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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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社区获得性肺炎；中西医结合疗法；清肺解毒汤

中图分类号：R563.1+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07)06―0009―02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质炎症，其病原体多以肺炎链球菌为主，笔者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观察病例共160例，均为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仁济医院呼吸内科2000年6月～2007年3月的住院病人，随机分为2组。其中治疗组80例，男49例，女3l例；平均年龄(41.52±13.31)岁；平均病程(3.42±2.2)d；发病部位右下肺33例，右中肺4例，右上肺2例；左下肺24例，左上肺2例，双下肺15例。对照组80例，男4g例，女32例；平坶年龄(42.07±12.21)岁；平均病程(3.6±2.3)d；发病部位右下肺34例，右中肺3例，右上肺3例，左下肺23例，左上肺3例，双下肺14例。2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及发病部位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西医诊断参照《实用内科学》有关标准：感染在社区内发生，患者肺部x钱检查有新的炎症浸润表现(片状、斑片状浸润性阴影或间质性改变)，并符合以下2项或2项以上者：①发热、②咳嗽、胸痛、④黄脓痰、⑤听诊肺部有湿性罗音、⑥白细胞计数(WBC)>10×109／L或中性粒细胞(N)比例>0.75。中医诊断及辨证分型，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风温肺热病中痰热阻肺证的标准。

1.3纳入标准符合上述中医及西医诊断标准者，年龄为18岁～70岁，能配合治疗完整个疗程，能随访完整资料者。

1.4排除标准不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者，不配合治疗、合并其它严重躯体疾病影响疗效评价者、未能完成整个疗程治疗者，有严重心、肝、肾、脑原发性疾病者。

2治疗方法

2.1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①抗生素经验性治疗方案：轻症给予头孢唑啉钠2.5g加入5％Gs100ml静脉滴注，每日2次；0.2％氧氟沙星100ml静脉滴注，洛美沙星0.2g加入5％Gs 100ml、静脉滴注，每日2次。起始治疗先给予上述抗生素经验性治疗：待细菌培养结果报告后，调整用药。②祛痰药选用必嗽平，每次16mg，每天3次口服。③高热者给予物理降温处理，不用解热药物。④有休克、中毒性肝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给予相应处理。

2.2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自拟方清肺解毒汤：银花20g，连翘10g，麻黄10g，杏仁10g，生石膏30g，黄芩20g，鱼腥草30g，山栀15g，瓜萎皮20g，半枝莲30g，生甘草6g，每日1剂，水煎3次后混合浓煎成300ml，每日3次，每次100ml。病情重者，可每日2剂。

2.3疗程2组均以7d为1个疗程，1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2.4观察指标①临床疗效及体温、WBC下降时间；②安全性指标：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及血尿素氮、肌酐、谷丙转氨酶、心电图、治疗前后各检查1次及不良反应观察。

2.5统计方法采用SPSSl0.0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3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疗效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疗效评定标准。治愈：症状、体征完全消失，体温、WBC下降到正常，胸部x线摄片显示炎症完全吸收或几乎完全吸收；显效：症状、体征明显减轻，体温、WBC下降到正常，胸部x摄片显示炎症明显吸收好转；进步：症状、体征有所好转，体温、WBC有所下降，胸部x摄片显示炎症有所吸收；无效：症状、体征及WBC、x线摄片均无改善或恶化。

3.2治疗结果

3.2.1　2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治愈37例，显效34例，进步7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7.5％；对照组治愈24例，显效25例，进步16例，无效15例，总有效率81.25％。2组总有效率比较，经卡方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3.2.2 2组治疗前后体温变化比较　见表1。

3.2.3 2组治疗前后WBC变化比较　见表2。

与治疗前比较，P

3.2.4不良反应治疗组用药过程中未发现不良反应，各项安全性指标治疗后检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第2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慢性病；社区；康复治疗；规范化管理

