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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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 大数据（Big Data）；大众传播；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66-0037-01

1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近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等IT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从急剧增长演变为膨胀、甚至是爆炸。海量数据从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活跃性，另一方面，也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面对已经来临的大数据（Big Data）时代，数据本身定将彻底颠覆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

国际数据公司（IDC）界定了大数据的4个特征，即数据的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如今，大数据常常被划分为网络大数据和其它线下大数据。网络大数据指的是，“人、机、物”三元世界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彼此交互与融合所产生并在互联网上可获得的大数据[1]。尽管网络大数据因为计算机、技术处理、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等等原因，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并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活动。同时，相比起其它线下大数据，网络大数据更易获取且颇成规模，像腾讯公司就有腾讯大数据（Tencent Big Data），主要用于记录所辖产品的内容和接入量等数据信息。然而，网络大数据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大数据库中的一部分。网络大数据是部分的、不完整的数据。如果我们仅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是根本无法反应事物的全貌，更无法进行基于数据的预测。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数据，即“样本=总体”。

由此，我们需要对更多的数据加以分析。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这也是大数据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新任务、新挑战。诚如麦肯锡报告所述，大数据是革新、竞争、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因此，大数据的利用，也是基于对更多样、更广泛、更隐秘信息进行挖掘和探索的过程。当社会各行各业处在对大数据进行了解和利用的竞争当中，大众传播领域也自然不会错失这次机会。

2 大数据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由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诞生和发展，它们成为20世纪以来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方式。进入21世纪，网络新媒体为大众传播提供了新媒介，并革新了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在新媒体的帮助下，大众传播能够最大程度的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现出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

进入大数据时代，媒介和民众之间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起一种新的交互型传播关系，使得媒介能够更好地完成反映和传达民意的功能。这相比起新媒体的所带来的影响，更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由此，大众传播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用更直接和简洁的方式进行传播。而数据在整个传播过程当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它既是接收者，又是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本体。在大数据时代，大众传播变得更为数据化。

同时在大数据时代，大众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思维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和以往使用部分数据相比，大数据更具混杂性。舍恩伯格提出，只有5%的数字数据是结构化的且能适用于传统数据库。如果不接受混乱，剩下95%的非结构化数据都无法被利用。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传递和反馈的内容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而整个传播过程，也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在大数据中，相关关系变得更为重要。通过应用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具体到大众传播来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关联物，然后利用相关关系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也就是说，大数据背景下的大众传播，跳脱出了根据结果找原因或因一个事件去分析所产生的结果，这种传统的因果关系思维模式，而建立起一种，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最大限度的开发了单个零散数据的价值，也为人们排除了传统思维模式里隐含的刻板印象障碍。对大数据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让事物变得更有前瞻性和可控性。大众传播的效果也将随之增强。

3 大数据迫使大众传播力重构：提供媒体融合新方向

而具体衡量大众传播的效果，我们需要着眼于它的传播力。大众传播力的核心是媒体传播的能力，也就是媒体到达受众并产生效果的能力[2]。这对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新媒体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大数据分析技术不断成熟，但需要承认的是，再快的信息传播能力、再广泛和多样的信息都会出现偏差。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接受信息混杂、不精确、难控的同时，也就承认了大众传播力会受此消极影响。而大众传播的效果也会有所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回避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相应的，我们需要对大众传播进行调整，提高大众传播的3种能力，即整合优选大数据的能力，发掘大数据信息价值的能力，进行精确、快速、实时传播的能力。这在提高大众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对其传播质量和传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大众传播对数据的交换、流动和传递容量巨大，因而它对大数据处理的适应程度，直接反应出它的传播效果优劣状况。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公众、各种组织团体加入到了信息生产与提供的环节中，创造了海量的数据信息，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发现传播信息的重要资源。这种“人人都是媒体人”的功能定位，在网络新媒体中更容易实现。由于网络新媒体自身互动强、速度快、碎片化、零散化等特点，让它的受众随即成为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而在新媒体受众出现并成型的同时，他们也自然成为了大数据之一。因此，在大众传播中，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新媒体受众和大数据本身所产生的“反应”。同时，在大数据背景下，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监督和导向功能也被放大。一方面，大数据的混杂性和不确定性更要求传统媒体对大众传播进行更有力的引导，以达到大众传播的最佳效果；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为公众提供了对大数据进行认知和运用的最易获取的平台。

因此，大数据背景下的大众传播需要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进行融合新尝试。具体来说，就是交叉利用这2类媒介各自的传播特性和优势，从而实现“数据化大众传播”。如果我们将世界看成是由信息组成的，那么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量化的。量化的文字、沟通、世间万物让大众传播更为集中、简洁、审慎和深刻。同时，结合数据调查、“全样本”统计和多元数据交叉关联分析，有利于媒体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报道。[3]而这些报道，更有利于在不同平台间进行传递和播出，即为媒体交叉利用搭建有效通路。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大众传播的过程还需要引入一个新的主体，即数据分析师。数据分析师可以帮助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而可视化是“数据化大众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石。在“数据化大众传播”中，单一数据并不具有意义，只有数据集群由媒体从业者择选，并进行分析后；数据集群才会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并可以对社会生活进行说明和预测。由此，大众传播会更加丰富，且更具前瞻性。

参考文献

[1]王元卓，靳小龙，程学旗.网络大数据：现状与展望[J].计算机学报，2013，36（6）：1125-1138.

