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篇翻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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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所谓“驾轻就熟”，就是所例举的教学案例应考虑学生专业背景，这样更能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比如法学专业的学生所开设的《法律逻辑学》所用案例大多以法庭审理案件为主。对于学文科的学生来说，采用一些成语寓言故事或古典名著片段等穿插在教学过程中来阐述和讲解逻辑知识要点，确实能做到“温故知新”。例如：《公孙龙•迹府》篇：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选取这样一个文言片段，可以在进行分析前让学生先进行白话翻译，随后要求学生做一个换位思考，继而提出问题：假设你是孔穿，面对公孙龙的反驳能够做出怎样的回答或是辩解？接着以公孙龙与孔穿二人的互辩内容提出一系列如下与逻辑相关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

1.文中“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先教而后师”就一定“悖”吗？“此处的“悖”是什么意义上的“悖”？如果你认为此处“不悖”又作何解释，请给出充足的理由？

2.孔子从仁义的角度把“楚人”与“人”区别而论，实质为概念的概括，即“楚人”可概括为“人”，意思是仁义不应有国界，这就好似墨子所讲的“兼爱”。但是公孙龙的“白马”与“马”二者是从概念的内涵、外延及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等方面来进行阐述“白马”与“马”的差异，文中公孙龙以此把二者进行类比是否恰当？3.孔子区别“楚人”与“人”，蕴含着“楚人”是“人”，没有得出“楚人非人”的命题。而“白马论”的中心论题就是“白马非马”，公孙龙把二者相提并论是否有偷换命题之嫌?该文言片段的讨论和分析体现了逻辑知识较强的综合运用性，教师在协助学生理清思路的同时，可以让学生运用所学的逻辑知识边思考、边讨论，让学生在分析这些“具体案例”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运用所学的逻辑知识，在学而思、思而用中达到教学的预定效果。再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是“施于人”的什么条件呢？以此名句作为分析“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案例。寓言故事“郑人买履”所蕴含的“不相容选言命题”可用于分析直言三段论“中项不周延”的逻辑错误，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所以，选取案例结合学生专业背景定能让普通逻辑学教学更具亲和力。

