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公共财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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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引言
政府技术采购是指政府对当时尚不存在，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研发出来的某种技术、产品或服务提出需求意向，通过采购的方式将新的产品引入市场的方法。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在政府技术采购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采购了很多对增强国民经济和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并且为企业加速发展创造机会。
我国正处在政府技术采购制度的构建阶段，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政府对于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面向全社会确定研究开发机构，签订政府订购合同”。这表明我国政府已经将政府技术采购列入了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研究国外成功的政府技术采购模式来指导我国的政府技术采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对国外政府技术采购的诸多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可以归结为3个模式，即招标采购模式、合作伙伴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下面将对这3种模式分别进行讨论。
1政府技术采购的模式
1.1招标采购模式
招标采购模式是指政府部门组织采购项目管理团队，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供应商的技术采购。招标采购模式是程序上最为标准的政府技术采购，如图1所示。当技术需求发生后，政府部门组织与采购相关的各方人员组成采购项目管理团队实施采购。该团队的职责是制定需求说明书；进行项目的招标；在挑选出合格供应商后对采购项目进行管理；解决项目进行中存在的问题。待项目结束后项目管理团队也宣告解散。
这种模式适用于公共事业的技术采购，例如教育、医疗等事业，其最终使用者为学校、医院等具体单位，并非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对新技术的需求，但对新技术的采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并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公共事业组织缺乏进行采购的能力，因此需要政府对技术采购进行组织。例如，20世纪80年代，瑞典国内没有专门供初、高中使用的电脑，瑞典教育部就曾对供学校使用的电脑进行了技术采购。招标采购模式不仅能够让公共事业组织的技术需求得到满足，也能够促进技术供应商所处行业的发展。在上述案例中，瑞典的计算机业本来处于发展的低谷，正是通过向学校提供新型电脑技术而走出了困境。
政府技术采购不同于一般政府采购，由于所采购的技术是以前不存在的，因此风险要远高于一般政府采购，为了提高采购的成功率，在这种模式中一般会使用“采购项目管理团队”来对整个采购进程进行控制。采购项目管理团队是该模式的核心机构，对整个采购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其成员选择要慎之又慎，应选择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并在某领域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参加。该机构一般由政府发起组织，需具备完成项目管理的各种能力，因此其成员包括最终使用者的代表、政府部门的人员、技术顾问、工业顾问、项目管理顾问等，各种专业人员的比例要合理。
首先，团队的任务是形成能够满足最终使用者要求的切实可行的需求说明书。最终使用者代表在初期要对新技术提出详细的需求；技术顾问和工业顾问则可以对这些需求进行评估，指出哪些部分是可以实现的，哪些部分的研发存在风险，并与最终使用者共同对需求进行适当的修正；政府部门的代表则可以将结果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行使最终的决策权。最后形成的需求说明书应是先进、清晰、详细和可行的。需求一旦确定就最好不要更改，否则供应商会无所适从。
接下来，团队需要根据需求说明书发放标书，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在选择供应商时应综合考虑需求满足程度、企业技术实力、企业规模、运营状况、价格指标等各种因素，避免仅仅以价格为评判标准。采购技术与采购普通商品有很大的不同，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技术实力不强的一般小企业所很难胜任的。有些小企业为了拿到项目不惜将价格压得很低，倘若将项目交给不能胜任的小企业来做则失败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最后，团队要对技术采购的进程进行监控，解决项目进行中出现的问题。为了将采购风险降到最低，管理团队要保持对项目的关注，经常向技术供应商了解研发的具体情况，并尽可能地帮助技术供应商解决研发中出现的资金、技术等问题。例如，当供应商的研发资金出现短缺时，项目团队应寻找财力雄厚的企业或请求政府出资帮助供应商渡过难关；当供应商在技术上没有足够能力完成项目时，项目团队需尝试为其选择合作伙伴来帮助它完成研发，这些合作伙伴可能是其它企业、大学或科研院所等。
1.2合作伙伴模式
合作伙伴模式是指采购方与技术供应商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共同研发的技术采购，如图2所示。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行政部门并非实际的采购者，它只是对采购的方向、原则等问题进行政策上的指导。技术采购的真正实施者为由政府掌控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应具有以下特点：本身具有营运能力，这意味着企业能够在实际运作中积累大量的经验，可以发现对技术的需求，并形成完备的需求说明书；对技术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帮助供应商开发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产品；规模较大，拥有雄厚的资金，使企业能够承受采购失败造成的损失。
这种采购模式适用于电信、能源、交通等国有力量较强的产业企业。当这些产业的企业需要新型技术而自身又无足够能力研发时，可寻找合适的供应商进行技术采购。由于采购方的企业一般在业界已经营多年对各技术供应商比较熟悉，有的甚至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采购往往以合作的形式进行。在这种模式中也可能存在招标寻找供应商的现象，但采购方出于稳妥的考虑，最后选择的往往是与其曾经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技术供应商。例如，在芬兰对移动通讯技术的采购中，供应商是与采购方曾有合作关系的诺基亚；在瑞典国家铁路公司对高速列车进行采购时虽然进行了招标，但选择的也是与其有几十年合作关系的ABB公司。
采购方与供应商之间常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来推动研发的进行。双方的合作基础是采购方要拥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有益的帮助。合作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按合作紧密程度划分可分为以下几种：高层互访，即双方负责技术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不定期的互访对新技术的研发动态进行沟通；员工交换，即两方的技术人员可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在组织间交流，以达到沟通和互相学习的目的，这种人员互换可以形成制度来促进双方合作；技术委员会，即由双方的管理层组织技术人员和部分管理人员形成同定的委员会对研发中的技术问题进行推动和解决；合资公司，即双方共同组建专门的公司对新技术进行研发。高层互访旨在公司的上层对技术研况进行沟通，形成一致意见；员工交换则较为灵活，适合于采购者与供应商平时的技术交流，即使没有采购项目也可以进行；技术委员会结构自由，无需动用双方太多资源，适合用于采购前期及技术不复杂的情况下；合资公司适用于研发任务艰巨和深入合作的情况，但成立合资公司时采购方要处理好与供应商的利益分配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产品销售利润的分配等关键问题必须在合资公司成立时就达成一致的协议。
