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短篇散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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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关键词：性别；女性主义；张爱玲译作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17-02

一、 引言

张爱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引来海内外许多知名学者们的关注。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研究者们关注的最多的就数她的女性意识，发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很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她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逃脱不了女人与婚姻，一面阐释了当时的环境下女人的生存状态，更着力的是她塑造了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在《谈女人》中，张列举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独特地位。“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栓在踏实的根桩上。”由此可见，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应该列入研究首位。

二、张爱玲译文中的女性主义分析

百年来，中国女性到底怎样认识“自我”的呢？超稳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女性长期地丧失主体性、主体意识；女作家对女性自我的寻找，也因为高度集中的政治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遏制，常常难以实现。然而，艰难前行的女性叙事，还是留下了多向度的女性自我探索的轨迹。其间充溢着女性对独立、自由、解放的渴求，充溢着对自己内在、潜力的探究；也充溢着对生命欲望的表述愿望，以及发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欣喜与沉思。也许，这些正是女性自我建设的一块基石。

（一）张爱玲翻译文本的选择分析

张爱玲翻译的作品有《谑而虐》、海明威《老人与海》、玛・金・罗琳斯《鹿苑长春》《爱默生选集》、华盛顿・欧文《睡谷的传说》、《海上花列传》、《怨女》、《金锁记》等。其中《老人与海》和《爱默生选集》等是张受雇于香港美国信息服务公司时，为谋生而翻译的。因此，只有《谑而虐》和《海上花列传》不是她的作品而是自己选择的译作品。下文将以《海上花列传》为例，阐释张爱玲在选择翻译文本时体现的女性主义观点。

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原文用吴语写。这部小说原作者不是女性，但是内容关于女性――。另外，这部小说还呈现了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张爱玲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读到这本书并喜欢上，数年后，她首先翻译成普通话，随后翻译成英文。

不同于传统主题，《海上花》里的不再附属于男性。如老鸨的女儿李淑芳，拒绝嫁给人家当妾，在妓院一直到死。她不受男人控制，靠自己职业谋生，引以为豪。另一个女主人公沈小红婉拒王莲生的求婚并依然保持情人关系。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婚姻不再是改变她们命运的唯一途径。相反，她们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此富有勇气挑战当时的父权社会，寻求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这部小说再现了上海的真实生活，她们独立，追求自己的爱人和财富，表达了新女性主义观。

《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两部中国经典小说，她不惜一切努力将《海上花》译成普通话后又花数年时间译成英文，最终为许多中外读者接受。张爱玲为何花如此精力让这部作品为世人所知呢？除了她本身喜欢这本书的文艺风格外，主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本书中包含的潜在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她自己的不谋而合，通过翻译这样的作品，更深刻地表达这样的思想。

（二）张爱玲自译作品的分析

张爱玲的许多译作都是她自己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她选择这些作品来翻译呢？为什么她坚持翻译自己的作品？

1、自译作品的选择

对于第一个问题，分析被她所选择来进行翻译的作品。在她的一生中，张爱玲创作了18部短篇小说，10多部中篇小说以及4部长篇小说。她自己翻译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怨女》、《秧歌》、《赤地之恋》；短篇小说《五四遗事》、《桂花糕，阿小悲秋》、《等》；中篇小说《金锁记》。其中，《怨女》和《五四遗事》是英翻中；另外5部都是中翻英。张爱玲的作品大都与女性主题有关，她所选择的这些作品也不例外。她所写的都是她熟悉的生活、人物，自身的成长环境加之细腻的感情，从她笔下流露出忧伤的文字，至深的故事情节。因此不论是中英文创作还是翻译作品，张爱玲一贯坚持自己的风格。

2、自译作品分析

译作与原文关系的重新定义结构了传统的忠实原则，这一翻译最高标准。“对于女权主义翻译，忠实不是直接对于作者合读者而言，而是写作事业――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计划”（Simon,1996：2）。张爱玲有作者合译者的双重身份。在她自己翻译的作品中，她参与了创作于翻译，因此对于她的作品比其他译者更敏感。“写作事业”即“每一个重要的翻译都是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由译者的地位及翻译的特定要求决定” （Simon,1996：36）。张爱玲自己翻译的作品中，她创作了原文译文的“写作事业”，二者相互增进。“写作事业”解释了为什么张坚持翻译自己的作品。通过自己翻译，张爱玲参与了原文和译文的创作，自由操纵文本。

作者往往无法容忍自己的作品被曲解、误译、误读，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张爱玲选择自己翻译。一方面，既是怀疑其他译者是否能完全传达自己作品的原意，另一方面既是对自己双语能力的信任。然而，她自译的大部分作品都称不上“忠实”，原因是在自译过程中，她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即，自己是原作者，又是译作者，她可以对原文进行再创作。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重写，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如两个文本的受众群和接受语文化的差异，进行适当的修改和改写。如对其作品中人名的翻译，张爱玲深知西方读者对中国人名字的“三字经”不感冒，曾经对此做过不少思考。香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金圣华说过：“一个译者的翻译功力如何，往往在一个地名或人名的翻译中，就可见端倪。”张爱玲在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意见》中，强调了译者必须重视人名称谓的翻译。《金锁记》使用韦翟式拼音，如：Ch’ich’iao(七巧)，Ch’ang-pai（长白）等。Sprout Song中逐字直译，Gold Root(金根), Lotus Born(荷生)等。《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张对人名进行了大胆的改写，如“阿小”改为“Ah Nee”，西洋公子“哥儿达”改译为“Schacht”等。

三、结论

综上分析，张爱玲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翻译，包括翻译自己作品及他人作品，一个女性作家出场，始终冠以其女性主义思想，流露在每一个单词，每一段文字。在她的笔下，颠覆男权，构建女性主义文化已成为主流。张爱玲还干涉了对原文本的选择，她的性别意识及女权主义观念无疑直接决定了她的翻译目标。她不但扩充发展了原文，同时还明确了她在译文中的身份。另外，作为双语作家，她可以自由介入原文与译文的创作，以展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正是她在语言风格、创作视角和女性作者表现出的独立精神，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张氏文学，引起一股股“张热”狂潮。

参考文献：

[1]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张爱玲.海上花开[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3]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2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关键词：多层次教学法；现当代文学；教学互动模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本应是一门富有学术活力的课程，但实际教学中一直延续单一授课模式，教师多按传统教学方式授课，很难兼顾学生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以致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因而，将多层次教学法理念引入现当代文学课堂已成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多层次教学法用素质教育的理念来诠释就是因材施教，具体是指教师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进行不同层次的指导［员］。多层次教学法既可有效解决多样化需求与单一培养模式间的矛盾，也可使学生更快更早地发现自己的兴趣，确定发展方向。

一、多层次教学法在分层定位中的运用

分层定位是多层次教学法关键的第一步，科学分层能为逐渐展开的教学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实践证明，开学一月后分层较为科学有效。这段时间里，学生对此课程有了一定了解和把握，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学生，更注重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喜欢文学创作的学生，希望提高写作技巧及鉴赏能力；走考研深造之路的学生，更愿意提高思辨能力。学生明确自我方向的同时，教师也对学生的能力兴趣有了全面了解，能更精准地指导后续工作。随后，学生填写自我能力测试表，上报兴趣专长，由教师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最终根据专业性质及分层条件将学生分为三组：（一）教学能力培养组；（二）创意写作组；（三）学术交流组。每组还可细分为二到三个小组，便于组内竞争。学习期间，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申请调换到更适合的小组。

