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区建设模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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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心的目标模式，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目标模式之一：建立深港物流产业共同体，确保香港的国际营运中心地位。

一、众所周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营运中心。“九七”回归之后，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营运业受到了严峻挑战，港口货运量呈明显的下滑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制约，香港的葵涌码头货柜年吞吐量达到了12000多万标箱，位居世界第一。但陆上腹地狭小，填海造价太大，运作成本过高，1998年，香港的集装箱处理费用比新加坡高出 70％。同时，香港的公路运输已呈饱和，广九铁路也已超过负荷，接车能力明显不足。其次是来自其它地区的强有力的竞争，特别是新加坡和台湾。目前，台湾正在积极推进亚太地区营运中心策略，千方百计地想取代香港的国际营运中心地位。因此，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应该在深港经济衔接的过程中，着力营建深港物流产业共同体，以深圳作为香港的后盾，为其提供营运能力、仓储能力和分流能力必需的空间支持，降低产业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实现香港城区功能的相应扩大和延伸。

二、二十年来，深圳的物流基础条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1998年，深圳港群的集装箱吞吐量接近了200万标箱，其中，盐田港达到了103万标箱，脐身于国内四大集装箱港行列，二期工程在近期竣工之后，吞吐量还将大幅度增加；深q！D黄田国际机场是国内第四大繁忙空港；京九线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平湖南铁路编组站日编组能力达到了8000车次。围绕着建设深港物流产业共同体的目标模式，深圳还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在公路运输方面，要兴建若于大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比如，把深圳的西部通道与香港的西部铁路交通系统进行有效衔接，力争把香港地铁与筹建中的深圳地铁贯通等等，形成深港两地间完整、通畅的道路网络体系，增强两地过境交通运输能力。在空运方面，争取在深港间采取统一的空中管制制度，使深圳机场成为香港机场的备降场。在海运方面，力争把香港港口吞吐的部分大陆转口货转由深圳中转，以降低成本，提高总体经济效益。在仓储配送方面，着力兴建大型干线物流基地，为香港提供充足、低价的仓储配送和集装箱整备腹地。

三、建立深港物流产业共同体，除了发展基础设施之外，深圳还需要在政策和体制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创新。要改革深圳口岸的管理体制，清除深港口岸通关瓶颈；要借鉴香港进出口管理经验，对商品进出日权和出口配额实行弹性管理；要通过政策创新，鼓励和吸引一批国际银行、跨国公司。综合商社来深圳设立办事机构，将部分原来在香港完成的商品交易、结算、配送业务转移到深圳，使深圳成为香港商贸业务活动的空间延伸。通过合理的分工 合作，形成深港物流产业相互促进的态势，进一步提高香港与深圳的国际竞争力。

目标模式之二：建立国内货物的出口转运基地，充分发挥对京九沿线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一、京九铁路两厢经济辐射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人口2亿多，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左右。京九铁路沿线大都是省际边界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加快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对实现我国2010年远景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深圳是京九线南部出海口，是珠三角经济圈的中心极之一，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达地区，在京九沿线起着引南联北的重要作用。深圳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将极大地强化对京九沿线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二、京九沿线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商品粮、商品棉生产基地，粮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和15％，其它农副产品种类繁多，质优量大；煤炭、石油、石材、金属和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畅和经营运作不力，资源优势形不成经济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沿线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商品市场和一些重要商品集散地、生产基地。河北清河是国内著名的羊绒交易基地，台县是国家级的皮毛市场，临西是全国著名的轴承集散地，文安是全国著名的胶合板生产基地，京九沿线河北段还有全国著名的摩托车拉线基地，产销量占全国的60％。还有阜阳的中药材市场，太和的绳网市场，临泉汉口路的毛皮市场等。但从总体上看，沿线地区的市场体系仍不发达，物流设施和物流组织形式落后，特别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辐射面广。凝聚力强的集散中心和转运基地，缺乏全国性和区域性的骨干物流企业。

因此，深圳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的目标模式之二，应该是建立沿线地区货物集运中心，依靠与香港连体和靠近国际市场的优势，依靠较为发达的物流基础设施条件承当沿线地区货物转运的“窗口”和经济发展的“二传手”，形成既有联合协作，又互为腹地的全方位的大物流格局，使区域的整体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示范点”和“排头兵”，深圳可以利用现代物流产业这一有效的现实载体，在强化中心经济城市辐射功能的同时，在完成沿线货物营运的过程中，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低谷的流动和转移，带动沿线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当然，做为京九线的南部出海口，沿线地区也为深圳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特别是为深圳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货源和广阔的市场，构筑了一个强有力的后方依托。

目标模式之三：建设新欧亚大陆桥东南桥头堡。

一、大陆桥是指以横贯大陆的铁路为桥梁，以铁路两端的海港为桥头堡的运输通道，大陆桥运输是指利用大陆桥，把大陆两端的海铁运输联结起来的海陆联运的集装箱运输方式，即海一陆一海连接运输。随着大陆桥运输的发展，大陆桥两端的集散点不断扩散，并加人了航空、公路、河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因此，所谓大陆桥运输，实际上是以铁路为主体，以集装箱为媒介，海运、航空、公路、河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横跨国际大陆，实行海陆衔接，“一票到底”的国际联运。第一条欧亚大陆桥，也就是国际上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陆桥始建于本世纪60年代末，东起霍纳德卡港、东方港等港口，西至荷兰鹿特丹，全长13000公里，通过这条路线，比经过好望角和苏伊土运河的海上运输线缩短1/3，运费便宜200一250，运期节省35天左右。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亚欧经济贸易交流的扩大，在亚欧大陆内又架起了一座新的大陆桥。1990年9月12日，我国北疆铁路与原苏联的土西铁路顺利接轨，形成了继西伯利亚大陆桥之后，又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更为便捷的铁路通道，这条大陆桥目前确定的东桥头堡是我国的连云港和日照。西行穿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经俄罗期、白俄罗期、乌克兰、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抵达大西洋东岸荷兰的鹿特丹上b利时的安特卫普等欧洲口岸。1992年12月1日，新欧亚大陆桥过境集装箱运输开始进人试运营阶段。

二、从目前情况看，深圳具备了担当新欧亚大陆桥东南桥头堡的诸多条件：第一，地理位置优越，与吸引范围内的主要港口联系方便，相对海运里程短，路途便捷，通达的国家和地区较多。第二，港口条件良好，全年作业，码头前沿水深超过负14米，航道条件好，自然岸线长，拥有集装箱专用泊位，现代化装卸、储存等各种设施配套完善。第三，腹地广阔，航空、铁路、公路等运输网络十分发达。第四，城市发展空间充足，功能多样化。当然，最具决定因素的条件还是大京九铁路的贯通，使新欧亚大陆桥向东南地区的延伸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能，沿京九线北上，可以在陇海线商丘铁路桥与新欧亚大陆桥直接接轨。

三、深圳建成新欧亚大陆桥东南桥头堡，不仅会极大地促进深圳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还可以促进亚洲区域、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一方面，新欧亚大陆桥向东南方向延伸，不但把中国长江流域及珠三角地区与循公河流域连为一体，也将使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联系进一步加强，并使整个亚欧大陆成为东亚、东南各海岛型经济地区的有力依托。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循公河流域一、南亚等地的开发创造基础性条件。这样，亚太地区的合作范围将得以扩大，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相结合为特点的、混合型国际产业分工链因此拉长。当然，做为新欧亚大陆桥的东南桥头堡，深圳将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对深切；建设区域性经济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充分发挥特区对内地的辐射带动功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第2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关键词：农业园区；城郊型；模式

作者简介：张雷珍(1968－)，女，浙江东阳人，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会计师，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0.3；S－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1－44－03

我国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大量众多类型的农业园区，仅各类农业科技园区就多达4000多个，其中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1个，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36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区等600余个。由此可见。我国的农业园区发展正处于迅猛上升的阶段。然而对于服务于城市的城郊型农业园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尚无统一的分类和成熟的发展模式。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示范推广提供借鉴和经验。本研究以浙江省东阳农业园区为例，探求城郊型农业园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相互关系，摸索一种建设城郊型农村的新型模式。

一、东阳市农业园区发展模式

东阳地处浙江省中部，市域面积173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到36.2平方公里，辖有6个街道、11个镇和1个乡，城区人口30万，总人口81.3万，是浙江省首批小康县市、首批文明城市、首批旅游经济强市。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从总体上来说。东阳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发展模式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棚栽蔬菜基地

斯村，农业人口2756人，位于东阳市城郊结合部，现有蔬菜基地13.3公顷(200亩)。该村积极发展城郊型农业，把棚栽蔬菜作为主导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亮点。利用财政补助资金，该村对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全面整改。统一建设钢架大棚、微滴灌、化粪池、四米宽田间道路、三面光水沟等，配备电子灭虫设备、微型旋耕机。建设集中育苗中心，提供配套服务。除了给蔬菜基地配备专门的农资门市部，做到无利润销售农资外，特地从金华请来专业的农艺师，专门帮助蔬菜种植户解决各种疑难杂症。蔬菜年总产量750吨，每棚(约5至6分)年均收入1万元。最高可达3万元。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产后深加工能力。斯村投资3000万元，建成10000平方米东阳市富坤农产品集散中心、1000吨蔬菜保鲜冷库。引进1万吨综合大型冷库。提升了市场品位。也为东阳本土农副产品提供展示和销售的平台。

