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费调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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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调查选择了国内在地理特征和生活方式上有一定差异的18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青岛、大连、南京、厦门、杭州、西安、太原、重庆、成都、武汉、长沙、昆明、哈尔滨），进行了2141份结构化定量问卷的调研，并开展了深度的定性研究。
我刊在得到优扬儿童研究机构的许可后，将陆续选登其中部分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期待为您全面理解中国城市儿童生活环境、观念行为和消费趋势，寻找贴近儿童及其家庭生活方式的途径，建立与其沟通互动的方法带来值得参考的数据支持。
儿童媒介接触习惯研究
如表1所示，电视是所有儿童最常接触的媒体，对于大龄儿童而言，互联网已经走入他们的生活。
调查显示，儿童对媒体有很强的影响力，是他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重要渠道。其中，电视是儿童最依赖的媒体。
根据CSM的检测，儿童周一至周五的日均收视时长约为1.5小时，而周六日的日均收视时长约为3小时。
调查显示，《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儿童最喜欢看的动画片，尤其是在0-9岁儿童中。相比较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喜欢的动画片剧情逐步复杂。
动画片能够得到儿童的喜欢，更多是因为其中的人物可爱/漂亮/聪明，尤其对女孩与3-9岁儿童而言。而对于12-14岁儿童，内容与人物则同样受到关注。
在非动画类节目中，综艺类电视节目最受儿童欢迎，尤其是女孩和6-14岁儿童中。教育/益智类节目在0-6岁儿童中更受欢迎，而电视剧则在6-14岁儿童中更受欢迎。
第2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两部分，第一部分来自1995年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第二部分来自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与2009年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项目。四年的数据前后跨度为14年，可以对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状况进行多期比较，四年的调查数据均提供有关住户收入、消费及住户特征的详细信息。“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1995年、2002年进行的全国调查中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①。该调查项目收集了详细的中国城镇与农村的家庭与个人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与支出、人口学特征以及工作与就业情况。1995年城镇家庭调查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四川、云南、甘肃这1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调查了6931户城镇家庭的21696位居民;2002年城镇家庭调查涵盖了1995年调查的全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重庆，调查了6835个城镇家庭的20632户居民，这构成了本文1995年与2002年城镇家庭消费的分析样本。“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7－8月与北京奥尔多中心合作完成的，该调查访问了北京、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西、江苏、广东、海南、四川、甘肃这12个省级行政区的41个市(区、县)①的5056名城镇居民家庭的户主，详细调查了他们的家庭经济金融、住户特征与家庭收支状况。随后，该项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1月起执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方案》中“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消费项目，通过对所调查家庭住户的追踪访问，取得了5056个城镇家庭中的4008户家庭(11476位居民)2008年家庭各项消费的数据，并取得了5056个家庭(14295位居民)2009年的家庭各项消费的数据，这构成了本文2008年与2009年分析的样本。由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调查”与“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均是以家庭作为消费单位的进行数据收集的，以家庭为测度单位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家庭规模的差异，因此本文对消费不平等的测度均采用人均消费;同时，由于我国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很大，因而收入和消费额的实际购买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通常会导致高估不平等水平，为了控制这种影响，实现各期城镇家庭消费状况的比较，我们以2009年中国各城镇物价水平为基础，采用Brandt等(2006)［8］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计算的全国各省的城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1995年、2002年与2008年的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一般来说，家庭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收入水平，这里我们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②的各项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对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状况进行比较，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四年调整后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情况如下。从表1对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与收入的统计分析来看，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年四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并且各年的家庭收入均高于家庭消费;四个调查年份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偏度值与峰度值均大于0，表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均呈现出明显拖尾的右偏分布形态。(二)不平等指数测度这里我们采用国内外学者研究不平等问题最为流行的集中测度法，计算出我国城镇家庭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不平等指数计算结果见下表:以上表中基尼系数为例，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年四个调查年份中，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798、0．3132、0．3404和0．3239;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079、0．3114、0．3619和0．3520;除了2002年人均收入与消费不平等程度基本相等外，1995年、2008年和2009年三个调查年份人均消费的各项不平等指数均高于人均收入，表明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问题较收入不平等相比更为严重;其次，2002年城镇家庭消费的基尼系数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约0．0334，而2009年消费基尼系数与2002年相比又增加了约0．0388，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呈现扩大的趋势，泰尔指数与阿特金森指数也反映出同样的规律。(三)方法设计1．适应性核密度估计。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是在不清楚数据基本分布的条件下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这种方法对数据分布不附加任何假定，直接从数据本身发现数据分布的特征。核密度估计方法最早由Rosenblatt(1955)提出，给定样本中核密度估计性能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核函数与带宽的选择是否适当。常见的核函数有Boxcar核、Epanechikov核、Tricube核和Gaussian核等。在核密度估计中带宽的选择非常重要，常见的带宽选择方法主要有插入带宽(Plug-inband-width)法和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法。其中，插入带宽法主要基于核密度估计精度的测量—均方误差分析中得来的;交叉验证法由Rudemo(1982)和Bowman(1984)提出，该方法直接由数据“自动”选择带宽，这两种方法都是由直方图(histogram)法的分析角度解释与演化的，而理想中的带宽选择应该与样本数据点的分散集中程度联系起来。核密度方法的一个推广是适应性核(Adaptivekernel)，它对于每个点x使用不同的带宽h(x)，我们还可以对每个数据点使用不同的带宽h(xi)，这使得核密度估计更加灵活，更加适用于长尾(long-tailed)密度函数的估计。随着样本数据而变化的带宽在估计时更加灵活，能够减小样本观测值较少区域所估计的方差，并且可以减小样本观测值较多区域所估计的偏差(bias)。适应性核密度估计法对低密度区域的观测值采用一个更宽的核来适应样本数据的稀疏性(sparseness)，即带宽的宽度与观测值的密度成反方向变化。适应性核密度估计的表达式为:f^(x)=1∑ni=1ωi∑ni=1ωihiKx－xih()i其中hi=h×λi(1)上式中，xi为数据点，ωi为数据点xi的权重，K为核函数，hi为带宽。λi为局部带宽因子(localband-widthfactors)，其表达式为:λi=λ(xi)=(G/f～(xi))12(2)上式中的G为全部i个试点密度估计f～(x)的几何平均数，试点密度估计(pilotdensityestimate)是一个标准固定带宽为h的核密度估计。适应性核密度方法的具体推导过程可参考Pagan等(1999)［9］等。根据表1中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偏度大于0，且偏度值较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数据的特点是长尾且右偏的，若采用插入带宽(plug-inband-width)法或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法进行带宽选择，选择出的固定带宽无法随样本观测值的稀疏程度进行调整，所得出的核密度估计结果会出现较大误差。在核函数选择方面，经过验证比较，我们选择了Gaussian核;在带宽选择方面，我们采用可变带宽的适应性核密度法，得出的结果能够较好拟合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情况。2．相对分布法。相对分布法最早由Handcock等(1998)［10］引入不平等问题研究中，用来比较两组样本观测值的分布情况，两组人口分布称为参照组和对比组，通过对两组样本观测值分布的对比来研究分布位置和形状的变化，简单地说，相对分布得到的是落入参照组每个分位点上的对比组人口的比例。因此，该方法可以界定和识别两组人口之间围绕家庭消费分布所发生的变化。令Y0代表参照组家庭消费的连续变量，F0是Y0的累计分布函数(CDF)，f0是Y0的概率密度函数(PDF);类似的，对比组的家庭消费、累计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用Y、F和f来表示。Y对Y0的相对分布被定义为随机变量R，表示为R=F0(Y)，该变量时通过Y在Y0的分位排序上取值得到的。相对分布密度g(r)定义为，在参照组分布第r分位数上估计的对比组与参照组家庭密度函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g(r)=f^(yr)f^0(yr)=f(F－10(r))f0(F－10(r))0≤r≤1，yr≥0(3)上式中，F－10(r)是F0的分位数函数，f^和f^0通过在P分位数上根据参照组家庭消费yr的核密度估计得到的，这里我们采用局部多边形模型的插入法平滑估计参数^g(r)，由于样本的分散性，我们在核密度估计中采用适应性带宽进行样本加权，权重通过样本设计与每个居民相联系;当两个分布之间没有变化时，g(r)是［0，1］间的均匀分布;当g(r)的值大于(小于)1时，表明参照组在第r个分位数上，对比组家庭的比重高于(低于)参照组家庭的相对比重;更一般地说，对比组家庭比参照组家庭在基准分布的第r个分位数上有更高的概率对应的消费水平。