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关键词：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核心所在，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农村社区，其社区文化建设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如何积极探索转型期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不断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区物质文明发展，已经成为了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的内涵

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主要指的是由居住在农村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由一定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归属和道德规范。而从农村社区文化内涵的形态上看，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主要指的是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所必须的各种文化设施以及文化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由此可见物质文化是保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制度文化指的是农村社区文化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制度文化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保障；观念文化指的是居民所有具有的共同价值观、社区意识、社区精神等，制度文化是农村社区文化的核心所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三者是农村社区文化的主要内容，且三者缺一不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农村社区文化的统一体。

二、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足

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思想认识不足问题，许多干部群众对政策的解读和理解不够，完全没有认识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真正价值。许多社区干部工作理念和方式依然停留在以往落后层面，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观念，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没有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从根本上抓好农村社区文化管理模式的革新，严重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二）硬件支撑不够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也同其它类型的项目建设一样，需要有强大的硬件设施作为支撑，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其目前的固定资源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匮乏性，即便是已经建成的图书馆、文化活动室也会因为后续资金的不足难以进行必备的资源补充、维修甚至是日常的运作，这就导致很多地方的社区文化建设成为了“形式主义”，并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内容与意义。

（三）文化人才匮乏

文化建设同样需要一定的人才作为支撑，但是由于受到其固有的经营条件以及市场运作规律的影响，真正愿意投身到社区从事文化服务工作的人才数量并不多，而且极有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和现有工作条件的落后与不发达造成已有人才的流失。同时部分地区政府层面由于缺乏对文化活动的支持，导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才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严重影响了其工作的积极性与热情。

三、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先进文化

在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树立先进的农村社区文化。因此，在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社区，以先进的思想武装人们的思想，帮助社区居民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使先进文化在农村社区中扎根、发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要做到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又要打造适合人全面发展的、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根据农村社区的具体情况，积极利用乡土资源，以戏曲、歌谣、民谣等方式开展一系列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促使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精神的形成，从而使本土文化与先进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二）完善设施建设，健全管理体制

农村社区文化是通过一系列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来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社区文化公共设施、文化活动场所、规章制度、文化管理体制等等。因此在当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用于硬件设施投入的缺失而呈现出并不繁荣趋势的情况下，要不断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加大用于专项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确保其各项事业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社区内部还要做好文化管理工作，让科学完善的发展体系，符合整个农村经济建设规律，以及广大群众文化需求规律的管理体系来完善对其的运作与支持。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要想彻底健全管理体制，还需要构建一支稳定的工作队伍，其要以发展的观点来落实文化建设中的各项工作，同时在明确其自身权责以及个人责任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奖励机制，来实现其对于文化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潜能。

（三）注重人才培养，增强培训教育

鉴于目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已经存在的人才匮乏、人员结构失衡的现状，其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其对于自身发展的束缚，就要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要充分储备社区文化服务人才，尤其是面向广大年轻的村干部，构建具有先进性、针对性、目的性与服务性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侧重于培养其管理素质与管理能力。同时，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需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社区文化教育工作。社区文化教育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开展一般知识性教育，通过采取组织村民学习方式，对村民进行社区基本知识、社区环境知识、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村民共约等知识进行教育，以此来不断的提高村民科学素质；二是积极进行观念教育，积极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根据村民的传统文化意识、文化层次及接受能力，对村民进行民主意识、公德意识、法制教育、科学意识等教育，促使村民树立起良好的公民意识；三是在社区中积极进行行为教育，在社区中充分地利用多种文化教育资源，采取丰富多在的形式，组织、疏导、激励村民选择正当的行为方式，自觉抵制不良行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转型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树立先进文化，完善设施建设和健全管理体制，注重人才培养，增强培训教育，才能够促进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瓴，罗燕洪.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社区规划及其地方途径――以重庆市渝中区石油路街道社区发展规划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4，（05）.

第2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以来，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知道，村民自治在30年左右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发展中的困境，这些问题和困境有的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某些人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蓄意破坏造成的。毫无疑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要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困境，仅仅看到这些相对主观的因素是不全面的。

当前中国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困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当前中国发展的时代特征客观决定的。当前中国发展最主要的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20%左右提高到了51%，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这一特征深深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方方面面，客观上加深了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困境，当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对村民自治的客观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社区变动不居

快速城市化使中国农村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虽然由于各地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并不一致，各地农村社区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处在一个高速变化的时期，农村社区呈现多样化而且变动不居的状态。除一些农村还保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特征外，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在城市近郊出现了城乡转换过程中的社区、楼房化的农村社区、非农化的农村社区和农村中的农民工社区等多种形态。农村社区的高速变动可以从城乡转换过程中的社区和楼房化的农村社区中得到充分体现。

城乡转换中的农村社区主要在城市近郊，一方面农民的宅基地和耕地已经完全出让，不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已经完全市民化，在楼房集中居住。社区组织有的已经完成了“村改居”，正式更名为“居民委员会”。有的在保留原村民委员会的同时成立居民委员会，出现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并存的局面，使村民自治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在“村改居”的过渡时期，基层政府尚未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事安排，保留了原行政村的村民委员会，将大部分重要的社区事务交予原来的村组织解决。村委会不仅继续行使着原村民委员会的部分自治功能，还对原行政村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计划生育等。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成员由基层政府直接任命产生，很多村民并不清楚社区居委会的职责所在，甚至并不认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楼房化的农村社区的特点是实现了农民居住的楼房化和集中化，基本生活条件正在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居民社区打破了原行政村的空间，一般是几个村或多个村形成一个新社区，村民或村集体保留较多的耕地，农业收入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一个构成部分。这类农村社区从地理位置上看，有的毗邻市区或城镇，成为市区或城镇在空间上的延伸部分，有的则在农村就地实现楼房化，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仍然保留较多耕地，多数家庭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在楼房化的农村社区中，这些社区原有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社区规模和社区成员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意味着管理体制即将面临许多新课题：原有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是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而现在的一个楼房化的居住小区可能容纳了原来的好几个村民委员会的村民，原来一个村的公共事务现在变成了好几个村的公共事务了，农民的居住模式由独门独户的小院变成了涉及更多公共性的单元楼房，人们所关心的公共事务的内容也将发生诸多变化。在当前村民自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村民在新的社区如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呢？如果涉及到村委会的合并或者成立新的管理机构，能否保障村集体的资产和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如何在新老机构间实现平稳过渡？

城市化进程中使农村社区形态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多样化和新型化的农村社区在有效实现村民自治方面正面临着全新的困扰和挑战。并且，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多样化的农村社区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仍然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原有的农村社区不断被打破重组，农民原有的生活场域不断地发生时空转换。

传统农村的居民世代聚族相居，人口相对固定，每个农村都是一个天然的利益和生活的共同体。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这种千百年来的天然共同体，全国各地推行的撤村并点、楼房化和宅基地换房等各种小城镇建设模式，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的社区扩大规模，把多个原有的农村社区居民合并集中在一起。集中居住对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成本。但是对于新的社区来说，除了原有的一些集体利益需要重新分配调整外，更重要的是重建社区意识和管理机构。建立管理机构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培育新的社区认同意识、建立新的和谐社区恐怕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社区自治，社区需要稳定的边界、空间环境和社区意识，成熟的社区自治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社区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快速城市化使中国农村社区变动不居，这怎么能够实现有效的社区自治呢？