二、普通逻辑学教学案例应贴近学生日常生活，遵循“客观生动，浅显易懂”的直观性原则

选取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与大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更具说服力，毕竟“逻辑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逻辑”，这种逻辑与生活的关联性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处处充满了逻辑，能够懂得用严谨的思维和逻辑的眼光观察生活，凸显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会避免自己不犯或少犯逻辑错误，更能拥有一种敏锐的眼光洞察生活中存在的错误和瑕疵。选取生活中一个恰当的案例，把真实生活引入课堂，对逻辑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直观地进行分析和讨论，把真实的生活与知识的运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例如，某品牌牙膏电视广告：“牙好，胃口就好……”，牙好，胃口一定就好吗？“牙好”是“胃口好”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再如，集市中一卖桔子摊上摆放着一块写着“大小一个样，越小的越甜”的招牌，某毕业生的就业推荐意见中“是一名优秀的合格大学毕业生”，这些话语显然是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以上这些现象所折射出的问题说明人们的思想如果没有“逻辑”这根大梁作为支撑，那么我们的思维就好似朽木支起的“茅草屋”，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检验和推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逻辑思维素质亟待提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把“逻辑”这一工具植根于我们的头脑当中“用其具”，有助于我们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和成效。中国逻辑学泰斗金岳霖先生指出：“正是逻辑能够使我们最容易地生活。……，随着我们探讨未知的未来，逻辑将在生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普通逻辑学教学案例应贴近学生兴趣所在，遵循“趣味深刻，简单易学”的可接受原则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案例具有“趣味性”，是教学取得良好效果的催化剂，所以也有的逻辑学教师提出“趣味逻辑教学法”来提高教学质量。笔者认为结合大学生喜欢浏览网页，喜欢发微博、发微信、QQ签名等兴趣爱好，选取一些所谓的“网络经典语言”作为反面案例，更具吸引力。同时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所犯的逻辑错误，起到夯实基础、加深理解的作用。例如“世上有三种人：一是良心被狗吃了的人；二是良心没被狗吃的人；三是良心连狗都不吃的人。”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一个“划分错误”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不仅违反了“划分标准混乱”的逻辑错误，同时“划分”的“标准混乱”。世界上的人若以“良心有无”作为一个标准划分应为：一是良心被狗吃了的人，二是良心没被狗吃的人。接着又以“良心没被狗吃（良心存在）”再分两种情况：良心好狗不忍心吃，良心坏狗都不吃。当然还有良心不好也不坏的。这个案例还涉及了“划分”这一概念的“逐级划分”、“划分不全”、“统一标准”等知识点。再如“我每天只吃四类食物：早餐、午饭、晚饭和零食。”在这个案例当中，可以运用“概念划分和概括”的知识点进行分析。把“食物”划分为“早餐、午饭、晚饭和零食”是不对的，除了“零食”可以概括为“食物”外，“早餐、午饭及晚饭”不能概括为“食物”，犯了“概括不当”的逻辑错误。我们只能按“进食时间”为标准把“餐类”划分为早餐、中餐和晚餐。通过对简单的两句网言网语进行分析，旨在说明网络语言存在的“逻辑缺失”现象是不可否认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不难说明发表类似言论的网络们只图一时之快、一己之乐，没有正视语言运用的规范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语言失范现象急需“逻辑”这一工具去进行改观。最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案例和错误解析，使学生拥有一种理性观点看待网络世界，同时起到积极促进规范公共理性环境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网络世界，“没有逻辑，生活就会十分沉重，以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普通逻辑学教学案例应贴近学生学习实际，遵循“以提升逻辑素养为主，兼顾提高解题能力为辅”的渐进原则

基于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选择报考国家级、省级公务员的事实，同时基于普通逻辑学教学与社会逻辑学考试培训存在异同的事实，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融入社会逻辑考试题目作为知识点案例让学生进行思考、运用，这对夯实学生基础知识，提高应用能力将起着重要作用。在提升学生逻辑素养、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兼顾提高学生的解题技巧，既能让学生有所学，有所得，有所用，又能让学生免于额外的培训，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

五、总结

第2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文选》的编纂背景

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然而，天妒英才，萧统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

《文选》的编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萧统本人的W识素养有很大关系。

自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愈加明显，至齐梁间达到。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的不到两百年时间里，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这些图书典籍当然包括了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自我独立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 改变了其依附儒学的状况。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 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 而取则焉。”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无缘得览其面貌。但可以肯定的是，萧统编纂《文选》，与挚虞编撰《文章流别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品日繁，览者劳倦，且萧统时代这一问题较之挚虞时代更加严重，编辑新的文学选本已经刻不容缓。

促成《文选》问世的另一个背景是，自建安以来学者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于文体分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所谓四科八目，讲得比较概括；到陆机《文赋》便分作十种，此前排在最末的诗赋被提到了前列，各体的规范讲得较为细致；挚虞更联系所选之文来畅论文体问题。《文选》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将“文”分为三十八个体类（有研究者认为是三十七类，也有的认为是三十九类，大体上是依据不同的版本所作的统计不同），意在为读者提供一部精品范本。可以说这是建安以来几代文论家想做已做而未能完全做好的事情，萧统率领其手下的学士们却做好了，对于这份成绩，《文选序》别进行了叙述。

当然，《文选》能够成功编就，还与萧统本人的成长环境和学识素养有关。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萧衍对文学非常重视，他本人也是位作家，《梁书・武帝纪》称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萧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为帮助萧统尽快成长，萧衍先后派许多学士充当他的师友，著名的有《宋书》的作者沈约、《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等。这使得萧统自幼便对文学产生兴趣，并逐渐有了自己的研究和见地。加之萧统作为皇太子，有足够的条件充分利用皇家藏的典籍，据说他的藏书近三万卷，而他身边的学士，还可以利用民间藏书。这是编辑一部高质量选集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文选》的成书和体例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文选》的主编者是萧统，但他不是凭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有手下的文人参与，在这些参与者中刘孝绰最为重要。刘孝绰可以说是萧统手下的首席文人，萧统特别让他为自己编定文集。此外，在萧统主持编纂《诗苑英华》时，许多具体工作都是让刘孝绰做的，以致《颜氏家训・文章篇》直接将该书系于刘孝绰名下。在《文选》的编纂过程中，刘孝绰自然也做了不少工作，所以弘法大师（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的提法。可见，《文选》的编成，刘孝绰功不

