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公共服务 家庭和社会生活 文化生活 政治生活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历时二个月，调研将农村社区（居民）总体上分为传统农村社区（居村农民）和新型农村社区（失地农民）两种类型，按照拆迁安置、经济较发达、经济较薄弱、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外来人口较多等不同特点，分别在吴江9个镇（区）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村（社区）。本次调研综合运用了深入座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在11个村（社区）召开了座谈会，对150余名村（社区）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系统访谈。在26个村（社区）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8份。调研对象基本情况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1）调研对象性别以男性居多，表明男性参与社会事务较女性为多。
（2）调研对象年龄以40―60岁居多，表明农村居民年龄结构偏向中老年。
（3）调研对象文化程度以初高中居多，表明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还偏低。
（4）调研对象无居多，有的以佛教居多，表明农村尽管宗教活动频繁，但大多数并未形成信仰。
二、调研的主要情况和特点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对访谈记录的汇总梳理，调研小组对调研中涉及的公共服务、家庭和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四个方面的总体情况和特点归纳如下：
（一）政府公共服务
按照公共服务的功能，把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四大类（生产性公共服务、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服务和发展性公共服务）、十一项。
（1）总体满意度较高。分类评价中，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社区服务满意度居前。较之居村农民，失地农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更迫切。由于目前的安置社区建设相当一部分还不够成熟，相关配套设施跟进不够及时和全面，失地农民总体满意度偏低。
（2）满意度不高的领域。对公共服务评价为一般和不太满意的，就业培训、文化娱乐设施、农技推广居前。特别是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期待强烈。村（社区）缺乏休闲文化娱乐的活动场地、缺少体育健身器材等成为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
（3）主要问题构成及原因。对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反映，主要集中在质量不高、总量不足和供求不匹配三方面；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政府投入不足、集体经济较弱、农民热情不高和供给主体单一四方面。
（4）最需要加强和改善的方面。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尽管满意度较高，但还是群众认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最需要加强的三项，说明群众的期待更高。同时，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一些新的需求，如停车难、村级公路规划不完善等问题开始显现。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在管理难的同时，也造成了公共服务资源紧缺的问题。
（二）家庭和社会生活
（1）居村农民和失地农民收入结构呈现不同特点。居村农民就业意愿较强，就业渠道多元。失地农民就业途径较少，对再就业要求较高。在外来人口较多的新型农村社区，失地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房租，生活比较富足；而外来人口较少的新型农村社区，主要依靠打工工资，40―60岁区间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整体收入较低。个人收入主要来源还是稳定工资居多，收入2万元以下的占28%，2―5万元的占44%，折算成家庭人均收入后，仍是中等偏下人群居多。
（2）刚性支出仍占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家庭月开支总额在1500―3000元的居多，家庭刚性支出（食品、生活用品、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占比最重。收入尚有结余和收支平衡的达到90%。通过数据和座谈发现，失地农民由于搬进楼房，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较之居村农民，他们的生活成本更高。
（3）居村农民邻里交往高于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69%的调查对象和邻里之间经常接触。和居村农民相比，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与邻里交往的程度不够。一是由于居住方式的改变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旧思想观念很难向“市民”马上转变，失地农民进社区后适应不良；二是外来人员社区融入度和获得认可度不高。
（4）对生活改善的看法。农村居民对当前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有着比较高的评价，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7%。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认为生活明显改善的占25%，有所改善的占67%，为绝大多数。当前生活希望得到改善的方面，就业与收入、医保、环境和食品安全居前。
（三）文化休闲娱乐生活
（1）村（社区）文化设施能基本满足需求，设施使用频率参差不齐。63%的人认为村（社区）的文化设施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体育场所设施和文化活动中心的使用频率较高，社区图书馆、农家书屋和图书流动车的使用率综合不到30%。这与座谈中，居民反映的两个情况基本吻合。即：农村图书的投放中，没有事先调查居民的喜好和需求，很多书籍类型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政府致力于推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下乡普及，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使得其没有在农村中生根发芽。
（2）需求多元化与实质内容的单一性形成反差。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呈现多元化状态，学习科技知识、看戏看演出、看电影居前。需求程度上，失地农民闲暇时间更多，需求更为强烈；老年人同中青年人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方式相比，选择更单一，比中青年人的文化娱乐需求更强烈，对政府的期待感和依赖感更重。但在闲暇时间的分配上，看电视仍然是最多的选择，占到35%。
（3）文化娱乐需求层次有所提升。农村居民对发展学习类的需求较多，尤其对于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的渴望更强烈，在参与学习培训班、阅读报刊等方面的诉求增强，最想参加的培训班类型是职业技能和法律知识。
（四）政治生活
（1）农村居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和参与意愿较高。村民普遍愿意参与村（社区）事务管理，不论是居村农民还是失地农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想到能否通过政府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关注程度也较高。但外来人员由于社区融入度不高、工作时间难协调等问题，参与村（社区）事务的较少。对村（居）民会议的态度，82%的人愿意积极参加，但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有18%的人很清楚。
（2）对政府新出台惠民政策的支持度较高。村（居）民普遍反映政府近年来出台的如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村庄环境整治等政策措施让大家得到了实惠，73%的人对政府新出台的惠民政策持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是，失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居村农民。同时，部分村（居）民提出政府要更加注重政策的延续性，不能变化太快。
（3）干群关系及群众满意度较好。群众对村（社区）干部工作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到88%，认为干群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为91%。失地农民由于外来人口多造成的环境问题、生活成本增高、失去土地的后续问题等容易引发更多的矛盾与不满，在干群关系和对干部满意度上，均要低于居村农民。
三、几点思考
综合整个调研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吴江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更加注重几个方面。
（1）尽快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发展。调研发现个人收入与就业是村（居）民目前最想改善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拆迁村（社区）在融入城镇后，比较参数发生质的变化。政府在收入政策制定时，可以进一步考虑到城乡一体化下的收入一体。一是不能刻意区分城乡收入，减少模糊人群的比较失落；二是通过建设物业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模式，拓宽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稳定40、50左右人群的收入；三是在养老并轨基础上，逐年提高农村老人收入，既解决农村养老难问题，也可提高家庭整体收入；四是切实提高农村学生毕业后的首次就业成功率，及时缓解学生家庭收入困难等问题。
（2）更加注重满足精神文化生活多元需求。调研发现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强烈，对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期待更高，而缺乏休闲文化娱乐的活动场地、缺少体育健身器材成为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应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有形和无形两方面强化投入力度和改造力度，丰富精神文化活动载体，并有效整合开放城镇、学校等资源，逐步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村（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注重对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引导，多推广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并以活动为抓手，宣传新思想、新理念。
（3）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前期调研和舆论宣传。调研对象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率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与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况有出入。在公共服务投入之前，需要加大前期调研力度，通过座谈、走访、问卷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要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受众面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文件要做到内容通俗易懂，要以不同形式，多种渠道宣传到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受众疑惑。
（4）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城镇化步伐。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吴江城乡公共服务的水平和群众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城镇化是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最现实和最科学的途径。应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由于吴江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群体又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依赖度更高，所以投入可以对此群体适当倾斜。同时，加快公寓房建设，鼓励更多农村居民进城镇居住。
（5）重视农村接续力量培育。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真正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年轻人非常少。而年轻人精力充沛，做事劲头足，文化水平普遍比中老年人高，思维较中老年人活跃，对新事物接受较快。因此鼓励一部分年轻人回农村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去农村创业，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完善和加强各项服务环节，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一方面，为大学生村官在村（社区）的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让他们能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同时，镇（区）可以通过自聘招录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村（社区）的事务管理。
（6）加大失地农民群体关注和引导力度。不论是相较于居村农民还是城市市民，失地农民都属于相对失落感较重的一类群体。一方面，失去土地后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面临考验，再就业渠道少，自主经营意识普遍较差，需要政府在各项安置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倾斜和保障。另一方面，在进入安置社区后，在市民化进程中也面临了诸多的不适和困难，社区工作者必须尽快适应城乡快速融合的现状，引导失地农民群体尽快转变生活习惯和观念，帮助其融入市民社会，全面享受市民生活便利。
（7）探索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方式。村级集体经济面临以下发展瓶颈：因没有土地而缺少发展载体，工业无法在农村生根；集体经济不能再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尤其是安置社区，由于集体资产未能得到妥善的清理，无法建立居委会，给社区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进一步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明晰和固化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类权利；二是倡导集中、集聚、村庄抱团联合发展的模式，镇（区）给予更多的资源支持，在确保收益的基础上鼓励多元投资；三是借鉴其他地区经验，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各项举措，破解农村发展资金瓶颈。
第2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石油企业；独立工矿区；物业管理；住户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8-0125-02
石油企业由于其生产特性，决定了大多数油田都建设在远离城镇的偏远地区。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个具有中国石油企业特色的独立工矿区应运而生。
油田作为一个独立的工矿区，其社区物业管理有别于我国大中城市的专业物业公司。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油区居民住户对社区物业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满足油区居民住户对物业管理的需求，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本文结合油田社区物业管理的特点和几年来物业管理的实践，就如何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提高油田物业管理的住户满意度，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资交流。
1 结合油田独立工矿区特点，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
1．1 开展创建示范住宅小区活动，为提高住户满意度奠定基础
开展创建示范住宅小区活动，即以居民住宅小区为单位，按照国家或省(市)有关标准，对住宅小区进行评定、认定达到标准与否的一系列活动。针对油田独立工矿区的特点，可以采取区分不同情况，分步实施的办法：一是统一评分标准，设置不同档次。即在统一按照“国家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标准及评分细则”的基础上，设置了“优秀”、“示范”两个档次，达到“优秀”档次的住宅小区，通过进一步开展创建活动，完善配套设施、整改存在问题、提升管理水平，可以申报(参加)“示范”住宅小区的评定。二是制订创建计划，严格考评验收。各社区的“优秀”、“示范”住宅小区创建计划，是在社区严格按照标准自检自评的基础上建立的，并经过至少两年的创建工作，方可进行达标申报。企业通过考评验收，对达标的住宅小区，分别授予“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或“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三是定期复查，淘汰不达标小区。企业每年应对达标的住宅小区开展一次复查，对物业管理出现重大事故、管理水平下降、居民反映强烈的住宅小区撤销荣誉称号并督促其整改。
