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资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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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一、调查原因

在上个世纪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这是个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为了让我们更深地了解这段历史，我写了下面这个调查报告！

二、调查方法

①访问参加或目睹过的爷爷奶奶们；

②翻阅一些有关的书籍以及资料；

③上网搜索关于的事情。

三、调查人员

林心怡

四、调查情况汇报

又称、七七。1937年7月7日夜晚10点，日军进行军事演习，以＂不见一名士兵＂为借口，毫不留情、残忍地攻打我军，这件事是日军为了鲸吞我国，而蓄意制造出来的。

第2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在与联合国相关的国际行为中，是否合法即指与联合国各项成文规定、惯例或国际法院的判例相冲突。若存在冲突的情况，那么这个行为的合法性就会被质疑。1950年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决议一事，不是国际法院的案件，因此不适用国际判例。其合法性的关键取决于是否与联合国成文规定或惯例相冲突。本文认为：无论从成文规定的角度，还是从惯例的角度，当时的相关决议都很难说是合法的。

1. 从成文规定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决议与《联合国》第27条第3款的明文规定相冲突。

《联合国》是联合国的根本大法，是联合国所有条约、规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他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基本精神和组织活动基本规则。《联合国》第27条第3款的内容是：“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即指所有的非程序性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联合国》第27条第3款规定，要通过决议，必须有“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此处用词说的是必须是“同意票”。弃权、反对都不行，更不用说没有投票的情况。而自1950年1月17日起，苏联因反对政府继续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开始以缺席的方式抵制联合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的一系列相关表决中，苏联都没有出席。苏联缺席的情况也被记录在联合国官方决议之中了。

《联合国》原文明文规定必须有“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但是1950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决议显然都没有苏联的同意票。因此，做出这些决议的程序与《联合国》第27条第3款的明文规定相冲突。

2. 从惯例的角度来看，当时做出这些决议，并没有之前已经形成的惯例为依据。

首先从当时联合国决议的记录来看，缺席和投弃权票显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是分开记录的。投弃权票的情况被直接记录在决议正文中。而缺席的情况则被记录在决议的注释中。

在常任理事国成员弃权的情况下，虽然按《联合国》的原文是不应通过决议的。但事实上自1946年起就出现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而仍视为通过决议的情况。如1946年的4号决议，苏联就投了弃权票，决议仍然通过了。几年中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弃权票”被视为原文所说的“同意票”，到1950年时已成为被安理会普遍接受的惯例。但这并未解决常任理事国缺席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不过，将常任理事国的缺席视为“同意票”，后来也成为惯例了。但从资料可以看出，这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

关于这一点，在联合国官方出版的《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述。1946-1951的惯例汇辑的第三部分C篇，标题为“关于27条第3款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3）），详细记载了相关惯例的发展历程。该文件175-176页的记录显示，安理会历史上首次出现决议时常任理事国缺席情形是在1946年春关于苏联和伊朗的问题上。但这显然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第27条第3款“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的明文规定的。因此苏联本来就无资格投票，是否出席也就无关紧要了。第二次出现常任理事国缺席情形，就是在1950年1月17日开始的。当时苏联反对政府继续在安理会中代表中国。苏联代表声称如果政府不被排除出安理会，苏联就不再出席。当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仍处于缺席状态。在此期间，安理会分别于1月17日和3月14日通过了两个决议。随后就是6月爆发朝鲜战争，然后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出兵朝鲜支援韩国的一系列相关决议。

事后苏联激烈反对这些决议，并认为在常任理事国之一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决议都是非法的。1946-1951的惯例汇辑的第三部分C篇下第二章“关于第27条第3款常任理事国缺席情况的讨论”（Consideration of 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 （3））记录了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文件显示，在缺席期间，苏联仍在通过电报形式抗议安理会在其缺席期间通过决议的做法。1950年8月苏联代表重新出席后，各国就相关问题继续争吵。古巴、英国、法国表达了不同意见。1946-1951的惯例汇辑中记录的最后一次发言记录是在1950年8月14日，法国代表对苏联进行反驳。