1.3政府引导模式
政府引导模式指当一家企业的力量不能够完成技术研发，而该项技术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时，政府组织多家企业进行联合研发的技术采购。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IBM了比日本计算机性能强数倍的360电脑。为研制出可以与其抗衡的电脑，日本政府的国际贸易产业部动用3000万美元组织6家企业进行联合研发。其中，日立、富士通和NEC组成团队研发主机和集成电路，三菱、东芝和Oki则研究设备。
政府引导模式如图3所示，政府凭借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各企业组织起来，并引导研发的方向，协调企业之间的利益。这种采购模式的好处在于政府可以将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创新力量进行协作研发，参与的企业可以取长补短，采购效果要高于对单一企业的政府技术采购。在上述日本电脑的案例中，企业的协作研发使得日本计算机行业渡过了难关，并且在硬件方面研发出了能够和IBM竞争的产品。
研发任务的分配和协作机制的形成是该模式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采购方应组织专家将需研发的技术进行模块化，并将每个模块交与在该领域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团队负责，每个企业团队专注于一到两个模块的技术研发。企业团队的数量不宜过多，数量过多会对团队间的沟通产生阻碍。由于各团队的研究成果最终要整合在一起，因此团队之间需要对技术标准、产品规格、研发进度等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和协调，以便各模块可以无缝对接。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引导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是引导而非控制，即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用行政命令对企业进行干预。这是因为在采购中信息分散在参与者中，政府对信息的掌握比较缺乏，过多地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容易造成盲目指挥，反而会引起企业的排斥。在日本电脑的案例中，日本政府曾希望6个主要的电脑公司进行合并以获得市场竞争力，却遭到各企业的联合抵制。日本政府意识到了自己的手段过于强硬，因此没有强迫公司合并，并且发现在宽松的协作环境下更容易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
此外，由于参与方较多，各方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政府要积极且恰当地对各方利益进行协调，设计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尽量让各方都有满意的结果。例如，政府可以出资获得各项专利的所有权，并允许参加研发的公司以低价使用各项专利，这样可以避免各企业在专利权分配上的纠纷。
2对我国政府技术采购模式的启示
以上3种模式各具特色，必须在合适的情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表1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
以上3种模式在在国外均有成功的范例，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可以为我国的政府技术采购提供宝贵的借鉴。
(1)我国可按先易后难的顺序对政府技术采购进行尝试。首先，合作伙伴模式的难度是最低的，而我国又有为数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出政策，国有企业实施的方式对这种模式积极进行尝试。其次，招标采购模式的流程非常规范，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项目的控制来降低采购的风险，也可以逐步进行尝试。最后，政府引导模式不但需要政府有很强的协调能力，还需要企业间要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实施难度较大，必须经过详细的论证和细致的规划才能进行，可以在总结前两种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慢慢介入。
(2)招标采购模式适用于我国文化、教育、卫生、环保、体育等公共事业部门的政府技术采购。政府的主管部门可以主动挖掘或让下属单位主动通报对新技术的需求，从中筛选出急需发展的技术，并组织采购管理团队进行政府技术采购。当技术研发成功后可以在下属单位中进行推广，如果该技术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可以将新技术打入国际市场，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第2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当前对我国财政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是“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分析两种理论所蕴涵的国家职能观,以及它们从各自的国家职能观出发,论述的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进而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财政的职能和支出范围作出理论选择,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
一、国家职能观的选择
(一)两种不同的国家职能观
国家分配论从财政本质切入财政是论研究。论者对财政本质的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都认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国家的阶级特性,和国家通过财政分配实现对经济社会的主导作用。例如许毅、陈宝森编《财政学》,把财政的共性表述为:“财政是特定阶级统治的国家为了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生产方式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从这种理论表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并由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掌握统治权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就在于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财政则是国家为达到此目的运用的一种分配手段。这种国家观反映到国家职能方面,则是国家应统摄一切社会事务,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国家职能观我们可称之为宽派。
公共财政理论把政府的服务看作是创造价值的第三产来的一部分。这样,政府的财政收支就融入了经济,成为经济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政府活动产生的是公共产品,非政府通过交换而融合。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需要由政府来生产公共产品?公共财政论者认为,这是由市场失效造成的。
公共财政论者避开了国家性质的认定,直接从市场经济的弱点切入,将政府的功能经济化,更具体的把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联系起来。但并不表明公共财政论没有国家观。公共财政论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由社会契约产生,从而否定了国家在执行社会职能过程中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在国家职能方面,公共财政理论实际上是主张由政府补私人之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狭派。
(二)两种国家职能观的评估
国家分配论把国家完全等同于阶级统治,从而引导出国家职能是“维护、加强其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其特定生产方式”。把所有社会活动都列入国家监控之中,需要国家去维护、加强、巩固、发展,使国家成了无所不在的组织,在国家范围内,什么事情都应该由国家去干预。反之,公共财政理论把国家看作是人群协调产生的产物,它的职能在于弥补私人经济的不足,私人能够办到的事情,国家就不应该干涉。两种不同国家职能观存在的
主要差异是:(1)国家是否具有阶级统治性质?(2)国家的职能应该宽还是应该狭?