(四)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分析我们应用R软件模拟出四个调查年度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的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图，如下图所示:由1995年、2002年、2008年和2009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密度函数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家庭收入与消费有以下共同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收入与消费的整体分布逐渐向右侧平移，该趋势反映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均呈右偏分布，随着时间变化，分布右侧尾部不断延长且厚度逐渐增加，表明高收入与高消费水平的城镇家庭比例均有所提高;随着时间变化，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的左侧尾部厚度有一定下降，表明低收入与低消费水平的城镇家庭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曲线逐渐变得平坦，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家庭之间消费不平等程度加剧。(五)相对分布法分析为了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分布进行完整的对比，下面我们应用R软件拟合城镇家庭消费的相对分布的累计分布曲线(CDF)和概率密度曲线(PDF)。图2是以1995年家庭人均消费为参照组，以2002年为对比组的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对分布的CDF和PDF曲线;图3是以2002年家庭人均消费为参照组，以2009年为对比组的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对分布的CDF和PDF曲线。假如两个分布相同，相对分布的CDF是45度线，相对分布的PDF将全部在［0，1］区间变化。对于分布的CDF与PDF曲线，下横轴代表参照组百分比，上横轴代表家庭人均消费额，纵轴代表对比组百分比。从图2的CDF曲线可以看出，以2009年价格水平为基准，2002年与1995年家庭消费对比的相对分布CDF曲线在45度线下方，说明2002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加剧;从图2的PDF曲线可以看出，当分布曲线在参照组百分比在［0，0．7］的区间，即对应图1中1995年消费核密度高于2002年的区间时，相对密度在［0．6，1］区间内呈现波动变化;当分布曲线在参照组百分比在［0．7，1］的区间，即对应图1中1995年消费核密度低于2002年的区间时，相对密度大于1，这表明与1995年相比，2002年我国人均消费小于6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降低，而人均消费大于6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图2中相对密度的趋势来看，消费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所占比重下降越快，这是反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家庭普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有一个例外是人均消费额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下降最快，下降幅度超过了人均消费低于2000元的家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995年以后，我国工资制度逐渐由原来的固定工资制调整为效益工资制，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失业与下岗的人数开始增加，对于人均消费额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这部分城镇家庭群体，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失业的影响，消费水平降低到2000元以下，而另一部分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逐步过渡到下一个消费水平区间;参照组百分比在0.75左右时，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消费额为10000元左右，从相对密度变化可以看出，人均消费额高于10000元的城镇家庭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高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增加的速度高于中低消费群体。从图3的CDF曲线可以看出，2009年与2002年家庭消费对比的相对分布CDF曲线在45度线下方，与图2的CDF曲线相比，图3的CDF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明显增大，说明2009年与2002年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且该阶段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增长比上一个阶段明显加快;从图3的PDF曲线可以看出，累计约73%的分布曲线大约在［0．1，1］区间内变化，且呈现出平稳的递增趋势，后面约27%的分布曲线部分大于1，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以2009年价格水平为基准，结合上横坐标所对应的人均消费额可以看出，人均消费额小于7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有所降低，且消费额越低，家庭比重下降越大，且总体下降趋势较为平稳;人均消费大于7000元的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且家庭人均消费额越大，家庭比重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尤其是人均消费大于10000元的家庭比重上升尤为显著;通过对1995～2002年与2009～2002年两个时期PDF纵坐标对比组百分比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相比，高消费水平家庭群体比重增幅十分显著，进一步拉开与中低消费水平家庭的差距。这种现象产生可能解释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过大会使国民财富中的绝大部分集中于少数高收入者手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住房、交通、医疗保健等各项消费的增加幅度均高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并且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消费信贷，从而导致我国城镇家庭消费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第3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消费支出；非医疗支出
一、 引言
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对抗个体健康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理论上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对扩大居民消费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自1998年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2003年和2007年又分别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而且政策制定者也希望基本医疗保险的推广和普及能成为打开国内居民消费的“金钥匙”。那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对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进而能为制定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国外许多文献集中讨论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hou（2003）使用1995年台湾国民健康保险（NHI）的自然实验数据，通过DID方法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与劳工保险相比，国民健康保险使家庭储蓄平均降低8.6%～13.7%，而家庭消费支出则平均上升2.9%～3.6%。Wagstaff（2005）通过对比1992年和1997年的越南家庭面板数据，发现越南健康保险项目（VHI）能使居民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且非食品消费受到的影响比食品消费更大。
而目前关于中国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特别是非医疗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不长，同时包含家庭消费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微观数据较难获得。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
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 数据与模型
1. 关于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 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
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 694个家庭。
2. 计量模型。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
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四、 实证结果
1. 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 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 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 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医疗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国城镇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非医疗消费和总消费的促进作用却十分显著。社会医疗保险的推广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利于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费。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
目前，中国政府医疗支出不足，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就各地制度规定上看，不仅医疗费用报销有规定的支付范围，而且在支付范围内的报销额度还要受到报销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额的限制。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广东省的医疗保障水平，结果发现职工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分别仅为62%和56.3%，居民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更是只有9.4%和30.8%（李亚青，2012）。因此，尽管参与了医疗保险，居民看病所需医疗的大部分还是要由自己承担。同时，不同参保群体所受到的保障水平也呈现巨大的差异。在现行的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中，全国职工医保的保障水平远高于居民医保和新农合，2010年其人均筹资额约为后两者的9倍和11倍。
因此，在已经实现较高覆盖率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着力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才能更好地发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国民健康，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而为实现此目标，政府一方面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统筹，整合和对接各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医疗服务的均等化。
参考文献：
1. 陈彦斌，霍震，陈军.灾难风险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经济研究，2009，（11）：144-158.