慢性病（chronic disease），又称慢性非传染疾病，是指长期的，从发病之日起超过3个月的，且几乎不能被治愈的一类疾病。这是对于一类疾病的总称，主要指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精神疾病等疾病。这类疾病主要由职业和环境因素，一般无传染性。慢性病具有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均很高以及治疗的医疗费用昂贵等特点。因此，在社区广泛开展有效的康复治疗，并进行规范化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慢性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已成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类疾病。慢性病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慢性病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大，单靠临床治疗已无法控制其迅速的增长趋势，而在社区开展的康复治疗却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有调查研究表明，通过加强慢性病的社区康复治疗与规范化管理可以使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肿瘤等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减少，显著延长患者生命以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本文分别对慢性病的发病特点以及该类疾病在社区中的康复治疗和规范化管理措施进行分析和阐述，报道如下。

1　慢性病的发病特点

慢性病的发病特点为病程缓慢且呈逐渐加重之势，引发疾病的病因复杂多样，且常伴有不可逆的组织器官病理变化和功能障碍，长期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不间断地进行保健和治疗。目前对慢性病尚无确实有效的针对性治疗措施使患者痊愈，只有找出可能引起这类疾病的这种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有效地控制这些因素，对易感人群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来减轻该类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此外，慢性病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其发病方式和病理特征的复杂性，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理问题。因此，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不能采取简单的对症下药的方法。

2　开展社区康复治疗的意义

对慢性病患者开展社区康复治疗，可使广大患者都得到康复治疗，节省患者的治疗成本。减轻治疗给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同时，采取慢性病的社区康复治疗措施，不仅利于疾病的控制，也可以促进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

3　慢性病的社区康复治疗

3.1　 加强社区康复治疗的宣传力度：加强社区康复治疗的宣传力度，使患者和家属能了解社区治疗的优势，而选择这种治疗方式。由于慢性病是一类长期、且一旦发生就几乎不可能治愈的疾病。因此对于该类疾病的控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对于这类疾病的社区康复治疗可通过对引起疾病的危险因素进行有效干预来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而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力度和提高社区居民的保健意识是干预的重要手段，通过开展针对与各种健康问题相关的目标人群的健康知识宣传和培训，来提高居民的卫生知识水平和保健意识，让其能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消除危险因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改善身体状态，最终达到控制疾病的目的。

3.2　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水平：社区卫生服务是我们国家整个卫生保健体系的基础，为广大居民提供最便捷、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的医疗服务。社区卫生机构对社区内所有人群的健康进行维护。因此，通过社区卫生服务可以及时发现慢性疾病，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慢性病的社区规范化管理

4.1　 建立慢性疾病管理档案：建立慢性病患者完整的病情管理档案是能否有效控制病情的关键。在慢性病的社区康复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病历的书写和病情和治疗情况的记录，建立完整的疾病管理档案，并对相关文件进行规范化管理和定期查阅，以利于对患者病情的全面掌握，可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4.2　 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定期监测：慢性病的社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定期随访，了解病情的发展情况。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动态管理和监测，主要随访的内容包括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措施及效果，同时，预测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4.3　加强与上级医院的病患管理联系：社区卫生组织应及时与上级医院进行患者情况的沟通，并与其加强病患管理联系，这也是慢性病社区规范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一旦患者的病情恶化，需要转入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时，上级医院的医生能快速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并迅速反应，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为患者节省宝贵的治疗时间。

慢性病的主要治疗策略是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而社区卫生组织接触的是范围最广的社区居民，是可以对疾病进行控制的最直接机构。对慢性病进行社区康复治疗和规范化管理可通过建立慢性疾病管理档案、对慢性疾病的高危人群进行监测以及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等手段，来控制慢性病的发展。在社区中加大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康复治疗和规范化管理力度，可以有效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减少医疗花费，达到控制慢性病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鲁,施榕. 社区预防医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63.

[2] 吴毅,陆蓉蓉. 加强慢性病的社区康复治疗和规范化管理[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9,11(24):967-968.

[3] 陆蓉蓉,吴毅. 慢性病社区康复的适宜技术与规范化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9,11(24):1052-1055.