可没。

《文选》所收文章时代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梁代，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到中大通三年之间。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从分类的实际情况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表、教等三十八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大，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畋猎等十五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讽谏等二十四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

《文选》中的文章，以辞人才子的名篇为主，强调的是以“文为本”。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则予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也就是说，《文选》的选录标准并非是以文章的立意为宗，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这种标准，实际是为古代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

《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使得隋唐以来的文人学士对这部书十分重视。特别是隋唐科举以诗赋取士，隋唐文学又和六朝文学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当时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在《文选》编成后不久的隋代，就有萧统的族子萧该为《文选》作音注。到了唐初，在当时的扬州有曹宪传授《文选》，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并作《文选音义》十卷，“文选学”之名由此而起。在曹宪的学生中，有一位出类拔萃者，就是李善，他为《文选》作注，受到后世的推崇，影响很大。

李善知识渊博，号称“书簏”，他可以说是用毕生精力来注《文选》的。显庆三年（658），李善将修改完善后的《文选注》上呈给唐高宗李治，此后他又多次修改其注。李济翁的《资暇集》就记载：“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言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足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精。

李善的注释主要为征引式，即为文章中的典故、成语寻找最早的出处。如果在文章作者之后、李善之前已有人在相关著作中提过某词的来源或用法，李善就引用他们的说法。如果某篇文章前人已有较好的注释，李善即全录其注，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当然，对于前人的注，李善也作了补充修订，并加“善曰”以示区别。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据统计，李善注《文选》引书近一千七百种。应该指出，李善的注往往采取征引有关原文的方式进行，这与先前古籍注释中常用的直接解释词语、串讲或翻译难懂的句子以及在注释中进行琐细论辨等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征引书证的好处在于原原本本，信而有据，使读者一下子便能明白作者的遣词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的什么词句，并在前后文本的对照中了解词义和句意，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前后的异同， 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和欣赏眼前的文本。当然，征引式的注法也有其自身的弱点，那就是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否则难以读懂，因此不适合初学者阅读。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工部尚书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文选》作注，当时称为《集注文选》，后通称《文选》五臣注。五臣注《文选》的初衷就是因不满于李善那种征引式的注释方式，认为他引证虽详，但无助于让读者明白文章的“述作之由”及创作旨趣。所以他们要撇开烦琐的引证，直截了当地去诠释作者的用意，至于为难字注音、为词语作注，也都简明扼要、切于实用。从这一点上看，五臣注确实较李善注更有益于一般读者。此外，五臣注还对李善注的一些错误和解释不清之处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因此，后人便将李善注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称为《六臣注文选》。这无疑表明李善注和五臣注各有千秋，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文选》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总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首先，这部书保存了丰富的文学资料。根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散佚很多， 而《文选》保存了丰富的诗文资料，有些作品就是因为被《文选》选入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使得《文选》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必须参考的文学典籍。

其次，这部书选录了众多的诗文佳作和名篇。举例来说，辞赋方面，汉赋今存者不多，在不多的汉赋中，其精华已为《文选》所选录，像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这都是写京都大赋的代表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为汉赋创立模式，为后世模拟之准的；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均为他的名作，等等。诗歌方面，两汉诗歌，《文选》选录36首，其中《古诗十九首》最为著名。而建安时期的“三曹”，《文选》选录了曹操的《乐府》二首（《短歌行》《苦寒行》），曹丕的《芙蓉池作》、《乐府》二首（《燕歌行》《善哉行》）、《杂诗》二首，曹植的《送应氏诗》二首、《七哀诗》《赠白马王彪》《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杂诗》六首等，均为佳作。文章方面，像孔融的《荐称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名篇，也均被选入。正如我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

