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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普及挑战传统传播业。信息时代的三大前沿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作用于广播,广播因此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为传播”,具体表现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广播使得境外广播能够轻松越过政府控制壁垒,传统的对短波电台实施干扰的广播控制手段,作用越来越有限;随着2000年3月世广卫星“亚洲之星”的发射成功,卫星数字音频广播疾步而来。亚洲之星的一个波束就可以覆盖1400万平方公里,对中国而言,可以做到整个国土100%的覆盖。在世广系统服务区中的任何人,只需一个小巧的接收机,就可以直接从地球同步卫星上接收信号,可以收听到世界顶尖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意味着国外电台可以通过卫星数字音频广播平台进入中国广播领域。
境外资本进入我国传统传播业,对我国传播业构成了挑战。加入WTO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世界传播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发展对我国传播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境外资本介入中国传媒市场必然会掀起新一轮购并热潮,在这一浪潮中,弱小公司、单兵作战显然已经不能抵御国外强大的资本势力。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先进的技术与多样的节目形态必将会对传统的广播进行新一轮的冲击。面对冲击,国内的1000多家电台只能信奉“团结就是力量”,抛弃旧有的条条框框,手拉手才能办大事。团结首先是本行业内部的团结――走广播电视集团化道路;其次是跨媒体跨行业的团结――走竞合传播、媒体协作道路。
我国媒介环境将不可避免外国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近几年来,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显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二、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更新和转变新闻观念。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加快我国大众传媒集团化发展的步伐。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纽约时报》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华盛顿邮报》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巨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都已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l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加入WTO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来说,新闻从业人员肩负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2.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影视艺术 大众文化 消费文化 精英文化
影视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什么是大众文化呢?金元浦在其《定义大众文化》中,这样说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现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的消费内涵。甚至可以这样说,“大众文化”的生产就是以刺激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没有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要么内容不够适销对路,要么根本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内涵抱着明显的批判态度。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他认为大众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总之,“大众文化”的消费属性、商品属性决定了它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影视媒介是大众文化生产的主力军,既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推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主要力量。
关于“消费文化”的定义,费瑟斯通认为:“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关于“消费文化”的涵义,费瑟斯通指出:“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这里有双层的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的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按照这样一种解释,影视视文化产品具有典型的消费文化产品的特征。
