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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按照惯例,总理在“两会”结束之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总理就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遏制通胀、房地产调控等市场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仔细品味温总理的讲话中的相关细节,有望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
遏制通胀是首要目标
总理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我们今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第一位。”温总理的讲话表明,当前的物价水平仍然较高,控制通胀仍是政府2011年的头等大事,政府可能会容忍经济增长一定程度的放缓,持续性的实施较为中性甚至偏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政策不会放松。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海外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特别是原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可能会对中国物价水平造成持续性的压力;而国内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粮食生产仍存一定不确定性,加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压力。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上半年通胀的压力可能仍然较大,结合温总理控制物价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和“(将经济增长目标速度调低到7%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相适应”的相关表态,我们认为中国实施偏紧一些的货币政策遏制通胀的努力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甚至政府是可以容忍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的。
房地产调控仍将持续
温总理谈及地产调控时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对于中央来讲,就是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行问责制。”同时讲到,“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就是说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保障性住房,土地必须单列,做到应保尽保。
我们认为,在当前房屋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与广大居民收入情况严重不相符,政府对于地产的调控政策依然会持续。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牵扯到土地财政等等一系列与地方政府利益相关的博弈,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短期内也难以实现,政府可能仍将采取以抑制投资性需求为主的调控措施,实现遏制房价上涨的目的。
把脉投资机会
仔细品味温总理的讲话中的相关细节,有望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筑节能”、“农业流通领域”。在未来,这些领域有望获得政策扶持。
温总理提到,在政府主动调低经济目标增速,但又需要保障就业之际,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重视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别应该重视发展中小企业,主要是科技型的小企业;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这些都可以容纳更多的就业。”这可能意味着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型企业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与政府扶持。
在记者会上,温总理还提出“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那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特别是在环保上,从设计到建设整个过程,都要实行节能。这是中国房地产建设的一大机会,如果丢掉了,十分可惜。”这意味着,“建筑节能”领域的重视程度将会得到广泛提升,其投资机会不容忽视。
温总理也提到了,遏制通胀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保障供给,要加强流通,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这个薄弱环节。可能意味着农业类与物流类企业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虎年新年刚过,偏桥村突然热闹了起来。
藏在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101国道旁山坳里的这个小村落,平时静得只能听见车辆卷着寒风疾驰而过的声音,3月22日这天却被挥舞着铲斗的挖掘机和1000多拿着铁锹的人挤得满满当当。村民说,偏桥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一场再造偏桥村的行动正在进行。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由滦平县、巴克什营镇两级机关工作人员和偏桥村部分村民组成。在滦平县偏桥村造林绿化和水利综合治理工程启动仪式上,专程赶来的河北省林业局局长武国堂难掩激动,号召要“抓住改天换地的、最大的、难得的机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平衡的新滦平。
仪式过后,人群拿着铁锹,到偏桥村背倚的山上义务植树。村口两棵树间拉着红色条幅:“牢记总理嘱托,建设崭新偏桥”。