第2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 大众化；手机媒体；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4-0013-02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概念逐渐映入人们的眼帘。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发端于四大传统媒体之后，新媒体被列为当今世界的“第五媒体”。

1 手机媒体特征简析

在众多的新媒体中，计算机和手机占有最为显著的地位。相比于计算机，手机媒体的发展更为迅速。据调研机构iSuppli预计，2010年全球手机用户已经突破40亿人次，中国的手机用于在2009年年末已经达到了7亿，普及率达到每百人52.5部[1]。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版《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手机媒体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手机报、手机电视、3G应用已成掌上热点。这预示着手机已从最初的语音通讯工具向综合型媒体发展。”

总的来说，手机媒体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自媒体化。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提出了自媒体的准确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在数字时代的人们由于脱离了专业技术的束缚，可以在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通过拍照和编辑文字在微博等平台上即时消息，关注其微博的“粉丝”不管置身何地，都能够犹如亲临现场一般的了解事情的最新动态，做到“随时的在场”；

2）个性化。智能手机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通过此类程序来不断对手机的功能进行扩充。这种从外观到软件选择的自主化使手机被打上了使用者独特的个人“烙印”，手机的颜色如何、怎样装饰、加装什么硬件、安装什么应用程序等，都能由手机使用者自行决定与更改，做到了“我的手机我做主”；

3）广泛性与交互性。最早的人际传播是“点对点”式的双向传播，主要通过对话实现；由传统传播媒介承载的大众传播是“点对面”式的传播，也称“独白式”单向传播。新媒体时代人的“自媒体化”使“裂变式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模式。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4）移动性。媒体传播的移动性是指从任何地点用户都能进入一个或多个通信网进行通信的特性。媒介的进化是人的选择的结果，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媒介被保留了下来。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了测算媒体“被选择率”的公式[2]：即“ 受众或然选择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手机媒体既能提高互联网技术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效率，同时能有效降低这一过程的费力程度，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2 手机媒体环境下的大众化传播策略

传统媒介环境下，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三者都是相对固定的。而手机媒体环境下的大众化传播，传播者、受众、传播效果都具有了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利用手机媒体渠道同时又能保证大众化传播效果，是我们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2.1 实现传播的亲民化，争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让传播者与受众都趋向于“自媒体化”，而这种传播角色的转变也进一步加大了大众化的难度。要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大众化传播，第一步就是研究怎样争取更多的受众，让更广泛的受众接触到的相关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够真正“说进百姓心坎儿里”、是否能始终伴随着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传播，是决定新媒体环境下大众化传播成败的关键。

智能手机的发展几乎同步于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在手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之后，真正实现了手机与计算机的网络资源共享，使其在我国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截止于2011年12月，我国互联网用户总计5.13亿人，稳居全球第一；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人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当下的理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传统渠道。相比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受众对个性化与平民化的要求更为突出，怎样既迎合受众的个体品味又能有效地传播理论，是传播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周小华指出：“中国化的每一次理论飞跃，实际上就是在传播过程中针对中国实际环境的每一次主动适应。”[3] 大众化传播应从大众最关心的话题中找到“立足点”，将理论渗入日常新闻事件及后续报道中，让大众既看到党和政府的工作成果，又肯定了理论的正确性，自觉产生与的“共鸣”。由此，大众化传播的受众范围就不再局限于精英层面和政府层面，而是重新界定为一般民众，使大众化传播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最大限度的争取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2.2 创新传播形式，实现“靶向传播”

当今的大众化传播，不但要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创新、凸显人际交互功能的新媒体，而且要面对具有认知判断独立性、情感需求差异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的广大受众；不但要迎合大众多变性的信息接收走向；更要符合整个中国社会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从注重听取向强调参与的心理趋势改变。手机媒体的个性化特征使手机成为“带体温的媒体”，随着大众自我意识的逐渐增长，传统说教式、“一刀切”的理论传播形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大众对个性化的强烈需求，因而要实现手机媒体领域的大众化传播，就应着力创新传播形式，突破“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依照受众个体需要和实际情况，实现“靶向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内部各阶层的分化也日益鲜明，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上，还体现在受教育水平上。美国传播学者多诺休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就曾提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信息接收的“知识沟假说”，即不同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的人虽然被置于同样的媒介环境下，但他们对于媒介信息的知晓程度是有差别的，而且媒介越发达，这种差距越大，从而影响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发展。当下的大众化传播，也应该在充分了解和分析受众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靶向传播”使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靶向传播”的问题上，应着重注意两点：首先，应着力改善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充分利用手机媒体的“个性化”特征，变显性传播为隐形传播。其次，应充分利用手机交互性强的特点，激发大众对政府工作的兴趣，提高大众在政府工作中的参与度。例如，浙江龙游县纪委开通了“廉接纪委”手机短信举报平台，拓宽了群众的监督渠道，变“纪委一家管廉政”为“社会各界人人参与廉政建设”，大大提升了政府的信息传播效率，使群众深刻体会到党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所做的努力。