在此之后的惯例汇辑中，再也没有关于第27条第3款下常任理事国缺席情况的争论记录了。虽然1952-1955和1956-1958的惯例汇辑中仍有“关于27条第3款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 （3））和“关于第27条第3款常任理事国缺席情况的讨论” （Consideration of 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 （3））的标题，但标题下空空如也，完全没有正文。

第3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同课异构”是单元主题教学下“一课一中心”比较教育研究方式之一。“同课异构”可以是同一课题，由多位教师在不同层次的班级教授同样的课题。“同课异构”是新课程实施以后颇为流行的校本研修方式。“同课异构”有助于教师相互学习，更好地将新课程的理念变为课堂教学行为，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同课异构”之“同”有哪些？为什么“同”？“同课异构”之“异”有哪些？为什么“异”？下面以人教版“”为例，谈谈自己的理解和实践性认识。

一、“同课异构”之“同”――教之“魂”

1、“同课异构”之“同”首先是基于同一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也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它体现着国家意志。具体到某一课题而言，课程标准规定了该课题的“课程目标和内容目标”，因此，教学设计和实施必须从课程标准出发，围绕课程标准的要求组织教学。关于“”一课，课程标准的要求是：“列举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教师再设计和实施教学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材料，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都必须基于课程标准。

2、“同课异构”之“同”其次是基于同一课题内容。“同课异构”的前提是同一课题，只是基于同一课题内容，才能彰显执教者对同课主旨的把握、为达成“同”而“异构”教学资源与教学方式的独特“灵性”。关于“”一课，有“”、“”“战火重燃”三个内容，教学设计和实施必须以这两个教学内容为中心，为达成课程标准的要求，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对学情的了解整合教学资源，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

3、“同课异构”之“同”还基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认为：我心中的好课有四个标准：1.好课有“有知识”；2.好课要“有方法”，或者说有思想；3.好课要“有生活”； 4.好课要“有境界”；还应该有教育意义，体现以学生为本，启发、指导和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

4、“同课异构”之“同”更应基于学生的发展。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在“同课异构”中，无论怎样设计和实施教学，都应基于学生的发展为旨归。

二、“同课异构”之“异――教之“灵”

这里所说的“异”，并非“灵魂”而是“灵性”，即“同课异构”之“异”的独特方面。“同课异构”的精彩之处便于在于“异”，对于同一课程标准下、同一课题内容，执教者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如何以独特的方式整合课程资源，选择怎样的教学方式，都体现着执教者“异构”课程的“灵异”。

1、教师风格之“异”。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主导者、参与者与合作者，因此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教师。但是，教师的风格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性资源，正是“同课异构”之“异”的基础。实践中，有老师以采在研读与阐释史料，问题探究，历史比较过程中实现本课教学目标。有的老师以“三段六环”为载体达成教学目标。在“三段六环”教学中突出学生的“问题探究”。

2、教学对象之“异”。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教学活动服务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的差异性是很大的，不同学校、不同班级、同一班级内的不同学生，他们的知识储备、认知水平、学习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学情的这种差异性资源是教师在设计和实施教学的重要依据。就“”一课而言，关于学情的认知就有不同的解读，有老师认为：本课涉及的两次战争，在初中阶段的教学中也是重点掌握的知识，所以对课本上的关于战争及《》、第二次及《》、《》，无论过程还是条约内容，以及条约产生的影响，课本讲述都非常清楚，故课堂教学中不必占用太多的时间，指导学生完成课前的导学案内容，教师只需解答学生的疑惑即可，更多的时间应放在对背景的分析上。

第4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国内许多媒体的焦点聚集到了唐山，大面积的传播使得有关于唐山三十年前的黑色瞬间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但是，那些不远万里来唐山寻找记忆的人们同时也会发现，在唐山，大地震已经远去了。