1.国家是否具有阶级统治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以上两种国家职能观都存在不足之处。实际上,国家既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又不完全是一种阶级统治。把阶级统治绝对化,或者完全抹煞国家所具有的阶级统治性质,都是脱离历史和现实的。
我们不赞成抹煞国家所具有的阶级性质,因为这是违反历史和现实的。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隐讳国家的阶级属性,亚当·斯密就认为:“在财产权没有建立以前,不可能有什么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受控于资产阶级也是现实的存在,它们不但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也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看不清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所作所为的目的所在。正是从国家的阶级属性出发,我们可以看清楚公共财政理论的国家职能观如何的切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凡是有利可图的,也是私人愿意去做的,就应该让私人去做;凡是无利可图的,也是私人不愿意做或不能做的,应该由国家去做。
我们也不赞成把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绝对化。实际上国家是具有多重性质的复杂事物。首先应该看到,经过历史锻铸的国家是一种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利害关系的最高地域组织。所谓爱国,也就是以共同文化和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集团意识。这种意识是不能以阶级斗争、阶级统治来解释的。其次,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社会制度看待,国家职能虽然打上阶级烙印,但它却是由氏族制度演变而来,最终又将转化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继承的都是公共事务的处理。不能认为,有了阶级就没有了公共事务,而只有阶级事务。第三,还应该认真看待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极其明确的指出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展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因此,对国家在维护现存生产方式方面的作用,只要这种生产方式处于可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状态,国家的维护作用就是积极的,就不能单纯的把它看成阶级统治,看做只对剥削阶级有利的事情。
2.国家的职能应该宽还是应该狭。
国家分配论对国家职能作宽泛的理解,是和公有经济的广泛存在有密切联系的。在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个人经济能力只限于生活消费,一切社会事业都由国家和集体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结构已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这种国家职能观应该有所修正。
公共财政理论对国家职能的理解似乎是消极的,他们认为国家只应做私人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这种理解有二个优点,一是突出个人自主性,在职能界定上,先个人后国家,有利于社会个体主动性的发挥。二是突出经济效率,在职能界定上,以效率为标准,凡私人去做有效率的由私人做,凡私人做没有效率的由国家做,有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理解最大缺陷在于维护个人财富拥有不平等,有利于富有者更富有,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践看,虽然它们都奉行公共财政理论,但财政在实施国家职能方面,态度却并非是消极的。一旦社会政治经济形式需要国家干预时,国家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从整体上讲,国家职能总是统摄一切社会事务的。但在具体时期,国家职能的具体实施,需要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和国爱财务的可能来确定。
二、财政职能观的选择
(一)两种不同的财政职能理论
国家分配论者认为,财政有四种职能:筹集资金、供给资金、调节控制和监督管理职能。这种职能论述并未显示财政职能范围。能够显示财政职能范围的提法可从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定义的阐述中看到。如此上引用的许毅等编着的《财政学》,把社会主义财政表述为:“社会主义财政是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加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为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以最少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不断满足人民需要,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的有计划分配和再分配”。从这个表述和国家分配论其他论着中可以看出,国家分配论从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出发,对财政职能作出宽泛和积极的解释,在财政职能范围方面反对“狭隘的财政职能观”,在财政职能实现方面主张望积极主动的姿态。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职能有三种,这就是:配置资源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在财政职能范围方面,公共财政理论受它的国家职能观的制约,自然是局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这种看法正好与国家分配论针锋相对。我国一些论者,把公共财政理论看做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财政类型,而国家分配论则是从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财政类型。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财政职能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财政到底有哪些职能以及财政职能范围到底有多大。
(二)财政职能有哪些
从不同侧面去考察,社会事物的功能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财政职能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其功能是以资金保证国家职能的实现。财政资金活动是国家职能实现在经济上的反映,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职能就是财政职能。这种说法说明了,突出财政以国家为主体的本质对于财政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过于原则,不能完全满足理论探求和实践的要求。
第3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第4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一、财务管理相关理论
现代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有有效市场理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和股利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整个西方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
上80年代以来，这些理论有了新的进展，一类是逐渐把心理学的有关内容利用到财务研究之中，特别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认为由于认知偏差的存在，在经济社会中总是有一些人不能够完全理性的行事。另一类是针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为这个模型不完全，股票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股票报酬率的变化。
但是政府财政资金确实由政府的强制性功能征税获得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成本代价的，因此政府的财政资金管理一般不存在资本成本的探讨，而更多的是追求收入与支出的对等。
二、政府预算管理理论
政府部门的财务管理主要是指预算管理。政府预算（Government Budget） 是指以财政收支表为主的政府财政资金的基本收支计划。它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包括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预算编制的原则、方法以及在其指导下形成的各项财政资金收支指标表格。按程序， 经立法批准后， 即成为行政机关必须执行的文件。
我国目前的预算管理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绩效评价体系，基本思路是：根据公共财政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把绩效管理理念与方法引入我国的财政支出管理之中，按照统一规划、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分布实施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与公共财政相适应、以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核心、以实现绩效预算为目标的科学、规范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三、政府审计的博弈分析理论
政府审计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弈论 （GameTheory）研究的问题大多是博弈方之间进行对抗，或者针对同一种情况时不同的选择，选择的过程中分析每种选择可能的结果和意义。博弈论首先要基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西方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以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的目标。博弈的双方都从自己出发，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博弈论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是市场信息不对称。由于博弈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的能力不同，导致了双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决策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各自的收益。