自治主体经常缺位

传统农村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人口流动性小，基本上不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是当前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快速的人口流动成为其主要的一个特征。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统计，2012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6336万人，增加473万人，较上年增长3%，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3375万人，增加96万人，增长2.9%。农民工的大规模外出就会在流出地的农村大量出现空心村和农村社区衰败的现象。

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都有“空心村”现象，特别在我国中西部民工劳务输出省份如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表现尤甚。这些省份大批农民工长期举家外迁，房子、土地长期闲置在农村。空心村最大的问题是，在青壮年常年在外、村庄常住人口大量减少的条件下如何使农村公共生活保持生机和活力。人口过少也会导致治理失效，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要人口结构的农村社区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三个自我”和“四个民主”的实现都需要村民的直接参与。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必须经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最高决策机关，有权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计划和报告，有权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等；村民有监督村干部的权利，可以通过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经济责任审计、民主评议和罢免等方式行使监督权。可以说，村民的参与是村民自治的基础和核心。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频繁流动会造成村民自治主体的经常性缺位，自治主体的缺失必然会使村民自治流于空虚。

不仅如此，大量的人口外流也使村级组织和村民小组缺乏必要的干部人选，使农村治理面临群龙无首的窘境。受城市化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不少年轻有为的村干部也外出务工了，不仅使村级组织出现干部老龄化现象，而且不少的留守村干部对工作的消极态度也比较明显。如果说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决策机关的话，那么村委会便是其执行机关和组织载体，而村干部就是这个执行机关和组织载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缺乏一定数量和积极努力的干部人选，村委会的有效运行便成了问题，会使公共事务难以组织，许多公共服务无法提供。国家的一些惠农政策是需要村组织自己申请的，由于有些留守村干部缺乏必要的政策素质和主动性，就会使国家的这些惠农政策无法与这些农村对接和落实，造成项目、资源和机会的浪费。

快速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致使村民自治出现主体缺失现象，严重冲击村民自治最基本的人的基础。

自治内容繁杂急迫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的村民自治的内容相对简单，行政性的职能主要是协助乡镇政府的行政工作，自治性的职能主要是管理村级内部经济、社会、文化、治安、基础设施、环境等，经济性的职能是管理集体资产、村办企业等。

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密集和活跃。密集的经济活动必然会使人们围绕着利益而进行的互动活动更加频繁和密切，利益冲突也会增多。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村办集体企业可能面临着利益分配不公的争议，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可能会引发村民与企业之间的冲突以及环境灾难，尤其是由于征地而引发的利益冲突更加激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对土地形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需求，但是围绕着征地补偿问题，农民与村干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经常意见不一致，往往会由于利益问题而不断上访告状、甚至会发生暴力冲突和。这些都使传统意义上村民自治的内容变得繁杂急迫，冲突频发。

如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依法发放征地补偿款是失地农民生存的保障，然而有的地方政府基于降低政府土地征收的成本，常常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发或少发征地补偿款，有些基层政府或村委会滥用权力，违规截流或挪用本应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补偿款，有的甚至不安排失地农民参加社保或擅自降低失地农民的社保标准。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民只能得到土地非农化收益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种土地收益分配上的不公、征地补偿措施实施中的不规范，严重侵害了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近年来发生在农村地区的许多都是征地补偿引起的，这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村民委员会在很短的时间面临巨大的压力，给村民自治增加了很多现实难题。

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协调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如何在利益分歧中找到均衡点，就成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会不时发生、频繁出现，并且一旦出现就会非常急迫，严重考验村干部和村民的应急能力，将给村民自治平添很多难题。

外来力量频繁介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进入了一个加速的社会转型期，而农村更是处于一个高速转型和变迁的中心。在赶超压力下，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是速度快，二是规模大，三是政府主导。如前所述，在政府主导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各种主体围绕着利益而进行的活动更加频繁和密切，利益冲突也会增多。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都会积极介入到村民自治的事务中来。而相对于村民自治来说，这些来自于外部的力量，不仅频繁，而且强势，村民和村干部自身根本无力招架。

外部力量对村民自治的频繁介入在当前集中表现在征地拆迁问题上。为了经济发展和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地方政府会成为一个积极活跃的主体，直接介入到农村的征地拆迁活动中来。地方政府经常打着集约利用土地、发展现代规模农业、推动城镇化进程等旗号，来到农村推动土地流转和农民的集中居住，介入村级事务。开发商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或者在地方政府的引介下进入农村，或者自己直接走进农村，介入和影响村级事务。

问题不在于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企业是否应该介入和影响村级事务，而在于他们影响的方式是否正当。按照正常的程序，村民是否集中住进楼房，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村民是否出让土地以及以什么样的补偿标准出让土地，都需要由村民讨论决定。但是要想让村民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需要深入沟通、耐心说服，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为了提高效率，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去做那些耗时费力的说服沟通工作，而是用行政化的手段强势推动，不惜违反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住进楼房，或者强迫他们出租或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推动外来企业“购买”农民的承包地。很多情况下，村委会被迫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村民会议根本不召开或开同虚设。换言之，发展的压力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外部力量频繁介入村级事务，而这些外部力量为了追求效率经常以行政化的手段强势介入，完全破坏了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虽然不能说明中国村民自治的一切问题，但是客观上决定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一些重要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的实际特点，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仍将持续30～50年才能趋于平稳。因此，中国的村民自治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社区形态不断变化，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村级事务纷繁复杂，来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不时介入。只有当中国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趋于平稳之后，农村社区形态才能趋于稳定，人们的社区意识才能逐步培育起来，那时的村民自治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稳定、和谐和成熟。

第3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设计模式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被称为农村发展的第,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是中国农业经济建设新型城镇化作引领的战略基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不能等同于村庄翻新，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聚居，而是通过新社区建设，改变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受到跟城市人一样的公共服务。目前，各地已经建成的新型农村社区规模不等，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乃至几万人，基础设施相当完善，公共服务全面覆盖，生活环境堪比城市小区，城乡差距在这里已显著缩小[1]。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山东、四川、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把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加以推进，其中成都、新乡、苏州、德州等省辖市为此专门下发文件，成立领导机构，制定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成效显著，涌现出很多好的典型，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在通常的概念中，国家有了政策和物资、资金的保证，地方上的建设就可以大上快上，指日可待，但实则不然。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和改造，不仅要有政府的各项支持，还要有社会各界、各种力量的大力配合。如一个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即使政策、资金、物资全部到位，也不一定能建设一个好社区。因为怎么进行布局，建设多少房子，多少人居住，建设哪些服务设施等的问题，需要技术层面的专业人士进行规划与设计。规划与设计有其自身的原则与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当前，在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农村社区改造活动中，需要规划与设计的城镇乡村很多，但还没有一个通用性的设计模式可以借用。因此，中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设计模式研究和推广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设计模式的创新思路与方法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由权威部门完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设计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世界上没有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通用的“模式”一样，中国自己也没有通用自己所有省市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需要具体的定位和建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设计模式必须是针对某一地区或相似区域进行的具体化的系列方案[2]。设计模式是一种理性的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设计模式是一种指导，在一个良好的指导下，有助于完成任务，有助于做出一个优良的设计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最终会得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环境规划与设计是一门学科，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方案设计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结合实际办事，要充分尊重和体现用户的要求，维护用户的利益。设计模式是建立在充分的调研、考察，广泛征询意见，实际的实施检验等前提下形成的，具有针对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而它又不是一般性建筑和环境设计模式的重复，应有以下创新点：一是设计模式既有文字论述，也有图例说明；二是设计模式既有概念性的规划，也有建设性的实施细则；三是设计模式针对性强，遵从原创性的原则，不重复，不摹仿；四是设计模式在同一类型中，有多种形式可供参选；根据不同的设计对象其复杂程度，可设置为一、二、三、四、五个等级；不同的地理位置可设置为平原设计模式、高原设计模式、江河设计模式、海洋设计模式、丘陵设计模式、岗地设计模式或山地设计模式等。不同的气候环境可设置为热带气候设计模式、温带气候设计模式或季风带气候设计模式等。

