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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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一、组织相应业务科室和各监管所认真学习社会企业的定义和发展历程，搞清社会企业本质和边界，为开展培育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工作打好基础。

二、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指导企业“年报”、“万人进万企、上门解难题”大服务等活动和日常监管工作，积极向企业开展宣传工作。截止目前累计共对辖区内110余家企业宣传了社会企业章程备案、社会企业认证等相关规定和政策。

三、在区社治委的指导下，每季度定期召开社会企业培育扶持工作推进会。及时和区级各职能部门、各街道（乡镇）社区和社会企业沟通，加强工作衔接和配合，提高为企业的服务水平。

四、对辖区内种子社会企业开展了行政指导培训。从培育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生活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事务管理领域方面的积极作用等方面进行行政指导培训。同时就企业在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今年7月，我局配合市社治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委社治委开展了由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执行的“老人助餐与社区养老服务精细化”专题研讨会。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和认知度不够，在培育扶持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不知道怎么干、干什么，导致发展的种子社会企业数量少、范围窄。

2、对种子社会企业培训力度较低，范围相对较小；

3、区级层面缺乏相应的扶持发展政策；

4、具体的政策落地还需区级各职能部门共同完成。

第2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失管精神病患者；社区治理； 多方缺位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8-0041-02

精神病患者失管现象是中国城乡社区管理中较为受到忽视的部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国内改革开放与国际全球化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潮流，不少城市，例如上海、北京、深圳都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定的社区发展模式。同时，学者们又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学理性探索，在对城市社区建设进行全面理论分析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的理论架构。然而，在对于失管的这一部分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恰恰同时被这三方所“遗弃”，处于这一时期被社会结构性整体排斥的状态，在人们日益重视对弱势群体关注的今天，这一群体却处于无政府部门、无社会团体或组织或社会成员自发参与进行干涉和管理的状态。

一、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及管理机制的滞后性

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深切感受了政府高度集权、政府职能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弊端。在各类有关现代社区的研究指出，现代社区发展的方向是“非国家化”，即不再是国家行政层次，而成为同国家行政相分离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因此，社区自理和自治成为当下理论及实践中为各界所关注的趋势，在这其中，有必要认识到政府职能所具有的有限性。

首先，政府能力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有限的。目前，捉襟见肘的财政正是我国公共事业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政府筹集资金的途径在正常的情况应该主要依靠税收。但税收的数量是有限的，过高的税率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政府的物质基础是有限的，有限的物质基础所能支撑的政府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就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面看，据了解，目前上海市共有42所精神卫生机构，有11000多张病床，也就是说，只有十五分之一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能够长期入院治疗。因此，不难看出，物质方面现在城市政府对这一群体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

其次，政府能力赖以建立的信息资源是有限的。由于政府管理的权威性、集中性、综合性和全面性，政府管理对信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在社会的流变性愈来愈大的当今社会，准确、全面和迅捷地收集信息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信息的局限性必然严重制约政府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同时，由于精神病患者社会资本往往急剧缺乏，又无向他人求助的行为能力，加之亲属往往愿意将其病情进行隐瞒，他们的实际状况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目前政府对其信息获得及管理处于近“真空”状态。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当前政府部门，例如街道、派出所对于精神病患者难以采取有效的监管，这实质上是其“失管”的直接原因。不可否认，未来社区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自治”的模式，然而仅仅就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而言，主要的权力运作仍然是由政府带头引导的阶段；和其他弱势群体类似，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并不能完全依赖于所谓的市场化模式，这其中，政府具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专业化社区组织缺乏

近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历急剧变迁，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精神卫生事业有了较大进步。然而，从学科及专业发展来看，虽然近年来，精神卫生问题开始受到我国社会的空前关注，但是由于既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和支持，心理－行为科学长期缺位，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作为医学分支的精神病学发展相对缓慢，水平较低；心理学作为一级学科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取消，其社会作用相对于国外而言，在我国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除了在学科专业性方面的不足之外，诸如社会工作者协会等专业化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需要在拥有一定的专业从业人员和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才得以建立。而这两方面正是当前心理精神专业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关键。第一，从业人员少，而且缺乏规范、系统、扎实的教育培训。心理咨询治疗需要长期、正规的院校教育、继续教育及持续不断的临床督导。目前，大多数医学和心理学毕业生都不愿去心理卫生机构工作，因为除了若干个学术中心外，一般精神病院的工作学习条件、薪酬远远不如综合医院和其他专科，而除了一些发达城市以外，多数地区的综合医院也较少设有精神科或临床心理学专业科室。第二，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国家没有统一的专门管理机构和制度，专业人员无明确定位。心理学界为此进行多年努力，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系统内争取到开设“心理咨询员”和“心理咨询师”考试的制度。但此项制度面临诸如对医疗服务部门无约束力，不能与卫生行政管理等部门接轨，从业人员不能在医疗机构工作，不能合理收费等诸多问题。这些在客观上造成了精神病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重视。

三、社会资本降低导致社会成员参与度降低

失管精神病患者问题如能得到解决，虽然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来完成。但实际上社会成员的个体因素与现代城市社区组织团体的培养与建立，以及如何形成这类团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的下降导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可以说是造成目前社区发展中各类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失管精神病患者也在其列。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众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分别对社会资本下定义。综合来看，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区内部的个人和组织在长期的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在互惠和特点规则规范下的互利关系。全球及中国范围内来看，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下降已被不少研究者所关注。罗伯特・D・普特南曾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警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其研究的真正意义是让人们反思当代城市社会生活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城市社会”具有普遍的共性，那么90年代的美国城市社会生活的问题同样有可能在中国城市出现。

事实上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已经在破坏和丧失之中。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无论是信任、规范还是网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信任破坏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规范已经失去效力了，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了，新的社会网络不能发挥效用或尚未形成。总之，社会生活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增长，但城市居民彼此愈来愈冷漠，愈来愈孤立。改革发展在城市中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总体性单位体制被打破。“单位”和“关系”是改革前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改革后，一方面不少城市居民逐渐失去了“单位”的社会资本资源。另一方面，“关系”从改革前的情感交换倾向转变为非情感交易倾向，使得城市居民对“关系”对象的信任被金钱交换所取代。由此带来的根本性问题是新的社会资本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居民的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丧失而又得不到补偿，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城市社会的社会效率因此而受损。

伴随这一趋势，社区参与程度也随之减弱。社区发展的内源性也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于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要在人口众多且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的现代城市中促进市民之间的交往并进而建立起平等交换的规范和互信，推动公共物品缔造的机会，就需要建立市民参与的网络如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等，以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而在目前这样一种状况中，失管的精神病患者较之老年人、社区青少年而言，更难引起周围社区居民的主意，绝大多数人采取同情或躲闪的态度和行为，更难谈起社区自发建立市民组织针对这类群体，在政府及社会其他组织均无力的状态下，失管精神病患者同样遭遇到社会成员个体及自治组织团体的忽略，几乎完全处于被整个社会所排斥的群体。

四、结语

面临城市社区内对失管精神病患者的治理缺失，尽管部分地区，如汕头、海口等地区的政协会议已经有代表提出了有关精神病患者救助体系的议案，然而在大部分地区，政府的实际行动十分有限，相关的社会团体几乎难以形成。当前，一些城市基本上具备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能力。许多国家正视社会对精神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例如在费用支付问题上，通过提供服务可以从医疗保险、政府资助、自付费用等多渠道进行。西方国家及一些重视精神卫生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事务管理体制中对精神卫生均有具体、细致的规定，有相应管理部门，有接受国家管理且自律功能强大的行业组织，使该领域有法可依，有服务社会的机会与责任，有自我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城市社区内，失管精神病患者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的现象，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社区发展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之间难以平衡及有效协调的现状，值得进一步思考及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J].社会学，2002(2).