从博弈论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审计制度既是一种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的机制，也是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其利益冲突与协调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单个利益相关者为满足其自身的需求，都会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追求其财富的增长。第二是个人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个人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源于政府存在的自身矛盾性。人们为了统治阶级履行其公共职能而提供税赋等资源的征纳以及使用情况的确认、计量、披露以及对这些财务数据的复核、监督都需要一定的规则，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审计制度就会得到加强和完善。第三是统治集团内部各利益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一方面，统治集团不管是为了维持其统治，还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都必然涉及到对公共资源的征纳、分配、使用和处理，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执行问题。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又不是利益高度一致的，内部各利益小集团之间仍然存在种种利益冲突。
四、委托理论
委托产生的根源来自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由于两权分离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包括掌握的有关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的不对称。二是合约的不完全，因为委托本身是一个合约关系，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的问题。合约本身具有交易成本，成本也就是为合约付出的代价，即在签订合约时肯定有一些方面是不完全的。
五、政府规制理论
所谓政府规制（government regulation or regulatory constraint）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的内在问题为目的，政府采取行为干涉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水平。
第5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关键词：国家实物储备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
储备，是一种有目的的储存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行为，也是对这种有目的的行为和其对象总体的称谓。储备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经济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储备的对象可以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其它无形资产。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限定于国家储备，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实物（物资）储备，即国家作为后备而储备的粮食、石油及其它实物资源。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商品储备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商品储备存在的意义、商品储备产生的原因、商品储备的类型、规模、费用等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再生产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介，四个环节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经济职能，周而复始。物质产品并不是马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前一个环节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中间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停滞。在生产环节停滞就形成了生产储备，“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储备又分为原材料储备和产成品储备，原材料储备是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物质条件，是企业主动的存储，产成品储备是生产的结果，是违反企业生产意愿的产品停滞，因为企业总是希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并为其实现剩余价值。产品在交换（流通）环节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流通储备，流通储备是使市场供求关系得以平衡的必要条件，与生产储备一样，流通储备既是正常流通的条件同时也是流通的结果，作为流通条件的储备是商品连续销售的必要，是销售企业主动的存储，“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而作为流通结果的商品储备大多是流通停滞，商品滞销的结果。消费储备一般是指消费者为了应急或者方便而进行的工作生活物资储备。
分配环节发生在交换价值实现之后，最终消费发生之前，在分配与消费环节之间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分配储备，分配储备是没有马上用于消费的资金或物资停滞。由于市场经济以货币价值分配为主，因此分配储备主要以货币形态存在。居民个人把分配所得进行储备就是居民个人储蓄的来源；企业单位的分配储备就形成了企业储蓄；国家把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进行储备就形成了财政盈余；国家使用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购买物资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也可称为国家财政实物储备；国家把外贸所得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停滞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浪费，但是坐吃山空不进行适当的储备又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危险，国家实物储备是没有马上进入政府投资或者消费而是作为财政后备的财政收入，与财政货币储备、社保基金、外汇储备一起构成财政后备。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实物储备形成于分配环节，来源于国家参与社会再生产分配所得的财政收入，不直接以生产再生产为目的，是暂时或较长时间脱离了生产的后备产品，因此国家物资储备本质上属于财政范畴，也可称为财政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对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方面，其区别于其他财政思想与观点的最具特色之处，当数它以国家学说为依据，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剖析，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揭示出财政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本质联系。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人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简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或财政分配关系。
国家财政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储备问题，但是它的理论体系对于储备理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自然经济以粮食为主体的实物分配年代，实物储备的财政属性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国家无偿参与粮食等物资的实物分配从而形成了实物储备，“皇粮国税”说的就是以粮纳税，金文中的“贮”字，代表了地租与赋税双重含义，体现了租赋合一性质，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以粮食储备的形式存在；在实物分配与货币分配共存的年代，粮食储备来源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财政资金政府采购，当时的“国库”由“粮仓”和“钱仓”两部分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掌握各种物资，国民收入分配不再直接分配实物，而是以货币分配为主，财政收入体现为货币价值形态，国家储备、财政收入主要以货币形式存在，财政占有了货币资金后，将一部分资金形成储备基金，通过商品采购获得所需实物（物资），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
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国家实物储备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和实物积累关系，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稳定和发展的职能而进行的后备性保险性实物积累，是国家财政的实物组成部分。由财政资金建立，是财政资金中停滞的部分，它与以货币形态体现的财政收入一样，是国家财政储备的实物形式，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比货币更重要。