1．2 定期开展服务质量监督考核，提高社区物业管理的住户满意度
在开展创建示范住宅小区的同时，对社区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实行按季度监督考核，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是以住宅小区为单元，实施分类考核、定量评分。对社区管理的若干个住宅小区，分别以住宅小区为单元，按照“安全管理、设施管理、环卫保洁、绿化管理、基础工作”等不同类别的考核内容，分类考核。在分类考核的基础上，实行定量评分，作为该住宅小区服务质量综合满意率。二是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由小区居民住户直接参与服务质量的评价。“调查问卷”由监督考核人员事先准备好，由随机抽出的居民住户按所列考核项目逐项评分，并可以填写住户的意见或建议。“调查问卷”不仅可以直接反映出住户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而且可以从中了解住户对物业管理工作的期望和要求的变化趋势，有利于社区对物业管理工作做出及时的调整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三是建立考核奖惩机制，促进物业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完善。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的定期考核，起到了树立典型、鞭策后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效果。对考核达不到规定要求、住户投诉问题不能及时整改的社区，严格奖惩兑现，促进社区物业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完善。
2 建立住户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增强住户对物业管理工作的认同感
住户满意度是一个量化的值，是对测评指标统计、分析、计算的结果，其核心是住户对服务质量的反映，即住户对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认同感。因此，在建立住户满意度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实事求是、结合实际的原则。切不可照搬他人的经验，要结合油田各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情况，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居民住户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测评指标。要做到测评指标必须能够控制，在某一方面暂时达不到标准或无条件无能力加以改进的，则应暂不设置为测评指标。
(2)测评的服务项目必须是住户认为重要的。这就要求在制定测评指标时，一定要和居民住户结合，广泛听取居民住户的意见，要做到准确把握住户的需求，选择广大居民住户认为最重要的服务项目设置为测评指标。
(3)坚持与时俱进，及时修订完善测评指标。住户满意度会随着人居环境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变化、住户群体的差异而变化，因此，要坚持与时俱进，适时修订完善住户满意度测评指标。
住户满意度测评指标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①安全保卫。这是住户首要关心的重点之一，即“安居”才能“乐业”，其指标内容主要包括：住宅小区内的治安管理(包括门卫管理)、治安巡逻、治安防范等方面，确保小区内公共设施和住户财产安全，为住户解除后顾之忧。②环卫绿化。对住宅小区的环境加强管理、对小区内马路、人行道、绿化带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并制定保洁标准。对垃圾及时清运，对垃圾房、垃圾桶及卫生用具定期消毒、制止饲养家畜家禽等；按照规划要求搞好绿化美化，加强绿化养护，对绿化带、公共小公园、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及小景小品等有专人养护管理，制止人为损坏行为。③设施管理。维护规划、设计的严肃性，禁止任何行为的改动房屋结构、破坏外墙面；对小区内道路、管道、电力线路、网络设施、消防设施、居民文体活动设施等公共设施做到及时维修保养，保障住户正常使用；制止车辆乱停乱放，防止车辆被盗和人为损坏。④特约服务。这是为满足住户特殊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比如预约定期为住户进行室内保洁、水电线路维修，家电安装及维修等，它不仅为住户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可实现物业管理者与住户感情上的沟通，对住户满意度测评是非常重要的。
3 不断提高员工素质，为住户提供高品质服务
第3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患者；满意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7-9572.2013.02.004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就诊患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方代言人，就诊患者对所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和综合改革的评价及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参考价值。本研究利用社区卫生综合改革典型案例的研究调查，从不同地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患者的视角，了解医改实施后社区卫生服务提供的变化情况、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满意度及对下一步社区卫生综合改革的建议等，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社区卫生综合改革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在我国东、中、西部确定8个样本城市，东部地区为杭州市、无锡市；中部地区为合肥市、武汉市、铜陵市；西部地区为成都市、宝鸡市和石河子市。采取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每个城市中抽取1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石河子市是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主的城市，抽取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于2011年10-11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当日上午门诊患者进行调查。
1.2调查方法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当地医学院校学生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员，通过预调查和统一培训，采取面对面访问的形式收集资料。调查内容包括：（1）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医疗保险类型等一般人口学指标。（2）医改前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变化情况：与医改前相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就医环境、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方便程度、医药费用的报销比例、药品价格、预防保健服务（如注射疫苗、体检）及主动项目的变化情况。（3）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度：对本次服务就医环境、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技术水平、机构报销、药品价格和种类、预防保健服务等的满意度。采用五分法，设计回答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对回答不出情况的设计回答为“说不好/不清楚”，以回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者作为“满意”来计算满意度。（4）对下一步社区卫生综合改革需要改善的建议。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多个样本率比较的X2检验，三组间比较的检验水准为a=0.05，组间两两比较的检验水准为a=0.0125。
2.结果
2.1就诊患者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1741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00份，有效回收率为97.6%，其中东部地区340人、中部地区642人，西部地区718人。就诊患者中，女性占60.6%；年龄为55岁及以上者占50.9%；医疗保险类型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者占59.1%，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者占16.7%，自费医疗者占11.5%，见表1。
2.2就诊患者对医改前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变化的评价 调查地区1700例就诊患者中有920例在2009年4月前曾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以该920例就诊患者为调查对象。总体上，就诊患者认为就医环境、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方便程度改善的比例均在80%以上，而认为药品价格和报销比例改善的比例不足40%。东、中、西部城市就诊患者对就诊方便程度、报销比例、预防保健服务、主动等方面变化情况的评价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就医环境、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和药品价格等方面变化情况的评价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就诊患者对本次服务的评价 总体上，就诊患者对本次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其中对就医环境、服务态度的满意度均在85%以上；对药品种类、报销比例和药品价格的满意度仍然较低，分别为46.4%、46.1%和20.6%。东、中、西部城市就诊患者对药品价格的满意度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指标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4就诊患者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方面
总体上，就诊患者认为基础设施和设备、药品种类和质量、药品价格和报销比例需要改善的比例为26.9%、24.9%、22.2%和20.5%。东部城市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药品种类和质量（25.3%）、药品价格（21.8%）、医疗技术水平（18.2%）；中部城市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基础设施和设备（28.2%）、药品价格（21.8%）、药品种类和质量（21.2%）；西部城市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基础设施和设备（30.8%）、药品种类和质量（28.1%）、医药费用报销的比例和范围（27.9%）。东、中、西部城市就诊患者对药品价格、医疗技术水平、服务态度的评价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指标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3.1不同地区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且西部高于东部。各地区就诊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度总体较高，尤其对就诊环境、服务态度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地区。实地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东、中部地区城市社区卫生工作起步早、工作基础好、就诊患者期望值高，而西部地区的社区卫生综合改革起步较晚，加之改革之前工作基础薄弱、各项设施和服务落后等，因此西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改革前后变化较大，就诊患者对于改善的评价也高于东中部地区。2011年卫生部办公厅印发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将机构布局、服务环境和医德医风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在实地调研中，调查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基础设施投入、文化建设、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等方面的许多做法受到患者的好评，值得借鉴和推广。
3.2不同地区就诊患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药品价格、药品种类和数量、报销比例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就诊患者对药品价格、药品种类和数量、报销比例的关注要明显高于其他指标。针对药品价格，目前各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逐步扭转了以药养医的发展机制，在降低药品价格、遏制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各地区就诊患者对药品价格的评价却不容乐观。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社区就诊的患者中，年龄为55岁及以上者占50%以上，这部分人群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和利用多、但经济承受能力弱。另一部分原因是，网上招标采购模式没有有效克服实地招标的弊端，行政干预过多和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部分药品中标价格高于市场价。针对药品种类和数量问题，各地区均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础上进行了增加，但是基本药物目录本身结构的不合理及适宜性较差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针对报销比例不满意，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患者自身的收入偏低，难以支付就诊费用，且本身对报销比例期望过高。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城乡医保对接的问题，导致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在当地就诊机构报销，本次调查的就诊患者中有11.5%的人为自费医疗，这部分人大都是城市无业居民或流动人口，他们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时无法享受报销政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门诊负担较重的多为慢性病患者，长期的门诊费用使得他们迫切希望提高报销比例。
3.3不同地区的社区卫生综合改革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东部地区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在基础设施和设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就诊患者对药品种类和质量、药品价格和技术水平改善的诉求强烈。中部地区就诊患者希望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同时希望有关部门在药品价格降低、药品种类和质量提高方面有所作为。西部地区的就诊患者希望在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改善药品种类和质量以及提高报销比例。不同地区就诊患者对社区综合改革的下一步意愿，提示着地区之间社区卫生综合改革面临的不同问题和主要挑战。
4.建议
4.1不同区域要结合就诊患者意愿，进一步推进社区卫生综合改革。东部地区社区卫生工作改进应重点放在改善药品种类和质量、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方面；中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增加药品种类和提高质量、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方面有所行动；西部城市除应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药品种类和质量外，积极与医保部门共同制定政策将实施社区卫生机构门诊统筹，来提高患者医药费用报销的比例和扩大报销的范围。
第4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统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社区居民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7-9572.2013.02.007
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是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其中统筹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而门诊费用及药店药品费用则由个人账户基金支付。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门诊费用尤其是慢性病门诊费用不断攀升，而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在门诊医疗方面又缺乏“风险共担，互助共济”性，个人门诊负担越来越重，因而门诊统筹呼之欲出。本研究总结了长沙市城乡居民医保社区门诊统筹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并通过实证分析，客观、科学地评价门诊统筹的实施成效，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首先在长沙市所辖5个行政区（芙蓉区、无心区、岳麓区、开福匿、雨花区）所有参加医保门诊统筹的51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随机抽取10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未参加医保门诊统筹的39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随机抽取9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调查。同时，采用抽签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已开展门诊统筹和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各随机抽取3家，其中已开展了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包括岳麓区1家、雨画区l家、天心区1家，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包括开福区1家、岳麓区1家、天心区1家。再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每个社区各抽取100名辖区城镇居民，其中已开展门诊统筹社区和未开展门诊统筹社区各300名进行调查，两组居民的一般资料间具有可比性。