2、园区多种产业成份并存型

这一类型的典型是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花园村距东阳城区16公里，农户1748户，总人口超2万人(其中村民4393人)，村区域面积达5平方公里。花园村走的是一条以工强村、工业反哺农业、生活社区化、村民市民化的路子。主要产业有生物医药产业、红木家具产业、商贸产业、高效农业产业、旅游产业等。将全村划分为村民平安居住区、高效生态农业区、第三产业服务区、高科技工业园区4个区，将原10个行政村改为10个小区。第三产业服务区内花园红木家具城集聚了132家全国知名红木家具企业，与花园木材市场、板材市场、工艺品一条街以及红木家具产业园一起，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花园农业发展公司与浙江省农科院和上海市农科院合作，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示范，相继建成了智能化玻璃温室、连栋塑胶大棚、单体钢结构塑料大棚及以种植无公害蔬果为主的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开发了设施瓜菜栽培功能区、水生蔬菜种植功能区、名优水果生产功能区和花卉苗木培育功能区等4个区块，2009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被列为浙江省休闲观光农业精品线路之一。

3、生态型循环农业

位于城郊综合区内的东阳市良种场，是一家一级种畜禽养殖的良种场，占地面积6.67公顷(100亩)，保种基地占地1.3公顷(20亩)，田藕、水果及牧草占地5.3公顷(80亩)。有猪舍建筑面积3020平方米，基地年出售金华猪Ⅲ系种猪，按照“猪－沼－果”的模式，将养殖场内的生猪大量排泄物。经过沼气发酵后产生的沼液。除了供应场内5.3公顷水果、牧草基地的有机肥料，还将沼液通过肥水同灌转入给斯村的20公顷蔬菜示范区用作优质有机肥。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质量，产生的沼气还通过管道输送给周边农户作为炊事用能。在另外的一个雪舫生猪精品园内。按照“猪－沼－鱼”的模式，沼液不仅用于周边10.67公顷水果、苗木基地，还提供给4公顷鱼塘进行沼液养鱼。产生的沼气除了用于烧饭做菜，还通过纯沼气发电机组进行沼气发电，解决了场内饲料加工、猪舍保温等生产用能。

4、农业科技示范带动型

西湾香榧是东阳的一个特色品牌。近年来，东阳市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建设标准化基地。每年新增4000余亩香榧基地，聘任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研究员韩宁林为香榧产业首席专家。开展科研攻关。“香榧规模化造林配套技术”不仅解决了香榧造林成活难的问题，而且为规模化造林提供了技术支撑；建立样板，做出示范，是推动整个香榧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方便科研、强化示范，东阳市及时组织专家将科研项目直接落实到开发基地，每个科研成果与业主的生产基地密切合作。现在东阳市现代农业香榧干果产业发展项目，受益农户5200户，为社会创造工作岗位、安置就业人员182人，带动农民增收494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5、农家乐型发展模式

位于东阳市城郊结合部的农家乐有10多家，以其宜人的景色、轻松舒适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水果和农家菜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垂钓、餐饮、住宿、旅游。可分为山水风光型、休闲垂钓型、水果采摘型、度假休闲型几种模式。基本上这些农家乐都由工商业主投资，财政资金补助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1900万元。带动蔬菜、水果、养殖基地13.3公顷(200亩)，直接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200人。

东阳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经济突破口的城郊型新农村建设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东阳市委、市政府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财政支出重点向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倾斜，5年投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资金达4.19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总和的6.13％。大力实施城郊型新农村建设，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东阳城郊型新农村建设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存在的问题

东阳现行的城郊型新农村建设运行模式存在4个明显不足：

一是优势主导产品不突出。东阳市地貌以丘陵为主，农业规划没有得到良好执行，单个主导产业总量少，现有连片规模化的农业基地少，在浙江省占有重要地位的产业少，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品牌不多。

二是现有设施化、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农业基地总量不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目前带动能力强的龙头

企业规模较小。产业块状聚集效应不明显，精深加工程度低。

三是高投入高产出的科技密集型、装备先进型农业企业，品种不多，技术相对滞后，企业家数量较少，示范、推广效应尚欠明显。

四是园区建设投入不足。园区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改善基础设施、产后加工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受东阳市财政状况限制，财政性资金直接投入严重不足。另外，农业生产周期长、比较效益低的现象还未得到改变。因此工商业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五是农家乐休闲存在内容单一、服务同质化等现象。缺乏特色，没有拳头产品，休闲方式单一，服务水平、规模和旅游、文化等多样有待提升。

三、东阳市农业园区与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启示

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城郊优势，更好地服务城市，带动农村，富裕农民，推进以精品农业、高效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为主要内容的城郊型农业园区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东阳市农业园区和城郊型新农村建设实施的成功经验和不足，给我们以新的思考。

1、全面规划

按照“依托资源、突出特色、连片开发”的原则对城郊农业园区结构进行全面规划布局。解决城郊土地资源少，基地不足等问题。对现代农业园区布局进行适应性调整。打破农业生产“小而全”格局，发挥比较优势，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城郊农业规模化生产、板块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主导产业布局、特色农业园区要因地制宜。如东阳，城郊现代农业综合区规划主导产业为蔬菜、水果、生猪，特色精品园区规划为药材、花卉、席草、茶叶等。规划目标既要有高度，又要有深度，引领性强，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

2、围绕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大力培植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主力军。针对目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农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积累和投入能力低、进入市场难等问题。整合资金集中用于全局性、基础性、引导性、示范性农业项目建设和龙头企业的发展，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资机制，特别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出台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优惠政策，搭建发展平台，营造宽松优越的投资环境，促进养殖型、加工型、运销型农业龙头企业的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积极变革。带动现代城郊特色农业形成规模经营，发挥规模效益，促进产业化发展。

3、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切实做好科技示范型农业园区的示范作用

科技示范型农业园区的功能主要是新品种展示优化、品种布局合理化、栽培技术规范化、全程生产生态化、经营管理集约化、产销服务社会化、进园农户知识化，把示范园区建设与发展效益农业、特色农业结合起来，把园区展示与产供销一体化探索结合起来，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与提高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可以说。科技示范型农业园区对效益农业是起关键作用的。一是加速了新品种的引进、筛选与推广；二是增加了农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了农业效益：三是探索了发展效益农业的多种模式和栽培技术，增强了对农业的指导水平。

针对科技示范型农业园区的技术相对滞后，一是应立足于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因势利导，加强创新机制，加大引智引资力度。二是采用高起点、高标准技术，以开发优质无公害农产品为目标。实行标准化生产。三是创品牌，园区不在于规模大而在于精，不在于内容全而在于特，以品牌开发市场，提高园区农业科技品位。

加强科技示范型农业园区的示范作用，为农民增产增收树立可看、可学、可比的典型。围绕促进农业品质的提高这条主线，使园区在标准化农业技术、高新农业技术、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经营、无公害农业技术应用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达到高科技、高质量、高产出、高效益，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典型和样板，使园区真正成为农业科技高新技术的“孵化器”，农民增产增收的“助推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4、节约资源，防止污染，积极探索循环型农业园区

农业废弃物变为再生资源，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不断进行的农业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减少最终排放废物的产生量。防止环境污染。一是有利于解决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所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农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等问题。二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三是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突破贸易壁垒的能力。以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为主导的绿色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标准化程度不高，质量检测体系不完善，造成农副产品农药残留等超标，为许多发达国家限制我国农副产品进口找到了借口。在国内，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使得一些农产品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或药残等严重超标，带来了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

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增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能力，防止污染，东阳的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尝试，这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行绿色生态农业的重要战略举措。

第3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教育是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传递，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承。社会生活中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它的深刻性、丰富性、独立性、形象性远非学校教育可比。通过协调、调动社会教育力量，培养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发展能力，有益于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有益于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正是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广大中小学生搭建了一个在广阔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中成长的全新的教育平台。

在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社会大课堂办公室的领导下，几年来，朝阳区教委、朝阳区社会大课堂办公室集合区教研中心、朝阳教育分院与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的力量，通过整合、开发朝阳区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建立了完善的资源开发、课程实施、管理评估、条件保障、信息平台等多项机制，将大课堂工作常态化，形成了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与学校课程有机结合的多项社会教育模块，使大课堂教学成为基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朝阳区管庄学区正是全区生动活泼的社会大课堂活动中的一个缩影。

几年来，朝阳区管庄学区在区社会大课堂办公室的领导下，从学生成长需要出发，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切入点，着力于大课堂活动管理机制建设和课程开发，以行政引导为龙头，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以教师研发为平台，将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有机地渗透到学校学科教学之中，构建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以学校教学为主线，以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为教学素材，以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为教学方法的开放式教育体系和独特鲜明的社会大课堂育人模式。

明确目标，规范管理

管庄学区作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项目研究实验单位，从2009年至今，始终以北京市社会大课堂这个重大教育工程的宗旨为研究的宗旨，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实践育人、整体育人、全员育人、全面育人的目标。管庄学区整体推进的策略是加强研究、规范管理、展示过程、科学评价、梳理成果。我们的成效是校校有特色、教师的成长、学生的发展。保证工作的扎实推进，制度是基础，落实是关

键。学区从健全机制入手，狠抓制度落实，形成了分层管理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学习培训机制，促进观念转变；汇报交流机制，促进共同提高；检查指导机制，强化过程管理；成果收集机制，强化经验推广。学区像抓语文、数学学科一样抓社会大课堂，做到社会大课堂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有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有人管理，有人组织。学区创编了“社会大课堂学生教育计划书”，明确不同资源单位的教育目的、项目内容、教育措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走进不同的资源单位，有针对性地改善自己的能力和认识。

