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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
关键词:理工科院校 文理融合 文科定位 特色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2-012-02
当代社会面临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城镇建设、科技发展等,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通力合作,解决这些问题,即要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理工科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正是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技能、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 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略, 出现了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不均衡,导致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综合实力,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很多理工科院校都开设了文科,以此营造校园的文化氛围,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增强学校的软实力,这既是理工科大学实现综合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理工科院校设置文科专业的必要性
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使学生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标。我们不仅要传授自然科学与工科知识技能,还要从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工作态度、文化素养等方面教育和培养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认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具有四个要点:其一,涉及一个民族的总体科学、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质;其二,涉及一个民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共识;其三,涉及一个民族对全局问题、突发事件和日常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其四,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科学技术赋予社会以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和物质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赋予社会以前进方向和精神内容。只有把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结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创造物质文明的才能,而且也应是精神文明的承载者与践行者。
1.文理交叉是时展的趋势。文理分家的教育模式使得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围相对淡薄,而现代科学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具有整体功能的大科学网络。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距离的缩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壁垒被打破,它们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正如牛顿所说:人文与科学“在山下分手在山顶相遇”。适应科学综合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在理工科院校发展人文学科,文理渗透,是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的选择。
2.文理融合是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有效途径。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工业文化时代的“专才”,而是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情商、智商兼具的复合式人才。而目前片面的专业教育状况令人担忧,科学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会出现两种畸形人,一种是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一种是不懂技术、奢谈人文的“边缘人”。文理相隔如山,壁垒森严,这种机制塑造出来的“人才”,如何在知识经济社会担当大任?时代向人们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通才教育,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才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3.文理渗透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最佳方式。创新人才的重要标志是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源于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则是建立在抽象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从研究方法论上说,一个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既需要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逻辑思维,也需要直觉、联想、灵感等非逻辑的感性思维,只有抽象逻辑思维,而无形象思维是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1981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理工学院的罗杰尔・思佩里博士,以令人信服的科学事实证实了人的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左脑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右脑以形象直觉思维为主,各司其职,又互相协作,缺一不可。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左脑和右脑功能的同时开发,抽象逻辑思维与形象直觉思维的共同辅佐。
早在本世纪初,西方一些著名的大学就力图克服这种片面性,探索科技与人文的汇通之路。哈佛大学的学生在一、二年级开设“通识课程”,广泛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内容。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学生要学习占总课时22%左右的人文课程,即是避免技术对人的异化所采取的对策。
4.文理兼备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学科的综合性和人文精神的健全是大学的灵魂。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覆盖面都非常广泛,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尤其拥有强大的基础学科,这是学科发展的源泉;同时又有许多交叉科学和新兴学科,使学科群中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具有旺盛的生长点。
在众多学科中,人文学科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是综合性大学,也是理工科院校的精神筑基学科,正是它构成了一所大学文化性格的内核,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历史证明,没有人文学科丰沛的学术滋养,其它学科将有沦为技术化、工具化的危险,最终也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大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一流的人文氛围,就称不上现代意义的综合大学”,这一理念已经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一些卓有远见的理工科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华中工学院等,就已领先一步,恢复或开设了人文学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理工科大学也把目光投向了人文社科领域,成为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践,这些院校已基本完成综合性学科布局,改变了以往“以理为主,兼有经管、人文学科”的局面,实现了向综合性学科转型的目标,从而奠定了向一流大学迈进的基础。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强调教书育人和传承知识是大学教育的传统。如德国的洪堡大学把人文情怀的培养、科学研究和创新知识的重任赋予了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学应当具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感。由此,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规定。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具有人文情怀和创新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这就对当代的大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综合化发展:一方面是指综合性大学要有更大的学科包容面;另一方面则尤其要求理工科大学尽快实现综合化转型,在保证工程技术和应用性优势的同时,加强基础理论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