1.2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时间为2011年7-9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门诊统筹就诊人次数、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慢性病管理率和两周患病率等。社区城镇居民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利用情况、看病首选医疗服务机构、影响首诊意向的因素、满意度等。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91份，有效回收率为98.5%，其中已开展门诊统筹社区295份，未开展门诊统筹社区296份。
1.3质量控制方法 在调查对象自愿的前提下，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匿名问卷调查。对参与调研的人员均统一进行培训，保证其充分理解调查的目的、掌握问卷调查原则和调查技巧，减少调查偏倚。问卷调查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以提高调查对象的应答率。对问卷进行统一编号，不一致的数据可以查取原始数据，减少了调查人员的录入错误。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X2检验，以P
2.结果
2.1门诊统筹社区就诊人次数 开展门诊统筹后，对10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011年1-7月门诊中参与门诊统筹的人次数进行描述性分析。平均1月门诊统筹人次数为12人，2月为19人，3月为42人，4月为60人，5月为68人，6月为74人，7月为71人，呈逐月上升的趋势。
2.2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率 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高于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见图1。
2.3社区常见慢性病的管理率 以高血压为例，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慢性病管理率进行描述性分析。3家开展了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高血压随访人数呈逐月上升趋势，见表1。
2.4 居民两周患病和就诊情况 两周患病率=调查居民中两周内患病人次数/调查总人数。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为200.0‰（59/295），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为138.5‰（41/296），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548，P>0.05）。
两周就诊率=调查居民中两周内就诊人次数/调查总人数。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为213.6‰（63/295），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为128.4‰（38/296），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7.367，P
2.5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情况 针对“时常去，因常规开药或定期检查”、“只有生病才会去”、“从不去社区就诊”三项，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的选择人数分别为42人（14.2%）、227人（76.9%）、26人（8.9%）；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的选择人数分别为16人（5.4%）、155人（52.4%）、125人（42.2%），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032，P
2.6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度 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药品供应状况、社区医疗设备、药物价格、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与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7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态度 实施门诊统筹以后，81.4%（240/295）的辖区居民感觉门诊费用降低了，88.8%（262/295）的辖区居民感觉社区就医环境改善了，89.2%（263/295）的辖区居民感觉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了，88.1%（260/295）的辖区居民感觉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改善了。
3.讨论
3.1长沙市门诊统筹的主要实施方法和经验 2010年3月，人社部确定了石家庄市、沈阳市、葫芦岛市、泰州市、芜湖市、厦门市、淄博市、长沙市、珠海市、东莞市、柳州市、南充市、玉溪市、咸阳市等14个城市为重点联系城市，开始探索破解难点问题，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长沙市门诊统筹试点工作确定了“三定方针”，即定点、定人、定额。在城镇，以街道为单位，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农村，以乡镇为单位，选择乡镇卫生院作为试点医疗机构，按照“每人30元、总额包干”的原则开展门诊统筹。参保人员每年门诊医疗费用限额600元，基金支付50%，个人自付50%。在高校，以学校为单位，选择校属医院或者学校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以“每人每年30元”的标准，实行门诊医疗费用总额包干，且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不低于70%。力求打造“1530”就医圈，即城市居民步行15min、农村居民步行30min可到达最近的医疗机构就医，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的业务指导联系制度。按照网格化模式积极推进二级以上的医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规定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与3家以上的二级医疗机构建立业务指导联系制度，形成大医院与基层医院紧密协作的网络体系，借此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技术水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指导医院在互认各项医疗检查与化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对于病情较重、需要转院治疗的患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出转诊需求，指导医院建立转诊绿色通道，免除该参保人员的挂号费和门诊费，免去重复检查，优先予以治疗。参保人员在指导医院手术治疗、病情稳定后，再由指导医院提出转诊需求，将患者转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康复治疗，并享受住院医疗待遇，免除住院起付线，以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医疗服务格局。
3.2开展门诊统筹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利用
3.2.1开展门诊统筹提高了社区慢性病的管理率 本调查结果显示，在开展了门诊统筹的社区，高血压患者的随访人数每月呈逐渐递增的趋势。通过访谈得知：慢性病的管理已经纳入医保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门诊统筹的绩效考核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有助于慢性病的健康管理，保证城乡居民得实惠，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参保积极性，有力助推分级医疗制度的形成，建设医保新格局。
3.2.2开展门诊统筹提高了健康档案的建档率 本调查结果显示，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档案建档率为40%左右，而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档案建档率在80%左右，明显高于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3.2.3门诊统筹能有效促进社区居民到社区进行首诊 本调查结果显示，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人次数明显优于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已开展门诊统筹社区的辖区居民有91.1%选择在社区就诊；门诊统筹人均就诊人次数由1月份的12人逐步上升到74人；已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辖区居民两周就诊率为213.6‰，高于未开展门诊统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128.4‰，表明门诊统筹可有效提高辖区居民到社区进行首诊的意愿。
第5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政策执行；效果评估模型；长宁社区；医疗卫生综合改革
中图分类号：D60：R197
一、引言
本文以上海市长宁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政策评估为案例进行研究，提出了政府公共政策实施后，对其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内容，评价的主体、评价的主要对象、评价的方式和途径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公共政策评估的逻辑模型；(2)设计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3)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政策评估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功能，创新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于2005年9月开始正式实施了“三医联动”、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综合改革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工作与运行，长宁改革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与成效，本课题组在过去已有的调研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对本次改革的试点情况作一个相对全面的政策评估。
二、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一个效果评价模型设计
(一)改革的政策目标
长宁区的医疗卫生改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工作，有效利用卫生资源，坚持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改革和全面发展。具体来说，改革的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1)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减少医药费用浪费，杜绝不合理检查，切实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2)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支付办法，年度医疗保险基金费用发生数控制在核定的预算经费内；(3)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功能，凸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使社区居民得到综合、连续、价廉、便捷、优质的社区卫生服务。
综观长宁区“三医联动”与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改革模式，其改革目标具有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改革的政策目标方向性明确。长宁区“三医联动”改革凸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与综合性，以达到减轻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无论是改革政策的方案设计，还是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都要以是否有助于顺应和实现这一目标为准则。
其次，改革的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可度量性，即改革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能否实现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都可以一系列的可操作化指标来加以度量，如表示机构服务质量与效率评价指标的“次均费用”，以及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改革目标的可测量性决定了长宁医疗卫生改革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相应的绩效管理的程度。只有通过这样的长期绩效目标管理，才能稳定地提升和改进卫生服务机构的效率以及服务的公平性。
最后，改革目标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挑战性。长宁医疗卫生改革的现实性在于：一方面，社会群众由于“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呼声以及压力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对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因此，顺应民意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就为长宁区的改革目标提供了可靠的现实性基础。但是，长宁的医疗卫生改革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与风险性，因为这次改革不仅涉及政府、医疗机构、公众乃至医保机构和药品流通部门等多方关系的重构，而且受到传统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惯性、民众期望模式的改变以及改革配套性的制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观念与组织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公众对此服务模式转变的态度评价和可接受性。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六位一体”服务的综合性与公益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或者公众对此不理解或难以接受，都有可能致使改革失败。
(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模型
一般而言，对社区医疗卫生改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评估，是需要付出大量智力与体力的努力。我们需要检查每一个细节部分或相关环节的关键行为，但并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够准确捕捉到卫生改革对社区卫生和居民健康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及其程度。考虑到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策略与方式都会对本研究评估工作提出巨大的方法上的挑战。为此，必须对本次评估研究的逻辑结构与组织工作做进一步的说明。
为了对社区卫生服务“三医联动”综合改革评估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基础，我们将其中的研究逻辑进一步简化为表1所示。从政策过程来看，本研究的评估对象是涉及卫生改革的政策目标、政策设计与实施及政策效果等三个最基本的环节。而从政策改革的方向性来看，改革的最终政策目标是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工作，有效利用卫生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方向性就是要通过“六位一体”的模式来改进社区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其方向性的效果最终是要改善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但具体来看，改革的直接政策目标是要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制度能力，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是重新构造相应的卫生体制与组织架构、团队与服务模式、质量控制与管理、收入补偿机制以及权力与责任分配等；其实际追求的政策效果则可以通过以下指标加以度量，如病人流向；居民的认知、利用与满意度；费用控制；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常见病、慢性病发病率等。
