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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管理与服务;职业能力;课程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252-02
社区管理与服务是以适应我国现代化社区管理与服务业发展变革的需要而诞生的全新的职业领域。随着行政机构改革的深化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必将需要更多的社区工作者来从事政府下放的工作。对应市场需求,国内不少高职院校看纷纷开设与此相关的专业,我院亦从2007年正式设立了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并于此年正式开始招生。此专业的开设顺应了响应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要求,顺应了山东城乡社区建设迅猛发展的趋势,应当具有较为广阔的就业前景。但是,招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以至于不少学校已经开始逐年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招。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本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根据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课程体系改革。
一、当前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主要就业岗位及需求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1],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中心进行的。为了进一步适应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社区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具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使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凸现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先进性,结合行业现状和我院实际情况,2011年1-7月间,笔者及课题组相关教师数次走访包括济南燕山、甸柳、玉函等省内社区以及多个物业公司,不同类型社区工作岗位特点和工作内容进行调研,从而确定了该专业主要的岗位群及岗位需求状况。
从总体情况来看,本专业有较为广泛的就业前景。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发展策略的提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有了进一步的飞跃。截至2009年底,全省城镇社区服务中心达10487处,①同时以潍坊为试点的农村社区发展迅猛,根据山东省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5年左右的时间山东省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面对城乡社区建设的迅猛发展和国家提出的建设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要求,未来数年内,对社区提供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对于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的需求规模将日益扩大。
就具体的岗位而言,根据调研的结果,结合当前学生的就业期望,我们将本专业的职业岗位定位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岗和社区服务企业管理岗。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岗主要指的是社区工作者这一职业技术岗位。近三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视社区建设工作。山东省从2008年开始招聘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到街道和居委会工作,每年能够提供数百到上千个工作岗位。2008、2009济南历下区公开招聘90名社区工作人员;2009年青岛市市南区和李沧各招聘72和38名社区工作人员;2009年青岛招募700名“三支一扶”大学生(社区工作者)到基层服务;2010年潍坊高新区招聘40名社区一线工作人员;2011年3月济南市中区公开招聘57名社区工作人员;2011年5月,青岛市北区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190名到全区各街道社区工作站从事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其他地市对社区工作者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社区服务企业管理岗主要指的是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各种中小企业,包括物业公司,中介公司等。这些企业依赖于社区生存,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其中的管理岗位是为本专业学生就业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职业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两个主要的职业岗位群,对其具体工作任务进行分析,从而获得了该专业学生所必须具备的职业能力。
三、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于上述岗位群及其职业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本专业的两个主要的岗位之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涉及的课程也融合了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方面,似乎较为杂乱。但是实际上,这是与本专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和现实的社会情况密切相关的。就目前来说,虽然包括本科在内的国内诸多院校都开设了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而其前景一致被教育界所看好,而实际上其就业和招生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专业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
1.专业定位比较模糊
从山东省内设立本专业的院校所设定的就业方向来看,大致有四类:基层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社区组织和机构、非政府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社区服务性企业(包括家政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学生似乎什么都可以干,哪里都能去,看似前景很美好。但是真正到了就业的时候却没有核心竞争力,这种广而散的专业定位是与我们的高职教育宗旨背道而驰的。以到物业公司就业为例,在物业公司中的主要岗位有工程技术岗、客户服务岗、环境维护岗(保洁)和秩序维护岗(安保)。但是不是所有的岗位都适合高职层次的学生,通过对学生就业意向的调研发现,90%以上的学生都排斥到秩序维护岗位工作,而环境维护岗就更不用说了。目前这样笼统、模糊的专业定位是不适应专业建设和发展要求的,必须对具体岗位进行定位,因此我们在进行专业定位的时候特别强调是社区中的管理岗位,确定了专业特色定位,即培养具有公共管理的专业背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社区服务的专业技能相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种定位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和技巧引入社区管理专业,力求使本专业在强调社区管理的基础上,更能体现社区服务的特色。同时体现了理论够用为度,特别注重学生专业综合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应用技术教育相结合。
2.课程设置脱离实际
由于专业定位比较模糊,各院校本专业课程设置也比较宽泛,缺乏针对性。在对本专业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许多院校往往是借用了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课程,使得这两个专业形同近亲。但是实际上由于职业资格考试的限制,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很难从事专门的社会工作,绝大部分同学是不具备助人自助能力的。虽然大多院校的课程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大多结合了本校现有的优势资源有所偏重。这样的课程开设是与其专业定位相一致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以适应社会对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但是,目前大多数院校开设的社区管理类专业的针对性不强,缺乏方向性。
刘艳姣(1989-),女,满族,辽宁人,就读于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保险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实务。
毕莎莎(1990-),女,汉族,江苏宿迁人,就读于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保险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实务。
庞睿(1990-),女,汉族,山西运城人,就读于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保险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实务。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养老问题越发严重。保险公司发现了新的商机,自泰康人寿率先进入养老社区开发后,新华人寿、合众人寿等纷纷投资养老社区。保险公司进入养老产业不但有其社会发展阶段、政府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原因,而且有其自身品牌、技术、人才、等优势。保险公司虽然有自身优势,但也不能忽视在养老社区投资过程中的阻碍,如政策虽支持但政策未细化,建设养老社区缺乏经验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险公司可以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构建养老人才队伍,同时借鉴外国优秀管理模式,与专业服务机构合作。
关键词:保险公司; 养老社区 ; 策略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老龄化增长速度快、老年人口数量多、高龄趋势明显等特征。由“独孩政策”的所引发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个社会问题。虽然我国现在施行“单独两孩“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在未来几年,老年人养老问题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我国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养老社区建设无疑是一个较好选择。
一、我国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原因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加剧是直接原因
。根据国际公认标准,中国已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2000年增加近2.93%。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顾、医疗服务、健康护理、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强烈,老年人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二)政府放松险资运用的限制,鼓励保险公司投资养老产业
。2010年,保监会出台了《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可以投资不动产。2011年,保监会颁布的《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文件指出政府支持保险公司投资养老项目。2012年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会不动产投资的比例扩大了一倍,进一步降低了保险公司投入公司进入养老产业的门槛。
(三)投资养老社区有利于改善保险资产与负债的匹配
。寿险公司一般是长期保单,因此大量的可投资的保险资金积聚在保险公司,但是在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之前,保险公司大多将险资投入到银行存款、债券等短期投资渠道,造成保险公司的负债期限长于投资期限。
(四)养老社区投资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
。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十分重要,但是保险产品的到期续保问题一直影响着其经营的稳定性。
二、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竞争优势
养老社区建设是传统养老方式的有效补充,能更好的的满足我国老年人养老的需求。保险公司作为投资养老社区的投资者具有天然的优势。
(一)声誉品牌优势
。养老社区作为保险业的下游产业,与保险业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保险公司奉行为客户打造“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质服务的价值理念,追求稳定长期的利润。保险公司在长期经营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具有品牌优势。保险公司在长期经营过程中一般注意维护自己的业界声誉,保险公司品牌与声誉的优势有助于吸引客户入住养老社区。
(二)资金实力优势
。保险公司与其他投资者相比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近几年来,我国保险业迅速发展,保险公司可供投资的资金增长速度很快,可以为投资养老社区提供大量稳定长期的资金。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政府建设养老社区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利于加快养老社区建设,改善养老社区的质量。
(三)客户资源优势
。在长期经营过程中我国的保险公司积累了大量客户资源,在这些客户中不乏适合入驻养老社区的中高端客户。保险公司与其它投资机构相比,保险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在养老客户的开发和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保险公司投资建立养老社区提供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四)资源配套及整合优势
。虽然保险公司不具有医疗服务、房地产开发设计等养老社区必备项目的优势,但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这在保险公司经办新农合,投资商业房地产等领域都有很好的证明。保险公司通过整合内外资源,可以为客户提供老年住宅设计、园区环境、日常生活起居、健康护理、精神关怀等全流程高品质服务。在这一发面,保险公司比其他投资者做的更好。
三、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阻碍
(一)政府相关政策未能细化
。尽管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和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发展养老社区,但是这些政策仍然停留在原则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优惠政策,这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个巨大的考验。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的政策没有细化,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够明确,税收优惠政策还未落实,这些都成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障碍。
(二)人才队伍组建和专业化管理的的考验
。由于养老产业是新兴产业,在养老社区建设上,我国缺乏开发、规划、设计、管理方面的人才,另外,在养老服务方面,我国专业的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的人员仅有3万人,且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人才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我国老年人日益迫切的养老需求。所以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摆在保险公司面前的一大难题。
(三)保险公司缺乏直接开发养老社区的经验
。保险公司虽然具有资金,客户资源等优势,但是在养老社区这个新兴产业,保险公司缺乏直接开发房地产、老年产业的相关经验,缺乏医疗服务、健康护理的优势,在养老专业化服务方面能力不足。目前,政府鼓励社会各界机构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设施,民办机构、房地产开发商、医疗机构及外资机构等社会力量的进入给保险公司带来一定压力。
四、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策略建议
(一)加强保险公司与政府部门的沟通
。保险公司的进入养老产业,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资金负担,同时可以促进养老产业发展。但是,养老社区建设是一项投资金额大,经营管理期长的,资金回收期长的项目,保险公司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保险公司应积极与政府协调沟通,争取税收方面的减免与优惠,争取资金补贴,从而使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二)积极构建养老产业人才队伍
。保险公司在建设养老社区实体建筑的同时,也需要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建设养老产业人才队伍需要通过两方面努力,一是扩充养老产业人才数量。目前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不能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所以要扩充养老社区服务人员队伍数量。二是进行人才结构的优化。养老产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不仅要重视人才数量更要重视人才质量,吸收一些高学历的青年人,同时积极开展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才素质。
(三)保险公司与其他专业服务机构应加强合作