二、多层次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多层次教学法的分层定位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一个有层次的教学环境，有利于课堂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基于课堂教学严谨复杂的特点，有必要将多层次教学法分化成具体步骤，融入到各个环节中。（一）多层次教学法在教学目标上的体现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课堂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教学目标一经确立，就成为课堂教学工作的指南，不仅可以为教师指明授课方向，也能为学生指明发展方向，预定发展结果［圆］。以往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模糊单一，而多层次教学法在对学生进行分层定位后，有着更清晰的教学目标。它要求教师在备课中顾及三个层次的教学需求，根据教学内容分出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教学能力培养组侧重知识性目标，创意写作组侧重文学鉴赏性目标，学术交流组侧重学术性目标。如讲解圆园世纪缘园原苑园年代中期的文学，教师在讲授茹志鹃小说一节时，针对不同层次区分出知识性目标（茹志鹃小说创作风格的发展）、文学性目标（《百合花》中细节描写对塑造英雄人物的作用）、学术性目标（《百合花》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工作的航标，多层次教学法设定的教学目标既可克服课堂教学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单一性，又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学生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学习任务。（二）多层次教学法在教学互动中的体现除了体现在教学目标上，多层次教学法也体现于课堂教学的师生互动环节。以往的课堂互动环节基本局限于两种模式：全体学生参与的交流讨论课或某一学生主讲的课堂示范课。这类互动中，学生缺乏主动性，参与率低，很难得到满意的课堂效果。而多层次教学法的互动环节按照不同层次引导每个学生参与到感兴趣的领域，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多层次教学法的互动环节以互动课的形式集中体现，教师以四个教学周为一个教学段，前三周教师授课，第四周为教学互动课。互动课三组学生分别展示，每组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学生展示，教师点评控制在十分钟。基于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考虑，教学互动课应先由教学能力培养组来展示。为促进该组学生对前沿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师需改变以往要求学生现场讲课的方式，转而要求学生参考教师提供的示范视频，在课堂上播放由小组集体制作而成的“微课”视频。制作微课时，学生集体决定备课内容、讲课方式、板书设计，完成录制［猿］。教学能力培养组进行了基础知识讲解后，再由创意写作组对作品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与鉴赏，并展示本组优秀的原创作品。最后由学术交流组将授课内容上升到理论研究高度，使用孕孕栽讲解相关内容的最新研究动态。以“第四章第三节张爱玲：传奇与人性的双向追寻”为例，互动课首先播放教学能力培养组制作的微课，微课清晰讲授了三个教学内容：世俗与传奇之间的海上花———张爱玲生平简介；红尘男女与苍凉人生———张爱玲作品介绍；废墟之上孤魂游荡———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展示完毕后，教师补充完善知识点、点评启发教学思路、纠正教态、发音等问题。创意写作组选择文本细读的方式细致分析张爱玲写作技巧的精妙之处，尤其留心到张爱玲用词的韵味。如《倾城之恋》中，当范柳原与印度女人厮混时，身边朋友问白流苏怎么回事，张爱玲写到：“这时候白流苏只得伤了风”。创意写作组认为这五字简简单单，说的是顺理成章简约自然，却一针见血地点到了白流苏的窘境和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制约。白流苏作为旧式大家族婚姻失败的产物，饱受白眼嘲讽，于是拿自己做赌注去博范柳原的婚姻。但在男权社会作为一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女性，她一直都处于劣势，她所有的心机计谋其实都是无用的，因为主导权一直在范柳原手里。通过此类讲解，其他组的学生也体会到了张爱玲文字的狠辣与世事的苍凉。创意写作组一方面引导其他组学生感受作品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还展示了自己的原创作品。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第三人称展开，有学生就以范柳原的视角，用第一人称重新叙述，写出仿作《一瓣真心》，同样的事件、场合，因叙述视角的重构，勾勒出截然不同的故事框架，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奇感受。也有学生通过自由发挥进行故事改编，将时代背景调换到现代，写出以城中村改造为主题的《新倾城之恋》等。从教学实践看，学生以原作为借鉴对象的创作对学生帮助较大，既能够加深学生对原作的理解，也能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克服眼高手低的缺点。两部分展示完毕，教师着重对该组学生的习作进行点评，提出修改意见。学术交流组通过中国知网和图书馆梳理了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论文，总结出张爱玲研究的四个方向：从政治性的角度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如夏志清在研究小说《秧歌》时指出张爱玲在小说意象和情节设置上潜藏着她的意识。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如孟悦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从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如张竹赢的《论张爱玲小说的变态心理描写及文学意义》指出“变态心理”在张爱玲小说中的体现，并分析其原因。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如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就强调了张爱玲作品中“父亲”的缺失和对男权社会的仇视。其后，该组又从翻译理论、电影研究理论、视觉艺术理论等角度展示了张爱玲研究的新动向。教师主要解释论文中的专业术语并针对某一观点与学生进行交流。通过研究性学习，学生的学术思维和专业敏感度普遍得到了提升。多层次教学法的教学互动环节是促使学生自由思考，延伸思维宽广度的重要途经，有利于达到“因材施教”的教育要求，也利于学生全面提升“一专俱全”的综合素质。（三）多层次教学法在教学考核中的体现教学考核是检验课堂教学效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通过教学考核，才能及时发现课堂教学中的不足，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巩固学生学习效果。相比之前目标单一的传统考核方式，新的考核方式具有明显的对应性、丰富性、有效性。考核时，教师不应只设置一道无法满足不同学生需求的考题，而应设置三道选作题，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能力任选一题作答。如以阿城的小说《棋王》为考核内容时可设置三道选作题：员援阿城的写作特色是什么？圆援请写出作者在塑造知青“棋呆子”王一生时运用了哪些叙事技巧？猿援《棋王》不动声色的叙事态度暗含了哪些道家哲学思想？通过类似的教学考核，学生既满足了学习兴趣，能力又得到了多样化发展。

三、多层次教学法在课后辅导中的应用

从本质上说，多层次教学法在课后辅导中的运用，与其在教学考核中的运用有相似之处。两者均是在严格完成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立足于不同的学习层次，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提高能力［源］。教师可安排每半个月进行一次课后辅导，时间放在周一周三和周五，分别是周一教学能力培养组，周三创意写作组，周五学术交流组，以便于各组学生交叉旁听，全面发展。这种具有完整性、纯粹性、层次性的辅导安排，能达到检验学生学习和促进其发展的目的。针对教学能力培养组的特点，教师可实行学生短时间讲课的方式，保证每月每人均有一次讲课机会。学生讲课结束后，教师针对讲课内容做补充说明并拓展相关文学史知识，丰富学生知识结构，建立网状体系。针对学术交流组，教师应以“授人以渔”的方式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拓展理论深度，帮助学生找到学术兴趣生长点，指导学生写出较高水平的论文并助其发表。学生则应熟练使用并掌握“中国知网”、“超星”等学术获取平台搜索相关论文，并能针对某一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相对于教学能力培养组和学术交流组，创意写作组的辅导要求和难度更高。为使该组达到掌握写作技巧，锻炼写作能力的培养目标，教师需对其进行系统化辅导。教材方面，首次系统引进的国外创意写作成果“创意写作书系”是理想的取材蓝本。通过阅读该书系的《成为作家》《创意写作大师课》等书，学生能熟悉写作技巧，克服创作阻碍，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写作生涯。为与学生及时交流写作技巧与心得，教师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专门创立微信互动平台，如可以创立“凤凰湖畔”微信平台。教师作为平台管理者，应设立专门的“写作技巧”类菜单，每周至少推送五篇创意写作技巧文章，并在平台醒目位置链接“花城”、“新京报书评周刊”、“长江文艺杂志社”、“创意写作坊”、“凤凰读书”等知名文学杂志公众号，供学生随时关注阅读。当然仅仅了解写作技巧还不够，陆游曾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生要想熟练掌握写作技巧仍需多写多练。刚进行创作时，教师应指导学生从仿写开始。高尔基就曾说过仿写的重要性：“对初学写作者来说，不在读书和模仿中写些什么，就很难有什么创造。”在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后，学生可进行自由创作。写出习作后，学生最希望的还是能够尽快发表，但传统纸媒审稿发稿周期长、题材类型狭窄、稿件问题反馈慢，学生的作品较难发表。为激发学生创作热情，增强学生自信心，在向传统纸媒投稿的同时，教师应每周选取两篇学生习作在“凤凰湖畔”自媒体平台，并推荐学生在网络文学平台发表作品。当创意写作组有了一定的创作功底后，教师可将三组学生形成链接，由创意写作组创作，教学能力培养组和学术交流组来点评并写出评论文章，三组形成良好循环。创作如同武功修行，与高手过招才能事半功倍。教师还应多邀请专业作家来小组中与学生交流经验。教改实践证明，该组学生经过运城市前文联主席王西兰、运城市知名作家张雅茜、《河东文学》主编李云峰的指点后，创作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经过辅导的学生已经坚定了自己的写作信念：“写作如同农夫犁地、女工织布，天长地久地犁下去、织下去，总有娴熟成功的一天。”