2. 李涛.社会互动与投资选择.经济研究，2006，（8）：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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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双，甘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居民食物消费.工作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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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春红，李齐云，王大海.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基于CHNS微观调查数据.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0）：23-3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14XNH204）。
第4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受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政策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2013年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消费品市场总体态势良好。据甘肃统计信息网公布的“2013年甘南州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信息，2013年全州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75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城镇零售额为24．59亿元，增长14．1%。据调查，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有以下特征。
(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消费率相差不大根据2013年《甘肃省发展年鉴》数据，2012年甘南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357．49元，消费率为74．13%;同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5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847元，消费率为74．88%。可见，虽然甘南州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甘肃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低2490元)，但消费率与甘肃省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仅0．75个百分点。
(二)储蓄倾向高，消费意愿低尽管甘南州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居民的消费意愿却普遍较低。问卷调查显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手有余钱时，被调查的甘南州城镇居民的做法如下:全部存起来的占6．9%;存大部分，其余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43．28%;存小部分，大部分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6．9%;全部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8．5%;基本没有余钱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34．52%。其中，全部存起来和存大部分的共计50．18%。这一方面反映出甘南州“没有余钱”的城镇居民占一定比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城镇居民储蓄倾向普遍较高，而消费意愿普遍较低。
(三)消费外流现象严重问卷调查中，对甘南州城镇居民家庭高档生活用品的购买地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1．63%的家庭大多在甘南本地购买;12．27%的家庭大多在甘肃省内其他地区购买;31．41%的家庭大多在省城兰州购买;4．69%的家庭大多在省外发达城市购买。在被调查的甘南州城镇居民中，48．37%的家庭其高档生活消费大多是在甘南州以外实现的。可见，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现象十分严重。
(四)消费层次普遍较低居民的消费层次主要反映在消费结构上。按消费满足居民生活消费的层次，消费结构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生存型消费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比如普通食物和衣物等;享受型消费可以使人们感到舒适和快乐，比如高级食品、高档服饰等物质消费以及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发展型消费是人们为了寻求利于自身长期的发展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比如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在全部消费性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地居民的消费层次以及生活质量的高低。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水平是反映消费层次及生活质量高低的主要指标。甘肃全省城镇居民此三项平均消费金额合计为4013．53元，占其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31．25%;甘南州城镇居民此三项的消费金额合计为2398．14元，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23．13%，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8．12个百分点，其消费层次明显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表2是2012年甘南州和甘肃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情况的比较。
二、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调查
(一)外部环境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1．自然环境对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常年平均气温3℃。除舟曲县和迭部县外，全年无绝对无霜期，气候条件相对较差④。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其中，玛曲、碌曲、夏河及合作市的城镇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比如，玛曲县因为“全年无夏季”，人们对夏季服饰及夏季生活用品几乎无需求;在饮食方面，因为气候的缘故，对猪肉、绿茶等性寒的食品需求量极小。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对当地城镇居民消费习惯有较大的影响。24．46%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自身消费习惯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2．经济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经济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上。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甘南州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据2013年《甘肃省发展年鉴》统计，2012年甘肃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57元，而甘南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比甘肃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最活泼的因素。但由于收入有限，甘南州大多数城镇居民每月收入主要用于固定的基本生活开支，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普遍较低。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9．61%的家庭每月必需的各类固定开支占家庭总支出70%以上;21．08%的家庭占60%左右;14．22%的家庭占50%左右;22．55%的家庭占40%左右;15．69%的家庭占30%左右;6．85%的家庭占20%以下。总体来看，每月必需的固定开支占家庭总支出50%以上的家庭达到54．91%。调查中，49．36%被调查者认为本地消费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3．社会环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教育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经济、地理等环境因素，甘南州教育领域很难吸引到高学历人才，造成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高考升学率难以提升等问题比较突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甘南州考不过一个天祝县”的说法。因此，甘南州各县市大量城镇居民不得不想办法送子女外出读书。这种情况在玛曲县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师资的原因，玛曲普通高中数次停办，至今还无法恢复招生，当地所有学生的普通高中教育只能转移到外地实现。由于大量中小学生外出读书，加之海拔高、气候条件不利于身体健康等原因，甘南州很多城镇居民在临夏、临洮、兰州甚至成都、海南等地购置了养老房。他们的节假日生活也相应转移至子女读书所在地或养老房所在地。相应的，其大量日常生活开支和其他较高层次的消费性支出往往也会转移到外地实现。可见，教育环境也是造成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民族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民族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习俗和两方面。对此，专门对调查对象中占比71．79%的藏族城镇居民做了调查。就民族文化习俗来看，不同县市藏族家庭对本民族生活习俗保留程度不同。其中，夏河、玛曲、碌曲、卓尼等县的保留较多，而合作市的保留相对较少。在保留的民族生活习俗中，语言位居第一，饮食习惯第二，人际交往的礼仪排第三。总体来看，语言、饮食习惯、人际交往的礼仪等方面保留较多，而服饰、家具用具等方面较少保留。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调查对象对本民族生活习俗基本没保留。在较好地保留了民族生活习俗的家庭中，主要在婚、丧、嫁、娶以及重大节日期间的民族服饰以及民族宗教事宜等方面的开支数额较大，而其他对本民族文化习俗保留较少的家庭这方面开支较少。对民族生活习俗基本没保留的家庭，其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与其他民族的家庭没有明显不同。就来看，大多数藏族家庭对宗教活动都非常重视，而且其消费结构中，与相关的消费支出占较高比例。调查中，对家庭是否重视宗教生活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常重视的家庭占65．55%;一般重视的占25．26%;不太重视的占5．74%;只有3．36%的家庭不重视宗教生活。在对宗教生活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全年支出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宗教支出占家庭总支出20%左右的家庭占比最高，为30．79%;宗教支出占家庭总支出40%以上的家庭有22．99%;占家庭总支出30%左右的家庭有22．57%;占家庭总支出10%左右的家庭有23．65%。其中，夏河、玛曲、碌曲等县居民对民族风俗和宗教生活相对较重视，与之相关的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较高，其他县市相对较低。调查中，认为居民消费主要受与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的人占15．88%。