[2] 姚永平,梁平.走向善治-中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探析[J].探索，2004（01）.

[3] 隋广军,盖翊中.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J].学术研究，2002(7).

[4] 罗伯特・D・普特南著,虞大鹏、赵世涛、栾斌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J].规划师,2002(8).

第3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4―0060―06

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农村社区的新内涵体现在集约经营、土地流转、农村公共服务等方面，新型农村社区更加注重质量，强调高效、包容、可持续，按照这些标准衡量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水平，对于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进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一、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评估体系的原则

（一）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

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揭示新型农村社区的本质特征，又要反映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内在要求，科学、客观和准确地衡量城镇化的实际水平。因此，一方面要考虑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要考虑指标的代表性。¨。新型农村社区指标体系是多维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内部的各指标应相互衔接、边界清楚，指标体系的层次划分清晰、合理，各指标权重也要分配得当。同时，在选择指标时要考虑新型农村社区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长期支撑的可操作性。

（二）完备性与关键性相结合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的概念包含内容丰富，应是政府、农民、企业通力合作的结果。所以，构建新型农村社区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尽可能涉及各方面，通过各项指标间的相互配合系统展现新型农村社区的全貌。虽然影响因素很多，并不是每个因素都决定其发展水平和质量。因此，选择的指标不是越多越好，必须是最关键、最具代表性、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指标，否则会影响对整体的判断和全局的把握。

（三）稳定性与非均衡性相结合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指标体系不仅能够反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状况与水平，更重要的能够用该指标体系预测其发展趋势。所以，评估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性，并且所选取的指标是可以按时间序列排序的指标，以便预测演变趋势进行纵向比较。另外，还需注意指标的横向比较，给予不同指标不同的权重。对于遇到的诸如价值评判、资源环境估价等问题，无论是在指标设计还是数值估算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试验性成分，需进一步完善。

（四）可比性与动态性相结合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设计时应尽量考虑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尽可能选取可以量化的指标，而且要注意指标的口径范围和核算方法的纵向可比和横向可比性原则，即在对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的评价中应注意纵向可比，而对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评价应注意横向可比。同时，兼顾反映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阶段性，根据指标的动态变化，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进行监测，从而衡量新型农村社区的真实水平及发展态势。

（五）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并且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升级。这就要求新型农村社区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中，不仅注重一系列客观指标的设置，更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关注农民的感受和多样化需求。所以，评估指标的选取及指标体系的建立，应注重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合理结合。客观指标反映客观事物，主观指标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评价、感受和满意程度。而且，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更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应更加偏重对主体的感观指标进行分析，不仅是对新型农村社区成果的评估，更是对未来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经验参考。

（六）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评估指标体系为我国各式各样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提供一个统一、全面、科学的评价参考，经过对指标的计量统计分析，总结出普遍性的模式，用于指导和规范未来的实践。但这并不代表要通过评估指标体系标准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应建立在各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上，结合地区特色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发展道路。

二、新型农村社区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框架与内涵

依据上述指标设计原则，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在高效、包容、可持续基础上，充分考虑指标的代表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计算的可操作性。

一级指标：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本质属性，把指标体系分为高效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三类。其中高效性是新型农村社区的驱动力，包容性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平衡力，可持续性是新型农村社区的耐久力。

二级指标：从目标导向着手，把高效性分为经济高效和水平提高两个子目标，包容性分为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和管理有序三个子目标，可持续性分为功能完善、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三个子目标。

三级指标：考虑指标的代表l生、数据的可得性和计算的可操作性，选取41个指标，全面系统地对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定量描述，构成指标体系（见表1）。

（一）新型农村社区的高效性

新型农村社区的高效性是新型农村社区的驱动力，可以确保制度转化为制度资本，制度资本的积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宏观环境条件，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经济高效，反映与新型农村社区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实力、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等方面内容。由5个指标构成：1.社区人均GDP增长率：（当期社区GDP/社区人口一基期社区GDP/社区人口）/基期社区GDP/社区人口；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当期地方财政收入/当地人口一基期地方财政收.A/当地人口）/基期地方财政收A./当地人口；3.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二（三）产业增加值/GDP；4.民营企业建设用地产出率：地区GDP/企业用地面积；5.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率：（当期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一基期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基期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水平提高，能直接体现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水平和速度，反映制度资本促进农村社区集聚发展水平，是新型农村社区高效性的重要指标。由7个指标构成：1.社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比重：社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区GDP；2.人均地方财政投入水平：地方财政投入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额/社区人口；3.人均金融机构资金投入水平：金融机构对新型社区建设的投资额/社区人口；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企业人员数/全部从业人员；5.民营企业投资规模水平：民营企业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投资额；6.民营企业对当地村民的友好程度；7.企业所属行业。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包容性

新型农村社区的包容性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平衡力，通过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为人们创造发展机会，提倡机会平等，确保人们能得到社会保障，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在公平机会与共享增长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是新型农村社区的核心内容，是顺利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环节，反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包容性的重要指标。由3个指标构成：1.市区居民与农村社区居民消费差距：市区居民消费水平一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消费水平；2.市区居民与农村社区居民收入差距：市区居民收入水平一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收入水平；3.市区和农村社区恩格尔系数差距：市区居民恩格尔系数一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恩格尔系数。

社会和谐，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保障。主要反映社会服务、保障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由9个指标构成：1.社区居民对农民用地赔偿情况的满意度；2.社区住房入住率：新型农村社区入住户数/原来户数；3.社区就业人数占总人数比率：社区就业人口/社区总人口；4.社区居民对当前生活水平的感受；5.社区道德风尚水平：反映社会文明程度；6.养老保险参保率：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社区总人口；7.医疗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人数/社区总人口；8.高中教育毛入学率：接受过高中教育人数/社区总人口；9.高等学校学生人数：接受高等教育人数。

管理有序，城镇管理水平和制度创新程度是反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包容性的重要内容。由3个指标构成：1.规划管理执法情况；2.综合环境整治情况；3.公用设施投资情况。

（三）新型农村社区的可持续性

新型农村社区的可持续性是新型农村社区的耐久力，提高质量和效益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关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集约高效、环境友好，应对土地、水源、能源等资源进行保护性地利用。

功能完善，是提升新型农村社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是反映新型农村社区承载能力的重要指标。由5个指标构成：1.社区居民人均道路面积：社区道路总面积/社区建设用地面积；2.社区用水普及率：社区内用水人口/社区总人口；3.社区燃气普及率：社区内用气人口/社区总人口；4.社区互联网普及率：年末互联网宽带用户数/社区总人口；5.人均住房面积：社区住房建筑总面积/社区总人口。

环境友好，是社区健康发展的标志，是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由5个指标构成：1.环保投入占投入比重：环境保护投入额/社区总投资额；2.社区生活垃圾处理率：社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重量/社区生活垃圾产生总重量；3.社区污水处理率：社区污水处理总且/社区污水排放总量；4.社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社区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数/年总天数；5.社区人均绿地面积：社区绿地面积/社区总人口。

资源节约，是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由4个指标构成：1.社区规划合理程度；2.土地节约率：节约土地面积/社区总面积；3.资源环境效率；4.新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率：已经实施节能标准的新建民用建筑竣工面积/新建民用建筑竣工总面积。