新华社报道这样说：“如今的唐山，已经很难看到地震残存的痕迹。新版的唐山市区地图上标出的七处地震遗址，掩在新建筑群中，若不是导游带领，一些当地人都说不出它的确切位置。站在市中心的凤凰山上环顾今日新唐山，高楼鳞次栉比，街衢宽阔坦荡。漫步市区街巷，商贸兴旺繁荣，环境优美雅致，人们的生活平静、安宁。”

除了“7・28”纪念日街头一字排开的冥币焚起的火堆以及此起彼伏路人同哭的哀号，关于大地震的痕迹，真的已经找不到多少。

我们的民族从来不缺苦难，缺的是对苦难的记忆和反思。想起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调查――五成以上被访者不知道“九・一八”。是的，毕竟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太多亲历者已经作古；囿于当时条件的原声原影资料实在有限；能口述历史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战争距离当下的我们已经很远；所以，全世界人民同仇敌忾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精神变得微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二战的意义已经失去”。

看到有报道说，纪念馆少人问津；关于“抗战”的图书和影像资料“叫好不叫座”，痛心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之余，不能不问，历史究竟在哪里？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是对地震建设成就说得多对地震本身说得少的“唐山抗震纪念馆”？还是微缩在大学校园内的一小片废墟，或者是根本找不到一具尸体的地震图像资料？对于那些举世哀恸的过去，我们能拿出来的证据有多少？历史本来的丰富性哪里去了？

精神力量是塑造世界的“软实力”，而没有了历史的踪迹，精神便来得没有根据。三十年前唐山人民的抗震精神留到现在的，怕更多是幸存人的记忆吧。亲历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的，因为有切肤之痛。印度洋海啸，尤其让唐山人动容，正是源于感同身受的困厄和苦难，那是人类心灵的黑洞。这种记忆和痛苦，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了。但是，下一代呢，那些没有苦难记忆的人们，那些只听到与虚构电影无二的灾难故事的人们，怎么理解曾经的苦难，所谓精神，又该如何传承？

三十年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将苦难掩埋得不露痕迹的城市，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段用以反省并从苦难中重振的记忆。

第5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变迁影响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因素的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国家安全形势是动态发展的,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一个国家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国防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和规模,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会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当国家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时,为保证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迅速转入国防领域,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就会迅速扩张,国防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就会急剧扩大;当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缓和、战争危险解除时,原来紧急转入战争轨道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就会逐步复员,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随之改变。国防经济的这种伸缩性就要求国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变化。在相对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国防潜力,同时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当国家安全形势恶化、战争危险来临时,国民经济动员就会迅速转入应战体制,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作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等,都以服务战争和赢得战争为根本指针。

第三,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变化。不同的国家安全形势,会对军队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触即发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务战争、最终赢得战争为中心,在战备物资采购、储备、投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并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战争结束或战争危险解除后,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服务于战争的功能并不会随之褪去,但此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改善军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指导者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艺术”,是对战争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筹划和经略,赢得战争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敌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双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对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必然会安排相应的制度刺激其国防经济超常发展,以满足其扩张战争的需要,其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超出了本国防御的实际需要。建国以来,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但“积极防御”的总体性质始终没变,这就有利于我们在国防经济制度安排上保持适度的国防经济规模,既能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会对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的采购及其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国防经济在武器装备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国民经济动员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国家经济体制

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国家的国防制度,又从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国防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变迁。

第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权制度)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了多种实现形式,这就必然引起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制度、投资制度变迁。

第二,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资源由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统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采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国防科技工业制度、装备采购制度、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和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自成体系,军队后勤社会功能齐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必然促进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引起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变迁。

当然,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阶段,当这些主要因素相对稳定时,国防经济制度也较为稳定;当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防经济重大就会随之发生质的变迁。

参考文献:

[1]D.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第6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这些浮雕塑像远不是用于装饰等目的，具有艺术气息的雕刻显示着死亡的符号以及表达着阿特克人远古血腥的祭祀仪式。考古学家劳尔・巴雷拉研究后发现，浮雕上讲述了一个关于“星球战士”的故事，俘虏人类并作为祭品。