强化研究，物化成果

社会是知识的摇篮，自然是人类成长与发展的空间。然而，丰富的社会资源必须经过提炼才能转化成有价值的社会教育资源，纳入现行教育体系，而形成的社会教育资源则更需要我们的教师将其进一步转化成课程资源，通过具体的教育方法，为学生所接受。

为此，管庄学区成立了大课堂课程研发组，将基础教育小学学段的思想品德、语文、历史、美术、科技等课程与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密切结合，开发了具有独到特色、切合实际的多学科的社会大课堂学科课程，构建了社会大课堂所独有的实践体验性操作、开放式学习等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充分体现了以教师启发式教学为主导，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体的现代化的教育特色。

我们的研究团队由市区领导、教研员、学区各校领导、学科教师组成。近两年，在朝阳区教研中心王颖主任的带领下，部分学科骨干教师参与了“北京市社会实践基地学生教育计划书”的编写，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六个实践基地的学生教育计划书的编写。计划书的编写为教师们充分利用基地资源的优势、明确师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与步骤、物化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起到了指导的作用。同时，带领部分学校及教师研制出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英语、语文、音乐、美术、科学七个学科的《社会大课堂学科指导手册》。

创设信息化平台，强化活动实效

社会大课堂课程教学实践平台的最大特点是能让教研、学校、教师各个角色在互动中推进社会大课堂资源的有效应用。

1.社会大课堂课程教学实践平台支持学区、学校、教师层级的分级式过程化管理；支持教学指导意见的；支持项目管理的数据化统计，并将实施成果以教学资源形式提交到项目管理平台中，进行大课堂课程化教学的集中展示。

2.社会大课堂课程教学实践平台将资源和教学过程有效结合，实现了教学模式的转变，将因“资源而资源”的参观和学习，转变为“资源为教学活动服务”，将资源融入教学活动中。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平台发挥出良好的应用效益，教师也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已具备了对大课堂教学工作实施的考量基础。

3.社会大课堂课程教学实践平台能够支持学区对各个学校进行工作评估。学区管理人可以设置具体的“评估指标”权重，评估指标公示，根据学校完成的工作情况形成整体评价。

4.社会大课堂课程教学实践平台除了指导教学、任务管理和评价之外，随着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的不断开发，平台还实现了教学资源的积累与完善的功能。管理人员通过资源目录树管理模块，可以直接从后台建立个性化的资源目录树，管理学校大课堂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产生的活动资源。

引领学校加强大课堂资源群建设，促学校特色发展

面对丰富的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管庄学区在将大课堂活动资源与学校特色发展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区的指导下，各校根据自己的发展特色和学生需求，有意识地对各社会大课堂单位的教育资源进行筛选、整合和开发，构建各校相对固定的大课堂资源单位对象和活动课程，形成了一个个以自身发展特色为核心，以不同侧重的活动课程为内容的校级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群，在充分利用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学区初步形成了校校有特色、教师有专业课程、学生积极参与的良好教育氛围。

第4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土地金融

Abstract：Throug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four construction models such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factors in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linking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us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construction led by leading enterprise and self-construction by the villagers，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prudence and differentiated property of financial interference and analyzes its causes. Besides，it conducts extended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our kinds of construction models on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pansion of three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and make conclusions，which sorts out thou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for the larger scale interven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new rural communities，construction model，land financ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1-0048-08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谢伟，男，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吴金忠，男，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王朝阳，男，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中既是难点也是热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国家耕地保护目标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必然选择，关系着城乡统筹过程中的产业、人口和城镇的合理空间布局。金融要素介入的速度、程度和方式同样倍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认为，金融机构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显著的审慎性、差异性和一定的融资次序。下一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项目规划、设计和发展，应在市场基础、产业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更好兼容金融风险偏好，消除各类交易障碍。在政策选择上，应审慎介入城市化取向的新型农村社区，着重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取向的新型农村社区，为商业化金融大规模进入培育基础和条件。

一、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分析

山东省农村社区建设始于2006年。7年来，各地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产生活习惯和交通便利程度等不同情况，相继形成了市场化运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龙头企业带动和村民自筹自建四种主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省共建设新型农村社区5191个。其中，建设城中村1339个，城边（园区）村638个，乡镇驻地村993个、农村其他地区2221个。社区人口规模3000人以下的3735个，3000—10000人的1321个，10000人以上的134个。

（一）市场化运作模式

该建设模式主要适用于城中村、城边村、各类园区村等。所处区域属于规划重点发展地区，具有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优势，土地价值较高。此模式不仅满足了地方政府扩张城市规模的需要，而且农民也可以从征地中获得高额补偿，因此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较小。此模式一般按“政企合作、集中建设、整体搬迁”的原则，采用社区建设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企业投资与政府土地出让金返还相捆绑的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据统计，全省有891个社区采用该模式，占全部新农村社区的比例为17%。

（二）“增减挂钩”政策模式

通俗地讲，“挂钩”就是为实现总体耕地占补平衡目标；“增减”是通过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实施增减挂钩规划。根据社区地理位置，新建农村社区又分为小城镇集聚和中心村合并两种类型。前者是对城边村、乡镇驻地附近村实行整体拆迁，将社区建设在城市或镇驻地附近，变村庄为社区，促进农村环境改善和城镇规模扩大。后者是以一个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心村为依托，将区位相近、规模较小、分布零散的多个村庄合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引导农民向中心村聚集。山东省自2006年试点该建设模式以来，已累计批复挂钩周转指标55万亩，涉及120个县（市、区），安置农民29万户，新建社区1339个，占全部新农村社区的比例为26%。

目前，为获取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各级政府成为“增减挂钩”项目的主导者。节约出的建设用地指标有两种使用方向：一是就地转化为国有土地使用；二是将节约出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建设用地指标上交到中心城区使用。在此建设模式中节约土地的收益在时间、空间和交易主体上呈现明显分离状态，地方政府收益最大，农民收益较小且面临生活成本提升等实际问题，运作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龙头企业带动模式

该建设模式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其产业、资金优势，采取企业与村庄合作共建，自发拓展生产、经营空间的建设模式。多由企业出资对村庄进行改造或迁建，群众无偿或低价入住，置换出的集体建设用地企业优先使用，实现企业扩张发展和农民居住条件改善的双赢。目前，山东省已建成此类型社区490个，约占总数的9%。这种模式主要限于当地有大型企业或龙头企业愿意介入，当前尚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建设模式。随着国家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放松，以及龙头企业强大的产业基础、丰富的整合经验和充足的就业保障，村村兼并和企业并村现象可能越来越普遍。

（四）村民自筹资金建设模式

该建设模式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县、市、区，一些经济强村、产业特色村、农民收入较高的村，由群众出资、村集体出面组织，自发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此种类型社区共有2470个，约占48%。

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金融制度及其构成

（一）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框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型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各家金融机构显然都不愿置身事外、甘当看客，都想从中分享一块蛋糕。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周期过长、利益链条复杂，涉及农民就业、权益保护和土地升值、指标转移以及开发商利益等多个方面。从山东省的情况看，金融部门在介入其中时，出于风险考虑，针对不同建设模式，依据各自风险控制的比较优势，事先设计一套甚于企业信贷的严密制度。其基本制度框架是：

1. 周密保障措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称为“农发行”）是金融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先行者。对“增减挂钩”模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将一部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且具备抵押条件的土地使用权设权抵押；无法抵押的，以土地出让收入返还进行质押作保；单一采用土地出让收入返还质押的项目，须由总行严格审批。建设银行作为后来者则另辟蹊径，利用其对土地在建工程上所具有的监控优势，更多选择以土地在建工程作抵押；对于园区建设，则通过优选园区内优质企业担保来弥补抵押方面的不足。农业银行则利用其基层网点和人员优势，重点将信贷保障技术落实在农户端，通过农户联合担保的方式，确保投入资金的安全。

2. 严格准入条件。金融机构将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雄厚的地方财力和一定的产业基础保证作为优质农村社区的主要影响因素。农发行只介入那些具有规模效应的增减挂钩、城中村和园区类建设项目；建设银行则规定，承贷主体必须为政府牵头建立的实体公司，须能长久经营，具有稳定的现金流，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0万元；农业银行要求，建设项目所在县市上一年度一般预算收入须在10亿元（含）以上；工商银行则是将此标准提高到30亿元（含）以上。

3. 资金封闭运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多以土地开发利用为背景，投入和产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呈现一定的分离特征。增减挂钩指标收益的最终实现，完全取决于指标使用城市建设用地的未来收益状况。为防止节外生枝，稳定还款来源，农发行规定：借款人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返还，须优先用于偿还贷款本息，不受分期还款计划和到期日的限制；不能按约定还款，督促借款人提前筹集其他资金予以偿还。对单一土地出让收入返还的项目，借款人须在农发行开立土地出让收入归集账户；由财政先收后返的，须开立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财政专户和土地资金专户。对土地整治、开发和资金划拨等进行全程跟踪、监测。

4. 严密风险控制。鉴于各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都存在环节多、周期长和利益转移等风险隐患，各家金融机构在信贷介入前都事先提出严格的交换条件，要求地方政府部门出具文件，说明项目土地转用征收报批计划安排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落实保障情况；明确土地出让收入返还至借款人质押账户，同意办理土地出让收入返还质押，土地使用权和出让收益不得为第三方抵质押等内容。建设银行在此之外，还要求土地、财政、政府、借款人、贷款人五方必须签订多边的还款协议。