影视艺术的大众化程度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高,影视艺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普及。这与影视艺术的现代化直接相关。影视媒介的传播手段、渠道和方式不断现代化,传播的面越来越广、传播的量越来越大,传播的质量越来越高,接受方式越来越便捷,使得影视艺术越来越趋向大众化。影视艺术的这种大众化趋势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客观环境。这种客观环境又反过来对影视艺术的文本原创、拍摄制作和传输播出产生巨大影响。其结果是.影视艺术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越来越呈现出大众化趋势,并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逐步融合。精英文化日益融入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在接纳精英文化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格调和品位。这就是影视艺术传播表现出来的非常突出而重要的趋势。展望未来,进一步融合将是大势所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的对象再也不是局限于某一狭窄的社会阶层中(如贵族或是精英),而是基本失去了阶层差别的大众。以此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决不可能沿用传统文化载体,它要求的、适合自身的新型载体,必须有为大众所享有的特点。影视艺术无疑是这样的媒介。大众文化有别于精英文化,它是以满足大众娱乐和消遣为主的商业性消费文化。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以深度、抽象、严肃为特征的精英文化逐步向平面、直观的大众文化转型,以娱乐消遣、消费赢利为目的的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由于现在影视文化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影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现,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原来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趋于模糊。当下,文化越来越成为公众享受和消费的产品,大众文化也就是公共文化、消费文化。于是,以影视艺术为代表的通俗化走向。既加速了当代文化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又使当代审美文化的商品属性更加凸显。影视文化市场受大众文化的感性享受、追求时尚的刺激,也变得越来越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反过来又刺激着享乐主义和时尚文化在大众文化中普遍开来。综观影视艺术发展现状。其大众化的趋势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快餐式”
大众影视艺术不象经典文化那样。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符号意义.负载着人生真谛.揭示社会的本质,它仅仅做为一次性文化消费品,满足大众娱乐消遗的需要。大众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可以贴切地比喻为“文化快餐”。“快餐式”影视艺术作品的特点是无深度和平面化。这种作品往往作一般义理的传达,仅仅扫描出现时生活的人间情态和世俗表层,局限于平面化的展示.对影片的人文内涵缺乏深度挖掘。现代大众影视艺术与传统的经典影视艺术在审美形态和审美内涵上产生了质的区别,它消解了作为文化的启蒙主题和意义深度,不再具有精英文化的沉重和焦虑,虽然也能给不同层次的观众带来愉悦,虽然不少作品也有一定的思想主题和教化功能,但主要的还是一种游戏消遣和感官刺激。
2.商品化
影视艺术的商品化不仅仅是指其制成品通过市场流通,更意味着影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市场导向,而传统文化多以文人的自我创作为导向的。好莱坞从娘胎里就孕育市场意识和娱乐观众的意识.普特南强调,在好莱坞“没有一种艺术的规则、义务和标准能替代这一娱乐观众、打动观众、赢得观众的中心职责。”好莱坞将世界市场纳入自己的版图.煞费苦心地收集他国观众的观影需求。早在1927年,美国商务部便过一份由驻华领馆人员提供的中国市场报告,对“中国人电影趣味”的把握相当细致。特别提醒制片人“三角恋爱和两代人冲突的题材因违反传统伦理不受中国人欢迎”,又将“大团圆”、“善恶分明”等归纳为美国电影能够占据中国市场的原因。市场导向对艺术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大众的文化需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过度追求普及导致了文化水平的下降。人们发现,市场导向并不能直接提升文化的水准。畅销和优秀之间决不能划等号。
3.技术化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对于科技的依赖可谓登峰造极。巨额资金的投入。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几乎成为现代电影的票房保证。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学、戏剧成分在电影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好莱坞大片越来越热衷于用数字特效营造荧屏奇观,我们中国观众 从那类大片里感受不到我们民族的情感生活、理想追求与人文内涵,难以满足我们的审美期待。人文理性遭到科技理性的严重挑战。技术不仅体现在制作过程中.还体现在发行和销售过程中。网络、卫星电视、光盘等现代技术使影视作品越过千山万水,渗透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大众文化氛围。
4.组织化
大众媒介本身既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组织机构,其内部严格按行政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单个的大众媒介又组织起来结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传输网络.传统传播方式中,传播的中心集中在参与传播的人。而在大众传播中,其中心集中于传播机构,组织成为联系传者和受者、规范传播内容方式与内容的中心点。传播媒介的组织化使得文化特征发生了如下的变化: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将制成品交付给大众传媒,在提供给受众消费。这意味着生产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永远不能处在即时的互动中,在文化创作过程中,消费者是缺席的。这即是大众传播的单向性的典型表现。二是受到组织规范的制约。大众文化既然以组织化的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传播媒介,就不可避免的受到组织规范的约束。文化创造再也不是个人的性情的表露,而是依据组织程序群体运作的结果。