2.3 激发民众自身能动性，培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才是事物自身运动与发展的源动力，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外部媒体环境的营造只是对大众化传播的准备，而要使理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思想武器，还应从大众本身的思想认识上入手，即培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在医学上，免疫力有两种作用：自动防御外来异物、主动处理自身病变细胞。与此相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即大众主动抵御外来恶意颠覆思维、主动反省自身错误认识的能力。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指出：近年来西方媒体全方位发展对华的网络传播，互联网已成“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而新媒体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时代，扩展了个人参议政事的渠道，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工具。发达国家通过“大片、薯片、芯片”等文化与技术上的干预消解着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并且强制植入了西方国家极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观念，如果不及时把握新媒体渠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观念很可能在新媒体领域丧失还手之力。在传播学上，媒体的说服效果分为三个层次：态度、行动与持久行为。传统媒体只是改变了人们对于某种观念的态度，而新媒体的交互性能够让人们主动选择传播信息的种类与内容，有利于保证传播的持久性。大众化传播如果能够抓住手机等新媒体所提供的机遇，就有能力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做出及时反应，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使大众自身具有对不良信息的辨别力。

3 结论

综上所述，传播者应充分利用手机媒体个性化、亲民化、互动性强等特点，改善大众化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用语，丰富大众化传播形式，培养适合传播的新媒体“拟态环境”，在大众中进一步提高理论的影响力，在不断更新的文化潮流中巩固的指导性地位。只有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的提升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大众化传播受众；才能更有效地将理论内化为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指导思想，使公民养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文化免疫力”，实现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工业与信息化部官方网站http：//.

第3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图书 传播 管理 特征 措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3-188-02

1 前言

大众传媒是传播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向受众复制、传播一定的信息所借助传播工具、渠道、手段等，其包括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的大众传媒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图书是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其性质已有所改变，商业性质逐渐突出出来。

2 大众传媒下图书的特征

大众传媒独特的消费性不仅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和丰富的艺术形式，还促使人们消费观念、生活结构发生改变。作为大众传媒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图书在传播的过程中，已从原先的思想知识传播和普及的工具日益变成了现代人们的一种日常精神消费品，其生产、传播、消费以及反馈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因素都加快了我国图书产业化进程，是图书逐渐成为文化产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商品的图书已参与到文化的生产消费中，具有了文化消费的功能。

2.1 作者创作动机

作者创作动机已由原来的自身单纯的创作需要变为经济利益的追求。创作是出版者按照市场的需求确立具体创作内容，这种“命题作文”已具有了明显的商业化性质。图书出版从出书转变为作书，内容的确定也从以前的“作者-出版者-读者”变为“市场-出版商-生产者-市场”。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些缺乏道德操守的出版社为了满足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从而出版内容比较低俗读物。

2.2 图书内容

图书内容由需深度进行思考的思想知识等转变为一种通俗浅显的文化快餐。这种快节奏的消费模式造成了图书内容厚重感、深度的消失，随着而来的是图书失去了保存价值，只能沦为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品。同时，由于快产品消费促使了图书的模式化流水生产，图书内容雷同现象较为普遍、严重缺乏个性。

2.3 读者阅读需求

读书已成为读者对图书进行消费的行为，图书成了人们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一种生活休闲娱乐工具，其已不再是单纯的精神方面的追求而变成功利性较强的一种消遣。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知识思想的传递关系也变为相互矛盾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者具有自，其需求对图书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追求效益速度快节奏的大环境，促使了图书的娱乐、消遣化。由于这种休闲的消费需求借助电子媒介更容易得到满足，导致了我国国民阅读率的不断下降。

2.4 销售方式

以前往往是作品受到读者关注后才促进文化潮流的形成，进而推动图书的传播；现在是出版者先进行宣传吸引读者的关注，进而增加图书的销售。目前，我国的图书市场走向人为因素较多，通过“炒作”，形成其文化潮流，从而实现促销的目的。这种人为制造的快餐类图书的畅销，已成为我国现代出版很普遍的现象。同时，图书的出版周期不断缩短、时效性不断增强。

3 存在问题

大众传媒下的图书满足了读者消遣娱乐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3.1 内容浅显化

在市场化的影响下，一些比较具有深度的媒体也迎合大众普遍消费性文化的阅读需求，出版一些内容比较浅显、低俗化的图书，促使社会“浅阅读”这种现象的出现。“浅阅读”读者一般比较喜欢一些时尚、休闲等通俗方面的读物，极少涉猎名著等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阅读仅仅关注文字表面的内容、缺乏思考，其阅读目的不明确、阅读兴趣单一、阅读过程也较为随意。随之“浅阅读”而来的是图文版图书的盛行，儿童的图文版图书也扩展到成人的行列，读图似乎变成了一种时尚，甚至一些经典名著、古典艺术等随之加入一些图画等比较直观的形式，文字转变为图片的注释和说明。这样虽然能够使人们一目了然、快速阅读需求得到满足，但其无法真正做到知识传递的有效性，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影响。人们的大脑处理图片和文字信息的加工运行的过程是有所不同的，处理图片只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加工，而文字处理能够促进更多细胞的参与、印象保留的较为持久、深刻。

同时，随着图书内容的浅显化、流水化，社会时尚、流行阅读替代了经典内心阅读，泛读、浏览替代了深读、精读。由于“浅阅读”的直线阅读浅化思维就需要文本内容的浅化明了、简单易懂，这样就可以一种最简单、省力的方式来方便读者阅读，促使了时尚流行类阅读的大量盛行，甚至名著的一些“速读”“解读”“导读”等比较通俗的图书逐渐取代了经典名著，速食快餐取代了精华大餐。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简单地知识、文化信息，使人们快速高效获取信息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其内涵极其有限，精华部分很容易被忽略、丢弃。这种“浅阅读”的眼睛在看、脑子根本不需要太多活动，造成了需求的短暂满足和浮躁风气的持久盛行。读者深陷其中，很容易导致经典认识的肤浅化。同时还会对人的求知欲望、艺术鉴赏、审美情趣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们思维惰性化、思想荒芜化。长此以往，将危害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及发展。