四、教学成果与不足

多层次教学法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优势来划分学生，更易于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当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就会主动提高自身能力发展自身优势，因而教改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比较显著。在教师指导下不少学生发表自己的作品，如王腊娟同学发表了论文《约古诗十九首跃的重言修辞效果探究》（《运城学院学报》圆园员缘年第缘期）、符瑜同学发表了论文《作为类型符号的关羽》（《运城学院学报》圆园员远年第圆期）、杜琅琦同学发表了论文《电影约阳光灿烂的日子跃对小说约动物凶猛跃的改编研究》（《武警指挥学院学报》圆园员远第愿期）、任婕同学发表了论文《迟子建小说的陌生化叙事分析》（运城学院学报圆园员远年第缘期）、何娘沙同学发表了诗歌《失约》（《河东文学》圆园员远年第员期）、仪杰平发表了诗歌《我向黑夜索回我的信件》（《盐湖文学》圆园员缘年第源期）、詹丽仙同学发表了散文《一口气，一盏灯，一场轮回》（《河东文学》圆园员远年第员期）。虽然多层次教学法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有不少改良，但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个不足是教师素质仍待提高。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由于要同时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多层次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更高。教师不能只专不全，其教学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学术修养等综合素质都受到考验，这就需要教师竭力提升自身素质，使自己有能力对三个层次的学生进行指导。另一个不足是创意写作组写作文学体裁的比例有失均衡多样。因学生多数处于青春期写作期，语言恣肆，忽视结构剪裁，学生较擅长创作散文、诗歌等体裁，而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理想。众所周知，小说写作的入门门槛较高，不仅需要写作者熟练地掌握各种小说写作技巧，更需要写作者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而这正是学生的短板。小说创作又往往要从短篇小说练起，而短篇却是较难驾驭的。著名作家张楚就曾经谈及短篇小说的创作困难：“短篇小说写作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事件，它需要的只是一个或多个细节，如何让细节在叙述中变得饱满、明亮、光彩照人，同时让它们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它需要我们要有一双格外犀利的眼睛，也需要我们有一颗格外善感的心脏。”由于学生写作技巧欠缺，缺乏内心细腻的感知，加之短篇小说写作本身的难点，学生在小说创作方面还没有大的突破。

第3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春节长假。终于有了方便支配的大段时间，可以心无旁鹜。寤快淋漓地阅读自己慕名已久的好作品。

三体川：死神永生

刘慈欣　重庆出版社

目前中国最好的科幻小说，没有之一。

在大刘恢弘磅礴的想象力面前，所有的语言都无力描述出读此书时所感受到的震撼。

韩松说：“现在来看，我在读《三体ll》时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应该向刘慈欣致敬’，是完全正确的。”

大象为什么不长毛

方舟子　海豚出版社

看这本成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承认自己时不时需要科学扫盲，一点也不可耻。

不管人们对活跃于第一线的方舟子评价如何，都无碍这本专栏合集成为一本出色的科普读物。

轻松有趣，清晰明了，值得推荐。

阿勒泰的角落

李娟　万卷出版公司

让人舍不得读完的书，美好的文字唱出我们心里久藏的牧歌。

慢慢读，欣赏啊。

爱的地下教育

彭浩翔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本让人看着有“”感觉的书。

毒舌彭导不改本色，难得的是问的和答的都同样让人叫绝。

符合国情的填空题，竟能促使不少人重拾上学考试答题时的认真呢。

假装的艺术

[美]劳伦斯・怀特德・弗菜　南方出版社

它是一本非常合时宜的“指南”。

这本以美国为背景的书在中国一度卖到脱销，证明这种需求绝对是全球性的，符合人类心理学和社会发展趋势的。

看看书评们，都深得个中精髓呢。

李可乐抗拆记

李承鹏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黑色幽默运用得炉火纯青，几幕抗拆大战写得酣畅淋漓。

不解释，你懂的。

[读过年]那些与“过年"有关的书们

不该完全批判这类一年一度蜂涌而至的风水运程命理书，因为爆发式畅销背后，我们都知道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完全当真，日子依然要好好过。比起贺岁片来，它们更忠实地履行另类励志和增加谈资的职责，换着包装和形式，体贴详尽地指导你如何注意健康，努力工作，善待父母，关心朋友这些千古不变的真理，何错之有?

《岁月神偷》里说“做人总要信”，信什么?这个层面上，这些贺年书恰恰提醒了我们，也许应该找回那些已日渐缺乏的，坚定相信未来会更“好”的能力。

《春节》《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旧事》《话说春节》

民族节日读本就是用来让我们这些“忘本”的人长知识学文化的。追本溯源，古今往来中国人过春节的各种风俗习惯、历史传说、诗词书画、文史知识……远比你能想象到的多得多。不过在商品社会，民俗读物也许需要更轻松生动的包装方式，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初衷。

《异乡记》张爱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三万六千字的一本小书，是张爱玲的自传性散文遗稿，写就于她当年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途中。虽是极罕见的关于火车上的见闻、在农村过年生活的心情札记，却满怀“一个素面锦心女子在爱情的异乡里，复杂，甚至略带难堪的心情。”

这些未完的笔记成于张爱玲二十多岁创作旺盛期，把文字功底尽数融入在人事物细节的琐碎描绘中，不多提漫长寻夫路的艰辛困苦，你却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满满的热烈情感。动人之极。

《兔年》[芬]阿尔托・巴西林纳昆仑出版社

这部机智有趣的黑色幽默小说，初版于1975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值得轻松一读。“长大后才发现，世界原来如此不同，不知该要往哪走，还是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所以主人公瓦特宁登场时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心怀迷茫，但兔子给了他勇气让他逃离了“常规”的生活，在自然中开始了认同自我和探索人生的成长历程。也许，我们生活中也需要给自己找到这么一只“兔子”。

第4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编 者）

王安忆，祖籍福建同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3年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功劳勋章骑士奖”。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等；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尾声》《小鲍庄》等；散文《蒲公英》《独语》《窗外与窗里》《漂泊的语言》等；文论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波特哈根海岸》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我们家的男子汉》一文入选苏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小说《天香》获得华语世界文学大奖“红楼梦文学奖”，其文学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安忆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她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寻的意蕴。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深度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倾向于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我们从她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一种直抵人心的温暖。

怀念萧军先生

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幅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象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蹚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嗵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自如话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负上他们因结核菌而羸弱单薄的肩背。

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1986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骆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忠。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个一个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地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吗？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

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忠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忠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过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其间还收到萧大忠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

