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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ies construction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re compared, still in a stage of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my ow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ocess i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me own views, hope to be able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level.
Keywords: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ath selection; suggestion
目前,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看,与城市之中社区建设相比较,还仍然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看,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新型指导理论正处于探索之中,从实践上来看,我们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之中在取得较好的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笔者通过自己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与规划之中实践与学习认为,为了更好的提升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对于与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亟待梳理与研究。例如,对于新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内涵、定位、建设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目前,从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新农村社区管理、服务、治理以及目前我国新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解决策略等方面进行探讨的。笔者结合的自己所学的规划专业理论以及工作实践,立足于对新农村社区概念的界定,对目前我国新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一梳理,进而希望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新农村社区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新农村社区内涵的界定
社区一词,追根溯源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相关著作与文献之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社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才逐渐增加,进而产生了“什么是社区”“社区的定义”的探讨。对于社区一词,不同的专家与学者从自身的经验、研究视角出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提出了自己认为的“社区”概念。总结与归纳后,笔者发现不同的学者所提出的“社区”内涵相差甚远。社区作为较早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研究的整体范围往往是城市,对于农村社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所谓“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焦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的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但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交通工具、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运用,使得我国的农村社区发展不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隔绝性与封闭性较强的社区,其与外界社会发展具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农村社区具有着诸多特征:例如,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而言,新农村社区的谋生手段主要依托于现代农业生产。第二、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新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农村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较,无论是从人口密度还是从人口的规模来看,都比传统农村社区要大的多。集中性是新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新农村社区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与城市的发展逐渐趋同,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与日俱减。笔者结合了传统农村社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目前新农村社区的相关成果认为“新农村社区”是指“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一定规模人口为基础、以一定产业为支撑、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区组织及相应的治理机制为保障、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农村社区”。
由此可见,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着较大的不同,这就要求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与建设,其在规划与传统的农村社区规划具有着一定的差异性。笔者认为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路径选择中,要能够立足于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实际,通过不断的治理与完善,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建设规划的整体水平适合新农村社区的发展。笔者认为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过程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能够依据科学的理论,辅之高效的实践,才能够更好的促进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科学性。
二?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规划主导思想不清晰
新农村社区的规划主导思想要与的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联。从新农村建设与发展来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及逐步改善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是新农村社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最为重要的问题。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以及核心即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进而提高我国农民的生活整体质量。但是,在具体的新农村规划实践过程之中,新农村规划更多的是对居住空间的梳理以及物质环境的改善,这就造成了新农村社区规划是优先发展生产还是优先改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规划主导思想在“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看似矛盾的两难境地之中徘徊。由于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之中的规划主导思想不清晰,直接导致了在具体的规划实践过程之中造成“规划失误”。众所周知,规划水平的高低甚至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未来发展,规划主导思想不清晰是影响目前我国新农村的社区规划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完善 农村社区建设 问题 功能 建议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重视农村社区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三农”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地区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农民就业方式、经营方式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农民渴望像城里人那样,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不断改善,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对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去实现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就是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会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和任务。