5.机械复制
影视圈出现的“戏说热”、“纪事热”、“宫廷戏热”、“武打热”等现象表明严重的类型化倾向。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市场份额,避免市场风险,影视艺术作品日益向类型化方向发展。文本能够大量复制,是大众媒介产生并存在的技术性前提,大众媒介的这一特征同样反映在大众文化中。大众文化之所以被称作“文化工业”,就是采用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制造文化产品,而工业化生产的重要特征既是机械复制,对大众媒介而言,传媒产品复制数量,左右着产品的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制作原则。同样的定律在大众文化中依然有效。大众文化的制成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以庞大的数量为标志的。接触的人数的多少,几乎是判定大众文化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
6.标准化
标准化是机械复制的直接结果。大众媒介产品的标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模式化,流行的大众文化大多有人为熟知的惯用模式。二是语言的相似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媒介是整个社会语言的制造器,它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越来越趋向同一。标准化的影视艺术作品往往压抑独创性和主体性,尚失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其价值应该体现在个体生命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和感悟上,也体现在个性化的审美创造上。当前,无论从国外的影视艺术作品来看.标准化的程度都很高。
7.偶像崇拜
偶像或明星成为影视作品开拓市场的有力武器。由他们扮演的英雄和美女在影片中起主导地位。无论是情爱片,还是暴力片:无论是战争片中的军事首领,还是武打片中的大侠等都不乏他们的身影。这些明星在观众的心目中往往具有美丽或英俊的形象。卓越的才能。以及高大的人格力量。而当下大众影视艺术作品中的明星,更多的依赖于商业文化的形象包装。为了提高影视的收视率,影视传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明星效应。由于明星效应的特殊价值.有些演员甚至不惜通过绯闻炒作来获取关注。另一方面。明星对于大众消费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广告商追逐的宠儿。
【关键词】爆破挤淤;造船项目;防洪堤工程
【中图分类号】TV8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089―2
一、工程概况和自然条件
中远大连造船项目防波堤工程内容包含防波堤1 880m,接岸护岸250m。防波堤及护岸均采用抛石斜坡堤结构,根据护岸、防波堤的功能及地基情况、堤身的结构分以下几种类型:
K0-250.00―K0-150.00为护岸段,由于离岸较近,淤泥层厚度很小,基础不处理,采用抛石挤淤;K0-150.00―K0+0.00段也为护岸段,基础处理采用爆破挤淤的方式,处理土层为淤泥及淤泥质粉质粘土;K0+0.00―K0+420.00为防波堤内侧兼码头段,基础处理方式有两种,其中K0+0.00―K0+150.00采用挖泥方案,基础开挖要求达到卵石层,K0+150.00―K0+420.00采用爆破挤淤方式; K0+420.00―K1+250.00段为防波堤内侧远期预留码头段,基础处理采用爆破挤淤的方式;K1+250.00―K1+830.00为纯防波堤段,基础处理采用爆破挤淤方式; K1+830.00―K1+880.00为堤头段,地基处理采用爆破挤淤方案。
本工程中爆破挤淤筑堤主要工程量为:防波堤堤心爆填石方4 486 763m3,护岸堤爆破挤淤石方183 196m3,合计4 669 959m3。
本区濒临海域潮汐属于不正规半日潮,每日潮位两涨两落,以风浪为主,涌浪为次。
二、爆破挤淤的机理
爆破挤淤是“爆破法处理水下淤泥质软基”的简称。爆破挤淤处理加固地基的基本原理是在堤头一定位置的淤泥内埋置药包,药包爆炸将淤泥向四周挤出并向上抛掷形成爆坑,堤头抛石体在爆炸空腔负压和重力作用下定向滑移落入爆坑并形成石舌,瞬时实现泥石置换。同时,药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振动还使爆源附近一定范围内的淤泥受到强烈扰动,物理力学性能参数急剧下降,承载能力迅速减弱至几乎完全失去,抛石体在自重作用下进一步滑移或下沉;后续堤头药包爆破的多次振动作用将加速堤身下沉落底;爆破振动效应使抛填块石相对移动,堤身石料密实度增加,使堤身后期沉降减小。
三、爆破参数计算及起爆网路设计
根据《爆炸法处理水下地基和基础技术规程》规定,挤淤一次爆破药量按下式计算:
Ql=q0•LH•Hmw•LL
Hmw=Hm +(γw/γm)Hw
其中:
Ql-一次爆破排淤填石药量,单位:kg,
q0-爆炸挤淤单位体积淤泥的耗药量,单位:kg/m3,
LH-一次推填的水平距离,单位:m,
Hmw-计入覆盖水深的折算淤泥厚度,单位:m,
LL-布药线长度,单位m
Hm-置换淤泥层厚度,包含淤泥包隆起高度,单位:m,
Hw-覆盖水深,即泥面以上的水深,单位:m,
γw-水重度,单位:kN/m3,
γm-淤泥重度,单位:kN/m3。
影响爆炸挤淤单位体积淤泥耗药量系数q0的因素很多,如淤泥的物理力学指标、石料块度、炸药种类、淤泥深度、覆盖水深、等等。规程中给出的q0值在0.6至1.0之间,根据近年来的爆破挤淤工程实践,此单耗值偏大。不同地区不同淤泥指标的挤淤爆破炸药单耗量差异较大,大连地区单耗药量通常不会超过0.2kg/m3。另外,在计算总装药量时通常需要计入淤泥包隆起的高度,但不计入覆盖水深的折算厚度。
计算药包埋深时不仅要计入淤泥包的隆起高度,也应计入覆盖水深的折算淤泥厚度。覆盖水有利于炸药能量的充分利用,覆盖水越深,计算得出的折算后埋深越深,药包埋入淤泥内的深度越浅。当覆盖水足够深时(水深大于泥深的1.6倍),药包可以放置在淤泥表面。
起爆网路可以采用导爆索网路,导爆管网路或两者的混合网路。在埋入药包之前,首先用导爆索加工成起爆体放入药包中,然后选用导爆索或导爆管引出水面,构成了导爆索网路或导爆管网路。如果用导爆管引出,之后与主导爆索相连,则构成了混合网路。爆破时通常采用电雷管起爆,或者采用分段延时雷管起爆。起爆网路如下图所示:
四、施工工序
爆破挤淤施工工艺有三种,即堤头爆填,内外侧侧向爆填和坡脚爆夯。通过上述工艺使堤身抛石体落底至设计高程,同时按设计尺寸形成稳定的堤身断面。
堤头爆填开始前先设立堤轴线和两侧抛填边沿线标记,为了解堤轴线附近水深地形变化,施工前做必要的水深地形复测。然后按两侧边沿线标记和进尺进行抛填。进尺、宽度及高程满足要求后进行装药作业。装药作业结束后,机械设备、人员撤场。放警戒线,鸣警报,连接雷管,准备起爆。爆后经现场安全人员检查无误后,堤头爆填一次循环完成。