(二)消费品市场自身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1．消费品市场不完善，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据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23．6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地消费品市场很不完善，满足不了基本生活需求;认为不够完善，但能满足基本需求的占53．21%;只有8．1%的人认为已经很完善了，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认为高品质和高层次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的占18．02%;认为未能体现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占16．73%。甘南州消费品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全州消费品市场货品种类少;二是商品和服务质量较低;三是货品价格偏高;四是购物环境差;五是高档商品不足;六是民族特需用品不足，地方特色不鲜明。图2是当地城镇居民对消费品市场的评价及不同评价的人占被调查对象的比例。由于当地市场不完善，加之交通条件改善，有车族增多，当地城镇居民更加愿意到省城兰州或其他消费品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消费。调查显示，消费品市场不完善是导致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最主要的原因。2．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居民消费成本高调查发现，铺面租金和人工等成本等远低于省城兰州的甘南，城镇居民所承受的各类消费品价格却明显高于省城兰州，而且各类时尚品或热销品也鲜有因过时或过季而打折促销等活动。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普遍较弱，买方市场特征不明显。从调查来看，其中有当地市场对外依赖性强及运输成本较高等原因，但主要还是消费品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的。这在较高档的服装、家具用具等商品市场以及较高层次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在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实地消费体验时对此深有体会。被调查者中，49．36%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地消费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三、对甘南藏族自治州消费品市场的几点思考
基于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文提出几点建议，期望能够通过对相关工作的改进和调整，增强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
(一)合理规划并完善消费品市场，减少居民消费外流据调查，甘南州正在规划建设合作市东二路商业街的城市商贸综合体。本文建议，将该商业街建设成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大型综合性商贸服务一条街。比如，引进诸如“西单商场”或“王府井”等上档次的百货商场，提供居民所需高档耐用消费品及高档生活用品等;引进货品种类全、质量有保障的大型连锁综合超级市场，提供居民所需较高品质的食品及日用品等;建功能完善、设施先进、服务到位的大型集贸市场;吸引上档次的服装品牌专卖店及知名快餐店等。完善消费品市场和较高层次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州府合作市居民及其他各县居民就地实现较高层次消费的意愿，从而降低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现象。
(二)突出藏民族特色，打造消费品市场核心竞争力，吸引流入式消费作为藏族聚居区，甘南州具有浓郁的藏民族文化氛围，而且有为数众多的藏族居民保留了藏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他们很注重宗教生活，对与民族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的服饰、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有需求。本文建议利用甘南州地缘优势及藏民族文化优势，将藏民族特色确立为甘南州消费品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着力将甘南州消费品市场打造成具有鲜明藏民族特色的消费品市场，以吸引流入式消费。首先，充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这一宗教资源优势及夏河县即将投入运营的机场这一契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其“世界藏学府”、“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学学府之一”等宗教资源知名度，并完善配套服务。比如修建上档次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场所，提供个性化宗教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等，进一步增加对世界各地宗教人士和普通游客的吸引力。其次，充分发挥玛曲、碌曲等县的高原生态畜产品及其他高原原生态产品资源优势，实现高原生态牛羊肉、蕨蔴猪、酥油以及人参果、羊肚菌等产品的优质化、品牌化(以牦牛奶为原料的“燎原”奶粉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修建上档次的甘南优质特产放心专卖店，以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对高原生态优质产品的需求。再次，进一步优化整合甘南州藏医藏药资源，突出其在藏医藏药领域的重要地位。藏医藏药在甘南州发展基础较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甘南州创建了全国第一家藏医药科研机构，创办了全国唯一的省级藏医药刊物《藏医药研究》，形成了较完善的资源基地、藏医医疗、藏医学教育、藏医药研究、藏药生产、营销等多位一体的发展体系，有一批在消化道、肝脏、心脑血管等方面疗效显著的特效方剂及在早期肝癌、肝硬化等疑难病方面的独特治疗方法。甘南州藏医藏药可以通过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藏医藏药产业集团，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以满足各地患者对其独特自然疗法的需求。总之，特色鲜明、服务到位的消费品市场不仅可以改变甘南州居民消费外流现象，而且随着甘南州旅游市场日益成熟，外地游客逐年增多，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完全有可能吸引外地游客大量消费，并将甘南消费品市场由“外流式消费”转变为“流入式消费”。甘南州消费品市场还可以利用当地浓郁的藏文化氛围，在藏民族服饰、藏式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民族特需用品方面有所作为，甚至可以确立一个宏大目标———让它像新疆喀什的大巴扎一样，成为甘南的地域标志之一。
(三)洞察居民消费倾向，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消费倾向是指一定消费者群体在不同时期对商品需求的变动趋向。消费观念是人们对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导思想和态度以及对商品价值追求的取向，是消费者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问卷调查反映出当地居民有较强的改善消费结构的倾向。在调查对待可以任意支配收入的处置态度时，选择“旅游”的占31．08%;选择“购置家庭用具”的占25．23%;选择“教育”的占18．02%;选择“购买高档服饰”的占10．36%;选择“宗教生活”的占3．15%。可见，当消费能力允许时，大多数人会在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增加投入，也说明甘南州在享受型消费市场和发展型消费市场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遇。因此，一方面，要提倡当地居民的消费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注重消费效益;另一方面，也要提倡居民放弃过度储蓄的观念，注重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同时，要创造条件、利用机会，使他们在消费结构中增加旅游、娱乐、保健等享受型消费，并注重精神消费，提高文化、教育等发展型消费的比例。
(四)关注居民消费动态，培育居民消费热点在对近1年的同事或亲朋好友家最热门的较高层次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中，有55．11%的人认为是购买家用汽车;有21．78%的人认为是子女教育、培训;有17．33%的人认为是旅游;有5．78%的人认为是保健养生。可见，近1年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热点倾向于享受型消费及发展型消费。对此，有关部门一方面应当抓住机遇，努力满足其现有需求，并倡导居民进一步增加对教育、旅游和保健养生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应当引导其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提高消费层次，并在营养健康食品、文化娱乐、新型电子产品、高档家具用具、家用电器等方面培育他们的消费兴趣和消费热点，以扩大消费需求。