2010年1月30日,临近春节,国务院总理第三次到访偏桥村。“第一,把村容村貌搞好,让家家户户更干净些;第二,把土地规划好,利用好;第三,多种树。这样,适当时候就可以发展旅游了。”这是总理留给偏桥村的三条建议。
这段时间,巴克什营镇上的客运小面的生意明显火了,“去偏桥”成了司机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说这话的有扛着长枪短炮从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更多的是以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偏桥村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的镇政府干部们。春节一过,“积极贯彻落实总理视察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做好偏桥村新农村建设”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选村标准:遭灾严重、民风好、不要太大
准确地说,悬挂红色条幅的这个小村庄叫做南沟门,是偏桥村七个自然村中的一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南沟门的黄瓜大棚顶上,村民缓缓放下草帘。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也学那草帘顺着光滑的塑料膜像滑滑梯一样从棚顶滑落。
这里的民房依山而建,错落杂乱,没什么规划。房子新旧不齐,青砖房是上世纪70年代修的,红砖房是八九十年代建的,也有少数贴着白瓷砖、水泥墙平整的新庭院。多数老房子都有石头砌的半米高左右的围墙。据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会砌这样的石头墙。
水井随处可见,一般两三户人家共用一口。塑料水管从水井伸出,翻过某家的院墙延伸到邻家院里。
村里开始飘起炊烟。这里的村民仍有不少烧柴做饭,院子里外、空闲的土地上随处堆着柴禾。有的人家前年冬天砍的柴禾还没烧完,兀自在那里风干着。
南沟门、偏桥村、西湾、康家沟、柳家沟等七个自然村构成了偏桥村。村子区域面积17220亩,其中有林地面积5359亩,土地面积585亩,而且大多数都不是水浇地,人均只有四分半薄地。
偏桥村共有349户人家,1204口人。这是一个以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的村,其中种植收入不到20%,工资收入约占80%。村民有的选择到北京打工,有的就在滦平附近的矿山干活。在整个滦平县这个村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人均年收入2800元左右。
这个普通的山村,因为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的三次访问,被媒体不断聚焦。
1999年滦平县遭遇旱灾颗粒无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于2000年11月16日前来慰问。“那次去的是柳家沟,”巴克什营镇人大主席叶士德对《望东方周刊》说,当时是镇政府安排的,“遭灾严重、民风好、不要太大”是选择标准。
在柳家沟待了不到40分钟,看望了受灾群众,还到地里瞅了瞅小白菜和玉米棒子。
变化有但是不大
2005年国庆节,再访滦平,点名还去柳家沟。“但当时总理乘坐的大巴过不了柳家沟村口的桥洞,”随行的叶士德回忆,总理说,那就去看看“那个村”吧---总理所指的就是南沟门。
当时,牵着两头羊的苏洪喜正和乡亲们说着“大道了”,就看到有人扛着摄像机,一群人进了村。曾经在2000年作为偏桥村村支书接待过的苏洪喜“就这么迎上去和总理拉上手了”,并惊喜地发现温总理还记得他姓苏,当过书记。
苏洪喜说,偏桥村村民对温总理很有感情,最直接的原因是第二次访问偏桥之前,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滦平是受惠县之一。
在叶士德看来,总理三访偏桥是因为在这里能听到真话。2005年,就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征求偏桥村村民的意见。苏洪喜说:“行是行,就怕你们办不好。”
临走时,说五年后会再到偏桥村来。2009年国庆节,苏洪喜和偏桥村的村民“等了一天”,没等到总理。12月初,苏洪喜致信温总理,希望他再到偏桥村来看看。
温总理真的来了,他带着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来向村民征求意见。巴克什营镇人大代表白桂华向总理提出“粮食价格还是低,种粮收入上不去,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3月5日,白桂华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听到:“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每50公斤分别提高3元、5元和10元,小麦每50公斤提高3元。”“总理不光采纳了咱的建议,还把提高多少钱都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啥可说的。”白桂华一脸高兴。
尽管很高兴,但是温总理对村子的一句评价---“变化有但是不大”让苏洪喜有点后悔写了那封信。不过离开村子时,总理说“退休后再来看你们”使苏洪喜很受感动,而且这一次他不用担心总理再来的时候村子“变化不大”了。
突然热闹的村庄
苏洪喜喜欢独来独往。造林绿化和水利综合治理启动仪式快开始时,他双手背在身后,横抓着一把铁锨,锨柄很光滑,锨面上却沾满了石灰。
没人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就站在人群中,穿着蓝色中山装,戴一顶蓝帽子,古铜色的脸上满是褶子。
有几个熟识的妇女走过来,拿着铁锨往苏洪喜腿上轻轻一拍,大笑着走过去。苏洪喜咧嘴笑了笑,没言语,倒是人群里有人对这种“轻慢”之举“不满”:“要不是老苏,咱偏桥哪来过这么多人?”
偏桥村确实吸引了很多人。巴克什营镇金山宾馆门口,手里拿着图纸的人进进出出。宾馆老板告诉本刊记者,这是省里派到偏桥来的工作小组,住了近一个月了。
2月7日,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梁滨带领省委调研组来到偏桥村。在当天召开的县乡干部座谈会上,梁滨就加强新农村建设要“抓班子、指路子、出点子、送票子”的提法让参会的一位村干部印象深刻,“这次有可能实打实地干了。”春节过后,省里就派来了工作组。
除此之外,省林业局、旅游局、交通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农业厅、省委农工部以及承德市发改委、农工委和市林业、水务、环保、农牧等市直部门都到过偏桥村,就落实指示精神进行专题调研。