二、理工科院校文科专业的发展路径
理工科高校的文科有别于综合性大学,文科建设不能一味循着综合性大学的培养道路,实力上也很难与之分庭抗礼。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出奇制胜,要善于把后发的劣势变成灵活的优势。在设置专业时根据自身在全国高校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找准自己的学科发展定位,既要尊重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又要依托理工背景,着力创办特色鲜明的文科专业。因此如何设置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就成为理工科院校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由于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中文科的学科地位总体偏低,基础较差,资源有限,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在设立专业时不能操之过急,应当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1.服务理工类学科,奠定本学科基础。在这一阶段,文科定位应是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提供服务,增强本专业及与之相关专业的师资力量,为下一步的专业发展打好基础。开设一些通识课程或选修课,如文学、社会学、劳动关系、政府管理学、国际关系、法律、哲学、心理学、音乐以及美术等学科,作为科学与工程课程的有益补充,培养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同时积累相关的文科师资,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许多重点理工科大学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开设文科专业,服务学校的学科和校园文化的建设,对理工科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重要的影响。其一,通过开设人文学科课程,使理工科学生通过必修与选修的文科课程,获得人文学科的知识滋养,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上完成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实现知识结构上的全面发展。其二,通过师生与学生交往影响学生,文科教师以其特有的气质、价值取向与人格魅力,影响理工科学生。课下,理工科学生通过与文科学生的交往,受到文科学生的言行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2.找准发展定位,确立专业方向。理工科院校与传统文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前者很难与后者的专业水准竞争,理工科院校文科必须找准自身定位,确立与学校发展相适应的专业方向,和学校现有的学科交叉融合,增强社会竞争力。所谓的学科交叉,并不是直接将文科专业与理科专业生硬地嫁接起来,而是既要利用优势学科,又需要保持本专业本身的特点,有目的,有针对地形成一种优势资源的整合,加强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融合,跨学科组织学术创新团队开展学术研究,为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提供便利。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文科发展策略,就是要“培植与工程、科学及数学直接相关的文科”。在它的课程中,有45%的是文科,但是以其所拥有的世界一流的理工科为基础。例如它在管理领域取得的优势,就是与工业生产、工程科学联系密切的生产运行管理、运输后勤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房地产管理等新兴学科相关,这样的成功案例为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的设置和发展提供了思路。
3.形成特色,走向成熟。学科要发展就不能满足于辅助和服务的地位,必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能够满足自主发展的一定学生规模、专业数量和学科层次,要形成一定的学科群。扩大学科规模,然而这种扩大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种类的多和全,应该更加重视学科的质量和学科间的相关性,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和追求的目标,准确定位文科发展的方向之后,就要力求形成与学校发展定位相一致的文科结构和特色,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设置合理、协调发展。
4.服务社会,特色培养。鉴于文科教育和科研与社会需要相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理工科院校的文科设置应该打破固守书斋的传统办学模式,及时调整和改变思路。要密切关注现实,主动投身社会实践,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地方需要不断调整学科方向,提供理论参考和咨询服务,切实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同时,还要坚持学科品格,不随世俯仰。如果在强调服务的过程中,忽视自身学科建设和发展,其科研和人才培养就会失去依托,最终会导致服务功能的丧失,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大学精神在于探求真理,完善人格,教化社会,泽被人类。在当今经济日益发展、科技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势必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水平,取决于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总量和质量。因此,在理工科院校中构建大学精神,人文学科尤其要凸显其文化作用,消除市场经济使人“物化”的危险,淳化师德,涵养师生心灵,使大学真正成为知识、思想、理性、道德的诞生之所,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
关键词:路遥;作品:青年;青A
进入新世纪以来路遥和他的作品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浪。探究路遥受欢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个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于作品的魅力。“从1986年到2000年间,《平凡的世界》在十五年内至少被重印过四次(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华夏出版社,2000年的广州文艺出版社及太白文艺出版社)其中还不包括书摊上的各种盗版”[1];《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畅销书,越靠近民工聚集区的书摊上,它越是常备书。盗版书虽然大大损害了该书正版的发行量,但低廉的价格却使它达到了许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样在底层挣扎的人群手中。“在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前十本书的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名列第一,占24.1%。”[2];“在1995年五城市青年阅读调查中,1000多人次共提及385位作家为自己最喜欢的五位作家的人选,按照票数的多少前后排列,前十位作家的排名中,路遥居第七位”[3]。农民,打工者,学生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其中青年是其重要组成成员。
一p个人魅力:对苦难的超越