三、新型农村社区的评估实证

新型农村社区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量化新型农村社区的各项内容时，可采用实地访谈和问卷调研的数据，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对全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做系统评估和分析。本文选取河南省73个新型农村社区，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其发展情况进行调查，获得551份问卷。根据已获得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用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获得因子分析方差贡献率（见表2）。

其中：x1表示收入来源；x2表示社区居民月收入；x3表示社区居民适应程度；X4表示社区居民生活富足程度；x5表示社区环境；X6表示社区治安环境；X7表示社区邻里和谐程度；x8表示社区道德风气；X9表示社区福利水平；XIO表示社区生活压力；x11表示社区居民家庭幸福指数。

因子载荷是公共因子与指标变量之问的相关关系，载荷越大，说明公共因子与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在确定公共因子个数时，先选择与原变量数目相等的因子个数，其因子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取初始特征矩阵大于1的因子为公共因子。经过总方差分解，可以明显看出有四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它们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9.894%、23.645%、15.195%、9.701%，累计贡献率为78.435%，基本能够包括全部信息。

结合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可以算出各因子得分，进而得出一部分新型农村社区的综合排名（见表4）。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新型农村社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新型农村社区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得到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新型农村社区的高效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是其本质特征，是新型农村社区区别于传统农村的重要标志。

第二，新型农村社区的高效性是其发展的驱动力，新型农村社区的包容性是其发展的平衡力，新型农村社区的可持续性是其发展的耐久力，这是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新型农村社区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是对其现有工作进行考核与评估，并纠正目前一些新型农村社区的不足和缺陷；更重要的是，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还是未来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指引方向。

第四，通过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发现新型农村社区普遍质量不高，而且参差不齐，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因此，本文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新型农村社区是自上而下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自下而上市场推动的结果，因此，必须通过新型农村社区质量评估体系评估各类农村社区的效果，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

第4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桃源县；生态社区

一、“红鹤示范生态社区”建设设想及建设现状

（一）建设设想

“红鹤示范生态社区”建设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就红鹤村的现状而言，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设设想：一科学规划。社区内的生活、经营与娱乐区域要清楚。二规范建筑。村庄建设基本上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三通畅道路。道路宽度适当，安全适用。四绿色满园。构建“总量适宜、布局合理、植物多样、和谐统一”的绿色生态体系，总体呈现“区在园中、房在林中、路地树中、人在景中”的绿化美化效果，实现社区环境与区域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二）建设现状

1、初步建成环保型社区

桃源县“红鹤示范生态社区”从“四无污染”做起。一是无水污染，开展社区水资源的物理监测，取样对比，并定期在社区宣传栏公布监测结果，倡导人人关心社区环境，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二是无烟污染，发动农民利用自家的房前屋后建化粪池，并由县农办和农业局派技术员到各家各户指导制作沼气，这样不仅减少了大气污染，而且有效地保护好了森林植被，更重要的是让农民使用上了清洁能源，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无固废污染。红鹤村集体出资修建5处垃圾池，在村民集中区分发环保垃圾桶97个，要求社区居民把所有的生活生产垃圾分类处置，现在居民初步形成较好生活习惯。四是无噪声污染。红鹤村本来就鸟语花香，山清水秀，社区内本无工厂，仅有的两个竹木加工厂集中安置在人烟稀少的林区，能够让每位居民每天都能过上安静闲适的田园生活。

二、“红鹤示范生态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红鹤示范生态社区”由国际公益组织参与社会建设与管理，由民间资本、慈善基金支持农村“生态社区”建设，这种模式不仅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新模式，而且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型农村注入了活力。但是，在近三年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出现其弊病。

（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没有达到和谐统一

全国上下都提出 “经济强省、经济强市、经济强县”的口号，要发展经济势必会破坏环境，而快速的经济发展正严重威胁着沅江的湿地和森林。森林采伐、水坝修建和污染正使这个曾是许多自然物种栖息地的地区面临着生态衰退。在农村，老百姓几千年以来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红鹤村4公里的沅水线正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本，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越冬的栖息地。这就从分说明红鹤示范生态社区有着上天赐予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但是，在物欲横流的经济社会，老百姓不可能每天看着青山绿水过日子，他们也需要钱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所以，势必就会出现砍伐竹木、大肆捕鱼来获取经济效益，尤其是以夺标的形式把河道采砂权出让。就这三项问题就能短时间内把红鹤村的生态平衡严重打乱。俗话说“十年树木”，竹木的生长并非一朝一夕，砍伐快而育林慢；河鱼味美，很受食客欢迎，村民大肆捕捞使得现在河里的鱼种越来越少；更甚者是采砂船，在河道里日夜采砂严重破坏河床和水质。现在出现的问题决然不会使红鹤社区可持续发展，更谈不上起到“示范“作用，也必然会为子孙后代造成严重的灾难。

（二）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和自觉参与意愿缺乏

红鹤村的老百姓都是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是很高，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2011年至2013年，“富群资源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促进会”为了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制定并实施了较多可行性的方案，归纳起来有四点：1、搞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社区清洁工程实施方案”，花30万元修建幼儿园、修建5处垃圾池，分发环保垃圾桶97个）；2、培养了125名社区带头人；3、培育了生态旅游、养鸡、拼布手工艺三个经济合作社（请北京拼布手工艺大师现场指导培训，完善餐饮、农家住宿的服务和设施，带领村民代表到湖北谷城堰河村实地考察等）；4、稳步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宣传、教育、联欢等）。但是，百姓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关键是社区居民没有见到可观的经济效益，由此也就缺乏一根连动杠杆。所以，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和自觉参与意愿还是没有真正得到提高。

三、“红鹤示范生态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在“红鹤示范生态社区”的建设中，我县采取的是一种由公益组织、政府和社区居民三方合作的经营模式，虽历经了风雨，但现在仍处在探索阶段。这种运作模式在我县还是首次，但无论是其先进的动作模式，还是积极的治理理念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和大力推介，课题组为些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规划编制要因地制宜，符合长期发展需求

要想在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找到突破口，我课题组认为首先要合理规划。如何合理规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红鹤村可以以组为单位，让村民集中居住，住房用地可由乡村两级统一划拨，使生活区与山林区分开，这样有利于环境卫生的统一治理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社区建筑材料可以就地取材，因为红鹤村是山区，林木颇多，这样有利于降低社区建设成本，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引进的新型工业和养殖业远离聚居区，利用新科技把工业、养殖业和生活废弃物回收利用，这样既能创造经济效益又能解决社区居民就业难题，更能有效防止污染，使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及早修建村级公路，因为修路对社区建设至关重要，路不通，老百姓的竹木难以外输，也不能吸引商家来此投资，要想打造成经济型生态社区就是一句空话，但是山区修路比较困难，而且耗资巨大，把生活区与工业区合理规划后就可以减少修路的人力物力，减少县财政、公益组织和社区居民的经济压力；森林和渔业资源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对竹木采取适时、适地有序砍伐，加快山林和竹林的培育与栽种，对河道内鱼群种类加强了解，采取适量、适时捕捞，对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个人采取加倍罚款甚至刑拘等措施；禁止河道砂石开采等，河道采砂目前来说有利可图，并且是暴利，但是对河床和水质的破坏特别严重，对红鹤社区发展旅游业造成较大的硬伤。所以禁止河道砂石开采对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有利而无害的。