初步估计这些石雕可追溯到550年前的红色和灰色火山岩，该时期处于阿兹特克统治者蒙特苏马一世统治之下，时间为1440年至1469年。当16世纪外来殖民者抵达阿兹特克时，将这里描述成“散发臭气的屠杀场”，并将其拆毁。由于数千个祭祀仪式使得阿兹特克人被杀戮于神庙，西班牙殖民者对此惊恐万分。到了1978年，挖掘电气线路的工人发现了这些数百年前的遗迹，考古学家遂进行了重复性挖掘。

阿兹特克在古代墨西哥人心中具有神圣般的意义，阿兹特克神庙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根据古墨西哥人传说，这座神庙构造是公元1325年神之所授，当时一个流浪部落看见一只“鹰”降落在一棵仙人掌上，嘴里还叼着一条蛇。这个情景被古墨西哥人所记录，这也是今天墨西哥国旗中央的图案。复杂的结构还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基座，可以支持两座神庙。此外，在神庙中有两处阶梯通向神殿的方向，一个是雨神特拉洛克，另一个则是象征太阳和战争之神、阿兹特克的最高神：太阳神慧兹罗波西特利。

神庙高度大约为九十英尺，统治着神圣的区域，是特诺奇提特兰的“心脏中枢”。考古学家劳尔・巴雷拉认为：这是第一次在特诺奇提特兰古神庙前区域内发现描述阿兹特克神话情景的神秘石雕。其中还涉及到前哥伦布文明的起源，有一句神话是这样描述的：“在一次星球大战中，太阳毁灭了月亮和星星”。

事实上，考古学家认为太阳神慧兹罗波西特利的出生可能就描绘在这些神秘的石雕上，该文明的神论史读起来看似一部宇宙情节。整个故事起源于大地女神科阿特立，喻为蛇裙。当神秘的羽状球粒席卷了位于“宇宙山”顶部的神庙，大地女神遂将生育阿兹特克的太阳与战争之神。这时，大地之神的其中一个女儿，月亮之神开尤沙乌奇与四百个星星神密谋将大地女神与未出生的太阳与战争之神杀死，但后来太阳神成功诞生并打败了他们，并斩首肢解了月亮之神与400个星星神。

第7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2010-2011学年度八年级语文第一学期教学计划

舒城三中 涂德根

一、学生现状分析：

经过师生七年级一学年的努力，本班大部分学生已基本适应了初中阶段的学习，语文成绩有了一定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较浓。但是，部分优秀生的学习成绩还不够理想，部分学生学习习惯有待进一步养成。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由于本期分班，部分来自不同班级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存在很大的差异，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各种能力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新学期开始要耐心的教育学生，树立学习信心，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教给他们一些学习语文的方法，尽快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另外，部分学生存在着应试思想和厌学情绪，需加强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二、本册教材分析：

本学期所使用的是按照《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编写的《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材。本教材分为五个板块六个单元。五个板块分别是阅读、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课外古诗词背诵、名著导读、附录。六个单元是根据文章的内容或体裁把入选课文分为六个单元（即战争、爱、建筑、科学、古诗文、自然山水）。

本册教材六个单元共有30篇课文，根据内容和体裁分为：

第一单元，关于战争题材的文章；第二单元，以“爱”为主题的文章。两个单元都是记叙性文体，分别反映的是战争生活和平民生活，目的是通过学习引导学生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培养学生的爱心；

第三单元，事物说明文；第四单元，事理说明文。两个单元都是说明性文体，重点培养学生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和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

第五单元，文言文单元（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第六单元，关于自然景物的文言文单元。这两个文言文单元，记叙、描写、说明、议论的内容都有，通过学习，陶冶学生情操，丰富文化积累。

本册教材共有精读课文16篇，略读课文14篇。

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仍然分“三大三小”，共六次。第一、三、五单元的是相对大型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通过活动来感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可贵，思考调查桥的历史，领略莲的文化魅力；而第二、四、六单元的是相对小型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以写作为主，以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为辅，通过练笔来感悟“爱”的世界，走上辩论台，收集资料撰写小论文。

