废都》时，我想几个人同时对待某一件事，并且佛道怎么看，动物界怎么看，灵性界怎么看，但想得蛮好，表现时就觉得能力不够了。在中国现在对小说的认识里，如果小说写到人生、命运层面，就算是好小说了，但我觉得还不够，你还得写到人性层面，写到灵魂层面吧，生命之外肯定还有什么东西，理论上怎么讲我搞不清，但作品不能太单一了。作品产生多义性，模糊性，误读就来了。如果说你是纯粹的极端的现代派，读者就把你当做纯粹的极端的现代派读，会认同你跟着你走，哪怕读后骂娘，但读时会顺着你的思路走的。比如你是大富豪，你就戴个假表，人家都以为是劳力士，你是个穷人，你戴的是真的劳力士，也会怀疑你是假的。问题是我的作品表现上似乎很传统，有人以传统文学的眼光看你，看着看着你却不是传统那一套，他就有些糊涂了，要误读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政治化，使人的思想比较单一。现在的小说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不相信说教和眼泪，往往在满足了现实和人伦的故事之后，他要追问存在的意义，要寻找超脱的体会。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读者对作品仍是旧的那一套认识。所以读者的水平也要提升，作家不能跟着读者跑，要改造读者。

还有你问的为什么要把主人公置身于既熟悉又陌生的西安城市，城市是产生苦闷和颓废之地呀。写法与之前的我的小说的写法不同，也是基于那时我正在求变；再者，什么内容就会相应的有它的形式，这样的写法适宜于我的意象表达。

黄平：在许多人看来，前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是您又一部“里程碑式”的重头作品，它标明您的写作已经进入一种真正的“个人写作”状态，以及当前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所理解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陈思和、陈晓明两位批评家都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人存在着不同看法。您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吗？您认为，它在您已有的小说作品中应该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到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的写作。这部小说是他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湘西后开始构思并写作的，与他前期田园牧歌和过分理想化的艺术视角有本质区别，这就是他在《长河》里看到了一种充满乡土淳朴气息和原始文化特征的故乡幻影在现代文明步步进逼下即将全面崩溃时的可怕情形。所以这部原计划是多部头的小说无法写完，即使是已写出的部分，也自始至终为一种深刻、悲凉和彻底绝望的挽歌气氛所笼罩着。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您的《秦腔》与《长河》遭遇到的可能是同一个命运，即乡土中国在历史巨变中一种无可挽回的沉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悲剧性的“轮回”。所以，我们请您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来谈谈这部小说。

贾平凹：关于《秦腔》，我已谈过了许多，包括该书的后记里也谈到了它写作的过程。它是我第一次全面写到我的家族和村子。这些年每次回乡，那里的变化离我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我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子。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故事，这故事需要我放下一切的概念，去表现生活的原貌。在我构思的时候，从一些不知可否的元素开始，我惊恐不已，矛盾重重，但当故乡框架搭成，它将是一个独立的虚构的艺术的世界时，我在其叙述中又快乐得意。如果说乡土中国在无可挽回的沉沦，这或许是时代进步，中国现在，刚才讲的，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交织在一起，最传统的和最现代的交织在一起，多类人交织在一起，城乡交织在一起，多种流派多种思潮都在一起，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是很重要的，对要干事情的人确实有好处，有施展能量的空间，而我的父辈和乡亲却承载着巨大的悲剧。