这标志着我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往的农村建设多是着眼于经济建设的某个领域,如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等,并以此为重点寻求突破。而新农村建设则是以人为本,通过对农民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农民生存环境和农民精神生活的改善与发展,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新农村建设是从以往的强调农村经济建设转向现在的重视农村社会建设。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涵义和特点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是“共同的东西”的意思。1933 年, 等在翻译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首次将Community 译成中文“社区”。后来它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城镇以外,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的自然区域环境,和在这些辖区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全国农村社区建设暨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情况》中指出: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的, 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是一个比自然村落、社队村组体制更具有弹性的制度平台。它围绕如何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构建,注重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凝聚力、认同感。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切入点。
农村社区的特点:(1)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实体。农村社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都可以在农村社区内反映出来,人们能够通过农村社区发现农村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能够从农村社会生活中听到社区居民最真实的意愿。可以说,农村社会是由若干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所组成, 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从农村社区建设入手。(2)农村社区的主体是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是农村社区产生、存在的前提, 是农村社区的建设者, 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做为建设农村社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农村居民的主体地位,积极增加农村居民建设农村社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农村居民满意的社会经济生活场所。(3)农村社区的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一人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农田种植业发展的同时,林牧副渔和二三产业大规模发展。(4)农村社区中血缘、地缘关系发挥基础性作用,血亲、姻亲以及由于世世代代血亲姻亲关系形成的复杂网路,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核心和联系纽带。同时邻里关系也是农村社区中重要的人际关系。(5)(农村社区的人口密度较低,聚居规模较小。人口密度和人口聚居规模是衡量一个社区人口状况的主要指标。(6)农村社区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家庭。农村家庭不仅担负着生育、赡养、消费、文化娱乐等项功能, 而且还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单位和农村组织的主要构成单位。家庭的最基本特征能够比较充分的满足农业活动提出的多项要求。
三、农村社区的功能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农村社区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以居民为基础,在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农村社区的应具备如下功能:。首先是要具有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发挥着组织、协调、管理生产经营活动,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等作用。农村社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发展社区经济。如何发展农业和其他产业,增加农村社区居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是社区发展经济的目的所在。发展经济,在搞好一般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当地的特色经济,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培育和发展社区特色经济,不断壮大社区经济能力。二是具有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发挥着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发展各类社区组织,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作用。三是具有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担负着发展教育事业、组织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组织开展为农村社区组织具有维护本社区的治安秩序、调解民间纠纷、管理计划生育、维护社区的社会稳定等项功能农村社区文化。弘扬优秀农村传统文化,开展具有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并通过社区的道德约束和纪律约束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文化功能的具体要求。四是提供社会保障功能。农村社区是各种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环节。一般来说,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利用社区集体资产向社区成员提供医疗、教育、卫生等社会保障;另一方面邻里之间的互助也加强了社区的社保功能,成为农村社保的一支有力的辅助力量。
四、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考
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农村社区建设概念,到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进一步强调,农村社区建设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经历了探索、实践和逐步推进的过程。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很多边试点、边实践的积极探索。但是农村社区建设毕竟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发展农村社区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农村社区理解不透彻、对社区与政府的关系搞不清楚、对农村社区建设缺乏系统认识、农村社区内部组织发展不足、农村社区人才缺乏、社区管理者后备力量不足等等。而造成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各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三个“不到位” 即思想认识不到位、资源整合不到位、建设资金不到位。(1)思想不到位表现在一是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性以及长期性认识不足。有一些部门领导热衷于进社区挂牌子、向社区下任务, 而没有从固本强基的高度来正确看待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二是对农村社区的工作职责认识不清,部分农村社区干部的观念和工作方法还没有从原来的村委会的工作方式转换到为社区居民服务上来,仍把社区居委会视为一级单纯的政府组织进行管理;三是居民对农村社区概念的认识模糊,对农村社区没有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未能从“单位人”真正转化成“社区人”。(2)资源整合不到位,表现在“村改居”后,社区居委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却未被赋予相应的权利,致使责权不一致;社区居委会只负责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不能建立经营组织,充实开支;责权的不一致使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开展受到资金的限制。(3)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缺乏庞大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支持,农村社区建设普遍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所需资金主要靠村集体自筹。农村社区发展所需经费紧张,无法满足正常运转需要。资金缺乏导致社区发展内容难以拓展、水平难以提高,社区发展的服务供给滞后于居民的需求。