第5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2010年北京城镇住户调查的5000户居民家庭中，有一名或多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有1210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4.2%，其中纯老年家庭474户，占调查总户数的9.5%。伴随“银发族”的日渐壮大，正催生着一个新的庞大市场。老年人口袋里的钱咋花？他们都有哪些消费习惯和诉求？从对北京城镇纯老年家庭的调查分析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食品和医疗保健花费成为老年家庭的刚性支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发生了退化，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延年益寿，如何能够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余热。这种状况使得老年人迫切需要有益于自己健康的饮食和医疗保健产品。老年家庭的支出构成中，食品和医疗保健为老年家庭位居前两位的支出，也是老年家庭的刚性支出，此两项支出占老年家庭消费支出的53.1%，高于全市平均14.3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高，在外用餐少
据474户城镇老年家庭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人均食品支出7285元，是全市平均的1.14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为37.2%，高于全市平均5.1个百分点。食品支出中，粮油类、肉禽蛋水产品类、蔬菜类、干鲜瓜果类支出分别为1010元、1722元、779元和828元，分别比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高49%、34.4%、46.7%和28.2%；而与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相比，老年家庭的在外饮食支出较少，比全市平均支出低27.4%。大部分老人喜欢自己在家里做饭，觉得既卫生又实惠。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平均每月在外用餐人次为8.7人次，比全市平均的20.6人次低11.9人次。
同时，食品价格的上涨对老年家庭影响较大。由于老年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老年家庭对食品的消费弹性小。面对不断攀升的食品价格，老年人只能放弃涨价过多的食品，用其他便宜且物有所值的食品替代。
医疗和保健支出比重高
据中国保健行业协会统计：在目前近500亿元的保健品市场规模中，老年用保健品占50%以上。由于老年人年高体弱，容易患病，用于医疗方面的花费多于中青年人。据474户城镇老年家庭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3124元，为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的2.4倍，分类别看：医疗器具支出51元，为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的3.2倍；保健器具支出157元，为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的2.8倍；药品费和滋补保健品支出分别为1581元和554元，均为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的2.6倍；医疗费766元，为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支出的1.8倍。
消费单价低，追求方便实用
老年消费者把商品的实用性作为购买商品的第一目的。他们强调质量可靠、方便实用、经济合理、舒适安全。至于商品的品牌、款式、颜色、包装是放在第二位考虑的。而我国现阶段的老年消费者经历过较长一段时间并不富裕的生活，价格便宜对于他们选择商品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老年人购买商品的单价可以验证这一点。从下表可知，老年人购买的主要食品、服装和鞋的单价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也不是一味追求低价格，品质和实用性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
消费倾向低，服务性消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根据474户城镇老年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老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19593元，比全市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低341元。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的消费倾向为0.59，全市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为0.69，老年家庭与全市平均的消费倾向相差0.1。老年人的消费倾向低，一是因为在其消费结构中，基本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比较高，因此消费弹性较小；二是老年人比较节俭，即使在收入水平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其消费水平也不一定会随之相应提高。
作为家庭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服务的非商品费用，老年家庭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比全市城镇居民平均的服务性消费支出低975元。服务性消费低主要由于老年家庭在外饮食、交通工具服务支出、交通费、通信服务、教育费用等服务性消费支出较少所致。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在外饮食、交通工具服务支出、交通费、通信服务、教育费用支出分别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4.4%、63.7%、27.3%、29.1%、83.3%。
“四二一”家庭结构增加“寄托消费”
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加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结构非常普遍，老年人在自己的养老有了基本保障之后，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还将为子女或孙辈消费买单。在一些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进行消费可称之为“寄托消费”，这类消费需求大致分两类：一是培养孙辈消费需求。可以说，大多数老人如果有一定的经济结余，一般都会用在孙辈身上。给孩子买吃穿用的物品、书籍及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二是支援子女消费需求。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子女有困难且自己有经济能力的老人。从目前看，父母用于接济子女生活的支出，日渐成为老年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而且这种比例日渐扩大。较为直观的是父母直接给子女钱物，而间接的则是子女一家在老人家吃喝，以及老人负责隔代抚养等现象。
据474户城镇老年家庭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平均每月的非家庭人口在家用餐人次为17.03人次，比全市平均的5.35人次高11.68人次。2010年北京城镇老年家庭人均捐赠支出2345元，为全市平均水平的2.1倍，捐赠支出占老年家庭总支出的近10%。
旅游消费渐成时尚
第6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关键词:云南省高校教师体育教师体育消费
体育消费在家庭消费或者在娱乐消费中的重要性是我们看消费能力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从我们最基本的体育消费的重要性上来看，大约五分之一的体育教师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体育消费在自己日常生活消费中是非常重要的，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体育教师认为这很重要，所以从现有的调查显示，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教师认为体育消费不重要的和不是很重要的大约占到五分之一左右，从比例上来看，在大多数高校体育教师心里，体育消费的目的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育教师的体育消费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在同事和学生教学中的体育消费观念，对于地区体育消费和经济发展已经消费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调查发现，对于大多数体育教师而言，其年均体育消费占日常生活消费的比例占到十分之一左右，从消费的内容和消费的形式来看，主要是实物消费，从具体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服装、娱乐消费，而在个人消费上，他们大多数主要集中在体育信息消费和娱乐消费。从消费的额度上来看，大多数教师显示，年均消费占到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在体育消费方面，大多数高校体育教师对于体育消费的问题持积极的态度。
体育实物消费主要是指用于购买体育服装、体育健身器材、体育娱乐设施等实物方面的消费。这类消费一般具有较大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大多数情况下都非一次性消费，所以往往这类投资属于长时间的或者一段时间的投资。从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实物消费上来看，运动服装的消费占到被调查消费内容三分之一左右，运动饮料的年均消费占到全面体育消费的五分之一左右，一般器材的消费占到全面消费的百分之二左右。我们调查还发现，还有一些体育教师选择购买体育纪念币，他们购买纪念币的主要原因在于纪念币可以保值。
从云南高校体育教师的消费金额来看，家庭体育消费在伍佰元以上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调查者认为自己家庭年体育消费的金额不足伍佰元，在这个群体当中，消费超过两千元的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超过五仟元的占到五分之一左右，从整个消费层面上来看，很多体育教师认为自己的体育消费额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年增加，但是消费的内容发生变化的并不多，主要在于物价的上涨和商品质量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消费中需要考虑购买力，但是即便年消费伍仟元以上的消费教师群体，其购买的主要还是体育服装。对于信息和器材方面的投入还是很少，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群体在日常生活消费中能够在健身和娱乐方面对体育的投入超过一千元，其余的群体都不能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这部分消费，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体育教师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第7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方法由于所调查的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特征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因此研究中采用Chaudhuri提出的测度方法［6］。Chaudhuri将贫困脆弱性用消费水平与消费波动来反映，消费水平使用消费均值来测度，消费波动使用消费的方差来测度，正好弥补了时间序列数据缺失这一遗憾。同时，引入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13］，在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对林业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细化分解分析。