文学到底是什么，许多已被固定了的东西使我茫然无措，我只能，其实每个人，在这种状况下都只能孤独地寻找自己的世界观，寻找自己人生的智慧。我早先很喜欢废名的作品，他的文章奇特，构思和用词用句和一般人不一样，是很杰出的作家，你一读就会喜欢的。但我后来接触到了沈从文的作品，请注意，沈从文是废名的学生，沈从文学习废名，可你感觉沈从文的作品气大，是喷发和扩张性的，废名的作品气是内敛的，往回收的，所以沈从文的成就高于废名。器皿的容量大小是有决定性作用的，罐子大了装的东西肯定多，罐子小了装的东西肯定少，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后天可以挖掘能量，扩大提升的，但要挖掘扩大提升你得有这方面的意识。说起作家、艺术家的个人能力，我说个书法界的现象。所有学书法的人，都临碑帖，都学王羲之呀颜真卿呀，只要练到一定程度，模样都差不多，所以你到北京，到广州，到上海，到新疆看一些书法展，你觉得大部分作品是一个人写的。这就是一般人才。而真正的大家，他是有他的面貌的，一下子就跳出来了，是脱颖而出。文学艺术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技巧上的问题，就比容量了。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学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你吃饱肚子了，散发出的气就不一样，你灵魂方面的东西饱满，能量很大，你的文字肯定是鲜活的。好的作家不在乎你写了些什么，而在乎你给读者心灵唤起了多少东西。当然文字也存在着修饰。什么是好语言，我认为能准确表达情绪的就是好语言，它与作家的气息相关，也可以说与生命有关，而不在于太多的修饰。一般情况下，花里胡哨的都不是好东西，名牌就是简单，越简单品格越高。

我的写作几乎都是关乎于时下的社会，又同个人的生活发展而同步。《秦腔》写了农民如何从土地上艰难地剥离出走，而我近期即将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高兴》则写的是农民出走后如何面对打工的城市。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二三个同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我在《高兴》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据说每年全国出版千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我又是已经五十多岁的所谓老作家了，我现在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去舞笔弄墨。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么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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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以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黄平：在对您的访谈中，让您谈与故乡商州、谈与陕西传统文化的人比较多，我已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述。它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注意到，请您谈西安的却不多。您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可以说大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想了解，它对您的生活、创作和艺术气质的形成有什么影响？那里非常浓厚的文人心态和传统文化积淀，就像一种类似于血液、生命气息的东西，是否也像故乡记忆一样同样在建构着您的小说世界，给了它源源不断的滋养补充？另外，我听说您的书法在西安非常有名，很多人都已能得到您的墨宝为荣。也就是说，您在西安过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文人生活，书法的成就并不在小说之下。那么，书法与您的小说有什么内在联系，它是否构成了您小说之外的另一条生命线索？这种“双重身份”让我同时也想到一个问题，即一个文人与一座城市复杂而纠缠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比较泛化，您可以海阔天空地随便谈，随便聊。

贾平凹：我是1972年进入西安的，而今三十五年了。平时对西安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烦恼，但如果真要离开，我离不开。我一直生活在西安，在西北，这里毕竟不是文化中心，属于外省人，而且没有形成一个文学圈子，基本上是单干式的。在北京、上海，好处是信息量大，交流多，弊病可能是常常不独立。在西安各种交流少，但新东西一旦传过来，起码自己要独立思考一下，能逼着你想好多东西，你得单独来弄。再一个就是你没有你自己的圈子，没有保护能力。一大帮，没人敢欺负你，你单枪匹马，有人就可能要掐死你。对你作品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而产生文学之外的一些东西，你一个人就难了。人是活在尘世上的，每个人都顺着潮流往前走，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摇晃，但从事创作有时你得感应整个时代，要坚持自己的。

此外，这里的传统文化气氛已经使我习惯而由此生长了一种形态，生存的环境决定了生存经验。我觉得西安有一种浑厚而大气的东西，它宜于写作。在陕西，现当代出了多少人，于佑任、石鲁、柳青，我在许多会上呼吁过，在一条街上为他们塑像，建立他们的艺术馆，但遗憾的是没人理睬。大人物是不容易出的呀，你想想，陕西若没有于佑任、石鲁、柳青包括现在的张艺谋、路遥等，陕西就空旷了。除了种种原因外，还有一条，即以西安的历史地位和现在的状况，在这里最容易看到中国大变革的欣然和痛楚。