2设计模式的运用与实践

设计模式的优劣与否，必须通过实际运用才能够检验。为此选择了襄阳地区保康县歇马镇。选择的理由是：襄阳是传统的农业大市，有较好的农业发展基础，也有比较丰富的地理位置和产业形态。襄阳地形为东低西高，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丘陵、岗地、山地，约占襄阳总面积分别为20%、40%、40%。按照襄阳今后的发展目标和地形条件，在设计模式当中，可进行大的分类，即丘陵设计模式、岗地设计模式和山地设计模式。符合我们理想的T型设计模式系列，即相似模式的梯级排列。保康县歇马镇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地乡镇，其中有许多的村庄坐落在高山地带，平均海拔在1200多m以上，符合选用“山地设计模式”进行运用。根据设计原则，对歇马镇设计模式进行了2个阶段的分期工作：一期为概念性的规划；二期为建设性的实施细则[3]。首先对镇属的49个村子进行了大量的现场勘察、测量、调研，结合各级相关的要求、规定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政策，根据大的设计模式纲要，再进行单位的模式划分：产业结构设计模式、居民居住设计模式、公共交通设计模式、公共设施设计模式、供水、供电设计模式、通讯设施设计模式、旅游开发设计模式、生态环境设计模式和文物古迹保护设计模式。历时2a多的时间，完成了规划设计任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镇政府的认可，市、县城乡设计规划部门的验收。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期的建设规划设计。运用设计模式的方法，可以清晰地看到襄阳地区新型农村社区的形态分布和业态布局，可以根据政策去调控，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去落实。

3结语

设计模式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农村社区改造活动中有着良好的参照价值和引领作用。通过研究，本课题实际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二是为用户准备的多方面的设计模式，成熟、可行，可供选择余地大；三是为同行和相关人员提供有益的借鉴；四是为实践性教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五是为与外省、外地区同行间进行学术交流积累了经验。

作者:张波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叶齐茂.村庄整治技术规范图解手册[J].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第4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区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提到社区，大多数人会认为它似乎只是城市的专利，毕竟城市社区这一概念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但事实上，农村社区一直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又十分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其古老在于，它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的原始部落；说十分重要，是因为从古到今，它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之一，至今仍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作用。如今，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推进，城镇一体化、农民居民化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这种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社区建设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虽然国家文化部已提出保障全社会公平享受文化权利问题，但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依然存在诸多困难。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

社区是滕尼斯提出的一个与社会相对应的类型学概念，与随着工业化出现的、建立在理性意志之上的社会相比，社区是指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一个温馨美好的概念，它是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充满理性计算的冷冰冰的“社会”相对照而提出来的。借此，滕尼斯表达了一种对前工业社会基于血缘、亲情、共同习惯和传统纽带的共同体的眷恋。在此后的社区研究中，尽管关于社区的定义层出不穷，但地域、互动和认同是公认的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并且社区一直承载着一种共同体精神：人们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产生集体行动。

然而，我国目前社区建设运动中建构起来的社区未能产生一种共同体精神。在农村，由村委会动员的参与主要是个体化的离散参与，参与过程也大多是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实现社会控制目标。参与过程并没有改变村民的心理特质，没能使他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社会改造过程而生发的主体性。那么，在当代中国农村，村民们该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这样的地域共同体在当代中国农村中该如何形成?

肯尼斯・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构成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即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准则，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平衡的信息之流通”。依据帕特南的理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也就是说，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

社区文化是我国新时期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娱乐、文化设施，还影响和包容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民情习俗、信仰观念、人际关系等。良好的社区文化不仅有利于培育文化认同，促进人际交往，强化社区自治意识，而且具有重要的利益导向功能。具体来说，通过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农村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趣味、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使农民个体的利益冲突在观念上得以有效的溶解。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CGSS2005)的分析，本文考察了当前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其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对当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二、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

由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显示，在问到“你所在的社区／村庄有没有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节庆活动呢?”，87.7％的人回答“没有”，8.9％的人回答“偶尔有，但不规则”，仅有3.3％的人回答“有，而且定期举办”；而在问到“在业余时间，您有没有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培训班、教会等)安排的娱乐／文艺活动呢?”比较农村居民与其他社区居民回答的情况，我们看到，农村居民文化活动不仅绝对数量上相当少，相对其他社区类型来说更是非常匮乏。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状况的相关分析

帕特南是一位较早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社区治理研究的学者。他和他的同事们花了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南北行政区进行了研究：意大利南北不同地区治理绩效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分布的差异。充足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北方的民主制度走入良性循环，信任、互助、互惠合作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政府日趋民主。相反，稀缺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南方南部地区陷入了恶性循环，背叛、依附、剥削、强制服从带来了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如影随形。帕特南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包括了信任、互惠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一个民众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发挥至极大；相反，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勾心斗角、混乱无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则会将相同制度的绩效降至最低。依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本文选取以下问题来考察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

关于互惠和网络，我们选取问题“您和同村其他村民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您与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来考察。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没有”、“偶尔有”、“有时有”、“较多”、“很多”。

关于信任，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血

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信任。福山也强调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之外其他人的信任。但是，最近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都支持这些观点。例如，李伟民和梁玉成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因而我们选取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来考察。选项分别为：“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5个等级。

关于社区参与，我们选取问题“您对村委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您在上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来考察。回答分为：“没有”、“有，但是因为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分别记为1、2、3分)；以及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

为便于分析，我们首先采用sPssl3，0对以上各项进行因子分析，经斜交旋转后得到三个因子，结果如下所示，我们将他们分别命名为：“网络、互惠因子”、“信任因子”、以及“社区参与因子”。

再将这三个因子与农村社区文化状况进行相关分析。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资本存量的这三个因子都与社区文化状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三、思考和建议

(一)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都已证明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意味着其关系网络内的成员能够相互信任，并保持着密切的互惠交往和互动，因此它使成员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为摄取其中的隐性资源(如信息、技术、构思等)提供了便利，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离不开强大的资源支撑：社会关系网络把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动员社会关系网络能为资源匮乏者带来各种各样的资源收益，因此，挖掘、利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克服新农村建设的资源瓶颈。