。保险公司投资建设养老社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保险公司在养老社区开发过程中缺乏养老地产开发的相关经验,缺乏健康护理、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保险公司应积极与房地产开发商、医学院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学习借鉴相关机构技术与专业化服务,提高保险公司养老服务水平。此外,我国的保险公司可以与外国的保险公司开展合作,借鉴它们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合作开发养老社区项目。(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欧新煜,赵希男. 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策略选择[J].保险研究,2013(1):119-206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元,在减灾行动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1]15-601994年在日本横滨、2005年在日本兵库和2015年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三次世界减灾大会分别突出强调了推行开展社区灾害管理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明确提出了“社区减灾”的各项任务。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理念,突出强调以多元主体和协作网络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即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2]因此,在社区减灾中的参与主体即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间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对社区减灾的效果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社区减灾在各国实践的开展以及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对于社区减灾中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Louise K. Comfort(2006)[3]在对卡特里娜飓风社区减灾行动的研究中,得出社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应急过程中,急需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和共同应对;Simo,Bies(2007)[4]研究表明,跨越单一部门的应急协作在社区减灾中能够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弥补单一部门应对的缺陷,同时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Naim,Kapucu,Demiroz(2011)[5]在比较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和卡特里娜飓风两次事件中社区组织协作网络的差异后,提出了灾害发生之前组织间频繁的交互有利于强化应急响应的效果。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多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几年来,社区减灾在中国和美国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国家的应急管理机制上都提出了实践模式。2007年3月民政部印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自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地分八批累计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7727个。在美国,1997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开始创建“减灾型社区(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以及2011年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实施的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期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减少政府的行政负担。[6]基于此,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模式上各有特色。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模式的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美国的社区减灾经验,进一步强化我国社区减灾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互动关系。
二、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模式
自2008年起,由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发起,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选活动。截止到目前的7727个示范社区,时空格局的分布上经历了“先东部、后西部,东西共同迅速扩展”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高值区分布于首都圈、长三角、珠三角和沿长江经济带。并且示范社区个数分布与所在县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与灾害高发区域的空间对应相关性不显著。[7]《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8]明确规定了示范社区的建设内容和评价指标,包括10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组织管理机制、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减灾宣传教育培训、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居民减灾意识与技能、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管理考核制度、档案管理规范和社区减灾特色。其中关于示范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的考核指标主要涉及到第1个指标组织与管理机制和第7个指标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见表1),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表1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价指标1和指标7描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标准1.组织
管理机制11领导机构社区综合减灾运行、评估与改进领导机构健全12执行机构分工明确的专门工作小组:风险评估、宣传教育、灾害预警、灾害巡查、转移安置、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灾情上报等13工作制度领导工作制度、执行工作制度14减灾资金社区筹划
社区综合减灾项目7.社区减
灾动员与
参与71企事业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活动,主动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演练;对企业员工进行防灾减灾教育72学校社区内学校在日常教育中注重提高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利用学校资源为居民开展防灾减灾教育73医院社^内医院能积极承担医护工作,关注社区脆弱人群,提高社区救护能力74志愿者社区建立志愿者队伍,承担社区综合减灾建设的有关工作,如宣传、教育、义务培训,并配备了必要的装备75社会组织社区内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吸收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一,从评价标准的形式上看,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社区减灾工作。领导机构由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担任。在具体执行方面,由于社区居民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建设的需求,社区减灾动员和参与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均被要求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二,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仍为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被整合和吸纳入基层政府的社区减灾网络中,共同参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被整合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各类社会资源如企业项目资金、社会捐赠等都被纳入行政资源,由基层政府统一支配。如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街道在社区减灾的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由街道的政府部门创建综合减灾社区创建委员会;委员会整合辖区内的其他主体和资源如部队、企业和学校,创建了包括部队、街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城司在内的“军、政、校、企”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动员居民成立防灾减灾志愿者队伍,形成减灾的基层网络。因此,从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实践来看,政府是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发挥辅助作用。
三、美国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
(一)“减灾型社区”阶段
美国的减灾型社区建设是从1997开始,终于2001年。FEMA通过实施“影响工程”,致力于开展“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强调社区居民的参加、社区组织的建立和社区减灾制度的完善。[9]与美国以往的减灾模式相比,“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在治理层面更加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层面的灾前预防。FEMA在减灾示范性社区建设中,拨付基金资助了7个散布于全美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县(County),致力于建设“减灾型社区”。这笔资金的获得区别于联邦政府1988年《罗伯特・斯塔福灾害救济和紧急援助法案》(《Rober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of 1988》),相应的资金拨付的首要条件是该地区已经发生了自然灾害。相比较而言,“影响工程”项目更注重灾前的预防,因此资金的拨付在社区发生灾害之前。
第二,致力于培育多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政府资助20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并在建设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开展社区风险和脆弱性评估、确定减灾的优先权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方面对社区提出了要求。在减灾示范社区具体实施的几年中,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个社区的减灾资金中,高层级政府给予基层政府一定扶持之后,逐渐退出。例如,减灾型示范社区建设的3年中,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下降了772%和429%,县政府和都市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上升了4%和3%。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如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各类行业协会、宗教组织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1998年的6629%增长到1999年的7029%,2000年的7386%。“影响工程”终止时,很多社区通过多部门协同机制的建立,发展了长效的伙伴关系。
(二)“全社区模式”阶段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核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共同思考应该怎样应对类似的重大灾害事件。[10]随后,美国总统政策8号令“国家应急准备”(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PPD-8:National Preparedness)(以下简称PPD-8)由奥巴马总统签发实施,取代了《总统国土安全政策指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8,HSPD-8)》。基于此,2011年12月,时任FEMA行政长官的Craig Fugate针对美国应急管理的现状提出:政府仍然会是应急管理的主体。但是,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以政府为中心的应急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各类巨型灾害带来的挑战。因此,急需提高整个社会的应急能力。通过发起全国对话―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旨在集体学习与交流全美社区的防灾减灾经验、加强民众的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的恢复力。
FEMA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提出了3个原则(Principle)和六个战略主题(Strategic Theme)(见表2)。其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FEMA所继续强调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间的社区减灾伙伴关系的建立。从治理层面上看,全社区模式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资源的利用。包括社区的人力资源如社区领导者和社区物质资源的利用。社区内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者,对于社区具有全面的了解以及动员能力。例如,俄亥俄州(Ohio State)中部是美国第二大索马里族居民的聚集地,俄亥俄州中部区域规划委员会(Mid-Ohio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一直致力于获取索马里族居民的信息,如通信方式、传统、行为、习俗,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索马里族居民提出将索马里族居民社区领导者加入到该委员会,以便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其领导者得到可以信赖的信息与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应急管理者和社区民众通过建立可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受益。表2美国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原则与战略主题P1理解并满足社区的真实需求P2加强社区的多元参与并对参与主体赋权P3强化社区在常态下的管理活动ST1理解社区的多样性ST2认识社区的能力和需求ST3培育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ST4建立并保持多元参与的伙伴关系ST5授权地方的行动ST6利用和加强社区现有的设施、网络和物资
第二,注重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FEMA意识到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对社区减灾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提出在社区减灾中该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就私营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层面来看,客户的需求永远是首要需求,因此灾害发生时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才能真正解决私营部门自身的生存需求。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一大批商业部门,如IBM、沃尔玛(Walmart)、梅西百货(Macy Department)、UPS、美联航(United Airlines),动员商业部门众多的客户群体,并利用其广泛的运输和营销网络,按照市场的方式积极发挥作用。
第三,探索适应多元主体伙伴关系建立的协调配合的应急机制。如应急协调准备联盟(Be Ready Alliance Coordinating for Emergency,BRACE)和应急准备支持联盟(Support Alliance for Emergency Readiness,SAFER),是两个在伊凡飓风(Hurricane Ivan)之后建立起来的应急管理伙伴关系网络组织,前者服务于Escambia County,后者服务于Santa Rosa County。这两个组织均致力于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协调社区、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立和私营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来降低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带来的环境影响。图1为BRACE与SAFER的工作流程图,两个机构通过对各类组织的协调建立应急伙伴关系,在弗罗里达州(Florida State)ESF-18(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18)的指导下,来协调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行动,提供及时和短期的援助以满足灾后的需求,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图1BRACE与SAFER工作流程图
四、中美社区减灾模式的比较
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实践模式各有特色。开展实施的几年中,都起到了启发基层民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防灾减灾能力的作用。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差异,在社区减灾治理层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所参与社区减灾的方式、作用和互动关系也略有不同。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具体模式中,政府部门都充当了社区减灾的主体,但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社区中的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表现出“指令型”的关系模式。即社区减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凭借行政权威,要求辖区内的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减灾的网络中,如对私营企业、医院、学校以及志愿者团体下达指令,表现出吸纳和整合的方式,被动地将社区减灾网络扩大至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部门较多地承担社区减灾的资源供给,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充当社区减灾的辅助力量。从形式上看,这种模式形成了治理的网络,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鉴于政府的行政权威被动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长期来看不利于社区成员自救互救主体性的培育。