“总理10年来偏桥三次,我也来了三次,只不过是一个月三次。”一位省林业局工作人员打趣说。
县直各部门围绕偏桥村制定发展规划。县水务局计划在2010年5月入汛前投资700多万元进行河道整治,以保证偏桥及该村300多亩耕地安全度汛;投资100多万元建人畜饮水工程,解决偏桥村的饮水问题。
环保局准备利用三年时间,从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等方面上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争取“以奖促治”专项治理资金。
林业局启动了10万亩造林工程。其中,偏桥村造林绿化工程计划投资1963万元,规划总造林绿化面积6855亩,这又包括山体绿化6085亩,新建果园770亩。工程完工后,偏桥村森林覆盖率可以提高至75%以上,果树改造后每亩产值增加2000元。
从正月初五开始,巴克什营镇领导班子就把镇政府搬到了偏桥现场办公。3月21日这天,滦平县委副书记常金超进村了解环境卫生整治力度,他开玩笑说自己“现在已经当村长使了”。
目前整个偏桥村的发展规划已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交由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免费编制,初步方案将于3月底出台。
3月20日这天,原本在附近古城川村办公的便民警务室也“搬家”到了偏桥村,“现在偏桥比较敏感。”古城川村的村民对此表示理解。偏桥村党支部书记宋国兴说,此举有利于做群众工作,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看到省市县镇各级的干部在村里进进出出,蹲在地上,随手在路边的土堆里捡起根细铁丝拧着玩儿的苏洪喜寻思着:“偏桥这回应该能大变样”。
“总理农家菜”将成品牌
苏洪喜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大红人”了,经常有上访无门的外地人找到偏桥出高价请他给总理写信。
在不用接待各路领导、记者和访民,不用参加座谈会,不用带着村民外出参观学习的时候,苏洪喜一般都会待在五儿子的小院里。在这里,他曾经和总理“共商国是”,一起吃白菜猪肉炖粉条。
如今这个小院正式挂牌命名为“总理到过的农家院”。堂屋里,当天总理和村民代表座谈时背后的那幅“好运来”年画被三次总理访问偏桥村的一组照片取代,有黑白的,有彩色的。2005年和苏洪喜坐在苏家老院里,穿着白衬衫、蓝色夹克,苏洪喜穿着军绿色拉链夹克,背后是金黄色的玉米棒子。五年后再见面时,苏洪喜的第一感觉是“总理老了”。
巴克什营镇文化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指挥建筑工人进进出出,改造这座农家院:油漆已经斑驳褪色的木门都要拆掉,在院子里新起一间小屋,作为接待农家乐游客的餐厅,在院外将规划出一片空地作为小型停车场。
现在,偏桥村已经被河北省旅游局定为“乡村游”重点开发村,苏洪喜与同村的另外9户居民被确定为乡村旅游示范户。偏桥村作为今年重点打造的乡村游景区,已被纳入承德―偏桥―坝上草原、金山岭长城―偏桥的承德市热点旅游线路中。
滦平县县长关继高在接受承德电台采访时说:“偏桥村将成为以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新农村建设典型。”
按照滦平县政府的规划,偏桥村未来将打造特色农家客栈;以温总理第三次考察偏桥村时所用午餐为招牌菜,创立“总理农家菜”餐饮品牌;并以当地出产的有机瓜果蔬菜、时令野菜、散养柴鸡、家养猪等为原材料,创立“偏桥菜”乡村特色餐饮系列;引导农户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产品结构,建立三五处以野菜、农产品等为特色的有机农业采摘园;在适宜区域挖建池塘,进行捕鱼、垂钓活动,构建集采摘、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乡村休闲基地。
滦平县的补贴都倾斜到偏桥来了
以乡村旅游为主导,偏桥村的农业产业结构将进一步调整。本刊记者从滦平县水务局了解到,即将启动的潮河上游支流河道整治工程,除了可以保护偏桥村及300多亩耕地的安全度汛,还能新增可用耕地200余亩。加上该村原有的585亩耕地,偏桥村将利用近800亩耕地发展食用菌大棚和日光温室等设施农业。
在苏洪喜家的黄瓜大棚里,老苏说,前两年村里就上了23个日光大棚,每棚占地一亩多,但是“黄瓜卖不上价”成了大棚种植户的闹心事。
1月30日,在参加座谈会时,村民张保林也向提出了这一问题:“黄瓜卖不上价,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种黄瓜的收入还赶不上打小工的收入。”
苏洪喜说,偏桥村的大棚种植业还没形成规模,产销连接不畅,种植户之间缺乏合作,都是蔬菜卖不上价的原因。“去邻村收菜的车路过偏桥,人家答应顺便把俺们这一二十箱黄瓜拉上,却把价格压到1.2元一斤,卖不卖随便。”
为解决这个问题,偏桥村蔬菜服务合作社已经成立,产业规划、技术指导、销路推广一条龙。“这绝对是个好事。”老苏绞着系在钥匙上的红布条,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说。
或许是回答了太多遍对总理三访偏桥的感受之类的问题,偏桥村的村民对媒体由最初的新鲜---有人来村拍电影了---变得习以为常。比起村里当下正在发生的,有的村民更愿意跟本刊记者讨论红衫军冲击泰国政府和“一场地震就毁了一个国家”这样的国际热点。
偏桥村村民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的熟悉程度也肯定比别村村民高。“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位81岁的老大爷耳聪目明,随口就能说出温总理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这句话。
对于村里如今的繁忙热闹景象,老人开玩笑说:“整个滦平县的补贴都倾斜到偏桥来了。”
形势一片大好,但苏洪喜还是有点担心。2005年总理视察时曾提到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我们村第二年就在通电的地方安上了水泵,地里安上了喷灌,但一直都没有投入使用。”
邻村古城川村村民也证实了这点:“没经过论证,喷灌所需的电费老百姓根本交不起。”
由于没有很好利用水利设施,2009年承德60年一遇的大旱时偏桥村粮食减产一半。
“就怕像《沙家浜》阿庆嫂讲话,人一走茶就凉。”苏洪喜说。
“总理来了三回,为什么变化不大,我觉得就是没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老苏说得很真诚,完全没注意到旁边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脸上起了变化。
村民如今各有各的想法。有人希望政府能出钱出力把自家房子翻新;有的主动自己翻盖房子---那是希望新民居计划出台后如果要旧村改造,新房能获得更多的拆迁补贴;还有人在担心:“如果搬上楼了,谁给我交取暖费?我的锄镰镐锨放在哪里?”