堤头爆填完成后,石料基本落到持力层上,但仍需对堤身两侧进行侧爆填,以便加宽堤身和整形,使之达到设计要求。两侧爆填施工方法与堤头爆填相同,可在堤头爆填50m后进行,侧爆循环进尺一般为50m。
要想使内外侧坡脚稳定,坡脚爆夯是必不可少的步骤,通过对坡脚进行爆夯处理,可以起到密实加固的作用。爆夯时根据坡脚平台宽度确定采用单排药包或双排药包,药包直接放置在基础平台石料表面,内外侧可分别进行。爆夯在侧爆完成后进行,爆夯后通过理坡使堤身达到设计断面。
五、质量控制
根据《爆炸法处理水下地基和基础技术规程》(JTJ/T258-98)中对爆炸挤淤施工的相关规定:
本工程质量控制在技术方面包括下面几项内容:
第一,上堤石料质量控制(块度、抗压强度、含泥砂量等)。
第二,爆破挤淤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测量、定位、装药、起爆等)。
第三,检验与检测(钻孔、物探、体积平衡验算、沉降位移观测等)。
其中,体积平衡法贯穿于爆破挤淤堤头爆填施工的全过程,堤心爆填每30m进行一次体积平衡检验。体积平衡法是根据每炮抛填石料质量、方量记录,在准确统计上堤方量的基础上,比对设计断面方量,使堤心石落底情况能够被确定下来。
六、安全、环境与文明施工管理
(一)环境保护
在施工过程中,为了了解爆炸产物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作了大量的环境跟踪监测,积累了资料,取得了可靠的数据。跟踪监测结果表明:爆炸法处理海淤软基对水质影响范围有限,持续时间较短,不会造成施工区外的污染。爆破对海洋水质及海洋生态环境没有产生有害影响。
(二)加强火工品管理
施工中按有关规定进行火工品运输、保管和加工,严格执行各种签领手续,做到可追溯,避免保管不善造成流失。
(三)施工安全距离的确定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GB6722-86)中第8.3.5条规定:“在水深不大于30m的水域内进行水下爆破,水中冲击波最小安全距离,应遵守下列规定:当炸药量为200kg―1 000kg时,采用水中裸装药方式,水中冲击波对人员安全最小距离为2 000m,对潜水人员最小距离为2 600m,对木船最小距离为500m,对铁船最小距离为250m。”
(四)安全警戒
由于水下爆炸较为复杂,为确保人员和施工船舶安全,考虑到水下的地质、水文和爆炸方式等条件产生、传播的复杂性,在施工中按规定的警戒范围警戒。特别加强与旅游区人员、施工船舶及其他施工单位之间的通讯联系,水上安排警戒船只进行巡逻,做到万无一失,确保爆夯安全。
七、结语
本工程基础处理方法采用了爆破挤淤筑堤法,该方法具有工程造价低,施工速度快,后期沉降量小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防波堤、护岸、围堰等地基处理项目。但爆破挤淤工艺也有它相应的适用范围,《爆炸法处理水下软基和基础技术规程》中推荐的置换淤泥深度为4m―12m。本工程水深为15m,淤泥厚度为20m,堤身落底宽度最大为120m,远远超过了规程中推荐的适用范围,国内没有类似的成功实例可以借鉴,爆破挤淤施工技术难度很大。通过对本工程的成功实施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爆破挤淤施工除按规范设计爆破参数外,应通过典型施工来确定爆破参数的可行性。本工程选取桩号K0-150―K0-105护岸起始段、桩号K0+000―K0+030防波堤内侧挖泥段和桩号K0+230―K0+260防波堤内侧兼码头段作为典型施工段,证明所选用的爆夯参数是合适的。根据爆破前、后的测量结果,针对该典型施工段具体情况,选用相应的爆夯参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堤身内侧先宽后窄,落底宽度一次到位,同时根据抛石层厚度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翅膀叠加技术。这一方法解决了常规施工工艺中深水条件下容易出现的落底宽度不足的缺陷。
第三,堤身外侧采用了两次侧爆加宽,侧爆与爆夯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在改善堤身抗风浪冲刷能力的同时,提高了抛石车辆的工作效率。单一堤头24小时抛填石方量超过25 000方也是防波堤施工中较为罕见的。
第四,改进型的陆上装药机及双向复式起爆网路,提高了爆破装药的效率和操作的安全性,降低了盲炮发生的概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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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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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众传播的特征之一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总是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生产与信息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或被政治家操纵,会不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
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而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行使批判性裁决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就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这种担心由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而得以强化,即,大众传播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借助于现代技术,大众传播的“魔爪”可以触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众传播的产品是为极大多数并不拥有共享空间的接受者生产的,是在“公共领域”流通的,它们在原则上是任何拥有传播媒体(如电视)的人都可以获取的(在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交谈式的交流)。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生产“公共性”的能力大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此,规范化、机构化的权力很可能利用大众传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立场实施对于大众传播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公共生活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