1.1.1Chaudhuri的分析方法———消费均值和方差Chaudhuri认为家庭贫困脆弱性受家庭以及群体特征组的冲击影响［6］。假设一个家庭在消费周期t(t=1，2，…，n)内表现出一组被确定的变量Xi，构建以下函数:由于假定了Xi来表示各个家庭误差项的方差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其值实际上是不相等的，因此具有异方差性。而标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技术假设方差具有齐性，即所有家庭拥有相同的方差V(ei)=σ2，如果使用OLS估计β和θ会导致偏见，而且效率系数不高。因此，公式⑴和⑵正好克服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家庭，可以用以下两个公式有效估算出消费的预期平均值和方差。
1.1.2多层次分析这里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将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细化，主要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进行分解分析。假设各个职工家庭i是一个层面上的单元(i=1，2，…，I)，社区j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单元(j=1，2，…，J)，家庭i是嵌套在社区j里面的子单元。令lncij是家庭人均消费，Xij是社区j中家庭i的一组家庭特征组，构建如下回归方程:最后利用公式⑻～⑾的估计系数(γ、θ、τ)来估计职工家庭消费的预期平均数以及期望方差。这些估计系数将有助于分析各层面的变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1.2数据来源研究中的数据源于2012年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9个林业局的林业职工家庭的调查。调查样本共计604户，样本覆盖面广，分布合理，覆盖了黑龙江省森工系统所属的4个林管局与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具体为:松花江林管局的绥棱林业局，牡丹江林管局的东京城林业局，合江林管局的清河、双鸭山、鹤北林业局，伊春林管局的乌马河、友好林业局，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十八站、塔河林业局。
1.3变量选择
1.3.1变量选取家庭贫困脆弱性首先会受到职工家庭特征差异性的影响，此外，还将受到家庭所在社区层面环境的影响。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的特征量共同决定了家庭特征的差异性，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社区层面，能够对家庭贫困造成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在借鉴了现有文献中常用的变量设置后，考虑到所获得的调查数据中参考项的限制，对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变量选取为:家庭层面的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家庭负担比、家庭资产指数;社区层面的特征包括家庭是否在林场(经营所)、社区人均收入。
1.3.2变量描述家庭的人均消费(用lnc来表示)是家庭的消费总额除以家庭的常住人口，家庭的消费总额包括现金消费和实物消费，问卷主要从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水电、请客送礼等方面调查了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情况。家庭的人口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规模(用A来表示)主要指家庭的常住人口数，家庭结构包括户主的年龄(用B来表示)、家庭负担比(用C来表示)两项，家庭负担比等于家庭的非劳动力除以家庭的劳动人口数，家庭的非劳动力指家庭中18岁以下(含18岁以上的学生)、65岁以上的老人及不能参加社会劳动的残疾人。家庭资产指数(用D来表示)由家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加总而得，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李小云对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进行测算的方法［14］，其中自然资本用林地面积来反映;物质资本用住房情况及固定资产拥有量来反映;金融资本用家庭存款来反映;人力资产用家庭劳动能力及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反映;社会资本用家庭参与组织情况及社会关系来反映。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首先将家庭是否在林场或经营所(用E来表示)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考虑在内，原因是家庭是否在林场对于一个家庭的社会关系构成有直接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家庭是否有种植、采集、养殖等收入来源，进而决定了其经济来源的组成结构，这些都将对一个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社区层面的另一个变量是社区人均收入(用F来表示)，个体家庭会因生活在平均收入水平不同的社区内，而使其家庭的消费水平与消费习惯受到影响，其消费水平和波动情况也会收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
1.4模型建立根据测度方法，使用HLM7软件对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分别建立4个多层次随机回归模型。对消费水平建立只包括家庭层面变量的随机回归模型(模型1):如果模型1结果显示家庭资产指数在不同社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家庭资产指数建立包含社区层面变量的随机回归模型(模型2):
2结果与讨论
2.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1)表明: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社区人均收入达到1.244145万元。单从这一数字本身来看，好像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并不处于贫困状态。但是，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是结合大数定律，对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进行度量。即主要从人均消费低水平性、高波动性两方面来研究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据调查，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消费水平9.31(人均消费值为1.100364万元)，与全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9.71(人均消费值为1.656177万元)相比差距更大。说明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状态;同时，人均消费标准差为9.81也反映了职工家庭消费具有较高波动性。符合消费低水平性、符合家庭消费高波动性，故选择社区人均收入这一变量具有合理性。
2.2回归模型分析结果随机效应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HLM7软件建立的4个模型的回归系数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家庭资产指数对消费水平有正向关系，对消费波动呈负向关系;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对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均呈现出负向关系;家庭负担比对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均呈现出正向关系。
2.3影响因素分析下面从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来研究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状态;同时，职工家庭的消费又具有较高波动性。进一步的分解性分析如下。
2.3.1家庭资产指数家庭资产指数与消费水平呈现出正向关系，表示资产指数越高，其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因为资产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家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水平，而要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本，就要增加一部分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社会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维系需要走亲访友、请客送礼等礼金的支出，这一项也将大大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家庭资产指数与消费波动呈现出负向关系，表示资产指数越低，其消费波动越大。原因是作为生计活动核心的家庭资产决定了家庭的风险管理策略，贫困家庭的资产非常有限，主要表现为职工家庭在风险来临时，抵御能力较弱，不能维持消费的平滑［14］。在家庭资产指数对消费的均值与方差共同影响下，家庭资产指数越低，消费水平越低，消费波动越高。因此，家庭资产指数对贫困脆弱性具有负向影响。