由于改革的政策过程与衡量政策效果的指标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对评估的体系进行分解以便更清楚地展现出社区卫生服务改革评估研究的逻辑结构。为此，我们将评估的体系大致分为政策目标过程评估、组织机构与公众满意度评估、改革政策实施的成效评估三个部分。其中，政策目标过程评估更多地从政府的视角观察政策的目标与政策设计以及实施之间的逻辑关系；而组织机构与公众满意度评估则分别从社区卫生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不同的角度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供给能力的改进(“六位一体”)状况、团队与服务模式和员工激励程度以及公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水平。最后，直接从改革的成效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如病人流向；居民满意的社会效益；费用控制；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常见病、慢性病发病率等。限于篇幅，本文以下经检验部分则仅仅以政策效果评价为例，而不涉及政策目标与设计过程的评估。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调研说明
评估工作主要是根据政策目标和政策产出，开展专题性调查，整理和使用以往的相关数据资料，对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及其结果作出评估。本研究采用的是2006年10月对上海市长宁区的两个街道随机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该项调查样本为1010份，回收的有效样本为1007份。调查对象为上海户籍居民家庭，所有家庭成员均为非沪籍人口的外来户家庭不属于调查的对象。
三、长宁社区医疗卫生改革的政策效果评价
(一)政策目标与执行过程评价
1.改革目标管理模式比较清晰。从过去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考核模式向现在的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转变。无论是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层管理者，还是普通的医护人员，无论是街道居委会干部，还是普通的居民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原来的街道医院不一样了，不再以追求盈利为目标，而是要以服务社区居民和居民满意度为工作目标了。虽然一些居民并不清楚这是政府在为居民购买公共卫生服务，而是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免费或无偿为居民提供服务，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的目标模式转变已经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只是还需要向更多的居民宣传。
2.改革目标的实施和配套政策体系比较完善。改革总目标能够被分解成为具体的子目标，并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方案被落实和传递。如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凸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减少医药费用浪费；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支付办法；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功能；这些改革目标不仅清晰明确，而且都配套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较高的可实施性和操作性。
3.改革方案具有比较高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从机构内部看，无论是管理层(部门科长和全科团队队长)，还是普通全科医生和护士，都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较高的热情，对医院向全科团队的倾斜表示理解；从机构外部来看，反响也是十分积极的，社区群众和街道对改革持欢迎和配合的态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试点和运行，很多群众对医院改革给予了“较好”的热情评价。
4.组织机构和管理形态建立并运行起来。组织结构由原来的“三科一室”(办公室、医疗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和后勤保障科)转变为5个系统，即全科团队服务系统、全科团队支持系统、病房系统、医技系统和管理系统。以“全科服务团队”为核心的新型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和管理模式开始运作，访谈显示，组织运行比较良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管理的平台和团队支持系统的效率改善给访谈者留下深刻印象。
5.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1)一部分医生和群众对“全科医生”角色的认知和观念没有转变。本来全科医生应该发挥合理的“导医”作用，却总想看所有的病，又想把所有的病都看好。而也有一些人觉得全科医生的标准与理念难以实施：现在的全科医生中除了中医具有全科的优势以外，传统的内外科很难真正做到全科的要求，原来所在科室的诊疗习惯难以将全科的概念融入其中。(2)认为改革成功有很大难度：全科团队的服务内容离改革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对团队个体的访谈中，大多提及改革还需要时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改革硬件和软件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生普遍认为，硬件上下设到社区的服务点需要的硬件设施还有待健全，软件上团队医生能提供的服务也参差不齐，虽然改革期望整合预防和医疗的多重功能，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医生对改革的质疑也集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革目标的实现上。(3)有的医生对激励机制存在忧虑。例如，激励考核的主观性难以控制，全科医生担心责任风险可能会增加，而一般的医护人员则可能会担心考核激励机制内在的不公平倾向。
(二)公众利用与满意度
1.选择率
(1)患病率与就诊率
对于被访者是否患有慢性病的问题，其中，445人患有慢性病，占45.1％，没有患病的有542人，占总人数的54.9％。过去两周内，249人曾经有过身体不适，占25.3％，有734人没有感到身体不适，占74.7％，大部分人在两周内身体健康。过去两周内，曾经去看过病的有239人，占26.1％，没有去看过病的有675人，占73.9％，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慢性病患者没有明显不适症状但仍然去医院复诊或拿药。
(2)已签约率和愿意签约率
知道社区卫生有签约服务的有369人，占37.5％，不知道的有614人，占62.5％。知道签约服务优惠内容的有245人，占总人数的26.5％，不知道的有681人，占73.5％，显然社区卫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还有待提高。被访者中，已签约的有149人，只占总人数的16.2％，没有签约的共768人，占83.8％，目前的签约率还比较低。目前没有签约的被访者中，246人愿意接受签约服务，占37.3％，126人不愿意接受签约服务，另外287人还未决定，占43.6％。
2.便捷、合理与有效性
(1)便捷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便捷程度，居民选择最多的是“很满意”，占了43.1％，其次认为“比较满意”的占38.4％，认为“一般”的居民占16.7％，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1.8％。
(2)有效性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性，居民大多认为“比较满意”，占42.3％，其次是“很满意”，占34.7％，认为“一般”的占21％，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2.1％。
(3)收费合理性
关于收费价格，有40.6％的居民认为“很满意”，其次有37.8％的人认为“比较满意”，19.5％的人认为“一般”，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2.1％。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便捷性、有效性以及收费价格等方面，都是持认同和较满意的态度。
(4)“乱开药”与“乱检查”现象
从表3中，我们看到，47.1％的人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没有”出现对其“乱开药”的现象或嫌疑，有28.7％的人认为“大体上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有19.8％的人“不清楚”，有2.8％的人觉得“或许有的”，有1.6％的人认为“肯定有”上述情况。
而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没有给你‘乱检查化验’的现象或嫌疑”，有44.8％的人选“肯定没有”，28.4％的人选“大体上没有”，20.5％的人选“不清楚”，4.2％的人认为“或许有的”，2.1％的人认为“肯定有”。
3.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率
(1)满意度比较高的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在医护态度、就医环境和实际诊疗时间等方面基本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因而满意度较高：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中，对于这三项评价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加和比率分别为74.6％、68％和67.1％，是满意率最高的前三名，这可以看作是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比较优势。此外，
问卷中所列出的10项中，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率超过50％的项目还有排队等候时间(64.9％)、健康教育(61.8％)、预防保健(60.6％)、医疗技术(58.2％)、上门服务(54.2％)和医疗设备(52.5％)。此处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并非面I临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经常抱怨的发展困境，即认为“医疗设备不如三级医院因而很难提高患者满意度”，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患者而言，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对其医疗设备还是比较满意的。
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对于问卷中列出的10项服务评价指标的满意度总体是较高的：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两个选项的问卷在除“健康教育”之外的其他9项评价指标中均占较低的比率：最高比率为1.4(排队等候时间不满意)，最低比率为0。
(2)不满意的服务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对“健康教育”这一服务项目有160人“很不满意”，占总数的19.7％，虽然绝对数不是很高，但相对其他9项指标较低的不满意率而言，该项的不满意率如此之高是值得关注的。
在调查的10个项目中，唯一满意率没超过50％的是“转诊机制”，对于该项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加和比率为39.2％，而有高达42.7％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清楚”，同时，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也很少，只有4个人。可见，社区卫生服务在建立完善的“转诊机制”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3)公众“不清楚”的服务项目
选择“不清楚”占较高比率的项目都是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可以加强的项目，通过加强对居民的宣传，使其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有所了解，这些项目包括：健康教育(21.6％选“不清楚”)、上门服务(30.1％)和预防保健(20.9％)。
4.忠诚率
对于已经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有694人仍然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占使用过该服务的被调查者总数的86.1％，有2.4％的居民明确表示今后不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而有11.5％的被调查者不确定是否会继续使用，这类人群中有一部分可以发展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忠诚消费者”。
对于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有627人表示今后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占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被调查者的82.1％，有4.7％的居民明确表示不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与上面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一旦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拒绝继续使用的比率要低于从未使用过该服务的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拒绝率。
(三)政策实施的综合评估：经济与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评价
(1)门诊次均费用明显下降
改革通过机制创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以药养医，以药养防”的补偿机制，以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政策导向取代过去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导向机制。通过实施“医保预付”和“收支两条线”，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服务行为趋向合理，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检查得到了有效控制。社区卫生服务的门诊次均医疗费用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从社区就诊的三大主要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胃肠炎，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从2003年以来，这三大疾病的门诊次均费用一直在上升，2006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两种疾病的次均治疗费用均有明显下降。不仅有效扭转了医疗费用“节节攀高”的快速增长势头，而且医疗费用下降到近年来的历史最低点。
从总体上看，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的次均费用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长宁区的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下降幅度在11.33％～23.71％之间，全区的社区卫生服务门诊次均费用从改革前的137.93元下降到改革后的116.20元，平均每次节省了21.73元。改革一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达到l，752，045人次，由此可以估算，由于门诊次均费用的降低，全年节省门诊治疗总费用达到了22，512，752元。
(2)医保费用快速增长的有效控制
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快速增长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有人口老龄化、健康需求提高以及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和医学科技进步等合理因素，也有医疗机构趋利行为，导致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等不合理因素。但由于医疗市场上，医生的“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医生对医疗费用拥有最终和最大的决定权，使得医疗费用的控制政策存在很大变数。为了实现和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本次改革采用“医保预付”和“收支两条线”，不仅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而且探索了社区卫生服务医生从医疗服务供给者向“守门人”的转变。第一次通过利益机制的调整，以医疗控制转变医生的利益意愿和利益行为，取得明显的成效，医保总费用的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绩。
改革采用医疗保险基金实施区域预算包干预付制，即以2004年对本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基金实际支付数为基准，按照本年度合理增长幅度确定预付总量。2004年向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支付的医疗保险基金为15，309.7万元，2005年度医保总费用增长率为16.53％，实际支付的费用增长率为14.98％，2006年实施医保预付制，全年医保资金拨付实施在2004年核定总金额的基础上按7％的比率预付全年医保资金，即实际拨付金额为16，381.38万元。如果2006年仍然按改革前一年医保实际支付的增长率(14.98％)增长，则2006年的医保总费用将达到20，240万元。由此，改革所带来的医保总费用的节省达到3，859万元。
(3)病人就诊的合理分流