第5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高雅楠：女，河南舞钢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临床社会工作。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大多集中在西部农村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地理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本文从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入手，从民族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结合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实际，尝试探讨民族社会工作在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关键词：民族社会工作;西部农村民族地区;发展模式;发展路径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的重大问题。我国至今仍有8亿人口在农村，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农村是具有很多不同于城市特点的社会共同体，贺雪峰教授认为农村是全体社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大多居住在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因此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客观条件和民族习惯等因素制约着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民族社会工作即“以案主为中心，以民族为主线”，从民族的角度审视社会工作，通过运用社会工作知识与技巧，采用科学的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针对少数民族的助人工作。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弱势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关注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民族社会工作的题中之义。

一、西部农村地区“能力和资产双重培育”的发展模式

优势视角下的民族社会工作旨在消除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化印象，认为对服务对象“标签化”会形成“蚕食效应”，潜移默化之下，就会形塑案主的价值观，改变其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优势视角下的民族社会工作认为，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应该重视“资产、能力的双重培育。同时，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根本的革新。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民族社会工作者应该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潜在资本，协助案主达到自己的目标，满足他们的追求，在面对生命中的不幸遭遇以及与主流社会的控制相抗拒的时候，不致手足无措。优势视角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案主以及他们身处的环境和他们的生存现状，不仅仅是专注地解决现实的问题，更应该把目标投向未来的可能性。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发掘案主潜在的资本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从而提升案主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在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村社区发展大大得益于优势视角理念和原则的指导。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培育是当前西方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发展路径。社区发展实践非常强调资产和能力建设的方法。美国社会工作学界积极提倡以“增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目的是发掘个人潜力;肯定个人天赋、智慧及其生存技能;激活社区的共同财产和资源。

因此，以能力和资产的双重培育为重点，以优势视角为取向的社会工作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介入西部农村地区的一个选择，这种社会工作范式既突破了以往“问题为本”的扶贫开发模式，也不再局限于“社会工作者为主导”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首先，传统的以“问题为本”的扶贫开发模式，视角过于单一，且具有“刻板化、污名化”之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则突破了这一弊端，试图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基础上，建立优势互补、多方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透过能力和资产的双重培育，最大限度地发挥案主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从而实现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和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相对于“社会工作者为本”的传统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以优势视角为取向的社会工作反对彼此割裂的介入方法，强调以可持续发展和农民能力和资产的双重培育为重点，从个人、社区和社会等多个层面，采用整体性视角，综合考虑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充分体现“人的发展”的核心理念。

二、西部农村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对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探索大致可归为两种取向：其一是将习以为常的社会工作理论或实务经验挪置到民族社区，即方法移植的过程;其二是整合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在民族社区开展工作，即整合取向的创新过程。两种取向都在以行动的立场、策略和方法推进民族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背景是中国具体的国情，民族社会工作要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可不察。尤其是西部农村民族地区，举凡宗教、风俗、禁忌、语言等文化形式都在此交织，情况更为特殊。因此，民族社会社会工作在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提炼特殊的价值观。民族社会工作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在民族问题上的应用。民族社会工作有其本土化的要求，对价值观的思考当然要放置在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场域中，从多元一体、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提炼和阐释中国式的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要建设性地吸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营养，同时还要从深度上去反思受到二元对立思维局限的已有的社会工作价值观。

（二）明晰角色定位。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不能只是简单地拿社会工作习以为常的理论概念、行动套路和方法技巧生硬地在民族社区应用，或是将原来民族工作的行政思维与民族社会工作角色牵合，用行政化弱化专业化。为此，要透过民族社会工作的在地性实践，在搁置以往概念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形成适合民族社区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以本土实践为参照，开发出一整套适合中国经验的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操作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民族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和使命。

（三）创新介入方法。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方法问题，有研究者早就发出了疑问：是否可以简单地移植西方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及实务体系？既然民族社会工作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工作中的传统三大方法运用于民族社区，就需要探索适用于分析民族社区、认识民族群体、协调民族关系、倡导民族政策、完善民族治理的一整套方法。透过民族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提炼与实践，积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满足民族社区多样化的需求，用方法的不断创新，提升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水平。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急剧变迁，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工作体系的转变滞后于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本身，难以有效应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肇始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被誉为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剂，成为了应对少数民族问题及民族地区新旧问题的有效工具。然而，社会对民族社会工作的迫切需求与民族社会工作自身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严重滞后是现阶段的一对突出矛盾。所以，加快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建构本土化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就成为目前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与现代化的迫切的需求。（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旭辉、、包智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J].民族研究，2012（4）.

[2] 黄慧.试析民族社会工作在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发展中的运用[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3）.

[3] 周甜.社会工作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必要性分析[J].传承.2008（9）.

第6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角色

引言

政府职能转变不仅包括政府职能内容的转变，还包括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重新配置以及相应政府机构的调整和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应做好角色塑造和定位，具体表现如下：

1.实行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多元化

由政府独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公共事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是随着经济发展状况而逐步演变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逐渐崛起的社会力量为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奠定了基础。应逐步建构“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1.1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的主导力量，如果政府没有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多元化进程就难以推进，因此政府要主动推进职能转变，给自己进行明确的角色定位。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格局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的模式，改变政府角色的“错位”和“越位”状态，把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权力向市场和社会转移。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1.2 多元主体参与

为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与政府有限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要吸收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公共物品供给，使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都可以成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政府应该做到：营造有利于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的环境，如通过政策法规允许国内外各种资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项目；选择适于改革的领域，加大力度推进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如在一些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保留政府监管权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全部放开，以民营化的方式运作；控制好市场与社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进程。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可加大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而在经济、社会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可以重点培育新的社会供给主体，以免公共物品供给的“真空”地带。

1.3 建立对话机制

引进多元主体，基于交换资源及相互协商的目的建立互动平台和对话机制。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公共物品供给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与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伙伴式合作关系。总之，多元化供给是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的必然的格局。在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的前提下，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如，在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基础产业的一些h节就可以实行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实行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 。

2.培育社会组织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深入，政府难以独自承担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需要由社会组织来补位。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农村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妇女儿童保护、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赈济救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拓展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功能，承接部分政府服务项目，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需求，增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创新。

2.1 加强分类引导

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培育一批按市场化运作、与国际接轨的行业协会。积极发展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安老扶弱、助残养孤、扶危济困、救助赈灾等领域实施项目，提供服务。规范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满足科教、文卫、福利、环保等民生需求。积极培育城乡基层社会组织，促其在新农村建设及城市社区管理，推进村民自治、村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2.2 加大政策扶持

通过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工作，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购买，提高社会组织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中的参与度。通过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降低门槛、减少行政干预的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扶持政策、人才保障政策、金融服务政策。

2.3 强化监督管理

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条件。依托登记管理机关、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对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实行备案制和降低登记门槛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批露、重大事项报告和公众投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动作的监管机制，对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予以查处，提高执法监察能力。

3.提高社区自治能力

社会转型期，社区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化解社会压力的“减震器”、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助推器”的作用。为使社区顺利承接政府外移的部分职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政府应把一些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去行使，政府应发挥好宏观协调和监控作用，制定政策法规，规范社区行为，引导社区发展方向，协调社区之间、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明确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社区群众自治功能的分工与合作，大力培育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社会组织，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大力培育社区民间服务组织，推进社区服务的社会化、网络化和市场化进程，培育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建设。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严格、规范选拔任用机制，对社区专职人员，在区、街招考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时，优先录用，加大对社区专职人员的培训力度，建立系统化、经常化的社区人员培训制度，提高社区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4.在公共治理中，实现政府、市场、社会职能的相互补充

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没有政府对整个公共治理的主导权，就难以保证公共治理的合理和有序运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条件是培育社会自身的力量，只有社会组织以及社区自治等社会力量充分发展起来，政府职能转变才能成功。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认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至于一切管理领域中的机制创新都可能被视为治理。由此出发，实践中“治理”也被赋予了各种任务，包括社区自治、地方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等。然而，其核心内容仍是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的共同治理，即多中心治理。

5.结语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核心是政府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将不应属于自己的职能移交给市场、社会，防止政府越位，同时又要行使好自己的职能，避免政府缺位。在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中，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和角色定位，通过实行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培育社会组织、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做到在公共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是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

[1]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2]唐云峰，宋国庆.基于社会调查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2）.