我是在弄些书法和绘画，绘画似乎比书法要好，但我极少卖画，舍不得呀。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兼职，一直对整天让学生画素描有我的看法，素描是油画的基础，学学素描对国画肯定有益处，但有人为地素描而素描，以素描为创作，那国画就画不成了。中国画里有一种写意画，它给人的想象力更多，但它若按生活原理来说，一点也对不上。中国古时候写作手段简陋，用毛笔写，他只能写文言文这类东西。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人评论说我的毛笔书法好，我说不好，只是还可以，你把古人搬来，任何一个古代的文人的字，若在现在都可以是好的书法，都可以称得上书法家，而现在我们的著名书法家若在古代，那就很一般了。如今文人差不多用电脑，再过一百年，五六十年吧，只要能把汉字用笔写出来，都可以成书法家。

人类大多生活在一种看不见的东西里面，在一种秩序里，但如果人人都来追问这个东西，那世界也可怕了。人从不感谢呼吸系统、心脏和消化系统，其实它们每天给你做了多少事情！所以我在五十岁生日那天的宴会上讲，要感谢支持我教导我的人，也感谢反对我，用另一种方式来推动我的人，同时要感谢我的大脑、四肢、五脏六腑，因为我三十多岁肝就坏了，但肝还运转着，工作了几十年，我不感谢它，感谢谁？我们常说谢谢，谢的都是给了小恩小惠的，大恩大德的没有感谢过。这个世上，让我们敬畏的东西太多了！

书法是对文字的形式美的敬畏，如果这样的敬畏已经不再，书写就不会受到足够的尊重。中国人的思维，当然从哲学呀，医学呀，绘画书法呀，戏曲呀，啥都体现出来，单说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的，它最基本地代表着中国人的思维，如果文字变成一种符号，和英文、阿拉伯数字变成一样了，中国民族那种审美观，东方人的思维就慢慢发生改变了。对一个像咱们这样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在目前这一段时间极力想把经济搞上去，要求全球一体化，可以理解。但从长远看，对文化吧，会带来很多不利的东西。都是电脑化了，美国化了，就没有东方人的思维，东西方就一样了，咱这个民族的文化恐怕就会被忽视……

我同时也搞收藏。我的收藏不在乎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符合我审美，即质朴、浑然、大气一类的物件，我的书法绘画由此而借鉴了它们相当多的东西。有个很重要的评论家，谈到我的写作、书法、绘画时，说它们具有民间性、传统性、现代性，我认同他的说法。我确实是这么努力的，虽然做得还不到位。但写作永远是我的正事，兴趣所在，而书法、绘画纯是业余。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自己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却又是独立的，言之不尽而歌，歌之不尽就舞，舞之不尽则写，写也写不尽只能画。商州和西安是我生活的两块地方，也是我创作的两块地方，我是商州生长的一棵树，被移栽到了西安，移栽活了，一天天长着。

黄平：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希望您保重身体。当然更希望您以后的小说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和艺术享受。谢谢。

第9篇：当代文学一体化范文

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两个视角分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文学系统：第一是文学的时空角度，第二是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先来看第一个视角，即文学的时空角度，这又可分为时间性和空间性角度。