路遥的成功完全是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他的一生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奋斗史。路遥出生在十分贫困的农民家里,饥饿成了他儿时记忆中的阴影。7岁的时候由于家中人口过多,他被过继给伯父。1963年路遥小学毕业,家里的日子变的更加艰难,伯父家无力继续供路遥上学了。但是,一些同学拉着路遥进了考场,路遥想:“不管让不让我上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当时,路遥竟然在几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府―延川中学。靠着同学们的接济,一天一天地把中学读了下来。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性的书籍,为他将来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1976年8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从事编辑工作。这件事对路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因此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从此路遥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文学远征。[4]志存高远的路遥终于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方向。
1980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引起了文学公众和文艺界的瞩目。并因此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接着路遥发表了第二个中篇小说《人生》,又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被改编成了电影。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一方面他表达了为完成这一文学工程而愿“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愿望。另一方面,一旦他接受了命运的挑战,反而从精神上获得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去,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风餐露宿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有为拼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对自己的告诫:“如果不抓住命运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路遥那献身于文学事业的永无追悔的牺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这构成了一个作家独具魅力的存在方式。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路遥终于在1988年5月25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全部创作,《平凡的世界》是路遥走向苦难,挑战自我的产品。
二、创作观:为广大下层人民而作
路遥作为一位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作家,对作家的劳动及“为谁写作”这类问题有着积极而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能得到一种的廉价的满足。‘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最平庸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作和劳动’ 路遥鄙弃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及虚无,颓废的老庄主义创作倾向,也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可疑的东西保持着距离”。[5]666路遥在这种创作观念的支撑下使得他的作品通俗易懂,使读者与作者之间通过文本的交流更加流畅。路遥是农民出身,他知道社会底层人们的困苦生活。他同情社会底层平凡的人们,密切关注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内心的感受。为那些艰辛地生活着劳动着的广大的“农村人”写作,特别为那些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中艰难挣扎的青年人写作。
“真正的小说关心的是人,叙写的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内心的体验,小说家的写作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意味的情节、意象,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帮助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向读者提供人生经验和智慧,从而对读者的人格成长和道德生活发生积极影响”。[5]667 这就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
三、黄金信仰:受挫是失败时的精神支柱
艾布拉母斯认为文学活动应有四个要素构成: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过程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路遥是一位经过磨炼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审视“世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易于了解作者的思想,了解作品中描写的“世界”,并应用读者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运用想象、联想,使作品中深层次的内涵在头脑中具体化,形成新的“世界”。这一过程就是文学的接受的过程,是文学作品实现其价值的过程。大多数的美学家们赞同把文学接受审美价值属性概括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等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三个层次”,而悦耳悦目是最基本的价值,悦心悦意较高,而悦神悦志是最高层次的。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经济建设挂帆起航后,人们都在积极努力改变眼前的现实,驱逐昔日的贫困,谋求生存和幸福,寻找自己合适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成为一些农村青年关注的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尚未解决,而就业难,创业难,贫富差距等许多社会问题出现在青年面前。面对困难失败挫折是难免的,失败受挫,易使人失去斗志,就需要有精神动力的支持去继续拼搏。路遥的作品恰在此时横空出世,对于处于迷茫期的青年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参考文献:
[1]熊修雨,张晓峰.穿过云层的阳光-论路遥及其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反思[J].学术探索,2003(3).
[2]王继坤.高校开设阅读学课势在必行[J].上饶师专学报,1999.
[3]林青.关于当代青年文学阅读的意向的调查与分析研究[J].教育艺术,1997(4).
不久前,我国第3次出版《路遥全集》。
作为新版《路遥全集》的特邀编辑,我情不自禁地沿着那条熟悉的山径,又一次来到延安大学校园后山路遥墓园。
在平凡的世界里匆匆走完42年人生后,路遥与他深爱的故土融为一体。山丹丹花开得正艳,仿佛在诉说着对他的思念。
农民的儿子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路遥是父母的长子,属牛,乳名叫“卫”。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陕北像洋芋蛋蛋一样极其普通的生命,后来竟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
1957年,父母因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苦难让“卫”过早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自控力。
就这样,“卫”由清涧走到延川,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县的最高学府——延川中学。整个初中3年,是王卫国人生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勉强接济,才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了他的人生志向。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他后来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3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路遥一生都难以排遣的生命记忆。后来,他借用《在苦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的心理活动,说出自己对苦难的理解:“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用文学表达苍生情怀
1970年,王卫国开始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第一首以“路遥”笔名发表的诗作是《车过南京桥》。从此,王卫国成为文学青年路遥。
“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新时期之初,就在许多作家忙于创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时,路遥却以深沉严峻的历史眼光,敏锐地关注着生活在黄土地皱褶里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汇到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上。他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区位,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发力点。