第7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融资社区银行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国际金融业发展、变革与创新的角度看，我国银行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在2006年12月1日之后金融业对外资全面开放的形势下，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将空前激烈，如何迅速缩短我国银行的差距、增强竞争力成为理论界与银行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将就我国发展社区银行路径问题进行探讨。

一、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社区银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定义社区银行是独立的、由当地拥有并运营的机构，其资产从少于1000万到数十亿美元不等的机构。参照国外社区银行功能并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建立的社区银行是指资产为5亿元以下，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运作并为当地居民或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成本低、个性化金融服务的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发展社区银行的意义重大。

1、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融资“萎缩”。具体而言，中小企业由于抵押物相对不足、财务报表不完备，加之容易隐瞒甚至制造扭曲的信息，导致大银行因不能了解其经营能力、经营状况及贷款所投向的项目的情况，对其贷款更加谨慎。而社区银行以服务社区为宗旨，与商业银行相比，其资产规模较小，组织层级也相对简单，信息反馈的期限较短，经营决策较灵活。此外，社区银行的运作都在本地，对区域内客户的情况更为熟悉，易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所以，根据信息优势假说（informationadvantagehypothesis），社区银行更易于解决贷款中的委托问题和了解客户收入变动、支出状况等有一定保密色彩的个人信息，这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因而，相比于大型商业银行，社区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中就有比较优势。比如，作为“准社区银行”的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一直以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为主要服务对象，努力发挥在地缘、人缘、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自1993年成立以来，“泰隆”累计发放贷款350余亿元，其中90%以上投向当地的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004年末，在“泰隆”有贷款余额的客户有3865户，户均贷款仅70.8万元，其中5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户有2745户，贷款金额合计6.73亿元，分别占贷款户总数及各项贷款余额的89.06%和24.61%。

2、促进金融服务水平和协调社区发展。发展社区银行可以刺激国有商业银行加快市场化改革，增强竞争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同时，根据“共同监督”假说（peermonitoringhypothesis），在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由于社区银行典型的区域性特征，为了区域内大家的共同利益，合作组织中的中小企业之间会实施自我监督，有利于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信用习惯，推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另外，社区银行强调对社区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实现社区发展的政府、市场及社会的自治互动，形成多方参与、共同管理的新局面。具体而言，社区居民和单位可以利用其在社区银行中的股东或是社员权力，通过社区银行的资金投放项目参与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服务项目开设、服务内容确立的集体决策，实现社区建设与管理中的群众自治性作用（王欣欣，2005）。因此，通过社区银行基于信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对社区改善和发展活动的实践参与，可以推动社区信用建设和协调社区发展。

3、有利于优化银行体系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根据产业组织理论，CR4≤40%为低集中度，40%≤CR4≤60%为中集中度，60%≤CR4≤80%为较高集中度，CR4>80%为高集中度。从资产的市场集中度看，根据相关机构的数据可以算出，截至2004年，包含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CR15）的市场集中度为68.5%，其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169321亿元，市场集中度（CR4）为54.1%；而负债的CR15和CR4分别为68.4%和53.4%，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不足，仍然处于寡头垄断状态。毋庸置疑，这种银行体系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和经济健康发展。而社区银行的适当发展将会有利于改善银行体系结构，进而分散来自经济与金融层面的冲击（王欣欣，2005），从而分散由于银行机构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同质性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换句话说，设立社区银行可以分流过度集中于大、中型银行机构的社会资金，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资金市场，进而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

4、为居民提供投资渠道与增值服务。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很低，加上有关的金融产品创新严重不足，造成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比较有限，而居民手中的资金非常宽裕并且有较强寻求保值增值的欲望，迫切需要开拓创新投资渠道。从这一方面来看，社区银行的发展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社区银行的市场定位与大银行的“大城市、大企业”的战略相反，除了主要为社区居民和社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外，在网点布局上更加注意拾遗补缺，填补大银行退出后的空白，多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发展。此外，社区银行在审批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贷款时，很关注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族的历史和家庭的构成、日常的开销特征等个性化的因素对还款能力的影响，从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个性化服务，与此同时，社区银行实行多元化经营，它必将会吸引各种有利的资本进入以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推行业务创新，提供特色化的金融服务，从而有利于为居民提供较好的投资渠道和资金增值服务。

5、可以有效地遏制民间非法金融的蔓延和发展。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有很大发展，对地方金融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原因除了一些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利率市场化水平不高（以温州为例，据中国人民银行监测，在2004年10月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提高法定利率水平后，温州银行业2005年一季度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2004年上半年提高0.7个百分点，高于法定贷款利率0.27个点的上调幅度），民间融资有较大盈利空间外，关键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银行，很大一部分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培育和发展社区银行，可将民间融资纳入国家正规的金融渠道之内，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一个比较现实的通道，提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组织化和机构化，防止民间金融的边缘化，逐步消除金融结构的二元化，降低潜藏的金融风险。

二、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路径探析

20世纪90年代，欧洲掀起了一场"社区银行服务运动"(CampaignforCommunityBankingServices)，主要有新设社区银行、共享分支网络(Sharedbranch)、利用分支机构和特许经营(Franchises)等渠道，而澳洲的社区银行主要采取分支机构模式、模式及电子银行模式。我国发展社区银行必须从当前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途径有：

1、由民营企业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新组建股份制社区银行容易明晰产权，其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比较完善，市场定位目标也比较明确，在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方面也会比较灵活。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组建社区银行，同时也要十分关注退出机制的建设，真正实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民营银行资本由于强烈趋利动机可能导致过度扩张，加大金融风险；股东控制社区银行容易发生获取关联企业贷款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以降低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尤其是区域内的中小企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这就形成不同的发展社区银行的条件，必须区别对待以提高效率，一般来讲，应该先进行试点，然后再全面铺开。例如可以考虑将浙江省的温州、宁波、台州和福建省的泉州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作为试点，然后择机推广。一般情况下，允许达到法规规定的各项条件（如资本金额、股东人数、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合规的章程等）的自然人或企业法人组建社区银行（应宜逊，2005），考虑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资本金应在1000～5000万元为宜。

2、将现有小型金融机构改造为社区银行。以城市信用社为例，城市信用社在长期与中小企业接触的过程中掌握了充分的客户信息和决策经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贷款风险，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实施规范改造，鼓励优秀民资入股，优化股权结构，改造成以所在社区的中小企业和居民为服务对象、按股份制原则进行经营管理的社区银行。另外，农村信用社由于市场变化正亟需要转型，可以通过适当的资本结构优化和机构整合，促进农信社重组，逐步改造为产权明晰、按市场化运作的社区银行（翟建宏、高明华，2005）。关键在于经营机制的转变、机构布局的调整和规模效益的实现。另外，由于各个信用社的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应该区别对待，最好是先进行改造试点，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推行改革，促进社区银行的健康发展。浙江省在这方面有所探索，2005年1月，经宁波银监局批准，浙江省第一家完成增资扩股、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城市信用社——象山县绿叶城市信用社正式挂牌运营。绿叶信用社改造后的资本金从过去的526.9万元增长到1.39亿元，资本充足率远远超过法定标准；在新的股权结构中，法人单位17家，均为民营企业，自然人32个，过去参与投资的行政事业单位全部退出，单体投资者最高占有股权比例为10.79%。