还是那位81岁的老大爷看得通透:“建设崭新偏桥,关键还是在思想,政府不办实事,老百姓没有动力,就是总理把银行搬来也没用。”
[关键词]汉语汉语文化汉字表意特征
在今年“两会”外交部长答记者问以及温总理与记者见面会上,很多外国记者用汉语向杨外长和温总理提问,看后让人倍感自豪。随着今天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越来越广,中华民族的文化又重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了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据报道,现在有100多个国家的两千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汉语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中小学课堂,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达几百所。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使世界各地的朋友想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文化。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遗产之丰厚举世公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汉语文化热最重要的催化剂。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与此同时又令人忧虑,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国人的语言文字水平却日趋下降。我们正在渐渐忽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渐渐忘却自己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
汉语文化热源于汉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作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是具有表意特征的一种文字,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这充分说明汉字本身的生命力。正由于其严密的表意性,汉字、汉语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独特的汉字赋予了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载负了中华民族光辉的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汉语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兴衰存亡,取决于汉语文化的传人对于汉语文化的态度。作为汉语文化的传人,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而不应以谬误人。
如今社会上汉字使用情况令人堪忧,直接体现是大街小巷的用字五花八门,包括招牌、广告、招贴、布告、报章等,使用不规范现象比比皆是。人们又不可避免的要与之接触,这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社会用字不规范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一是使用自己的简体字(包括已经废止的二简字),比如,很多店铺的招牌使用中,“打汽(气)”、“仃(停)车场”、“花蓝(篮)”、“付(副)食店”、“另(零)售”、“歺(餐)厅”等等。二是滥用繁体字(包括已淘汰的异体字),可能有些人以为使用繁体字,表示自己有“文化”,将“美容美发”写成“美容美發”,殊不知“发”字由两个字简化而来:一是“發展”的“發”,一是“頭(头)髮”的“髮”。若执意要用繁体字,那应是“美容美髮”。三是使用错别字,诸如“神州(舟)六号”、“寻物启示(事)”、“夜霄(宵)”、“打蜡(腊)”、“家具(俱)”、“渡(度)假村”、“侯(候)车室”、“房屋折(拆)迁”、“季末清仑(仓)”、“震撼(憾)价”。四是乱改乱造成语,近年来一些商家为追求广告效应,玩起了文字游戏,给一些成语改头换面,如某服饰的广告语“衣衣不舍”、某化妆品的广告语“痣在必得”、某蚊香产品的广告语“默默无蚊”等等,这些所谓的广告创意,实质上是改变了成语的本意,说重了是对汉文化的亵渎。城市街头用字是社会用字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程度、文化素质、精神风貌的重要表现窗口。对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这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尤其是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给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社会用字没有统一的标准,任人乱写滥用,不仅破坏了汉字本身的交际功能,而且势必给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教育普及和文化繁荣造成很大的损失和障碍。今年5月即将在上海举行世博会,届时全世界的目光又将再次聚焦中国,为营造良好的世博环境,全社会都应该立刻行动起来规范汉字使用,纠正街头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
美国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题为“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演讲中说:“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这就是说,科学技术、贸易往来、金融资本等等是可以一体化的,但是文化是不能一体化的,它必须也只能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所以,保存并发展汉语文化,让汉语文化之树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青春长在,这就是今天汉语文化的传人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香港已故著名的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预言:“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字!”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股强劲的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安先生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面对此情此景,作为汉语文化的传人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汉民族语言,掌握汉民族的精神,传播汉民族文化。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先生曾说:汉语热的同时我们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决不可骄傲和自满,更不能不思进取。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的根,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科技相对落后,在我们的面前仍会有许多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更加谦虚谨慎,需要继续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各个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才能使汉语热持久。
汉字是依形、音、义三者的关联而形成的文字系统。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和汉语文化是紧密相连的,通过观察汉字形体结构便可以直接捕捉到丰富的文化信息。对此,我们可以从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入手,仔细观察汉字的构形,充分挖掘汉字本身的文化内涵,展示汉字所独有的文化和审美的魅力,这样比较有利于把握汉语文化丰富的内涵,从而规范使用汉字。
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中华民族作为和平友善的民族,在当今“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希望世界各国人民来了解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所包含的知识和智慧为全人类所共享,这样才能使汉语文化热真正持久。
参考文献:
[1]程然.汉语文化与新课程小学语文教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本轮行情从技术面角度看本身就有隐忧,除了调整不充分的原因,还有就是关于“启动量”,从周线看的很清楚,这一波行情的“启动量”与2319行情相比2319行情,明显差了一个档次(见下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答案是,会增加二次探底的风险,而且会影响未来指数的上行空间。成交量是一波行情的基础,底部量能不足,意味着行情的基础不足。在早前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此波行情的级别有望超出2319行情,但从行情演绎至今的“启动量”上看,技术上已经出现了“不给力”的隐忧,这种“不给力”一方面需要基本面支持因素的弥补,也就是说,后市受到持续政策利好的支持,走出成交量温和的慢牛行情。另一方面就是直接将行情分解开来,也就是说,本来有1000点的涨幅,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分解为两个五百点,或者一个400点和一个600点,从动量角度,我们需要这样去理解。
对于本周三的大跌,我们首先要从市场内部找原因,调整不充分以及启动量不足,导致基础薄弱,成为市场主要的隐忧,一遇到外部的催化剂,往往会引发大的调险。而且获利盘抛出的杀伤力要比套牢盘割肉的杀伤力要大得多,因此,周三从涨到跌高达90点的暴挫,就显得很正常了。这种调整方式的好处是,快速消化获利盘,周三沪市成交高达1707亿,创下近一年以来的天量,这是获利盘集中兑现的结果。但这种暴跌对趋势的影响并不大,牛市中的运行节奏往往是慢涨快跌,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从近期热点情况看,题材股越炒越热,这显然是和管理层的引导相悖,价格修复向价格泡沫方向转移,显示出游资急功近利的心态,主流热点由于缺乏资金参与或者说存量资金不支持,进而导致指数动力越来越弱,上证指数在深成指、深综指、创业板指、中小板指连创反弹新高的背景下,却越走越弱,最终导致调整的出现。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主流板块没有涨,说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还是很低,从估值角度看,价值的修复空间依然不小,这为后市行情打下了伏笔。
下跌的催化剂来自于温总理记者会的表态,本周三记者会一结束,大盘就向下狂泻了近90点。媒体对温总理的答记者问有很多解读,在此无需过多分析,我们只想谈谈房地产,因为我们分析过,房地产板块是目前市场的核心板块,与大盘指数有着紧密的联系。总理一句“房价远远没到合理位置”,确实把投资者吓得不轻,按照总理的解释,合理的房价是与居民收入、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的房价。应该说总理给出了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因为房价上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从客观角度看,如果中国经济不出现硬着陆,这个目标至少在10年之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房价降当然是普通老百姓高兴的事,但殊不知即使现在的房价降50%,普通老百姓可能照样买不起房。中国如此,国外也如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房价根本无法和普通居民收入相匹配。但如果房价要降50%,银行、地方政府财政肯定受不了,甚至会引发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谈到房价,不得不说地价,据有关统计,开发商的平均土地成本30%左右,但该成本因地域差异而有很大不同。目前在二三线城市,开发商的土地成本只占两至三成;而在上海等一线城市,土地成本有时候占到房价的四至五成。所以,高房价并非都是开发商的错,地价飞涨也是主要原因,而卖地收入40%归中央财政,60%归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是高房价的受益者。所以,控制房价的同时要先控制地价,这样房地产开发商才有降价的积极性。
这两年的房地产调控应该说是有效的,房价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是行政手段干预达到的效果,其实这并非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常态,政策用到极致往往会出现反效果,掌握不好尺度会严重影响经济稳定,毕竟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次两会所传达的信息还是值得肯定的,基本上对首套房的贷款表达了鼓励的态度,央行对房地产有保有压,政协担心经济下滑速度过快。可见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是需要鼓励的,也就是说,自住型和改善型需求,都是值得尊重的需求,限购并非常态,行政手段干预的方向是炒房,完全可以在转让期限上多下些功夫,而不是机械地限购。
说到房地产板块,我们依然肯定其投资价值,近两三年,房地产行业经历了超严厉的政策打压,房地产股的下跌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这种下跌已经提前反映了政策的调控力度和可能出现的房价下跌。虽然我们不会奢望调控政策能够放松,但应该不会再紧了。
一些龙头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可以说是年报行情的一大亮点,房地产龙头万科去年的净利润高达96亿元,每股收益0.88元,增长32%,市盈率不足十倍;中航地产每股收益高达1.55元,增长近100%,市盈率仅9倍,并推出了10送10派2的优厚分配方案;华夏幸福每股收益高达3.28元,市盈率仅8倍,分配方案为10送3转2派2;冠城大通每股收益高达1.08元,增长53%,市盈率仅8倍,分配方案为10送5转1派1.3。这样的业绩水平无疑是让人炫目的,在超高压的政策环境中,这些公司依然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一方面说明公司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房地产刚性需求依然强劲。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大盘结束调整的信号,就是房地产板块的止跌回升,没有房地产板块的支持,大盘很难有太大的作为,前期大盘之所以能够连续走强,房地产板块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且这个板块的一些个股具有明显的投资价值,也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
3・14暴跌确实对市场人气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这是市场本身的隐忧所导致的,外部因素并不是主因,外部因素只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获利盘的集中释放使得市场成本中枢显著上移,加上本轮行情的三大本质动力还在发挥作用,所以,大盘的上行趋势不会改变。此外,市场脱离2132点仅仅四十多个交易日,投资者并没有放松警惕,2500点关前观望情绪很浓,这种情绪下一般不会见大级别顶部,因此,没有必要对趋势产生过度的担忧,3.14暴跌就当是给忽视风险的投资者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这有利于行情走的更远。
在我们的经验中,两会期间赚钱是很难的,而两会后赚钱的概率比两会期间要高得多。这种经验同样得到统计的验证,上证指数1995年-2011年十七年中,两会后出现下跌的只有三次,其余14年均出现了上涨,会后上涨的概率高达82%!三次下跌的年份分别为05年、08年和11年,除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跌幅较大之外,05年和11年的下跌幅度只有2.99%和0.82%。而在14年会后上涨的行情中,有9年的涨幅超过10%,有7年的涨幅超过15%,有5年涨幅超过20%,有3年涨幅超过30%。所以,我们得到的“大概率”是,会后行情的上涨概率高达82%,行情涨幅超过10%的概率高达53%。
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开始于去年底。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掀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大幕,紧接着,中央政府调控“组合拳”接连打出:从“国四条”到“国办十一条”,从住建部、国土部到央行、银监会、财政部甚至到国家税务总局,调控举措不断加码。
但让人失望的是,市场并不买调控政策的账。国家统计局4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全国房价同比上涨11.7%,达五年来最高水平。全国“两会”之后,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大城市都爆出了众多的“日光盘”。一手房与二手房同时出现量价齐升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调控又一次陷入了“空调”的失控僵局,政策公信力再一次受到质疑。
4月14日,全国“两会”闭幕仅一个月,温总理不得不再一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新“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并严厉要求地方政府“切实负起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责任”。
一边是调控政策的频频出台,一边是房价的持续上涨。问题出在哪?
疯狂而混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需要调理。现在看来,调理的效果并不理想。有关部门有必要从根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对症下药?是否开错了药方?对药方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是否有准备?