二
[关键词]伦理 媒介伦理 道德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1-0067-01
媒介伦理实际上是媒体人文关怀精神的延伸和提高,是媒体通过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的传播,表达一种使人向着生命优化的方向发展的愿望和信念。谈到媒介道德,往往产生具有道德属性的价值判断。实际上,纯粹的媒介信息是无所谓道德价值的,只有当其进入流通领域,进入大众传播系统,才具有道德价值。当然,媒介伦理也必然关涉媒介信息,因为媒介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道德价值判断必然涉及媒介信息的道德价值。这一体系在媒介信息传播过程中被异化为包括媒介传播的道德外化体系和道德内化体系,前者重在强调媒介传播的价值整合与观念表达,后者旨在突出媒介传播的观念内化与价值渗透。信息时代的传播模式已是一种全新生活方式,从道德外化体系和道德内化体系入手是构建媒介伦理本质的合理途径。
一、媒介传播的道德外化体系
大众媒介传播的道德外化体系是旨在强调媒介传播的观念表达和价值整合一种价值导向效应。大众传播是大众追求的“价值向导”,传播者通过对信息的选择、评论,把既定的价值观举荐给受众,使之形成一种价值观念和目标。导向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媒介传播的正确导向,能提升受众的价值追求,促进精神文明的进步,这是正向效应;二是大众传播的误导、滥导会制造精神污染,这是负向效应。大众传播价值导向正效应的发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价值观的明确性、一致性,传播者须把拟传播的价值观贯穿于传播内容之中,并要保持前后一致,做到一以贯之。二是价值观要正确、合理,拟传播的价值观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历史的客观要求。
二、媒介传播的道德内化体系
大众传播的道德内化体系是意在强调大众传播的观念内化和价值渗透作用的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传播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构成,道德规范体系是大众传播道德外的延伸与继续,道德传播体系是大众传播道德化的前提与条件,是构建大众传播伦理支撑体系的关键所在。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需做调整,道德规范就为其提供道德准则。大众传播无疑是受众道德行为的“立法者”,它将道德规范暗含在各类节目内容之中,通过各种媒体对受众进行反复交叉的影响,形成一种萦绕受众生活的“道德信息圈”。大众传播的道德规范效应,增强了社会道德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增进了人际关系的有序化,具有“调节器”的良效。
其次,道德传播是指人际间凭藉语言、行为和形象互相沟通观念的活动,是受众之间的道德互动和心灵交流。大众传播通过符号系统,传递价值观念,感染受众。相对而言,大众传播具有信息量多、速度高、受众面宽等特点,因而在道德传播层面更能保证效率和提高质量。道德价值观经由大众传播的感染传送,会迅速形成放量增长的模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道德观因其物质条件、文化传统的不同和空间的隔离,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
再次,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依据相应的道德准则,对他人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系列活动。大众传播,是一所教授道德教育的学府,它传递信息,对受众施加着系统的道德影响,因此通过大众传播进行的道德教育有其特殊性。第一,它的实施过程是无形的,在无形中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它常用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把德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有机结合,使受众在轻松愉快中获得心灵启迪。第三,它的教育对象非常宽泛,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今天,毫不夸张地说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成为其传播对象,大众传播堪称一所全民的德育学校。因此,大众传播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教育体系中,具有极为突出的功效,已然成为普及道德教育、提高全民道德水平的首要工具。
三、结语
由于媒介伦理具有群体性、中介性等特点,因此探讨媒介与道德的关系,其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更好把握它对整个媒介传播活动的导向性作用,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文化意识、伦理意识和文化修养;增加新闻作品的文化含量,提升媒体的文化品位;提高受众对新闻作品的伦理文化读解能力;发挥新闻伦理文化的效能,促进新闻伦理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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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定位 大众传媒 分众 文化观念 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中国要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同样,西部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观念的现代化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因此,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与文化观念的关系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大众传播如何促进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再系统地考察目前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就大众传媒和文化观念的发展的有关理论看,如英格尔斯、施拉姆、罗杰斯等人,他们都从宏观上认识到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性比较强的方法,却较少论及。