3、在部分邮政基层机构基础上进行改造，组建社区银行。据邮政储汇局统计，到2006年3月末，我国邮储存款余额达到1.48万亿元，占居民存款总额的10%，在全国拥有3.6万个网点，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2/3以上，而且，邮政储蓄65%的资金来源于农村，而几乎90%以上的资金都通过转存央行或者以协议存款的方式转存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途径，实现资金从农村大量向城市的逆向流动。这不仅有可能影响到农村金融发展，甚至有可能使得邮政汇兑业务畸形化，以服务于邮政储蓄业务的利益冲动（钟伟，2004）。随着《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过，组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即将进入实施阶段。因此，可以适当考虑基层邮政储蓄机构的社区银行化。具体思路如下：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由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邮政部门进行协商，将个别条件较好的邮政县支局作为试点，先由权威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然后，以公开、公平的方式对其资产进行招标出售，需要说明的是，管理部门必须对各招标单位或个人（一般为民营企业法人或独立自然人）先进行考核、选择，严格把关，“交接”之后，要进行适当引导、监控。

4、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发展成社区银行。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的调查推算，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在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的1/3。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测算，2005年末的民间借贷资金规模为450~500亿元，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资金运作方式，温州民间资本规模超过了3000亿元，其原因主要是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不足。另外，有证据表明，与现有银行机构相比，一些地方从事资金交易的非正规金融的经营效率更高，并且对当地小企业创业贡献更大。所以，通过正确引导使非正规金融走上正规化、合法化道路；通过组建社区银行将民间闲散资金组织运营起来的意义将十分深远。两年前，温州成为全国性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在农信社改革和利率浮动改革方面凸现了示范效应，如今，我们亦可考虑以其作为发展社区银行的试点，具体操作方式为：先试点设立1家，由市政府明确一个主管部门，组织、鼓励和引导市辖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发起，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明晰权责，将民间资本纳入金融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监管部门要首先对“发起人”进行很好的选择，一般选择经营良好、实力雄厚、社会知名度高、信誉好的企业，股份应当较为分散以防止因一股独大破坏“社区银行”的运营、管理。

参考文献：

1.IndependentCommunityBanksofAmerica,.

2.应宜逊、李国文，“社区银行”：内涵、现实意义与发展思路[J]，上海金融，2005，（11）。

3.翟建宏、高明华，中小企业贷款与社区银行发展[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3）。

4.钟伟，中国民营银行宜走社区银行之路[J]，上海金融，2004，（6）。

5.王欣欣，上海设立社区银行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J]，上海金融,2005，（9）。

第8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 英国体育 公共体育服务 民间组织 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8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7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ountry， the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is more prominent. As the cradle of modern s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is accompan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which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law， the expert interview law， discusses the British public sports service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compares with the Chinese public sports service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 in the future can choose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 the United Kingdom，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system bottleneck， breaking the thought imprisonment and limitations，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and social sport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is the way to develop wider space.

Key words sports in England； public sports servic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为凸显，公共服务内容也更为丰富。体育，作为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共体育服务就是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包括加强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发展体育公共事业，体育公共信息等，为丰富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体育活动提供社会保障和创造条件，已经成为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任务。

英国作为现代体育的发源地，一个传统体育强国，其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伴随着公共服务管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梳理英国公共体育服务的演变历史，分析英国公共体育服务背后的政治背景及显著特征，对于我国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1 二战后英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政治背景

二战以后，英国政府在体育发展模式的政策基本上沿用旧体系，即公民自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随着非营利组织和体育活动参与者的与日俱增，沃芬顿（Wolfenden）报告―“社区体育”（Sport in the Community）在1960年由中央政府提出。1975 年又出台了《体育运动和娱乐白皮书》，宣布体育运动是社会服务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构成，是社区日常必备的服务。在“福利国家”系统下，英国体育政策明确地服务于全民体育。体育运动委员会（Sport Council）为半官方机构，为政府提供体育政策、建议、报告、组织活动和推行计划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英国体育建设的结构框架有很大关系，即体育主要由市场和体育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控制，政府行为只占 30%左右。至今，英国依然在这样的框架下发展体育。

另一方面，英国重视体育教育建设，开始着手重建国民体育教育的总体规划。教育部的体育科成为独立的行政部门之后，体育训练（Physical Training）改为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体育要实现身体、心理、社会等综合教育功能，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政府寻求公共部门活动私有化的背景下，职业俱乐部负责建立社区体育计划，但其不断增加的商业行为最后丧失了社区责任而只对股东负责。1997年，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首的新工党政府以“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全面推行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英国体育发展模式开始发生明显转变。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是一种走在传统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它强调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在体育范畴，就是将政府主导的体育发展模式转变为强调体育团体自治，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要依靠社区、民间组织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而不应只局限于国家或私人。主要内容包括平等协商体育政策、体育组织的相互配合、政府契约购买服务和鼓励志愿者服务行为。在这一政治理念下，政府选择与民间组织合作成为了实现英国体育发展现代化的一种战略。进入21世纪，英国政府更加关注、重视体育与社区整体发展的关系，不断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及体制改革，这一切都得益于强有力的体育政策支撑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发展。

2 英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主要特点

2.1 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行政体系

英国的体育职能部门具有一个高效率的管理体系，核心在于决策与执行的有效分离，制定与实施的有效分离。具体而言，体育政策的制定与计划由政策司负责，政策执行则由非政府性质的公共管理机构负责，比如英格兰体育理事会和英国体育理事。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契约购买公共服务，将服务职能转移给民间组织。这一体系的优点有以下几点：首先，收缩了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垄断力，将其职能限制于规则的制定与咨询，具体的实施权利被给予了非政府组织，有效地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提供了发展空间和自由度。其次，应用了宏观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原理，通过将管理的过程外部化，利用了市场机制来调控体育政策，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达到了总体效率的动态最优化，避免了单纯政府调控的无效成分。最后，通过分工的方式，实现了政策制定效率的提升。政府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运用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而不是耗费在琐碎的执行与实施上，既同时发挥了分工的单位成本优势，又合理地避免了双方职责不清。

2.2 间接提供、社会治理的管理网络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性体育服务容易导致无效性和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间接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性体育服务。上述高效率的管理体制为此提供了制度性保证。其中一个显著的体现是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来源。在公共性体育事业中，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由资金的提供者变为了政策的引导者和绩效的评估者，民间组织则成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建立在公众自发基础上的民间组织能满足民众的多元化体育需求，激发普通公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形成社会体育治理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市场机制，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导致的低效率得到有效避免，民间组织的志愿精神维护了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两者兼顾，达成了一种较好的均衡。

2.3 公益投资、全民受益的服务模式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增值性也是公共体育服务的特性之一。新工党强调体育事业作为社会投资所发挥的重大而深远的作用，将体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投资用于社会凝聚、公民认同感、降低犯罪以及健康教育等方面，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来实现社会整体效应最大化的目标。据统计，这项社会投资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每年约百分之五百的回报率。此外，对足球运动的投资在贫困地区起到了降低当地社区青少年犯罪率的作用。总之，体育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成分通过社会投资实现了有机结合， 从而推进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由此看出，英国体育的发展对其整个国家的进步也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3 英国公共体育服务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建立分工互补、竞争合作的服务供给机制