过快上涨的标准是什么
中国人擅长把玩文字,不同字眼的运用体现着不同的深刻内涵。房地产本轮调控伊始,政府提出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随后又将“抑制”一词改为了“遏制”,虽一字之差,但足以反映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急迫和决心。
民众充满了期待,但后来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游戏。
回过头来,细一琢磨,发现,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抑制”还是“遏制”,“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提法本身就有蹊跷。
问题来了。
首先,“过快”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有相关主管部门给予界定。既然没有标准,那么,房价无论是涨了10%还是100%,就都没有“被调控”的依据。事实证明也如此。虽不少楼盘价格翻番,但并没有看到有主管部门出面鉴定为“上涨过快”。相反,当某地楼盘4小时疯涨15万元后,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房管局一负责人却表示“房产市场属于市场自由调控范畴,作为职能部门不便就此事发表意见”。
其次,就算开发商在短时间内把房价抬高了100%或者更高,就算它“过快上涨”了,政府部门是否有权管制开发商的“自由定价权”?在现行体制下,商品房价格是完全放开的,并没有什么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制约。因此,政府主管部门“遏制”的法律依据似乎有所欠缺。
第三,从字面理解,“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潜台词,是房价可以慢点涨,房价适度上涨政府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说,政府认为目前的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既如此,又何须调?
所以,在既没有出台“过快”的标准,又缺乏执法依据的情况下,这一轮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主旋律,“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是含混不清的提法,到头来只能沦为一张空头支票。
怎么调,堵还是疏
具体到调控措施上,各方也颇多微词。之所以调控不力,任志强、潘石屹等非央企开发商认为,原因在于政府的调控政策没有调在点子上,没有点到症结。
任志强的观点是,要解决房价问题,必须从供求关系上入手,“不从土地供给增量上解决,在土地价格暴涨中想按住房价是按不住的”。而政府目前的做法是,抑制投资,也抑制需求。这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影响房价,但效果不可能长久。因为,被抑制的需求终究要释放,等到被释放时,房价跟着就会出现新一轮报复性上涨。
任志强认为,调控房地产市场应该采用大禹治水的办法,疏,而不是堵。红灯多了,自然就会有人找出各种躲避和绕行之路。这种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市场的混乱。
按照任志强的观点,只要增加供应量,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在博文中进行了分析:有开发商捂盘,增加了住房与供给量,捂盘还捂得住吗?有开发商囤地,地多了囤也囤不住。银监会最近又要对囤地的开发商限制信贷,结果只能是减少供给量,等于给捂盘和正在供给的楼盘发补贴,创造提高价格的机会。为什么不是增加信贷以加大开发量呢?无非是给以信贷时增加一些违约条件,如限制开发建设的时间与周期,并将囤地、捂盘都列入违约条件之列。限制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供给,加大供求之间的矛盾。
潘石屹的观点与任志强较为一致。他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大问题。目前,土地市场上供地太少、房地产商囤地,加之最近政府政策释放出未来土地的供应量会更少的信号,这些都在传递土地供应紧张的信息,市场接受这些信号后,就进一步呈现“土地疯涨”、“面粉价格比面包价格贵”、“地王频出”等现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潘石屹说,给房地产市场降温,最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量,打击囤地,其次是调整国家的货币政策,市场上钱太多了。此外,“招拍挂”制度应该更公开、公平、透明,不要“量身定做”,不要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条件。可减少拍卖方式,多用“暗标”方式,因为暗标只能出一次价,可以减少拍卖现场的冲动和攀比。
且不论任、潘二人的立场,单说他们的观点,似乎是符合市场的。但可行性并不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其特殊性,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的产业,关键在于非私有的土地制度。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在相关保障房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再拿出更多的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供开发商生财创富,尽管地方可能也乐意这么做,但民意恐怕不容。在福利社会,是拿富人的钱补贴穷人,而在中国,可能正相反。继续加大土地供应量,无疑是让穷人继续做“活雷锋”,社会的公平正义何以体现?
但任、潘二人的方向应该是对的。有关部门应该从根上去寻找问题,去寻求解决之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势必不是科学的良方。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提醒,房地产调控不等于打压,不能太操之过急、急功近利,调控的终极目标是让房地产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而不是单单为了短期内房价指数的回落。
政府是真心还是假意
事实上,市场是预期的反映。而政府传递出的信号是矛盾的,民众的预期产生混乱。比如,政府一面表态说,“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温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前接受新华社专访,与网民交流时的承诺)。另一面又对未来的房价喊涨,说:“中国未来二十年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未来二十年由于中国是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需求较大,而土地供应是有限的,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如此表示)。政府摇摆的态度常常让民众捉摸不透。
有着之前越调越涨的调控历史,基于地方土地财政的利益捆绑,很多人发出疑问,这一次调控是来真的吗?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文章《遏制房价,北京当真吗?》称,与认真的行动相比,中国政府更喜欢用言论抑制楼价。
文章说,“到了现在,大家都了解这个套路了。政策制定者们调查中国房地产市场,然后发表一些听上去很坚定的言论,表示要抑制楼价的‘急剧’上涨。接着,相关数据出炉,显示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随后是更多的指手画脚……”
从3月28日到4月2日,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有关房价、地价的评论文章,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系列评论刊出后,立即在网上引起了重大反响,被认为是高层的真实态度的表达,是新的调控政策出台的风向标。
文章读来很解气,但信服的人可能并不多,猜测这是不是只是给百姓的一种慰藉?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政府并非真心想调控房地产市场,因为政府本身是房地产暴利的最大获利者。这是政府惯用的心理战术,目的是,吸引民众和市场的关注,提高百姓对未来的预期,但不会有实质性作用。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他打了一个比方。
将所有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都装进一个木桶和水池里。木桶里装的是衣食住行,水池里是股市、楼市、政府投资、奢侈品等,木桶在水池中漂浮着,随着池中的水位“水涨船高”。央行增大流动性,也就是投放货币,只有两个选择,木桶或者水池。
如果流入木桶,就是衣食住行等人人相关的物价要上涨,然后导致工资上涨,工厂成本增加,此时就会裁员,那么,就有大量的穷人担心会失业;如果注入水池,就会使得股价、楼价上涨,形成泡沫。
“如果你是管理层,宁愿选择哪一个?大多数人的失业,还是少数人的破产?”金岩石说,要使更多人就业,代价必然是高房价。
如此看来,普通民众希望房价下降的愿望短期内可能还不能达成。
泡沫破灭在2012?