公共财政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实物储备不仅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实物储备依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物资储备体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
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资源配置失灵。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具有供给（所有权）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它性，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不愿意主动向生产者支付对价，也不愿意主动表露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免费搭车”、“公地悲剧”，最后就出现了消费者不愿意表露需求，不愿意支付对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不愿意提品，游离于公共产品之外，人人都无车可搭的局面，因此单靠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资本垄断。亚当?斯密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蓝图，“这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常是同一切市场模式中最熟悉的模式，即完全竞争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兑争的市场体制是完全分散的体制，有许许多多决策者在生产每种产品和劳务，除了在价格上做些微小的变动外，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价格发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自然垄断没有消失，大量卡特尔组织依然存在，资本垄断日益猖獗，在石油、矿产资源等至关重要原材料领域，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并操纵价格，使得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而是由金融寡头决定。由于交易价格经常大幅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市场均衡价格，社会总福利受到损害。外部性。外部性是比公共产品含义更广泛的一个概念。所谓外部性是指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经济活动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受损或因从他人处受益而得到额外利润，由于未将这些外部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价格之中，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公共产品可被视为具有正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于是有了“公地悲剧”，市场机制无能为力。2.收入分配失灵。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使每个人的初始票赋悬殊，市场分配“优胜劣汰、按劳取酬”的标准看似公平高效却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即使在市场作用发挥得很好的地方，市场分配也很难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公平。如果单凭市场分配而不加以适当的调控，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3.稳定性失灵。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个人的顺周期理往往导致“合成谬误”，进而加剧周期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前景看好，企业盲目扩大投资，个人增加消费，进而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直至形成泡沫经济。一旦生产过剩、经济衰退，企业削减产量，个人减少支出，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经济更加萧条，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很难走出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二）国家实物储备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1954年）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两个本质特征：供给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供给上（所有权上）的非排他性指的是公共产品的拥有不会形成对他人的排斥，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他人对这一公共产品的同时消费，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
市场中的生产者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尽量降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更不会主动储备与生产和经营无关的物资。由此决定了承担着国防建设、赈灾备荒和宏观调控所需的国家实物储备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或者政府颁布法律强制企业承担部分义务储备。国家储备的物资，从供给上看，具有非排他性；从消费上看，具有非竞争性。国家实物储备所提供的稳定应急服务，使全体国内公民受益，个人也无法拒绝服务，政府也无法排除拒绝付费的个人。政府进行物资储备，需要花费公共财政资金，储备不足可能在需要时造成社会危害，而规模过大也会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降低公共财政效率。由此可见，国家物资储备具备了典型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且按照作用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如国防安全、赈灾备荒为目的的战备后备物资和半公共品，如以经济安全为目的的经济调控物资。
国家物资储备的公共产品属性还体现在国家储备的物资不受商品流通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商品流通要求加快商品周转，尽量压缩商品库存，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国家储备的物资一般不要求周转快，有些战略性资源还必须长期储存，尽量多储。国家储备的物资的多少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三）国家商品储备的公共财政职能
国家商品储备既然是“公共产品”并由政府提供，它就成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理应体现财政的基本职能：
第6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从中国财政支出理论研究的传统体系看，公共卫生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03年以前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是被忽视，因此在各种财政支出的理论专著和教科书中很难觅到关于公共卫生支出的专门论述。可以说，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契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都开始重视对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的研究。对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公共财政框架建设，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随着新医改的推进，政府重新确立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责任，实现了政府职能的回归。但是，政府如何履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责任，还仍然存在许多制度设计和技术方法层面的未解之谜，理论与认知层面的一些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厘。
王晓洁博士对中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关注由来已久，并且是国内较早涉及该论题的研究者之一，也一直关注并跟踪研究该论题。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与时俱进研究这一问题的集成之作。品读本书，有四个特点。
第一，本书提出了一个研究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的系统分析框架。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内，才会方便研究问题、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否则，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就会陷入一种支离破碎、混乱的状态。本书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公共卫生支出的分析框架，以后的研究就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研究框架首先分析了政府为什么要负担公共卫生支出。其次，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政府应负担多少卫生支出，对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基础上，采用公平和效率标准进一步对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问题做出判断。最后，针对公共卫生支出存在的问题，给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