在我国“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既是居民体育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监督者和控制者，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实际上被淡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府不再谋求直接管理体育公共服务活动，而是通过将具体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到政府之外，逐渐引导社会组织来治理。

根据治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因此，中国体育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将部分职能转移至社会民间组织，同时强化决策和监督，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政府下放执行权力、减弱垄断力量是第一步。通过经济调控与法律手段来间接控制体育事业，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分工、互补、竞争与合作的管理机制，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其次，建立配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以最大可能满足服务对象要求的同时，从法律上保障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规范，从根本上保证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及其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性，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再次，建立、完善体育管理的总体监控与评测机制。有了对过程的科学监控与评价机制，才能有效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并及时修正与调整。

3.2 夯实利益共享、全民受益的需求表达机制

公共体育服务的对象问题是政府发展体育事业的关键问题，即为谁而发展，它决定了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目标及方向。作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众应该享受公共体育服务。通过全民体育参与率的提高，英国体育在健康与教育、青少年培养、社区发展、社会凝聚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还减少了犯罪，在获得良好的体育发展土壤与群众基础的同时还推动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得协调发展。

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在举国体制下，体育发展呈现重竞技体育、轻公共体育服务的状况，导致人民群众体育参与度较低，体育热情普遍不高。随着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发生了大的转变，对竞技比赛金牌的渴望转移到实际的健康休闲娱乐成为明显而且必然的趋势。我国在北京奥运会后提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体育发展战略，要求我国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必须全面提高。一方面是提供基本服务，提高民众体育参与度。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教育，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全过程。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面对我国城市与农村二元公共体育服务体制的格局，我国逐渐侧重于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共体育服务的差距，以全民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为目标。

3.3 强化资源整合、组织协同的互动机制

英国政府推动体育发展选择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不仅可以避免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造成公共体育服务的漏洞，摆脱公平与效率两难的困境，还在于公民个人或群体的技能、兴趣、信仰和价值观念通过民间组织平台为公众和社区发展提供服务，使得传统精英体育转型为真正的大众体育。因此，这种服务对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状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组织的多少。清华大学NPO研究所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300家以上的社会组织总量中，体育、健身和娱乐领域的组织占到总数的18.17%。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具体到公共体育服务发展领域，英国的非营利性体育组织的发展给我国提供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范例。民间体育组织扎根基层，既能充分动员那些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手段调动的社会资源，拓宽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来源渠道，又能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因此，政府应当减弱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垄断，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引导、支持、鼓励、促进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与模式，在政策倡导、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4 结束语

当代英国体育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与典范，成功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有效地调整了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实现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分离，从而达成了一种高效的有机组合，最终帮助英国的体育事业走出了困难的境地，走向了复兴的光明道路。我们应该深思的是，英国体育发展的成功与其坚持群众体育，提高群众体育参与机会与参与程度的发展理念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中国与英国的社会制度与国情并不完全相同，经济状况与人民具体情况也大相径庭，因此，完全照搬英国的改革经验亦不是可取的态度。所以，中国在未来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英国体育的发展经验，突破制度创新的瓶颈，打破思想的禁锢与局限性，力争提高政府的效率与社会体育的发展机会，争取在未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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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管理； 体制变革；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125—06

一、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新要求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历史性地突破50%大关，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而本质的变化，由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截至2010年底，中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9个增加到125个，8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30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13个，城市群逐步形成。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带来的结果。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6%左右，即全国有21亿多人是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人口。这部分人口虽然进得了城，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务，融入不了所在城市，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本地人和外地人交往交流较少，存在着二元结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心理和社会联系上却是分离的。

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和表现是城市边界不断扩大，大量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区域，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住上楼房，成为城市居民。有的成为城中村居民，住在城里，没有土地，却仍然保持农民身份，主要依靠卖地所得、出租房屋、从事二三产业维持生计。一些城中村转为居民委员会，有些仍然保留着农村行政村的建制。即使是转为居民委员会，但是大多数上楼农民对新建社区的认同感较差，经济上联系较多、心理更为认同的还是原来的村级组织。社区中存在着本地城乡二元人口结构，社会融合存在困难。

城市本身由于单位制解体，旧城改造，新建小区大量涌现，职住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多。城市社区类型越来越多样，有新建小区、老旧社区、城中村社区，有高档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回迁安置小区；有传统单位大院、外来人口聚居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国人聚居区等等。有些社区人口构成单一，同质性强，有些城市人员构成复杂；高档社区，各方面条件较好，资源丰富，自治愿望和能力较强；而传统老旧社区资源匮乏，居住生活条件较差，有的甚至破败不堪，居民自治愿望和能力较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青年一代的成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社区类型和环境、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是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组织机构设置、制度安排及其相互关系。城市社会管理组织机构一般包括党的组织、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包括城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单位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

中国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多个行政层级；从地域看，有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也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地域的城市在人口规模、资源获取能力、经济发达程度上有较大差异，城市内部的社会管理要求也存在差别。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虽然各个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任务各有不同，但是，城市政府架构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设区的市，另一种是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通常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区、街道办事处（政府派出机构）和居民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无论人口规模大小，县级市不设区，县级市辖若干镇，通常城关镇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社会事务最复杂，镇下面再设居民委员会，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工作和生活在各种单位里，单位是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管理的主要载体，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被纳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中。那时，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主要是单位制加街居制，以单位制为主导。在单位制和街居制下，居民来自同一个单位和居委会，同质性强、熟悉程度高，单位和街居掌握着居民工作和生活的绝大部分资源，对成员的控制能力强，居民对单位和街居的认同度高，依赖性大，同一单位和居委会的人们互动性较强。以三级政府或二级政府为主导，以单位为主体，以街居为补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要求。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体制已经进行了6次改革，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一直处于多头分散、分割的状态，缺乏统筹协调机构。政府民生事业和社会服务事项由民政、劳动、卫生、教育、住房、文化等多个部门负责，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则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维护分别由公安、司法、等部门负责。一些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权又被分割在党委不同的部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户口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出，单位制解体，人们在职业、居住地的选择上具有更大自，职住分离、人户分离成为常态，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城市人口结构急剧变革，社会阶层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关系协调难度越来越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新的组织和机构来提供，传统的单位制已经无力承担变化了的城市社会管理重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街道居委会逐步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力量，传统的单位制走向了街居制。

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通过街居体制向城市居民递送。但是街居体制在掌握资源、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已经无法和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和效率相比。因为，此时城市居民的构成和要求已经日益复杂化和差别化，依靠行政手段和单一力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服务管理的需要。另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经济管理服务的功能大大增强，但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较为滞后，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设置较少且分散，获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足。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增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机构获取资源、提供服务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因此，迫切需要改革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传统街居体制，建立专门的综合性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建立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建立多元多样的社会管理体制。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探索

（一）设立负责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专门机构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2007年以后进入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阶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指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完善社会管理。党的十七大之后，报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北京市成立了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随后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第一副组长的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各区、县也相应成立了工作部门和协调机构。社会工委、社会办具体负责全市社会建设政策研究、规划制定和统筹协调工作，负责综合协调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工队伍建设、志愿者工作，协调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工作，负责社会领域党建工作。近年来，上海市成立了社会工作党委，各区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2009年，大庆市委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一名领导任书记，下设七个科室，负责对全市社会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各县区也相应成立了组织机构。2011年，大庆市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合署办公，下属43个成员单位。2011年，广东省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2011年8月，中央政法委所辖的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统筹全国社会管理工作。地方各级政法委开始负责领导社会管理工作。2012年，广东省原兼任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省委副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广东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1]