我想着，从去年五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癌症作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处。再想着，那八十年的一生，几乎从头至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于我，却再无可挽回地不光彩地失信了。我给萧大忠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忠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之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一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地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地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作 家 链 接

王安忆，在寂寞中绽放

在当代文坛上，王安忆以风格不断变化而著称，即使最为敏锐的评论家也很难把她归为某类、某派或某代作家。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她的写作风格几经变化。在她开始写作时说她是“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她是知青题材作家，因为她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内地自“”后生活的转变，表现其人生的追求和向往。

及至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着力于文化的寻根以及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小说、想象家国历史的能力。她最新出炉的力作《遍地枭雄》，是一部又让读者惊讶的作品。她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的江湖故事，虽然披着通俗的外衣，却又在一个奇特的异度空间里，将看似荒诞的江湖故事在其缜密的演绎中环环相扣，遍地枭雄的世界里并没有英雄，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她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她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她的写作只是服从心灵的需要。

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征，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和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之大成。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于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第5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止庵写的《周作人传》，也在同年出版。此书“容有空白，却无造作”，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周氏研究者所作的传记，出版不久就重印了两次。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年，止庵看过所有关于周作人和张爱玲的公开资料。而部分尚未出版的最新资料，此刻正躺在他的书房里。

他当过医生、记者，还当过外国公司的雇员、出版社副总编辑，最终却回归书斋。从读书到编书再到写书，他著作颇丰。媒体对止庵的评价很高，但这位“明显与其他研究者拉开了档次”的学者，似乎并不大愿意面对媒体。

“先读书，再说话”是他坚持的信条。

望京的家中，客厅被他改造成了书房。他安静地读书，与世无争。

作文得分为什么总是“5-”？

高个儿、平头，戴着黑框眼镜，说话不疾不徐。见过止庵的人都说他身上有一种书卷气。

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母亲也是大家闺秀。1949年，父母从香港返回大陆，住在北京东城的西颂年胡同。小时候，他曾见过家里的藏书，“整柜整柜的，满屋都是”。

七岁时，“”爆发，家里的藏书几乎都被抄走，能看的只剩下了少数几种红色著作。“连辞典都找不到一本，只好去看《选集》文末的注释”。他还曾从同院的邻居那里借到一本《水浒传》，前后看了30多遍。

父亲在外地，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在止庵的印象中，父亲慈祥、热情、“特别好玩儿”。

“”期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沙鸥先生就用两副算术棋改成一副麻将，一家人围成一桌，借以消遣。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以免发出声响。

胡同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门前又搭了个棚子种些扁豆丝瓜。小时候，止庵和他的哥哥姐姐们常在这里听父亲讲课。来听课的，还有沙鸥先生的朋友和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著名剧作家、话剧《鸟人》的编剧过士行。

读中学时，止庵的作文常常由父亲。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又圈又点，批上“好”或“很好”的字样，可所给的分数，却总是“5-”。他忍不住去问老师，老师说，“5-”已经是他能给的最高分了。

止庵的写作是从学习和模仿父亲开始的，最早也是写诗。“我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要经过他逐字逐句的修改。改完，他还专门给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止庵说。

开始写随笔，则是一个“偶然事件”：“有家报社的编辑约父亲写文章，父亲却把约稿信函转给了我，随笔作家止庵就这么诞生了。”

卡夫卡+庄子

1977年，止庵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口腔系。但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待他拿到录取通知书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学一周了。止庵当年的同学，大多是“老三届”。年龄最大的，比他大了整整一轮。

虽然读了医，但止庵对文学仍然心向往之。1978年5月，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新华书店送书到各个大学里卖，他当即买下了《安娜・卡列尼娜》、《鲁滨孙漂流记》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为了能够不断买到新书，他还和朋友一起从《社科新书目》、《上海新书目》上抄录新书信息，并据此来买书。此后，书单不断拉长。由国外而国内，由先秦而六朝、晚明、民国，他对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1982年大学毕业，止庵和一个比他大了12岁的同学一起分到了同一家医院，做了口腔科医生。后来又去一家报社做了五年的记者。

1989年，他进入一家外国公司工作，“经手的每一笔订单都有几十万美金”。这段时间虽然无趣，却奠定了他日后可以专心读书的经济基础。

1992年，止庵读到了卡夫卡的《地洞》，然后烧掉了自己之前所写的所有小说。“卡夫卡对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得非常深刻，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

开始读《庄子》的时候，止庵还在报社工作。用四个月的时间，他把《庄子》通读了一遍。以后十年，他又看了一百多种《庄子》的注本。他的《樗下读庄》也由此成形。

“在思想上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和庄子。我这方面就大致定型于这一西一中、一今一古的两个人的某种融合。”止庵说，“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

写《周作人传》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本书中提到：周作人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继续写作，“大概写文章也是‘山穷水尽’，无材料可写，只得抄抄亡友的来信卖钱了，其经济与精神的窘迫如此，是可叹的。”止庵对当时沦陷区的报刊逐一审核，发现自1944年下半年陆续停刊，周作人此时已无处发表文章，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卖钱”。

于是，止庵在《周作人传》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不起眼的话：“周作人继续写作，虽已无从刊布”。

容有空白，却无造作

在写作《史实与神话》之前，止庵几乎看遍了关于的所有资料。“人们对的评价趋于两极，而我则希望用扎实的证据勾勒出一个真实的。”

《周作人传》的写作经历与此类似。动笔前，他已经校订、整理了周作人的著、译作品近800万字。对传主的研究现状，他也已经了然于胸。他的原则是，“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宁可不说。”

止庵很信服所说：“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他做历史研究和人物传记，力求避免“丐辞”。

在《周作人传》的自序中，止庵写道：“书中内容，容有空白，却无造作”。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我当然自据立场，但我的立场并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止庵认为，自己的这种态度多少与学医的经历有关。1977年参加高考，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根本不知道学什么好，只是遵从父亲的要求，不考文科而已。学医五年，毕业后只当了一年半的医生，未免白白浪费时间。但是多年以后，他倒体会到学医的一点好处了。

“最重要的在思维方式方面，”他说，“医生一要讲理性，二要靠实证，三要用逻辑。医学上不能预先设置前提，也就是不轻易接受既定前提。一切始于事实，加以逻辑分析，最终得出结论。”

《周作人传》出版后，有评论说他“以自己对周作人的理解为标准来解读周作人”。他看后不禁莞尔：若不以作者自己而以别人的相关理解为标准，则不仅难有“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恐怕连“解读”乃至“思考”都谈不上了。

对话止庵：身份不同，依然故我

《中华儿女》：沙鸥先生对您的成长产生了哪些影响？

止庵：其实，我一生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长，加起来也不过三四年。但我的成长确实离不开父亲的指导。我记得，他在家的时候常给我们讲课，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诗，写小说，特别重视古人所谓“文心”，即文章中那种特别的精微之处。我读书、写书，都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的。

《中华儿女》：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外企工作的那十几年？

止庵：我进外企是在1989年。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兴起了，北京一下子建起了好多高楼大厦。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当时的感觉是，时代变了。我在医院做过医生，也在报社做过记者。工作都很清闲，空闲时间很多。我当时想，自己不能一直这样活着，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就进了一家外企当雇员。

我在外企搞销售，但都是给人打工，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买卖。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很大。见了些世面，长了些见识。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好了很多。最重要的，那些年的工作，让我不必再为生计问题所累。

《中华儿女》：从医学界到商界再到学界，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身份的转变的？

止庵：其实不存在什么转变问题，或者说，身份不同，依然故我。我在医院和外企工作时，每天很忙，但总是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写作。每天晚上，周末，出差路上和在旅馆里，看的也是文学、历史或哲学方面的书。只是上班时专心工作就是了。一个人可以做完全不同的事，但不要在做这事儿的时候想着别的事，那样什么也干不好。