2.3.2家庭规模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呈现出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人均消费水平越低，这用规模效应可以解释，家庭对于消费品的边际支出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因此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人均消费水平越低。家庭规模与消费波动呈现出负向关系，家庭规模越大，消费波动性越小，原因是家庭规模大意味着常住人口越多，在家庭成员面对风险与冲击时，更容易从家庭成员的亲戚及朋友处得到临时的帮助与支持，从而减小了消费波动。在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职工家庭规模较小的家庭多为双老家庭、子女在外地读书的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家庭等，这就造成了小规模的家庭其高消费水平与高消费波动共存的现象。因此，关于这一变量的研究将引发更多的思考，如何通过增加林区就业渠道来留住青壮年劳动力，保障家庭常住人口处于稳定状态，这样就可以在不缩减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大大削弱消费的波动，进而减小职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也是天保二期工程和生态功能区建设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2.3.3户主年龄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水平和波动均呈负向关系，户主年龄越低，家庭消费水平越高，消费波动也越高。在604户被调查的家庭中，户主年龄从23周岁到86周岁不等，户主年龄低的家庭大多是新婚家庭或孩子较小的家庭，其消费需求越多、消费欲望较大，所以会造成其家庭的消费水平较高。同样的，随着户主年龄的提高，家庭生活所必须的住房、耐用消费品、生产工具等已基本完备，因此其消费水平更为平滑，消费波动也就越小。对这一变量的研究将有利于思考如何帮助职工家庭平滑度过成长期。虽然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在2008年就已经实施了《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家电下乡实施方案》，并在2009年实施了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贫困脆弱性，但还是有更多的政策空间值得思考，如何针对贫困脆弱性特征不同的家庭制定差别性扶持政策，更有效地帮助贫困脆弱性的家庭度过脆弱阶段，这应该在生态功能区建设和二期天保工程建设中寄予重视。
2.3.4家庭负担比家庭负担比与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均呈现正向关系，家庭负担比越高，家庭人均消费越高、消费波动越大。这一现象是因为家庭负担比越高，意味着家庭中未成年人、学生、老人、不能工作的残疾人可能越多，根据调查发现，“儿女的教育费用”和“医疗支出”这两项占据了林区职工家庭生活性支出的较大份额，家庭负担比较大的家庭在这两项上的支出大大提高了家庭人均消费。另一方面，家庭负担比越高，意味着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例越低，在遇到风险冲击时，家庭应对能力有限，就会导致消费波动较大。因此，家庭负担比越大的家庭，其表现出的“非正常高消费”与其家庭的高负担是有直接关系的，高于一般家庭的医疗支出与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遇到风险冲击，就会导致消费出现较大波动。因此，家庭负担比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
2.3.5是否在林场(经营所)这一变量通过影响家庭资产指数进而对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说明生活在山上林场的家庭具有更低的消费水平。生活在山上林场或经营所的家庭可以通过发展林下经济，采集或者种植山野菜、野果，发展林下养殖等方式来获得一部分自用食物，也可以通过收集秸秆枯枝等方式来减少燃料的消费，因此减少了家庭生活性支出，进而使得消费水平降低。生活在林场所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波动，原因可能是山上林场所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造成的，这一点在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规划中也有所体现。规划提出要推进小城镇建设与生态移民，认为要加快构建具有林区特色的生态城镇体系，加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集聚和吸纳功能［15］，这就意味着分散生活在林场所的职工家庭享受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于山下社区的居民有一定差距。正因为生活在林场所的家庭其家庭贫困脆弱性更大，因此在保障性扶贫政策制定中，应向这一区域倾斜，利用二期天保工程和生态功能区规划的良好政策环境，改善林场所职工家庭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条件，使得城乡基础设施完善，林场所职工的基本生活条件与山下社区同步发展。
2.3.6社区人均收入社区人均收入通过影响家庭资产指数进而对消费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意味着社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费水平越高。在社区层面，整体收入水平较高时，会拉动整体的消费水平，由于消费环境对消费心理的影响，在收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单一家庭的消费也会受到平均水平的促进，从而使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社区人均收入对消费波动呈负向关系，也就是说社区人均收入越高，消费波动越低。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社区内，某个家庭消费受到外界风险冲击时，无论方式是借款或者无偿捐助，受冲击家庭都更容易得到其他高收入家庭的经济与物质的援助，因此降低消费波动性。在对消费水平与消费波动的共同影响下，社区人均消费水平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呈负向关系，即社区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家庭贫困脆弱性越低。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基于现有贫困脆弱性理论研究成果，应用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调查的横截面数据，采用多层次随机回归方法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资产指数、户主年龄、社区人均消费水平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呈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家庭是否生活在林场(经营所)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呈正向影响。
第8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商品和服务项目类别的确定
CPI包含的统计内容是居民日常消费的全部商品和服务项目。但日常生活中，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种类繁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采用普查方式调查全部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世界各国都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我国具体做法就是抽选一组一定时期内居民经常消费的、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项目，通过调查其价格来计算价格指数。
我国目前用于计算CPI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部门分级确定。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抽样调查资料统一确定商品和服务项目的类别，设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类262个基本分类，涵盖了城乡居民的全部消费内容。
价格调查地点的选择
目前，计算全国CPI的价格资料来源于31个省(区、市)共500个调查市县的5万个商业业态、农贸市场以及医院、电影院等提供服务类消费的服务单位，统称价格调查点。这些调查点主要依据经济普查获得的企业名录以及有关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以零售额或经营规模为标志，从高到低排队随机等距抽选出来的，同时按照各种商业业态兼顾，大小兼顾及区域分布合理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由于城市人口与面积的差异，在500个市县抽选的调查点数量差别比较大，大中城市要明显多一些，小城市和县就相对要少一些。
价格的采集方法
选定代表商品和调查点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确定采用什么方式去收集价格。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在各地成立了直属调查队，自此以来一直采用派人直接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价格资料，目前分布在31个省(区、市)500个调查市县的价格调查员有4000人左右。
为保证源头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调查员必须按照统一规范的“三定原则”即“定人、定点、定时”开展价格调查工作。“定人”是指同一个调查员一定时期内固定调查相同的商品项目，“定点”是指固定调查员采集价格的地点(调查点)，“定时”是指固定调查员调查价格的具体时间。
目前，对于CPI中的粮食、猪牛羊肉、蔬菜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价格变动相对比较频繁的食品，每5天调查一次价格；对于服装鞋帽、耐用消费品、交通通信工具等大部分工业产品，每月调查2-3次价格；对于水、电等政府定价项目，每月调查核实一次价格。
权数资料的来源
收集来价格以后，可以计算出单个商品或服务项目以及262个基本分类的价格指数，但还不能计算出类别价格指数，还需要各类别相应的权数。在统计计算中，用来衡量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在总体中作用大小的数值叫权数。CPI中的权数，是指每一类别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消费支出在居民全部商品和服务项目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国CPI中的权数，主要是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各类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支出详细比重确定。
受城乡差别的影响，我国城乡住户调查样本家庭的抽选方法略有差异，城镇住户调查采取多阶段、二相、随机等距方法确定样本，农村住户采取三阶段、对称等距、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抽选出来的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采取记流水账的方式，日复一日一笔一笔记录他们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数据，调查员每月上门核实、收集账本，然后进行整理、编码、录入、审核、上报。国家统计局直接采用各个家庭的记账资料，分别汇总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
第9篇：家庭消费调查范文