房价如果这样一路疯跑下去,终有一天,政府想控制可能都无能为力了,那就到了泡沫破灭的时候。
这一天会不会出现?什么时候?政府正花大力气调控的2010年的房价会如何,下降,慢涨还是继续疯跑?
谢国忠的观点是,大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他认为2012年会是一个转折点,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破灭。谢国忠的预测比近日网络流传的“中国房地产崩盘论”的预测要晚一年。
经济学家茅于轼坦率地表示:今年房价是涨是跌,“这个我也说不清,过去我都说要落,但都涨了,今年我还是说会落,因为这个泡沫是维持不长的。”
茅老说,泡沫破灭是非常糟糕的,能消化掉最好。怎么消化?“消化掉就是房价慢慢地落下来,更多的人买得起房了,就消化掉了。”茅于轼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量投机需求推高房价迅速上涨,“投机需求也不是不好,但太多了就成问题了。现在我们差不多1/3的房子卖掉以后没有人住,这就叫资源配置错误。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造出空房子,却没人住,这是不对的。如果是正常的居住需求或者改善住房的需求,导致房价上涨,问题不大。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有人住,房价再怎么涨,都没有问题。”茅于轼说。
如何让更多的人买得起,茅于轼认为市场要分化。他建议一些开发商针对已经进城或将要进城的农民工开发一些大小适中、价位合适的项目,“我们现在的房地产是城里人的房地产,但是进城的农民是中国房地产未来的大市场。”
谢国忠说,土地“招拍挂”等问题只是房地产市场的表象问题,根本问题在于体制。他说,目前在中国,政府要大过市场,市场是为政府服务的,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市场很难进行自我调节。如不从根本解决问题,小手段、小动作是不起大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需要的不仅仅是调控,是一场较为彻底的改革,甚至是革命。
关键词: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上市公司
回顾十几年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市场可持续发展建设方面仍旧存在诸多弊端。
造成证券市场长期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上市公司、投资主体、以及制度建设普遍存在的“断流缺陷”,即上市公司发展、投资主体发展、制度建设等缺乏持续性,直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制约因素
上市公司缺乏可持续发展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能否可持续发展直接决定着证券市场能否持续发展。然而,十几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表明,上市公司本身根本就不具备可持续性,这主要表现在:
上市整体业绩缺乏可持续增长,盈利能力低下。根据统计,1994年至2004年三季度,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分别是0.318元、0.247元、0.238元、0.246元、0.19元、0.203元、0.202元、0.136元、0.16元、0.19元、0.21元,2001年盈利能力最低,2002年出现恢复性上涨,但10年来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呈现逐年滑坡态势,上市公司的业绩由1994年的0.318元下降到了2004年第三季度的0.21元,10年总共下降了34%,平均每年下降3.4%。
上市公司业绩极不稳定,亏损现象严重。从1999年到2004年第三季度的六年时间内,进入深沪两市收益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共有20家,其中,在前五名排行榜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公司就有13家,占所有公司的比例高达65%,出现过二次的公司只有7家,占所有公司的比例为35%,出现过3次的公司只有2家,占所有公司的比例为10%,出现过4次的公司仅有一家,即贵州茅台,占所有公司的比例仅为5%。这充分说明上市公司业绩的极度不稳定,缺乏持续增长。
上市公司普遍重融资圈钱,低分红、低回报现象严重。根据对1993年至2004年12年间分红派现(现金)情况的统计分析,分红比例最低的是1997年,只有29%,最高的是2000年,为62%,上市公司年平均分红比例为38.9%,也就是说每年平均有60%左右的上市公司不进行分红。
投资主体资源的过度开发
虽然最近两年我国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机构化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旧停留在“数量”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对投资主体资源“开发过度”,缺乏相应的制度、机制保证,投资主体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券商盲目扩张引发全行业亏损。自2001年起国家加快了券商机构的发展,目前券商已达133家,注册资本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总资产约5618亿元,券商的快速扩张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因为在当时市场环境下,规模急剧扩大的券商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其业务范围仍旧停留在经纪业务,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仍旧寄托在二级市场,而随着2001年大调整的开始,靠天吃饭的券商2002年起也陷入了全行业亏损的泥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多年不规范运做所形成的巨大包袱以迫使许多券商被行政托管,券商自身的生存问题已经相当严峻,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
基金跳跃式发展埋下诸多隐患。2003年开始加快了基金行业的发展,2004年基金行业更是获得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全年共完成募集58只基金,总募集规模1680亿元,占目前基金总规模的52%。基金的跳跃式发展脱离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相关资源过度开发和“透支现象”严重,已经威胁到了基金行业本身健康、稳定的持续发展,首先是由于市场缺乏优质资源,导致基金交叉持股、相互锁仓、扎堆持有等现象发生,形成新的“庄股”现象;其次是基金行业没有形成自己的盈利模式,依然是靠天吃饭,存在管理落后、理财能力低下的问题,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持续发展,行业亏损严峻。
散户亏损严重,入市积极性大打折扣。2001年6月份以来,流通市值缩水7000个亿,等于三年半的时间投资者总共损失了7000亿!如果从13年总的亏损情况看,13年证券市场融资突破1万亿,印花税等共计1.2万亿,投资者共支出2.2万亿左右,但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流通市值只有1.1万亿,预示着13年的投资亏损了50%!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对于广大普通投资者而言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荡然无存,选择尽快脱离市场的投资者越来越多,而场外资金也普遍不愿投资股票,由此也导致2001年以后散户开户数量急速减少,2003、2004年,深沪开户数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2%左右,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作为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的券商、基金和散户,目前的处境可说是“两死一伤”,券商、散户最尴尬,基金最近三年也是江河日下,既然市场的投资主体都自身难保,举步艰难,无法持续发展,又如何寄托他们来推动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呢?