1981年夏,路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创作完成中篇小说《人生》。“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视文学为生命的路遥,仅用21个昼夜就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这部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生出路问题的中篇小说,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1982年被文学界称为“路遥年”。
永远与黄土地同在
《人生》等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
1983年以后,路遥潜心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最初决定以黄土高原农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为线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全景式地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他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这部长篇巨著花费了路遥6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仅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准备了3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为了准确还原历史,他还翻阅过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不仅如此,路遥还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与煤矿中,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路遥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中国新时期文坛正刮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风潮。路遥却一头扎进铜川矿务局的陈家山煤矿,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并没有被打懵,而是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
就在路遥逆风而行、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的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下坐,就会睡过去……”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奉献了书写人民的煌煌巨著《平凡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给读者提供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在陕北甘泉县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从1988年春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52天。《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可以说,是亿万读者把路遥推到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我只见过路遥一面,那已是二十多年前80年代初期的事了。那时各地作家协会和文学刊物的经济情况还不紧张,现在已星散零落、被人鄙视得一钱不值的“文坛”还经常举办“笔会”。无非是由哪家文学杂志或者哪个省区的作协出面邀请一帮外地作家来本地聚集一次。大家都有一种解放感,无话不谈,气氛活跃。聚会中少不了吃吃喝喝、游山玩水。今天想起来,中国首开“公款吃喝”的应该是中国作家,中国作家是“公款消费”的始作俑者,罪莫大焉!也难怪今天的年轻作家特别是“80后”的一代,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作家瞧不到眼里,气不顺。我们玩闹的时候他们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玩哩,今天也该轮着他们风光风光了。
我是在陕西作协在西安举办的笔会上认识路遥的。可是路遥好像出席不多,出席时也是一脸愁云,很少说话。西安笔会还安排我在“人民剧院”讲了一次“创作谈”。前不久,我又到西安出席“曲江电影新人新作推荐展”,和著名导演谢飞一起给电影新作颁奖,地点正是“人民剧院”。一进大门,我就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那次开讲“创作谈”的聚会。那时楼上楼下连通道都挤满了听众,人人洗耳恭听。今天,我看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创作谈”也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来浪费时间了。我一人在台上舞之蹈之高谈阔论后,陕西作协请我吃饭,路遥也在座,仍然很少说话。但吃完了饭他非常诚恳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说是他家离饭店不远。我记得他家就在陕西作协院内的宿舍楼里,连建筑面积也就七十多平方米的样子。当年人人家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路遥的家更是简单得近乎简陋。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后他给我冲了杯茶,用一个乌蒙蒙的玻璃杯。我突然发现好像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蒙的,连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当时在座的还有王愚,我记得从他家出来走到街上我对王愚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时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常被人谈起,后来才知道忠实那时常住在乡下。我们西北作家和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因而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
这是我和路遥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应该提的是他的身后事。路遥英年早逝后不久,我去北京时见到张锲,张锲那时正主持中华文学基金会,而我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中是出过力的,所以还有点发言权。张锲跟我谈起路遥去世后他家庭状况和他的清贫,据说路遥弥留之际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我就想起路遥邀请我到他家去时那满脸诚恳的表情。实际上,我和路遥本来没有多少话可说,即使在他家也没说什么深入的话题,我和路遥是两类性情的人。路遥要表示他的客气,在饭桌上已经表示过了,用不着再邀我到他家去枯坐片刻。我想,冥冥中这是不是路遥要给我托付什么呢?对路遥的身后事,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才对。我力主把路遥的女儿安顿好,最好是接到北京来上学。我跟张锲说,中华文学基金会要做事,首先要从这件事上做起。而应该说张锲和他妻子小鲁比我还热心,在他们积极操办下,路遥的女儿很顺利地到通县的学校上学了,并且还经常到张锲家度假,把张锲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算起来大约应该有了孩子也就是路遥的孙子了。
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能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我生病住了院,他带着好烟来看我,说:该歇一歇了,你写那么多,还让别人活不活?!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协大院里那把破藤椅上打盹的样子。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说:这个病房好吧?省委常委开会让我住进来的。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医院看他,他说:等我出院,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捧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陕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发感慨:如果路遥还活着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这谁也说不准。但肯定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会干出许多令人佩服又咋舌的事来。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陕西画界有人以为自己是石鲁,我听到石鲁的一个学生说:他算什么呀,不要说石鲁的长处,他连石鲁的短处都学不来!