第3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游山如读书，一里当一叶。

――[清]李调元《游山》

上集：草木篇

后山：半山

诗歌即是迷途。

而理论如鹘仑，

令你的来路不明。

出门只为见山。

至哲学的半山腰，

左右才可以逢源。

山野自成殿堂，

旁门教授左道。

园中园里观湖，

半日嫌浮生。

后山：寻踪

上山的目的有两种：

一是松懈肉体，

二是休憩魂灵。

但最后的际遇，

都不在前途。

而是在于迷路。

后山：观菊

有毛线的味觉，

我有内向的修辞。

时光是一张糊涂但真挚的照片，

珍藏着你青春期的犹豫。

后山：风

文字是坚硬的，

石头最心软。

铜皮俗不可耐，

如门楣招牌。

而语言刚说出，

风就表示否定。

后山：中秋前夜听雨

雨滴是夜的勘探仪，

可知秋意深几许？

可知雏菊开后山，

明天能否赏析？

后山：火溪沟

深秋的山谷流水温情如火，

所以唤名为火溪沟。

它一路寂静行来，

与我们旅程的喧哗恰好相反。

深秋的山林已热情高涨，

向人招摇它们火辣的装束。

还有白色的大公鸡，

也全部站到了沿途的房顶上。

高唱秋天火焰的颂歌。

它们都是白马人的迎宾――

欢迎山外来的飞仙与侠客。

后山：银色的海

诗人指给我们看远处的雪山，

像他头顶的浅薄银丝。

转过几个山峰看见白云依照雪山，

阳光下一片银色的海。

后山：在王朗

一片红艳的沙棘是美的，

一颗孤独的矮松也是美的。

一群闲暇的小马驹是美的，

一只突然出现在车窗外的野猫还是美的。

后山：暮雪

我们在林间小路上前行，

冷杉如谦逊而沉默的隐者退让两旁。

抬头就能望见那远处山谷的雪啊，

回来的路上就开始零星飘扬。

后山：山寨之夜

头插白羽毛的姑娘，

歌声在一个个山寨里流传。

她们的青春之腰上，

栖息着最古老的原动力――

推动着被改编的旅游业，

彻夜不眠发展。

后山：回程

溪流在山间奔赴它的前景，

我们也在山间默默原路返回。

对于日夜兼程的山泉，

时间是一种无限深情的慢。

对于偶然造访的我们，

感言珍贵如山泉。

后山：瀑布

山峰回转我们一路向右，

右边的山腰上一座简陋的凉亭。

亭子的正前方就是那有名的涮涮瀑，

瀑布的样子恰如龙的胡须。

后山：后院

园子是传统的，但形同陌路。

好像陈年的新生活。

好像每天经过停车场的前院――

墙角那生猛的枝节。

我不识红叶般的三角梅。

我所盲目的，恰是你的明媚。

这是世界对你的垂青。

好像更多的花木早已静默开放，生长。

在书法的后院，在如墨的春光里。

后山：观鱼

鱼与水是情感关系，

如老庄研究快乐的哲学。

水与山是思想关系，

如世事观照方尺的人心。

你与画是写作关系，

如语言垂钓秋天的游戏。

画与我是评论关系，

如留白衍生水墨的语境。

后山：观鸟

每一只鸟都有一颗高傲的心，

每一个少年都曾迷恋山谷幽径。

而今我栖息人生中途的枝节，

回望那终日的漫游与孤独，

恰如注视一只画中鸟――

在时间的彼岸练习飞行。

后山：不说

胡豆不说：饱满。

对一条田埂，

它有低调的田野美学。

麦穗不说：结实。

对一阵和风，

桑果不说：乌黑。

对一派丽日，

它有一篮子的发展计划。

四月不说：采摘。

如三两只黄鹂，

我有村前忽山后的一日游。

后山：诗中诗

山从来不憎恨，人总是被惦念。

街道几多曲折，前景一片哗然。

迷雾笼罩河川，描画极冷冬天。

茅塞若不顿开，思想怎能到站。

后山：山谷

一张废纸上的旧作――

“冬天刚到，我就听见耳朵里

有风吹山谷的声音……”