《中华儿女》：您对周作人和张爱玲的兴趣起于何时？

止庵：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书是在1986年。之前看的都是一些比较煽情的书，突然看到一个能心平气和地说话的作家，觉得挺奇怪的，这对我是一种触动。周作人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写文章的态度。写文章有两种态度，有的人写文章如谈话，有的人如讲演。讲演要经常调动观众的情绪，要鼓动，要煽动，但周作人说写文章应该有如朋友之间的闲谈。

我接触张爱玲的书时间更早，是在1984年。她的小说、散文写得都很好，其中的见解也很深刻。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两个人，往下一层有三五个，再往下一层有十来个，最底下一层成百上千。有的人看书是从下往上看，还没看完底下那一层，时间和精力已经用完了，结果永远没接触最高的。我则是先看塔尖上的，看了周、张之后，好多作家的书就可以不看了。

第6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一袭黑底白点连衣裙，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严歌苓的新书《老师好美》会现场，仅能容纳百人的屋里挤进了约500人。

读者们抱着书，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严歌苓出现的时候，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文字建筑起来的。

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静地看着读者，遇到目光相对，她定会报以一个眼神明澈干净的笑容，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谨慎”的人，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这是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在小说中，我会诚实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我就会直面我的读者，严歌苓就是严歌苓，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写小说。”她说完，停顿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归来》热映一个月后，严歌苓携新书《老师好美》从德国柏林的旅居生活中归来，在北京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亲爱的读者，你在吗？”

1.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

继《金陵十三钗》之后，时隔3年，张艺谋归来，选的还是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却越来越“纠结”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是，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署着“编剧严歌苓”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原创剧本我还会写，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在严歌苓看来，长篇小说有多重意义，“不管哪重意义点燃他（导演）的创作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好看，我当然没什么意见。”而剧本从一开始，主体思路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

“歌苓很大气，对于文中需要删除的部分不抗拒，给予理解。她对他人尊重，并没有因名气愈来愈大而耍大牌，有着非常好的合作精神。”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与严歌苓相识近10年，“她聪明，但不精明。”严歌苓对待写作不讨巧、对待友人和善有加，“就连相貌也与10年前别无他异”。周晓枫认为，当下许多人都追新求变，而严歌苓的多年不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力量、内心更有定力。

电影《归来》上映后，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归来》有批评的文章。

“面对批评怕什么？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电话，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少女小渔》和《天浴》，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直到新世纪之后，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乃至如今的《归来》，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富矿”。严歌苓认为，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电影一旦上映，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2011年，严歌苓在北京开会，将《陆犯焉识》拿给严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间，二人没有单独的时间就这部小说交流过，直至《归来》上映。

“歌苓写小说很用功。”严歌平说，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的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多关系了解这个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3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退着走出去，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待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现代的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严歌苓说北京不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围城。人都是这样，回来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宁静和稳定，但出去久了却想回来，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变化，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对北京的爱就加深一分。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传统，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于多年旅居国外，严歌苓说自己在国外用母语写作会稍感“恐慌”：“虽然我写的是汉字，但英文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可能自己并不知晓。所以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李商隐诗集》，每次写作之前先看几行诗，感受中国文字独有的节奏韵律。”

在严歌苓看来，中国的文字是最干净、最惜墨如金的，这跟所有西方的写作都不一样。她认为西方的著作叙事方式极具“油画式”的立体性，浸润其中数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这让我很想用来滋养自己的中文写作，有时候会苦于中文为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中文与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也会‘偷’英文中的一些说法放进去”。

“比如我常举例说‘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气，英文里我看到一个表达，将之形容为‘一双的眼睛’。”严歌苓认为英文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这也是自己在国外写作比较得意的地方。

而在严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值，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严歌苓都称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

2.多读书的人可以成为作家

“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这样把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中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刻画出来。

故事中，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讲台的丁佳心老师，用眼睛“摄制成电影慢镜头”。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

这场“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结局是一个少年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严歌苓说，7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看了觉得“非常震撼”。为了这个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当“卧底”，“看他们上课，跟孩子们聊天、交朋友，网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

她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渐地，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发现，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畸变”。“巨大的压力之下，学生需要母爱，但母亲的爱和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师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温柔，是沟通、懂得、同情。”她说。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异化”，“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

严歌苓说，自己只是一个“提问者”，而不是“给答案的人”。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严歌苓认为，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她相信“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文学如果不是批判社会的，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一些痛苦，文学是不存在的”。

这位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节，淡化它的细节，淡化它的戏剧性”，否则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

编故事，是严歌苓幼时“最喜欢的事”。小时候，在“四面为书”的家庭环境里，严歌苓4岁识字，有意识地养成阅读习惯。父亲萧马引导严歌苓阅读鲁迅短篇译文，母亲要严歌苓看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然而这些在还是孩子的严歌苓看来非常无趣。她真正入迷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代表作《唐璜》。“那本书有插图、有故事，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笑着说，“只有给了孩子玩具一样的书，孩子才能跟着感觉和兴趣阅读很多。”她说起自己当年读文学经典《红楼梦》，也是挑自己有兴趣的内容看。“像宝玉黛玉闹别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直到自己在美国教《红楼梦》时，她才第一次把这本巨作彻底读完。

12岁时，严歌苓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时，读书之于严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无意中在一片桃林后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小说。那些早已发霉的图书软得像抹布一样，却令两个女生眼前一亮、爱不释手。“那时的军裤很宽大，我们就把书绑在腿上偷偷带回去。”为了掩人耳目，严歌苓将这些“闲书”的封面撕掉，特意换上了《选集》的皮套，由此开始一段偷书之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触了对她的一生有特别影响的《拜伦传》。她对那位因为暗恋的女生一句话而坚持一生少吃的“胖瘸子”（拜伦）十分敬佩。“那种铁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三十年我每天必须坐在写作台旁，这种内在的自律就是源于这本书。”《拜伦传》在严歌苓心中留下了这样一种信仰：想实现的东西，一定会实现。

“我认为多读书的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从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淀自己的风格，读书让严歌苓开始了解作家如何从原始生活中取材。“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不是每个都值得去写。”严歌苓谈起自己写作素材的选择，透出一股特别的“固执”。“故事背后若没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种意向，那我就不能动笔。”她也强调，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没有办法下笔。

严歌苓对写作的“强迫症”还表现在动笔前的准备。2014年1月，严歌苓刚出版了一部《妈阁是座城》。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门花钱下赌、和赌徒聊天，赢了并不惊喜，输了也不失落。“我只是想熟悉赌博，不懂的话根本写不好赌徒。”然而，她坦言自己现在因为剧本写作并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节奏。尽管自己为《妈阁是座城》也做了不少准备，“但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再娴熟一点，能摸得再准一点”。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追赶”的她表示，“由于影视和文学写作之间不断的关系，其实我的从容正在失去，所以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自由”。

3.从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放学的女儿回来。

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隔绝了“谋杀人的创作力的社会活动”，留给她“大把宁静的时间”，这些时间给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间。

严歌苓曾经多年坚持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只有《陆犯焉识》和《老师好美》是用电脑写的。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给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历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写出来。

“我写个人命运是怎样映照了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想写，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写我会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她说。

“我觉得，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写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周末还要写作呢，不写就不快乐了。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获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常居德国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关手机，写作。这意味着，在比柏林早6或7小时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午夜热线”。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字字珠玑，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而电话里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女儿的笑声，又不禁让你释然。

村上春树说，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包括伤害和遗憾。严歌苓总说感谢，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爱情，认真生活，哪怕风霜扑面，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年，严歌苓初到美国，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生生活：每天读十四五个小时的书，每天打工4小时来赚取房租，花6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