（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金融构成

据山东省国土资源部门测算，通过“增减挂钩”模式每年腾出25万亩土地指标才能满足全省建设用地缺口，每腾出万亩增减挂钩指标的拆迁、建设、整治费用约为38亿元，年资金需求960亿元以上。而2010年以来的3年间，其建设资金来源构成中，年均新增银行贷款仅为90亿元左右，不足资金总需求的10%。可见，银行信贷并非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截至2012年末，全省金融系统累计向各类社区注入资金1016亿元。其中，银行信贷861亿元，发行城投债155亿元（见表1）。

1. 金融支持有所侧重。从分年度金融支持情况看，各家金融机构重点参与了市场化运作、增减挂钩和龙头企业带动三种建设模式，2012年末融资余额分别是457亿元、346亿元和169亿元，各占信贷总额的45%、34%和17%。3年来，银行信贷更加倾向于支持市场化的城中（园区）村、城边村的建设，信贷投入量增加了9个百分点；对其他建设模式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见表2）。

2. 行际间存在差异。从行际间看，到2012年末，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投入分别为363亿元、289亿元、110亿元和99亿元。其中，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持续增加，信贷占比较2010年分别提高了3个和4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下降了5个百分点。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比较早，但贷款投入量只有农业银行的1/3。建设银行介入较晚，目前贷款余额30.8亿元。这表明，银行之间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见表3）。

三、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为特征

相对于传统的企业信贷而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毕竟是一个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崭新信贷市场。面对一个新生事物，金融部门在积极参与的同时也对此保持着一定的谨慎。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还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顶层设计；利益相关主体的目标并未完全取得一致；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制度不配套、布局欠合理、产业基础脆弱等实质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更多金融资源的有效进入。这反映在山东省金融部门的具体行动上，表现为明显的审慎性、差异性。

（一）金融机构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审慎性

山东省金融部门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审慎性有两个方面的直接体现：一是设计严密的信贷制度；二是实施相对保守的信贷投入。

1. 信贷制度的审慎性。应该说，金融机构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设计的信贷制度是非常周密的。农发行只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城中村和园区类建设项目进行信贷支持；建设银行则将不具有资金实力的政府出资的公司承贷主体排除在信贷范围之外；农业银行直接将经济欠发达县的建设项目挡在制度之外。在抵押和担保方面，各家金融机构着力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农发行牢牢抓住土地使用权和土地出让收入返还不放；建设银行则在在建工程的监控优势上发力；农业银行充分利用其基层网点和人员优势，将信贷安全保障技术锁定在农户一端。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土地开发利用在时间、空间和主体的分离特征，农发行事实上实施着近乎主办银行的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对土地整治、开发和资金划拨等进行全程跟踪、监测。建设银行则要求必须签订土地、财政、政府、借款人等多边还款协议，以提高约束、监督效率。

2. 信贷投入的审慎性。严格的信贷制度要求，自然会形成更加审慎的信贷投入结果。从采取增减挂钩政策模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构成看，2012年银行贷款仅占其全部建设资金来源的9.8%。而且，部分银行只对有发展潜力和政府背景的大项目保持一定兴趣，大多数银行对龙头企业带动和村民自筹自建模式保持谨慎观望态度，3年新增贷款不足80亿元，只占贷款新增总额的15.7%。中国银行和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根本就没有介入其中。

3. 金融审慎性的原因。形成这一谨慎局面的基本原因：一是土地交易环节存在诸多风险。目前，农村存在集体建设用地、农户家庭承包地和农户宅基地三类土地，这三类土地具有不同的产权约束，市场交易的门槛高低不同。金融部门对这三类土地设置抵押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交易风险。二是农民现实和未来利益保障面临不确定性。目前，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注重能为中心城市发展腾出多少用地指标，往往忽视新型社区形成后的产业基础、市场成熟度和生活成本等事关农民现实和未来利益的实质问题。对山东省100个农村社区调查显示，社区化消灭了农户庭院经济，农民日常消费被动货币化，2012年新型社区农民年户均生活支出较社区化之前增加3000元，增幅近30%。而且，生产便利性降低，有半数以上的上楼失地农民靠外出打工和个体经营维持生计。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依然在延续。三是社区建设存在时间、空间和主体的分离和不对称问题。在“增减挂钩”建设模式下，土地要素由农村向城市、向多个交易主体转移，而真正形成土地收益，一般还要有3—5年的时间间隔。这样，整个土地交易、升值和利益兑现等都面临时间、空间和主体的不对称，在此过程中的多种不确定性难以预知和预防。

可见，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围绕土地所开展的一系列交易，既要面临许许多多来自土地政策制度方面的刚性约束，也要面临来自诸多交易环节的不确定性。因此，各金融部门对此保持相当程度的谨慎是一种客观、合理的理性反应。

（二）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差异性

客观审慎和有限支持并非山东省金融部门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一致态度。针对四种背景不同的建设模式，各金融机构还是立足扎实的市场调查和各自优势，尽最大可能发现和发掘其中的市场机会，体现出不尽相同的交易策略。

1. 信贷投入的差异性。2012年末，山东省金融机构均对市场化运作、“增减挂钩”模式的社区建设模式有所偏好，贷款余额分别是457亿元和346亿元，比2010年分别增长186亿元和151亿元。而对龙头企业带动和村民自筹自建模式则分别仅增加56亿元和23亿元，显示出相对冷淡的态度。从中可以发现，金融部门对不同建设模式的信贷支持存有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性在不同行际间也有明显体现。自2010年以来，政策性银行新增支持资金172亿元，国有银行新增143亿元，其他金融部门新增63亿元。可以看出，政策性银行在整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始终担负着生力军的重要角色；其他金融部门则处于密切关注和伺机跟进状态。

2. 信贷投入差异性的原因。山东省金融部门之所以偏好市场化运作模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看好城中村、城边村和各类园区村的巨大市场潜力，对那些既符合区域发展规划，又具有良好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条件的土地，其价值及产业发展的前景都给予较高预期。同样，“增减挂钩”模式虽然不具备市场化运作模式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但强大的政府推动力，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隐形担保”，安全系数明显提高。反观龙头企业带动和村民自筹自建模式，虽然有较好的市场基础，但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让利于龙头企业和社区居民，是各种社区建设模式中政府收益最低的，政府对此模式的内生推动力较小。由于没有层级较高的政府推动，在无外部政策援手和内生动力匮乏的背景下，其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难以有效控制和驾驭。

由此可见，金融机构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尽可能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寻找到可以交易的确定性因素，以便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金融机构介入其中主要考量的因素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未来市场发展潜力；二是较高级别的政府推动；三是对某些资源、要素的有效控制。

（三）金融风险偏好及融资次序

山东省金融部门审慎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为是显而易见和合乎理性的。但在总体建设的金融构成中，各类金融要素的不同风险偏好也得到体现。在总体建设资金中，地方财政、企业资金和民间资本占到9成以上，是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流资金。这一现象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客观上存在一种合理的融资次序，这是由各类金融要素的信息对称程度和不同风险偏好所决定的。

1. 地方财政及民间投资商。无论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还是从城市的开发经营方面考虑，地方政府都有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地方财政、国土资源等部门既是政策、规划的制定者，又是资金拨付、项目验收的管理者，具有信息对称、风险自控的天然优势。而贴近社区的开发商、建筑商、龙头企业等民间资本具备熟悉新建社区各种有利条件的优势。因此，地方财政和民间资本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2. 政策性金融机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从山东省的情况看，2012年，两大政策性银行累计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注入信贷资金363亿元，占信贷投入总量4成以上，是银行信贷的主力军。他们广泛渗透到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密切相关的农村路网水网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农业生产基地开发、农业生态环境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土地整治和农民集中住房建设等环节领域，较好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3. 商业性金融机构。如前文分析，各商业银行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持审慎态度，但这并不妨碍商业银行对该新兴信贷市场的关注，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大规模、深度介入的商业化运作。比如，2012年建设银行已承担新农村建设旧城改造贷款88个，授信总额300亿元。目前，建设银行总行与山东省政府，建设银行省分行与省住建厅等先后就农村社区建设、农民安置房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以及旧城改造项目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今后更广泛地介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做好各项准备。

四、基于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农业三种土地开发利用模式的思考

遍阅各国农村社区发展进程，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注重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和集聚较为有序，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但部分拉美和南亚国家没有处理好“三化”关系，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脱节，大批农村人口被推向城市，从而产生“城市病”和“过度城市化”现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拉大。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研究、吸取和借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获得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

（一）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三种土地开发利用模式的简要评析

1. 三种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及其不同收益。简要回顾一下山东省四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整合、改造城中村、城边村和“增减挂钩”模式，显然都以房地产开发为重点，走的是城市化之路；园区村建设和工业龙头企业建设模式，取道工业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村民自筹自建模式，谋求土地规模化种植、养殖，取道现代农业。所以，山东省四种新型农村建设模式代表了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农业三种不同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

就短期而言，将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的收益明显高于工业开发，而工业开发又高于现代农业的种植和养殖。所以，土地开发利用的不同收益，决定了当前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利用的意愿是：最优选择是房地产和城市化，工业化属于次优选择，最后才是现代农业。这反映在四种新型农村建设模式中，地方政府热衷于开发城中村、城边村，热衷于“增减挂钩”模式，政府推动层级高、力度大；其次是园区村建设和龙头企业建设模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和村民自筹自建模式的政府支持层级最低、力度最小。