第二，注重对比法的运用，客观还原公共卫生支出的本来面貌。本书的一个研究特色是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采用纵向对比法分析了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2008年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采用横向对比法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公共卫生投入上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指标，从而构建了一幅清晰的公共卫生支出脉络图，便于读者客观判断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现状。
第三，注重实证分析，研究方法上注意推陈出新。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法对中国各省的公共卫生支出进行实证研究，在对基尼系数判定时本文认为：公共卫生支出属于一种政府行为，目的是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那么在进行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时本身就应当体现一视同仁的公正原则，所以判断是否公平的标准就应当和收入分配的判断标准有所区别。故该书在衡量公共卫生支出公平程度时给予了不同的含义：0.1以下为高度平均，0.1～0.2为相对平均，0.2～0.3为比较合理，0.3以上为差距偏大。采用泰尔指数对公共卫生支出地区间公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公共卫生支出效益的研究，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并截取了1978～2009年的数据，计量分析了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类研究在国内也属前沿。
第7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关键词：会计核算；权责发生制；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于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个别行业，对于教育行业也应该提高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够从基层做起，保证公共财政方方面面的发展效率，并且对于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小学校财务制度》以及《中小学会计制度》已经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全面施行，正是由于有必须保证会计制度制定良好，因此，首先应该重视会计核算工作效率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实际制度的实施效果。
一、分析探究会计核算的问题
1.收付实现制下跨年度财政交易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中小学实施的会计核算制度对于提升会计核算水平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由于制度改革能够帮助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质量得到提升，因此，首先应该重视中小学会计核算中制度的改革。但是目前使用的仍然是收付实现制，这种制度的实施对于防范财政风险有着非常不利的作用，尤其是针对跨年度财政交易。这种方式是接受或者付出现今，并且对其进行记录的一种制度。而使用这种制度反而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这种制度亟待改善。
同时，这种制度的实施很容易出现财政机会主义行为，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现金的收付与相应的交易时间不一致，从而导致当事人对于资金的操控力度更大，以至于风险更大。
2.收付实现制下无法精确核算成本和费用
之所以要对中小学教育成本以及费用进行会计核算，是由于该费用情况会直接影响政府部门的拨款，要想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就应该保证会计核算的精准度，这样才能够为政府拨款提供相应的依据。但是，实行收付实现制就不能保证教育成本，而且相关费用不能体现在会计账目上，导致政府部门没办法得到收据。同时，这种制度导致收取或者支配状况不会出现在报表上，所以，应该对该制度予以改革。
还有一方面，收付实现制的实施下，所有学校开支都被标记为当期开支，但是学校是一个连续性活动，对于长久的开支不能记录就会影响整个教育过程，同时对于会计核算也有比较大的影响。由于当期开支不仅仅包括学校活动，因此，对于学校的教育实际费用并不能起到切实的记录保障作用。
3.固定资产的分类标准不明确并缺少累计折旧
根据相关制度我国可以看出，我国中小学对于会计制度的制定并没有较高的要求以及标准，只是对一些固定资产进行规定，而对于不固定的资产只是进行划分以及折旧，并没有对相关信息进行统一设定，这样一来，后期再对中小学资产信息进行登记以及统计的时候，查阅信息就非常困难，不仅会影响查阅效率，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固定资产信息没有横向可比性，导致中小学教育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提高。
还有一方面就是由于一些新中小学会计制度中并没有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以及累积，导致后期记录结果不科学。这是由于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存在一定形式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没办法体现在记录中，因此就不能给切实反映中小学当期的实际成本以及全部费用，会计核算的不精确性导致后期工作量大增。
二、完善我国会计核算的相关建议
1.稳步推进权责发生制
为了更好地保证我国中小学财政管理改革效率能够得到提升，就应该重视财政管理改革的要求，保证严格按照要求实施相应的工作，这样才能够确保工作效率以及质量。根据相关规定以及要求，能够将我国会计核算逐步引入权责发生制。也就是说，利用应收应付的方式对中小学本期的实际费用进行记录。由于国际中对于权责发生制有着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施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推进方式。
但是在推进权责发生制的时候，并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应该在建设好一定基础以及条件之后再对中小学预算进行改革。还有就是要对各个地区的财政能力进行平衡，保证政府的正确指导力度，这样才能够控制财政风险，以确保我国中小学财政收支平衡。
2.细化并统一固定资产分类及合理计提折旧
由于中小学中固定资产是比重比较大的资产，因此利用科学方式强化固定资产的分类以及折旧能够很好地保证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质量得到提升的。要想保证固定资产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分类或者折旧，首先应该将固定资产进行细化或者统一，这样就能够保证固定资产的会计工作具有更高的可比性，使得中小学公共财政的革新工作进行起来更加顺利。同时，还能够保证固定资产在计算和管理的时候可以使用相同的一套指标。
要想保证固定资产累计折算能够处理的更加到位，就应该根据中小学相关制度，选用一定的核算方式。一般使用的方式是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这种方式再配合按月计提折旧，如果是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可以从下个月在进行计提折旧。如果是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下个月就不提折旧。但是一旦固定资产已经达到提足折旧的程度，就不再提折旧。还有许多要求和规定，都应该一一遵守制度条约，保证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制度能够得到相应的实施。
随着会计核算的诞生，中小学会计核算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在精确的情况下为中小学制定出最佳的收支方案上。这便对中小学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中小学用制度的形式规定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准则，规定中小学的其他管理人员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强行要求会计核算作出违规行为，从而为中小学教育部门的会计核算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实现会计核算的法治化，其核心在于制约教育机关权力，将教育机关会计核算权利的运作纳入制度设定的轨道中。这不仅可以防止教育机关可能出现的权力腐败，而且可以保护校方人的合法权益。
3.建议财政部尽快出台配套的会计准则并展开培训
即使目前中小学使用的相关制度已经出台多年，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完善，才能够保证大量的工作得以稳定持续地开展。要想保证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制度能够更加完善，保证会计核算精确度更高，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最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对于财政部应该提高要求，保证其能够尽快出台相关配套的会计准则，并且对于相关工作展开一定的培训，使得我国未来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能够得到更高的保障。所以说，为了日后的发展，《中小学教育成本核算办法》的配套准则亟待出台，使得中小学会计核算制度能够得到更高效、更快速的促进。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社会发展对于财务以及会计制度实施情况有着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能够做到位，一定要重视财务会计人员工作专业素养的培训，只有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专业度以及效率，才能够为日后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同时还能够保证我国中小学会计财务人员具有更高水平的工作能力，强化工作经验的同时还能够强化工作人员利用互联网的能力。这样对于开展日后学习以及培训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有利作用同。