第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还意味着社区成员间和谐交往，遵守规范，因此它是能够协调社区发展的剂，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以村庄共识性规范的建立为前提条件。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在当前的农村社区，村民原有的规范意识以及村庄的治安秩序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积极建构农村社区的规范资本，能够有力推动农村社区和谐秩序的建立。

第三，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也意味着其成员具有明确的“社区归属感”，即“在这一社区中，我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强化了社区成员的“我们”意识，推动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的产生，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内的公众参与网络，如果农村社区建立起以各种社团和文化活动为载体的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网络，那么村民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就会逐渐产生互相信任感，并提高对集体利益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进而推动集体行动的产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2，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增进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网络、互惠因子”和“社区参与因子”与农村社区文化状况具有最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首先，构成“网络、互惠因子”的重要内容――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社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与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社区就成了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纯地域性概念。频繁的社会交往和密切的社会关系是确立社会文化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条件。促进社会交往和强化社会关系的基本途径是开展社区中的“共同活动”。社区成员只有在共同的社区活动中，才能增进交往，形成社会联系。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们参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对增进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强化社区认同感、增进地缘关系和人际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其次，社区文化作为社区活动建设的具体方面，有利于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形式形成共同的文化趣味和文化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例如增加村民对村委会日常活动和决策的关心程度以及对村委会选举的参与程度等等。有利于使他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社会改造过程而生发的主体性，这对于使村民最终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的社区文化建设十分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农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乡土文化；农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中间卧虎藏龙。因而，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培育先进的农村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即对一些农村的仪式、风俗、习惯、信仰要给予尊重和扶持，让这些传统优秀文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并发挥新的贡献；而散布于广大农村的“乡土艺术家”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的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这些“乡土艺术家”，也有利于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

其次，应注重发展“第三部门”性质的文化中介组织，如俱乐部、协会、培训班等等。在社区建设尚存在政府行政行为时，社区事务和生活必然存在政府全面而具体地介入，这固然可以起到政治整合的作用，但却占据了“第三部门”本来就不多的生长空间。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社团参与是影响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把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看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第5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人口转移空间优化产业支撑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十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加快新型城镇化是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顺应群众对幸福生活新企盼的重大举措。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笔者认为践行新型城市化的要害，是推进以农村人口转移、转化为核心的城乡产业调整、空间优化和体制变革。具体表现在：

（一）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转移、转化为核心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本源”。尽管城镇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但“人”才是城镇化的惟一主体，实现农村人口转移，实现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升级，才是城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是解决城镇化中累积问题的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较突出的是，过于重视城市空间拓展，而忽视了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一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二是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

（二）新型城镇化要有科学合理的空间形态，要形成科学合理的现代城镇布局体系

空间优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我国农村需要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数量巨大，合理引导人口流向，既要避免农村转移人口在个别城市过度集聚，也要扭转城镇发展遍地开花、盲目扩张、恶性竞争、质量不高的格局，努力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新型城镇化要将空间结构调整纳入到经济结构调整中去，要大力优化空间结构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三）新型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要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农民进城的前提是工业化，工业化进程中，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民进城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现代农业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四）新型城镇化必须要改革创新，攻坚克难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制度创新。现行的体制机制与制度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不能单纯从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硬件的角度来推进，不能只关注硬的方面的变化，而看不到软的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就要靠改革，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未来的发展就有长久持续的动力。新型城镇化要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深化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改革，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提供必要的制度和体制保障。

此外，新型城镇化还包括要坚持集约高效、生态宜居策略，要避免千城一面，要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为先转变等。

二、滁州市践行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我市坚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布局体系不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一)大力推进农村人口转移、转化

作为传统农业人口大市的滁州市人口城镇化任务较为繁重，人口转移转化过程中要对当前人口迁移现状、面临的困境、未来迁移趋势进行认真研判和分析，以增强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1、人口迁移现状。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很多村庄成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地。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继续向城镇转移的难度较大。据测算，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可以支撑城镇化率提高4-5个百分点，但如果没有体制改革或技术创新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几年后，城镇化率增速将遭遇“硬门槛”。传统上向城镇集中的农村人口主要是剩余劳动力，未来将转变为农村家庭。研究表明，当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基本实现城镇化时（此时全国总人口约为14亿），需要向城镇继续转移约2.9亿农村人口，其中包括1.5亿的劳动力、1.4亿被抚养人口，其抚养比约为0.97，远大于目前0.36的全国平均水平。传统上劳动力进城的动力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单一因素，而农村家庭进城将涉及到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迁移动力多变而复杂。

调研显示，相当数量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来回游动，现在年龄较大，正在面临选择，这些人留在大城市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大多要回到回归故土，会采取“折返式”进城的路子，他们在大城市积累一定资金和技术后会返回家乡，并选择进入门槛更低的乡镇、县城二次就业和创业，并逐步实现定居，拓展新的生长空间，这一趋势将因东部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省份转移而得到强化，小城镇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起到相应的作用。

流动人口逐步年轻化，受教育程度增高，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60%，是我省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没有务农经验，没有多少农业生产的技能，与农村生活渐行渐远，对融入和扎根大中城市有着强烈的意愿和诉求，对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诉求将愈加强烈。

就转户意愿的调研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只有1/3的农民愿意转为城市户口，2/3农民还在观望。老人愿意住在农村，中年人希望工作稳定，和良好的子女教育，许多农民还在把农村当作避风港。

2、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困境。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体制和政策安排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许多环节都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障碍。这些障碍既有地方层面的，也有国家层面的。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农业退出环节的障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模糊产权”, 缺乏对转让或放弃土地承包使用权者进行合理补偿的相关规定，这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形成“兼业”经营与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局面。

其次，是流动人口城市进入环节的障碍。当前剩余劳动力在进人城镇的过程中，只实现了由乡到城的地域转移和由农到非农的职业转换，但没有实现身份变换。户籍制度对乡村人口的流动在当前仍然有很大的限制作用，农民到城镇落户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其不仅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行，而且还制约了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受到自身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限制，已转移的劳动力普遍存在就业能力不强、就业层次不高、就业状况不稳的现象。

最后，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环节的障碍。一是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进入城市后，流动人口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农村的孩子难于在城市找到接受入学的学校。二是城镇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买房难、买房贵无疑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一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会使一部分待转移人口望而却步。

3、人口城镇化的模式。异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相结合的人口转移模式 。 我市面积相对较大，农村人口众多，各地条件差别较大，人口转移要将依托大中城市的异地城镇化和依托县域范围小城镇的就近城镇化结合起来。从经济功能、吸纳就业的能力、控制和减少污染的能力、土地利用率等方面来说，大中城市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全局和一般而言，其在城镇化进程中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对我市来说也不例外。国际经验提供了有力证据。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经验来看，发展最快的是大、中城市，其次是小城市，最慢的是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并非排斥包括县城在内的小城镇的发展，只是强调在未来城市人口的中，大中城市要占较大的比重。应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农民工、中等文化以上和高级技能劳动力实现异地城镇化；在短期内，要把所有农民集中到大中城市，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依托县域范围小城镇的就近城镇化在当前还是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以上两种模式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发展空间。