第3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个性化健康管理；社区高血压；行为模式

[中图分类号] R5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5）05（b）-0151-03

Influence of treat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on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behavior patter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community

YANG Wei-dong LI Yang-chun RONG Jian-qing

Heshuiko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People′s Hospital in Guangming New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Shenzhen 5181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on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behavior patter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community .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our community from June 2011 to May 201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60） and control group （n=60） by drawing lots method.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whil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individu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behavior pattern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blood pressure control in observation group （86.6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56.67%） （P

[Key wor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Individualized healthy management； Community hypertension；Behavior pattern

我国目前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8.8%，高血压患者已超过1.6亿[1]，与其高发病率和较广的患者群体相比，患者自身对高血压的知晓率低，控制能力较差。高血压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可能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心力衰竭等高致死、致残率的疾病，对我国社区群众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2]，因此，寻求正确的治疗方法及管理措施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本研究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联合个性化健康管理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及行为模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社区2011年6月～2014年5月的120例高血压患者，其中男74例，女46例，年龄52～84岁，平均（70.6±11.5）岁，病程3～21年，平均（11.2±5.6）年，除高血压外无其他严重脏器障碍或疾病。以抽签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两组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治疗包括以下两方面。①饮食指导：多摄入瓜果、菜叶、根茎等降压植物，鼓励患者食用益于控制血压的食物；②自我保健穴位按摩，肝阳上亢证患者取太冲、合谷，辅以曲池、内关、太溪；心肝两虚患者取内关、太溪，辅以合谷、太冲、曲池，以大拇指指肚或借助旋转揉动并向下按压，力度由轻到重，自我感觉轻度刺激为宜，1～3 min/穴，5～15 min/次，1～2次/d。西医治疗：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包括利尿剂、阿司匹林肠溶片、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个性化健康管理：①定期在社区内开展“高血压健康知识问答赛”或“社区医生高血压防治知识小品比赛”等活动，以趣味性吸引患者前来观看，并由社区医生上台宣讲高血压日常防治注意事项，加强与高血压患者的互动，由典型案例患者分享治疗经验；②定期在社区内设点监测血压，对于血压偏高患者，医师应与其面对面沟通，强调血压监测、长期用药、平稳控制血压的重要性，对于部分行动不便的患者，社区医师应上门服务，进行监测血压和其他生命体征的相关服务，防止并发症发生；③由医师带头引导患者开展多样化的运动，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稳定血压。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①参照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3]诊断标准，评定血压控制情况，分为良好、一般、不良3个水平。良好：血压处于正常水平（SBP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血压控制情况的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的血压控制总有效率为86.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6.67%，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血压控制情况的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χ2=13.297，*P

2.2 两组行为模式的比较

干预后，两组行为模式各项指标的合格率显著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近年来，高血压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已成为诱导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高血压和其并发症对心、脑、肾等多器官有损害作用，严重可直接导致患者死亡[4-5]。另外，高血压治疗周期长，故患者接受治疗过程的行为模式对病情好转有重要影响[6]。健康管理是基于人性化理念的现代化社区管理理念，其本质是让医生走入社区，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完成对患者生活的全方位指导[7-8]。本研究中观察组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基础上采用个性化健康管理，结果显示，患者血压控制情况及治疗依从性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社区是高血压防治的重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基层医院中开展高血压防治工作对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重要意义[9]。目前社区以基础干预为基础治疗方式，中医应用较少[10]，而本研究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中医饮食及穴位治疗，血压控制效果良好，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在社区高血压患者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中西医药物的治疗优点各不相同，西药起效快，而中医药性缓和，联合使用可强化降压效果，同时中医侧重机体各方面的调节，可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效果，且无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11-12]。

社区高血压常用药物以钙离子拮抗剂居多，其他包括如复方降压药、ACEI等药物使用率同处于较高水平，而联合用药现象普遍存在，缺少有效的健康管理，导致用药紊乱、重复用药等情况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采取个性化用药指导，使高血压患者用药更加规范[14-15]。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个性化健康管理，消除了社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隔阂，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提高社区医生在高血压群体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发挥社区医生在高血压防治第一线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社区医生应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制订个性化健康管理干预方式，从而提高社区高血压管理的覆盖面与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联合个性化健康管理可提高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稳定性和治疗依从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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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社区体育组织 社区治理 居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政府行政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职能得到了转变，我国的社会管理模式也逐步走向多元化。在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社区体育组织逐渐成为新格局下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创新载体，发展日益壮大，治理成效备受期待。

社区体育组织在社区治理方面有着极大优势

创新社区治理多元格局。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多元格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格局和依法治理的要求，这对于社会治理落脚点的社区而言，是一次重要改革，有效推动了社区体育组织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权力的下放，为社区体育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造了机会和政策依据，也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有利于构建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模式。