关键词:石河子大学;大学生;消费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235-02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对新疆石河子大学18个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750 份,回收647份,回收率为85.2%,其中有效问卷529 份,有效率为81.7%。
二、石河子大学大学生消费现状分析
(一)消费来源分析
消费来源虽呈多样化趋势,但消费主来源单一性没有改变。调查显示,消费来源增加了勤工俭学、助学贷款、奖学金等,但依然以父母给予为主。在对529人的调查中,父母供应453人,勤工助学125人,助学贷款62人,其他如奖学金等136人,分别占总数的85.6%、23.6%、11.7%,、25.7%(本题为多选)。虽然大学生消费主要为父母给予,但有91.87%的同学不同程度上希望能够通过打工养活自己,其中54.82%表示非常愿意,37.05%表示愿意。表示非常不愿意、不愿意、比较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比例共占8.13%,持此观点的部分大学生认为大学是用来专心读书的时期,外出打工相当于拿了家里的钱换取在大学打工的机会,得不偿失。说明当代大学生,不仅独立意识在增强,而且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想法。
(二)消费水平分析
1.消费水平总体适中,中低消费仍是当前石河子大学大学生消费的主流。大学生的月消费支出平均在300元―600元之间,占接受调查人群的56.9% ,可见当前的消费基本上是现实、合理的,不存在普遍的高消费现象。
2.消费离散趋势明显,个体差异大,呈现不平衡性。大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行业的不平衡,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平衡,这在中国当前剧烈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有一定的必然性。再者,各自家庭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大学生消费的不平衡。有很困难的学生,24.6%的学生每月消费支出不到300元,也有比较“阔绰”的学生―月支出900元以上者占6.13%,其中月消费支出在1 200以上的占了0.76%。
3.大学生消费水平主要受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月消费支出在300元以下的学生当中,家庭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学生占了65.14% ,而月消费支出在900至 1 200的学生当中,家庭月收入在3 000元至5 000元以及5 000元以上的学生分别占了48.38%和89.95%,显示家庭收入越高学生的月消费就越高。
4.大学生消费水平还受其家庭所在地的影响。大学生月消费支出在600元以下的总共有437名学生,其中农村大学生占59%。而城市大学生只占41%。
5.实际消费水平与预期的消费期望偏差不是很大。在问到学生们对于目前的消费情况是否感到满意时,18.7%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34.6%的学生表示满意,38.2%的学生表示基本满意,6.99%的学生表示不满意,1.51%的学生表示非常不满意。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自身当前的消费现状表示满意的学生占大多数,其所占比例相当于调查人数的91.5%,另有8.5%的学生对自己当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意,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去选择打工或运用其他方式赚取零用钱。
(三)消费结构分析
1.伙食费。调查结果表明,77.3%的被调查者月伙食费在400元以下,其中在200元以下的同学有62人占11.7%。多数同学的伙食费在200元―400元之间。这些数据可能与他们经常吃饭的地方有关,有些学生经常吃饭的地方为学校食堂,有些则选择学校附近的小餐馆,大多数的学生的月消费在200元―400元之间。
2.学习消费。主要包括学费、书费、各种学习辅助设备(文曲星、复读机等)购置费以及参加各种培训班的费用等。学习是一种投资,尤其是时代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任何一种学习都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各类培训资格认证等,都需要付出相当的费用。所以,对于多数打算进行课外学习的大学生来说,学习消费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过,学习消费是最必要的消费,不管学费多么高昂,只要是想学习的大学生都会想办法筹划学费,而且家庭方面也很支持。
3.休闲娱乐、交际消费。调查结果显示,在总人数为529人中,17%的被调查者平均每月休闲娱乐及人际消费在60元以上,而60元以下占83%,说明大学生没有盲目的将生活费用于娱乐!并且,“人际投资”在大学校园蔚然成风,无论是过生日、考试得高分、当选学生干部、比赛获奖等都得请客。数据表明,我校大学生基本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这是值得鼓励的。
4.形象消费。在问到大学生在购买服装上的月花费时,调查显示在50元―100元之间的同学占到72%,其中女生占50%,男生占只了22%,说明女生在服装上的消费明显高于男生。女同学为了一套名牌化妆品或者一件名牌衣服,不惜透支消费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都可以反映其不懂得量入为出,而虚荣心的驱使又极易形成恶性的攀比心理。
5.恋爱支出。大学是恋爱的天堂,大学生谈恋爱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恋爱的隐私性也是决定了恋爱消费的隐私性。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而言,找个恋人就意味着花钱如流水的日子来临。调查显示:大学生每月谈恋爱浪漫气氛“制造费”中,石河子大学的大学生中单身占到61%,恋爱费用偏高的大学生占的比例不多,有27%的学生的每月恋爱费用是在100元以下;也有12%的大学生每月的谈恋爱浪漫气氛“制造费”在100元以上。这说明大学虽然是恋爱的天堂,但是我们大学生还是理性的并没有盲从。
6.上网消费及数码产品、交通、通讯消费。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迅速,电脑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有的同学在宿舍就有自己的私人电脑,而大多数的同学则经常去网吧上网,调查显示,90%的同学表示他们每周都去上网,但也有10%的同学表示他们从不上网。在每周上网次数调查中,有190名同学每周上网在两次以下,占到总人数的33%,还有177名同学每周上网次数达到二至五次,占到总人数的36%的。在调查大学生每周上网花费中,有10%的同学花费在30元以下,有36%的同学花费在30元―60元,有33%的同学花费在60元―100元,而在100元以上的同学只占21%,每周上网花费在60元以上的占到54%,由此可以看出,我校学生上网花费偏多。
在是否拥有各种数码产品调查中,有85%的同学表示自己拥有手机,其他还有33%的同学表示自己有MP4,有44%的同学表示自己拥有MP3。多数的大学生都拥有手机等电子产品。
从这点来看,信息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随着中国步入信息时代,大学生渴望通过网络了解世界最时尚的信息,上网消费已在学生生活消费中的占有重要比重。调查发现,几乎每名大四学生都拥有一部手机,有的学生还不止一部;大二大三学生的手机拥有率也达到了80 %左右。很少学生用Walkman 听音乐,而是购买新潮的MP3、MD;写信已经成为过去,发电子邮件、短消息、上网聊天已成为学生交往联络感情的主要方式。
(四)仍有部分大学生的理财意识不强
调查的数据表明,认为应先存一部分,其余为该月生活费的学生占27.2%;认为应先进行预算的学生占37.2%;无法克制自己购买欲望学生只占11.7%;而没有任何打算的占23.9 %。以上数据中64.4%的大学生消费时都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仍有35.6%的同学都坦然承认自己的消费是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同学需向别人借生活费。可见,当前大学生需要加强理财意识。
三、对石河子大学大学生消费的几点建议
1.应多为学生提供兼职平台。随着大学生的经济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勤工俭学、兼职类的工作,以增加消费开支来源,然而调查显示,勤工助学只占大学生消费的23.6%,比例很小。因此,学生在学好课程的同时,学校和社会方面应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兼职平台,给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使计算机系的同学做网管、学旅游的同学利用假期学习做导游、师范生做家教等,不仅能扩大消费开支来源,减少对家庭收入的过多依赖,而且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将所学知识更好的运用到实践中去。
2.大学生理性消费有待提高。调查显示,仅有42.16%的学生可以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其比重甚至不足调查总数的一半,他们的消费基本处于理性状态,另有31.38%的学生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消费态度有待改进,需要加强理性消费观念。
3.应加强对大学生消费的教育和引导。引导大学生正视家庭经济差别,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地域间经济差异较大, 即便是同一个地域的学生,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家庭之间的经济差别也很大。高校应加强学生消费教育和引导工作,组织进行学生消费的专门培训或开设相应的消费教育课程, 开展消费问题讨论会、消费知识竞赛等活动,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播工具,如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团讯、专刊专栏等传播媒介,教育学生珍爱父母劳动, 告知合理消费是子女孝道。“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身为儿女要懂得体恤父母的用心,珍惜父母的劳动,这不仅是为人子女起码的孝道,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加强理财观念,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在校的大学生已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主体,由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步入大学之后才开始进行理财,所以说在大学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学时代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学会记账和编制预算,这是控制消费最有效的方法,这样大学生可以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收支情况,看看哪些是不必要的支出,哪些是可以控制的支出,哪些是可有可无的支出,对症下药,对今后的开支做出必要的修改,达到控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