4、人口城镇化的解决思路。总体思路是：一要提高农村待迁人口的动力和能力。要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待迁人口就业的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和变现，松动农民和农村的联系，降低农民迁移的成本，提高其在城市置业的可能性，并引导农民将外出务工收入用于在城市中置业，或者进行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而非用于在农村的住房等投资；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原则，积极探讨相关激励机制，将人口迁移和生育行为、土地置换与流转、经济激励政策等结合起来，引导和激励待迁人口的城镇化。

二要增强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和吸引力。为此，要加快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进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当地所有有合法稳定收入和住所的居民，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社会；要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促进农民工就业定居。

具体思路是：实施分层次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机制。要顺应人口老龄化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客观趋势，结合不同人口群体的特点，合理引导，分层流动，实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有效转移。要根据转移区域的差异进行分层引导，主要区域可以分为农村新型社区、重点镇、县城、包括新滁城在内的中心城市。

对于“新生代”，依靠走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路，减少明天的农民。要建立“完全职业教育”体系，让未考入上一级学校的农村初、高中毕业学生，一律进入国家补助的职业学校接受技能培训；对于“青壮年”，依靠外出转移和就地转化分流今天的农民。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引导农民摆脱土地束缚，促进转化为城镇二、三产业就业者和居民。对于“老一代”，依靠保障“多渠道”离开农门，消化昨天的农民。对家庭相对殷实的老年农民，引导其进入城镇安享晚年；对大多数老年农民，鼓励入住新型农民社区；对相对困难的老年农民，引导入住福利院，逐步离开农村。新型农村社区主要应吸纳中老年劳动力、初等及以下文化层次的劳动力。鼓励老年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土地流转中心对外出租，政府帮助投入到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具有较大增值潜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中，以保障相应的收益。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城购房补贴机制等。

（二）加快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滁州市践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形成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体系。

1、做大做强做美做精新滁城，强化其龙头地位。新滁城在我市新型城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全局性战略支撑作用。做大做强做美新滁城，不断提升其区域竞争力，增强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是滁州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任务。

（1）推动城市建设转型升级。当前，新滁城应按照市委视为市政府的既定部署，一方面努力推动城市建设应由“大滁城”的“大”向具有“美、好、新”现代文明特质的城市转型升级，将城市建设由规模扩张、构建平台向要素集聚、产城融合转变，由拉开框架、注重数量向填充补齐、品质提升转变，由政府主导、财政支撑向市场为先、经营城市转变，在扩大城市规模基础上更加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夯实城市产业基础、创新城市管理体系。全力推进主城区苏滁产业园、琅琊山旅游区、城南新区、清流河风光带、古城区、南谯新城等重要功能区建设；提升全椒县城、来安县城、汊河新城三大副中心建设水平，加快其与滁州主城区同城化速度。

（2）将新滁城培育成我市农村外迁人口的理想目的地。集聚产业与人口的能力对一个城市的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新滁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充当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的要求需要将滁州打造成集聚产业与人口的洼地。随着工业强市战略的实施，特别是苏滁产业园的引入和兴建，未来滁州的产业发展大有空间。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新滁城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市域范围内农村外迁人口的吸引力，将新滁城培育成我市农村人口异地城镇化的理想目的地。从区位、产业基础、环境承载力、发展势头与潜力等方面来看，滁州对人口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在我们看到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滁州在吸引市域范围内农业转移人口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当前新滁城的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尚需提高，城市功能还有待完善，新滁城市域中心城市的龙头地位还有待加强和发挥；二是新滁城位于市域偏东的位置，客观上使得其对离新滁城较远的区域，如定远、凤阳、明光、天长的部分地方的农业人口的吸引力较弱，面临着区域周边城市如合肥、淮南、蚌埠、扬州等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形成的离心力与竞争。人口城镇化在未来几年将还会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当前我市应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和机遇，积极采取各种对策吸引和推动人口来创业、就业和居住，并且将其作为我市践行新型城镇化的优先考虑，最大限度地吸纳外迁人口，全力将滁州打造成农村外迁人口的理想目的地。

2、支持县城提质扩容和发展少数重点镇。

县城是县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县城对于县域经济起着集聚协调、带动辐射的重要作用。践行新型城镇化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充分发挥新滁城集聚效应的前提下支持县城提质扩容，加快将其培育成宜居宜业的中等城市，将其打造成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而不是县城以下的小城镇。相比较大中城市而言，县城的“门槛”相对较低；定居县城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很好的认同感。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小城镇相比，县城具有众多优势，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具有太多的先天不足。县城大多已有一定规模，具有一定行政和政策资源，有一定的城建基础，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功能较强。

和江浙等省的部分县市的大量产业集群分布在县城以下小城镇不同，我市县城以下的许多小城镇目前只是个行政中心，附带市场中心，属于低密度、分散化、不紧凑的城镇形态，具有规模太小，缺乏集聚效应；公共品投资效益差，功能残缺；缺乏支撑产业，就业机会少；政策支持少，缺少发展动力等固有的弊端。这些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弱。我市一半以上的建制镇，镇区的连片建成区人口不足五千人，有的只有二、三千人，非建制镇的人口规模就更小了，农民进这些小城镇总觉没有进城，和进县城的感觉差距较大。不加区别地提倡重点发展小城镇将最终会带来空间无序，低效重复建设，导致一系列投资浪费和生态环境与土地资源浪费问题，伴随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长三角、珠三角的许多小城镇发展道路即是例证。

3.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挥其网络节点作用。

农业人口众多的滁州，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践行新型城镇化和建设美好乡村的重要内容，把其作为“农民就近城镇化”和城镇公共服务功能向下延伸、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

（1）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必要性。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必要性。对“小、散、乱”的自然村落实行萎缩性管理，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势在必行。农村居民点存在着规模小,布局分散， 环境脏乱等特点。随着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务工，很多农村村落出现了空心村、空巢村现象，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发展潜力小。在这些自然村落进行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投资，建设成本高，共享率很低。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的村落人群，外迁能力差，长距离异地城镇化难，正逐步成为被边缘化的弱势一族。就近城镇化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改变其生产生活条件的较好选择。