从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 民政部提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应当以建设和谐社区为目标, 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健全农村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为重点、提升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功能,健全农村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为重点,提升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功能,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区。按照以上要求,针对当前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完善农村社区建设。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视增收为核心
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全面发展农村的经济, 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打下坚固的地基。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结合本地实际,搞好搞活农村经济。将推进农村改革和调整农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稳步发展,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进一步改善乡村的整体治理结构,加强公共服务。使农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完善,使农民越来越具有幸福感。
2.统一农村社区规划与布局
做好农村社区的整体规划与布局, 既能节约建设资金,充分利用土地,既能促进生产发展,又能达到村容整洁的目的。因此要制定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体系。该体系应该对各个项目所要达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做到合理布局,着重搞好生产力、交通设施、基础设施的分布规划建设。
3.多渠道保证资金供应,完善新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不足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 应该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之路。既要坚持政府引导与村民自力更生相结合,也要坚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坚持以村民为主体、社会参与、政府引导, 建立新农村建设的新机制,以优惠的政策吸引个人、集体、社会、政府等各类主体投资建设。努力完善新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统一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这一中心可以集警务室, 医务室, 学习室和娱乐室为一体。让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多元化,多功能化。统筹城乡发展,让农民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城市的生活。
4.以村民为主体建设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建立一批志愿者为骨干,群众广泛参与的庞大“集合体”,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村民,没有村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要从加强宣传着手,以唤醒群众的社区意识,增强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使广大村民认识社区,明确社区建设的目的、意义、要求和方法。要用共同利益的红线将群众与农村社区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群众眼见为实,亲身感受到农村社区建设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只有他们感到社区与自己息息相关,才会有参与的积极性。
5.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加强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 政府依法行政与村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只有让村民广泛参与村民自治,依法行使属于自己的民利,村民自治活动才能显现出生机和活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将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进行有机结合, 才能深化村民自治、推进村务公开,提升基层民主政治水平。借助这两者的结合,广泛宣传和发动广大村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使自治内容不断充实、自治形式更为多样。
6.加强对农村社区工作者的培训,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农村的村级自治组织干部会随着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得到了优化。但从农村发展特别是社区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农村普遍存在因缺少专业人才而使社区发展难以获得突破。针对这种情况, 迫切需要培养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发展队伍来推进农村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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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教育;农村社区教育;建议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5-0036-01
一、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农村社区管理机制不健全
农村社区文化的封闭性和地域的分散性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困难,单一的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我国现行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组织形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农民非农业收入的提高与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以行政和计划为主的体制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投入后的产出效益日益下降,部门和地区分割的劣势日益明显。此外,农村社区教育机构的纵向管理体制不明晰,乡、村两级在管理责任方面相互推诿。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社区的独立法人,理应对农村社区教育负有直接的监管责任。但现实中,乡、镇政府往往把所辖社区的村民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准政府组织”的村委会对社区教育的监管就失去了自主性。显然,农村社区管理层面的政社合一、职责不清直接导致了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职能错位。
(二)农民参与社区教育意识不高
现代大教育观念认为,农村社区教育是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教育组成的大教育。社区中有许多大量有益的社会教育活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因数常常被人忽视和排斥。由于农民长期在相对稳定、封闭保守的文化氛围中生活,习惯在竞争少的乡村积极模式下劳作,对知识和技术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还没有形成自觉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社区教育,或者没有社区教育的概念。虽然现在农民普遍懂得社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但却看不到社区教育和他们自身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人甚至还抱有教育是政府的事情的观念。大多数农民被动参与,农民群众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政府安排好的社区教育,比如法制教育和扫盲教育等,而对急需的科技文化教育,他们还不能主动地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
(三)农村社区教育基础设施薄弱
从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基础设施存量来看,由于投入不足,普遍存在功能老化和更新改造缓慢等问题,且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功能普遍很弱,导致教育基础设施损坏严重。农村社区教育需要一定的场地、设备和工作人员等基本要素,但是农村社区自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原有的经济集体被削弱了,缺少“社区公共财力”的支持,社区教育就失去的其经济基础。此外,农村社区教育的自身积累较低,由于社区教育的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其自身积累能力相当弱小,积累的资金数量也十分有限。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匮乏已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进程。
二、完善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建议
(一)转变政府角色,创新管理体制