3.2 题材雷同化

目前，大众传媒下图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题材的雷同化。商业化的性质导致不断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图书出版资源的无节制开发，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的现象普遍存在。当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书畅销后，紧接着大批大批的书名比较相似、内容几乎完全雷同的书籍大量出版。跟风书省去了前期大量的调研工作和精力资金的投入，只需对畅销书内容稍稍加以改动出版就可从中获取暴利。同时现在缺乏相应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规范，出版商对这类跟风书的出版乐此不疲，从而导致了图书严重雷同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图书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1）形成了出版泡沫化，市场冷却后，大量雷同书跟风书积存，形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一些优质图书的出版资源被剥夺。（2）雷同书跟风书的大量出版，造成文化资源开发的过度，使读者无所适从降低了购买欲望和图书信任程度。由于跟风书雷同书的大量出现，占去了原创图书的市场份额，严重减少了其应得的经济利益，对其创作积极性也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进而致使原创个性作品的更加匮乏。这样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图书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3）跟风出版还表现在版式、装帧方面。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后，出版商根本不去考虑具体的实际情况、唯恐落后对其进行迅速模仿，极大地破坏了图书市场有序运行。

4 解决措施

4.1 完善图书市场

目前，我国的图书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良好的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图书市场起点以及发展水平都较低，现在还处于一种低水平低层次不正当竞争的状态。同一类型的出版社较多，恶性竞争较为激烈，造成图书市场环境的恶化。可采取合并的方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竞争和题材内容的雷同、将主要精力放在优质图书的出版上。同时，图书传播的有序开展和市场环境的净化需要做好每个环节工作和每位成员的自觉。出版行业应提高其道德素质，自觉担起国家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责，合理开发利用出版资源，完善图书市场。

完善市场处理出版行业自律以外，还应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维护图书秩序。目前，著作权法还不够完善，书名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维护；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关注了著名商品名誉的保护，但缺乏对利用图书书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明确界定。这样就会给一些缺乏道德素质和民族良知的出版者创作了机会、钻了法律空子。因此，国家必须尽快完善图书出版传播方面的法律法规，落实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使不法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

4.2 倡导原创

“浅阅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图书的浅显。要想读者能够深度阅读，应有深度作品进行选择、出版一些既具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的优质图书。同时，解决跟风生产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创新、不断提供新作品。当跟风书刚出现时，推出新的原创作品，这样跟风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创新是社会任何行业发展的持久动力，图书行业也应高度重视创新。只有不断创新，竞争力才能真正得到提升。这就需要重视作品的原创性和品牌的深度开发。首先，在图书出版时应重视作品原创性，积极寻求优秀独创作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作品特色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其次，还要注意现有品牌的深度开发。只有这样，跟风书就很难打开市场，图书市场环境自然就会得以净化。

4.3 注重对读者品味的引导

图书出版不应一味的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要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民族责任，对读者品味进行积极地引导，提高其图书鉴别购买能力、消除从众心理。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图书选择、鉴别宣传活动，使读者在鱼龙混杂的图书中学会辨别。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建设，提高社会的整体阅读水平。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普及精英文化，倡导深度阅读，促进读者阅读经典思想的形成，使其不再满足于低级图书内容的阅读，提高其阅读水平。另一方面，应尊重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引导其个性阅读，避免消费阅读跟风书的从众心理。这样有利于读者“爱读书、读好书”思想的形成，从而使跟风书失去市场，逐渐淡出人们视线。

5 结语

大众传媒下，做好图书传播与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使图书行业科学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同时，健康有序的图书市场环境的创建和维护，需要社会每个成员的参与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鲍阳.传媒视野下的图书传播与管理探究[J].中国报业，2012（06）：113-114.

[2] 王勇安，朱尉.简论对图书出版的传播学误读[J].出版发行研究，2009（05）：28-30.

[3] 赵华.大众传媒下的图书传播与管理[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06）：113-115.

第4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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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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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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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第5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 经济周期 贸易传导机制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运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由此前3月份的3.9%调到3.7 %,调低了0.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大的经济体经济低 迷已经影响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前三季度,从国别看,我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个百分点;对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 8月、9月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分别回落到22%和20.8%。从产品看,部 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8%,玩具增长3.7%, 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额却还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96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尽 管有多种原 因可以说明中国与主要经济低迷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增速减少而总体贸易额增速势头良好的 情况,但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我国对东盟国家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9%,其中出口增长了20.7%,高于同期对欧盟的19.5%的增长。在 中 国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理 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拟以东盟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为观察对象,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六国双边贸 易 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 予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建构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扩展。

文献综述

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国或重要的区域经济体内。 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更加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因为换来成员国之间贸易增加的 统一货币的实施是以牺牲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的,这在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很差的 成员国表现得更是明显。对什么在决定着这种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探讨也更多地是从贸易的视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论上分析认为货币统一创造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提 高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业国家为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较高的贸易结合度确实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协动 。 但是有学者对以工业国家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早些时候,Krugman( 1991)就认为经济周期协动对贸易结合程度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结构的差异等 因素,[2]后来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认为产业内贸 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协动分别对 工 业国家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结合程度的不同反应是可以从专业分工模式和双边贸易得到 解释的。[6]