路遥是一个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样的人了。
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
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就决定了它们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短暂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
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
(选自《青年文摘》)
路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作家群中一颗极为璀璨的明星, 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文学,路遥清楚的知道他是为什么而写作的,他用他独特的眼光审视着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在路遥笔下真实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的悲剧人物与故事情节。
文学是虚构的,是作者内心真实的反映,路遥的作品正如路遥自己一样朴实而深情,作品中充满了悲壮与苍凉的情感基调,不论是从作品的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塑造无不散发出一种在困境中抉择和勇于挑战现实生活的悲剧美。路遥的一生都很清楚自己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所以他经受住了考验,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裹挟而去”。只可惜,命运还是毫不保留的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本身就是生命的悲剧。路遥小说的创作,正是其思想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内在生命运动,是站在社会改革时期城乡交叉的地带去审视着一个时代的变革。路遥的笔下大部分是悲剧式的人物,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等等,正是这些悲剧式的人物才最能反映改革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最真实的变化。
1982年,《人生》的发表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小说创造了一个身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高加林。他是一个有才识的普通农村青年,有着一颗迫切追求现代文明的诚挚之心,却又在个人愿望与现实生活矛盾冲突中进退两难。当高加林民办教师的位置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回到高家村务农,在他愤恨失落的时候,刘巧珍的出现给了他极大的动力,两个人不顾家长的反对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情长跑。可是,随着二叔的升职,这个不幸地意外却给了他一展宏图的机会。然而,这确让高加林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变成了那个曾经让自己讨厌过的角色,就是“靠关系”得到一份体面的县城工作。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当自己民办教师的位置被人顶替时,他是多么厌恶这个官僚社会啊,没想到如今他也没有禁受得住这份诱惑,这无疑是实现自己理想追求的一条捷径。事业的蒸蒸日上使他抛弃了那个曾与他共患难的纯洁善良的女人,而选择了一个漂亮有文化又家境好的姑娘黄亚萍。然而,好景不长,被告发之后,他在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整个世界,他不得不再次回到高家村,从此陷入到了人生的低谷。
一个满怀希望的农村知识青年,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玩笑中宣告了失败。路遥并不是单单从爱情这个角度来呈现这场悲剧的,高加林的悲剧并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路遥通过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去透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城乡交叉地带一系列向他这样追求理想,勇于反抗的知识青年在改革的浪潮中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深刻变化。生活在城乡的交叉地带,使他们一边接受着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一边又在这个封建而滞后的农村中无法脱身,说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实则正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系列悲剧的产生。
路遥作品中人物悲剧的命运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中越来越凸显,城市和农村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给了人们不同的生命遭遇。可是这样的环境并不是人们自己造成的,所以,路遥笔下的人物敢于追求反抗命运,追求新生活。还有《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是一个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农村知识青年,小说将他求学、成长、奋斗、成熟的经历一一清晰地刻画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尽可能的去认识到在改革大潮下,一个有着学识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怎么样在经历了坎坷之后,毅然决然的成了一名煤矿工人。孙少平从小就喜欢读书,一直向往着村子以外的世界,因此在县里上高中的孙少平时刻与饥饿和贫穷做着抗争,这也使他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之于社会这个群体中生活的不易。
毕业后,对于孙少平来说,他渴望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展示自己,就像他对田晓霞所说的:“他想到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或者是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这是一颗急切渴望外出闯荡的心,他不甘于像父亲和哥哥孙少安一样做一辈子的农民,于是背井离乡,开始了艰难的路途。他最初为了生计做过揽工汉,后来到了大牙湾煤矿,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孙少平的生活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一步步成熟起来,他从一个自卑的农民跃身成为一名吃官家饭的煤矿工人,从一个一心憧憬未来的理想青年变成了一个活在当下的现实人。在我看来,这样的改变无疑是一种自我挑战的成功,像孙少平一样坚持自己的理想,敢于拼搏闯荡的奋斗者形象,正是代表了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大批敢于走出“农门”,接受新思想的农村青年们。
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们,以永远的精神鼓励。这也是他的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所在,在这种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变革的激流中,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只能是另人更加深刻而警醒的认识到悲剧意识下的现实意义。
路遥笔下的一些人物,他们既是悲剧的牺牲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到他们渴望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追求现代文明的理想,又能看到他们在追求现代文明的道路上遭遇的无奈和辛酸,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却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像是刘巧珍,虽然高加林最后负了她,可是在巧珍的心里,永远都有着高加林的位置,那是她向传统挑战的最关键的一步,刘巧珍最终和马栓用最传统的仪式举办了二人的婚礼,就是对她追求理想与现代文明最痛苦的祭奠。再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她渴望城里人的生活,却在让她一心向往的城市里,最终伤心和失望,只有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像刘巧珍和刘丽英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她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最终只能在前进的路上成为牺牲品,造就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当然,这就是悲剧强大的感染力所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效果,路遥的悲剧让我们既看到了传统道德必须改进的方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文明中不合理的一面,就像路遥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所说的:“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路遥的创作总是把人物置身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之中,在社会现实真实的写照中,展现人物悲剧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敢于反抗命运,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力量,他们不甘于命运,不甘于现实安排给他们的农民的生活道路,为了与这种既定的生活道路抗争,他们进行了顽强的奋斗,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的人生的态度,这也同时是路遥的作品所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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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遥著.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J].钟山,1984,(5).