美国两个阶段的社区减灾模式中,在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模式上表现为减灾型社区阶段的“委托型”,到全社区模式阶段的“合作型”。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FEMA以委托合同的形式把减灾项目委托给社区。全社区模式中,FEMA通过对社区的主体赋权、建立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以及授权地方的行动上,在社区减灾中形成了多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由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的“委托型”逐步演化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横向上良性的合作关系。从以上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实践模式中政府部门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过多地承担了行政职能,缺少对其他部门的合理和有效的激励。
第二,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减灾中体现出政府主导模式,但这并不表明社区减灾中需要“政府包揽”,亲力亲为所有事项,而是需要借助社会多方的力量,共同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性需求。目前,中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私营部门即企业主要充当的是资源的捐赠者,在社区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大多数企业在社区减灾中成为政府部门监管、指导和动员的对象,少有企业以市场的方式,即通过等价、有偿的方式提供应急产品和服务。美国从减灾型社区到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逐步强调私营部门应该以市场行为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减灾过程中。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分担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风险和行政成本,成为全社区模式中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三,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组织已成为各国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区类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领域的宏观策略,表现为理念介入策略。[11]在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的理念介入策略背景下,在风险管理阶段,在微观层面,通过风险文化培育即通过对个人安全意识与责任教育来改善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在宏观发展理念层面,注重人与自然、发展与灾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广泛动员群众力量,以社区人员为重点建设社区志愿者队伍。[12]相比之下,美国的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以非营利性运营的方式参与社区减灾活动。其中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和宗教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启示
因此,我国在社区减灾中,如何真正发挥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
第一,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我国社区减灾的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然而政府部门在人才、物资和资金等资源的供给上,始终是作用有限的。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多数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满足社区减灾的基本需求,对于社区居民的异质化需求,如更高层次以及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以市场的方式供给。而私营部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能够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化需求,如政府的职责是对社区居民进行必要的防灾减灾宣传,而更高层次的技能的培训如果通过市场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提供则会更加高效。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目前,我国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多以志愿服务为主,然而公共管理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志愿失灵”现象在社区减灾中也有体现,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在社区减灾中的不可持续性。因此,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就应该转变社会组织的志愿参与模式,通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化参与,转变以往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而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调动社会组织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供特色服务。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在社区减灾所呈现出的多元参与趋势下,增加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势在必行。由于社区减灾中各类资源和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跨部门在社区减灾中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如信息无法共享、资源浪费等。因此,通过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促进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社区中的减灾和应急行动,才能有效解决跨部门社区减灾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
社区减灾中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的减灾模式,是近年来在西方合作治理理论和跨部门合作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需要建设性地跨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动员各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实施减灾策略。在西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边界比^清晰,因此比较容易跨越边界共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跨部门关系相对比较复杂,路径依赖导致长期存在于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等级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目前中国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边界模糊,政府部门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间明显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导致企业和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急协作中往往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挤出效应”。综上,抑制“挤出效应”,应从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方面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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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独立性、稳定性和专业性问题,必须在它的服务理念中明确在社区工作中可以建立不同的服务层次,以此来扩展其服务支持途径,进而在不同的社区中丰富和扩展其服务方案,赢得所在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服务中心在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为社区生态的整体变迁做出贡献。在推动社区建设的同时,也为服务中心的良性循环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关键词 :城市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服务方案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迁移意愿影响研究”(项目号:12CSH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社会网络视野中的农民工迁移意愿研究”(项目号:11YJC840003)。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2-0041-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2.005
曹志刚,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武汉430074)。
一、引 言
从1998年全国范围内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到现在已有近二十年,经过整整一代人时间变迁的沉淀,目前可以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这一制度变革涉及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群居住供给方式从“单位提供”到“自行购买”的变化,更是“单位制”到“社区”转型大背景下,城市居民面对的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问题、社区控制等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由“单位”来承接的社会生活事务和服务,转为主要由市场经济秩序下的营利性个人或企业、社会公益组织来承接的更广阔范围的变化。2007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印发的《“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十一五”期间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要求“全国每个街道基本拥有一个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心”(林诚彦、张妙娟,2012),无疑是在回应前述变化所提出的内在要求。同样,也正因这一内在要求,目前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各类社区服务中心(包括养老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和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通过承接“老旧型社区”和“新型商品房社区”中的这些社会生活事务和服务,来回应大时代变迁所提出的现实性问题。
但从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无论是在工作开展相对较好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还是在工作上已有一定拓展的中部地区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无论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还是采取街道间接管理方式的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都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和稳定性,制约着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蓬勃发展,也妨碍了社区居民需要的满足。笔者就此已有《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种实践策略》和《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种联动策略》两文专门分析了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服务中心)的战略着眼点和立足点、服务定位、与高校师资进行联动的具体方式方法(曹志刚,2013;曹志刚;2014)。下文,笔者将主要从“单位制”到“社区”转型的背景,来分析服务中心在这一时代变迁下的服务理念和被该理念影响下的服务方案问题,既在前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也以本文对这一专题研究做一小结。
二、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
笔者认为,服务理念指的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主要为哪一类人群提供服务,为这些人群提供什么层次、什么类型的服务,和服务提供的支持途径,包括资金、场地、人力资源支持等。它是服务中心开展所有服务之前需要明确的定位问题,影响到服务中心所有实务工作的具体开展。在实践中,因为在上述这些议题中的分歧,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会有可能出现重大差异,笔者试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的服务层次问题
服务中心不同于其它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的典型特点是,它扎根和立足于社区。这就意味着,它必须适应社区生态并且随着社区生态变化而变化,社区人群的服务需要和社区问题的变迁是服务中心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在不同的社区,因为社区自身的性质不同,如单位型社区、老旧型社区、新型商品房社区、混合型社区,这些社区的经济基础不同,服务需要不同、社区问题不同,也就带来了服务中心服务理念的层次性问题的探讨。
服务中心服务理念的层次性问题指的是,服务中心所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是指向于帮助社区居民“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还是在社区居民本身已处于一般社会生活状态的基础上帮助社区居民“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虽然在目前的社会工作实务进展中,存在“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等理论视角的区别,但它们在帮助案主实现从“非正常状态”到“一般状态”转变的这一点上存在高度共识。这也是社会工作一般性质的体现。但事实上,笔者认为,服务中心除了这一一般性质之外,还可以基于对自身工作状态的评估,在更高的层次上帮助社区居民实现“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目标。在此,笔者给出三例案主的情况加以辅助说明。
案例1:案主A,男,42岁,已婚。因为缺乏专业技能,影响就业能力,家庭经济困难,与妻子长期因为家庭开支等经济问题产生矛盾。久而久之,家庭成员间关系紧张,案主自身逐渐认识到问题,但无力解决问题。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在调查社区情况和家访的过程中,发现了案主的情况并及时对案主提供了个案服务,帮助案主链接社会资源对其开展就业能力帮扶。
案例2:案主B,男,45岁,已婚。私营企业老板,一直以来,企业业务开展顺利,经济效益较好,家庭和睦。但近年来,所经营的业务因为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出现非常大的波动,企业运转非常困难。案主自身短期内很难调整对自己的预期,越发处于焦虑之中,又因此恶化了企业的运转情况。案主企业经营的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案主家庭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紧张,案主经由邻居知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存在,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接触的过程中,案主主动寻求帮助,社会工作者由此介入进行个案工作。
案例3:案主C,女,28岁,未婚。大学读书期间曾谈过两次恋爱,毕业后一直单身,与父母尤其是母亲因为个人问题关系紧张。父母非常着急,但她自己觉得单身状态很好,“不会因为婚姻问题产生很复杂的婆媳关系,也没有因为生小孩带来的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矛盾,完全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个人问题”。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接案后,了解到案主父母对案主个人问题的关心实际上给案主带来了相当的心理压力,从而使案主产生了抗拒心理,使案主更难有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个人问题,久而久之,双方关系更为紧张。社会工作者由此介入和开展实务工作。
从社会工作的传统理念来看,案主A的情况很容易被纳入到服务范围中来,事实上也往往如此。但怎么去理解案主B和案主C的情况,则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这涉及到怎么去理解和界定社会工作的问题。笔者之所以在案例一和案例二说明了社会工作者接案的途径,而在案例三中没有说明社会工作者接案的途径,即是想表明,案主是否主动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不应该成为服务中心界定其服务范畴和服务对象的主要指标。服务中心在建立之初就应该明确其服务理念,明确其在社区中的服务层次。