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是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城市卫生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改革通过两方面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使得病人就诊合理分流。一是政策引导机制。通过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的减免政策，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二是服务引导机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经济、安全、有效、适宜和便捷的服务，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和优势，树立医患诚信，建立稳定医患关系，大大缓和医患关系的紧张，构建以“家庭伙伴式”为核心的新型医患关系。评估调查数据表明，通过一年来的改革实践，不仅是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提高了，而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竞争力明显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利用已经超过了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利用，占整个门诊医疗服务的40.8％，上升到首位。在基本医疗市场竞争中，社区卫生服务竞争力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三级医疗机构下降了5.4个百分点，实现了引导病人合理分流的政策目标，优化了卫生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对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机构利用调查和长宁区卫生服务统计报表资料，推算全年门诊医疗总人次数为4，294，228人次。其中，社区卫生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752，045人次，二级医疗机构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202，384人次，三级医疗机构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339，799人次。对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机构利用调查资料显示，改革一年来，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医疗服务向社区卫生服务的下沉率为12.9％。即过去在三级医疗机构就诊的病人，其中有12.9％的病人转向到社区卫生服务就诊。由此，估算全年三级医疗机构总的门诊下沉人次数为173，120人次。根据长宁区卫生局提供的资料估算，二、三级医疗机构的门诊的次均医疗费用为187元，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次均医疗费用为116元。由此，推算改革一年来因居民就诊合理分流而节省的医疗费用为12，291，528元。
(4)慢性病的有效防治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服务模式在目前的国情下，是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最重要的可行路径。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不仅从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和体制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而且通过政策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策价值取向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率”的政策价值取向，即从过去看一个病得到最大的经济利润，转变为花最少钱看好一个病，改变过去“重医轻防”的服务格局。同时，由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尤其是公共预防保健经费投入增加，社区居民的慢性病防治得到有效开展。建立了完善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综合干预的预防模式。高血压管理的覆盖率从2004年的17.82％上升到2005年的35.64％；高血压的控制率由2004年的66.16％上升到2005年的79.18％。2004年，全区并未将糖尿病管理纳入工作范围之内，但到了2005年，仅仙霞、江苏和北新泾三个街道就实现了对1562名糖尿病病人的管理。
作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网点的社区卫生服务，由于其便捷性、连续性、综合性和个性化服务的特点和优势，对诊断明确的慢性病，通过社区服务的早期检测，定期观察，合理用药，按时足量服药，以及行为生活方式指导等综合干预，可以用比二、三级医疗机构低很多的费用治疗或控制病情。
以实施高血压慢性病管理为例，根据长宁区卫生局相关部门测算，一名高血压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次均费用为106元左右，而在区内二级医疗机构的高血压病门诊次均费用为150元左右，后者比前者高出了44元。一个高血压病人一年的门诊总次数大约在24次。由此，可以估算一个高血压病人，在社区卫生服务控制的费用比在二、三级医院控制的费用，全年约节省1056元。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社区高血压管理系统”所提供的数据，长宁区2005年的高血压实际管理人数为16，840人。根据2006年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报的各中心高血压管理覆盖率的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启动后的一年比前一年的管理覆盖率各中心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以由此推断，改革一年来所实现的高血压管理的总人数要大于2005年的实际管理人数。按照保守的估计，以16，840人来代替改革实施一年来所实现的对高血压病人的规范管理人数，那么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级医院在高血压病人的就诊费用上的差额，可以计算出，通过社区卫生干预控制高血压病情要比二级医疗机构的治疗节省费用达17，783，040元。
2.社会效益评价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日益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在过去的20多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28倍，而医疗费用增长却高达100倍以上。其中，一个备受社会指责和无法容忍的因素，就是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导致“乱开药，乱检查”。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使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可承受的范围，而且切实减轻了群众的疾病医疗负担。这表现在：一是社区卫生服务门诊次均费用明显下降；二是居民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提高而减轻疾病负担；三是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而节省医疗费用；四是预防保健公共卫生服务的增强，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和因早期发现而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由于每个人都存在健康需求，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几乎给每个家庭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实惠，也由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来自于居民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有55.6％的社区居民表示今后在生病就诊时会首先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曾经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人群，有98.3％的人表示今后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对于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人群，有71.7％的人表示今后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75.8％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乱开药”的现象，73.2％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乱检查化验”的现象，这与目前社会评价中，90％以上的群众认为医疗机构存在“乱开药、乱检查”现象，构成了强烈反差。
96.9％的居民认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现了政府为民谋利；有85.8％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近几年的发展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和好处；88.9％的居民认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对于增进社会和谐与缓和“看病贵，看病难”具有明显的效用；97.3％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者、老人、儿童、妇女。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成效，可以用“5个有”来概括――“看病矛盾有缓解，为民政府有认可，发展共享有体现，社会公平有提高，和谐社会有促进”。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减轻了群众疾病医疗服务负担，有效缓解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提高了党和政府的亲和力，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第6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指出：“大型居住社区是指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生活与就业适当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国外研究者虽然没有使用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的提法，但在已有研究文献中出现了较多类似的概念，比如将其称为“混合收入社区”（Mix Income Community）[1]；或称之为“公共住房集中区域的邻里关系”（Public Housing Neighborhood）[2]；有时还称其为“公共住房发展区域”（Public Housing Redevelopment Site）[3]等。从研究内容上看，实际上都是针对公共住房集中区域的研究，因而可纳入大居的研究范畴。
基于对国内外有关大居及相关问题研究情况的梳理，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其内涵。第一，从经济机制角度看，大居是政府对市场机制缺失的干预，表现为规划并建设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集中居住区域；第二，从社会职能角度看，大居是住房保障的空间载体，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集中体现。因此，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大居不仅具有经济发展功能，而且具有社会治理意义。为此对其相关效应开展评价，也应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发展至今，上海市规划建设的大居已达到46个，规划用地面积约15，200公顷，规划总人口接近338万人。随着先期规划的大居陆续建成启用，居民开始分批次入住，大居建设和发展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逐渐显现，而相应的管理重心也从分配管理转移到日常运营管理。对照国外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的经验来看，大居中是否存在居住空间过于集中、就业率下降、社区隔离、宜居感下降等问题，显然是经济效应评价无法完成的。因此，在效应评估机制上引入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框架的方法，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实践中也可以对大居的社会影响进行有效分析，从而为保障性住房的日常运营管理以及住房保障工作提供参考。
一、 住房政策的效应与社会影响评估框架的引入
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对于包括大居在内的住房政策进行评价，不能仅限于经济效应，还应考虑社会影响。赫伯（Hebb）等认为，对于住房投资的增长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的存在[4]。有研究者以苏格兰为例分析了住房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影响，诸如卫生不良、缺乏教育和反社会行为等，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分析[5]。李强等分析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通过将住房从公有转化为职工私有，构建了一个基于财产的社会分层秩序[6]。另有研究者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中国的住房政策进行了社会影响评价[7]。这些研究的特点是比较宏观，较多关注体制与制度变量，而且较难开展实证分析。
一些研究者从微观视角对大居的社会效应开展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社会效应的某些方面，比如社会融合、居住隔离、混合居住、社会特征、社会问题、住房满意度等。较多国外研究都提出，相对于其他社区，居住于公共住房社区的居民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和障碍，由此形成的居住隔离状况，又会影响到居住满意度、社区维护以及社区治安[8]。这些研究对一些国家调整住房保障政策提供了启示与参考。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都不再大规模地新建公共住房社区，转而采用货币补贴，或者在商品住房中配建公共住房，以减少公共住房社区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9]。
由于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起步相对较晚，保障性住房社区的社会影响近来才引起研究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中，物业管理、社区服务、交通出行、社区满意度等是关注的重点。尽管国内已有研究尚未发现保障性住房社区存在明显的社会融合问题。但对于保障性住房社区的社会影响，仍需要开展全面且深入的分析。
近年来，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性逐渐得到重视。Vanclay认为，社会影响评价是分析、监测及管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社会结果[10]。在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框架方面，目前有三类指标体系。第一类是针对影?效果设计评价体系。此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将社会影响评价和社会计划、社会发展相结合，注重公众参与。第二类是过程评价，将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情况与假定无干预情形进行对照，是形成“跨时期比较分析”（inter-temporal comparative analysis）的基础。第三类是逻辑框架评价。此类评价始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提出的方法，后来被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等众多机构所采用[11]。逻辑框架包括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前者侧重因素分析，后者聚焦资源与结果。由于该方法具有意图清晰、层次明确等特点，目前已成为社会影响评价的主要方法。
从社会影响评价角度看，针对大居的影响评价尚在起步阶段，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体制和制度变量，更多关注经济影响评价，在社会影响方面（如公平性问题、可持续问题和互适性等问题）尚未形成可操作的评价体系，也缺乏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第一，引入社会影响评估框架，提出大居社会影响评价的基本原则及指标体系；第二，针对有代表意义的大居展开调研，了解大居社会影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通过比较不同大居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建设发展及其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二、 大居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及内容