推动居民参与渠道丰富。在如今“小政府、大社会”和“多元格局”时代要求下，社区治理归根结底依靠社区居民自身，居民的积极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所在。在社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社区体育组织成为连接基层行政单位和社区居民的桥梁已是必然选择。面对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社区体育组织可以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向基层行政单位提出诉求，然后由社区体育组织率领广大居民协作完成共同目标，达到“自助、助人”的效果。

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在运行服务项目上，社区体育组织鼓励社区居民在依法依规、协商共进基础上积极参与，充分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兴趣，也提高了社区服务项目的效益。

定位不准、资金困境、人才短板等问题，严重制约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

定位不准，运行受到限制。社区体育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争议，一些社区认为，社区体育组织只是由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并没有强大的支撑力度和丰富的资源，没有足够的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一些政府官员、基层行政单位人员依然遵循传统的管理模式，把社区体育组织看成政府的下属组织，对社区体育组织进行管理和控制，甚至插手其提供社区服务和资源分配等，并没有把重点工作真正放在社区治理上来，这严重限制了社区体育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法制不健全，缺乏法律保障。目前，社区体育组织的运行面临着“法外之难”，我国法律法规未对社区体育组织的地位、职能、作用等做出明确规定，使得它在进行社区治理过程中无法得到保障，处于游离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关系处于模糊状态，一方面社区体育组织受到政府的过度管控，影响治理效能，无法充分发挥治理能量；另一方面政府对社区体育组织的规范管理没有法律依据，在某些方面，社区体育组织在履行职能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同时导致政府无法依据明确的法律法规对社区体育组织进行规范管理，使二者关系陷入模糊状态。

资金欠缺，运行瓶颈突出。资金短缺，是社区体育组织运行的一大瓶颈。目前，社区体育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社区居民自筹，方式不够多样，渠道不丰富，存在不稳定性。虽然我国大力支持社区体育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每年会以不同方式给予相应的资金资助，但是实践中，资金匮乏依然是社区体育组织发展的阻碍。此外，社会捐助，包括单位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体育组织雪中送炭，但是无法保证数额，这种资金来源渠道也不稳定。社区居民自筹也是社区体育组织资金来源的一种方式，但居民自筹基本均为小数额，在社区治理的浩大工程中，无疑是杯水车薪，而且，一方面会打击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使社区体育组织内部涣散，另一方面会使社区体育组织的初衷异化，有“买卖或交换服务”的嫌疑，影响组织形象，引起居民不满，最终阻碍社区体育组织参与社区的有效治理。

人才缺乏，组织治理失衡。社区体育组织近年发展迅速，而对口人才的培养却无法满足社区体育组织的治理需求。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大多是社区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老年居民等不具备专业社工知识、综合能力不高的社区居民，这就决定了社区体育组织的治理水平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的服务需求。社区体育组织缺乏专业社工，组织内部成员结构不科学，知识结构不健全，且人员流动性大，开展社区活动随意性较大，缺乏专业化、系统化。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价值没有在实际治理中得到落实，在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同样不健全的情况下，社区体育组织很难保证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多方协作落实相关措施，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在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社区体育组织逐渐成为新格局下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创新载体，因此社区体育组织的发展壮大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部分，需要多方协作，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破解治理困境，全面激发社区体育组织活力，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自身水平。完善社区体育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是根本保障。首先，要转变自身观念。社区体育组织要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转变观念，认清职责，要及时更新观念，通过突破观念上的瓶颈，进一步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其次，要加强人才建设。强化组织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在引进的同时，更要注重队伍内部的建设，建立健全与高校、研究所等机构的合作机制，为社区体育组织培育、输送专业人才。最后，要完善监督体系。社区体育组织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多方的监督，建立群众监督机制，以居民整体利益为标准，也可建立媒体监督机制。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育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通过舆论的力量对社区体育组织实行法律和道德的双向鞭策。建立监督考评机制，对治理中履职不力、作风不正、为政不廉的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进行职能整合，理顺多元关系。社区职能繁多，主体繁杂，街道、居委会、社区体育组织等不同主体履行不同的职能，而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要想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就必须明确各主体职能，理顺多元关系。明确主体职责是重中之重，明确社区调整和网格划分、社区组织架构、街道及社区的职能、社区服务清单等标准，实行“三事分流”，政府事务、社区事务、居民事务“三事”，按照减少管理层级、推行扁平化管理的思路，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把服务性职能和服务审批性事项适当下放到社区，社区原则上不再承担经济事务工作，主要按照服务清单，承担民生服务等职能。使得社区体育组织消除行政化，专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精简社区政务事项，实现职能归位。