服务中心在社区中的服务层次问题,在更广泛的议题上涉及到社区服务“营利性”和“福利性”的争论(孙秋云、曹志刚,2011:138-140)。作为社区服务的具体实现,我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实际运转,重点强调了其面对所有社区居民开放和基本免费这两个“福利性”特征;为了防范作为社会新生事物的社会工作机构在服务过程中出现“营利性”偏差,对其经营行为更是进行了严格监管和防范。这一谨慎态度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束缚了服务中心的服务扩展。因为,如果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服务中心提供同一层次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那么基础较好的社区可能就不需要服务中心内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服务中心在社区中的存在就极有可能沦为形式,不仅仅社区建设失去依托,就连社区居民应当享受社区服务的相同权利也无从实现;而一旦强制性划定不同社区服务中心的不同服务层次,不仅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风险,也可能有损于公益的平等原则,这些,意味着服务中心内服务理念的层次性必须落脚于具体的社区服务中心,立足于具体社区的现实基础。在社区建设较好、居民经济基础较好、前期工作基础较好的社区,服务中心可以在立足于帮助居民“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的基础上力图帮助居民“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而在社区建设和居民经济基础较差,缺乏前期工作基础的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就只能主要着眼于帮助居民“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同时,还需要认识到,服务理念的这一定位是动态的,可以也应该随着社区生态的改变而改变。
(二)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的服务支持途径问题
本文中所指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的服务支持途径问题,主要包括服务中心的资金、场地、人力资源等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服务中心的资金来源问题,从目前大陆服务中心的现状来看,主要指向的就是单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还是多种资金来源的问题。
笔者认为,服务中心不同于其它社会工作机构的典型特征是,它必须是基于长期的对社区生态的了解和把握,从社区网络、社区权力、社区结构、社区文化等多个角度充分掌握社区性质之后,才能进行服务理念定位。也正因此,它对服务中心内提供具体服务的项目团队有着较高的人员稳定性和项目连续性要求,否则,服务中心内开展的服务项目极有可能只是疲于应付、流于形式。换句话说,服务中心对其服务支持途径的要求相对高于其它社会工作机构。毕竟,从客观现实来看,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或者其它专题性实务工作,包括青少年工作、家庭工作、老年人工作等,其服务实施的前期基础要求比社区工作相对较少。
但与此同时,毋须讳言的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获取资金是目前绝大多数服务中心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竞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过程中,一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工程招标所经常出现的“围标”、“串标”现象也数见不鲜。在公益性社会服务领域,受现有客观条件的约束,少数发育状况较好的社会工作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并不合法的方式,以实现抱团取暖的机构生存、发展目标。其它社会工作机构则举步维艰,为赢取生存机会而不努力提供合乎质量要求的专业服务往往成为机构的首要目标,这就使得这一实务领域的实际状况与原有政策设计的出发点相去甚远。
要想扭转目前这一不利的发展趋势,就需要认识到服务中心的服务支持途径可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换句话说,服务中心必须依靠多种资金来源,才能更好地实现服务中心项目团队自身的稳定性和项目实施的连续性。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前述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中两个层次的顺利转换才有可能实现。
同样,仍然借助于前述三个案例,笔者对服务中心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可能性作一分析。案主A属于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案主B和案主C却不一定属于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这是因为案主B和案主C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一定严重到了影响他们社会生活的地步,也不一定只有依靠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迅速介入才能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换言之,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服务中心覆盖范围内的社区居民都会程度不一地面对不同问题的困扰,这些困扰仅仅依靠服务中心内的有限社会工作者是不可能一一得到解决的,因为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岗位和人员受到有限资金来源的限制,只能首先明确服务中心必须保障的服务。
那么,谁受益、谁来承担一定的服务成本,是不是可以成为既丰富服务中心资金来源,又满足居民实际需要的有益思路?当然,这一成本分担的设想并不意味着完全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服务中心。而是说,针对不同社区居民的不同层次服务需要,服务中心评估和划定属于必须保障的服务和在人力、物力等支持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拓展的服务。在此前提下,享受后一类型的服务的社区居民,按照服务的成本情况,适当付费,给予服务中心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许有益于服务中心的长远发展。
三、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是服务中心围绕自身的服务理念,开展实务服务的一系列整体筹划和具体安排。体现了服务中心在其服务支持条件下,对服务受众、服务内容的权衡和实现。服务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居民对服务中心乃至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解和认知,影响着服务中心社区实务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
(一)当前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内服务方案的现状
服务方案设计在服务中心的工作开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服务中心要对其服务方案设计既有宏观整体性筹划,又有微观灵活性安排。但与此同时,受制于服务中心内外条件的制约,当前服务中心的服务方案设计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下笔者试分别展开分析。
其一,服务方案和活动内容单薄的问题。虽然基层政府部门近些年相继加大了对服务中心项目和资金的投入,但是受制于政府提供的服务必须满足“覆盖面广”这一特性,导致服务的保障水平在短时期内很难达到相当水平。再加上政府部门和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工作机构在立场和行事风格上的存在基本差异,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除此之外,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近些年来,政府购买专项服务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趋势。其具体形式是:政府部门将某个服务项目的岗位经费包括人员费、办公费、管理费等全部打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具体项目服务岗位的社会工作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角色冲突:站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度,他应该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能力和对社区生态的了解来设计最优的服务方案;但与此同时,最优的服务方案可能涉及到更多的办公经费支出,不仅使机构面临办公经费压力,也使社会工作者个人面临开展的活动越多,必须开支的办公经费越多,以至于需要占用自身人员经费的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只能选择以简单、单薄的活动方案来维持服务中心的运转,以此应对政府部门的考核和来自第三方的评估。
其二,服务方案和活动方案形式化的问题。目前对包括服务中心在内的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考核方式,是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并重,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又是以过程评估为主。在服务中心的服务过程中,充斥着诸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接案数量、结案数量、需求评估报告、即时辅导等林林总总的数量要求,在政府部门考核和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评估中,这些要求又不尽一致,所以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必须将大量精力投入其中。应该说,这一现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机构中都存在,但在服务中心内尤为突出,因为服务中心相对于其它社会工作机构,其服务界限、服务内容相对较为模糊。于是乎,服务中心内服务方案和活动方案的设计就只能是重点关注形式合理性而不是实质合理性,表面上可能服务方案和活动方案全面而丰富,实际上却不一定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真实需要。
(二)其他地区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方案——以香港圣公会九龙城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笔者于2013年7月份利用近20天的时间前往香港利民会、圣公会、小童群益会等承担服务的近十个服务机构和承担督导任务的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社会工作系教师就服务中心的服务方案问题展开调研和交流。发现香港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内的服务方案与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内的服务方案存在相当差别,虽然其它地区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但作为可以借鉴的社会工作先发地区经验。笔者选取圣公会九龙城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套服务方案来进行分析(如下表1)
笔者选取了该中心服务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该套服务方案体现为“成长挑战”、“关怀社区”、“职志规划”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模块。与笔者所了解的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方案相比较,可能很难看出这些具体的活动方案与案主问题或困扰之间的联系。但显然,这一套服务方案有其内在线索联系,并且有利于从社区青少年着手来发展社区生态水平。也就是说,这是服务中心在努力帮助社区青少年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而不是停留在帮助有困扰或困难的社区青少年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
同时,仍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该中心在服务方案的附注说明中,除了对双方权责义务条款进行说明之外,更值得注意的一条是“领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津贴或学费全津而希望获得减费者,请于报名时出示有效之证明文件正本,津助名额有限”。这说明,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陆地区更高,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的香港地区,也并没用将不同层次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视为社区居民均等、免费享受的社区服务。而是将“恢复一般社会生活状态”和“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社会工作服务区分开来,在一般情况下(除非被认定为社区特困人群而且名额有限),社区居民须在一定程度上分担所享受服务的成本,才能接受“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专业服务。
四、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理念与服务方案的改进建议
从目前的客观现实条件来看,大陆地区的服务中心和其它社会工作机构一样,都受到当前社会工作发展阶段的时代限制。体制束缚带来的服务理念不清、服务支持途径单一带来的服务方案缺陷,都影响着服务中心的专业服务和发展前景。而当我们注意到服务中心在转型期中国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并在强调社会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时(褚蓥,2014),改进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案就显得格外重要。
专门性社会工作者如老年人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等在社区提供的服务,其重点在于把握社区内某一类人群的相关社会状况。相对而言,把握整体社区生态与专f门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相关但并不是他们的服务重点。与此相区别的是,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在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社区内不同人群需求评估、方案设计、具体服务和后期服务效果的评估,从整体上把握社区生态状况及变迁,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其服务针对性(林仁和,2007: 39-42;林胜义,2011:11-15;甘炳光、胡文龙、冯国坚、梁祖彬编,2010: 375-396);就这一角度而言,服务中心对社区生态的把握和贡献既是社区服务的起点也是社区服务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城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能与其它专精于某一领域的服务机构一起构成有效协同”(曹志刚,2013),并各有侧重,进而用共同的服务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
目前社会工作机构等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蔡禾,2014;朱健刚、陈安娜,2013),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政府部门的观念,它们普遍视社会工作机构为“伙计”而非“伙伴”,主观上不相信社会工作机构能够把他们没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二是社会工作机构的支持途径有限,客观上只能依靠政府在资金、场地、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因此,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受外在环境影响波动较大,内源性发展动力则相对不足。
要想扭转这一局面,服务中心就必须明晰自身服务理念,丰富自身服务方案,这二者一体两面,服务理念指导和决定着服务方案,服务方案体现和实践着服务理念。在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中,必须明确,不同于专门性社会工作的是,他们可以不仅仅面对有问题或困扰的社区居民,也可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部分有需要的社区居民开展更高层次的服务,这是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工作难点。如何界定服务对象和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层次,在各个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中都存在个性差异而且是动态变化着的。
在服务中心的服务支持途径上,以往多有强调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来扶持包括服务中心在内的社会工作机构发展,但笔者认为依靠单一的加大政府投入对服务中心的发展也存在隐患,不利于服务中心在实现服务支持途径多元化的基础上赢得自身专业话语权的增长。国际上常见的是政府投入、NGO等第三方团体捐助和居民付费分担等多元途径,以支撑社会组织的运营和发展。就目前情况而言,居民付费分担相对于NGO等第三方团体捐助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当然,至于如何监管这部分经费,相信可以通过诸如会计、审计等专业手段来解决。如果服务中心不能够在服务支持途径上摆脱对政府部门的单一性依赖,则其在政府部门眼中的“伙计”角色或将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变。而服务中心要想在社区中得到其他途径的支持,需要以更优的服务方案来说服社区居民及有关部门。
在服务方案上,服务中心需要在对社区生态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评估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不仅仅立足于设立帮助社区居民解决问题或困扰的服务活动项目。同时还要在立足解决微观问题或困扰的基础上,着眼于宏观社区生态的整体提高和改善。这就需要服务中心也同时注重设立针对性、专属性特别强的服务活动项目,以帮助不同社区居民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因为不同具体社区的历史渊源、社区网络、经济基础,乃至文化特色都是存在若干差异的。应允许服务中心在符合相关财务监管制度的前提下,由社区居民付费享受“发展更高社会生活质量”的服务活动项目,根据活动内容及其成本状况分担部分活动经费,从而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扩展服务中心的服务方案,以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不断吸引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以保护服务中心的良性发展势头。