就这些问题,学者们针对自己的研究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针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要借助于大众传播以促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文化定位”是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思路。
严格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它包含了特定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规范(习俗、道德、法律等)、行为方式乃至于像衣、食、住、行等这样的具体生活方式,它是在不同个体的基础之上综合概括起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关于文化的著名概念,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曾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可见,广义的文化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文化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传播速度也不断提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尤为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也应运而生。在西方学者看来,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而出现的文化产品,主要是指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如电影、电视、广播、广告、音像出版物和流行纸质出版物等。西方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而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的问题首先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提出来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在他看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可以突破时空地传遍全球,世界变成一个村落,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在20世纪后期,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已成为现实,而此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的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问题。这一问题表现为,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使其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步沦为弱势文化。在地区范围内,发达地区或城市文化也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使其逐渐弱化或消亡。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发展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农村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现代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文献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一、受众是大众传播的受传客体
受众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处于何种地位?受众是大众传播的受传客体。传播活动作为信息授受活动,其基本内容就是传方传递信息而受方获取信息。传播者站在信息传播的起点上。没有传方的发,就没有受方的收。就信息的传播运动来说,传播者处于主动状态,接受者则处于被动状态。
有人认为,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的受传客体,是只能听由传播者控制和摆布的。 20世纪20年代曾流行过“枪弹论”,它认为传播者好比射手,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就像枪弹,只要传播者扣动扳机,受众就会像“靶子”一样应声而倒。这种“传媒至上”理论,流行了10年左右,由于不合事实而声消迹灭。
对大众传播研究卓有建树的政治学者拉斯维尔,提出了有名的5W公式,这一模式,既明晰地表述了传播的过程,又使传播学研究得以条分缕析。尽管它对反馈和社会制约有所忽略、存在缺陷,但毕竟具备了理论色彩,而受众研 究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可谓功不可没。后来,香农和韦弗提出了数学模式,施拉姆提出了循环形模式,德弗勒提出了双向环形模式,引入了“反馈”理论……随 着大众传播研究的日益深入,受众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受众不是完全被动,而是能动的,这一点已受到广泛肯定。
但是,在大众传播实践中,不少人的认识存在视角障碍,认为传播系统既然是个控制系统,传播者是施控者,接受者是受控者,即使重视反馈,受众也终竟是被动的控制对象。他们从事物表象、主观感觉出发,总觉得我写你读,我说你听,我摄你看,我发你收,既然主动权在我,就可以认定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主人、主宰。这种重传而轻受的错误思维定式,不断发挥着负面影响力。