（二）改革和调整区街关系

一些城市探索区政府直管社区居委会，以减少管理层级，推进管理扁平化。具体来说就是撤销街道办事处，由区政府直接管理社区居委会。例如，贵阳市小河区、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安徽省铜陵市铜管山区等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现在，贵阳市、铜陵市、大庆市全部撤销街道办事处，吉林省辽源市在主城区也全部撤销了街道办事处。也有一些城市选择一个区的一个街道开展区政府直管居委会改革试点，如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青岛市北区浮山后社区、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等。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另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镇街根据外来人口多、常驻人口多的实际，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镇街管理，改革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强化社会管理服务和管理职能。

（三）改革和理顺街居关系

在区街体制改革之外，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理顺街居关系，设立社区工作站，减少镇街对居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干预，减轻居委会的行政负担，强化居民自治。各地社区工作站的性质和设置方式不尽相同，主要有“一站多居模式”、“合署办公模式”、“接受委托任务模式”等几种形式。各地普遍在社区建立综合便民服务大厅。

一些地方以行政为主导改革街道社会管理体制，整合基层管理和服务资源。例如，广州市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管理落地”为主线，对街道机构、人员、职能、业务以及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并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大民生”、“大综治”、“大城管”的治理格局。广州市在社区建立“三中心”、“一队伍”，即行政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维稳中心，以及综合执法队伍。

（四）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一是培育民间组织，发挥它们联系广泛和服务便捷高效的优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改进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模式，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管理培育模式，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利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南通市崇川区开展“百团大建”，大力培育社区社团。二是搭建平台，为驻区单位和组织提供参与管理和服务的平台。一些地方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专职社工带领，以社区片长、楼长、层长为骨干，成立“居民议事厅”，对社区事务进行协商协调。三是建立商务楼宇工作站，加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开展这些工作目的在于，加强和改进商务楼宇和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管理。四是探索运用网格化管理方法，细化管理单元，再造管理服务流程，实现责任到人、减少管理层次和环节，达到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做出回应的目的。五是改革警务体制，推动警力下沉，充实基层治安力量，强化社区服务和治安维护。六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在社区设立专门的调解室，推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不少城市社区还建立物业纠纷调解、环境污染纠纷调解、医患矛盾纠纷调解、房屋拆迁纠纷调解等专门的调解力量。

（五）探索多样化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探索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新体制。上海浦东建立“镇管社区”新模式。浦东是一个特大型的新城区，“大区、大镇、大街道”的特点十分突出。目前，实际管辖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75万人，下辖街镇37个，其中最大的镇辖区面积达到1397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74万人。镇域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居委会与村委会相混杂。长期以管理农村为主的传统镇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镇域内大量城市化社区发展的形势要求。浦东新区围绕如何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给社区管理和发展带来的挑战，提出“镇管社区”的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取得了初步成效。“镇管社区”是指在保持镇建制和镇行政区划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社区共治为方向，以基层自治为基础，形成社会管理服务有效下沉、社区自治共治逐步发育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1]

探索外来人口新模式。一些城市外来人口多，有的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数量。例如，福建省晋江市本地人口106万人，而外来人口高峰时期则达到110万人，其中，经济发达的陈埭镇外来人口最高。陈埭镇地处晋江市东北部，镇域面积384平方公里，辖25个村（社区），2012年有各类企业近2000家，90%以上是鞋业关联企业，年产旅游运动鞋近7亿双，享有“中国鞋都”美誉，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蝉联福建省“五十强乡镇”榜首。2012年，全镇户籍人口78万人，流动人口高峰期达到32万多人。晋江市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各个乡镇街道也设立相应的机构，综合协调和统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事项，协助解决流动人口生产生活困难，维护流动人口正当合法权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主要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掌握流动人口基本信息，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2]

四、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困境

一是仍然习惯于行政管控，服务与管理没有有机结合，还是管控多服务少。尽管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越来越被多数城市管理者所接受，但是，还有不少地方借社会管理创新之名，行社会管控之实。不是着眼于从维护城镇居民的合理合法权益，不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警力、增加技术装备上；不是着眼于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民情民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缓解群众不满情绪，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而是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进行事后控制；不是着眼于从制度上和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矛盾，深入分析和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就事论事，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方法，不讲原则、不讲法治，信奉“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的哲学，把问题后延。

二是外来人口尚未真正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内，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存在困难。社会和谐风险增大，本地人与外地人冲突增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制度，城乡居民之间难以流动，社会为典型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大门的打开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2亿多进城的农村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由于户口仍然在农村，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像本地城镇户口人口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看病、子女教育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益。城镇外来人口仍然工作和生活中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里，在城镇内部形成一个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一代越来越多，平等意识、社会融入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一些外来人口数量上相对本地原有居民占绝对优势的地方，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和谐相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国家从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促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三是缺乏顶层设计，党政机构职能和机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中国现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主要还是城市化程度较低时期的管理办法，不少地方还是以管理农村的方式管理城市。需要认真研究和建立为城市所有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适应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的新要求，适应脱离传统“单位”的社会人越来越多、农转居人口越来越多、外来流入人口越来越多的新形势；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政社关系、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多方共治的关系，处理好党政关系、政府内部机构的关系；要认真研究现行依靠政法委系统来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的体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是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组织得到了一定发展，2012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49万多个，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就业、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现有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与13亿多人口大国的需求是极不相称的。社会组织发展速度慢，一些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和服务能力差；有些社会组织定位不清，成为“二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弱，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偏离宗旨，搞创收谋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问题，也有政策法律和体制问题，还有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问题。从根本来说，是一些领导同志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甚至心存疑虑，不愿意让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对社会组织发展设置障碍。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党和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一切社会服务管理事务，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在城市社会管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政府承担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社会事务和责任，一些急需提供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项目又存在空白点和盲区，城市居民多样化、差异化的社会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除需要对少数几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加强监管之外，对于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性社会组织，应该放宽准入条件，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管理，既要管理“社会”，也要“社会”管理，需要包括由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自我管理。

五是社区建设面临诸多困难，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度不高，社区自治程度低。2012年底，中国居民委员会达到91万个，与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委员会77万个相比数量增加较多。大中城市中还有大量的城中村社区，从组织形态上看它们仍然属于村民委员会。还有其他多种类型的城市社区。由于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社区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社区居民成分差异较大，社区难以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去治理。而且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管理模式习惯于把社区居委会当作“单位制”解体以后新的社会控制的单位，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腿”和“手”，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当社区居民成分复杂时，社区居民内部的交往和交流就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在职场之外建设一个友好和谐方便舒适的生活家园。实现这样的社区建设发展目标，就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特别是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热情和力量。要创新社区体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调动社区志愿服务、整合社区资源等方式为社区发展提供多方面的资源；创新社区发展方式，为社区居民搭建交流交往的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互助帮扶活动，让社区居民熟悉起来，在互相交流和相互帮助中建立和增强社区意识，使社区从居住共同体走向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六是城市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滞后，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新的不平等。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生活体，是人类有意选择和市场驱动的结果。城市化既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城市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地理空间和城市资源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城市众多资源形态中，空间资源居于重要地位，影响着其他资源和机会的占有。因此，公平合理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工作。要对城市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规划设计，充分考虑人与资源、机会公平合理地结合，从交通、住房、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的可得性及可及性等方面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基本需求及其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防止强势群体过度占有城市空间资源，侵占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空间资源。现在很多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在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权利的公平性考虑不够，使得城市空间变化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和机会占有上不平等和不公平，产生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