只有服务中心加强自身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案建设,以提高整体的服务能力来争取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使社区居民愿意分担部分服务成本,从而更大程度地动员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服务中心的运营才能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才能更好地扮演好其在社区建设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惟其如此,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独立性、稳定性、专业性的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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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来看,残疾人作为社会的一种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是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值得帮助的人群。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缺陷和心理障碍,导致他们丧失了同健全人一样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条件,在现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陷入贫困的泥潭。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残疾人口家庭人均收入还不到非残疾人口家庭的一半,他们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低保、临时性救助、邻里接济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口家庭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就目前而言,残疾人仍然是我国最困难的群体,而他们自身又缺乏满足需要的能力与途径,因而需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来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尽早摆脱贫困。
一、社会支持的内涵及其理论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如今社会支持理论已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同其他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及其实践理论一样,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协助工作者分析相关社会问题的性质与原因,指导工作者科学、合理地设定社会工作过程及制定相应的工作手法与介入模式。
(一)社会支持的内涵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由于研究视角和目的的不同,研究者们对社会支持的定义也就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社会支持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包括正式的社会资源和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正式支持是指来自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等实施。非正式的支持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
(二)社会支持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人问题的产生并非个人之过,而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要解决问题,也必须针对其整个问题系统,利用各种资源帮助其解决,具体的策略和方法可利用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作为一种方法和策略被重视并应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之中,它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和服务、信息并与新的社会接触。社会支持网络这一方法和策略有许多优势,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有助于资源的多效利用和资源共享。因为弱势群体一般是一个在社会资源拥有和分配权力上极度匮乏的特殊社会群体,非常容易遭受社会风险,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充分利用这个网络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以此来应对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各种挑战与冲击。
二、贫困残疾人的致贫因素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两大变数的交织冲击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许多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比较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而残疾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既是一个社会性弱势群体,又是一个生理性弱势群体。因此,导致残疾人贫困的原因既有社会层面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个人因素。
残疾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限于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大环境,我国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是很健全,残疾人扶贫救助还未形成统一的运行机制,城市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还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救助作为残疾人一种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内容应包括医疗救助、辅助器具、康复救助、生活、就业、教育费用补或减免助和法律救助等多个方面。而目前,我国社会救助的主要缺口仍然集中在辅助器具、贫困救助、生活服务、康复与医疗救助方面。这就意味着我国大部分残疾人赖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层次的需求仍未得到有效的满足。 无障碍环境建设滞后,社会参与度低。残疾人不仅具有一般健全人的普遍需要,还具有作为残疾人的特殊需要,比如出行的需要。限于身体上障碍的,他们在出行、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需要借助一定的无障碍辅助设施,这是他们参与社会、摆脱贫困的前提与基础。我国的无障碍建设起步较晚,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目前我国法规对无障碍建设与管理缺乏有力的管制与监督,导致许多无障碍设施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现有的一些无障碍设施使用率较低,被废止、挤占、损坏的情况较为普遍。且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城市中心地区与郊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无障碍设施存在较大差距。现有的无障碍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融入、参与社会的需求。 残疾人社区服务发展缓慢。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是残疾人在空间地域上的沉积点,也就是说,残疾人生活时间最长的空间是社区,社区也是可以为残疾人提供最直接、最方便社会服务的场所。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社区建设还处于不断摸索阶段,社区居委会下的社区残疾人协会作用不明显,社区内的民办非营利组织又发展迟缓,社区残疾人服务工作总体上还比较滞后,难以满足残疾人社区救助、康复、教育、就业培训、生活服务等基本需求。
论文关键词:社会支持理论;残疾人;贫困;资源
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来看,残疾人作为社会的一种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是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值得帮助的人群”。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缺陷和心理障碍,导致他们丧失了同健全人一样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条件,在现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陷入贫困的泥潭。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残疾人口家庭人均收入还不到非残疾人口家庭的一半,他们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低保、临时性救助、邻里接济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口家庭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就目前而言,残疾人仍然是我国最困难的群体,而他们自身又缺乏满足需要的能力与途径,因而需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来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尽早摆脱贫困。
一、社会支持的内涵及其理论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如今社会支持理论已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同其他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及其实践理论一样,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协助工作者分析相关社会问题的性质与原因,指导工作者科学、合理地设定社会工作过程及制定相应的工作手法与介入模式。
(一)社会支持的内涵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由于研究视角和目的的不同,研究者们对社会支持的定义也就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社会支持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包括正式的社会资源和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正式支持是指来自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等实施。非正式的支持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
(二)社会支持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人问题的产生并非个人之过,而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要解决问题,也必须针对其整个问题系统,利用各种资源帮助其解决,具体的策略和方法可利用“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作为一种方法和策略被重视并应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之中,它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和服务、信息并与新的社会接触。社会支持网络这一方法和策略有许多优势,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有助于资源的多效利用和资源共享。因为弱势群体一般是一个在社会资源拥有和分配权力上极度匮乏的特殊社会群体,非常容易遭受社会风险,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充分利用这个网络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以此来应对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各种挑战与冲击。
二、贫困残疾人的致贫因素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两大变数的交织冲击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许多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比较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而残疾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既是一个社会性弱势群体,又是一个生理性弱势群体。因此,导致残疾人贫困的原因既有社会层面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个人因素。
(一)社会因素
1.残疾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限于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大环境,我国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是很健全,残疾人扶贫救助还未形成统一的运行机制,城市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还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救助作为残疾人一种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内容应包括医疗救助、辅助器具、康复救助、生活、就业、教育费用补或减免助和法律救助等多个方面。而目前,我国社会救助的主要缺口仍然集中在辅助器具、贫困救助、生活服务、康复与医疗救助方面。这就意味着我国大部分残疾人赖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层次的需求仍未得到有效的满足。
2.无障碍环境建设滞后,社会参与度低。残疾人不仅具有一般健全人的普遍需要,还具有作为残疾人的特殊需要,比如出行的需要。限于身体上障碍的,他们在出行、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需要借助一定的无障碍辅助设施,这是他们参与社会、摆脱贫困的前提与基础。我国的无障碍建设起步较晚,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目前我国法规对无障碍建设与管理缺乏有力的管制与监督,导致许多无障碍设施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现有的一些无障碍设施使用率较低,被废止、挤占、损坏的情况较为普遍。且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城市中心地区与郊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无障碍设施存在较大差距。现有的无障碍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融入、参与社会的需求。
3.残疾人社区服务发展缓慢。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是残疾人在空间地域上的沉积点,也就是说,残疾人生活时间最长的空间是社区,社区也是可以为残疾人提供最直接、最方便社会服务的场所。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社区建设还处于不断摸索阶段,社区居委会下的社区残疾人协会作用不明显,社区内的民办非营利组织又发展迟缓,社区残疾人服务工作总体上还比较滞后,难以满足残疾人社区救助、康复、教育、就业培训、生活服务等基本需求。
(二)个人因素
1.缺乏劳动技能,就业渠道狭窄。我国大部分残疾人由于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障碍,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学历都很低,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由于缺少教育和培训,他们总体文化水平低,接受新事物、新技能比较困难,缺少一项赖以维持生活的劳动技能。受残疾人自身劳动技能和生理、心理障碍的限制,社会上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位不多,使得残疾人的就业渠道非常狭窄,靠自己创业致富更是难上加难。
2.主动脱贫意识差。身体上的缺陷往往容易造成残疾人自卑、消极、封闭的心理,不愿正视自身的客观现实,自强自立意识差,缺乏主动脱贫意识。此外,由于社会上缺乏良好的残疾人就业的支持性环境,导致那些原本试图努力改变自己窘迫生活的残疾人,在碰壁之后开始滋生失败主义依赖心理,从此一蹶不振,不思进取。
3.家庭负担重。残疾人家庭较常人其家庭负担更重,它除了正常的生活开支外,还需要额外的经济支出,如康复治疗的费用,这对于残疾人及其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此外,对于那些又病又残或重度残疾人来说,其本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自理能力,不仅给家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将导致其家庭成员中那些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不得不放弃就业,在家照顾其生活起居。这对原本就举步维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建构贫困残疾人社会支持的实践模式
社会支持已然成为现代社会扶助残疾人的一种日益重要的方式,在解决贫困残疾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透过社会支持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人尤其是残疾人之所以陷入贫困,是因为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种种不适应,导致其极度缺乏所需满足自身各种需求的资源而引起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为他们尽可能的争取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从而切实满足他们的需求,摆脱贫困,实现自我发展。从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手法的角度看来,贫困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的介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工作、自助群体和小组的社会支持网络工作和社区支持网络工作。
(一)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工作
个人网络,它是指一个人通过亲戚关系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与他人发展相互的接触,而这些人际关系形成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保护个人免受失调。从关系的基础、互动关系的强弱来看,贫困残疾人的个人网络大致可以分为家庭、亲戚、朋友、邻里、同事及其他援助者等,他们从不同程度、范围及方式上对贫困残疾人提供了支持与扶助。其中,作为最重要的自然网络,家庭在残疾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向残疾人提供了几乎全部的情感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应以残疾人家庭为依托,以社会工作者为纽带,充分带动其亲戚、朋友、邻里及其他援助者,通过最合适的形式将他们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个人网络,提供持续而稳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扶助。从而减轻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帮助贫困残疾人摆脱从前自卑、消极的心态,树立自强自立意识,发掘其自身的潜能,实现自我发展。