二、受众是信息需求的活跃主体
受众以“受”为特征。一个“受”字,无形中渗溢出多少被动感、消极感!难道,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真的处在消极、被动的地位吗?难道,传播者真的享有传播活动的支配权,而受众仅是受其影响、承其福祸的附庸吗?不。这是传播者基于错觉而形成的自我夸大,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主观性定位。
传播活动是人类信息需求的产物,没有信息需求就没有传播。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原动力。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以各种手段满足自身需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
我们重点分析文化需求。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都是凭借信息而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活动。客观世界自发显现其性状的信息,是自然信息;经人脑加工,凭借特定符号(语言、文字、图像……)授受的信息则是社会信息,即文化信息。文化需求的实质是文化信息的授受。人们通过文化信息而知世界之貌、识事物之质、感身之所受、乐情之所衷。这种文化需求,可以通过个人对个人的人际传播来满足,可以从社会团体的组织传播来满足,也可以通过功能更强大的大众传播来满足。人的一生都是物质的、文化的需求者。对物质财富的求索和对文化信息的求索,就是每个人以至全人类的生命运动过程。人的这两种需求又是相互交织、相互为用的。作为需求主体的积极活跃,是真正的本质性的积极活跃。
三、受众是文化市场的真正主人
人类的传播史也是信息需求发展史。大众传媒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有了更大信息需求的产物。一切传媒,包括人媒和物媒,都是人类延长感官、求索信息的工具。受众,正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求索信息的主人。
大众传媒是信息的载体、信息的物化。传播者的传与接受者的受,是与文化市场的市场行为两位一体的。是谁决定着大众传播事业的衰荣呢?是由大众传播设备生产多少,信息生产、传出多少来决定呢,还是由受众购买信息载体的状况、接收信息的状况决定呢?显然真正的尺度是后者。一张日销百万份的报纸与一份几乎无人问津的报纸(它当然也可以印百万份)孰盛孰衰,不言自明。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买报人而不是办报人。信息求索者是大众传播的主人,应该并非费解之事。
文化市场是交换、买卖文化信息的市场。信息需求者是怎样步入文化市场、从事文化消费的呢?这取决于文化消费三要素:
1.财力要素,即文化购买力。文化消费,是以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即货币去购买文化信息享用权的行为。受众必须是具有文化购买力的人。没能力付出货币者,就没机会享用大众传媒的信息。贫困地区看不到电影、电视,甚至听不到广播,都是基于文化购买力的制约。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很多贫困地区登堂入室了:使用大众传媒的变化,反映了文化购买力的变化。
2.受力要素,即读、视、听和欣赏、理解文化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因人而异。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化信息具有多重价值的复合性,不同受众对信息的接纳,具有各取所需的多层次特征:有的只使用表层价值,有的也使用浅层价值,有的则可开掘利用深层价值。受众是对大众传媒具有不同层次受力的人。
3.动力要素,就是需求者具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需要。这种需要因职业、信仰、年龄、性别、民族、爱好、经历、习惯、文化水平、生活状况等等的不同而不同。财力要素、受力要素只是人们接受大众传播的可能性,只有在动力要素作用下,这种潜在可能才可转化为现实行动。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大潮伴随着经济热潮而汹涌澎湃。人们面对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必须随时了解环境的状态和变化,必须由表及里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必须和外界进行认识沟通与情感沟通,必须不断进行环境调适和自我调节――因而对知、识、感、乐之文化信息有着日益增长的需要。正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物质需求者不断激发、增强了文化需求,他们成群结队地走进了文化市场。受众,都是对各种文化信息具有迫切需要的人。
关键词:流行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 传播学
流行音乐包含了除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外所有音乐类型。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去定义流行音乐。因此将普遍能为大众接受,并在群众中流行、同时具娱乐性、商业性、时尚性等特性的音乐形式归为流行音乐的范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当代流行的音乐形式,除本身的音乐性外,其传播方式与传播学息息相关。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根据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五W模式”,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音乐传播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结合了音乐学和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现象和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流行音乐的传播在音乐传播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在音乐传播学中占很大比重。
一、关于流行音乐的传播
(一)从《传播学概论》看流行音乐的传播