后山：上山

沿着石板路上山的时候，

群山正归隐于寂静无边的暮色。

我们轻声诵读荷尔德林的《生命之旅》，

宁静之诗如路边白色野花开在明月的惠泽之中。

后山：湖

途径山口。风大，车不前。

眼镜透车窗。

晃见湖中微波，推船泊岸。

博物馆踞山野。

八卦图即是双鱼图，

戏升水升钟之境。

仿佛白居易渭上偶钓。

醉吟：钓人不钓鱼。人鱼又兼忘。

后山：睡眠研究

我又一次站在同一个山头。

而后，开始在战栗和兴奋交织的背景中――

熟练地滑翔。

……没有任何事故发生！

我惊醒。

在闷热的，夏日午后的池塘。

后山：江湖

夏日适合修身心：

暴雨过后，必见胜景。

山水自有两面性：

一半铁骨，一半柔情。

江湖就在家门前：

晚来散步，兼习旱冰。

后山：词之屑

每日之旅漫长无趣。

词如细屑飘落心田。

谁能随风将之捕捞。

如此轻盈转念即逝？

仿佛旧爱空余枯枝。

仿佛年华令人追忆。

仿佛思想凌空高蹈。

仿佛世代寂静冷清。

后山：假日

整个上午，孩子们在花园里挖土，

为了种植一棵兰草或美人蕉。

但他们的兴奋绝不仅在于此，

而是小铁锹下不时冒出来的一粒星星石，

或一条蚯蚓。

这是暑假，他们得到的第一份礼物。

后山：朗诵

早已是黄昏了，

骄阳也已谢幕于远处的青山。

可还有多少只蝉儿在河堤上的柳枝间，

齐声朗诵它们精雕细镂的扇子诗？

后山：大风歌

暴雨将至，天地哑默。

鸽群在楼顶迂回。

一阵大风冲过窗外高大的银杏树之巅，

来抢夺察看我桌上的书籍。

在这盛大时刻，我是否该停止冥想，

或者起身恭迎王者莅临？

后山：什么是后山

云中的博客。

随风而行的词。

发给隐者的私信。

未公开的日记。

独自醒来的夜雨。

遗忘最深处的叹息。

只有提纲的论文。

献给草木的咏怀诗。

下集：人事篇

后山：见字如面

（赠苍耳）

“在峨眉山下，下雨，乱得很……”