除了经历过生活中的困苦，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讶。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利条件，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写作出名后，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小时。为了兑现别人的稿约承诺，“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

《陆犯焉识》从50万字删到40万字左右。就在校对审核了两遍之后，严歌苓又给编辑送去了修改稿。书名也依次修改为《浪子》《无期》《陆犯焉识》。“歌苓写文章是难以想象的认真。”担任过严歌苓多部小说责编的张亚丽这样评价。

她也记得人生中很多美好的片段――

“家里新买了炉子，可以在室外烧烤、炒菜，还可以点篝火。过几日叫朋友来吃饭。”

“去年在屋前挖了个游泳池，上面覆着塑料布。从外面看，像极了蔬菜大棚。”“有了游泳池，我们以后不走了。”

“陪老公轻轻说话、陪女儿慢慢长大、陪小狗壮壮尽情玩耍。”

……

生命因为这些时刻而有力。

[附]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为主，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她甚至把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人物经历

1958年，严歌苓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哥哥严歌平留在安徽。

1970年，严歌苓考入，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死亡成为越南战地医院空气中闻到的特有味道，“潜伏”在严歌苓身体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发了，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

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仅仅只有二十余岁的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1986年，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遇到李克威，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

1989年，严歌苓与李克威离婚。

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人劳伦斯在旧金山结婚。

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编剧。同时，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合作的电视剧《新大陆》登门让严歌苓做编剧。那一年严歌苓用所得到的3万美元，在劳伦斯的陪同下回南京买了公寓给母亲居住。

2004年，美国外交部的政策松动，劳伦斯被“召回”复职重新做外交官。严歌苓跟着复职的丈夫一起被派往非洲，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多年海外旅居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感情深沉、知识广博，并且艺术观念新颖。

2009年2月，严歌苓担任编剧的《梅兰芳》刚“下线”不久，张艺谋又选中了她的《金陵十三钗》，这又将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同年，由赵薇主演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热播，严歌苓再一次被大众所熟悉。1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严歌苓又迎来事业新高峰。

影视改编

电影剧本《扶桑》《天浴》（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金马奖七项大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电影展六项大奖、电影主演为台湾女演员刘若英）。创作主要着墨于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

2008年年末热映的电影《梅兰芳》，严歌苓参与编剧。

2011年中国导演张艺谋将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拍摄为电影，在电影中跨国合作部分，注明严歌苓为美国。

2014年上映的张艺谋的电影《归来》由编剧邹静之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

名家点评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著名评论家 雷达

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小姨多鹤》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

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著名评论家 施站军

人物家庭

1.祖父――严恩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自尽。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跟她祖父的经历有密切联系，小说最真实的部分来源于她祖父的经历。严歌苓曾经透露“他是一个神童，十六岁上大学，二十五岁读博士，之后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

2.父亲――萧马（1930.11.18～2011.10.10）？摇原名严敦勋，厦门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学习。1948年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现为安徽省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作家等。解放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等。

第7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时 间：2013年1月12日

受访人：张悦然著名青年作家

采访人：霍 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青年作家

我与张悦然认识正好10年，10年前，她还在新加坡求学，我第二次获得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15岁，还是一个高一的学生。我们约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见面，聊的话题无关文学，都是小女孩的情感，那时她为准备出版自己的处女作《葵花走失在1890》而回国，我却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地下铁》。后来回头看，无不为自己太早出版作品而感到后悔，太早在文本中释放情感并不是一件好事，在还不具有成熟的人生感，就肆意宣泄情感，反而会对日后的情感走向形成固化的状态，而“女作家”的这个命名对一个女孩来讲太过沉重。

张悦然后来的发展一直很顺利，出版了多部作品，成为“80后”的代表作家，主编了自己的杂志《鲤》，但出版杂志对她是一把双刃剑，她不得不减缓了创作的速度，从2008年到2012年，她只创作了7部短篇小说，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而计划推出的长篇迟迟未完稿。她除了管理杂志的事情，要和作者出版商打交道以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阅读，我必须承认，她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里阅读最多的人，我曾开玩笑地说你更适合当一名书评家，她所阅读的作品给与她的，除了视野的开阔以外，也有语言和文体的风格的变化，比如她发表在《鲤·孤独》上的《好事近》，充满了安吉拉·卡特的影子。我把“80后”的创作归纳为几个源泉：一个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英美的当代小说；一个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王小波、韩东、朱文一类的作家，一派是港台作家；最后一个源泉则是生活。张悦然明显是第一种，而我则是第三种，我们身上代表了“80后”的两种取向，一种是对生活体验的单薄，过分沉迷于文字的世界，一种是对经典汲取得不够，过度描摹生活。

张悦然这一两年的创作，过分注重文字技巧的一面渐渐得到了修正，她在《家》里描绘了中产阶级夫妇的貌合神离，在同一时刻选择离家出走，在《湖》里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作家偶像地位的倒掉，这让我想起了王安忆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总之这些小说里张悦然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沾染着血的意象不见了，她努力在生活的平面上叙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曾经她为了追求创新，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也造成了情节和语言的生冷怪酷，如今我倒是乐意见到她的某种向度上的回归。

80年代出生的作者无法对生活形成一个全景意象，由于新媒体的包裹，生活被打得支离破碎，张悦然巧妙地选择了从一个点一个碎片入手，写得刻骨，倒也是一种方式。随着出版平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80后作者的涌现，我想他们组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这又让我想起张悦然一直在做的事情，努力团结一些有才华的80后群体，她曾说希望整个文学环境靠我们能变得好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写作者对当下创作环境隐忧下的责任感。

去年开始，我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写作的同时做一名文学评论者，因为80后缺乏自己的评论者，占据主导地位的50后评论家一面采取提携的姿态，一面由于经验的隔阂无法对80后的作品真正发言，这时就需要我们自己站出来讲话。我在努力做这个方向的尝试，和认识10年的张悦然进行这个对谈，是我开始的方式之一。

写作

霍艳：我们都出道太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情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始创作，我自己再看过去的作品就会觉得太过于单薄和依靠幻想。曾经有一次，在人民大学文学节的讲座里，台下的同学提到最喜欢你的作品是《水仙已乘鲤鱼去》，这部作品相对来说最好读，有完整的成长故事，丰沛的情感，而接下来你的回应却是最不喜欢这部作品，因为太过简单而直白。你曾出过不同版本的文集，如何看待曾经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

张悦然：我认为，较早开始写作，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最初的一些创作尚未得到经验的补给，仅仅是靠情感驱动，运用蓬勃的想象力，它们纯粹、强烈，而且趋向极致。错过了这个时期，等到后来经验占主导地位，就再也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可以举张爱玲的例子。早年她在短篇小说《花凋》里，写了一个女孩得病死去的过程。那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好在她的冷酷和绝对，对女孩毫无同情，不留余地，死在她的笔下，显得简单、清脆。事实上，只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对死亡尚未有真正的恐惧的时候，才能如此勇敢和尖锐地书写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通常来说，作家会对死亡的态度会变得更温存、暧昧和犹疑。作家到了老年阶段，你会感觉到他们对死亡是如此敬畏，情绪总是矛盾而复杂。所以，如果说20岁出头的张爱玲没有写《花凋》，那么她之后也便再也不能写了。事实上，很多情感纯粹而极致的作品，都是在年轻时代创作的。

至于缺点，则可能会滥用情感，将其透支。

就我自己而言，在从前的作品里，我比较喜欢其中魔幻和童话色彩浓重的那一些。它们所展现的想象力，相较现在更加自由和灵巧。另一部分现实题材的作品，则会因为经验的匮乏导致叙述过于简单，或者故事过于虚假。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太过“勇敢”地去杜撰故事。那些故事现在看来，可能读起来就会有些抗拒，无法进入。