(二)自助群体和小组的网络工作
残疾人自助群体网络是指社会中一些有着共同的特征、利益或目标的社会群体,他们或是残疾人或是健全人,出于改变残疾人现有的不利状况而自发组织的一些自助团体,如福建省同人助残志愿者服务中心。小组工作网络则不仅包括自助的群体,还包括为这些群体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如社会工作者。无论是残疾人自助群体网络还是小组网络,都对贫困残疾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自助群体网络的资源,并通过专业手法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以更合理、有效的方式与途径传递到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从而使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实现最大化。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应发挥小组工作的功能,根据不同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建立各种兴趣小组、康复小组、支持小组、成长小组等,在小组互动中协助他们消除心理困扰,增强自信、提高表达与应对能力、获得个人成长等。
(三)社区网络工作
关键词:政校合作;新农村;高职教育;课程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9-0086-03
高职教育发展迅猛,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2006年底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已有1091所,当年的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达到了全国高等院校的总招生人数和总毕业人数的50%。为了提高高职院校的整体教学水平,2006年教育部开展了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创建活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有幸成为国家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该校的6个民政类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示范性建设专业。为了发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教育教改、教学管理、行业合作、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示范作用,引领高职院校改革的方向,2007年3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与常德市石门县政府签定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协议,拉开了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新农村视野中高职教育教学创新的序幕。
一、新农村视野中创新高职课程教学的意义
在服务新农村中创新高职课程教学是院系领导、民政管理专业教师、民政行业专家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下来的改革方案,具有以下意义:
(一)践行生活教育理论,贯彻高职教育精神的具体体现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特别是生活教育理论对深化教育改革、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陶行知先生提出认识来源于行动,所谓“行是知之始”,只有从经验里产生出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其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以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培养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在“十一五”期间,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大量具有实用技能的高级劳动者。这是中国教育的战略选择,也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我院新农村视野中创新课程教学,就是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具体尝试。
高等职业教育属“教”姓“职”。一方面它属于高等教育大类,应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是为我国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级实用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专门教育,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不少差别。为了突显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技能培训这一特色,我院决定以服务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实现课程教学改革新突破。这是贯彻教育部高职教育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学院示范性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关注农村,发挥示范性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现实需要
总理勉励大学生“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要懂得农村,了解农民。在中国不懂农村和农民就不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温总理反复强调要懂得农村、了解农民,所以无论是当代大学生求学成才,广大教师实施教学,都必须立足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让广大学生们学好这“不可或缺的一课”。
我院是一所由民政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职院校,2006年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示范性高职学院。学院理应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理应深入农村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农民意愿,进行农村问题的探索,多为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况且湖南是农业大省,石门是湖南省的农业大县,民政工作基础较好,也非常重视新农村建设,值得我院师生去学习和调研。因此,“服务石门新农村建设,创新高职课程教学”不仅是学院主动服务“三农”,发挥国家示范性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一次良好机会,也是广大师生了解新农村的一个良好机会。
(三)强化职业道德,培养民政工作技能的有效途径
我院民政管理专业培养的是我国社会急需的、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较强民政实务技能的基层民政工作者、基层社会福利服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表明,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很难通过理论灌输形成,因此,我院决定把民政管理专业二年级主要专业课程的教学从学院教室搬到石门县农村;让广大学生在参与当地新农村建设中,在为当地村民,特别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具体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来铸就学生“以民为本、以情为民、以苦为荣、以助为乐、以实为上”的民政职业道德 ;通过主动跟村民及其他服务对象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设计具体服务方案,组织实施具体服务,从而提高学生为民服务的专业核心技能和关键能力。
二、新农村视野中创新教学的理论依据
学院在服务新农村中,创新现有教学模式,实行以体验为核心的教学,是教育理论指导下的理性选择。其主要理论依据有:
(一)学习的基本方式
体验学习和认知学习是人的两种基本学习方式。认知学习主要是发展人的思维,即人的理智,它以概括和推理为基础;而体验重在培养人的精神,它以感觉和经验为基础。在高职教育教学过程中,两种学习方式相辅相成,但侧重体验学习。实施以体验为核心的教学,不仅通过实践学会某种工作操作方式,获得某种技能,而且每一个人在实践中获得对于现实职业的真实感受。这种内心体验是形成认识,转化为知识的原动力,是促进学生职业意识、职业心理形成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重视书本知识传授,忽视学生实践体验”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参加工作后,适应能力差,实际工作技能不扎实,职业意识差,对职业喜爱程度低。
(二)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
建构主义最早是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者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通过建构意义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把知识作为一种关系体系来建构。学生通过重复、反应和再现来组织他们在广泛体系中一次次经历所获得的体验。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美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布朗认为,在非概念水平上,活动和感知比概括化具有更为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优越性,人民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活动和感悟上。
建构主义对传统的教学理论、教学观念提出挑战,形成新一轮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环境。
(三)情感心理学和情感教育心理学的观点
情感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过程是情知结合、整体作用的过程,情感与认知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是通融为一体的。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成长的,人在活动中进行思考,赋予感情、态度和信念。情感教育心理学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学生完整人格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认知学习必须情意结合,心智发展必须同情绪发展相结合,教学内容与方法只有根植于情意基础时,才能发挥最好作用。因此,卓有成效的学习必须以学生内在情感体验为基础,教学内容必须同学生的兴趣、需要相适应,同他们自身的体验发生联系。
(四)后现代化知识论观点
后现代知识论强调知识的主观体验和个体对知识意义的动态建构。他认为任何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并且是受权力关系机制制约的结果,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对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解释或理解,是一种假设。但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件或问题,由于自身经验背景和理解方式不同会有各自的观点。后现代知识论还认为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两类。缄默知识是一种“不清晰的知识” (不能用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不能公开传递,具有很强的情景性、文化性和层次性,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
况且,国际较成功的三种典型职教模式:德国的“双元制”、加拿大的“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Campentencey-Based-Education)“CBE”模式和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模块式技能培训”(Modules of Employabl Skill)“MES”模式,虽然人才培养途径各有差异,但其核心是重视人才能力的分析和培养,重视按职业分类和能力类型构建模块化课程和技能训练,重视学生在企业真实环境或模拟职业情景中的实训实践。
三、新农村视野中创新高职课程教学的实施
(一)新农村视野中创新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
1.创新教学内容:使专业课程教学是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学习
民政管理专业将《基层政权建设》、《社区建设与管理》、《社会救助》、《现代家政》等专业课程的教学搬到石门,教学环境从学院教室、校内仿真实训室搬到石门县南峰村。师生主动了解村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需求,根据村民需求和专业课程为村民开展电脑技能、家庭技艺、亲子教育培训,为村里留守儿童、救助对象、老人等特殊对象提供个案服务、小组服务,为学龄儿童提供学习辅导,捐建南峰村爱心书屋,协助南峰村成立经济发展协会,参与南峰村社区治安、社区环境和乡风民情建设等来促进当地新农村建设;同时,师生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农村服务明白农村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等岗位群需要什么,然后学生就需要学习什么,学生要学什么教学就教什么,使教学走出从前“要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的怪圈,教学真正是基于工作的教学。
2.创新教学方法:使教学是基于“学”的“教”,是基于“互动”的“传授”
根据南峰村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将民政管理专业课程教学分为“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乡村民主自治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乡风民情建设”五个小组。每个专题小组师生在开展专题服务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师生就坐下来共同研究解决这个困难,必要时聘请行业专家指导和村民共同参与。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实现从“教”法向“学”法转移,实现基于“学”的“教”;同时,教学活动从师生间的单向行为转向师生、生生间的双向行动,甚至是师生、村民、行业专家间的联合行动,教学方法逐渐从“传授法”向“互动法”转移,实现基于“互动”的“传授”。这样,使高职教育课程教学方法的范畴扩展为教学方法和协调方法两大领域。
3.创新教学形式:采取能力分组、协作开放教学、现场教学等形式
民政管理专业师生们来到农村、到各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教学,打破原来整班上课方式,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自主选择当地新农村建设的5个专题之一,每个专题小组师生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开展专题服务,教学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下组织。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石门县南峰村村民、南峰村村民委员会及指导其工作的石门县民政局、学校、社会福利院、社会救助管理局的专家都是我们课程教学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在服务新农村创新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快速整合了社会资源为教学服务,并提供综合锻炼师生素质和能力的平台,让学生迅速明白在新农村建设中专题工作的具体内容、基层负责专题工作者的具体任务,大大提高了他们为民服务的综合素质和核心技能。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实践技能也成长很快。
(二)新农村视野中创新教学的合作形式
在参与新农村中实现课程教学改革,是政府和学院共同努力的结晶。其合作形式多样,主要有四种:
1.村民点菜,学生送餐
所谓“村民点菜、学生送餐”,是指我们师生在石门县南峰村实行现场教学之前就与当地村民进行了联系,了解到村民实际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征询当地村民意见后,再组建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团队,选派和专业服务相关的教师和专家作指导,使课程教学改革和服务新农村建设能同时开展并实现双赢。
2.走出去:把课堂搬到农村
“纸上得来终究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模拟实训与现场服务毕竟不是一回事,有时费尽心机学生还一知半解……于是学院在石门县南峰村设立了教学基地,部分专业课程采取现场教学,实现教学改革新突破,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出书本。把课程教学搬到石门县各社会服务机构上,通过参与当地新农村建设,让师生学到许多书本上不曾有的知识,解决了许多书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从07年4月至今民政管理专业有近100学生在当地进行暑期专项实习、毕业顶岗实习和专业课程教学,参与当地新农村建设,为村民和当地民政局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2名青年教师一直在石门县民政局挂职副局长,指导当地新农村建设,先后有20多名专业教师投身于石门县新农村建设。
3.走进农村:为农民兄弟送项目
如何让高职教育教学更好与岗位需求相结合?如何让科研工作更具有职业教育特点?如何让高职示范性学院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到石门县民政局挂职工作后,我院教师找到了最佳结合点。一年多来我们把开展课程教学改革、科研工作与搞好农村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在新农村建设服务中推动了教育教学创新、科研转型,在提升教学、科研实用性中推动了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民政管理专业教师主动将课程教学基地建在石门县农村,主动将部级、市级和院级课题《农村社会救助工作体系的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机制研究》等的研究放在石门县农村,并将教研成果直接应用于石门县新农村,促进了当地的儿童工作、社会救助工作和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很好地推动了当地新农村建设。
4.请进来:聘请农民专家或行业专家
新农村视野中创新课程教学,根据了石门农村工作需求和专业教学需求我们聘请了20多位行业专家做指导。就这次课程教学改革,我们就聘请了石门县民政局长、石门县社会救助局长、夹山镇社会福利院院长、中渡社区主任、南峰村支书等5位专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指导学生开展专题服务和课程实践教学,让广大师生很直观懂得每项服务应怎样开展?为什么要这样开展?