您回复珠玑私信。也向

川西北博友，泄露了秘密行旅。

近来，天庭的邮箱总是爆满，

如蜀地陌生的云雨。

不日带来苍山的近况，和耳廓的碧绿。

谁能用镜框观世音？观天象？

我们曾经只是见字如面，

阅读薄云的散文，和雷电的批评。

所以有时哦！一个人的论坛，

要抵过三人的扯淡，七十人的雄辩。

我们喝酒不谈诗吧――

因在此地，在绵州。酒即是诗。

后山：墓园

（致沙汀）

冒细雨登小山，

入您更小墓园。

小截纸烟拜祭，

历史恍若雨烟。

只是两只肥鹅嘎嘎……

当局愚人不解。

后山：戏剧之旅

启程并非启幕。你不报幕。我不是小生

羞涩。

二幕已是迟暮。省城转边城。山前，

众人上，一行下榻酒楼。

三天奔走天寒。省上的给乡下的

送温暖。不会戏剧的

可以评论。

四方来自四川。小和尚演戏，老专家传宝。

我看热闹。一个外行，好多喜剧。

所以酒后以牌会友，车上乱弹诗歌。

五日脚本补记：初到红土地，雾里看梯田。

一座丹山上，住着三神仙。

后山：难得早起

河堤是容易忽略的，

老人起得最早。

他们左岸太极慢推，

摩登劲爆。

我独抬望远山近水，

恍惚不曾感冒。

正好新诗旧词之间，

揣摩中庸之道。

后山：言不由衷

在电视台工作的那个男人，

必须要热情地推介接下来即将播放的

电视剧。

尽管它家长里短，糟糕到了极点。

我老婆和主持人不一样，

她很少赞美。

她只是在厨房里一直做一份土豆丝。

尽管它毫无新意，平常到了家。

后山：礼物

我手上戴着一串珠子。

据说是绿檀做的。

因此是否可以说我获得了树木的赠予？

那是我前年到江西，

给自己带回来的礼物。

只有它，上面没有任何俗气的字。

后山：阅读之旅

每天上班我都背个包，

因为每天，都像是一次同期的旅行。

而文字也是有路线的。

它们准时集结在书本的包里，

期待着阅读之旅展开。

后山：天门山上

（赠李龙炳）

兜圈就是兜风。

我们在天门山上兜了一圈，

如天马行空。

如写诗，如写实。如你所言――

兜了一车的春风。

……转来梨园唱诗送。

后山：游山诗

（致李调元）

“游山如读书，一里当一叶。”

在一本新编诗文集里挑两三句好诗，

您的跨时空首发式才不会像白日梦。

“唯有古源泉，日夕鸣悲风。”

您当年曾游历的绵州第一山富乐山，

恰如某位古圣先贤大隐于绵阳城东。

后山：柚子与山花

（赠潘红莉）

我们在李调元故居外喝茶，

您在用相机给一树柚子拍照。

十青年在博物馆里书写败笔，

您在和诗人谈论南方与北方之别。

后来那些柚子被您带回哈尔滨――

挂在了您的新浪博客上。

它们原本只是蜀地遍地可见的柚子，

而今已因您的珍视而美如山花。

后山：清明访谈

你问我要一首写清明的诗，

但我发现自己从未留意过这个节日。

（我甚至从未写过具体的死亡。）

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清明，

一位当记者的朋友打算写一写――

关于我自青年时代以后，

是如何变得日渐迷惑和犹豫的。

我对于他对旧历节气推算的信服，

显然胜过于他对诗歌前景的忧虑。

后山：岛

（赠澳洲欧阳昱）

春秋之间，诗人去国已二十余载。

诗行万里隔汉英。

诗可传情，可见字如面如电邮。

可怎能翻译跨世纪乡音？

后山：拔牙者说

拔牙者是粗暴的。

但对待腐败，

你又有何其他良方？

我有一口旧齿，已经两头烂掉。

你有两排乳牙，正在依次换新。

所以今天一起来拔牙――

父子俩买一赠一。

后山：虚空

另一首旧作――

“吹笛子的人，在另一栋楼里

时时吹奏他的虚空……”

后山：星辰

捡回的旧作――

“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

照顾着

历代的星辰。”