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城市化的局限性。尽管从短期收益看，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城市化倍受各地政府推崇，成为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腾出土地指标的重点满足对象。但据观察，城市化边际效率递减，劣势也愈加明显。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国居民购买力难以支撑高房价。从建设成本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价值已升至GDP的300%至400%，达到日本“平成大萧条”前375%的警戒值。据IMF研究报告，目前，我国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全球10个房价最高城市中，6个在中国大陆。

第二，房地产供求风险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据2013年8月克而瑞研究中心对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定量化研究分析，供求风险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呈现扩大趋势。一线城市房价增速相对更快，房价收入比偏高。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短期供求风险显现。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待售存量一直处于增长之中，整体供求风险较高。由于受制于有限的住房需求，三四线城市、县域土地价格上涨空间较小，增减挂钩指标收益实现面临不确定性。

第三，农村社区闲置现象将更加突出。在现行土地制度不完善、不配套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实际上持不鼓励态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宅基地难以形成正常的市场价格。由于上级地方政府多以行政分配方式要求下级政府每年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土地价值更高、能获得更高收益的中心城区使用，导致中心城市超常扩张。房地产泡沫化和农村社区空心化目前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两个极端，并存于城市化进程中。

鉴于“增减挂钩”模式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操作流程，按照“先安置后拆旧、先拆旧后使用”的原则实施，即形成土地收益之后才能归还资金，这一般存在3—5年的时间跨度，具有一次性投入资金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一旦城市房地产泡沫破裂，整个链条中的经营主体将面临资金难以回收的较大不确定性，不仅会引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低效率，而且复杂的利益关系会引致许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从而不能有效兼容农村各类生产要素和农村经济实际，很难获得农民的一致认可。

（二）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策略

山东省金融部门对城中村、城边村、园区村和“增减挂钩”模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给予了有限和谨慎的信贷支持。因为金融部门都清楚，随着部分缺乏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风险不断暴露，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城市化已基本走到尽头。在金融部门看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然催生大量新的金融需求，对金融机构而言这是一轮新的政策机遇。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能够兼容农村经济，兼容各类农村生产要素，兼容农民利益，具有产业基础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才更具有生命力、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低风险性，才会吸引金融部门不断参与其中。

在介入目标选择和竞争策略上，一是金融机构与政府对接载体要刻意避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而选择地方政府控股、资金实力雄厚、有实质项目、还款来源有保障、现金流全覆盖的实体公司。二是金融机构对接和扶持重点转向符合市场发展取向的新的市场主体培育、龙头企业的壮大和产业规模的扩张等。三是注重围绕兼顾农村经济发展、兼容农民利益的金融支持。比如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在对农业产业化提供信贷支持的同时，可让更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到城市就业、创业中去。

（三）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业化龙头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龙头企业”）作为新生的农村市场主体，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新生力量，龙头企业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同样具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

1. 扎实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截至2013年6月末，山东省各类产业化组织已发展至2.2万家，其中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9004家。龙头企业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产业平台、市场网络、技术储备和产品基地，已成为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主力军。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82651家，注册成员为79.54万个，成员出资总额1373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总数、成员出资总额均居全国首位。集群集聚效果日益突出，形成了粮油、果菜、畜禽、水产、林木花卉等优势产业带。目前，全省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6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数量超过10家的县达到17个。

2. 广泛的群众基础。全省有50%以上的大宗农产品被现代农业组织收购、加工，有70%以上的鲜活农产品主要由各类产业化组织加工包装外销。龙头企业通过农业订单、合同、股份合作等方式，与合作社、农户以及一村一品专业村镇等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并不断提高农户在利益链条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目前，全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达1820万户，其中龙头企业提供社会就业岗位259万个，带动农户数量达到1080万户，增收总额268亿元，人均增收2480元。农民通过到企业打工、土地入股、出售产品等方式参与到产业化经营中，获得更加稳定、可观的收入。龙头企业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信赖关系，为其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3. 主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丰富经验。近年来，一大批龙头企业通过村企互动、村企联建等方式，帮助农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以滨州邹平县东尉社区为例，该社区由该村集体持股30%的东尉集团先行出资5000万元建设，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容纳540户，人口2000余人。原村庄迁建后已完成建设部分节约土地173亩，主要用于兴建东尉村工业园区，吸引安置有色金属回收、不锈钢产品铸造、物流运输企业20余家。该村劳动力经培训后90%以上在东尉集团或村工业园区就近就业，土地全部实行产业化、标准化生产，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2万元。该社区合理兼容农民利益，对入住群众实行补贴、供暖、供水、安装太阳能、高标准装修等“五统一”。居民在宅基地置换基础上，按每平米700元价格购买楼房，低于社区同期对外出售价格780元。

4. 龙头企业实际土地需求。随着龙头企业发展的加快和扩张，建设用地和基地普遍缺乏。采取与村庄合作共建，由企业出资对村庄进行改造或迁建，群众无偿或低价入住，置换出的集体建设土地企业优先使用。从微观上看，采用此类模式的企业低成本获得了建设用地，农民就地转变为产业工人，分散的耕地流转为现代农业基地，部分村集体根据谈判条件可能获得龙头企业的部分股权。村民自筹自建模式的核心是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自我发展规模种植和养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基地或配套服务。

总之，通过四种模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比较看出，短期看，以房地产行业为代表的城市化取向，能以较快速度和较大范围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但从中长期看，只有更广泛农民自发参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们认为，尽管目前以龙头企业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太被重视，但借助其扎实的产业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村镇建设经验来推动农村社区建设，能够真正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建设模式既符合农地农用的基本政策，又能更好兼容农村各类生产要素，应该成为未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流模式之一。

五、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资源和要素快速集中的过程。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人口和资本的集聚，释放出经济要素流动和重组的巨大力量，为金融部门提供了广阔的金融服务空间。因此，金融部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支持，必须考虑自身风险偏好，着重消除金融交易障碍，着眼于结构调整、发展可持续和风险可控。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统筹相关政策及发展规划的金融衔接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该打破目前的垄断征地政策，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建立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进城农民获得创业资本。要在统一规划、规范设计的基础上，健全宏观调控政策衔接规则及融资供求平衡机制，理清不同模式农村社区建设的金融支持边界及政策支持措施。

各地政府在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布局、产业发展规划时，要广泛听取金融部门、龙头企业、村民代表的意见，实现融资规划的有效衔接。在规划设计、政策协调过程中，要消除金融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性，注重兼顾金融支持。加强财政、产业、金融政策的协调配置，优化扶持资金效果，建议整合各类农业补贴资金，对龙头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吸引更多、更大规模的龙头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有效拓宽社区建设融资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进一步深化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为金融支持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坚持宏观审慎，有限支持增减挂钩指标的可交易性

必须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利益均得到平衡和实现的机制，从制度上消除土地利用上“囚徒困境博弈”的利益诱因。土地管理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完善土地所有权及其实现形式的同时，保障权益人的物权；土地征收和转移应参照土地市场价格。要注重解决增减挂钩建设模式在土地交易、升值和利益兑现上的跨时空的分离均衡问题。各级政府要组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及挂钩节余指标交易平台，进一步明确交易原则与实施流程，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挂钩节余指标要优先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生产合作社用地需求，制订不同区域增减挂钩土地增值收益返还最低标准， 完善全国土地指标的有偿流转交易使用机制，实现农村社区建设结余集体建设土地指标的土地增值收益全部返还农村。

按照交易透明、公平分配原则通盘考虑全国土地利用计划，在全面开展地市政府信用评级基础上，由独立评级机构会同主办银行核定其授信总额。限定将省市土地指标经营机构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审慎开展跨省市增减挂钩指标交易的抵押贷款，并实施定向发放、封闭运行的管理制度。对县一级土地指标经营机构交易增减挂钩指标，并以增减挂钩收益为担保申请贷款的，除用于社区拆迁安置、土地整理和项目建设之外，原则上不予信贷支持。对龙头企业购买增减挂钩指标按照商业信贷原则提供选择性支持。

（三）实施倾斜政策，优先支持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发展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需要有一个扎实的产业基础来增加农民收益和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以增强自身建设的可持续性。因此，龙头企业尤其是与“三农”密切关联的龙头企业作为主导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必然选择。一是建议政府依托龙头企业参与中心村合并型社区建设，实现农地农用、就地就近城镇化，基地、员工和产业的本地化，丰富和完善社区、企业、居民收益的保护机制。二是从信贷、结算、理财等方面为龙头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开展“一站式”服务，争取财政政策的补贴和奖励，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是积极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发放土地经营权抵押、大型农机具抵押、仓单和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以及信用贷款。

（四）强化分工合作，注重发挥金融机构差异化服务功效

各金融机构要结合自身功能定位、风险偏好和客户结构差异，坚持宏观审慎原则，认真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体及相关各方的金融服务问题。农发行、国开行要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危旧房屋改造、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科技等政策性中长期信贷业务。其他涉农金融机构要积极顺应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的重大转变，切实加快经营转型步伐，调整优化区域结构、业务结构，完善渠道功能，强化创新驱动，全面提升发展品质，通过差异化的服务和产品策略，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先满足其土地流转和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金融需求，更快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城乡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J].金融研究，2013，（5）.

[2]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区域规划与评估专题研究组.城镇化模式国际比较与中国探索[J].中国中小企业，2013，（4）.