上海较早于2003年和2005年分两批开展了保障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的规划选址。一方面，大居是实施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依托，包括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动迁安置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有助于缓解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困难问题。另一方面，大居也承载了新型城镇化过程大型城市的人口疏散功能，将为上海的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相比其他居住社区，大居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人群特殊。大居的入住对象不仅包括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还包括征收安置的居民，这些人群的收入特征、年龄特征、利益诉求与一般商品住房社区的居民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社区关系特殊。社区是大居所在区域社会的总体，不少大居的居民是从某一个区域整体搬迁至此，由于户口、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等方面原因，他们与原迁出区域的社区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社会影响评价（SIA）的框架出发，对大居展开评价至少需要考虑到三方面的社会影响内容：第一，社会影响评估要反映社会变化。大居的实施给居民、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居民）是否有发展意义。这不仅要了解利益相关者对变化的认知，还要分析不同群体对这些变化的承受能力以及相应的调整措施。而且，如果这些社会变化与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相结合，可能会与住房政策的后续调整形成互动 。第二，社会影响评估要针对住房政策实施后的具体问题。利益相关者支持、反对一项政策，只能在问题、利益和态度等确定之后才能进行评估，否则评估结果会因为评估过程不全面而出现失真。第三，社会影响评估要能体现政策效果，即是否达到了政策目标。评估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反映相关政策或措施是否达成预期目标，并对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基于对社会影响评价框架的研究与实践，归纳出对大居开展社会影响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表1）。主要包括社会公正、社会可持续、互适性等三方面原则，其中每项原则分别对应一些具体表现和预期目标，这些要素是设计调研问卷、提取影响因子从而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基础。
相关研究者和国际机构在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分析及实践时，一般在确定评价原则和目标要素后，会设计一个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比如，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在其制定的《社会影响评价：项目社会影响的评估与管理导则（2015）》（201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Projects）中，将社会影响评估的内容分为五个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特征、社区与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体与家庭的变迁以及社区资源，并分解为28项可测量的指标，比如人口变化、重新定居的人口数量、地方政府的规模、就业和收入情况、社区基础设施的变化情况等[12]。
根据大居的实际情况，对其社会影响开展评价，既需要参考已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影响评价框架，又需要针对大居的特殊性调整相关指标和内容。因而，在确定大居社会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时，一方面沿用了有关国际组织的理论框架，将评价内容分为五个主要方面（人口特征、社区与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体与家庭的变迁、社区资源）；另一方面又对相关指标做出了调整，具体包括30项二级指标，比如小区人口总数量、居民到上班地点花费的时间、对征收安置政策执行情况的看法、对现有住房面积的看法、出行的便利程度等（表2）。
三、 大居社会影响调研
1. 问卷设计
为了对大居的社会影响进行有效评估，研究?M针对上述指标的内容进行了问卷设计。问卷共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调研对象的年龄、性别、工作和收入情况；第二部分是调研对象对大居政策实施后社会效应的基本评价。在对大居的选取上，研究组选取了最早纳入大居规划、入住率较高的社区。
经过比对相关情况，选取三个大居作为本次调研对象：第一个是松江区的泗泾新凯家园，该小区于2010年开始有居民入住；第二个是闵行区浦航七居委博雅园，该小区于2011年开始有居民入住；第三个是宝山区馨佳园，该小区于2012年开始有居民入住。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每个大居各200份，涵盖了25个居委，共回收有效问卷538份，问卷有效率为8967%。
为了对大居的公正性、可持续性和互适性进行评价，以社会影响评价（SIA）框架为基础，从评价原则、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等维度汇总了大居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表3）。
2. 调研的基本情况
调研对象中，男性占比为39.32%，女性占比60.68%。家庭户平均人口数为2.93人，家庭户平均就业人数为1.31人。基本情况如表4：
通过汇总调研情况，发现大居入住人群有三方面显著特征。第一，大居入住的人群平均年龄偏高。其中，51岁及以上年龄的人群占比高达82.09%，这意味着大居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而如果今后养老设施、养老服务无法跟进的话，大居后期的养老供需缺口会越来越大。除了这部分居住群体本身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知青、产业工人失业等）之外，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居的产城融合度较差，年龄段在22岁50岁之间的人群占比不到20%。第二，大居入住人群的平均收入偏低。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的占比仅为5.83%，近50%的入住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1元至4000元之间。这一方面与大居入住人群的老龄化程度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入住人群的职业状况有关。在调研对象中，就业类型为“其他”的占比高达65.47%，而这其中“失业”占比仅为2%，其余均为离退休人员。这进一步说明主要就业人群不会选择大居作为居住首选地。第三，大居入住的人群文化程度偏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比仅仅为约17%，高中/技校以下及以下学历的人员高达57.66%。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均收入较低、文化程度较低，这三方面特征将对大居今后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挑战。
四、 模型构建与评价结果
1. 模型构建
（1）权重确定
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从形成方式上可以分为人工确定和自然确定。前者是根据研究目的和评价指标的内涵状况，通过主观分析和判断来确定反映各个指标重要程度的权数；后者是基于变换统计数据的表现形式和统计指标的合成方式而得到权重，因而也被称为“客观权重”[13]。由于大居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而且对于各项指标的重要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宜采用主观确定权重的方法，因而采用“变异系数法”（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
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Vi=σii（i=1，2，…，n）（1）
式中：Vi是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σi是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是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各项指标的权重为：
Wi=Vi∑ni=1Vi（2）
（2）评价步骤
本次针对大居社会影响评价，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数据，受调研对象之间存在个性化差异，信息获取量不同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并且所选取的指标并不是绝对完全的。而灰色系统理论则主要解决数据较少及信息不完备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些在白色系统中无法有效解决。所以选择灰色系统理论解决大型居住社区社会影响评价较为合适。
问卷的问题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基于问卷统计结果，将指标赋值确定为1分5分，其中1分代表非常不满意（程度非常低），2分代表不满意（程度较低），3分代表较满意（程度一般），4分代表满意（程度较高），5分代表非常满意（程度非常高）。对于定性问题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较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档次，分别赋值为1，2，3，4，5。设cnij是第n份有效问卷中住户对测评指标Xij的评分，利用模型计算首先对综合影响进行评价，然后对公正性、可持续性和互适性进行评价。
按照评价要求所需划分的灰类数k，将各个指标的取值范围也相应地划分为k个评价灰类，本文将其分为5个灰类，分别记为C1，C1，…，C5，各等级的取值范围确定为[1，2]，[2，3]，[3，4]，[4，5]，[5，6]。由于使用端点三角白化权函数，灰数的中间值为隶属度最高的值，因此各等级阀值为 1，2，3，4，5，则灰度k的白化权函数分别如下：
fk（cnij）=0
cnijk+0.5
k+2-cnij1.5
cnij[k-1，k+2]
cnij∈[k-1，k+0.5]
cnij∈[k+0.5，k+2]（3）
二级指标Xij为灰类ck的灰色评价权的值为：
rkij=∑Nn=1fk（cnij）/∑5k=1∑Nn=1fk（cnij）（4）
由二级指标Xij属于每个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值构成的向量为Xij的灰色评价权向量，即：rij=[r1ij，r2ij，…，r5j]，可以计算得出X1，X2，…，X5的灰色评价权矩阵为R1，R2，…，R5，其中Ri=[rij，…，rij]T。
一级指标Xi由二级指标Xij组成，Xi的权重向量Ai=[ai1，ai2，…，aij]，对一级指标Xi做出综合评价，得到Xi的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i=Ai?Ri=[bi1，bi2，…，bi5]。
由此得出二级指标灰色综合评价值yi=Bi?[1，2，3，4，5]T，则yi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ck白化权为fik。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定maxfk（yi）。
最终得出总测评指标的灰色综合评价权向量为：
B=A?R（5）
其中R=[B1，B2，…，B5]T。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B?[1，2，3，4，5]T则y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ck白化权分别为fk（y）。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定maxfx（y）所在的灰度为最终的满意等级。
2. 评价结果
（1）评价结果
①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00660，01941，02727，02890，01781]，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33191，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f1（y）=0，f2（y）=04539，f3（y）=09483，f4（y）=07376，f5（y）=0。综合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②社会公正性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1=[00582，01400，02030，03149，02839]，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1=36262，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f1（y1）=0，f2（y1）=02492，f3（y1）=09158，f4（y1）=08058，f5（y1）=0。社会公正性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③社会可持续性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2=[00793，02260，03021，02671，01255]，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2=31335，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f1（y2）=0，f2（y2）=05777，f3（y2）=08953，f4（y2）=06963，f5（y2）=0。社会可持续性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④互适性评价
综合评价灰色综合评价权重向量为B3=[00561，02122，03127，02901，01288]，灰色综合评价值为y3=32233， 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白化权分别
f1（y3）=0，f2（y3）=0.5178，f3（y3）=0.9210，f4（y3）=0.7163，f5（y3）=0。互?m性评价结果为较满意（程度一般）。
（2）?C合分析
上述评价结果最终结果都为较满意，评价值接近3.0，说明大居的社会影响尚有提升空间。
在社会公正性评价指标中，评价值较高（4分5分）的指标分别为：您到上班地点花费的时间、对现在住房面积的看法、该小区高收入者居住在共产房中的比例、该小区低收入（2000元/月）以下占比。评价较低（1分2分）的指标分别为：该小区非户籍人口占比、该小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该小区出租率。社会公正性是三个一级指标中评价值最高的，说明大居的相关政策较好的一定的社会成本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公平性，目标群体从政策中获益。但是大居中非户籍、老龄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比较高，说明了这些人群的集中度较高，这部分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弱势群体，有一部分是流动人口，后续政策必须保证这些群体能得到持续关注。三个大居均存在一定的出租率，其中宝山馨佳园的共有产权保障房和松江新凯家园的共有产权保障房的出租率达到了30%以上。后续政策应能保证大居群体间不平等现象不会扩大。
在社会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中，评价值较高（4分5分）的指标分别为：该小区人口总数量、该小区每年新增人口数量比率、该小区物业服务市场化情况。评价较低（1分2分）的指标分别为：对小区房屋质量的看法，对小区物业服务的看法，对小区周边医疗保健的看法，对周边商场、银行配置的看法。评价值较低的几个指标，说明大居在指标上未能优化，也缺乏一定的协作机制。
在互适性评价指标中，评价值较高（4分5分）的指标分别为：对小区居委管理的看法、对小区自发组织活动的看法。评价较低（1分2分）的指标为：对小区生活的认可度。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基于社会影响评估框架，从社会公正性、可持续性和互适性等维度对上海已经启用入住的三个大居进行评价，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居的社会影响。通过评估发现，大居明显改善了入住居民的居住条件，住房保障政策的针对性也较强，社区管理在逐步改进，但是由于大居入住居民具有“一高两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家庭人均收入较低、学历程度较低）的特征，再加上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仍有待健全，使得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较低。总体上，大居的综合评价为较满意，但仍需加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升入住居民的认同度。
2. 政策建议
立足于提高居民居住水平，促进大居可持续发展，应该着力加强社区管理，改善公共服务。
（1） 通过加强协作，提升大居的社会可持续性。大居的建设发展与管理，涉及许多相关主体，需要通过加强协作，提高大居的公共服务水平。
首先，改善大居周边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大居周边的交通出行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是在教育、医疗、商业配套等方面，仍然与入住居民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在调研的三个大居中，浦航七居委和松江新凯家园对改善配套的呼声最高。
其次，补齐物业服务短板，健全社区治理体制。尽管在调研的三个大居中，物业服务都已经实现市场化，但是与大居居民的服务需求仍存在差距。通过进一步调研发现，大居的物业费普遍难以收齐，导致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流失严重，从而使服务水平有所下降，居民满意度下降，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建议由居委会牵头，组建业主委员会，通过一定的竞争机制，选择适合大居物业管理要求的物业公司，形成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对大居共同治理的格局。
再次，加强对房屋的安全检查，探索房屋质量保险机制。在对三个大居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一些房屋外立面破裂、房屋内部墙体有裂缝、隔音效果较差等情况较为突出。这些房屋安全隐患对居民的居住满意度产生了较大影响。建议由专业的保险机构对大居房屋质量进行承保，安排专业人员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专业处理，形成定期检查机制，保证大居的房屋质量安全。