政府引领方向，提供政策保障。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调控作用，在方向、政策等方面有效推动了社区体育组织的成长。首先，要加强立法，对社区体育组织的地位、职能、作用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不仅使社区体育组织在法律上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也使社区体育组织在履行职能时有法可依。其次，要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在事权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应该通过一定的程序及时向社区体育组织提供相应的经费补贴，使其能够正常开展活动，提高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有效性”，并建立财政奖励制度。同时加强调控规划，“按照社区需要、群众需求，培育与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层次丰富、结构优化、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大力引进具有良好社会声誉和较强服务能力的优秀社会组织及其项目落地，培育立足于本社区实际的草根型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最后，政府要加大对社区体育组织运行发展的硬件、软件支持力度，提供科学适度的引导，推动社区体育组织公信力的增强。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江正平、赵莹莹：《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自治中的角色重塑》，《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

第5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 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 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 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 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4):30-33.

第6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第7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角色

引言

政府职能转变不仅包括政府职能内容的转变，还包括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重新配置以及相应政府机构的调整和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应做好角色塑造和定位，具体表现如下：

1.实行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多元化

由政府独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公共事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是随着经济发展状况而逐步演变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逐渐崛起的社会力量为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奠定了基础。应逐步建构“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1.1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的主导力量，如果政府没有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多元化进程就难以推进，因此政府要主动推进职能转变，给自己进行明确的角色定位。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格局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的模式，改变政府角色的“错位”和“越位”状态，把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权力向市场和社会转移。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1.2 多元主体参与

为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与政府有限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要吸收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公共物品供给，使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都可以成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政府应该做到：营造有利于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的环境，如通过政策法规允许国内外各种资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项目；选择适于改革的领域，加大力度推进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如在一些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保留政府监管权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全部放开，以民营化的方式运作；控制好市场与社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进程。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可加大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而在经济、社会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可以重点培育新的社会供给主体，以免公共物品供给的“真空”地带。

1.3 建立对话机制

引进多元主体，基于交换资源及相互协商的目的建立互动平台和对话机制。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公共物品供给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与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伙伴式合作关系。总之，多元化供给是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的必然的格局。在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的前提下，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如，在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基础产业的一些h节就可以实行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实行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 。

2.培育社会组织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深入，政府难以独自承担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需要由社会组织来补位。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农村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妇女儿童保护、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赈济救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拓展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功能，承接部分政府服务项目，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需求，增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创新。

2.1 加强分类引导

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培育一批按市场化运作、与国际接轨的行业协会。积极发展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安老扶弱、助残养孤、扶危济困、救助赈灾等领域实施项目，提供服务。规范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满足科教、文卫、福利、环保等民生需求。积极培育城乡基层社会组织，促其在新农村建设及城市社区管理，推进村民自治、村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2.2 加大政策扶持

通过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工作，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购买，提高社会组织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中的参与度。通过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降低门槛、减少行政干预的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扶持政策、人才保障政策、金融服务政策。

2.3 强化监督管理

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条件。依托登记管理机关、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对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实行备案制和降低登记门槛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批露、重大事项报告和公众投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动作的监管机制，对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予以查处，提高执法监察能力。

3.提高社区自治能力

社会转型期，社区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化解社会压力的“减震器”、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助推器”的作用。为使社区顺利承接政府外移的部分职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政府应把一些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去行使，政府应发挥好宏观协调和监控作用，制定政策法规，规范社区行为，引导社区发展方向，协调社区之间、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明确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社区群众自治功能的分工与合作，大力培育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社会组织，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大力培育社区民间服务组织，推进社区服务的社会化、网络化和市场化进程，培育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建设。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严格、规范选拔任用机制，对社区专职人员，在区、街招考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时，优先录用，加大对社区专职人员的培训力度，建立系统化、经常化的社区人员培训制度，提高社区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4.在公共治理中，实现政府、市场、社会职能的相互补充