市场制度化建设缺乏持续性
13年以来,我国在市场制度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创新,但仍有许多问题急需改进,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制度化建设方面缺乏持续性,制度建设滞后现象严重,无法满足证券市场日益发展的需要,更无法保证证券市场持续发展了,这主要表现在:交易品种单一,上市交易的品种基本上是“老三样”,即A股、B股、基金,根本无法满足投资者规模及结构变化的需要;市场体系不完善,二板规模小,三板也没有形成规模;机制不完善,至今没有做空机制,限制了大资金的运作;缺乏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投资额者遭受侵权时难以得到相应的赔偿等。
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基础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如果不从根本上尽快加以解决,证券市场将无法发展,甚至蕴藏着巨大风险:
坚持民主法治,完善分类表决制。民主法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基本得到落实,相对于证券市场就是要使股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市场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但在这方面,证券市场仍就存在严重缺陷,其一就是股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体现,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无法充分行使参与权、话语权、表决权,分类表决制的实施虽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一股独大”问题,由于基金等机构集中持有一些股票,对重大决策具有绝对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无法正常行使参与权、表决权,建议采取“二次分类表决制”,对于基金集中持有的股票,现行由基金持有者进行表决,基金只能作为这一表决结果的执行者,把表决结果反映出来,只有这样,分类表决制才能真正体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实现广泛意义上的民主。
坚持公平正义,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和谐观强调各方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这与证券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精神一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解决股权分置、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权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一拖再拖,这个问题不解决,“一股独大”的顽症就不能根除,广大投资者的平等地位就无从谈起,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也就无法完善,上市公司存在的虚假陈述、造假作假、非法关联交易等严重问题也就无法根除。《国九条》以及温总理在2005年3月份答记者问明确指出尽快解决国权分置问题,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尽快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其次是把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除了上述实行“二次分类表决制”外,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投资者赔偿法律法规”,使遭受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欺诈而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能够及时得到赔偿,以此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最后是完善基金考核管理办法,推行“求同追查”制度。随着基金规模的快速壮大,基金已经成为目前最具话语权的机构,基金凭借其在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常常获得“不当得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完善对基金的考核管理办法,改变目前“责、权、利”不明、不管盈亏照提管理费的考核办法,尽快制定新的考核办法,把盈利指标与基金奖惩结合起来,有奖有罚。
同时,针对基金内部存在大量“暗箱操作”、“私建老鼠仓”等问题,推行“求同追查制度”,对于那些总是在低位大量买入、高位大量兑现获利的帐户进行跟踪调查,严厉打击非法获取私利行为,遏制基金经理凭借职业特权侵占其他投资利益的犯法行为。
坚持诚信原则,加大执法力度。证券市场诚信危机的加重不但与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有着直接关系,这是导致长期以来诚信危机不断加重的最根本原因,由于执法力度不够、惩罚力度不够,造成违规行为代价极低,不但无助于制止诚信危机,反而助长了诚信危机的蔓延、加重。目前对于诚信危机,偏重行政处罚、谴责,过分强调挽救、保护,诚信危机代价过小,过分保护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利益,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一味袒护诚信危机制造者利益,没有切实可行的保护受害者利益。
国外对诚信危机的公司处罚相当严厉,网易刚上市时仅仅是因为无意中将100万美元合同被误报成了收入,差一点被纳斯达克摘牌,并被美国法院判赔偿中小投资者435万美元。安然事件暴光后,公司前董事长肯尼斯·莱被判处175年的监禁外加570万美元的罚款,公司也因此破产。据悉被纳斯达克摘牌的上市公司数量约7000家,远超过目前挂牌的5000家。中国有多少家上市公司因诚信问题摘牌或支付巨额赔偿?而在中国不过是警告、谴责、罚款了事。曾被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的银广夏、东方电子,故意把业绩从亏损虚构为绩优,事发后不过是戴ST帽子继续挂牌了事。因此,为此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加大惩罚力度,这是现有条件下解决诚信危机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