霍艳：写作是在稳定的情绪还是在压力或者丰沛的情绪下更容易进行？比如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稳定的，这让你的作品并不多产，但曾经你在新加坡留学，面对孤独，反而更加高产？还有在截稿时，会不会更容易“逼”出作品来。

张悦然：通常情况下，在外部环境发生很大改变的时候，往往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或者说，一些非常不恰当、不舒适、不自由的处境，可能激发表达的欲望。当时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因为对所在的地方，所从事的事情都有强烈的抗拒，也感觉到自己被它们排斥，所以会用书写去对抗和平衡这种不安全感。但我不觉得因为如此，就要有意将自己放置在不适的环境里。生存环境是不能创造的。还是应当顺应自然，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环境里，寻找适合自己的主题。

霍艳：这些年写作习惯是否有变化，是否有一种仪式感的写作，比如海明威要站着写，卡波特要躺着写。写完会不会有一个回顾的过程，通常是放置多久再回顾，每次回顾是否都有新的发现？

张悦然：需要咖啡和安静，再没有别的了。写完之后，隔一两天我就会读。那时就会觉得有很多想改的地方。不过往往是字句方面的。等到更久，两个星期以上再读，才会有更全局的判断，知道哪里需要改。当然有时候也会变得更加茫然。

霍艳：写作中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吸取的多吗？比如很多作家是从交响乐的对位中受益匪浅，有人把蒙太奇手法用在了作品里，你是否从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

张悦然：我非常喜欢摄影和绘画。它们离我现在的生活一直很近。但是它们并不会直接被运用到写作中。只是有时候，它们的意象、构图、明暗关系会深深印入脑海。我相信它们影响了我，通过一种隐没的转化，来到我的笔下。

霍艳：从事一次写作，有预先的规划吗，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两者结合？

张悦然：通常都有规划，然后根据它去搜寻资料。不过还是会发生意外。有时候是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更有趣的资料和信息，偏离了航道。有时候是在写的过程中，忽然找到了新的方向，就不顾一切地奔过去了。那是很美好的体验，也许是写作中最愉快的事吧。

所以如果一个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意外发生，一切都在规划当中，那么我会猜想这个小说可能失败了。

所以说，写作永远是理智与情感的制衡和搏斗。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用《创世纪》里雅各与天使角力的故事来比喻艺术家和作家创作的过程。即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像雅各那样，见到神，与之角力，并且存活下来。

霍艳：在写作中面临的干扰因素有哪些？

张悦然：文体风格与叙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时候，都在以文体风格为首要，还是屈从于叙事之间摆荡。我自身的文体风格有强烈的抒情性，不善于叙事，有时候节奏会很慢，或者停滞。而当我专注于叙事的时候，往往感觉丢失了自己的风格，重新阅读写下的文字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情绪。这大约也是“故事”和“诗意”之间的冲突吧。当然在好的小说里，它们应该共存相融，不过，事实上，在创作中，它们不可能没有发生过冲突，没有过针锋相对的时候。

霍艳：作家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织梦人，还是让现实显影，让自己隐身，为现实服务？中国传统作家扮演的都是一个现实记录者，或者政治的传声筒。这是不是“80后”与他们最大的不同？

张悦然：我也许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状况，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20岁，对现实、政治的确不感兴趣，有时候我甚至会刻意架空背景，以免过于现实的背景会破坏美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对现实和政治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它们还是很难直接进入我的小说里。我总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审美问题。在非常文艺的阅读和鉴赏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审美，在面对芜杂、丑恶的现实的时候，很可能会失语。这种审美局限，会带来洁癖的倾向。在阅读中，有些描写，有些人物会让我厌恶，不舒服。它们当然也永远不会来到我的笔下。

“80后”

霍艳：“80后”这个口号叫了多年，我认为用代际处理问题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一直在想一个乡土经验的年轻写作者和你这种梦呓般的写作，怎么能放置在同一个概念里讨论。我们是应该就这么接受，还是要提出更加细分的方法？

张悦然：不管怎么细分，任何归类都有笼统和不够准确的倾向。对于这个类别的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总是会落到每个作家和每个文本上。它可能带来的误读和成见会更多。想来真是有些吊诡，“80后”自走入大家的视野中，就一直在强调“自我”和“个人”，可是他们却一直受到标签和粗暴归类的困扰，始终无法脱离“80后”这个集体。

不过我觉得也好，这本来就是“80后”最需要面对的课题，也是他们的使命，亦即如何把“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

霍艳：“80后”一直是个人书写，碎片化表达，源于我们独生子女的现状，和集体的疏离，但读者跟文学界更认可的是一种全景化的表达。你是否做过这样的尝试？更野心地想要呈现社会的全景？

张悦然：我认为无论是碎片化的表达，还是全景式的表达，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当它们表达得独特、真实、动人的时候，都会是很好的小说，也都会找到喜欢它们的读者。我们只能说，在国内的文学界，很多人会有一种“全景”的期待或者预设，仿佛好的小说就应该向那个方向努力和靠拢。所以，好像大家对年轻一代作家也有这样的要求，仿佛如果他们可以有更宏大的叙事，对社会有更全景的呈现，他们就上了一个台阶，或者说，才能向他们的父辈作家们看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全景还是碎片，这与作家选择的主题有关，同时，也与作家个人的文体风格有关。全景和个人化的表达并不矛盾。萧红之于她的时代，应该算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抒情散文倾向的文体，破碎的、跳跃的语言，在《呼兰河传》里，她虽然写了一座城，却用了非常个人化的表达，这座城是非常主观的，萧红的城。但是如果只以呈现全景为首要，摒弃个人化表达，那样写出来的呼兰河将会是另外一座城，还原得更真实，人物更丰富，可是它还会像现在这样动人吗？

我没有呈现社会全景的野心。我会努力让自己小说的视野更宽广，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

当下文学环境

霍艳：一些写作网站，最大的变化是，他们推出了一个经过读者检验再创作的模式，边写边评论边修改，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豆瓣网也曾经做过一个功能叫“试发表”，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模式？

张悦然：这种模式对某些作者来说可能是有帮助的。不过，我认为读者对文本带来的修改帮助，可能主要体现在故事上。读者有可能可以让故得更精彩，更有趣。对我自己来说，创作过程中的分享和交流是必须的，可是它们似乎应该在更小的范围内进行。我还是相信，在创作的时候，预设的读者应该是一些亲近的朋友，如果是广泛的读者，难免会有干扰和妥协。

霍艳：我现在既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评论者，在两个身份之间游移。我认为作者跟评论者应该是相互扶持、促进的关系，但中国评论者跟作家共谋，来符合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个局面？

张悦然：作者需要保持创作的独立，任何迎合，靠拢都会是一种损害。而评论应当基于文本。评论者应该首先记得自己是一个读者，同时要做一个有个人喜好，有情感带入的读者。

第8篇：张爱玲短篇散文范文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本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中国现代作家，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等。代表作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等。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西方人称阴险刻薄的女人为“猫”。新近看到一本专门骂女人的英文小册子叫《猫》，内容并非是完全符合人道的，但是与女人有关的隽语散见各处，搜集起来颇不容易，不像这里集其大成。摘译一部分，读者看过之后总有几句话说，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觉得痛快，也有自命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论”，或是说“过激了一点”，或是说“对是对的，只适用于少数的女人，不过无论如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总之，我从来没见过在这题目上无话可说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外此例。我们先看了原文再讨论吧。

《猫》的作者无名氏在序文里预先郑重声明：“这里的话，并非说的是你，亲爱的读者――假使你是个男子，也并非说的是你的妻子、姊妹，女儿、祖母或岳母。”他再三辩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吃了女人的亏借以出气，但是他后来又承认是有点出气的作用，因为：“一个刚和太太吵过嘴的男子，上床之前读这本书，可以得到安慰。”他道：“女人物质方面的构造实在太合理化了，精神方面未免稍差，那也是意想中的事，不能苛求。”

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爱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观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妇人与狗唯一的分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谢天谢地!――它们不会说话!