尽管国外关于中国与地区经济体之间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的考察较少,但在临近研究领域内 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关注,但这是一个逐步切入正题的过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区 域经济周期存在性的同时力图立足于区域体内给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发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离散的倾向并进而给 出了解释。[7]张兵(2002)考察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归为域 内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等因素。[8]杜群阳等(2005)以东亚十国为样本,利用聚类 分析发现 在1970―2004年间东亚经济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也存在,并发现中国 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结论,在分析经济周期存在原因时已把产业内贸易作为一 个因素考虑进去。[9]王悦(2007)则完全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同步 性,不仅 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还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 同步性有明显的影响。[10]喻旭兰(2008)运用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以1994― 2005年中 国与东盟的GDP季度数据,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兰主要是以中国与东盟总量GDP数据来考察协动性,体 现不出中 国与东盟主要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情况,更没有考察贸易对这种协动性的影响。因此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贸易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与 双边经济波动协动的分析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模型建立

1.关于变量的建构和数据描述

我们实证分析核心是测度双边贸易强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对双边经济 波动相关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响。取t时间段内i和j两国经济周 期协动度(用相关系数表示),即p(i,j)为因变量,其值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从i和j两国以本币表示的真实经济总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数据相关系数。我们沿袭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时间段内双边贸易强度为自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实证分析

1.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周期的分析

通过HP技术从七国实际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数据走势如图1(由于各国GDP数据大小不 一及货币单位不同导致周期成分数据大小差别较大,为便于在同一图中观察,图中显示的是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走势图)所示。图1显示在1985―2006年东盟六国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即有两次平均长度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长度为4年的基钦周期(1996―2000)。中国经济在1985 年开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达谷峰,此后开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达谷底, 此后开始上扬。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出与六国经济周期明显的协动性。

2.变量数值的获得和平稳性检验

在对1985―2006年相关贸易和GDP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相关变量 数据如表1所示。

表3清楚显示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国与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与东盟诸国日益密 切 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其次,双边贸易往来对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是一 样的,双边贸易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经济协动程度提高3.848个百分点。但是个体 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易存量对双边 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分别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双边贸易程度与双边经济协动的Granger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出现较大的 相关系数,为表明双边贸易是否对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还需Granger因果检验的进一步证 实。由前面分析已知两个变量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检验。至于检验模型 选定,需要进行协方差分析,首先做两个变量的因果模型。对模型考虑基于如下两个架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程度起到了促进双边经济协动的作用,同时双 边经济的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加强。

结论及扩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样本观察期内,东盟六国经济走势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出现了明显的区域 经济周期,而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表现出高度的协动性。

第二,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是有积极影响的,且影响的大小一 样。但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 易存量对双边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影响大小依次是缅甸、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程度和双边经济协动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双 边贸易程度加强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协动,而双边经济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显现出了互动效应。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国家出现了愈加明显的区域经济周期,同时 地缘关系、贸易互补性使得中国与邻近区域经济贸易联系在加强,贸易成为中国经济与区 域经济产生互动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防范世界大国经济波动通过贸易影响中国 经济波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邻近区域经济体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贸易传导机 制的研究。

注释: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南开经济研究,2001

[8]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 亚太经济,2002

[9]杜群阳,宋玉华.东亚经济周期与此区域经济周期存在性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 005.

第6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所谓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指的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和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而大众传播学恰巧是这两大领域有机联结的纽带，为国家建设和今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各种媒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媒介进入融合时代。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如何进行大众传播学的教学工作，是高校教学管理者和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探索。

大众传播学的背景

大众传播学是从西方传进我国的一门学科，故“媒介融合”这个概念也是由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所谓媒介融合是指不同类型的媒介相结合。在科技、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多类型化的新媒介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媒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其多功能、覆盖广、发展多样等特征依然具有媒介的趋势，这种多元化的融合对传播业及传播学教学影响非常大。因此，也延伸到了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领域，而并非单一的影响新闻传播业。

“媒介的融合”以数字技术、电子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为核心。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各个产业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并进行合作与整合，这也是传媒业发展的未来趋势。高职院校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在新时展的需求下，应对其课程进行积极改进并得以推广，使其在今后发展中能够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大众传播学课程也同样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和创新，为适应新媒介融合的传播而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有实践意义、多元化、多样性的知识，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同时，大众传播学教师也应该顺应发展，作出改变，不仅要摒弃传统、枯燥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还要不断创新，推进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使学生主动去学、去认知，与此同时确定大众传播学课程在教学中合理而又重要的地位。

大众传播学的问题及现状分析

大众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与新闻学、信息科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知识面较宽、理论性较强，又因为传播学理论起源于美国，属于舶来品，使得该课程内容更抽象难懂，所以在教学实践中也存着诸多差异。

首先，大众传播学课程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完善。这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界限模糊，概念容易混淆，而传播学理论最初又是由新闻学引入，故新闻学对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更集中于大众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在实际教学中，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次，大众传播学的教材使用和师资结构存在配比问题。现在很多高校在大众传播学的教学中，教材引入较少，泛泛概论理论偏多，具备深度的理论研究教材偏少，同时师资结构设置配比不均。

第三，大众传播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显著弊端。目前国内各高校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明显不适应。大众传播学教学是以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为主，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这样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且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现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本身具有抽象性，在教学中容易形成填鸭式教学的模式，而这种灌输式的教学会让学生疲于记忆。