第5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24

一、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内涵、特征和类型

（一）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新型农村社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不同观点。《江苏省镇村布局规划技术要点》将新型农村社区定位为从事第一产业农户的聚居点。也有学者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就是为农民提供的一个生活空间复合单元。一般认为，我国的新型农村社区主要是指以分布于镇域范围的农村村庄居民点为空间载体，通过城乡规划指导，相关政策的控制、引导和激励，使得分布零散的村庄居民点向地域位置较中心、基础条件较优越的地方集并，最终形成具有规模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特色突出的农村新社区。

（二）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特征

新型农村社区，应该是农村农民广泛的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公共设施及齐全、村民生活水平较高、居住外部环境优美、与城市协调同步发展的新型社区。由于其居住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有别于一般的城市小区。首先，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是社区的主人，主要的管理者和居住者，新型农村社区主要应当体现村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社区。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有别于传统的村庄和村落的重要区别在于新型社区中配备了完善的公共设施，能够给社区的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再次，农村新型社区的农民应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稳定的收入和精神追求。再次，农村新型社区存在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良好宜居、适合生存的自然环境。最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应是同步推进的，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包括农村的进步，新型农村社区必须是与城市协调动态发展的新型社区。

二、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的内涵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传统的乡村村落改建为现代化的新型农村社区，绝不是拆几间屋建几栋楼就能完成的，必须要有完备的政策保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进程。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新型农民主体角色定位――公共政策机制构建――社会保障、建设资金保障措施”为路径，着重从社区建设规划、农民权益保障、基层组织运作、多元资金投入和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着手，构建系统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政策保障机制。首先，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人的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还是农民权益的保障。社区的建设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建楼盖房上，而是应从衣食住行诸方面的转变，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参与、民主选举，让他们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让农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内涵的生活。其次，必须重视社区规划设施建设。农民生活在社区中，不仅仅是一间屋子一张床，而且应有相应配套的公共服务场所、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完善的便民服务、金融服务、计生服务、环境卫生管理服务等，让社区居民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最后，最重要的，也是农村社区得以持续发展的，必须构建完善的物质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和社区建设资金保障机制。只有构建了完善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机制，农民才能真正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的维系，必须以有力的资金支持为后盾，因此构建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资金投入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分析与理性探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号召，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随着十后我国掀起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巨大风潮，广大农村地区新型社区建设的进度也得以不断推进，但是目前新农村社区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期公共政策缺乏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是一个牵涉诸多领域、影响地域广泛、建设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政府政策支持是保证新农村建设长期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而目前很多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偏重于房屋建设，大拆大建，对短期内提升村庄形象的面子工程着重笔墨，而对于事关新型农村社区长远发展的人口政策、土地政策、财政政策等却甚少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合理政府政策规划指导的资金投入将会陷入低层次重复建设的恶性循环。

（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与现实需求脱节

目前，新型农村社区整体规划方向与现实实际需求脱节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出于政府机关和领导政绩考虑，一些地方盲目开展新农村社区建设项目、盲目提高建设标准，甚至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争取上级政府资金投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手段，扭曲了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意图。有的地方社区建设布局凌乱、不同功能用地混杂、生产生活相互干扰，农业养殖区与居民点混杂，影响社区村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三）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低，建设滞后

我国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是以小型自然村为主，其特征即是分布零散，加上部分地区主要是山区丘陵地区地理地貌条件的约束，限制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教育、医疗、环卫等公益性设施的配套水平。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山区因交通条件限制，城乡一体化尚未形成，即使部分通过政府强推建立起新型农村社区，但是无法接受上级行政区域的辐射，教育、医疗、卫生等情况完全无法与新型农村社区相匹配。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导致乡村地域特色的缺失

我国的农村乡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社区规划设计者对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知之甚少，盲目模仿或简单照搬城市小区的建设模式，不考虑农村的实际，导致原本各具特色的农村地域风貌和文化特征被磨灭逐步丧失，从功能上割裂了农村生态系统内部特有的联系。

四、完善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建设对策与思路

新常态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应坚持“新型农民主体角色定位――公共政策机制构建――社会保障、建设资金保障措施”为路径的建设思路，着重从长期公共政策落实、社区建设规划、基层组织运作、地域特色发展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期公共政策，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人口、土地、财政和社会保障政策是新农村建设及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与大拆大建不同，长期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农民身份和地位真正转变的根本保障。注重发展农村社区的基础教育、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社会认知和技术水平，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农村人力资源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推动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强新型农村社区的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险建设，为农民安居乐业提供综合性的政策保障，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政策，调整农村社区规划与建设标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系统的过程，要综合考量人文、社会、环境因素和地理条件。尤其是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早已形成了格局各异的地域特点。因此，在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农村当地的实际，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符合当地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区建设标准，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优先选择交通方便、位置适中、既有利生产又方便生活的区域。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活休闲的不同需求，通过社区建设为整合城乡资源搭建平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科学配置和合理流动，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三）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政策，扩大投入，加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农村社区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途径。但是如何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功能？唯一途径即使扩大投入，迅速促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优惠的政策吸引个人、集体、社会、政府等主体投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完善农村文化产业政策，因地制宜保留特色，发展新型农村社区文化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乡村文化是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独具风土人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必须要考虑当地的人文风情，结合相关村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因地制宜，进行统筹安排。在建设过程中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将社区经济、文化发展与土地利用规划合理衔接，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将传统的农业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特色和亮点予以保留。条件适宜的地区，还可以结合自身旅游资源，发展地区特色旅游，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旅游业建设，将农民增收、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五、结语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农村建设道路能否长远走下去，取决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能否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并引导基层政府正确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构建系统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政策保障机制，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同时， 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进行。

注释：

吴业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2.

周祥胜、赵嘉新、秦晴.城乡统筹视角下“镇域总体规划”编制探索――以四会市江谷镇为例.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1.

第6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主要特征，影响因素，诸城市

 

0.引言

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我国城乡差距日益增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相对缺乏，人居环境亟待改善。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议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山东省诸城市充分考虑并利用自身发展条件，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范。

1.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

1.1经济状况

2008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完成362.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34030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4885美元。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2007年的11.0：64.0：25.0调整为11.0：63.2：25.8。从三次产业结构和人均GDP来看，诸城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1.2人口状况

诸城市2007 年底总人口118.6 万人，其中户籍非农人口46.7 万人，户籍农业人口59.6 万人，一年以上暂住人口12.3 万人。根据各县市区现状城镇人口计算，2007 年诸城市域的城镇化水平为45.3%，略低于山东省的城镇化水平46.75%，城镇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1.3农业发展状况

诸城组织实施了农业产业化战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把农村的主要产业纳入产业化经营格局。全市现有龙头企业1950 家，各类合作社480 家，带动23万农户(占全市的73%)，无公害产品种植（粮食、烤烟、瓜菜）42.6 万亩，农业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现有黄烟、肉鸡、生猪、特种动物养殖等各类合作社。但是，生产经营仍以分户为主，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制约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解放。

1.4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

2008年，诸城农民人均纯收入7701元，增长13.5%，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5059.6元，增长21.2%，均高于山东省的平均水平。据统计，200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41元，比上年增长13.2%，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077元，增长12.6%。诸城农村经济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促使农民对人居环境质量有了更高需求。

2.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2007年，诸城提出了农村社区化发展，首先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入手，打造了“两公里服务圈”，旨在让农村居民在不超过两公里的范围内公平的享用到与城市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一模式，基本具备以下特征：

2.1区域统筹、分类指导

诸城市确立了“城、镇、农村社区”一体化发展的新型村镇体系，推动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中心城区的发展，将城区周边几公里以内的农村纳入中心城区规划之中，推动“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市”模式的发展；镇（街道）驻地的发展，将驻地周边的农村居民点纳入镇区，统筹考虑；其余农村以“两公里服务圈”为标准，形成208个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向社区中心村集中，形成社区服务中心。

2.2构建“多村一社区”的空间模式

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的原则，将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农村社区。在社区内选择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班子基础比较好的村庄,作为社区中心，将各类公共设施向中心村集中设置，形成社区服务中心。论文格式。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一般掌握在2公里以内，出行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涵盖5个村、1500户左右。农村布局既满足了农村居民的耕作半径，又能让居民便捷的享用公共服务。论文格式。

2.3构建“两公里服务圈”的服务体系

针对农村居民需求，诸城市提供了“一揽子”服务，在社区中心配备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建立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包含“一厅八站”，既一个办事服务大厅和医疗卫生、社区警务、劳动保障、社区环卫、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社会福利和志愿者等八个服务站。论文格式。另外，诸城市依照市场化的特点，引导企业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了便民日用品超市、农资超市、开餐店等；并以诸城市供销社农资综合配送服务中心和诸城市天益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承担了全市农村社区的日常用品和农资超市的配送任务，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3.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要素

3.1地理位置

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模式，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距离城市或者镇区较近的农村，受城市或者镇区的辐射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受到的辐射较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诸城将农村分为三种类型：城市周边型、镇区周边型和纯农村型，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进行分类指导。

3.2土地要素

农民的作业方式、耕作规模的大小与耕作范围即村庄腹地，决定了农村社区的规模和社区化的集聚度。目前，诸城农村土地流转刚刚起步，耕地向大户集中、向企业集中的规模仍较小，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限制了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成为农村居民点向农村社区集中的障碍。在农村建设用地方面，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对现代化生活条件日益渴求，农民建房规模日益增大，出现了建设用地与耕地争锋的局面。另外，随着农民进城务工、定居的规模逐渐增多，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