四、新农村视野中创新课程教学的体会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与常德市石门县政府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年多来,实现了双赢效果。学院在常德市政府和石门县政府的支持下,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进行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顺利实现了教师转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社会服务示范,真正发挥了学院作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发展的示范、改革的示范、管理的示范、人才培养的示范、创特色品牌的示范”,实现了国家教育部建设高职示范性院校的目标。同时通过深入农村现场教学,师生们更深刻地了解农村和基层民政工作,熟悉农业和农民,知“农民之冷暖”、“农村民政工作者之甘苦”,识“农民之艰难”,“农村民政工作者责任之重大”,扩大了视野、增长了阅历,增强了实践经验和民政工作技能,让他们终身受益。更可喜的是通过共建,学院搭建了与政府长期合作的教学平台,使学院师生随时可以挂职当地县、村、社区各服务机构,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石门县所有与民政工作紧密相关的服务机构成为学院重要的教学基地。常德市石门县政府整合了学院资源,将石门县南峰村由县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升格为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现正申报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石门县农村社会工作也走在全国最前列,荣幸成为全国第一批农村社会工作教育试点单位,开始了农村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探索。更可贵的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学生深入农村,通过开展村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生动活泼的讲座培训、多姿多彩的助人活动、建立南峰村爱心书屋等途径,为村民带去新的思想观念,助力新型农民培养,让村民自己“内生”改变的动力,激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推动新农村建设。
综上,新农村视野中创新高职课程教学是有效途径。如果更多的高职院校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探索教育教学改革路径和方法,让知识分子以有效的机制介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那么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将有沉甸甸的收获,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也将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一个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憧憬将会更快地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参考文献:
[1] 姜大源.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25).
[2] 吕鑫祥.对高职课程的理论思考[J].职教论坛,2008(03)
[关键词]社会工作;教育;核心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7-0068-04[作者简介]张辉(1972―),男,贵州遵义人,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公共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相应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特别是2001年全国高校扩招后,很多高校大力建设与发展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呈现较为兴旺的态势。因受历史发展和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各个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不完全一致。西部地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因其发展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的教育形态,表现出不同的教育诉求。但是,无论具体的教育形态如何,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应该体现其专业特色,而且要重视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培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教育目标――为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提供合格的专业化、本土化人才。
然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实况并不尽如人意。学校里的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发生断裂,该专业的毕业生无法适应社会要求,专业对口率低,工作绩效不高;同时,一些职能部门和社区将社工人才概念泛化,以致出现大量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社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要求。因此,发展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发展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时代需要
首先,发展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加强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工作是一门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价值的应用性专业学科。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是推进社会建设与治理,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综合发展的重要保证。贵州需要大量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创新社会治理,需要他们发挥在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教育发展、社会心理干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贵州扶贫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作为内陆多民族省份的贵州省,在国家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相关联地区就占3个(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2012年贵州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全省88个建制县(市、区)中,有83个县有扶贫开发任务,其中有50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贵州是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也是同步实现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的省份之一。贵州乃至西部地区非常需要脚踏实地为农村服务、为数量巨大的困难人口服务的社会工作人才,需要一批批具有“奉献、乐善、平等、利他”精神的优秀社会工作者参与西部的建设与开发。
再次,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解决贵州省社会工作人才供需矛盾突出的需要。根据贵州省民政厅颁布的《贵州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3―2020年)》的要求,到2015年,贵州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1.5万人,其中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拥有同等能力素质的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0.15万人,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达到同等能力素质的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200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4.35万人,其中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0.6万人,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900人。而目前就整个贵州省而言,现有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尚难以满足规划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贵州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
二、发展专业核心能力是贵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成功的关键
大学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场所。一般而言,学生的综合能力可简单地分为基本能力与专业能力。所谓基本能力是指不是专属于某一特定专业或工作,而为各行业广泛运用与所需的能力;而专业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e)指为从事特定工作,人需要在自己专业领域中成功做好相关工作所需的价值、知识和技术。专业能力包含了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三方面的要素。
首先,要坚守专业态度。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该具备相应的价值观。社会工作价值观既是构建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哲学基础,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依据。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就是通过提供系列专业服务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助其自助、发展其潜能,进而恢复和增强其社会能动性,提升其福祉。这样的使命或目标要求社会工作人员必须坚信,社会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能够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身,追求幸福。社会工作者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更好地获得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公平对待。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过程中,能否形成稳定、内化的专业价值观,是衡量学习者是否达到教育目标的关键标准。
其次,熟练掌握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知识以及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理论与方法。社会工作人员需要对人类行为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认识,清楚人类行为不仅仅是个体生理和心理的产物,更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影响,家庭、同侪群体、学校、职业、社区、大众传媒以及文化习俗对个体行为均有一定影响。此外,社会工作人员需要熟练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知识。社会工作的职业性和专业性要求学生一方面不断强化学科理论知识基础,通过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习得“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掌握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优势视角理论等“社会工作的理论”;另一方面,学生也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及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工作技巧。
再次,把握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实施技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需要针对不同案主的需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项目规划与设计。因此,学生应该具备完备的项目设计与管理的能力,以熟练的技巧、规范的程序、严格的标准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此外,社会工作者要掌握建立专业关系与资源整合的技巧。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积极运用各种技巧与案主进行情感互动,激发案主的潜能与主动性,促进双方达成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还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系列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案主的需要,实现社会工作的目标。
可以说,培养这三项专业核心能力是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关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贵州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量的方面已有很大发展,学校数量、课程开设节数、师资力量及招生人数都有大幅增加;但是,目前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学质量、学生的专业专注程度、毕业生服务领域和绩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
三、优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建议
社会工作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等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和贵州地方现实状况,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人群及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这要求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能深刻把握新时期社会建设理念和社会工作职业原则,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社会工作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具备社会工作职业所要求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技术;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实务能力,能独立从事社会工作实务和有关管理工作。为落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各项工作,提高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优化基于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课程设置
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为基本要求,以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发展为目标,以突出学生能力和突出本土化的特色为原则。从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来看,他们大多是在民政、社区、工青妇残联系统,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司法矫正、卫生服务及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工作。为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课程设置可分为七个方面:(1)学科入门;(2)对社会工作实务环境的理解;(3)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4)社会工作实践的技巧;(5)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与技巧;(6)培养社工的专业态度;(7)培养整合理论与实践的能力。在这些课程中,社会工作导论、社会学概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工作伦理、社会政策法规、社会工作实务、社会调查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课程应该作为专业核心课程。
此外,课程设置不能忽视学生综合文化素养和职业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需要围绕岗位能力要求和学生职业发展能力要求设置相关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除此之外,还应该设置心理学、公共关系与社交礼仪、计算机基础、专业外语、应用文写作等基础性课程。具体到贵州欠发达地区的现实状况,还可以设置农村社会学与民族学等课程,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突出知识的交叉性、实用性、实践性的特点,注重使学生掌握从事专业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在合理设置课程的同时,还要加强课程建设。核心课、专业领域方向课和选修课应确保由专门的教师负责,组成课程教学指导小组,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指导委员的指导下,选用合适的课程教材,并在教学中总结经验,出版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教材。
(二)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教学水平与优化培养模式
优化社会工作专业教学,需要选拔一批近年来教学、科研和实践水平突出的高学历、高职称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承担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课程和重要必修课程的教学;聘任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民政系统、社区的专职管理干部和社会工作专家作为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和社会工作教学的指导,确保教学质量。教师要特别注重社会工作伦理、反思能力及行动能力在学生专业核心能力中的重要意义。这要求教师不仅在课堂上要善于“传道受业解惑”,也要通过课外社会实践来提升和培养学生深入认知、分析并服务社会的能力,使学生秉持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主动积极地去获取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的心声,反思如何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案主的相关问题,促进社会福祉的增进与社会的和谐。
大力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平等参与为基本理念”的参与式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方式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在培养方式上特别要加强实践环节教学,采用“校地合作培养”的方式,在学校完成课程学习,在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和专业团体及社会工作管理部门完成实践环节。实务课程配备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社会工作实验室等硬件设施,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为学生上课或开展讲座。教学可采用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学生加强社会工作实务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在教学模式中充分体现培养学生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的目标。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包含多个方面,培养不同方面的能力,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针对专业态度,可以通过经典精读、小组讨论、社会调研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的伦理,公正的价值,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理解,树立良好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针对专业知识,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和项目实践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一般特征,以及不同年龄性别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的心理及行为模式。针对专业技能,可以通过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游戏教学法、参与实践等方式,配合学生把握社会需求、制订服务方案、整合社会资源、实施服务以及培养反思和评估的能力。有可能的话,师生一起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行动研究,通过具体实操项目整合师生力量,在“教学、科研、服务”的一体化过程中,促进学生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的发展。