后山：走神

在阅读的途中，

一枚书签是必要的。

它有利于我们顿悟，

或自由地走神。

恍若山峰追逐着星云。

在诗行间。

后山：辗转

（再赠澳洲欧阳昱）

孩子整夜咳嗽，在另一个房间。

我因刚喝了酒而失眠，

读托马斯・萨拉蒙的诗集。

“别再等细雨”。午夜之前刚见面

又道别的诗人，在另一座城市。

像他另一个辗转的祖国。

后山：茶道

（赠梦亦非）

诗人自鹏城寄来一筒茶叶，

产自他的故乡黔南。

我将茶叶转赠另一位绵州诗人，

茶香因此在诗中流传。

后山：端午日记

五月初四。上午。买菜。

也买回一把艾草。

艾草。给孩子熬汤洗澡用。

年年端午。不爱吃粽子。

买艾草也不为纪念。

在家庭。传统不是仪式。

后山：踏浪行

（赠李亚伟）

诗歌如同美酒，英雄即是美人。

而您就是诗江湖上传颂已久的酒美人。

所以您多么地热爱，这夏日暴烈的

小脾气。意犹未尽的是江山，

从午夜狂饮暴雨至凌晨。我们也从

三五个自命不凡的夜游神，变成

一群被天庭隔离于孤岛之上的

孙猴子。满眼里只剩下对那早已远去的

英雄时代，惺惺相惜的醉意。

老兄啊！在您坠入绵州温柔乡之前，

我们曾踏浪而行，抄袭了一把隔壁青莲乡

那位曾酒肆藏名三十春的谪仙人。

后山：小偷来访

一大早，警察来敲门。

没人在家，除了昨夜的小偷

在客厅留下的身影和足迹。

老婆在菜市场讨价还价，

儿子在幼儿园里和伙伴们打闹，

我还挤在上班高峰的公车上。

没有谁能把这糟糕的日子偷走，

没有任何东西失窃。一切照旧！除了我

接到一位警察不是时候的电话。

后山：鱼玄机

我不是鱼，但我知道

鱼能带来快乐。

比如晚饭后散步，眼见江堤上

一只红色鲤鱼就跃身上岸，

成了两三个屁大点小孩，绝佳的玩具。

在细细柳条的阵阵驱逐下，

那鱼就这般栩栩如生地

在旱地上游动了起来。

你怎能想象它本是塑料之身，

奥妙仅仅在于，腹中暗藏了微型的电机？

后山：与儿游泳

神也是需要沐浴的。

因为灵魂并不如你想象的

一般纯净。

就像绿岛上的这方

巴掌大的泳池，

如此简陋，喧嚣，拥挤。

但我们第一次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恰若初生时，

世界所赐予你的命名。

后山：鹤

当我们出门在外，不适合读书。

或者揣摩一只隐喻的黑鸟。

站台上的人更值得欣赏。

他们神情如鹤。

后山：语言是存在之家

对于小孩子来说，鼠标就是枪。

他总是能让我们惊讶。

第4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论文摘要:荀子的正名理论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3个基本问题:名的作用，名同异的原因，制名的原则。荀子又以此为标准，将当时的诸子学说归为“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以名以乱实”3种谬误，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荀子的正名思想里面所包含的狭隘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被后来统治者所利用，加速了诸子学说的衰落。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他是我国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荀子的正名思想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特别是墨家的逻辑思想的基础上，用儒家的立场对先秦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正名理论，从而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荀子的正名理论也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这为其学生韩非、李斯创立法制思想，限制和迫害其他学派埋下了伏笔。

1　荀子正名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国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数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巴勒斯坦、伊利亚等先知纷纷涌现，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如荷马、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等。这一时期古代文明彻底衰微在文明的废墟上，“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里感受绝对。”[1] 8

春秋以降，原有的奴隶社会的一切都逐渐崩溃:天子权威衰落，礼乐文明瓦解，夷狄文化冲击。社会巨变和文化的动荡，一方面使人们陷入茫然无依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迫使人们重新确立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确定人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关系，创立某种作为自身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文化。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揭开了诸子学的序幕，其后，墨子、杨朱、孟子、庄周、惠施等众多哲人纷纷创说立教，聚徒讲学。一时间，思想的长空，群星闪烁，相映成辉。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当时道德的沦丧委诸于思想方面中央权威的丧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三)于是，孔子便从“正名”的方法出发，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正名的最后宗旨是要在天下重建理想的社会关系，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 44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最初主张“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最后却反叛儒教，主张“兼爱”、“非攻”、“贵俭”、“天志”和“明鬼”，代表了小生产者面向实际、讲求实际功用的主张。道家由反叛传统文化走上了纯粹的自然主义道路，老子把文化看作人与自然的壁垒，从而主张无为而治、消灭文化，使人类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怀抱。名家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不拘于旧的传统，勇于向时代挑战，善于辩驳，他们所提出的“两可之说”、“山与泽平”、“白马非马”等命题为世人所瞩目。如此等等，诸子学说纷呈。