(一)时间性角度：古典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学

文学的时问性，实际上就是文学的时代性。文学的产生、生长和演变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是在历史时间长河中不断运动的。这就有了文学的长度，即时间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文因时而变，文与时俱进。一个时代产生了适应一个时代精神与需要的文学，是作家对所处时代具体生活有感而发的产物；但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学又反过来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和品格。无论是把文学比拟为照亮时代的精神明灯，还是反映时代的镜子，说的都是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就整个人类文学而言，可以区分为古典性(古代)文学、现代性(现代)文学与正在发展运动中的当今性(当代)文学。就中国文学具体论之，从时间性角度可分为先秦文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每一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价值取向、社会生活、审美理想与艺术创新的经典性作品。如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和《楚辞》，前者是北中国文学的代表，后者是南中国文学的典范，两者互补融合，哺育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古典性品格。同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代表着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按时间性即时代性研究文学，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教程长期奉行的研究路数。中国的古典性文学，美学上的道、气、韵、味等，政治上的忠君、爱国、济世等，构成了艺术和思想上的鲜明个性。在语言上，古代文学是古代汉语的文学，与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即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很多东西都没有定形与定制，但它是现代文学产生的必要准备。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近代”和“现代”是同一个词，不存在“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别。本文考虑到中国文学史的习惯分类，因而析出介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表现了人类对现代社会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现代性的基本标志有三个力‘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体原则。市场经济以功利原则为主导，民主政治与权威主义相对立，个体原则是区别于整体主义的行动哲学。历史的发展要求人类找到一种能够更好地表现现代人精神情绪、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的新的文学形式。试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较，从文体角度不难发现，中国古典性文学中的韵文较发达，广义的散文比韵文要弱；而现代性文学则相反，散文体尤其是叙事性文学小说特别发达，诗的成就相对要小一些。我们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主体部分就是一部小说创作的发展史，诗歌、散文、戏剧都在其次，如果去掉小说，现代文学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即现代性文学在精神取向上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民族、国家等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题。在语言上，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与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现代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即印刷技术和传播媒体比之古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晚清以降，印刷业的发达，报刊的传播，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取向，极大地刺激了小说创作，使这一能够有力、有效地表达现代人精神情绪与生存体验的文体，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关于文学的时间性与时代性，还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意味着后起的文学必然胜于从前的文学、越是后代的作品必然超过前代的作品。文学是精神产品，不同于科技产品。科技的发展是一种线性发展，后起的必然超过从前的，今天的火车飞机比之古代的骡马舟车自然要先进快捷，但人文领域的文学就不同了，每件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时空、特定语境、特定情绪下产生的，与彼时彼地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紧密联系，其意义与价值是复杂多元的，不可能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与判断。比如诗歌，你能说今天的新诗已经超越唐诗了吗?显然，李白、杜甫的崇高诗史地位，今天依然无人可以取代。

(二)空间性角度：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时空视角的第二个角度是关于文学的空间性，也即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从这一角度立论，可以把文学分为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类。本国文学指自身所处国家的文学，具有民族、国籍身份的认同意识。对中国人而言，本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即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切文学；外国文学是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一切文学。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论文学的空间性，只将其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类。中国文学内部又可按地域或民族分为各类文学。以地域区分，如京派、海派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就包括巴蜀、楚湘、吴越、齐鲁文学等分类，研究了特定地域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形成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不同的地域文学。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一方面是同根同源同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各有其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与发展态势，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深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深受商业化运作对创作出版的影响；在语言方面深受闽南客家文化、广东方言以及外国语的影响。外国文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地域文学概念。一般把外国文学分为欧美文学、东方文学等大类。就欧美文学而言，又可分为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东欧、北欧、美国、加拿大文学等；就东方文学而言，则有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文学等。文学的空间性是由产生这种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地理环境是一切因素中最稳定的因素，势必影响到与之紧密联系的地域文化生态的稳定性及其特征，濡化、组织、干预和引导着该地域作家的性格与思维、情趣与视野、审美理想与艺术感受，进而影响该地域文学的表现世界、精神走向与文化品格。科学的进步有其世界性的统一标准，但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进步则在于其独创性。文学在时间上是时代的，在空间上是民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反映了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共同荣辱以及本民族生存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质，才能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秀华光发的世界文学大厦，正是由形形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所支撑起来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不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尺度，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时代性是一种全球意识，民族性则是一种寻根意识，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思潮。21世纪人类面对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立体化、信息网络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特别足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真正成了“地球村”。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精髓，体现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的地佗、意义及尊严，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普世的精神追寻。在此意义上，研究文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越发湿得重要。对文学大系统进行时问性与空间性分类，具有自身的学理逻辑，并非简单的分门别类。