[6]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语丝,1925,(15)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文本层次;语言特色;形象设计;文学意蕴
早在三国时期,经学家王弼在诠释《周易》的时候就曾提出了关于文本层次的观点,《周易略例》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尽管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来说,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但王弼的先见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层次结构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波兰现象学家派理论家英伽登也曾提出,文本应有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语音组合层次、意义单元层次、多重图式化面貌层次、再现客体层次。 概括起来,英伽登所说的文本层次就是“音、意、形”三方面,与王弼观点相似,于是我们分析文本时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文学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层面。
一、《平凡的世界》的语言特色
(一)朴实平淡而幽默诙谐
《平凡的世界》以陕北黄土高原为地域背景,描摹了各阶层普通民众的生活面貌,基于这一主题,路遥在语言应用方面不断地呈现出朴实平淡的特点。比如“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站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的一个姗姗来迟者――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 这段话路遥没有运用任何华丽的辞藻,纯粹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高一(1)班的女值日生在等待同学来拿焦黑的高粱面馍时的不耐烦心理展现在读者面前,既详细地描绘一个具体的心理活动,又能够把女值日生焦躁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显现。
路遥的语言应用还体现幽默诙谐的特点。“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圪崂拉风箱,饭还没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扒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地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 “土匪”是贬义词,指地方上的武装匪徒 ,而路遥却把孙玉亭的孩子比喻成“土匪”,表现了三个孩子极度饥饿的遭遇,进而讽刺了玉亭和他老婆贺凤英不会过光景的事实,此时,作者的幽默感和讽刺性便跃然纸上。
(二)充满地方特色
《平凡的世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最明显的是运用了大量的“信天游”。“信天游”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 ,充分体现了西北人民的精神、思想和感情。
“她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这是描写田润叶在河岸上思念孙少安时从远处飘来的一段“信天游”,表达了润叶即将出嫁但仍挂念青梅竹马时纠结、无奈、矛盾、思念的复杂心情。若只用一段单一的叙述性文本来展现润叶的内心世界,那么难免会显得冗长、乏味,与“信天游”充满趣味性、朗朗上口、篇幅虽小但意味无穷的特点相比则显得暗淡。
除此之外,文中还有大量的陕北专有名词,如“圪崂”、“崖洼洼”;“脑畔”、“门楼”;“灶火旮旯”、“窑掌”、“脚地”等,无不体现陕北方言的特色。
二、《平凡的世界》所塑造的形象特点
孙少平是路遥在书中塑造的主人公之一,作者根据少平所处的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这一形象,笔者认为,路遥塑造的这个形象是成功的:这是个假定与真实相统一的形象,又是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形象。
(一) 假定与真实相统一的文学形象
“文学形象,一方面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有的甚至与生活本身的逻辑也不一致;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现实生活更加真实。” 所谓的“假定性”在于小说的人和事是作者塑造出来的,读者尽管可以找到相应的原型,但却不能小说完全对应,因为小说创造需要虚拟性和假定性的元素,否则只是简单地为生活记一笔流水账,写作者是要遭到责怪的。
虽然孙少平是一个被创造的角色,但是对于《平凡的世界》这部现实主义小说而言,他的形象是“合情合理”的,即符合客观规定性以及反映人们真切的感受和真挚的感情。在小说开篇,路遥就描写孙少平因为贫穷而内心极度自卑,每到用餐时间他都要等到其他同学领完各自的食物离开课室之后,才敢蹒跚而来,取走自己的几个黑面馍。这样的形象塑造符合穷人害怕被人歧视的心理事实,其真实性让读者为之动容,同时,作者在塑造自卑的少平时还寄寓无限的同情、怜爱和希望,使读者与之共鸣。
(二)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文学形象
“文学形象作为艺术概括的方式,则始终不能摒弃个别,而且还要强化它、突出它、丰富它,是个别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与此同时,这个‘个别’又与‘一般’相联系、相结合,个别与一般同步进行,最终达到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境地。” 孙少平既是孙少平本身,贫穷而无所畏惧、永不服输,同时,他又是千千万万个渴望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农村青年的缩影。