（2） 通过社会学习和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大居的社会互适性。
首先，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形成社区学习机制。对于相关政策的宣传，三个大居都是采用布告栏张贴和居委会口头或者书面通知的方式。这些宣传方式比较被动，不利于提高居民参与政策学习的积极性。建议采用多种形式鼓励居民参与学习相关政策，并在学习中为大居发展出谋划策。
其次，鼓励公众参与，增强社区自治。调研中发现，居民对居委会管理的评价较高，但是居民自发的社区管理意识较为薄弱。通过进一步的实地访谈发现，三个大居的社区治理过于依靠居委会的力量。建议在组建业主委员会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工作机制，促进公众参与社区自治，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提升大居的互适性。
（3） 通过政策优化，提升大居的社会公正性。
第7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天津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现状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时期。文化作为城市发展最突出的标志，研究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文化①，而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生的却是对文化意义的忽视②。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单位办社会逐步演化为社区办社会，“社区”在城市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肩负起更重要的时代责任；同时不同阶层、地域、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中集聚、碰撞和摩擦。毋庸置疑，社区文化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基层③，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对于解决新时期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较好，历程较长，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与新时期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文章选取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以期能摸清基本情况，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为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调查与设计
为保证调查研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以社区区位、规模大小、发展与成熟程度、居民形态四个因素为评判标准，笔者选取了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为调查研究的案例。关注社区文化活动的季节性特点，调研于2013年4～10月分三个阶段实施。2013年4～5月是第一阶段，主要采用实地勘察的方法，进行预调研和基础摸底工作。2013年6～9月是第二阶段，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鉴于社区文化内涵的抽象性，采取了随机发放并面对面辅导填写的方式，使得问卷的有效性达到百分之百，根据社区规模与成熟度的不同，分别发放50、70和80份问卷。2013年10月是第三阶段，采用“质性研究”中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着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选取了20位社区居民和10位社区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在社区居民的选择上兼顾了文化活动骨干、积极分子和一般居民，共获得30份有效访谈样本。
笔者设计了分别面向居民与管理人员的两套问卷，问卷以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针对管理人员的问卷共有18题，分为个人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评价与诉求3个部分。面向居民的问卷设计有40道题，涉及到居民的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和认知、评价及诉求，对物质文化设施的使用、评价与诉求，对制度文化的了解与评价，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个部分。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精神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指根植于内心的心理意识、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外化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④，归并为两个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与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
一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笔者从居民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从问卷分析看，天津城市社区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以高中和大学学历为主，分别占到了33.4%和49.8%。大部分社区居民无，由于民族构成的特点，在回族集聚的社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占一定比例。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有着普遍性和局限性并存的矛盾和特征，居民对城市社区文化及建设普遍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但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解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功能作用的认知比较片面。
居民对社区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表明天津市近年来社区文化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邻里之间的相熟度和交往性不高，社区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不强。而且在调研中还发现，成熟、环境好、设施完善的社区，其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而人员构成复杂、较新、环境差的社区相反。
另一方面，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行为活动主要表征通常是社区文化活动，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但是类型单一、内容老套，各社区之间雷同、复制，特色不突出，根据社区特点和居民需求组织的文化活动很少。据实地调查和居委会访谈结果整理，大部分社区的文化活动首先以歌舞活动为主，其次是一些固定的节日演出或慰问活动，这也是导致社区文化活动居民满意度与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有很多居民有良好的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期望，但是却很少或不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于已经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都不高。
物质文化层面。物质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和硬件设施，在给社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更是城市社区文化直观、具体的表现，可分为物质设施文化和物质环境文化两个方面。⑤
一是物质设施文化，即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实施的设施和场所。各社区都有一些基本物质文化设施的配置，如广场、健身器材、活动室、宣传栏等，但各个社区差异较大，共性问题也非常突出，数量少、面积小、后期维护脱节、更新缓慢，室外场所和设施的使用率相对较高；室内场所和设施使用率普遍较低。就室外场所与设施而言，数量与面积都存在大的缺口与使用率低下并存的矛盾，一方面是数量少、面积小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却是使用率并不高，甚至因长期不用而残破不堪。。而室内场所与设施，除了数量与面积上的硬伤之外，开放时间短、开放度不高是最突出的问题，很多社区的室内设施和场所形同虚设，居民很难接近和使用，反映出室内文化设施建设和宣传工作的薄弱。
二是物质环境文化，可以直接体现一个社区的文化特色、水平以及居民素质，表征为城市社区的建筑风格与色彩，小区的景观和绿化，以及各项环境设施与小品的设计、使用和维护状态等。物质环境文化的水平主要受前期规划建设和后期管理维护两个因素的影响，整体来看，新建设社区的前期规划建设水平要整体高于建成年代早的社区；而从后期管理维护角度而言，物业管理的有无、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关键因素。综合调研的17个社区，建筑形式多样，但是色彩和风格都不能体现城市特色，维护管理跟不上，很多建成时间不长的社区外表也因风吹日晒而显得十分陈旧。在景观绿化与环境小品上也相对比较传统，没有考虑社区人群构成特征；几乎每个小区都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有的社区绿地、环境设施和小品的破坏还非常严重，居民对社区物质环境文化的满意度不高。
制度文化层面。制度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顺利而持续开展的约束和保障，可分为规章规范以及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两方面。⑥
一是组织机构单一、人员配置薄弱。目前天津各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居委会负责组织进行，物业起辅助作用，个别社区有业主委员会起一定的协调作用。很少有驻区（外）单位（机构）参与进来。各社区均设有文化专员的职位，或是文卫兼管，也有文卫与其它方面负责相合并的，但是文化专员的专业特长堪忧；社区都有一些居民文艺骨干，有比较固定的文化活动团队；但是专业文化人才短缺，几乎没有社区与专业文艺团体建立长期的对口联系，另外所有的社区都缺少文化活动的专业志愿者。
二是制度庞杂、针对性不强、宣讲不够。所有社区的各项制度、规章、规范都很健全，内容庞杂；但是缺乏特色，缺少针对自身的制度建设，绝大多数社区自主制度建设不积极，特别是几乎没有专门社区文化建设的制度；而且制度的形式化严重，宣讲不够，对社区居民的约束力极低，社区居民对社区制度的关注度和评价较低。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转变观念，加强认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笔者体会到观念和认知是影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的认知不够深刻、比较片面，不能从其对居民个体、社区和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深层动力进行理解。在观念上重表面轻实效，最突出的如制度建设，所有社区的各项公约、制度、组织健全，但实施成效弱；物质层面，各社区都积极进行基本物质设施的配置，但是其利用与开放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精神层面，主要组织一些例行的文化活动，参与人员固定化、核心化。
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认知。只有正确认知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内容体系，才能树立建设社区文化的正确目的，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社区管理人员、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强化对社区文化建设功能的理解。社区文化具有多位一体的功能，从微观上讲，对居民个体具有娱乐、教育和塑造功能；从中观上讲，具有对社区进行规范、协调乃至融合的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起到城市的文化传承、城市稳定和和谐的作用，因此其功能的深远意义在于其对城市发展所起的深层次作用。
另一方面，提高对社区文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认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是多层面的严密组成，与广义文化的内涵相对应，包括核心内容―精神文化层面、物质载体―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保障―制度文化层面，各层面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忽视任一方面的建设都会影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
明确地位，确立主体。制约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建设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不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
其一，明确文化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灵魂和核心地位。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很多社区对文化建设形式上很重视，但是行为上支持的力度较弱；社区文化建设在有些社区中处境尴尬而矛盾，拔得高却落点低，提得多却做得少，务虚不务实的状况比较普遍；很多社区重物质空间环境改善而轻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显然不能满足社区发展的基本概念。
其二，确立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构成主体，理应且必须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而目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远未建立，政府、社区组织处于整个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核心地位，社区居民被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缺乏，社区观念淡漠，对自身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缺乏认知；另一方是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低透明度，造成了很多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方法、内容、参与缺乏了解，这种参与主体的尴尬性造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不明显、文化建设活动虚假繁荣、文化建设的普及性差。⑦
摸清现状，以评促建。调研过程中，大多数社区管理机构都反映出了对物质文化设施的迫切需求，其次是社区文化资源的匮乏。笔者在访谈中得知社区中有大量有文化特长的居民存在，有很多文化资源可以挖掘。而评估则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手段，通过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评估体系，以评促建。
首先，以评估为契机，对社区内外可利用、可挖掘的文化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工作。重在人才资源的发掘，对社区内部有文化特长和一定文化造诣的居民个体进行调查、建档，同时摸清区外可供利用的艺术家个人、团体或志愿者的情况，建立合作关系；摸清社区内外的物质文化资源，明确社区内的物质文化设施水平和环境水平，积极开拓社区周边可供利用的物质文化资源。其次，以评估为契机，提升、改造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和环境水平，丰富文化活动类型，提升文化服务水平。最后，以评估为契机，找出差距，站准位置并注重挖掘特色。目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雷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差，而且各社区的亚文化特色不突出，各社区一定要立足自身优势，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完善机制，拓宽渠道。建设运行机制不合理与资金缺乏是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就运行机制而言，目前的文化建设行为基本上是在政府倡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导致社区管理机构很忙，社区文化活动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而专项资金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目前的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拨付，且额度有限，资金不落实，各项文化活动的组织、物质设施的配置与日常维护都难以实现。
一方面，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作为基层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文化自下而上的建设力量，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调动其工作热情；建立文化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对社区管理队伍和社区文艺骨干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能力。