二、人类文学大系统分类结构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角度

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着眼于文学与世界、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文学与外部的关系。文学大系统分类结构的第二个大视角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着眼于文学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文学的内部关系。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生产者即创作主体，还会有消费者即阅渎主体。为此，从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角度立论，就可以对人类文学进行区分，探讨各自的内在规律。

(一)生产者角度：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从“生产者”来看，就要探讨是准生产了它?如何生产?为什么生产?生产过程与产品有什么特色?这是关于创作主体即作家的研究。按生产者身份的不同，可以把文学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作家文学，第二类是民nj文学。作家文学也可称为文人文学，或知识分子文学，生产者是作家，是文化人，是具有独立写作能力和对自己的言论自由及表达拥有清晰判断力的人，其特点体现在个体性、符号性、稳定性三个方面，表现了作家的独立性生产方式及产品的独创性品质。作家文学的第一个特点足个体性或个性化。文学创作是作家生命律动的特殊形式，是一种最具个性化的精神劳作，是一种完全彻底的个人行为，因此，人们通常把作家看成“自由职业者”。文学生产的个体性特别强调生产者的自由度，只有在自由度较大的宽松环境中，作家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劳动。文学创作本身足一种精神探索，是一种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它以语言为工具，通过语言建构形象或意境，表现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美学评价及其独特的生命体验。文学是生命的体验，是人生的表现，要充分体现、传达作家对社会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个性化就自然而然成为作家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每个人对社会的理解、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种社会现象也会有不同的体验与表达，同样生活在唐代，李白的豪放飘逸与杜甫的沉郁顿挫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即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与生命历程中，也会有不同的文学表现。个性化形成了作家文学的个人风格、个人特色与个人色彩。个性化是作家价值观、人生经历、艺术气质与修养、语言理想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晶，这是作家文学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显著的特点。正因如此，文学研究除了整体性的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等研究外，也要专注于个别性的作家研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的个性化影响了文学创作的理想与作品。

作家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符号性。任何一个作家的精神生产都不是为了自我消费。一个自诩创作了100万字作品但还放在抽屉里没有公开发表的人，是不能称为作家的。作家的社会角色与意义在于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其精神产品，并由此影响社会。只要号称作家，就自然有其影响于世的产品流传。因此，作家必须将自己的精神产品通过媒体变成符号公之于世，这就是产品的符号性。当然，其传播方式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在古代，作品流传的范围相对较小。上古时代通过甲骨、钟鼎或竹片、木片、石刻来发表作品，古人用“韦编三绝、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之士，车是牛车、马车，五大车的书自然不得了，作品是用竹简刻写成的。从今天的角度考量，“学富五车”不过几十万字，现在用几张光盘就可以把数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全部扫描进去。自古及今，作家文学的符号传播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首先是手工符号图书时代，完全手工化作业，有甲骨、钟鼎、简帛等多种形式；第二是工业符号图书时代，是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时代，在纸上印刷符号；第三是今天的多媒体时代、网络时代，进入电子出版流通渠道，即电子图书时代。电子书籍是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是通过计机或相关没备阅读并可复制、发行的现代传播媒体。电子书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纸质书籍命运的终结，人类未来的图书阅读与传播，将是电子书籍与传统书籍和平共处的“混合图书时代”。从甲骨简帛到雕版印刷，再到机器印刷，到今天的激光照排、电子存储与网络传播，作家产品的符号化转换与发表途径，变得越来越简便快捷与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作家产品只有公开发表出来，转化为符号进行流通才有意义。事实上，无论是过去“韦编三绝”的时代，还是今天电子网络的时代，发表自己精神产品的人总是少数，尤其是将其印刷成图书出版就更少了。作家文学符号化的核心手段是将产品印刷成图书，成为看得见、摸得着、易传播、可保存的纸质文本载体。作品的符号性是作家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只有变成符号，作家才算完成了精神产品的生产，才能影响社会，才能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产生文本的解读研究、作家个案研究以及文学社会学等其他研究。符号性使作家的精神产品成为社会公器。作家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稳定性。作家的精神产品一经成为符号文本公开发表，流人社会，便成为社会公器，不再改变，这就是作家文学的稳定性特点。当然。也有个别作家认为作品不太成熟，再版时会进行修改，但这从整体上说只是微观的，是个别语句、细节的修改，绝不是大动干戈，伤筋动骨，否则就是重写了。按照有关法规，一件印刷品如果有1／3以上重新修改。那就成了新书，不再是原来的作品。所以．作家文学一经出版，总是以稳定性的面貌流传于世，成为社会公器。不再是他个人的东西了。无论是四大古典名著，还足鲁迅、沈从文、钱钟书等的现代经典，文本都是相对稳定的。正是由于其稳定性，作家才能将产品以固定不变的形式影响社会，影响其他民族，直至影响后世。以上所探讨的是作为个人化生产的作家文学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文学作品还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另一种生产者，这就是民间文学。这里把文学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个人化生产的作家文学，第二类足集体化生产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特征正好与作家文学相对应。