三、教材重难点分析：

课程目标是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的。各单元的“单元说明”中都依据这三个方面设计了单元教学重难点。本册教材在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并使他们掌握一定的方法方面，设计的学习重点如下。

（1）一、二两个单元要注意把握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对作品中感人肺腑的形象、惊心动魄的情景和各具特色的语言，有自己的心得和评价；还要努力提高默读的质量和速度。熟读这些课文，要从中了解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揣摩记叙文语言的特点。

（2）三、四两个单元要注意课文怎样抓住特征来介绍事物，理清说明顺序，了解常用的说明方法，体会说明文准确、周密的语言。要注意说明的顺序和方法；默读有一定的速度；能按照要求筛选信息。

（3）五、六两个单元要先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读懂课文大意，然后在反复诵读中领会文本丰富的内涵和精彩的语言，并积累一些常用的文言词语。要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整体感知内容大意。在反复诵读中，了解借景抒情的写法，体会作品的语言特色。

第8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别列茨基告诉记者，他在1945年4月时刚20岁出头，但已是某先锋营营长。虽然他在攻打柏林的激战中受了重伤，但最后还是活了下来，比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幸运得多”。

记者在别列茨基身边看到了一名满脸稚气的壮实小男孩。别列茨基自豪地介绍，这是他12岁的孙子伊戈尔。他说：“伊戈尔在莫斯科第一士官生学校学习。我希望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这一次正好赶上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带他乘坐‘缅怀列车’到柏林，就是希望他能亲眼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让他知道我们是如何战胜法西斯的。”

对于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年过。8旬的老兵别列茨基来说，4月1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老伴、女儿和孙子的陪同下，他身着节日盛装，一大早就赶到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一行4人和其他200多人一起，登上了从莫斯科至柏林的“缅怀列车”。他们将沿着60年前攻克柏林的路线，重温战胜法西斯的喜悦。

“缅怀列车”是莫斯科市政府社会联络委员会专门为那些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们组织的专列。2004年1月，为纪念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胜利解除围困 60周年，由莫斯科至圣彼得堡开通了第一列“缅怀列车”。从此，每逢与卫国战争有关的特别纪念日，总会有不少老战士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着“缅怀列车”前往伏尔加格勒、明斯克等地，在故地重游中感受那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

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员雷蒙多・里奇――

陈玉芬　卢　涛

“战争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二战的战火更是燃遍欧、亚、非三大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近6000万人丧生。”谈起战争，老人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雷蒙多・里奇是意大利一位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老兵，也是一位见证了集中营地狱般生活的老人。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页。而历史，无法改写，更不该被遗忘和回避。只有正视历史，才能不再犯错。”他声音浑厚，思路清晰，很难想像这是位84岁的老人。

“我是在1943年9月8日，意大利与盟军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之后参加抵抗法西斯运动的。在那之前，我是一名法律系的大学生。”里奇说，“当时由于意大利的投降，德国法西斯很恼火，他们占领了不少意大利城市。”

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出于对法西斯的反对，22岁的里奇和一些朋友组成首批游击队，开始了与法西斯军队的战斗。但是不久，1943年12月，里奇被捕了，法西斯分子为了从他嘴里挖出游击队的消息，并防止别人营救他，几度转移他的关押地点，最后，德国党卫军将里奇送进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

毛特豪森集中营建于1938年7月，位于奥地利毛特豪森镇附近，主要关押重要政治犯和外籍犹太人。被送到这里的 33．5万人中，约有12，2万人被杀害。

再次谈起那段地狱般的经历，里奇的声音有些哽咽。毒气室、焚尸炉、酷刑拷问等等被无数小说和电影描述过的场景都是老人亲身经历过的。“能看到当天的日出，却无法知道能不能看到日落。”他缓缓地说着，“不少人，早晨的时候还见过，晚上就永远消失了，命如草芥呀。”