另一方面，拓宽筹资渠道。改变目前单一的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努力拓展资金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及居民赞助，力争建立“三位一体”的以政府支持为主、市场化运作筹资为辅、社会及居民赞助为补充的资金筹措系统，适时建立社区文化建设基金，实现自我循环和良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12025）
【注释】
①刘士林：“关于城市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现代城市研究》，2013年第4期，第35～37页。
②柏巍，刘昆轶：“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策略探索―以上海静安区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1年第6期，第66～72页。
③郑萍：“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8期（11），第115～118页。
④杨贵华：“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5期（3），第92～98页。
第8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一、基本情况
调研组重点选取了金塔县西南街和东北街两个社区进行全面的访谈、调查，召开居民大会及干部群众座谈会各两场次，发放问卷调查表500份，其中社区居民占到了64.8%，对街道社区的工委书记、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等17人进行了个别访谈，并对访谈及调查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汇总，了解掌握了一些社区干部、居民对做好社区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做法及意见、建议。
二、主要做法
(一)便民服务平台降低居民办事成本。为方便居民就近、快捷办理各种代办事项，全县4个社区统一建立了“一站式”惠民服务大厅，将就业保险、计划生育、民政优抚、综合服务等居民经常办理的事项归集到大厅办理，公开办理所需资料及流程，工作人员定岗定责，挂牌上岗，实行一站式或式服务，实现了居民少跑路办成事，受到社会一致好评。
(二)“五百”活动主动排解群众疾苦。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开展了“进百家门，做群众的家里人”、“知百家情、问百家事、解百家难、暖百家心”活动，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分组包片入户走访了解居民家庭实际生活状况 ，及时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对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登记造册，由社区党支部研究共同帮助解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三)“双岗双争”汇聚社区力量建设美好家园。推行在职党员报到制度、承诺公示制度及“双岗双争”评议制度，按照“一名党员一个岗，以岗承诺办实事”的要求，通过在职党员帮钱、帮物、慰问困难群众、开展公益劳动、修建公共设施等多种形式支持社区建设，帮扶社区居民，形成了齐心协力建社区的良好氛围。
(四)实施“五心”工程，打造“五园”社区。创设了“支部建在楼院、党员驻地管理”新模式，围绕疏通社区居民反映社情民意渠道，搭建社区与居民的“连心桥”，探索出了系列化活动载体，初步实现了“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文明祥和”的新型和谐社区创建目标。
三、社区及党员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群众服务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趋势，社区党员干部工作有滞后。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社区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居民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趋势，社区承载的责任越来越广泛和重要，但是社区人力、财力、物力配备与现代化社区的建设还不匹配。一是人员紧缺，服务群众难以做到全覆盖。社区联系千家万户，群体庞大，人员复杂，组织管理有难度，这就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走访入户主动联系居民，做好宣传政策、化解矛盾、扶残帮困等工作，但目前社区人员配备达不到这样一种工作需求。二是经费设施有限，不能满足群众娱乐、健康、学习等各方面需求。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不断满足居民各方面基本需求，但仅靠社区做好社区工作很有难度，这就需要上级部门级规划建设单位、驻社区单位联合行动，整合各种设施、场地资源，为居民提供更多服务。三是社区工作人员学历低、年龄结构不合理，组织协调能力不足，个别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意识不强，履职综合能力有待提高。
(二)社区群众享受服务少，驻社单位党员干部联动机制不健全。一是驻社区单位与社区没有形成长效性、制度性联动。驻社区单位既没有开放单位活动资源，也缺少财物支持，仅靠社区化缘式、随机性的争取。没有对驻社区单位与社区联动的方式、内容及量化考核做出制度性要求，使得和谐社区创建势单力薄，难以有更大作为。二是服务机制不健全，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潜力难以完全释放。尽管在在职党员服务社区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的监督、管理机制，造成有些党员不愿意在社区做扶民帮困的事或摆摆样子没有诚心做实事。三是街道社区专注于行政性事务，联系服务群众有冲淡。社区多半以行政性事务为主，关注并解决群众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的力度、广度不够，在群众眼中，社区往往是一个办事机构，同时充当社区“灭火器”作用，使得社区服务跟不上广大居民对日常生活需求，降低了居民对社区工作及干部的信赖度和亲近感，不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三)便民利民活动多，居民群众尝到甜头少。一是上级检查街道社区工作只延伸到党工委或支部一级，与基层群众见不了面、谈不上话，了解不到实际状况，因而不能形成对实际工作的推动力。二是上级检查往往注重一些平面化资料，如文字材料、表册、展板等，未能听取或查看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因而导致务实工作变成务虚应付。三是群众因不了解政策或监督通道不畅，渐渐失去了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的热情。
(四)党员干部的群众立场不坚定 ，履职尽责看形势。一是部分党员干部党性观念不强、宗旨意识淡薄。对自身的党员身份、干部身份缺少全面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处理与群众关系，解决群众困难时有懒得管、不愿管、不敢管等不良情绪态度，对基层群众疾苦缺少切身体验，导致与普通居民群众交流少、感情浅，甚至没有感情基础，不能赢得基层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二是部分社区领导干部履职未尽责。一方面是部分干部因工作能力不足或管理权限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群众疑难问题，另一方面是个别社区干部考虑安排工作着眼点在应付上级和方便自我，淡化群众利益诉求，没有站在群众立场和社区长远发展考虑，使得上级部门调查研究掌握不了实情，党的一些惠民政策没有达到效益最大化。三是缺少群众问责干部机制，干部做得怎么样，往往群众说了不算，上级说了算。部分领导干部工作出发点在应付上级，不把群众冷暖放心上，逐渐形成了个别干部向上看不向下看的工作倾向。
四、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建议
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发现，社区干部群众认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应实现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认为联系群众最有效的方式为入户走访，其次是接访群众、基层调研;认为组织开展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应防止出现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及集中教育与日常工作“两张皮”的问题，我们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其它意见建议做了如下归纳：
(一)教育实践活动要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形成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机制。一是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党的为民务实清廉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及内容，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监督。二是建立基层群众参与机制，突出群众主体地位，把群众的关注与关切作为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成效的重要力量，采取方便、快捷、实用、直接的方式征求群众意见、调查群众满意度，将群众真实的满意度调查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融入到活动的评价体系中。
(二)教育实践活动要做到党员干部真触动，教育实践双丰收。一是教育活动化整为零，注重实效。避免大排场、大会场，采用规模小、内容实、研讨多、宣讲少的方式，扎实开展教育引导活动;二是实践活动要划片包干，责任到人。做到每个党员干部都有“自留地”，以现实成果接受组织和群众检验。
第9篇：社区居民满意度调研范文
关键词：村镇宜居性评价模型 德尔菲法 模糊数学十分制计分法 五级标度法 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148-02
一、引言
村镇宜居性建设是村镇建设以人为本的体现，是村镇建设体系改造、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近年来，我国村镇建设针对宜居性提出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开展了2015年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的评选工作，旨在鼓励村镇提高宜居性建设水平。适时、恰当地对村镇宜居性建设体系进行调整，能确保村镇宜居性建设标准体系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实证分析，对村镇宜居性评价模型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有利于验证模型的合理性，有利于模型的完善、改进。
二、文献及研究现状综述
鉴于评价模型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研究方面，胡伏湘、胡希军通过对宜居城市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设计了覆盖面更全、操作性更强的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模型；Asami提出了安全性、便利性、健康性、可持续性、舒适性五大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体系；张文忠等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实施标准以及村镇宜居性建设的定性评价上，对村镇宜居性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本文针对村镇宜居性建设的表达方式，合理地对村镇宜居性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其宜居性建设作出指导。
三、构建村镇宜居性建设评价模型
（一）构建原则
本着结合国情和村镇居民的心理需要的原则，在评价模型的构建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能从实际出发，客观、科学地反映上集镇优劣的状况。
2.可行性原则。指标选取要做到简单明了，尽可能选取可以量化、可信、能全面反映宜居状况的综合指标。
3.层次性原则。村镇的宜居性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的指标所构成的复合系统，有层次性的指标体系能使复杂问题条理、简单化。
4.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村镇居民为核心，围绕与居住和生活相关的因素，反映村镇居民对村镇的主客观需求及感受。
（二）构建方法
村镇宜居性建设指标先由研究小组进行初选，参考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的衡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居住指标体系，借鉴宜居性研究已有的评价指标。结合北方村镇的特点，设计出北方地区村镇宜居性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居住条件、服务设施、人文环境和生态安全四个方面，进行数量、质量的客观评价，建立了一套北方地区村镇宜居性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在经过专家的调研后，得到了相对完整、科学的村镇宜居性建设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1.北方地区村镇宜居性建设水平评价。采用模糊数学十分制计分法，确定评价指标的得分，进行等级划分和横向比较。将建设水平评价的每个指标分成若干等级，分别从1-10赋值，10分为满分；然后，通过向党支部书记了解，确定该村每一个单项指标的等级范围，选取五个典型村镇并给出其建设水平单项指标的具体得分。
采用德尔菲法（Delphi法）确定权重。向各个村镇的150位村民发放调查问卷，问卷中要求村镇居民评价各指标的重要程度，采用分制降序方式的方式进行计算，即5为最重要，4次之，1为最不重要，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j是第j个单项指标的权重，Xj是第j个单项指标，Yji是第i个样本对第j个指标的打分，最后加和可以得到I、II、III、IV的权重分别为27.01%、30.55%、22.2%、20.24%。
将每一社区各个单项指标得分加权求和，即为该社区的宜居性建设水平得分，其公式为：
式中，Q为评价综合得分，Nj为第j指标的指标值，Wj为第j指标的权重（0≤Wj≤1且∑Wj=1），m为指标评价的个数。得到结果见下表2：
2.北方地区村镇宜居性满意度评价。为得到村镇居民对村镇的满意度，针对居住条件、服务设施、生态安全、人文环境四大类，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利用五级标度法，将评语划分成五个等级，即，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最后为量化满意度评价，制定可以计算的定量标准。
满意度按计算式：
式中：Q为村民满意度，Xij为各个指标持不同满意程度人占总人数的比例，Zi代表得分。得到结果见表4：
四、模型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上集镇宜居性建设水平和满意度的综合分析将典型村镇的宜居性建设评价和满意度进行对比，能更清晰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分析数据，看出满意度的得分和建设水平的得分大体相吻合。为客观分析建设水平与满意度之间统计关系的强弱程度，运用SPSS.19软件对二者进行相关分析。运用Pearson可得二者得分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99，显著水平a为0.01是可以拒绝相关系数检验的零假设，认为两者呈线性相关关系，即建设水平与满意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可以得出宜居性评价模型构建有效的结论。
五、小结
本文从建设水平和村民满意度两个角度出发，通过相关性分析证实了宜居评价模型构建的合理性。
通过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服务设施的建造对村镇宜居性有重大的影响，村镇居民对生态安全有较重的担忧；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还发现以下问题：上集镇村镇居民对住房质量及舒适度比较满意，而针对生活垃圾处理、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认为不能达到宜居性标准，希望有关部门能致力于上述问题。
规划的滞后、配套政策的不协调及落实手段的不到位已经造成了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建设中的杂乱无序、低品位和巨大浪费，严重影响了村镇宜居性建设的健康持久发展。
针对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完善机构，保障经费；加强村镇建设规划设计管理，提高村镇规划设计水平；配套政策，协调管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大各部门扶持力度；以点带面，分阶段分步骤提高村民居住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1] 胡伏湘，胡希军.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生态经济，2014（8）
[2] 张文忠.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07（3）
[3] 李娜.兰州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及预警研究[D].兰州大学，2006
[4] 李伯华，曾菊新，胡娟.乡村宜居性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5）
[5] 刘学，张敏.乡村宜居性与满意度评价―以镇江典型村镇为例[J].河南科学，2008（3）
[6] 戴鹏.石首市合烷乡宜居性优化中的主观评价方法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7] 张磊.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经济纵横，2009（7）
[8] 陆翠岩.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构建社会评价指标体系[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9）
[9] 朱孔来，姜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理论及测度指标体系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7（6）
[10] 赵之枫.乡村宜居性建设的构想[J].生态经济，2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