在小学会计核算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应尽量保持会计核算方法的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将各方面所涉及的税会计核算方法，统一汇编成权威和规范的文本，作为会计教学与培训的必备教材或操作指导用书，并及时补充和完善。健全的组织形式是保证中小学会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就我国现状来看，要设立中小学会计制度，还必须定期组织会计核算专业知识考试，保证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人员具有一定水准的专业素质；并对会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完善规定和决策提供参考。另外，还应制定约束中小学会计行为的条例或规定，以减少中小学会计核算不合法行为的发生。
三、结束语
通过全文的论述，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我国的会计核算现状。目前对于会计核算制度制定的重视度已经逐渐提升，正是由于这样，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实施相关的方式试图提升我国会计核算精确度，以保证会计核算能够更加精确。上文主要根据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制度改革问题以及具体实施情况得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只有根据这样的方案规范实施，才能够保证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得到完善。由于目前我国中小学会计核算工作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予以更高的重视，才可以从最基层提示我国的会计核算精准度。总而言之，强化我国会计核算工作不仅仅有助于提升国家发展，还能够帮助提升中小学的公共财政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第8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对民生的理解应放在我国的语境下，放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这个背景下，放在我国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个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民生的内涵以及对我国的意义。
民生应是一项基本的价值观
现在流行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平等、民主。其实，民生是与自由、平等、民主并行的价值观，并且不附属于它们，是独立的基本价值观。
在欧洲文艺复兴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启蒙运动，尤其是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工人运动、一战、二战等历史事件，使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逐渐成为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并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影响扩散到全球。但是当时的思想家，包括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没有把涉及消除贫困这样的基本民生问题提出来，后来的法国《新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也只是添加一些福利主义的观点，故而从整体来看，在西方的人权理念中，对民生是视而不见的。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对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霍布斯认为应当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并影响到后来福利主义的形成和所谓福利国家的建立；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也提过免于匮乏的自由，但并未形成影响全球的价值观。直到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才在关于自由、平等论述中重点提出了免于饥饿、消除绝对贫困等基本民生问题，并单独提出了针对民生的千年发展目标。
联合国在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是，192个成员国在2015年必须实现8项目标：免除饥饿，消除绝对贫困；让所有的儿童上得起学；保护妇女的权利；降低婴儿的死亡率；改善妇女保健与各种疾病作斗争；保证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在这个千年发展目标中也谈到自由、民主、平等，但是多项内容体现的恰恰是国内所表达的民生问题。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民生实际上渐渐成为全球的共同价值，尤其是在全球贫富分化加大的情势下，民生的价值意义被更加凸显出来。
其实，西方的福利理论是民生的另一种表达，他们在实践中有意无意也是这么去做的，但是并没有把它当成基本的价值观看待，更没有在全球推行。若是民生成为全球价值观，地球上免除饥饿这样的民生问题也许就能得到解决了。靠自己的努力，我国提前基本完成了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进展不大，发达国家也不大关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状况反而恶化了，全球忍饥挨饿的人至少又增加了一亿人口。世界上有基于民族国家的福利主义，但要形成基于全球的民生价值观还需要时间。
对我国来说，只有在民生问题上形成基本的价值观，才能避免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陷入误区，避免改革陷入误区。现在，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所有改革及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民生的载体是消费
在现实中，民生的载体是消费。用经济学语言来说，民生问题就是消费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也是消费问题，民生最终的落脚点就是通过物质和精神消费实现人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从民生的经济影响来看，改善民生实质上同时就是在扩大消费。但若倒过来，则不一定成立，仅仅从数量上扩大消费不一定同时有利于改善民生。只有在扩大消费的同时缩小消费差距，才有利于真正改善民生。就此而言，民生与社会底线平等具有内在的联系。民生问题既是社会建设的内容，也是经济建设的内容。
消费分为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其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实际上就是公共消费，满足这些消费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改善民生，政府应该将职责范围内的公共消费提供到位，而个人消费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应该尽量退出。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用过去的老话来说，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发展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事业，满足公共消费，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共保障。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都是以民生为旨归的。所以，民生不是个人生活要素的大杂烩，而是改革发展的方向，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使人得到更大程度的解放，免于各种风险的侵扰。
改善民生就是防范化解风险
民生问题是消费问题，而消费存在风险。消费风险是人生存、发展的风险，与生产风险不同。人们面临的消费风险可以从个体和宏观整体的角度去分析。
从个体的角度看消费风险，归纳起来有三种。第一，可获得性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口袋里面没有钱，你就不能吃饭，这就叫可获得性风险，也就是买不起的风险。第二，可及性风险。你有钱，买得起，但是买不来。譬如说空气，空气被污染，就是亿万富翁也买不到纯净的空气，这就是可及性风险。第三，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在消费过程当中，如果消费对象不是自己生产的，就无法知道对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安全，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消费风险也有三种。第一，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不断萎缩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消费风险，即社会生产与消费脱节的风险。这与体制、政策以及发展方式有关，同时还与理论上的误导有关，比如说在“三驾马车”的经济分析中，消费已经不是目的，而成为拉动GDP的手段和工具，消费作为目的被异化了。GDP不断扩大，但是消费所占比例却越来越小，这种消费风险会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生是没有办法改善的。第二，整个社会消费不平等的风险。有一句诗很恰当地说明了这种风险，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消费不平等的风险，威胁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改善民生必须要考虑的内容。第三，消费不安全的风险。现在消费越来越让人不放心，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放心，包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消费的不安全性，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幸福感下降。这种风险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消费风险恰恰是改善民生的难题。我们当前的改革及政策思路应当用风险的思维、风险的意识、风险的导向，去化解整个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让社会的公共风险最小化。然而，对微观的消费风险，老百姓直接可以感受到，但是对宏观的消费风险，老百姓一时是感受不到的，只有大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了危机时，老百姓才会感受到，而这样的风险一旦累计到了爆发危机的程度，再去化解和防范它，就需要花费巨大成本。改善民生，首先要化解宏观消费风险。