记者不忍再触动老人那痛苦的记忆，“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那是我最高兴最激动的一天了，我同时也为死在集中营的千千万万的人感到难过。”里奇讲述着他被营救的情况，“我一直相信胜利会到来，也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但当时，集中营的日子把我已折磨得不成样子，我有些绝望，以为生命快到尽头了。就在1945年5月5日，美国军队的装甲车开到集中营，把我们解救出来，告诉我们战争胜利了，我当时真有些恍如隔世。”

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瓦西里・伊万诺夫――

陈玉芬　魏忠杰

“和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曾经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后来又在远东培训过中国抗联战士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瓦西里・伊万诺夫这样对记者说。

在卫国战争期间，伊万诺夫曾转战西线和西南线战场，3次受伤，后来被调往远东方面参谋部。1945年2月至7月，他参加了对撤退至苏联境内中国东北抗联战士的理论教学，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伊万诺夫说，他那时负责为苏远东方面军88旅军官们上有关日本军队的课程。 88旅主要是由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抗联游击队员组成的特别部队。伊万诺夫给五六十名连级以上军官讲课，主要介绍苏联方面掌握的关于日军装备、军事战术等情况。

第9篇：关于战争的资料范文

而当我们真正看到影片之后，会发现它与五六十年代苏联新浪潮时期的杰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第四十一》、《士兵之歌》、《伊万的童年》等影片中浓郁的诗意和悲怆的反思传统，在《斯大林格勒》中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超越，其叙事和主题的力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目的所削弱了。由这内外两方面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战争片创作的革新和依然面对的困境。

战争与电影

战争片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它的价值存在于战争这一历史形态对电影这一艺术载体之间的支撑上。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片创作达到，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很多的类型样式，如战斗片、战俘片、惊险片、英雄传记片等，都有各自成熟而鲜明的套路。

但是在今天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战争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是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中，作为渲染残酷质感和破坏力度的战争片很难获得观众兴趣，战争在记忆中找不到印象，人们也就无法进行情感投射；另一方面在于战争片本身的创作瓶颈，不管是宣扬英雄主义精神，还是表达反战主题，都很难在叙事层面上出现新的东西。于是，当下的战争片开始向娱乐屈服，出现了某种类型杂糅的趋势——把自己伪装起来，作为娱乐叙事的背景或某种搀和元素来出现，比如《黄金大劫案》、《厨子戏子痞子》等电影，都与战争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又不是战争片。

相比之下，《斯大林格勒》无疑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片，它对战争过程的直接展现、对人性的揭示、对英雄主义的颂扬，都是典型的战争片元素。但是关于这场二战中最惨烈的战役的影片，此前已经有了四部之多，有的是从宏观上营造史诗氛围，有的是从微观上讲述传奇故事。所以，《斯大林格勒》在题材上本身就不具有什么新意，它的突破也只能建立在技术上，也就是制造视觉奇观的噱头。

人性与情爱

《斯大林格勒》从局部入手，通过两支敌对的小分队在数天之间的较量，以及对寥寥几个人物的塑造，从侧面透视这场战争的惨烈。“斯大林格勒”在影片中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和一次历史事件，更是成为“战争”这一人类现象的象征符号。把影片中的故事放在任何一个战役背景下也都能说得通。

故事的冲突点在于对一座房子的占有和抢夺，苏联军队的大反攻失败，仅有几个侦察兵进入城内，占领了一座楼房，而原本守卫这座楼的德军上尉卡恩奉命夺回楼房。有了这个核心目标，电影就可以坐下来慢慢谈情说爱了。它在剧情上铺展了两条情感线索：一条是六个苏联士兵与楼房里唯一留下的少女卡嘉之间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卡恩与沦陷区的俄罗斯少女玛莎之间的纠葛。电影在平行叙事中，交替叙述两方的情感发展，间或加入一段战斗场面。在经过几次拉锯之后，矛盾必将达到顶点，最后的问题解决就是影片的。由于影片在文戏部分的表现有些拖沓，对观感的刺激性并不大，只有到了战斗时，才能提起精神。