大众传播学的改革策略

受媒介融合的影响，大众传播学的教学要及时变革和创新，这已是当前教师们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但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改革，也是当前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大众传播学的教学需要在新环境的影响下与时俱进，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加强教学的改革步伐。

一是大众传播学发展到今时今日，已远远不再局限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传播学早已扩展到高校各个专业的教学中，成为高校的基本专业课程。因此，大众传播学要注重多学科、交叉学科的教学，密切与各个专业相结合。

二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介应发挥其作用，教师应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其应用在课程中，并与其融合。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扩展教学手段，还能突出教学重点，更好地与学生形成互动模式，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

三是媒介的融合促使传播者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播学也发生了传统意义上的改变，不再以传统的传播者为主导，而是以培养更多视野宽广的媒体工作者为核心任务。因此，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要作出相应的变革，首先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次构建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平台，最后让学生在掌握多种媒介传播方式的同时，受益匪浅。

四是传播学的教育绝不是单纯地告诉学生们理论知识是什么，让学生们死记硬背应付考试，更不是放几部电影让学生们观看，让大家哈哈一笑，告诉学生这就是传播。大众传播学是一门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学科，正是因为它的宽广性，这一双刃剑，可以让传播学沦为泛泛之谈，还可以让传播学在生活中成为真正能帮助我们的得力助手。

五是任何理论教学都不能与实践脱节，大众传播学更是如此。大众传播学在教学实践中要大胆探索，引入各种实践机会，也可以模拟实践，并且要拓展实践的范围，让学生要看到传播学的关联性和经济性，从而使学生明白理论学习的重要作用，在返回理论学习时能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理论课堂上，很多学生成为“低头一族”，看手机、看书成为课堂习惯。而传播学课堂教学，应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师生互动。

六是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应该是开放的。教师除了想办法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应注重课下与学生互动交流。新媒体的发展层出不穷，使得网络传播方式具有巨大的优势，网络的互动与沟通是网络媒介强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因此，加强小组学习的过程指导应该视为“合作式”研究性学习的中心。当然，组建小组和选择任务后，并不意味着教师撒手不管。在“合作式”的学习中，学生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媒介的优势，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及时回复并解答，有效提高课外的学习质量，保证研究性学习的顺利开展。

大众传播学不单单是让学生轻松娱乐，一笑而过地看几部专访，而是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传播学知识理论，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应用，有效地提升其综合素质及文化素养。

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改革与实践需要时间、知识的积累，需要学校、教师、学生等共同努力。只有重视大众传播学课程的发展，不断提升其教学体系，不断推进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才能使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大众，努力成为新媒介融合背景下进行传播的得力助手，为新媒介融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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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电影艺术》1996年第3期。

[6]张国良：《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从日本大众传播学会，96秋季研讨会看当前研究动向》，《新闻大学》1997年。

[7]王怡红：《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

[8]张颐武：《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陕西西安

第7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关系 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18）。“社会是由传播关系构成的网络，主要靠传播来维持。”库利曾说，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心灵符号及其在空间上传递、在时间上保存的手段。”“传播是打造人类关系的素材。”“因此，研究传播时，我们是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关系，人与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传播”的行为、渠道、符号、手段乃至于类型，才有了存在的根基，也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从‘人性’――关系及其交往中来透视展示‘传播’，而不是以‘传播’一名来求实。这不仅为传播研究奠定了一个历史人文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传播’有了自己扎实的依托，并由此和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具有了共同或共通的血脉，其关注点都是社会组织中‘我’与‘他’、‘我’与‘我’、‘近’和‘远’的关系，不会是断了根基的‘行为’、‘渠道’、‘符号’或者‘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视野，毋宁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内在体验。”

从关系的角度去对传播学进行相关阐释的已有很多。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传播已经从以技术为导向的、独自式的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互动的传播模式。新媒介是一种传播与反馈同时进行的交互性媒介。从传播实践的角度看，数字时代是一个传播关系被彻底颠覆的时代，而传播关系的变革对传播观念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类关系视野中的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确实是发生在人体自身的讯息流动与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没有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恰恰就体现在‘我-我’之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认为，自我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他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主我是自身行为的主体，客我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现。用米德的“主我”与“客我”来理解人内传播，它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之间进行的传播。“人的意识是社会意识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意识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无自我意识，便无社会意识，便等于没有自我意识。……自我的传播应理解为内化的社会传播。”在这里，我们将人内传播称为类关系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相比较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传播活动。而这种类关系传播又非常重要，正如库利（Cooley，C，1972：61-62）所说，“所有人类关系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mechanism）――包括心灵中的所有符号，加上在空间中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就是交流，传播。没有这样的交流/传播，心灵就不能生发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

人内传播，又叫自身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我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语，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决心不做。人内传播是人为了适应周围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它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其他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都是人内传播建构的“你自己”与其他个体或群体或环境的交流。一直以来，人内传播是否是传播类型的一种一直存在争议，从关系的视野解析人内传播，为更加科学地把握人类传播类型提供一种思考，能更好地把握人的社会性。

二、人际关系视野中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建立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活动。“人际传播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的问题密切相连，人际传播的动机、目的和功能最终都要落在人际关系上。”一般说来，“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前提和条件；人际关系是人际沟通的进一步基础，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人际传播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的，因而人际关系和人际传播必定存在天然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际传播存在的“三种矛盾”――“亲密与距离”、“确定与不确定”、“开放与封闭”的关系必然通过其张力构成交际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人际传播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0世纪以来才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也与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打破了以往“小国寡民”时代的各种壁垒，社会生产越来越精密，分工越来越细，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人际传播研究是现时代传播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研究人际传播的现实土壤，是理论根基之所在。