民间文学的第一个特征是集体性。民间文学足民间的集体性创作，是集体生产的精神产品，无法像作家文学那样确定具体的生产者。民间文学作品如果印刷出版，署名只能是某某讲述、记录，而不能写成某某著。中国民间文学四大经典《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来就没有具体的作者，只有浙江或河北版本的采风者等等。作家文学有“版权”，按出版法规定，作家去世以后，他的继承人还享有50年版权，此后作品才不受保护。这充分体现了作家文学的个人性、专有性特征。但民间文学就不存在版权之说，不能说《梁祝》的版权归准所有，这是由民间文学生产者的集体性所决定的。由于民间文学是集体生产的精神产品，因此充分体现了创造这种产品的民族的集体智慧、思维特征、历史记忆、审美理想、风俗习惯等，民间文学的风格是一种民族风格，是集体民族文化心理的记忆与积淀，是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宝贵资源和第一素材。也是文学史的重要资源与对象。民间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121头性也即非符号性，与作家文学的符号性相对应。民间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十分简便，就是嘴巴讲耳朵听，口耳相传，既足发表也是传播。探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应注意几个方面：第一，民间文学整体上是I：1耳相传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经由文化人采风记录下来。这些用符号化手段记录保存下来的作品就成了“历史民间文学”。与浩如娴海的原生态民间文学相比，成为符号文本的民间文学数量非常有限。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其童年期都有丰富的神话故事，但能流传至今的只是极少部分，在后人眼里也就益发珍贵。第二，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之所以大量潭灭，难以流传下来，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文以载道”、“事父事君”的价值理念和“有助王化”、“非礼勿听”的取舍标准，“在野”的民问文学往往被视为有伤风化、有碍大雅，长期得不到主流文学观念的承认和接纳，被排斥在主流文学殿堂之外。民间文学在表现人性方面大胆、直露，那些既荤又素的故事，在寻常百姓那里经常听到，但从文化规范的角度考量，却是“有伤风化”而不可记录保存的。所以，要发现民间文学的价值。需要真正有人文眼光和尊蓖民间思想精神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二虽不多，但却十分难得，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正是通过他们的采辑记录才得以保留r来。尽管当时他们的采辑目的各有不同，或为猎奇，或为述异，但毕竟使占代口头作品成为文本符号而保存下来了。第三，由于民间文学是以群体方式和“在野”姿态创作的，比之个人署名的作家文学更具自由色彩与“越轨”言论，这是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只有“自生自灭”。从民间文学的发展历史考察。大凡改朝换代与社会转型，往往是民间文学大量生产的时期，同时由于口耳相传的简捷发表方式，因而也是民间文学广泛传播与消费的时期，但最终保存下来的永远只是极少部分。口头性既是民间文学的长处(便于发表，便于传播)，也是它的短处(即时消费，自生自灭)。20世纪70年代后期“”刚结束之时，民间广泛生产和流传着鞭挞“”的笑话、故事，但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并出版了的只是-d,部分。