三、丰富的哲学意蕴
笔者认为,路遥是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智者,他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渴望用笔触去填满人们心中关于“平凡”的空白,慢慢地实现对读者人生的启迪。
他在书中写道:“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的思想、气质、感情、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人们大都喜欢花费时间去议论公众人物的生活琐碎,却不愿意将目光投射于平凡的人群。路遥尖锐地抨击了人性的弱点,但没有引起人们的不满,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的反省和无限思索,这无疑是《平凡的世界》给予读者最宝贵的财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平凡的世界》在文学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层面都极具研究价值,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窥谈到文学理论的精髓,还可以通过文本分析深入了解小说的现实内涵.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现代汉语词典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路遥.平凡的世界 [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你的名字叫“路遥”。人如其名,你的名字是你的命运的写照——“路漫漫其修远兮”——充满了荆棘和燃烧的心路历程。厚厚的近视镜片之后那双识破红尘的眼睛,眉宇间写尽人间沧桑。你又是一块赤金,短暂的生命创造了含金量为高纯度的辉煌,你把生命发挥到极致。当你要喘息透口气,然生命之树猝然倒下。因此,称“你是那颗遥远的闪烁的星”。
我最早接触你是在1984年那部名叫《人生》的电影。作品中看似偶然事件,看似戏剧性情节,实则反映了沧海桑田、艰辛坎坷、云诡波谲的人生,反映了横亘几千年的城乡二元对立,着实让人心酸无奈叹息无语。当时教我的语文老师让写观后感,试想一个初中生,生活阅历无从谈起,感想从何而来,只是一味谴责见异思迁的高加林。然而,充满酸甜苦辣咸的无助人生,岂是一个“见异思迁”概括了得!
你给我的最大震撼,则是那部《平凡的世界》。
时值1990年春夏之交,我在省城读书,有幸看到三本装的那套书,一下子被吸引了,花了好大气力才向同学借阅到手。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你写的哪里是“孙少平”啊,你写的是你自己,写的更是我们自己。——村头的袅袅炊烟,地头黄土里的寂寞芬芳无人问津的小黄花,那条通往学校雨后泥泞的小土路,生产队寒冬的空气里人们呵出的热气,勤奋好学、孤独多愁、敏感好胜的主人公,善良质朴、有点无知有点狡黠的村民……你绘制了一副五彩缤纷的平凡人生世间万象的画卷。
我不喜欢把文学作品放置于显微镜下用数据分析考证,凭借感觉印象予以把握可能更切中文学艺术的精髓本质。作为小说,有倚靠感觉才气,不注重情节(甚至把小说写成散文)的“才气型”作家及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对此类才气型的再加提炼规范,愈益“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情节稍加曲折,就是孙犁的“荷花淀”类型。此两类的共性就是“写意性”。而“写意性”赋予了生活太多主观的“想当然”,“一厢情愿”显然不等于苦涩生活的全部,自然有假的成分。第三类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代表,人物形象高度凝练,着力塑造包括人物和情节都力透纸背的“典型性”。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先生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闰土、阿Q等个体,不如说是整个中国国民,一点杂质也没有,总感是“书里”的人物,不是生活在街道弄巷里活蹦乱跳的人(此意思非我原创),尤其作品无处不充斥着“悲悯、冷峻、悲观、绝望”这几个关键词的综合意思,没有一点笑容,阅读总感太沉重。第四类不得不说莫言系列作品,像哈哈镜一样对描写对象进行“部位伸缩”(不等比例的夸张处理),可以把太阳说成饼子,也可以把蚂蚁说成骡子,还可以说成脑袋长在耳朵上,随心所欲,曲折变形的反映生活本质。更有一种抹去时代背景,抽取故事发生地,好像在地球月亮上哪里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人物姓名简直是个毫无意义的符号,意象意义大于实际,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文学艺术形式本无高低优劣之分,从接受美学的观点说,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张力是由读者和作者正解、误读共同创造实现的。从欣赏者个人的喜好角度而言,上述几类我均不太喜欢。我喜欢“树叶是绿色的,人老了要长白头发,不吃饭饿得慌,人是要脸的”这种还原生活本色的作品。路遥的作品就属于这种“还原生活本色”的作品。
路遥啊,你是在用你的心灵写作,你的作品更多表达的是你的悲悯情怀、宽厚仁爱、自重自强、博大笃实、激情热爱。你如啼血杜鹃,用丝丝入扣的语言写世界写人物。作者与主人公是平等的,你以平视角度观察世界,用心灵感悟世界,以自己心灵感知对方内心,用娴熟精准的语言描景状物。你的作品的语言随物赋形,始终是以口语为毛胚,加工提炼成通晓易畅的书面语,内容和语言都是本真的。写到此处,我想起韩柳古文运动,韩柳古文运动传承的是我们传统的“夫不平则鸣”(创作动力),倡扬的是“明道载道”(创作内容),运用的是“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生活,表情达意”的古文(创作形式,即语言外壳)。我想,这也正是路遥的创作理念。路遥根植于脚下的黄土地,血脉相通于黄土地,吸吮并流淌着富有时代特色的新鲜血液,高扬博大精粹的传统文化,讴歌勤劳正直善良进步不屈正义,鞭挞懒惰自私世故粗俗蛮横不公。路遥,你稳扎大地,超越时空。
大哉,路遥!