（2）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具体思路。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拖不得”也“急不得”。“拖不得”是指做得越晚，成本会越高，社会资源浪费就越大；“急不得”是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进度，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承受能力相适应，稳步推进。要坚持“政府引导、规划先行、群众主体、自愿有偿、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逐步建成一批布局合理、建筑美观、设施完善、管理先进、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社区。要坚持规划引领。规划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要把新型农村社区纳入城镇体系规划，结合全市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对全市新型农村社区进行科学规划。规划编制要统筹考虑面对人群特点，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力、人口流向及生活、就业、就学需求等因素，确保规划具有合理性与针对性。社区人口应有一定规模，丘陵、山区社区人口规模应不少于3000人，平原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不少于5000人，鼓励在中心镇、产业集聚区等条件好的地方规划建设万人社区。住宅建设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生活需要，结合农民经济承担能力，做到户型合理，功能完善。建筑风格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简洁大方、立面丰富，建筑色彩要与社区整体协调、和谐一致。住宅形式要充分考虑未来在社区居住的人群特点，住宅大小要适度，形式要合乎人群特点，可选择联排式住宅，也可尝试建设针对老龄人和困难家庭、困难人群的公寓式住宅，再以设定条件下的建房成本价出售，禁止炒房，以便一些弱势群体得以集中居住。确定适度的社区设施配套建设的标准，完善公共服务功能，保障社区居民享受便利的生活条件。坚持分类指导，选择部分城郊村、乡镇政府所在地、、产业集聚区、重要景区、发展基础好的强村等搞好试点，探索规律与路子， 逐步展开。要积极引导条件成熟、群众要求迫切的地方适时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维护好农民的利益，对入住社区的农民采取“自愿报名，自由选择，分批安排”的方法，要坚持自愿有偿、政府适当补助的原则，通过优惠的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整村迁居与分散迁居相结合，对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应按照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的意愿稳步实施，不搞一线平推，不搞强制推进。要通过项目实施推动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将当前在建的许多重点民生项目（如危房改造、土地综合整治等）与推进农民搬迁与“换家”相结合，发挥项目资金的激励作用，推动农民内聚与外迁。

（3）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保障。思想保障。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性，将其列入到重要议事日程，要广泛宣传新型农村社区的各项政策，及各地好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市上下进一步形成共识，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要通过广电、报刊要开辟专栏多形式、多渠道的舆论宣传，打消群众疑虑，组织农民参观试点新型农村社区，利用现实引导说服农民，为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资金保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凭政府财政肯定无力承担，而仅凭农民自筹也不大现实。要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拓展资金筹措渠道，形成多元化投资新格局。一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算好“三笔账”，即政府投入账、土地收益账、农民家庭负担账，做到心中有底，以便有序推进；二是注重资金使用导向，要坚持“政府能基本承受，农民能基本接受”的原则，通过对入住社区农户予以适度补贴的形式，激励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或外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示范和放大作用，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投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避免政府大包大揽；三是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的策划、申报等工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争取到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四是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聚合农业综合开发、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中小学建设、饮水安全、环境综合整治等涉农专项资金，集中使用以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按照“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能返则返”的原则，减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一切可以减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服务性收费；六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推行新民居贷款项目，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七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工程项目推向市场，实行招投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单位，最大限度地降低建设成本；八是把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挂钩，通过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减免有关费用、出让社区服务项目经营权、优先安排农田水利和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等形式，引导他们出资建设社区基础设施；九是针对不少农民长期在外务工，积累有雄厚资金的实际，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捐资、投资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十是提高乡镇和农民在城乡增减挂钩工程中的土地收益分配份额，增强地方可用财力和提高农民进入社区的经济实力。

土地保障。建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采取更加灵活的预支政策，对列入计划的农户在退宅还耕土地整理未验收前，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进行审批，待土地整理指标出来后予以扣减，实行“先用后扣”。

组织保障。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涉及农业、城建、国土、交通、通讯、电力、公安、教育等多部门，各部门要全力配合，明确工作目标和职责；将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工作作为乡镇的重点工作之一，明确乡镇做好农村工作的重心和工作思路，处理好其与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和“一票否决”事项之间的关系，改变乡镇整天围绕上面的“指挥棒”转，难以有精力和时间干好应该干的事情的局面，市县要对乡镇的考核方法要科学设定，以乡镇职能的转变来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强化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要有产业支撑。几年来，滁州工业强市战略的强力推进，为我市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与做法。立足现有基础，未来我市要全力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推进中谋求相关产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

1、加快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未来要着眼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对园区进行整合和优化，将相同或相关的产业形成集群，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避免发展定位模糊和低水平同位竞争。优化园区内企业布局，实现上下游产业衔接，减少资源浪费。要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规划。依托我市产业发展基础、劳动力资源和农产品资源、非金属资源优势，制定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规划。要按照主城区、副中心、县城和乡镇不同层次，依托区位、资源和产业基础进行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产业布局。市以下层次由于条件限制主导产业不宜过多，要突出特色，壮大集群，形成具有一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产业链条。

鼓励县以下具有条件、有基础的乡（镇）规划建设专业园区，为依托乡（镇）而建的新型农村社区创造就业岗位。要综合考虑乡（镇）的产业基础、资源环境等因素，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园区规模和功能定位，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突出特色，重点发展环境无污染的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让那些留守在乡村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解决生活出路，繁荣地方经济。乡（镇）规划建设的专业园区一要防止盲目开发与扩张；二是产业要适合在新型农村社区居住人群的就业；三要立足当地产业基础或资源；四是不能制造污染。

2、发挥现代农业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支撑作用。在践行新型城镇化中，应立足我市丰富的农业农村资源，将现代农业纳入支撑新型城镇化的产业体系之中，促进农民转移与就业升级，实现各层次的产城融合，产城互动。

一要坚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步规划。充分利用居住方式变化对生产方式形成的倒逼机制，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现代化管理，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一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针对我市农村农产品资源丰富的特点，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我市农村产业发展的重点。市、县区两级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乡镇和农村通过引进项目、动员在外务工人员投资、集体自建等形式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拉长农村产业链条，增加农业生产附加值；

三要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充分利用毗邻苏浙沪的农产品市场比较优势，努力将滁州建设成满足苏浙沪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基地。长三角地区农产品市场不仅容量巨大，而且市场消费水平在不断升级，市场需求细分越发明显。要深入研究长三角农产品市场所需求的品种、数量、质量以及供货交易方式，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进一步拓宽农产品绿色通道。大力整合农业资源，优化农业结构，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做好我市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重点建设一批面向长三角城市群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和绿色生态农业基地，实现对粮油、特种水产、畜禽、特种蔬菜等优质农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

四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鼓励各类主体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开展市场营销、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从事交通运输、建材加工、建筑等行业，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 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 行政管理改革. 2012(11)

[2] 黄亚平,陈瞻,谢来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异地城镇化的特征及趋势[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08)

[3] 曾志伟,汤放华,宁启蒙,易纯.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思变[J]. 中外建筑. 2011(04)

[4] 仇保兴.科学规划,认真践行新型城镇化战略[J]. 规划师. 2010(07)

[5] 吴江,王斌,申丽娟.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03)

[6] 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J]. 求是. 2012(14)

第6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成都二圈层村镇地区农村聚居形态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1 全国及成都地区城镇化背景

据2011版《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并有资料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对照诺瑟姆曲线，我国正处于“人口向城市迅速转移的中期加速阶段（30%~60%或70%）”。

在全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在2012年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监测报告中显示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率为60.2%。其中，成都市主城区城镇化率达到96.7%，成都市二圈层城镇群的平均城镇化率为49.8%，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相关研究表明，成都市中心城区的一圈层和二圈层的县城基本上是以外来人口为城镇化主体，而二圈层的乡镇地区则是本地城镇化的战场。笔者所指的“本地城镇化”是指以本地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城镇化形式。成都市二圈层的村镇地区通过工业的引入、一圈层的成都市中心城区以及二圈层的县城经济辐射、旅游业发展、镇域特色开发等方式都极大推动了该地域的城镇化发展，同时该地域人口在职业构成、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而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区形式。