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没有政府对整个公共治理的主导权，就难以保证公共治理的合理和有序运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条件是培育社会自身的力量，只有社会组织以及社区自治等社会力量充分发展起来，政府职能转变才能成功。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认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至于一切管理领域中的机制创新都可能被视为治理。由此出发，实践中“治理”也被赋予了各种任务，包括社区自治、地方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等。然而，其核心内容仍是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的共同治理，即多中心治理。

5.结语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核心是政府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将不应属于自己的职能移交给市场、社会，防止政府越位，同时又要行使好自己的职能，避免政府缺位。在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中，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和角色定位，通过实行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培育社会组织、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做到在公共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是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

[1]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2]唐云峰，宋国庆.基于社会调查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2）.

第8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大量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给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弱化，而我国社区发展明显滞后，尚不足以承担基层社会管理重任。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必须转变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加以完善。

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最后，要以社区发展为目标追求。一方面，通过转变社区治理观念，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通过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责任监管，形成监督与约束机制。通过以上建设，实现社区自身的发展，增强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弃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实现社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第9篇：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元，在减灾行动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1]15-601994年在日本横滨、2005年在日本兵库和2015年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三次世界减灾大会分别突出强调了推行开展社区灾害管理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明确提出了“社区减灾”的各项任务。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理念，突出强调以多元主体和协作网络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即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2]因此，在社区减灾中的参与主体即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间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对社区减灾的效果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社区减灾在各国实践的开展以及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对于社区减灾中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Louise K. Comfort（2006）[3]在对卡特里娜飓风社区减灾行动的研究中，得出社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应急过程中，急需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和共同应对；Simo，Bies（2007）[4]研究表明，跨越单一部门的应急协作在社区减灾中能够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弥补单一部门应对的缺陷，同时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Naim，Kapucu，Demiroz（2011）[5]在比较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和卡特里娜飓风两次事件中社区组织协作网络的差异后，提出了灾害发生之前组织间频繁的交互有利于强化应急响应的效果。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多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几年来，社区减灾在中国和美国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国家的应急管理机制上都提出了实践模式。2007年3月民政部印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自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地分八批累计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7727个。在美国，1997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开始创建“减灾型社区（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以及2011年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实施的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期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减少政府的行政负担。[6]基于此，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模式上各有特色。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模式的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美国的社区减灾经验，进一步强化我国社区减灾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互动关系。

二、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模式

自2008年起，由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发起，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选活动。截止到目前的7727个示范社区，时空格局的分布上经历了“先东部、后西部，东西共同迅速扩展”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高值区分布于首都圈、长三角、珠三角和沿长江经济带。并且示范社区个数分布与所在县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与灾害高发区域的空间对应相关性不显著。[7]《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8]明确规定了示范社区的建设内容和评价指标，包括10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组织管理机制、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减灾宣传教育培训、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居民减灾意识与技能、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管理考核制度、档案管理规范和社区减灾特色。其中关于示范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的考核指标主要涉及到第1个指标组织与管理机制和第7个指标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见表1），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表1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价指标1和指标7描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标准1.组织

管理机制11领导机构社区综合减灾运行、评估与改进领导机构健全12执行机构分工明确的专门工作小组：风险评估、宣传教育、灾害预警、灾害巡查、转移安置、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灾情上报等13工作制度领导工作制度、执行工作制度14减灾资金社区筹划

社区综合减灾项目7.社区减

灾动员与

参与71企事业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活动，主动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演练；对企业员工进行防灾减灾教育72学校社区内学校在日常教育中注重提高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利用学校资源为居民开展防灾减灾教育73医院社^内医院能积极承担医护工作，关注社区脆弱人群，提高社区救护能力74志愿者社区建立志愿者队伍，承担社区综合减灾建设的有关工作，如宣传、教育、义务培训，并配备了必要的装备75社会组织社区内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吸收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一，从评价标准的形式上看，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社区减灾工作。领导机构由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担任。在具体执行方面，由于社区居民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建设的需求，社区减灾动员和参与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均被要求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二，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仍为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被整合和吸纳入基层政府的社区减灾网络中，共同参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被整合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各类社会资源如企业项目资金、社会捐赠等都被纳入行政资源，由基层政府统一支配。如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街道在社区减灾的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由街道的政府部门创建综合减灾社区创建委员会；委员会整合辖区内的其他主体和资源如部队、企业和学校，创建了包括部队、街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城司在内的“军、政、校、企”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动员居民成立防灾减灾志愿者队伍，形成减灾的基层网络。因此，从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实践来看，政府是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发挥辅助作用。