民间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变异性，这与作家文学的稳定性正好相反。民间文学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新的补充修改，形成变异。一件作品之所以会变异，大致出于以下情况：第一，民间百姓既是作品的接受者，也是作品的参与者、加工者。一件作品经由张三之口讲给李四听时，李四觉得不过瘾，在他讲给王五听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添油加醋。第二，当一件作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流传时，难免会融入该地区、该民族的文化内涵，使作品更易于为当地百姓所接受。第三，当一件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流传时，因时代的需要也会对原作进行某种改变。以上形成的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特点，整体上使民间文学成为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文本。民间文学的变异性在“名人类”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名人的文化效应能够扩大、提升名人家乡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加上人们对名人的崇拜心理，经常会出现“名人争夺战”。尤其是在现代旅游业中，名人效应不仅是当地的文化名片，更是经济资源。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名人靠名人，没有名人也要想办法挖一个名人出来，甚至抢一个名人过来。20世纪末，河南南阳、唐河两地曾出现过谢姓始祖的争夺战，湖北与河南也有过李自成去世地点的争夺战。民间文学中也有争夺名人的情况，最典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梁祝故事至少有浙江、河南、山东、江苏四个版本。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是客观存在，既有民间受众参与的原因，也有地域文化参与的原因。但一般说来，一件民间文学作品如果被采辑记录成文字出版发表，成为符号性的文本以后，其变异性就会相对减少，稳定性会明显增加。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表达与愿望满足的重要载体，其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自然需要“与时俱进”。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文学面对新兴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化、图像化、快餐化、博客化乃至手机化的挑战与挤压，网络文学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快捷性的特点深刻影响着文学。网络文学打破了已有的文类分野，不断挑战、改写着文学的定义。在文学大系统中如何给网络文学定位、网络文学是属于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对此学界现在还没有一致的观点。本文认为，从网络文学作品的独创性、符号性(电子读本)、稳定性特征考察，网络文学理应属于作家文学范畴，不少网络文学高手也视自己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近年吸收了部分网络文学作家入会，2010年鲁迅文学奖已接受网络文学参评，网络文学与通过报刊、图书刊布的作品已被一视同仁。但从大量网络文学作品发表的匿名性(作者不具实名，多以网名代替)、变异性(有的作品是开放写作，由多人接龙参与完成)、即时性(随时更换，很快消亡)、草根性考察，网络文学又具有民间文学的一些特征。到底网络文学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这既取决于网络文学自身的演变发展，也取决于网络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与重塑，现在匆忙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二)消费者角度：与儿童文学(未成年人文学)

从文学生产者的角度分析文学系统的分类结构，可以分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类。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学消费者的角度，即接受美学所研究的文学接受与读者的角度，也可以分为两类：这就是与儿童文学(未成年人文学)。是为具有一般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社会批判能力的成年人服务和消费的文学，我们平时习见的大量文学作品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同为已成年的社会人，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从根本上说不存在审美意识、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代沟”，整体上处于同一个平面进行精神对话与沟通。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题材无。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战争和平，权争利害，士农工商，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进入文学版图，一切都取决于作家如何去写，如何把它写好。第二，创作多样化。诸如有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抗现实的浪漫主义文学、绝望于现实的现代主义文学、调侃现实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等，五花八门，文随世移，天马行空，出奇制胜。第三，风格个性化。作品的结构、意境、语言、笔力、雅俗等，均体现出作家的个人爱好、个人色彩、个人风格，从根本上说，不用担心读者会有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容易理解，本文就不再多加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