政府在农村社区教育中是引导者而不是具体实施者。现有的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受长官意志的影响,领导干部常常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往往会因政策和财力的变动而变动,导致政策的非连续性干预。因此,有必要通过管理创新,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精简有效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和多元化的社区组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组织、人员、经费、任务四环相扣的社区教育协调网络,来统一协调社区各支持因素和组织力量,以保障足够的资金投入以及政策和法规的落实。同时,要全面开发农村社区教育的社会性支持资源,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推进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
(二)建立稳定的经费制度,多方筹集经费
经费问题是保障农村社区教育正常开展的基础,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文化素质差,开展社区教育涉及人员的数量大、教育的类型和层次多,农村地区政府的财力有限。因此在经费投入上,应以国家承担为主,同时多渠道地筹措经费,政府部门要切实解决农村社区教育建设投入偏少的问题,财政部门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按适当的比例不断增加补助经费,做到专款专用;走文化产业道路与市场经济接轨,适当收取少量的学费,“以文养文”,“以文补文”。根据社区教育具有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还应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投资农村社区教育,吸引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捐赠赞助,共同推动农村社区教育设施的建设。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外围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近年来,县政府坚持把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加快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按照“试点示范、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措施,持续加大投入,积极探索实践,集中开展了以建阵地、优环境、促服务、惠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和“设施落差”,使农村生活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建成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和全省农村社区建设先进县,受到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及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明确工作思路,科学合理布局。坚持以农村群众需求为导向,把社区理念引入新农村建设,按照“土地节约利用、居住相对集中、便于管理服务”的原则,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农村空间布局、生产力布局、交通布局、生态布局和人口布局,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小区,推进农民居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平房向楼房转变、村庄向社区转变,提出了居住向小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服务向社区集中的农村社区建设思路。按照城区改造型、镇区聚集型、多村联建型、园区带动型、整村搬迁型五种模式,对现有自然村进行整合,把全县97个行政村规划为45个农村社区,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2、突出建设重点,稳步全面推进。坚持高起点规化、高标准建设、统一功能布局,依托原有的农村服务阵地和活动场所,采取争取省市补助、县级财政配套和村组自筹的办法,按照服务用房不少于200平方米,室外活动场所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标准,投资7000多万元改扩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1万多平方米。抢抓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机遇,整合扶贫搬迁、生态移民、危房改造等项目,将各项涉农资金进行捆绑,启动以告别深山区、土坯房、土窑洞、独居户和加快农民向城区、镇区、中心村集中为主要内容的“三集中、四告别”工程,建设大社区,从根本上改善山区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近三年累计对7061户2.56万农村居住群众进行搬迁改造,建成农民进城(镇)居住小区13个、住宅楼65栋3364套,推动了1.35万人进城、进镇、进中心村社区居住,探索出了一条山区县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
3、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根据公益、经营、管理的功能要求,按照“四站四室一院一超市一广场一队”(即:公共服务站、农业科技生产服务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站、计生卫生服务站、村“两委会”办公室、村民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多功能室、专业经济组织办公室、幸福互助院、便民利民服务超市,文体活动广场、便民服务队)的建设标准,县人社、民政、卫生、农业等相关部门对口支持社区服务中心配套完善硬件设施,安装室外健身器材393套,娱乐器材132套,配备办公桌椅698套,图书19.7万册,养老互助幸福院床位300多张。所有农村社区都建立健全了公共服务、群众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群团组织、养老互助院等机构,部分农村社区(如草碧镇碧水苑联合社区、高崖农民进城社区)还设有物业管理等机构,对各类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和服务内容都作了明确,为开展社区服务奠定了基础。
4、树立民本观念,构建服务网络。一是构建便民服务网络。实行服务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岗位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大力推行“3+x”的便民服务模式,利用便民服务电话、短信群发系统、亲情视频聊天系统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设施,为群众提业技术培训、农副产品销售、医疗康复、健康娱乐等全方位服务。围绕民间工艺品、苹果和蔬菜等主导产业,发展农民专业经济协会5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197个,新注册、认定家庭农场32个,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520场次,受训农民群众4.6万人(次)。二是构建社会保障网络。全面推进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完善农村低保制度,构建起了以社会养老、社会医疗、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体系完善的农村社区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扎实推行“参保登记、保费缴纳、待遇领取、权益查询、生存认证”五个不出村,各公共服务站普遍设置了养老医保、农村低保和证卡服务3个便民服务窗口,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有”,深受群众欢迎。三是构建文化娱乐网络。利用建成的文体休闲广场和附属设施,组建自乐班、秧歌队等群众文化组织32个,举办各类文艺演出活动112场次,为农村群众提供丰
富多彩的文化服务。同时,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文明社区”创建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农村人文环境。四是构建社会治安网络。在农村社区设置社区警务室和法律服务工作室,及时调解处理群众矛盾纠纷。截止20__年底,建成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2个,省级民主法治村4个,市级4个,其余村全部建成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5、健全完善管理,规范社区运行。农村社区及服务中心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主任由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担任,副主任由村文书、团支书和妇代会主任担任,成员由村“两委会”组成人员和各村民小组长担任。设置“三大员”:管理员由村群团组织负责人担任;监督员由本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离退休老干部担任;保洁员由热心公益事业的群众或农村公益性岗位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达到了有组织机构、有管理人员、有管理制度、有活动记载、有经费来源的“五有”标准,逐步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管理机制。同时,建立了社区(村)干部+信息员+户长的管理运行模式,实行一组一册(户主基本情况),一户一表(家庭成员详细信息)的网格化管理办法,使社区服务中心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群众,真正把农村社区建成一个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综合服务的载体。
我县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使农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彻底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特别是在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