在这两条线索中，能够明显看到作者的立场。从表面上看，两个故事呈现出爱/性、光明/黑暗、纯真/肮脏、活着/死亡的对比，观众自然会被前者所感动，但是从人性揭示角度来看，后者的力度却要比前者更强，卡恩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战争的质疑，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对双方都造成的伤害，而玛莎的行为，在生存的诉求面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军事与政治

当然，影片也通过苏联士兵的话语，表达了对卫国战争的反思。苏军上尉格罗莫夫担心自己的部下不是为祖国和斯大林作战，而是为一个女人作战。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恰恰说明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而当他清楚这场战争的荒诞时，他并没有反抗，而是继续执行任务，并在最后一刻用自我牺牲消灭了敌人，这就更是一个悲剧。

事实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什么持续如此长的时间，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与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位集权人物的精神较量是分不开的。斯大林决不允许这座以自己命名的城市被德军占领，所以命令部队无论如何要守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谁若退缩，立即枪毙。所以影片中的苏军小分队虽面对敌强我弱的包围形势，毅然接受了上级的固守命令。而希特勒也坚决要用这场战役来毁灭苏军的意志，即使后来的战役形势发生了变化，他还是命令部队务必夺下斯大林格勒，而错失了很多突围和作战的机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影片虽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从一个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有意识的隐喻。卡恩集合手下的部队进行战前动员，他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而希特勒就是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在画面中，我们分明看到部队的背后墙上恰好是斯大林的巨型雕像。这一颇具意味的构图昭示了战争本质上的非正义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弄权者的游戏，而军队只不过是棋子，是“万骨枯”的注脚。观众在看到这个情节时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影片的效果就达到了。

商业与艺术

《斯大林格勒》的结局是典型的商业叙事模式，就像警匪片或西部片一样，敌对双方的首脑人物必定相遇，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斗。影片中的卡恩与格罗莫夫对峙于阁楼，同时拔起枪射击，双双中弹。（这样的情境我们在《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香港黑帮片中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在吴宇森的《赤壁》中，也安排了周瑜和曹操进行直接的刀剑较量。）主角人物必定是最后一个倒下，当炮声过后，尘埃掩埋了一切，只留下那个在塔楼上的少女，为生命留下最后的希望。

然而，在观影过程中，我已经给影片做了另一个结局的设定：卡嘉和玛莎都被自己的男人送到了这座无人的塔楼中，当战斗在进行过程中，玛莎步上楼层，与楼上的卡嘉相遇，四目相对时，这两个隶属于不同阵营中的男人的女人，心里会有什么感想？这样的结局可能会传递出更加丰富和深厚的意蕴。但可惜的是，影片让苏军狙击手一枪结束了玛莎的性命，完成了圆满而封闭的叙事，终结了某种更加开放性的结尾。

这便是商业和艺术之间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或一条线的间隔，却是生与死的设定。

写意与写实

战争片是动作片的一种，在表现战争场面时，也便有了写意和写实两种方式。《斯大林格勒》引以为傲的对战争场面的还原，恰恰结合了这两种方式。影片从一开始就从宏观上展现了斯大林格勒的城市面貌，这已经不像是人们所能居住的环境，而是地狱的模样。到处是残垣断壁，炮火仍在蔓延，整个城市弥漫在一种灰黑色的浓雾中，观众似乎能够闻到其中浓烈的火药味，也是死亡的味道。这种如油画式的惨烈场景首先为故事奠定了一个基调，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事的发生都是反常的，也是正常的。而在细节上，我们分明看到被炮灰沾染的钢琴、书籍、布娃娃等物件，它们暗示了战前的生活，也就批判了战争的破坏性。

在表现战斗场面时，影片运用声音、镜头、道具等元素，渲染出真实、激烈的战斗状态，观众的心被提止嗓子眼，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影片运用慢镜头的处理方式，把战斗着的人物的动作分解成可看到的镜像，在动与静的结合中，摄录了从生到死的过程。但同时，这种方法也让人物的动作显得很笨拙，影像有些凝滞，就像电脑上的劣质游戏画面一样，显得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