3.3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外部动力，其不仅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近年来，诸城城镇化发展迅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但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也阻碍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致使农业生产率较低，土地利用较为浪费，农村劳动力大多处于兼业状态。因此，滞后的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3.4经济要素

经济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先决条件。近年来，诸城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水平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政府财政资力雄厚，同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改善了农民的就业方式，农民就业逐步兼业化，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另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3.5公共服务设施要素

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改善城乡不平等的待遇，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另外，公共设施的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决定了社区的空间范围和社区规模；公共设施的布局模式也影响着社区的空间布局。因此，诸城率先从农村公共服务入手，打造了“两公里服务圈”，在农村社区中心集中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使农村居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公平待遇，并引导新型农村社区的集中化建设。

4.结语

诸城市以完善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求，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条件不均等这一矛盾，有利于新型农村社区的进一步集聚化建设，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这一模式成为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范，值得其他地区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张泉，王晖，陈浩东，陈小卉，陈闽齐.城乡统筹下的乡村重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9

[2]胡继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典型案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8

[3]方明.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多角度思考.小城镇建设，2006（22）

[4]申翔.建设农村社区的规划学思考.和谐城市规划——200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第7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机制

党的第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处理好三农问题，事关我国老百姓民生大事，必须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当前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践和政策的问题。尤其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土地的使用、人口的转移、资金筹集等各种技术性问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因此，笔者通过对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调研，从个案出发，发现经验和教训，分析其原因，试图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以期望对新农村社区建设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地方按照中央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积极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针对我国当前及今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与特点，探索依靠农村社区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农村社区的问题，改善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状况的一项重要建设事业，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把握农村社区变迁规律，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效途径，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和谐，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新型农村社区概念

较早的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指居住于某一个特定区域、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社会互动并拥有相应的服务体系的一个社会群体，是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聚集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农村中的一个人文和空间复合单元。以上定义固然指出了农村社区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指和我国的农村地区的乡、村无异，探讨的可以说是农村地区以乡、村为单位的小型农村社会。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定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得不到学者们的认可，学者们关注的和我们当今社会所要建设的是一种新型农村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经济活动发生明显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地的变化，农村社区居民不再仅仅依靠农业谋生。（2）新型农村社区成员流动性不断增强。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到小城镇，城市落户，农村社区成员从职业流动到地域流动，进入了一个高度流动状态。除此之外，农村就业结构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农民阶层处于快速分化之中，而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社区成员同质的明显下降。（3）新型农村社区能够提供比较完善的社区公共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型农村社区是社区建设由城市向农村的延伸，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不断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4）新型农村社区多以居民集中居住为特征，社区组织形式多样。现阶段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大多以社区居民集中居住形式进行，便于集中农村社区各种资源，同时有助于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也节约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源。

3.农村社区变迁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启示

农村社区千差万别，其变迁途径和过程具有多样性，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总结农村社区建设的变迁规律和变迁趋势，可以归纳出如下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启示。

（1）农村社区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在于社区居民的经济理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尊重农村社区居民的理性选择。（2）培育农村社区居民“合作”及“集体”意识，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化建设。（3）尊重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培育社区居民自治机制。（4）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职能。（5）明晰和保障居民产权。（6）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村要素自由流动。（7）重视农村社区意识形态的培育。一方面，对社区干部、领导加强敬业、奉献、虔诚精神的培育，利用社会环境中声誉机制约束他们行为，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社区居民加强“合作”、“互助”、“家族声誉”、“荣辱观”、法制与民主等观念的教育和形成，从而引导社区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正向变迁。

参考文献：

[1]陈敬朴：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4）.

[2]姜惠莉 张翠红 王艳霞：当前农村信息需求的特点及对策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3]甘信奎：中国当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 2007（01）.

第8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人民银行要通过金融联席会、银企洽谈会、约见谈话、出台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意见等方式，引导银行机构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要引导银行机构努力拓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市场，针对这块市场拿出自己的金融产品，通过好的产品和政策，找到相互的对接点，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搭建一个融资平台，为农民群众开辟一条便捷的信贷渠道，实现双方共赢。人民银行要制定鼓励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实施办法，鼓励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要发挥支农再贷款杠杆作用，推动农村信用社加大信贷支农助农力度。建议县政府出台“银行机构支持新型农村社区考核奖励办法”，对放贷积极性高、贷款增加额度大、贷款增长比率高的金融机构，年终实行一次性奖励，激发金融机构服务热情，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健康发展。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银行机构要努力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积极推出符合实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立足壮大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向产业聚集区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靠拢，大力培育专业社区、专业户和优势产业群。创新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仓单、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更好地发挥在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银行机构可以在以下方面探索新的信贷服务方式：

第一，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农户建房信贷需求，积极创造贷款条件，筛选优质农户，创新贷款投放模式，真正解决农户建房时贷款难的问题。

第二，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粮食生产、高效农业、畜禽养殖、运输加工等行业的实际资金需求出发，积极提供各类贷款支持，帮助农民扩大再生产，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进一步增收。

第三，对新型社区水、电、路、气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予以择优支持，进一步改善社区生产生活条件、提升社区承载功能。

第四，围绕产业集聚区内中小企业，积极投放流动资金贷款，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增加就业机会，逐步实现社区就业结构的城市化。

第五，充分利用自身产品和服务优势，积极向新型农村社区提供各类综合产品，让广大社区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各种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第六，继续开展农村信用工程创建活动，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对其中的讲诚信的优秀代表给予优先信贷支持。

营造良好社会舆论和信贷环境

积极筛选信誉程度好、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企业和农户，作为择优发放贷款的对象。同时，加强对广大农户、企业法人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诚信宣传，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强化公众信用意识，净化信用环境，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建立健全政府、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和客户四位一体的融资服务体系，消除贷款担保瓶颈，切实改善融资环境。积极推进和完善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组建政策性、商业性和互等多元化的贷款担保机构，缓解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

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金融服务

第9篇：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范文

一、生态社区建设的系统构成和服务体系

（一）建筑节能系统

1.建筑节能是生态社区主要标志

人类的能耗主要有建筑能耗、运输能耗和生产能耗三方面，其中，建筑能耗约占总能耗的40%，是生态社区最重要的部分。世界各国生态社区最重要特征是采用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与方法。如，德国法兰克福作为生态城市，最早诞生了欧洲的被动节能房屋技术。瑞典建设生态城市的典型经验，是通过木制保温房自身的隔热性实现了房屋的取暖和防暑。

2. 社区建筑节能的技术构成

社区建筑节能技术有五种类型：一是被动房技术，主要特点是增加建筑物维护结构的保温系数，减少建筑物冷桥、热桥的冷热耗散。二是热辐射技术，主要特点是通过屋顶或地板下冷热水管的辐射，取代传统取暖用的热对流技术，所用水温比传统制暖的约80度水温降低了近50度，大大降低能源消耗。三是地暖技术。四是保温门窗技术。五是新风系统技术，这种系统由进风道和出风道组成，进风道的新鲜空气通过过滤、加湿，出风道在排出废气过程中与进风道实现冷热交换，进而实现室内空气的恒温、恒湿和清新。

（二）可再生能源系统

生态社区建筑节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采用绿色、可再生能源替代石化能源，减少碳排放和温室效应，建立起可持续的能源供给体系。一是太阳能，包括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水器，同时利用太阳能集热为地源热泵存储热能；二是地热、地冷系统，地源热泵是一种利用地下浅层地热资源既能供热又能制冷的高效节能环保型空调系统。三是水源热泵，是利用地球水所储藏的太阳能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转换的空调技术。此外，还有空气源热泵、风能和核能等。

（三）公共空间和绿地系统

社区公共空间对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和归宿心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科学合理的社区公共空间设计，将有助于社区分担城市的功能，其系统包括：第一，绿地系统。既要有中心绿地系统，还要有分散绿地规划建设；不仅要绿化建筑体，还要绿化庭院，增加社区居民融入自然的范围；考虑社区建筑区间的空气流向和可流动性，便于社区空气净化。第二，社区公共休闲空间。包括社区住宅楼房之间的公共小庭院系统划分、社区内规划合理的街道宽度。

（四）垃圾污水循环处理利用系统

根据目前国际生态社区的经验，在生态社区建设封闭式全自动地下废物收集系统，由垃圾焚烧和废水余热回收的能源用于城区采暖。市民的生活污水和废弃物经处理后能产生沼气，为汽车提供了燃料。

（五）产业及公共服务系统

一是产业服务系统。全球典型的生态城区，像德国的弗莱堡市、奥地利古兴市等，其生态产业为本地就业提供了日益扩大的空间。二是公共服务与管理系统。生态城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环境治理、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为城区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制度保障，体现了市场背景下政府公共职能的准确定位。生态城区公共系统的空间布局规划和职能设计需要与城区建设在空间上协调，以提高公共系统的运行效率。

（六）道路通行系统

一是社区人车分流系统。在国外成熟的生态社区的道路交通体系中，行人和自行车拥有优先权。在社区人行通道上，儿童、老人没有任何交通危险。目前，我国的社区道路带有明显的机动化时代特征，道路主要是为机动车通行便利而设计。生态社区显然是后机动化时代的产物，应该为逐步到来的人行时代和非机动化时代提前构建道路系统。