算到头来，每一个男子的钱总是花在某一个女人身上。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间女侍调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邮差遥遥掷一个飞吻都不行!我们由此推断：男人不比女人，弯腰弯得再低些也不打紧，因为他不难重新直起腰来。一般的说来，女性的生活不像男性的生活那么需要多种的兴奋剂，所以如果一个男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原恕。

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男子喜欢，但是有时候他也喜欢她爱他。如果你答应帮一个女人的忙，随便什么事她都肯替你做：但是如果你已经帮了她一个忙了，她就不忙着帮你的忙了。所以你应当时时刻刻答应帮不同的女人的忙，那么你多少能够得到一点酬报，一点好处――因为女人的报恩只有一种：预先的报恩。由男子看来，也许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由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码”的货色，所以就谈不上美。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子前面，就得多花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男子夸耀他的胜利――女子夸耀她的退避。可是敌方之所以进攻，往往全是她自己招惹出来的。

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

唯独男子有开口求婚的权利――只要这制度一天存在，婚姻就一天不能够成为公平交易；女人动不动便抬出来说当初她“允许了他的要求”，因而在争吵中占优势。为了这缘故，女人坚持应由男子求婚。多数的女人非得“做下不对的事”，方才快乐。婚姻仿佛不够“不对”的。

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

若是女人信口编了故事之后就可以抽版税，所有的女人全都发财了。

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

女人往往和丈夫苦苦辩论，务必驳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他的话，当做至理名言。可怜的丈夫……女人与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与男人那么快，她们有较多的瞒人的事。

女人们真是幸运――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女人品评男子，仅仅以他对她的待遇为依归，女人会说：“我不相信那人是凶手――他从来也没有谋杀过我!”

男人做错事，但是女人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女人开始经济节约的时候，多少“必要”的花费她可以省掉，委实可惊!

如果一个女人告诉了你一个秘密，千万别转告另一个女人――一定有别的女人告诉过她了。

无论什么事，你打算替一个女人做的，她认为理所当然。无论什么事你替她做的，她并不表示感谢。无论什么小事你忘了做，她咒骂你……家庭不是慈善机关。

多数的女人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若是她看书从来不看第二遍，因为她“知道里面的情节”了，这样的女人决不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如果她只图新鲜，全然不顾及风格与韵致，那么过了些时，她摸清楚了丈夫的个性，他的弱点与怪僻处，她就嫌他沉闷无味，不复爱他了。

你的女人建造空中楼阁――如果它们不存在，那全得怪你!叫一个女人说：“我错了”，比男人说全套的急口令还要难些。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说“女人怎样怎样”的话，多半是俏皮话。单图俏皮，意义的正确上不免要打个折扣，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如何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比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因为天下人风俗习惯职业环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总是在户内持家看孩子，传统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种，个人的习性虽不同也有限。因此，笼统地说“女人怎样怎样”，比说“男人怎样怎样”要有把握些。

记得我们学校里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辩论会，一经涉及男女问题，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题目是什么，单单集中在这一点上，七嘴八舌，嬉笑怒骂，空气异常热烈。有一位女士以老新党的口吻侃侃谈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这柔脆的，感情丰富的动物，利用她的情感来拘禁她，逼迫她作，在生存竞争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风全是因为机会不均等……在男女的论战中，女人永远是来这么一套。当时我忍不住要驳她，倒不是因为我专门喜欢做偏锋文章，实在是听厌了这一切。一九三0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因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爱固然危险，便结婚也危险，因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女人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男人的话我们也听得太多了，无非骂女子十恶不赦，罄竹难书，惟为民族生存计，不能赶尽杀绝。

两方面各执一词，表面上看来未尝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女人的确是小性

儿，娇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经女人虽然痛恨，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聪明的女人对于这些批评并不加辩护，可是返本归原，归罪于男子。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

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呢?当然，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时日……

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不负责”也是男子久惯加在女人身上的一个形容词。《猫》的作者说：有一位名高望重的教授曾经告诉我一打的理由，为什么我不应当把女人看得太严重。这一直使我烦恼着，因为她们总把自己看得很严重，最恨人家把她们当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小东西。假如像这位教授说的，不应当把她们看得太严重，而她们自己又不甘心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东西”，那到底该怎样呢?她们要人家把她们看得很严重，但是她们做下点严重的错事的时候，她们又希望你说：“她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小东西”。

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名小说家爱尔德斯・郝胥黎在《针锋相对》一书中说：“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针锋相对》里面写一个年轻妻子玛格丽，她是一个讨打的，天生的可怜人。她丈夫本是一个相当驯良的丈夫，然而到底不得不辜负了她，和一个交际花发生了关系。玛格丽终于成为呼天抢地的伤心人。诚然，社会的进展是大得不可思议的，非个人所能控制，身当其冲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阶段，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份在内。像目前世界大局，人类逐步进化到竞争剧烈的机械化商业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的确是没有法子，但也不能说是不怪人类自己。有人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位给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很像是病急乱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唐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数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是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子吵架，再换了货真价实的女人，更是不堪设想。

叫女子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根据。曾经有人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种人身上，因为黄白种人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惟有黑种人天真未凿，精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轮到他们来做主角。说这样话的，并非故作惊人之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斫伤元气。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

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与人类前途的休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面貌体格在优生学上也是不可不讲究的。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只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社会的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拣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超人”这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发现同类的理想。尽也奇怪，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还有一层：超人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女人”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的男子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义者有他们的理想，老庄的信徒有他们的理想，国社党员也有他们的理想。似乎他们各有各的不足处――那是我们对于“完美的男子”期望过深的缘故。

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事实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顾商业道德而私生活无懈可击。反之，对女人没良心的人尽有在他方面认真尽职的。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

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大神勃朗》是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出戏。读了又读，读到第三四遍还使人心酸泪落。奥涅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是一个。“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头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她说话的口吻粗鄙而熟诚：“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的――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爱你们这一大堆人，爱死你们，仿佛我给你们带了一种新的麻醉剂来，使你们永远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歪扭地微笑着)。但是他们看不见我，就像他们看不见彼此一样。而且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继续地往前走，继续地死去。”

人死了，葬在地里。地母安慰垂死者：“你睡着了之后，我来替你盖被。”

为人在世，总得戴个假面具，她替垂死者除下面具来，说：“你不能戴着它上床。要睡觉，非得独自去。”这里且摘译一段对白：勃朗(紧紧靠在她身上，感激地)土地是温暖的。地母(安慰地，双目直视如同一个偶像)嘘!嘘!(叫他不要做声)睡觉吧。

勃朗：是，母亲，……等我醒的时候……?

地母：太阳又要出来了。

勃朗：出来审判活人与死人!(恐惧)我不要公平的审判。我要爱。地母只有爱。

勃朗：谢谢你，母亲。

人死了，地母向自己说：“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她又说：“春天总是回来了，带着生命!总是回来了!总是，总是，永远又来了!――又是春天!――又是生命!――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痛切的忧伤)可总是，总是，总又是恋爱与怀胎与生产的痛苦――又是春天带着不能忍受的生命之杯(换了痛切的欢欣)，带着那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这才是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

再往下说，要牵入宗教论争的危险的漩涡了，和男女论争一样的激烈，但比较无味。还是趁早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