三、群体关系视野中的群饰、组织传播

群体是一群个体的集合。组成群体的个体之间在心理上存在联系和互动。“不管哪一种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促使群体成员同心同德的一种内聚力。内聚力（cohesiveness），又称凝聚力，是群体成员各种心理能量的汇聚，表现为认同感、归属感和有力感。”群体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体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群体传播是在群体内部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从广义上讲，组织是一种有固定目标和形式的群体，组织传播是群体传播的一种。从狭义上讲，群体传播特指在非组织化的群体中进行的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组织内部成员间、组织与组织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交流信息的活动。”对这两者的划分存在着混淆与争议。但是无论广义或者狭义的理解，无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关系中进行的传播，只是有组织群体和非组织群体之别。在群体传播或者组织传播中，大众的群体心理比如从众动机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冒险转移、社会情化等消极情形也相伴而生。

（1）非组织的群体传播

相对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来说，这里的群体传播属于小群体传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体的形式进行传播活动是人的重要的社会性表现。“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基础的条件有三项：（1）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2）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也就是个人参加群体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3）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印当个人加入一定的群体，通过合作交流，个人的某些社会需求和愿望就能得到满足，比如交流信息、丰富信息、完善自我、表达自我。但是，当人处于群体关系之下，就得受到群体规范的约束和群体压力的影响。群体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传播形式，成员之间的关系靠传播过程中的心领神会、彼此认同来维系和发展，个人内心的满足程度是判断群体传播价值的主要标准。

（2）有组织的组织传播

与非组织群体不同的是，组织群体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结合体，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分工，受“管理体系”约束的相对稳定的“正式群体”。在组织传播中，关系是一种对于亲密、信任及责任区分的规定与表达，既蕴含着角色规范的意义，又通过他人形成关系的复杂结构。每一个组织总是象征着形形的复杂关系存在。这些关系包括着工作关系乃至权力关系、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等等。其中人际关系也就成了我们对于组织传播核心范畴讨论的重点。组织传播所涉及的特定结构框架中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一个组织系统中权威的和惯常的人际关系结构。任何时候，组织中的个人欲想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标，需要与组织中的其他人进行交往，只有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竞争与合作中，关系交流才能获得成功。有时也可能会给人带来不和谐的暴风骤雨！在特定的组织结构语境下，影响组织的主要特质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组织传播也就是特定组织结构语境下的关系传播，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建立与意义的共享，以及为关系的发展提供传播理念、对策的活动。

四、错综复杂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大众传播活动中蕴含着多重社会关系，包括传者与受者、传者与传者、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媒介等等，大众传播活动实际上就是传播中多种社会关系的互动。虽然大众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流动，但所传信息由职业把关人把关，信息经过净化、优化的处理之后，再提供给社会以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而其中，传者（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接收者（混杂、陌生，文化、阶层、地位、职业等异质）以及大众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现代传播技术、理念、工具三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个人自我的人内传播，有大众与大众之间的交往，有职业把关人对信息的把关，有各方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需要和目的博弈，也有大众对媒介的选择和恐惧等等。总之，大众传播活动不是大众的传播活动，而是在工业化时代以媒介为中介在传受主体之间建立某些关系而且本身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活动。

第8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早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米德就创立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但他在表述社会组织或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并不确切。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学探索之一,是开始将目光集中于“角色”这一概念。由此,一种新的理论――角色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帕克则是最早以强调角色来发展米德思想的学者之一。他强调,角色与社会的结构位置相联系,而自我则与社会结构位置规制下的角色扮演联系紧密。② “符号互动论”与大众传播的联系已可谓众所周知,那么“角色理论”及“角色”与大众传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它们能为大众传播提供多大的可为空间呢?事实上,“角色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角色理论是一种以角色概念为核心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取向,与符号互动论一样,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关于社会互动的理论观点。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符号与规则的制定者、使用者与建构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换。研究社会互动不仅应考虑现有的社会语境,而且应考虑所有那些被我们带入这种情景的因素。由此一来,诸如角色、规则、权力等问题也就与非语言传播、语言及符号等相关了。③所以,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学概念,它已经成为传播学的关键概念。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角色扮演的动态过程的三个阶段中,体会大众传播与社会角色的关系:

对角色的期望。对角色的期望主要指社会或他人对某一社会角色的期望。对角色的期望必须在社会互动中生成,而目前能将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众传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无处不在。如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人们通过大众传播享用着它为人们提供的共同的文化参考。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功能使得其虽然不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如何想,但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因此,一个明显的问题便呈现在眼前。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们过于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人有时就会被信息环境所欺骗。显然,传媒的职业特点本身、政治和商业动机,都会影响传媒对外部世界复制的真实程度,并进而影响当时当地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就是这样利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文化和环境,形成对其他社会角色的期望并通过大众传播了解社会、他人对自身扮演角色的期望。

对角色的领悟。对角色的领悟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理解。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对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别。虽然如今每个人的知识积累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正在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及价值取向等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领悟。大众传播对自我和个性的强调,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自身的角色领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席卷中国的“超级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着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青少年的唯一价值目标。