2 农业产业结构背景下成都市二圈层村镇地区的聚居形态

四川盆地被周边的高山峻岭围合，形成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独特地理环境，被称之为“成都坝子”。成都市二圈层村镇地区大多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地形环境多样，主要有平坝、丘陵及山地环境。“四川普通农村居住方式与其他各省尤其与北方中原的农村的最大不同之处，主要是自由式散居，很少有像北方那样集中聚居的村庄或营子。一般所谓某某村，其农户都是散居各处，或大分散小集中。”[ 《四川民居》 李先逵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p53]这种散居式民居也是四川数量最多的一种民居聚落形态。其主要原因是这种散居方式较为适合四川山区及丘陵农田土地耕作分散的实际情况，农宅就近挨靠田地兴建，便于农田耕种管理。通过温江区部分村镇卫星地图（白色为村镇农村散居点 ）可以看出，农村聚落多结合农田及林盘呈散点式布局。在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二圈层村镇地区聚居形态除镇区小规模集中聚居外，多按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生产队、生产组）靠近农田、结合林盘优美环境成队、成组散居。但是近年由于城镇化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昔日的农民散居院坝和川西林盘大院中居住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

3 新型产业结构背景下，农村聚居形态的发展演变

成都市二圈层村镇地区属于成都市近郊区，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工业、旅游业、市场的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镇域特色的开发、特色商业的植入等多种产业形式都极大地发展了村镇经济，打破了二圈层村镇地区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式，本地农民也通过多种产业形式的发展形成多种就业方式，由从事第一产业从业者转变为第二、三产业从业者。如龙泉驿区的洛带古镇旅游开发、温江区万春镇大型游乐园特色商业、金马镇的国际体育城项目、和盛镇的大规模花木产业、永宁镇的现代医药城及现代农业项目都极大促进了城镇本身及周边村镇地区产业转型及人口的城镇化。根据调查研究，在快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二圈层村镇地区产业结构逐渐由以第一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一、二、三产业并重，并坚持“欣一、新二、兴三”的产业发展思路，即发展欣赏型、精品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工业，巩固传统服务业和提升现代服务业。根据成都市二圈层村镇地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构成及村民的职业构成的发展演变，逐渐发展演化出一些新型聚居形式：

（1）结合基本农田保护区及川西林盘小聚居

在成都二圈层村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将长期存在传统农业及发展中的现代农业，且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相较于传统农业将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口劳动力和较大的耕种范围，根据基本农业保护区分布情况及耕种范围适当集聚散居农户，形成聚居人口在20户以上的各种规模的农村新型社区，按照“小型化、生态化、组团化”原则，具体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移民安置、征地拆迁等形式，并覆盖必要的基础设施。

川西林盘一般是指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区农家院落和周边高大乔木、竹林及耕地和环绕而过的河渠等有机融合，形成成都平原特有的、在全国具有唯一性的川西田园风光。在成都市二圈层村镇快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在保护川西林盘文化前提下，对特色林盘进行保护整治、风貌改造、发展生态乡村旅游，并在此基础上延续、整合小聚居发展模式。

（2） “城郊型”新型社区

这种形式普遍存在于成都二圈层村镇地区，“城郊型”的农村社区紧邻城镇区，农民普遍进城务工，、从事服务行业。随着近年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和规模扩张，周边1~3km范围内的农村散居居民可在符合城镇区规划要求前提下，在城镇规划区内或紧邻城镇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与城镇区共享配套。规模一般超过500户。

（3）依托人口密集型产业大聚居形式

这种形式的多存在于靠近成都主城区或二圈层县城有着良好区位优势的村镇，如郫县的犀浦镇、温江区的金马镇、永宁镇等，借机主题特色商业的引入、区县城市主题功能的植入、工业的发展等方式使得这些村镇城镇化效率非常高，可以带动村镇大批人口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如温江区金马镇，由于温江区国际体育城主题功能的引入及欧洲小镇风格特色城镇定位发展，带动镇域约90%人口非农就业，这类城镇依托相对成熟的产业发展带来高效率的城镇化，从而在聚居形态要求集中、整洁、现代的居住环境、便捷的交通、发达的通信、满足生活需要的商业及休闲健身场所。

4 总结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二圈层村镇地区从产业结构、职业构成、生活方式、居住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新农村建设、农民安置小区等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兴建，各村镇地域应根据本身所处的区位环境、地域特色、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等要素合理确定适合本地新型“农民”适合的聚居形式。

1、李先逵著.四川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12.

第7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一、固有的教育功能

1．促进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和开放教育，应该在教育公平的原则下尽可能满足每位公民的学习需求，尽可能为经济建设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以学校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和正规教育，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而社区非正规教育则可以突破学校界限，使教育向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方向发展，实现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非正规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农村教育整体改革与发展的作用。

2．是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有效途径

人类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学习，学习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现象。终身学习作为一个社区学习体系，在纵向上包括少儿学习、青年学习、成人学习和老年人学习，体现人生各个阶段上下衔接、持续发展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个人学习、家庭学习、学校学习、社团学习、企事业单位学习等。这些学习载体构成一个学习的网络，形成一个终生学习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学习型社区，使社区居民时时处于学习氛围之中，人人处于学习组织之中，使学习成为社区居民终生的需求与乐趣。

农村社区教育是面向农村社区内的全体民众进行的教育活动。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对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功能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一个人经过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发展，已基本掌握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社会化过程已完成。其实，社会化过程贯穿于人的一生，不仅儿童和青少年需要社会化，成人也要不断地社会化，尤其对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来说，更需要不断地社会化。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知识的不断增加和更新，成人社会化便成为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在成人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农村社区教育对民众的影响具有全员性、全程性和全方位性的特点，使社区成为一个“人人是学习之人、处处是学习之所、时时是学习之时”的学习型社区。由此可见，农村社区教育可以对成人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继续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进而推动成人继续社会化。

农村社区教育促进人的社会化的途径有：第一，社区内的中小学向所在社区的成人开放，利用人、财、物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提高成人素质的活动；第二，社区充分利用其辖区内的文化设施，或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对成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社区还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社区学习中心或社区学院，为成人提供职业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三、扫盲功能

人们一般把扫盲教育划分为基础性扫盲和功能性扫盲两类。基础性扫盲是使文盲脱盲。功能性扫盲是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活动，在培养扫盲对象读、写、算等能力的同时，强调对其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与培养。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仍有大量文盲存在的情况下，只靠社区内的学校教育是难以完成如此大的扫盲任务的，社区教育在农村扫盲中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了。

农村社区教育以社区学习中心为阵地，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扫盲班、培训班和讲座，在积极扫除基础性文盲的同时，及时向居民传授新知识和新技术，实施功能性扫盲，以满足社区居民不断产生的新的学习需求。

四、休闲、娱乐功能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民们的精神生活将得到更大的充实和提高。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会降低劳作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农闲时间相对较长，这一切就为劳动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来从事学习和娱乐等活动，来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生活。社区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和文体娱乐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既提高了人们业余生活的质量，又为社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五、社区道德建设与社会稳定的管理功能