三、美国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

（一）“减灾型社区”阶段

美国的减灾型社区建设是从1997开始，终于2001年。FEMA通过实施“影响工程”，致力于开展“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强调社区居民的参加、社区组织的建立和社区减灾制度的完善。[9]与美国以往的减灾模式相比，“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在治理层面更加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层面的灾前预防。FEMA在减灾示范性社区建设中，拨付基金资助了7个散布于全美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县（County），致力于建设“减灾型社区”。这笔资金的获得区别于联邦政府1988年《罗伯特・斯塔福灾害救济和紧急援助法案》（《Rober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of 1988》），相应的资金拨付的首要条件是该地区已经发生了自然灾害。相比较而言，“影响工程”项目更注重灾前的预防，因此资金的拨付在社区发生灾害之前。

第二，致力于培育多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政府资助20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并在建设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开展社区风险和脆弱性评估、确定减灾的优先权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方面对社区提出了要求。在减灾示范社区具体实施的几年中，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个社区的减灾资金中，高层级政府给予基层政府一定扶持之后，逐渐退出。例如，减灾型示范社区建设的3年中，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下降了772%和429%，县政府和都市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上升了4%和3%。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如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各类行业协会、宗教组织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1998年的6629%增长到1999年的7029%，2000年的7386%。“影响工程”终止时，很多社区通过多部门协同机制的建立，发展了长效的伙伴关系。

（二）“全社区模式”阶段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核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共同思考应该怎样应对类似的重大灾害事件。[10]随后，美国总统政策8号令“国家应急准备”（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PPD-8：National Preparedness）（以下简称PPD-8）由奥巴马总统签发实施，取代了《总统国土安全政策指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8，HSPD-8）》。基于此，2011年12月，时任FEMA行政长官的Craig Fugate针对美国应急管理的现状提出：政府仍然会是应急管理的主体。但是，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以政府为中心的应急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各类巨型灾害带来的挑战。因此，急需提高整个社会的应急能力。通过发起全国对话―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旨在集体学习与交流全美社区的防灾减灾经验、加强民众的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的恢复力。

FEMA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提出了3个原则（Principle）和六个战略主题（Strategic Theme）（见表2）。其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FEMA所继续强调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间的社区减灾伙伴关系的建立。从治理层面上看，全社区模式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资源的利用。包括社区的人力资源如社区领导者和社区物质资源的利用。社区内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者，对于社区具有全面的了解以及动员能力。例如，俄亥俄州（Ohio State）中部是美国第二大索马里族居民的聚集地，俄亥俄州中部区域规划委员会（Mid-Ohio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一直致力于获取索马里族居民的信息，如通信方式、传统、行为、习俗，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索马里族居民提出将索马里族居民社区领导者加入到该委员会，以便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其领导者得到可以信赖的信息与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应急管理者和社区民众通过建立可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受益。表2美国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原则与战略主题P1理解并满足社区的真实需求P2加强社区的多元参与并对参与主体赋权P3强化社区在常态下的管理活动ST1理解社区的多样性ST2认识社区的能力和需求ST3培育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ST4建立并保持多元参与的伙伴关系ST5授权地方的行动ST6利用和加强社区现有的设施、网络和物资

第二，注重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FEMA意识到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对社区减灾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提出在社区减灾中该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就私营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层面来看，客户的需求永远是首要需求，因此灾害发生时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才能真正解决私营部门自身的生存需求。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一大批商业部门，如IBM、沃尔玛（Walmart）、梅西百货（Macy Department）、UPS、美联航（United Airlines），动员商业部门众多的客户群体，并利用其广泛的运输和营销网络，按照市场的方式积极发挥作用。