1、认识有待提高,观念亟待转变。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什么是农村社区,为什么要建农村社区、如何建农村社区等缺乏基本认识。有的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盖几栋楼、修几条路、挂几块牌子,对有关政策了解掌握不够充分,认识上仍有偏差;有的认为资金少、用地难,存在畏难情绪,工作被动应付。部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概念认识模糊,把农村社区建设当成政府工程,缺乏主观能动性,“等、要、靠”思想严重。加之受传统居住观念影响,广大农民习惯了独门独院式的居住生活方式,入住新的住宅小区生活成本较原来要高,且生产设备和劳动工具存放不便,大多群众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安不下心来,所以对建设农村社区的积极性不高。
2、建设资金匮乏,投入严重不足。目前,资金短缺是社区建设的制约瓶颈。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务服务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县自有财力严重不足,县级财政支持扶持能力有限,农村社区建设上级补助资金又比较少,加之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镇村集体经济弱,要想拿出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很难。大部分镇村资金筹措渠道比较单一,仅靠上级补助和借贷建设,融资难度大,致使普遍存在重住宅建设、轻配套设施,重社区建设、轻产业发展的倾向。此外,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期较长,资金到位慢,而镇村资金压力大,社区建设向纵深推进存在很大难度。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市场化、多元化投资建设农村社区的积极性也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步伐。
3、工作力量紧缺,服务水平不高。首先,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偏低,在职的社区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年富力强的村民不愿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造成社区干部后继乏人。据调查,全县为60个村配备月工资为500元的劳动保障助理员81名,其余37个村各确定了一名公益性岗位人员,每月补助300元,担任社区工作人员,且对任职年龄作了规定。大多数村由文书或其他村干部兼任,如文书兼任的每月也最多只能领取1100元或者900元报酬(文书每月报酬600元),其很难做到脱离农业生产全天侯坐班。其次,现任社区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服务群众能力不强,工作内容仅仅局限于公共服务,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我服务、互助服务还没有开展起来。再次,对社区干部培训力度不够。任职前普遍没有接受培训,任职后培训形式化,培训内容不全面,培训方式单一,为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的业务培训多、为社区村民服务的培训少。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顺应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多谋福祉,使农民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
1、加强宣传引导,形成农村社区建设强大合力。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参与支持。首先,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推进。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相关制度体系,明确责任目标,形成“县委正确领导、政府统筹推进、部门密切配合、镇村积极运作、农民参与联动”的工作机制。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认识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努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主动搞好社区建设的信心,切实克服畏难情绪和等待观望思想,把社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全速推进。通过典型示范、样板引路,用实际案例教育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建设,使群众从内心深处认识、认同和接受农村社区,努力营造群众踊跃参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良好氛围,形成农村社区建设的强大合力。
2、坚持规划先行,确保农村社区建设科学合理。一是坚持城乡一体,详细规划。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理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聚居人口适度、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等原则,以镇村规划、产业规划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规划为依据,结合新一轮
行政村撤并,加快研究制定全县农村社区建设的详细规划。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充分考虑当地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社区建设既要服务方便群众,又与未来区域发展方向相一致。对经济富裕、村庄规模较大的村,直接建设成为农村社区;对村庄规模小、居住分散和设施滞后的村,通过整体搬迁集中到镇区,联村合建社区;对于地处深山区和自然条件差的村,通过移民搬迁,实行联村共建,在县城建设中心社区。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渠道,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功能向农村延伸。同时,依据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水平等实际,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不搞大拆大建。3、整合各方资源,实行农村社区建设多元投入。进一步完善社区建设财政扶持政策,探索市场化融资新路子,多元化筹集资金,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持续有力的资金支持。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在积极争取省市补助的同时,财政部门要列出年度社区建设专项预算,建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逐年稳步增长机制,重点对工作进度快、聚集人口多的农村社区进行奖补。二是整合涉农项目资金集中投入。按照“用途不变、渠道不乱、捆绑使用、集中投放”的原则,将农村道路、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相关涉农资金集中起来捆绑管理和使用,实行综合配套重点投入,集中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涉农项目和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区建设。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综合运用土地、补助、贴息、奖励和规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广泛吸引各类社会投资主体参与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1 发展农村社区的意义
1.1 农村社区发展的意义 农村社区是由一定地域的人群、按照相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行共同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所构成的农村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以居民为基础,在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颁布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6年9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同年10月,民政部正式决定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验,把整合社区资源,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明确了定位。而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和治理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大问题。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完善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载体,是切实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内在需求。
1.2 陕北农村社区发展概况 陕北,特指陕西北部的
延安和榆林两市的25县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其中延安市辖1区12县,榆林市辖1区11县。2013年末,延安市常住人口220.61万人,城镇化率54.03%;榆林市常住人口337.03万人,乡村人口159.11万人,占47.2%。