对角色的实践。对角色的实践是角色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个人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角色。人们对角色的实践并非总与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自身对角色的领悟相一致,总要受到主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实践。许多批评家认为,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角色经常遭到贬抑。在媒介中,女性经常作为对别人、尤其是男性的创新作出消极反应的对象。这类角色为观众塑造了女及其应当被对待的方式,这种现象不仅给女性带来了负面的效果,同样也给男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④综上所述,大众传播想要扮演更好的社会角色,任重而道远。

角色的互动性,决定了任何角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大众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小心使用自身的影响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们对新角色的自觉扮演。一个人在刚刚充当某一角色时,往往容易表现为自觉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他人在场、没有特定的环境与任务,人们就容易忽视自己的角色,不再遵守这一角色的行为规范。因此,大众媒介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场,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适合的环境,明确社会对角色的期待,使人们可以长期地记住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同时,大众传播对社会角色的规范性的强调,还会在有意无意中扼杀生活中人们的活力和创造性。因此,要在规范性和创造性之间寻求平衡,大众传播必须从一个整体的“人”出发,全方位、多方面地对社会角色进行反映,引导社会对角色的合理期待,在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时,必须给其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间。

注 释:

①景天魁:《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观点与和谐社会建设》,省略

②邵培仁:《米德:美国传播学的鼻祖》,《徐州师大学报》,2001(2)。

③约翰・费斯克[美]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④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第9篇：大众传播研究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播；新媒体；崛起；社会控制；破解；限制

一、大众传播的概念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是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这一定义仅指传播的单向过程，没有包括反馈。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大众传播将成为双向过程。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专门从事传播学研究的胡正荣教授认为大众传播就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这种传播中传播者职业化，讯息大量、快速复制，传播媒介也是机械和电子设备系统，受众非个性化。大众传播是社会化的传播。[1]

今天的信息传播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成为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数字图像压缩、高清晰度电视、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电视、交互电视、数据广播、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因特网、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智能网、移动通讯等等传播载体构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车流。进一步讲，信息传播实质上是一个社会行为的写照。在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方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的阐释工具。如在改革开放时期首先进行媒介受众调查研究的陈崇山研究员所说：“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同样伴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巨大变化。近年来，作为社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体制、技术、规模、结构和内容各个方面显示出了新的、可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变化之巨大使它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突出部，其社会功能的扩展和公众对其使用方式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2]

二、新媒体传播的崛起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新媒体传播有四个特点――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信息’与‘意义’无关；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大众传播的‘小众化’”。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的微博就是大众传播新形式代表之一。截至到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39.9%，博客用户规模3.53亿人；手机网民达到3.88亿，超过电脑上网用户的3.86亿人，手机首次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上网终端”。我国而农村网民数量达到1.46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21.7%，而且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仅2012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463万。[3]

新媒体的发展将是未来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分析认为：新媒体的传播是全时传播、全域传播、全民传播、全速传播、全媒体传播、全渠道传播、全互动传播、去中心的传播、去议程设置传播和自净化传播，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空前的。“社会化网络对传统媒体，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刚刚才开始显现。”

三、大众传播环境中的诸多弊端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而在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而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这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个由“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这样一个过渡过程。从媒体自身发展的市场角度看，政治传播又过多的干预了媒体自身的宽松环境，某种程度上限制其发展。

（二）大众媒介的隐患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发表了《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一文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助长“社会顺从主义”，削弱公众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2.降低大众的审美鉴赏力和文化水平。

3.大众媒介剥夺了人们的闲暇时间。

4.麻醉人的精神。

还比如大众传播使人产生冷漠心理、导致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等等。

（三）网络媒体的缺点

网络媒体这一新兴的媒体在传统的媒体对比下的缺点：1.信息的复杂性，难以辨别性。网络这个新兴的事物，截至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法律法规去规范它，任何新兴事物在发展阶段都会面临诸如此类问题。这就造成了现在我国的网络充斥着很多不实的报道和虚假的新闻，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机会。2.受众的知识水平达不到网络媒体发展的标准。由于网络媒体发展的时间段，技术先进，所以网络媒体只是在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的人身上得到有效地利用。现在虽然网络发展比较迅速，但是不会使用网络媒体的人还大有人在。

四、加强社会控制

大众传媒的广泛应用使传播成为日常生活状态，信息效用的最大化都为社会的传播效率及社会组织结构提出了不小的压力，这实际上暴露出技术理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对于大众传播环境的限制因素，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加强社会控制，浅见如下：

（一）强化媒体体制改革。

大众传媒过多的与政治权利结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蒙蔽、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或被它们操控，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健全媒体监督机制、强化媒体深层次制度改革。具体做法分为两方面：

1.强化传统媒体体制改革。从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整合媒体人力资源、政策和经济扶持、产业链创新等四方面入手。

2.强化新媒体体制改革。对于新媒体的资源整合至关重要，处理好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关系。

（二）加快大众传媒的法制建设

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以国家规定的形式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并靠国家政权控制力量来推行，是最严厉、最权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完善和加强大众传媒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具体做法为：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精神，进一步加强与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等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完善信息产业部审批程序、建立互联网络的长期有效的监管制度。提高技术监管水平。

五、结语

J.W.凯里在《莫尼斯和麦克卢汉》一文中说：“传播媒介是‘巨大的社会隐喻’，它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还告诉我们世界的存在方式；它不仅刺激并愉悦我们的感官，而且通过改变我们对各种感官的使用比例，实际上改变着我们的性格。”在现代大众传播技术条件下，新闻传媒影响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威力之处不言而喻。综合来看，对于当前大众传播环境下的种种限制，加强社会控制是可选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