改善民生有一个责任分担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不仅有生产的分工，而且有责任的分工。目前，这种责任意识在整个社会来说是淡化了，社会的责任越来越集中于政府，很多社会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由于没有一个责任分担的机制，依然存在一种“风险大锅饭”体制。改善民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全世界、每个组织、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事，这个责任主体要从制度上、政策上明确下来，形成清晰的责任预期。
从公共财政到民生财政
公共财政是从经济学中得出来的，是市场的视角，虽然跟过去的财政理论相比有很大的进步，但依然是“物本财政”。因为公共财政的理念还是讲市场能干的交给市场，市场不能干的交给政府来干，强调的是效率，而效率则是以生产为本位的，以生产为本位的财政还是属于物本财政。
民生财政则是人本财政，是以人为本的财政，这与科学发展观是非常吻合的。民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像自由、平等、民主一样，民生财政是与这个基本价值相联系的。在经济学没有变成以人为本的情况下，只是为生产而生产，就会出现危机。为此，经济学要解放出来，就要回归到以人为本。民生财政的实质是人本财政，也就是说，财政所有的制度安排，所有的政策，包括目标取向，都应当以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出发点。
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不少人对民生财政的理解是现象层面的，从统计口径上去谈民生支出的多寡。其实，这是错误的，是对民生财政认识上的一种误区。民生财政是属性的定位，是质变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生支出范围。
第9篇：论述公共财政范文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财务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与发展，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世界范围内会计舞弊事件屡屡曝光的冲击之下，我国相关部门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上对我国的相应法律规范、制度政策等进行调整，以期对我国整体的经济环境进行调整与完善，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能够稳定、健康的发展。但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会计制度的调整，原有的财务会计制度已经无法与现有的经济环境相匹配。事业单位的事业支出跟年终报表之间相互矛盾、预算分开管理制度与预算内外划分的取消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会计核算中票据的出具与行政事业性质的收费主体之间也彼此矛盾，可以说，事业单位在实行财务会计制度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支出，其财会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规范与保障，对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创新已经是必然之举。
一、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必要性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发展目标，而随后我国财政部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模式”的新构想，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模式”的构建需要将市场作为资源的基础与主导，政府及财政则发挥补充辅助的作用。而事业单位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组成部分，尽管其属于非物质的生产领域当中，但其在为社会经济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是商品与劳务的消费者和购买者，所以，事业单位也需要进入到市场环境当中，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与要求建立起相应的竞争机制，实现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次，依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事业单位需要从思想上转变其对政府和财政的依赖性，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及发展竞争的意识，以便于降低事业风险；另外，依照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制度与要求来看，对于像事业单位这样的非营单位，除了被动接受政府及财政部门的补助支持之外，还需要依靠自身的经营所得来筹集更多的经费，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事业单位则需要重视其内部的管理工作，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与经济效益。
但就事业单位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来看，事业单位要顺应“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模式”的发展需求，实现以上提到的三点转变，则是不现实的。所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环境而言，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在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是尤为必要的。然而，事业单位要实现其财务会计在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与发展呢？
二、如何进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要顺应“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模式”的发展需求，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及作用，在政府财政转换成辅助力量的条件下，事业单位要降低自身对于政府支持的依赖性，实现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主体地位，调整现有的财会报表与会计科目，构建全面、完善的监督体系。
（一）建立自身的主体地位
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中，事业单位内部的会计制度是“财政供给”形式的预算会计，其内部财政的主体是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要对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与创新，首先应当将确立企业单位的会计主体地位，使事业单位内部的会计工作在满足财政报账这一基本职能要求的基础上，还需要依照其会计主体的职责向社会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根据单位自身的发展需求发挥会计工作在内部管理中的作用，从而实现事业单位会计由传统的报账型向着经营管理的方向进行转变，使事业单位内部的会计工作在记好账的基础上，将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对经济管理与经济决策的参与上。
（二）调整财会报表与会计科目
以上分析中提到事业单位的事业支出与其年终报表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说明在现有财务会计制度的条件下，其现有的报表体系存在一定的欠缺与不足。但是在全球范围的经济环境中，报表体系是会计信息的通用语言，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改革要完成会计向社会提供会计信息的基本职能，就必须对现有的报表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其与现行的企业报表体系靠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了扩大事业单位在未来的发展规模，使其拿到走向世界经济市场的通行证，其内部报表体系的调整则需要以国际通用报表体系看其，依此为标准建立起新的报表体系。与此同时，事业单位现行的会计制度中缺少“累计折旧”这一会计科，因而内部会计工作的实务操作经常会出现账面价值虚高的问题，对会计科目进行调整与完善，通过提取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就可以将实际的耗用与支出进行分摊，对年度支出进行有效的均衡，进而通过对会计科目的完善来提升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三）构建全面、完善的监督体系
最后，要切实保证事业单位的会计主体地位，使其内部会计工作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与经济决策的作用与价值，构建起更全面、更完善的监督体系则是非常重要的。事业单位需要在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政策的基础上，对单位内部的各项经济计划、经济预算、财务计划以及业务计划等进行合理、全面的监督，当原始凭证出现不合法、不真实或者是弄虚作假的问题时，相关财会人员应当不要受理，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将问题反映至相关管理人员，以便进行查明与处理。只有如此，才能够使事业单位内部的会计核算工作更有效、更真实。
结论：
在我国，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在制度上的改革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以及会计制度改革息息相关的。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模式”的全面建立与发展，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在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使其走向市场化甚至是国际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王清书,丁世贵.论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