陕北农村社区建设发展迅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延安市人民政府启动乡镇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制定了《延安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根据规划,到2015年,将力争完成1200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现覆盖率60%的目标。榆林市截止2011年累计投入社区基建资金2.7861亿元,解决了102个社区的办公用房问题,2013年村(社区)便民服务室覆盖率达到60%,并编制完成《榆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2013-2030年)》,计划对12个市级新型农村示范社区展开全面建设,推进村级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健全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制度,加大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力度。同时,积极推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全面落实社区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和社区建设工作经费,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拓展社区社会化服务新领域。
2 陕北农村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社区发展主劳力缺失 由于受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干旱、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弱,农业开发程度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3年,延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681元;榆林市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6820元、8687元。受比较利益的驱使,陕北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经商,其劳务收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仅2013年,榆林市转移农村劳动力65.3万人,延安市转移农村劳动力30万人。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延安市人口流失在50%以上的自然村达到2594个。大量年轻有文化的劳力外出务工,不但阻碍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还导致农村社区失去了建设的主力军。
2.2 投入不足,社区发展不平衡 陕北地区是陕西省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几乎没有集体经济的工业和企业,社区的公益事业,办学、修路、医疗卫生等均依赖政府的投入和群众自筹。由于陕北农民缺少经济来源,2013年人均收入尚不到8700元,属于较低的水平,农民参加社区的积极性不高,难以筹措社区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农村社区的建设资金主要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拨付。而陕北地广人稀,如榆林市面积43578平方公里就有176个乡镇、5474个行政村,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对于农村社区的投入必然是有重点、有针对性的,这就导致社区建设资金地区间分配的不均,使得社区发展不平衡。农村公共设施投入明显不足,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尚难以根本改善。
2.3 自然村消亡现象明显,农村社区整合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使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呈现碎片化,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过去那种自给自足为主体的经济解体。农民的生活日益融入市场经济中,农民已完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农村、农业、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于不利地位。由于农民依靠土地和传统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而外出务工相对见效快、收入高,导致大量农民外出务工。部分自然村落随着原住民的锐减,乡村文化瓦解,导致村落活力丧失并且村落逐步消亡。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短短5年时间,延安市原有自然村逐步消亡1059个。新型农村社区在空间布局上不是简单的村庄合并,应该遵循城镇布局的发展规律,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较强的空间布局合理性,从而避免空间布局不合理为日后发展带来的空间结构调整难度和损失。但大量自然村消亡,则进一步凸显陕北地广人稀的特点,造成产业项目、基层设施、公共资源投入方面资源闲置或浪费,使农村社区空间布局难度加大。
Abstract: "Elderly with a sense of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an social issue concerned about by many scholars. Rural and urban pension pressures are increasing, while the rural than urban have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pension. Now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ongqing has been ranked first in the West, so it is necessary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security object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necessity to propos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ongqing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关键词: 农村养老保障;养老保障体系;老龄化
Key words: rural old-age security;old-age security system;aging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2-0056-03
0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开展,农村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重庆农村养老保障已有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农村社区养老、商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五种基本方式。而新旧制度的混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步调不一、政策差异,导致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陷入“碎片化”困境。根据这一现实情况,想要完善重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就必须理清保障的对象以及分析构建重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1 有关概念的界定
1.1 农村养老对象界定
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对“城、乡”的划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所以对“农村人口”更是没有直接的定义。随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城、乡”划分标准变动频繁。1999年国家统计局以[1999]114号文件的形式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将城乡划分再次明确。城镇以外的其他地区即为乡村。乡村包括集镇和农村。集镇以外的地区为农村。对农村人口的定性讨论时,遵照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对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讨论时以居住地的户籍来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规定60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按照出生年龄划分,西方国家把45岁以上人口分为三个时期:45~64岁称为初老期,65~89岁称为老年期,90岁以上称为老寿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45~59岁为初老期,60~79岁为老年期,80岁以上为长寿期。1981年,我国第二届老年医学学术会议讨论结果建议把65岁以上称为老年人,如今世界通用的标准即是将65岁以上者称为老年人。中国的农村老年人,就是居住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城镇户口的60岁以上的人口。
1.2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概念
农村养老保障是指农村老年人口由于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由国家、社区和家庭成员等为满足老年农民的养老需求而提供的经济供养、日常生活的照料服务和精神上的慰藉。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又分为广义上和狭义上的。