二是自行车出行系统。生态社区的一个标志是自行车等非机动交通工具的比例高于其它社区。自行车在社区的地位反映了社区生态文明的程度。国外生态社区对自行车的重视表现在，居民楼一层基本上是作为开敞的自行车停车场所，旨在鼓励居民尽量使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因此，社区道路系统中应该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楼宇间、楼宇内或地下室的自行车停车场的容量按照每户两辆自行车的空间来设计。

（七）社会人文系统

社会人文环境是生态社区的精神和灵魂。生态社区不仅是一个接近自然的人工系统，也是一个具有人文特质的社会系统。生态社区不仅提供自然、清新、优美、便捷、舒适的自然物质环境，还提供个人自主、人与人之间和谐、互助、关爱和共享的氛围，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每个生活在生态社区的居民都应享有社区事务的话语权和终极决策权。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系统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二是社区邻里沟通工作；三是社区文化活动的普及推广；四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

二、生态社区建设是北京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市系统的重要基础

1.人居系统是城市系统最重要的单元

城市生态系统包括大气系统、水系统、绿地系统、产业系统、人类流动系统以及人居系统等方面，其中的人居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具体体现就是生态社区，也被称为绿色社区或可持续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系统，强调人群聚落（“社”）和自然环境（“区”）的生态关系整合，是居民家庭、建筑、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社区社会服务的有机融合。

2.生态社区体现生态城市的核心价值

生态社区由数个生活小区组成，通常容纳数万人口、范围在2平方公里以上。生态社区作为城市人居系统的基本生活单元，在城市生态系统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首先，生态社区是生态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具体体现。目前国内外建成的生态社区都具有空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特点，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有序的空间环境。其次，生态社区构建了环境支撑系统，在社区范围内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的有机融合、绿地系统与建筑系统的合理布局，绿色能源供给系统与能源节约系统的有效配置。再次，生态社区成为凸显生态城市特色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生态城市的主要功能。

3.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项目突出了生态社区的发展导向

自1986年江西宜春市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以来，截至2012年7月， 97.6%的地级（含）以上城市和80%的县级城市提出以“生态城市”或“低碳城市”等发展模式为城市发展目标。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这方面的规划建设实践。

（二）生态城市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1.生态城市是北京城市发展定位的要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确立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明确了北京特殊的城市性质和发展定位。在现代生态文明发展阶段，首都是一个国家人居环境的代表，也是国家生态竞争力的展示。目前，世界生态环境评比中，德国首都柏林以其城市绿地面积数位列第一。因此，生态城市目标是北京城市的发展定位和价值追求。

2.生态城市是破解北京城市发展瓶颈的必然路径

北京城市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管理瓶颈。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绿色空间萎缩等，降低了城市发展质量，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加之越来越频繁的城市灾害和公共危机，生态宜居、城市安全保障已经成为现代城市运行的首要目标。

3.生态城市是北京城市发展转型最重要的推动力

上述问题的出现，既有城市资源过度聚集的原因，也有产业类型和产业体系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是过于注重城市功能分区带来的人口、交通和环境问题，是产业导向型城市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发展模式注重城市功能分区和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效益，对城市交通、环境支撑考虑不足。北京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金融街及周边的交通压力、北京通州、大兴和昌平天通苑的“睡城模式”（以居住区为主）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生态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

1.生态社区成为提升北京城市化发展质量的依托

当前，北京正处于由一般城市向生态城市转型过程中，生态社区将成为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部分。生态社区在特定范围内建立起了现代城市运行的生态系统，包括能源系统、废物利用系统、绿地系统、公共空间系统、人居系统、公共服务系统、路网系统及交通系统等，完善了城市的功能，丰富了城市化的内涵，提升了城市化的质量，在社区范围内实现了生态城市的目标。生态社区为社区居民创造了清洁、舒适、自然的最佳生活环境，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2.生态社区成为北京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自然阶段。随着北京城市产业升级，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等，都将带来北京城市的更新和发展。特别是北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产业规模和人口规模扩大，需要通过城市更新，扩大城市空间规模，拓展建成区面积，提升城市的承载力。过去北京城市更新发展的主要模式是摊大饼式的向外扩展，而没有采用组团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布局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协调性不够。国外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城市更新中注重新城建设，以新城为载体实现产业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同步。以生态社区为重要内容的生态城建设为新城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提供了支撑。

3.生态社区是推进北京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

新型城镇化是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北京的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异地城市化特征，一方面约有700-800万的外来人口拉升了北京的城市化率，同时又有不低于这一数字的瞬间流动人口在北京城区活动，另一方面是北京远郊区县的大量农村人口没有跨进城市的门槛，其城镇化更多表现为土地的城镇化和房地产造城运动，相当部分建筑能耗高，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全，社区绿化率低，道路交通布局不合理，社区空间格局不科学，生态性、宜居性低。这种模式实际上依然在重复过去城镇建设的老路，需要通过生态社区建设，提升北京郊区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增加对人口的吸引力。

4.北京生态社区模式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比较典型的生态社区有丰台长辛店低碳生态社区、石景山远洋山水绿色生态社区和石景山五里坨生态社区等。这些社区在生态建设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初步建立了五个系统：一是社区公共交通系统和出行系统，几乎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二是部分社区小区的建筑节能、节水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系统；三是建立了人车分流系统；四是社区绿化景观系统和自然湿地环境系统；五是社区垃圾污水处理系统。

三、北京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社区建设思路

生态社区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提出了城市建设的新目标和新路径，将极大地改善城市生活品质，对提升北京城市发展质量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制定符合实际的生态社区建设规划指导体系

生态社区建设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系统工程。对生态社区系统不仅需要价值认同，还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和运作能力，更需要政府和专业机构的系统规划和设计指导。目前出现的冠以生态社区名义的房地产项目，其中许多缺乏生态内涵，政府和专业机构指导功能缺位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京生态社区建设规划指导体系包括社区公共空间规划指导、社区人居系统规划指导、建筑节能设计指导、绿地系统规划指导、绿色出行指导、废物循环利用规划指导等。

（二） 制定生态社区建设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目前各地的生态社区项目千差万别，重要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指标。现有的生态社区标准主要是参照生态城市标准，后者有无数个版本，许多标准和指标直接来自文明城市、宜居城市、田园城市、绿色城市、智能城市等不同领域的评价系统。目前生态社区评价指标和标准存在问题，一是指标体系对生态社区的指向性、对应性不足，影响了评价的全面性，难以突出社区建设的生态导向；二是生态社区指标的分级指标不足，对社区生态建设的指导力弱化；三是生态社区的评价标准的定量化有待加强；四是生态社区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的国际参照性和开放性不够。

（三）建立和完善北京生态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

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建设生态社区的动力来源于对生态社区的认识和理解，也来源于政府的激励机制。政府应按照市场机制的运行特点，建立生态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有两类：一是财政手段，包括生态补贴政策、环保补贴政策、绿化补助政策；二是无形资产授予：包括授予生态社区名誉、称号、品牌认可、资格认证等。约束机制有两类：一是建设规划审批要求，包括建筑能耗要求、社区绿化率要求、社区雨水回收系统要求等；二是社区建筑验收达标要求等。

（四）建立生态社区建设服务平台

建立生态社区建设的信息服务平台，旨在提供国内外社区建设的新模式、新经验，介绍国家对社区建设相关的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政策等。

建立生态社区建设的技术服务平台，旨在展示与社区建设相关的生态技术、环保技术，介绍相关产品和企业，建立网上专家咨询服务平台。

建立生态社区建设的融资服务平台，旨在建立各类产业基金、节能环保基金等融资平台，建立生态社区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帮助企业克服生态社区建设的资金瓶颈。

（五） 推进生态社区建设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现代节能环保技术设备是生态社区建设的技术基础。生态社区建设中大量使用的节能设备、环保设备、可再生能源设备、保温墙体材料、保温门窗等产品，其自主生产加工基础还比较薄弱，完全依赖产品设备进口成本高昂。因此，当前亟需建立生态环保的技术体系，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为北京生态社区建设提供技术适用、价格合理的设备系统。

四、寻找生态社区建设的实现路径

（一）生态社区建设规划与新建小区建设规划相结合

未来新建小区规划要求一定的小区规模，避免分散的房地产开发。可以参照国外的社区开发建设模式，在统一规划的新社区里由不同的开发商分片开发。规模化的小区开发可以实现生态社区的系统建设。同一开发商的项目由不同的建筑商施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多种建筑形态交错的社区人居系统。

（二）生态社区建设与新城建设结合

相比建成区，结合北京新城发展推进生态社区建设具有可行性。

北京的亦庄、通州、顺义正在进行新城建设，其中规划有大量的居住区项目。这些地区原有自然环境条件良好，绿化率较高，人口密度较低，有足够的可规划空间。将新城居住区规划与生态社区规划结合，以提升新区的生态化程度。

（三）生态社区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

近二十年来北京的城镇化发展与全国许多地区一样，走了一条土地城镇化道路。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环境优美、生态良好、节能环保、宜居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社区建设必然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二选择。可在北京近郊和远郊区县选择试点城镇，研究北京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推进生态社区建设的政策和路径问题。

（四）生态社区建设与北京城乡结合部建设结合

北京城乡结合部当前面临外来人口大量聚集、建筑无序、人居环境脏乱、垃圾处理负担重、秩序混乱等诸多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难题。治理城乡结合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变这一地区的人居环境，建成环境整洁、秩序规范、生态宜居的城市边缘地区。这也是生态社区建设的目标。因此，在北京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进行生态社区建设，在此过程中同步完成城乡结合部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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