从路遥这里,我们找到了钦佩追慕的榜样,破解了“怎样当作家,作家应该做些什么”、“当代作家该写什么,怎么写”这个文学现实课题。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文学手法,路遥的成功最终归于“真实”二字,是“浸透心血,真情实感”、“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的成功。基于“真情实感”,任何“主题先行”,任何的“为技巧而技巧”等等,都退而求其次,苍白乏力。正是缘于“真情实感”,当作品主人公感情到了,也正是作者感情澎湃乃至喷簿欲出之时,作者此时干脆跳出来,用戏剧旁白式的语言直接拉近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共鸣升华,运用得那么贴切妥当,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心理独白本是西方作品的特长,但作者已完全内化成自己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可见,理到极处都一样。中西方的语言能手在创新的巅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路遥作品之于生活,不是简单的像摄像一样的复制实录。他对生活有独到而深刻的感悟和见解,洞察社会发展的大势,剥离去除虚无浮华的杂质,让潜流涌动但不易察觉的潮流的东西大白于读者的视听。现在看来,孙少平,作为一名到城里打工的地道的农民工,他筚路蓝缕,一直与不公命运不屈抗争,少平之“平”,看似“平”,实则“不平”;孙少安自然是一个有能力有思想,德才兼备但被时代和世俗湮没才俊的农村青年,少安,名符其实,被世俗打磨棱角后的委曲求“安”。且那个年代(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造假,说是河南人造假。看似顺手一笔,但针砭时弊,有某种宿命在里面,让人不觉想到20年后的“瘦肉精”事件。此情节不知是偶然与否,可说路遥作品内容超前意义所在之例证吧,让人掩卷沉思。总之,《平凡的世界》”千人千面,无一雷同,我们现实中几乎每个人都能从这部书里面找到自己,像照镜子一样照出了外表,更照出了自己的灵魂。受打压被冷落遭误解仍择善固执义无反顾,从中找到继续坚守本性的激励和勇气,拿相装孙拿龙捉虎虚伪阴暗,若尚有些许良知,找到的是汗颜和反省!
先哲为圣贤君子规划了人生目标:立德立言立功。花开留芳,雁过留声。庸人活于世犹如尘世中多了一粒尘埃,庸人离于世犹如地球上消失一张吃饭的嘴。但庸人从不自认为庸人,无论凡人还是奇才,内心都愿发出不甘于平庸的豪迈声音:我辈岂是蓬蒿人!试问,古往今来,非“蓬蒿”之辈者终究有几人?43岁的路遥过早地离开我们,但创造了与他生命长短极不相称的奇迹,留给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他的生命沉甸甸的,极富质感,不枉来世一遭。然天妒英才,英年早逝!
我仿佛看到划破夜幕的星辰,伴随着长长的耀眼的弧线,倏然一下悬挂在茫茫无涯的宇宙一角,恒定不动地散发源源不绝的光明,明亮的星辰似乎眨着平和又有点神秘的眼睛,微笑并侧目关注着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面不断上演的悲欢离合故事的人们。
我仿佛又听到有个姑且称之为上帝的苍老悠长的声音在召唤疲惫不堪的漂泊游子——人间使命你已完成,跟我回家吧,孩子,你太累了,也该歇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