广义范畴上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生活照料体系、老年医疗保健体系、老年救济体系、精神生活体系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狭义上,农村“SFSN”养老体系是指牢固树立统筹城乡协调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养老事业发展理念,从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制定到具体服务的设计与提供,从家庭保障到社区及其他非营利机构的养老照顾服务,从物质保障到日常生活服务,从生理健康到精神慰藉,构建以社会保障为核心支撑,以家庭保障为重要基础,集政府提供的稳定的正式养老资源与民间社会资本提供的非正式、市场化运作的养老资源以及邻里乡亲互助互惠的养老照顾等结成坚实的农村多维立体养老模式与养老服务网络体系。
这里认同的概念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基本方式有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农村社区养老、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在此基础上来讲,养老保障是一个多维的体系,由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共同支撑起的养老体系。养老保障支持体系是由这四个要素由内到外的共同作用的环状层次性结构,个人为主,家庭、社会和国家依次逐级补充,共同支撑整个养老系统。
2 重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 改革试点 城乡一体化 服务均等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农民在解决温饱、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对居住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农村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公共服务资源匮乏的问题已成为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重要制约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满足农民这方面的要求,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况
“安居才能乐业”。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东部地区富起来的农民普遍要求改善生活居住环境,迫切希望尽快改善住房条件。据调查,超过八成的农户有意愿在三年内建新房,在新一轮农民建房热潮到来之际,鲁、豫、川、鄂、苏等省纷纷出台政策,规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注重科学规划,加强合理引导,支持农民建新房,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这些省份的举措有力地推进了城乡一体化,扩大了农村消费需求,对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逐步实现城镇化发展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省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途径,概括起来主有是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实行村庄合并,建设农村大社区。这一类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最多,主要是进行村庄之间的迁移整合,实现资源服务的优化配置,建设农村大社区,即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统一建设标准,将几个自然村整合为一个村,通过政府财政支持、政策支撑,对搬迁农户进行相应拆迁补助,通过公正考察、民主评议选出低保户与贫困户进行国家补贴,引导农民积极摆脱旧危房,改建新房。两个或多个紧邻的村庄,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和实施社区化改造,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用最大化。对于深山区、滩区等生活环境恶劣、自然地质灾害多发、不适宜居住的散居户和村落,进行整体搬迁,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庄入住,形成新社区。
二是实行旧村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原有规模较大、规划相对合理、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村庄,不需要进行村落规划的变动,可以在原有村庄环境基础上,加强对基础设施和相关教科文卫体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美化村庄自然环境,完善设施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对于城市及县城中的城中村,主要是依托城市及县城,按照城市的相关规划配套要求进行改造,按照规划启动新村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美化建设工作。
三是实行产业带动,实现依托发展。对于产业聚集区内的村庄,要依托聚集区产业优势,利用好相关的资源和政策优惠,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聚集,整合村庄资源,实现村庄建设与产业聚集区的双向带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首先,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统一规划、科学设计。山东省兖州市将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相结合,在综合考虑原有村庄布局、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产业基础、交通条件、生态环境与耕地保护的基础上,按照方便生活、方便生产、方便服务的原则,参照城市社区规划标准,实行“村为基础、乡镇协助、县为统筹、市规划部门指导”的运行机制,制定了体现城乡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设计。
其次,明确各方建设责任,调动各方力量齐心共建。按照各省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明确建设中的各方责任,建立调动各方力量齐心共建的长效机制。在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由地方政府负责主导建设,农民出工出力;社区住房方面,由政府规划部门负责设计,村“两委”负责实施监督,村民自建,政府适当补助;对于暂时无力解决资金问题的农户,各地政府通过协调信贷给予支持,由金融机构贷款给农户,政府给予贴息,帮助农户解决建房资金不足;部分相关的配套设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捐赠赞助,发挥好企业的社会责任。
再次,调动农民积极性,参与政策决策,建言进策。四川宜宾在农村整合建设中,采用了访问农民现状,寻求建立农民与村官密切联系的路径。每次村情会议合理安排时间,避开农民农耕、收获等重要时段,另外,做到信息传达到位,争取每家每户及时得到信息。
最后,努力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权益,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村,房屋概念比城市更为深刻,农民一般会将房屋作为自己唯一有价值的财产,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农民的房屋财产权,尊重农民自主意愿,充分讲解各种信息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在拆迁补偿费方面,尊重农民意见,根据实际进行相应补偿。另一方面,应该注重对农村社区设施建设,在征得农民同意进行建设后,积极建设社区设施,努力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均等,使农民感受到社区的温馨和便利。
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是建设资金投入压力较大。财政扶持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数据显示,按照每个新型农村社区入住10000人计算,预计每个社区道路硬化、通信电力改造、自来水引入与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投资2000万到3000万,人均2000元。按山东济宁市规划,截至2020年要建成756个新型社区,不包括建房补贴和其他补助支出,仅公益基础设施一项就需要投入大约200亿元,地方财政压力较大。
二是法规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来看,由于社区建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产物,城市中对低收入家庭实行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并不适用于社区居民,部分经济困难的家庭财力匮乏,无力参与旧房改造,无法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收益。在土地流转方面,由于按照目前的土地法规和相关政策,要坚持“占补平衡、只增不减、质量不降”的基本耕地红线,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周转时间只有1年,时间太短,变动性太强,不利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再利用。
三是整合支农资金问题。综合来看,自2008年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以来,试点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期间全国共建成村级公益事业项目63万个,新增村内道路97.21万公里,修缮村内公共活动场所900多万平方米,水渠26.11万公里,新建村内垃圾收集点6.47万个,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然而,中央财政投入的477亿元奖补资金仍显偏少,比重偏低,难以满足地方建设实际和群众的需要。而且对于村庄合并、搬迁和实现占补平衡后适当新增加的土地,需要进行复垦成为耕地,这方面需要大量资金,而部分土地复垦整理项目资金不能申请到的土地,仅能够依靠地方财政自筹解决。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措施
强化一事一议,推广财政奖补,加强对试点的扶持。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关系到农民是否能够安居乐业,关系到生活劳作的环境问题,更关系到城乡政策公平和农民的权益如何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新型社区建设应该加以综合管理考量。