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每种类型的传播同时也是社会传播这个总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由此可见,传播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不仅存在普遍性,同时传播类型也很多样化。其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流行音乐以其特殊的音乐形式,他的传播受众广泛,因此他的传播方式也必须符合受众较大这一传播特点,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受众面小,对于流行音乐的广泛受众,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群体传播较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范围广,但人数仍然有限。组织传播,其受众范围广,分工明确,因此在现今流行音乐的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大众传播是,他的传播媒介专业,传播技术新,传播手段产业化,在当今社会上,他的受众为所有的普通民众,从传播学的“五W模式”来看,其极大地符合了流行音乐传播的需求,因此是最适合流行音乐传播的传播类型。
(二)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
在众多的传播方式中,流行音乐传播主要依靠大众传播为主要方式。而大众传播的载体为大众传媒机构,如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也由这些大众传媒机构完成。从传统的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期刊、电台、电视台、电影,到现今流行的传播媒介:互联网、微信、微博,这些平台的建立都为流行音乐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流行音乐也正是因为这些大众传媒机构的传播,被大众所了解并广泛接受。
二、流行音乐与大众传播的关系
大众传播作为流行音乐的主要传播方式,推动着流行音乐的传播与发展方向。
(一)现今收视率高的电视综艺节目中播放音乐作品,将演音乐作品传递给观众,这种传播方式为流行音乐传播及宣传起极大推动作用。如时下非常火爆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中的主题曲,不仅参演人员会唱,同时喜爱这档节目的小朋友及家长也耳熟能详,让这首歌被很好的推广起来。
(二)影视音乐的发展对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影响极大。一部影视作品中,流行音乐作品通常能为影视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传播效果,如《冰雪女王》主题曲《Let it go》就借助电影的宣传及上映获得极高人气;《当爱已成往事》也是通过《霸王别姬》的上映而被大众所喜爱;《像雾像雨又像风》中的《让爱冬眠》;《埃及王子》中的《When you believe》等也都起到同样的传播效果。
(三)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同样促进着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时该平台的宽广性也影响着对流行音乐的传播。从互联网的特性来看,互联网的传播方式相对自由,对时间和空间的都不设限,这种自由性让流行音乐更容易被各种人群在各种时间所关注,促进了流行音乐的传播。
(四)大众的音乐关注度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各种流行音乐作品的诞生不仅让群众能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同时也提升了大众的音乐欣赏水平。而大众对于流行音乐风格的喜爱程度也影响着流行音乐作品的发展趋势。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大众传播不仅对流行音乐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一)由于群众的接受情况极大地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因此流行音乐作品中大多数主题有关当下热门话题,而不同的音乐创作者对于当下热门话题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部分创作人的观点比较极端且极具个人主义,因此作品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及误导性。如《姐是老中医》中的歌词,批判了当下的不良社会风气,其出发点是好的,可歌词的撰写方式以及用词并不恰当,相反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攻击性词汇。变相的讽刺以及调侃。这种方式在人群中引起共鸣,但其中包含的词汇也被大众所广泛流传。这种词汇的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不仅没有好处,相反会激发青少年群中的偏激暴力思维。
(二)为迎合部分群体及场所生的“”歌曲作品。这种类型的音乐作品专门针对某些不良场所而创作,其歌词低俗不雅,对于某些特殊场所的需求虽然可以为音乐人带来可观的收入,但这种音乐作品的发行对于没有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极具误导性和杀伤力。
综上所述,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有其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存在许多负面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及相关部门应提升对市面上流行音乐作品的发行标准,仔细认真核对将要发行在大众传播媒体上的流行音乐作品质量。同时为网络音乐作品的发行制定标准,提高所有公共平台发行的音乐作品的质量。其次,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开设对于音乐素质方面的的教育课程,从小提高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鉴赏能力,从而永久性的提高大众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品位,拥有对于流行音乐较好的音乐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