第三，探索适应多元主体伙伴关系建立的协调配合的应急机制。如应急协调准备联盟（Be Ready Alliance Coordinating for Emergency，BRACE）和应急准备支持联盟（Support Alliance for Emergency Readiness，SAFER），是两个在伊凡飓风（Hurricane Ivan）之后建立起来的应急管理伙伴关系网络组织，前者服务于Escambia County，后者服务于Santa Rosa County。这两个组织均致力于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协调社区、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立和私营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来降低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带来的环境影响。图1为BRACE与SAFER的工作流程图，两个机构通过对各类组织的协调建立应急伙伴关系，在弗罗里达州（Florida State）ESF-18（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18）的指导下，来协调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行动，提供及时和短期的援助以满足灾后的需求，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图1BRACE与SAFER工作流程图

四、中美社区减灾模式的比较

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实践模式各有特色。开展实施的几年中，都起到了启发基层民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防灾减灾能力的作用。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差异，在社区减灾治理层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所参与社区减灾的方式、作用和互动关系也略有不同。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具体模式中，政府部门都充当了社区减灾的主体，但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社区中的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表现出“指令型”的关系模式。即社区减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凭借行政权威，要求辖区内的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减灾的网络中，如对私营企业、医院、学校以及志愿者团体下达指令，表现出吸纳和整合的方式，被动地将社区减灾网络扩大至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部门较多地承担社区减灾的资源供给，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充当社区减灾的辅助力量。从形式上看，这种模式形成了治理的网络，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鉴于政府的行政权威被动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长期来看不利于社区成员自救互救主体性的培育。

美国两个阶段的社区减灾模式中，在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模式上表现为减灾型社区阶段的“委托型”，到全社区模式阶段的“合作型”。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FEMA以委托合同的形式把减灾项目委托给社区。全社区模式中，FEMA通过对社区的主体赋权、建立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以及授权地方的行动上，在社区减灾中形成了多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由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的“委托型”逐步演化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横向上良性的合作关系。从以上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实践模式中政府部门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过多地承担了行政职能，缺少对其他部门的合理和有效的激励。

第二，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减灾中体现出政府主导模式，但这并不表明社区减灾中需要“政府包揽”，亲力亲为所有事项，而是需要借助社会多方的力量，共同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性需求。目前，中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私营部门即企业主要充当的是资源的捐赠者，在社区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大多数企业在社区减灾中成为政府部门监管、指导和动员的对象，少有企业以市场的方式，即通过等价、有偿的方式提供应急产品和服务。美国从减灾型社区到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逐步强调私营部门应该以市场行为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减灾过程中。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分担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风险和行政成本，成为全社区模式中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三，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组织已成为各国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区类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领域的宏观策略，表现为理念介入策略。[11]在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的理念介入策略背景下，在风险管理阶段，在微观层面，通过风险文化培育即通过对个人安全意识与责任教育来改善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在宏观发展理念层面，注重人与自然、发展与灾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广泛动员群众力量，以社区人员为重点建设社区志愿者队伍。[12]相比之下，美国的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以非营利性运营的方式参与社区减灾活动。其中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和宗教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启示

因此，我国在社区减灾中，如何真正发挥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

第一，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我国社区减灾的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然而政府部门在人才、物资和资金等资源的供给上，始终是作用有限的。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多数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满足社区减灾的基本需求，对于社区居民的异质化需求，如更高层次以及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以市场的方式供给。而私营部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能够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化需求，如政府的职责是对社区居民进行必要的防灾减灾宣传，而更高层次的技能的培训如果通过市场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提供则会更加高效。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目前，我国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多以志愿服务为主，然而公共管理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志愿失灵”现象在社区减灾中也有体现，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在社区减灾中的不可持续性。因此，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就应该转变社会组织的志愿参与模式，通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化参与，转变以往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而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调动社会组织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供特色服务。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在社区减灾所呈现出的多元参与趋势下，增加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势在必行。由于社区减灾中各类资源和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跨部门在社区减灾中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如信息无法共享、资源浪费等。因此，通过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促进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社区中的减灾和应急行动，才能有效解决跨部门社区减灾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

社区减灾中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的减灾模式，是近年来在西方合作治理理论和跨部门合作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需要建设性地跨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动员各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实施减灾策略。在西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边界比^清晰，因此比较容易跨越边界共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跨部门关系相对比较复杂，路径依赖导致长期存在于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等级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目前中国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边界模糊，政府部门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间明显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导致企业和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急协作中往往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挤出效应”。综上，抑制“挤出效应”，应从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方面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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