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在全国所有省(市、区)全面展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加大对农村新型社区试点的支持力度。各省试点地区农村坚持现有基本经验的正确方向,应进一步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的奖补机制。根据各地预算执行情况,按程序适当增拨奖补资金。同时中央财政占政府奖补资金的比例提高到40%,努力将政府对农民筹资筹劳的奖补比例提高到50%以上,建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完善农村土地住房相关政策。在进行新村建设中,应该结合新村社区的实际状况,按情况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延长土地增减挂钩周转时间,增加周转指标,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新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单独管理。同时,借鉴城市对低收入家庭实施的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建议在新型农村社区进行试点,使农村每一个经济困难家庭也能入住农村新型社区,逐渐与城市居民的社区保障制度趋于一致。
当代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这一变革反映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渗透于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每一角落。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不但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乃至城乡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而且将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浸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内至外潜在地瓦解着农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生活方式。
“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
如今,人们在行动之前,总是要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在许多地区,农民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都变成即时性的金钱交易。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有效预期。“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对于当下农民而言,个人利益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公共精神是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的公共精神越发达、越充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就越好,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农村社会里,这种公共精神正在不断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也因此而萎缩。虽然最近这些年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是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他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在当下农村社区里,现代性话语逐渐盛行,话语总体上呈现碎片化结构状态,而话语的本质从集体指向转向个体自身。这种深刻的变化在社区的公共舆论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这种去公共化,首先是指公共舆论从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退隐到私下场合。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谈论、批评甚或指责社区内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人们偶尔会讨论与自己社区无关的“大话题”,这些大话题不仅失却了在地性,也失却了公共规范的功能。总之,这些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了。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
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诚如贺雪峰所言,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成为无规制之地,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抛弃“全能主义”治理形式的同时,国家也逐步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市场”逐渐取代国家将其力量延伸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世界,从而加速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诚如阎云翔所观察的那样,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交织作用,其中最坏的情形,同时也在当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正在泛滥的是:一方面是私欲的无限膨胀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是互助精神的消解和公共意识的衰落。这种农民私人生活的异化,实际上是农村公共生活退化的一种表征和映射。
家庭生活是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它既是农民私人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农村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单元。如今,原来视为农民日常生活最坚固的“堡垒”――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摧毁农民小家庭利益,将它融入社会主义“大集体”之中,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也日益变得不堪一击了。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民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结构上乃至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公共性消解: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关键词
大量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不仅仅使往昔其乐融融的农村失却了生机和活力……最初发生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空心化”也日渐蔓延到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之域。农村文化的“空心化”,不但表现在农民伦理道德的缺失和异化,更表现在年轻一代农民从骨子里瞧不起自己的农村文化――他们的行为取向抑或心理意识都是城市化的,他们不知晓也不愿意遵从传统农村社区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拼命地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抽身、逃离出来,纷纷拥抱五光十色的城市。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话,笔者认为这个恰当的关键词是公共性的消解。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这条逻辑主线展开的: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村庄的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那个曾经是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
“几乎每次文化变迁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含义中留下一个新的积淀层”。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所遗留的“新的积淀层”,显然是公共性的消解。人们不仅在公共舆论、伦理道德等价值层面趋向去公共化,在实际的人际交往、生产关系以及公共参与等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也日趋个人化――过分关注个人的利益(计算)和个人的权利(得失),对公共利益却漠不关心、对自身理应担纲的责任、义务装聋作哑。
我们认为,文化首先是一个公共性的概念。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也应抓住其主要矛盾,即公共性的消解和再造这个核心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了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中的公共性消解的问题,至于如何再造公共性尚没有真正破题,它也不可能依赖一两项研究所能解决,需要更多学人参与其中合作攻关,更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它。显然,公共性的再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建设工程,需要几代中国人共同努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