社区道德建设有四个层次。其一是认知层次。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社区教育，把道德作为一种知识，让村民明了人们相处的规则，并体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互助和博爱上。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社区道德建设提供了一个从道德知识到亲身经历和个人体验的场所。其二是情感和情操层次。在社区邻里中，帮助他人可以使人自身体验到一种快乐。优秀的家庭和社区教育中心将成为高尚道德的典范，具有最持久、最深远的教育作用。其三是意志层次。通过社区教育，使本来勤劳勇敢的村民具有了更良好的道德意志，能正确对待生产和生活中的暂时失败，增加战胜困难的信心和意志，更增加了村民与有损社区道德风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作斗争的意志。其四是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层次。道德的“善”依靠家庭萌生，父母对子女的道德教化作用是任何说教无法比拟的。与法律相比，道德对人的影响更基本、更深入、更广泛，也更柔和、更温情。在这个意义上讲，社区道德建设是社会稳定与发展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平衡砝码。

六、社区教育的保健功能

社区保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区环境保护；二是居民的身体保护；三是居民的精神和心理疾病的防治。从预防为主的角度看，这三方面都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作为社区文化的传承者——社区教育便成为了最好的社区保健途径。

七、社区规划和服务的弥补功能

一方面，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对社区内生产经营、生活设施、社区发展等方面缺乏长远规划和合理布局；乱砍滥伐，乱建房屋，乱占耕地，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活设施的不足，文化教育的落后，社区服务的匮乏，不能满足农民生活中的许多公共需求，不利于农村社区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社区教育必须适应农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的需要，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对农村社区进行合理规划和服务。

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不合理，破坏和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不断发生，导致农村干群关系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缺乏农情民意表达的畅通渠道和农民利益自我保护机制，往往只强调农民所应履行的义务而漠视农民所应享有的权利，无法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农民个体利益的有机整合，不利于农村社区的稳定和发展。社区及社区教育要引导农民积极参加社区管理，组织农民积极学习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使农民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还要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帮助社区农民学会维护自己合理的利益。

八、人际关系疏离的弥补功能

农村“”的实施，无形中使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的机会减少。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又将面对两个社区：一个是真实的物质社区，一个是虚拟的网络社区。随着网络基础设施进入每一个家庭，人际关系将呈现出既接近又疏离的状态。说接近，是就空间而言的，网络上无地域，无种族、身份和贫富界限，在构造人人平等的社会意识上，屏幕取代了一切。就时间而言，信息网络更容易体现人际瞬间沟通的效果，社会中人际互动将更加灵活，最后全球成为一个村落，社区压缩成一个几乎没有纬度的点。然而这种快捷却造成了人与人面对面交往机会的减少。“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理性的工具淡化了非理性的情感，数字的脉冲取消了生命的乐趣。‘数字化生存’的结果是，人类情感领域普遍的东西，人的体态语言，人们真实的感知觉的具体的行为方式失落了。因此，‘数字化生存’中的冷漠和僵硬，可能导致社会虚拟化、人际疏离化和孤独化；‘数字人’可能导致人类需求公式化，导致精神疾病增加和心理健康恶化。而社区学习是一种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的互动，是人际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体态语言的交流过程，在学习中体现着人类亲情和人类之爱，远程学习的所有缺陷几乎都可以在社区学习中获得弥补。最起码，社区学习将使那个机器教育出来的人回到人性和人的社会性中间来，让机器学生变成可爱可亲的社会成员”[1]。

九、新型生育文化的传播功能

目前，国家计生委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在

全国范围内，依托社区，面向家庭，建立男女平等、计划生育夫妇有责、生男生女顺其自然、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新型社会主义婚育文化。“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与之相连的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项目，都要通过社区去开展和落实。而社区教育必将对这些活动的开展和落实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第8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第9篇：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范文

在展开农村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想要更好的为社区建设服务，这首先需要加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与服务意识。很多农村地区的教育者在专业素养上都较为缺乏，这直接会导致教职人员的责任感与服务意识的缺失。农村地区的教育培训在效用上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应当明确教育培训工作服务于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样才能够让培训教育工作更好的发挥其功效。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自身的专业化素养与知识储备要较为丰富，要能够为农村社区的居民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教育工作者应当不断充实自我，要多进行相应的学习，并且要深入了解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可能会有的一些基本需求，这些都是教育与培训应当有的重心。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树立坚定的责任感与服务意识，要明确农村教育与培训为社区建设服务的基础，这样才能够给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好的教育与培训内容。只有首先完善教育工作者自身的专业化素养与施教能力，并且加强他们的责任感与服务意识，这样才能够让农村教育与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探索农村教育服务社区的新管理模式

1、强化领导，健全社区教育组织。

新集镇党委、政府应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工作，把社区教育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成立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制订社区教育长期规划和近期计划。这样才能够形成以镇社区教育领导小组为核心、社区教育中心为主体、社区学校和村民学校为基础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要加强建立包括党校、人口学校、老年学校、假日学校、文化站、司法所、妇联以及志愿者服务站在内的社区文化教育宣传网络；并且要建立包括镇人力资源保障所、农副业服务站及农业示范基地在内的科技推广网络。

2、注重协调，完善社区教育机制。

社区教育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作为介于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之间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形态，要确保社区教育健康、有序、规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有效干预。新集镇加强政府对社区教育的统筹领导，首先把社区教育置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将社区教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目标管理范畴，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其次，成立由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领导机构，统筹协调社区教育工作，并加强沟通和协调，形成“政府主导、社区主体、社会参与”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其三，建立并逐步完善社区教育保障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投入的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妥善解决社区教育的办学经费问题，保证社区教育机构的有效运转。

三、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教育与培训内容

农村教育与培训应当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具有实用价值的教育与培训内容，这不仅能够体现教育培训工作的意义，这也是推进社区建设的基础所在。教育人员要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知识结构与认知层面，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并且明确教育的内容与目标。农村教育与培训针对的主要群体通常是农民，教育工作者要了解这一群体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且给他们提供实用的辅导与帮助。很多农民最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关于就业过程中机会的搜寻、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权益问题、法律问题乃至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他们并不了解。这不仅是大部分农民最为关注的要点，这也是农民群体较为缺乏的知识范畴。这便是应当充分受到重视的教育与培训方面，教育工作者要让教育培训过程有的放矢、目标明确，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教育培训工作的价值与作用，并且切实为社区建设提供服务。

四、丰富农村社区的文化教育活动

农村教育与培训的内容要更为丰富、形式应当更加多样，并且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受众群体。不仅要给农民提供大量实用的教育培训内容，也应当经常展开一些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让更多的孩子、老人及女性同胞参与到其中，这样才能够真正照顾到社区中的所有居民。一方面，社区教育与培训工作应当充分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是极度需要他人关爱与照顾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可以结合社区的具体情况多组织一些社区内的文娱活动，让社区居民都参与其中。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育与培训的形式，不仅能够增强社区内居民的凝聚力，也能够丰富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够凸显社区教育服务的作用与意义。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