(三)应对贵州地方社会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培养工作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社会工作的核心是服务,社会工作者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上应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中国的社会工作不是美国式的,只有社会服务功能,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仅具有服务功能,还具有社会管理、社会综合治理的功能。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贵州省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需要研究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涉及的地区的社会背景、民情、民俗进行类型学、形态学分析,探索社会工作与贵州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关联性,具体到传统与现代社会工作性质、特质和功能比较,社会心态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等方面,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符合贵州发展的需求。
此外,还应基于内生视角对社会工作教育进行本土化探究,并落实到教学实践上。我国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是非本土化的,培养的工作人员不知中国人情、不知中国事务,偏重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经验。所以,在社会工作教育中,要明确新型社会矛盾,找准本土化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积极探索诸如民族心态、集体主义、单位情结、福利主义等心态的影响。要紧扣西部欠发达以及多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主题、民生观念、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基于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作教育,全方面提高学生的社会、专业技能,提高专业对口率,保证总体就业率,直接为贵州社会工作人才需求服务,培养对贵州社会问题有理解能力、维系社会稳定、专业能力强、就业有竞争力、发展有潜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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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工院校;就业竞争力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如何使专业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如何使理工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出路、使毕业生有就业竞争力,这些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通过15年的教学探索,笔者认为,理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只有办出特色才有助于专业的生存发展和毕业生的较好就业。为此,本文以成都理工大学社会学本科专业为例,对特色专业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以此为文科专业建设和就业提供借鉴。
一、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状况
目前我国有社会学本科专业共77个,分布于重点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之中。成都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社会学本科专业开设于1995年,属一般本科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毕业生800余人,在校生267人,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从毕业生的就业追踪信息中获取就业和专业办学情况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为此于2010年5月至8月从1999至2010年毕业的学生中选取80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80份。男生占42.5%(34人),女生占57.5%(46人);最大年龄32岁,最小年龄23岁。
就业竞争力是一种获取就业机会并适应职业发展的综合能力,包括基本求职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两个部分。基本求职能力是发现和利用就业信息并获得相应职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测量指标有三个:对就业形势的评价;第一份工作单位的时间、业务、职务;找到工作的途径。职业适应能力是工作过程中取得成绩和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能力,测量指标有三个:现在工作状况;工作变动情况;工作满意度。根据就业竞争力的测量指标,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状况调查结果如下。
1.基本求职能力
(1)就业形势的好坏是客观存在,但对就业形势的评价能够反映毕业生就业信息发现与获取能力,认为就业形势好的比例越高,越证明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强。认为自己毕业那年就业形势“非常好(1.3%)和比较好(26.3%)”合计为27.6%,“说不清”占30.0%,“不太好(38.6%)和非常差(3.8%)”合计为42.4%,这表明多于1/4的毕业生对当年就业形势作出好的评价,这部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强。但有超过四成的毕业生在就业信息发现方面的能力较低。
(2)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单位情况反映求职的起点,以每年7月底为分界线,之前的为毕业当年,之后的为延迟就业,毕业当年找到工作的学生比滞后找到工作的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强。从调查可见,近年来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当年就业的比例为90%,滞后就业比例为10%,高于全国大学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2001年6月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超过80%,2002年为80%,2003年为75%,2004年为73%,2005年72.6%,近几年为70.6%左右。[1]从第一个就业单位来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26.6%,在企业工作的占62.5%,在学校工作的占9.4%,自主创业1人,占1.5%。从具体业务来看,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41.3%,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58.7%。从职务来看,担任初级职务的占95.2%,担任中级职务的占4.8%。
(3)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是通过人才市场竞争获得,就业竞争力越强。调查表明,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就业的占65.6%,通过家庭、亲戚朋友就业的占34.4%。近2/3毕业生通过市场就业,就业竞争力较强。
2.职业适应能力
(1)经过若干年职业生涯的磨砺,截至2010年7月,毕业生的职业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32.8%,在企业工作的占53.1%,在学校工作的占10.9%,自主创业的占3.2%。可见,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比例上升了6.2个百分点,在企业任职的比例下降了9.4个百分点。现在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57.8%,上升了16.5个百分点,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42.2%,下降了16.5个百分点。从职务来看,现在担任中级职务的占25%,上升了20.2个百分点,担任初级职务的占75%,下降了20.2个百分点。
(2)从工作变动次数来看,60.9%的毕业生工作变动1次以上,39.1%的毕业生至今没有变动工作。就变动工作的原因来看,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占30%,通过变动工作积累经验的占25%,其他原因的占45%。没有变动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稳定,有预期的升迁机会。凡是工作稳定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变动都被视为就业适应力强的表现,可见毕业生的职业适应力较强。
(3)工作满意度是衡量职业适应力的重要标志,从现在工作满意度来看,“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57.7%,“一般”的占34.3%,“不太满意”的占8.0%。这表明毕业生的职业适应能力较强。
可见,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总体就业能力较强,尤其是市场就业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较为显著,能够凭借专业素质在人才市场上获得就业就会,并在职业实践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实现职务上升,由执行职位提升为管理职位,毕业生普遍对现在的工作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在最近几年的就业市场上,我校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就业素质进一步优化,就业更有信心;二是就业方向更明确,能够根据职位提供相应的学习和技能简历,使学习和就业职位的相关性更高,就业成功率提高。三是一半以上的毕业生赞同我校社会学专业可以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方面办出特色。
二、特色专业与就业竞争力的关系
特色专业是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备独特风格和个性特征的专业,其培养的学生在某些素质方面优于其他学校该专业学生,得到社会认可,具有较高声誉。特色专业的“特色”有三种表现形式:“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我校社会学2009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其特色归结为:(1)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有机结合,克服了社会学专业职业属性模糊的缺陷;(2)就业指向明确,应用性特征显著,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涵盖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以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会工作为特色的学科专业教学体系;(3)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变通和社会适应能力。特色专业建设对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1.彰显就业方向
高等教育大众时代已经来临,高等教育扩招导致专业趋同现象突出,专业特色成为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件,也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特色专业划分了人才市场的层次和功能分区,使得用人单位能够根据特色专业的优势选择到最佳的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提供了选择毕业生的直观标准。在明晰社会学专业一般属性的同时,增强了专业的就业指向,既使学生明确了专业的就业方向,也使用人单位对社会学专业有明晰的认识。
2.造就毕业生独特的就业素质和优势
特色专业独特的定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方法使得自己与其他同类专业有差异,形成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重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同时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更加了解,有助于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学到实在的知识,培养过硬的技能,知晓专业优势,为就业方向打下坚实基础。
3.形成品牌效应
在专业趋同背景下,特色专业凸显高校之间的差异,特色专业就是学校的品牌,对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促进作用,也会吸引更多的用人单位到这类学校挑选毕业生。
三、社会学特色专业形成的路径
1.特色专业形成的内外环境分析
(1)就业市场行情分析。就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专业方向、数量和质量影响特色专业的选择方向。人才需求状况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技术和产业发展状况。我国目前奉行科学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会学专业以其特有的调查研究技术、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积极介入新型发展模式之中,就业需求和前景广阔。教育部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郑杭生教授2004年组织全国社会学系开展了关于社会学专业现状与前景的调查,结论是:未来社会发展对社会学人才培养的需求量将大大提高,人才分布的行业领域将更为广泛,人才质量层次也将大大提升。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具体分布领域是: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学校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各级政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劳动管理、妇女工作、青少年工作、工会工作、老年工作以及犯罪矫治等具体社会工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企业或公司等经济活动部门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
(2)相关高校专业情况分析。要了解其他高校相同专业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准确定位,实行差异化建设。目前四川省有社会学类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12个,其中本科专业11个,专科专业1个。有社会学硕士点的高校1所(四川大学),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2所(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省级社会工作特色专业3个,我校社会学专业是四川省第一个社会学本科专业,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单位,在全国具有一定专业知名度,综合实力在四川省内高校位列第五,处于中上等水平。
(3)学校区位和学科优势情况分析。学校区位是影响专业建设的地理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总称,对特色专业建设具有导向功能。每个高校社会学专业都要在一般属性基础上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注重法律社会学的特色建设。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着重发展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转型社会学3个方向。沈阳师范大学设立社会学学院,在社会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方面在辽宁已开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确立了以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学和信息社会学为重点的研究方向。优势学科和专业是影响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因素,对特色专业建设产生晕轮效应。结合我校资源环境、能源、地质灾害防治等优势学科和地处西部的区位特征,确立了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和科技社会学的教学科研方向,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社区调查、企业行政、市场开拓等方面培养学生实务能力。
(4)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分析。从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中获取专业建设信息,从中知道专业人才的职业适应状况。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访问,从中了解毕业生职业胜任状况,为专业建设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
2.特色专业建设规划与实施
(1)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结构。在内外环境调查分析基础上确定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和方案。1)我校确定社会学专业建设的思路是: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心,增加专业属性和职业属性,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2)在190个学分中,必修课学分144.5,占76.0%,选修课学分45.5,占24.0%。理论学分139.5,占73.4%,实践学分50.5,占26.6%。3)优化课程设置,取消4门存在重复内容的课程:“管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人际关系学”、“法律社会学”。增设2门实务性和职业属性强的课程:“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压缩理论课时,增加应用型课程课时:“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时由72减为56,“心理学”学时由56减为48。“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学时由32增加为40。4)在课程体系方面形成了有机联系,凸显了社会学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的结合。设置了教育部社会学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定的11门课程,奠定了社会学专业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在特色方向上初步形成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公共关系模块由“公共关系学”、“公关策划”、“公关心理学”、“广告学”、“组织行为学”等组成;社会调查模块由“高等数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等组成;社区服务模块由“社会工作概论”、“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社区概论”、“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组成。
(2)加强实验室、实习基地和第二课堂建设。建有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实验室,在专业主干和方向课程中设有实验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课程设计等环节增强学生应用能力。建有实习基地,使得学生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检验和运用。设立认知实习、科学研究、学年论文、教学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前后相继的实践环节,增强了大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另外,社会学专业所在的文法学院还有相应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环节,如演讲比赛、暑期实践、志愿者服务、文化艺术节、魅力文法晚会、大学生记者站、勤工俭学、国旗班、心理驿站、农民工子女结对服务、党员服务队等,这些活动对大学生接触社会、感知人情世故、培养人际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与第一课堂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互补结构,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就业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3)促进教学与科研互动。本科教学质量是生命线,通过科研促进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般规律。为此,充分发扬社会学专业教师科研优势,有意识地通过吸收学生参与科研、指导学生科研立项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研究能力。学生课外科技立项数量和质量近几年大幅度上升,并获得四川省和学校大学生科技成果多项奖励。学生在就业和工作中显著感受到科学研究和调查研究训练带来的好处。社会学专业教师在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优势领域开展研究。申报各种科研课题,提高学术水平。鼓励教师把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编写特色教案、特色教材,通过校教学骨干和科研骨干培养计划,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注重科技哲学与本科相关课程的贯通,达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
(4)开展社会服务以增强专业的应用性。建立社会学专业渗入社会相关领域的通道,在公共关系、社区服务、市场调查、新闻广告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锻炼学生能力。社会学专业教师承接“成都市工会县级工会工作社会化评估”项目,承接大足、安岳、乐至3县联合工作组办公室横向委托“关于修建成渝城际铁路的对策建议”,与四川省妇联合作开展留守妇女调查工作,参与成华区和谐社区建设调查工作,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学以致用的能力得到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