2　荀子正名理论的提出

首先提出“正名”主张的是孔子。儒家学派是一个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派，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认为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礼乐的崩溃都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关。于是孔子要求正名，即审慎地使用书面的言辞以寄寓伦理上的判断，就像一个国家的法规一样予以褒贬。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奴隶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候。孔子试图在正名中整顿思想、回复礼乐，以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但是他的努力，却不能阻止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的蓬勃发展，并因之而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

战国末年，封建制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逐步开始确立，百家异说，各执一词，相互是非，不仅使儒家学派的学说受到威胁，并且客观上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词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矣。”(《荀子·正名》)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儒家学派的继承者荀子又一次感到了正名的需要。

荀子的正名学说是为“正政”服务的，因此荀子特别强调正名的政治作用。“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实者，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统治者的“制名”可以使名实相符，从而使人分辨实际，思想统一。而“析辞擅作名”，会造成人们疑虑丛生，迷惑不解，辩讼不止，是为“大奸”，显然荀子是把正名视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荀子的正名思想是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名的3个基本问题。他说:“然其所为有名，与有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即这3个基本的问题是:1)为什么需要名;2)名为什么有异同;3)什么是制名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为什么需要名，即名的作用，荀子有明确的表达:“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分，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以为有名也。”(《荀子·正名》)儒家从孔子开始，便认为名的使用应当包括道德上的评判作用。这个观点，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即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判断贵贱。名的另一个用处是区别同异，墨家和名家是非常强调这种用处的，而在荀子看来，则是次要的、从属的。

其次，为什么名会有同异呢?荀子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阐述了“制名”的认识论基础。荀子说:“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凡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钅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知此缘而以同异也。”(《荀子·正名》)人接触到客观事物，就能凭借感官(缘天官)掌握千差万别的事物属性，并把性质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用一个名称来指称它。事物千差万别，所属的种类亦很多，这就是名之所以有同异的原因。这里，荀子强调指出，客观事物属性的同异，是其名称同异的基础和根据，这也为他批驳其他各家学说，将他们斥之为“诱其名，眩其辞”作了理论的准备。

最后，制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有二。第一个自然是相同的原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第二个是约定俗成原则，即:“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命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这里，荀子认为，名的合适与否，决定于是否约定俗成。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正名理论的实施者是“圣王”，“约之以命”也就是每个约定的名必须得经过统治者的批准。那些企图擅自制造新名的行为，就像私造官印、官称和官尺一样是犯罪的行为。

3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

荀子以自己的正名理论即名的用处、名异同的起因和制名的原则为标准，来检验当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学说，认为这些学说混淆了名实关系，荀子将其斥之为“三惑”，并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3.1　“用名以乱名”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见侮不辱”是宋尹学派代表人物宋子的观点，他认为受到侮辱并不就是一种耻辱，如此则人们就不会频繁争斗，他是号召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是墨家学派的主张。荀子认为这些观点违背了常识，是用两个名称表面的相异，来抹煞它们本质上的相同，是用名来乱名，使人使用概念时混乱无章，从而不能达到明贵贱、别同异的目的。

3.2　“用实以乱名”的谬论。荀子举的例子是:“山渊平”;“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山渊平”是惠施的观点，他认为天与地、高山与深渊的高度是一样的;“寡”是宋子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少欲的，与荀子性恶论的观点相悖;“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是宋子或者墨家的观点，意思是牛羊猪狗肉不见得就是美味可口的，大钟等乐器的声音不一定必然给人带来乐趣。荀子用他的正名理论的第二点即名异同的起因进行了反驳。荀子认为名的同异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从人们的常识来讲，山的名是反映地面上隆起之实，渊的名反映的是地面上凹陷之实;人的总是多的;家禽的肉总是可口的，乐器的声音总是悦耳的。而惠施、宋子和墨家的这些命题是用特殊情况去否定反映普遍性的名，是“惑于用实以乱名也”。 转贴于

3.3　“以名以乱实”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牛马非马”，这个命题类似于后期墨家的命题。《墨子·经下》篇中“牛马非牛”与“牛马非马”类似，意思是“牛马”这个概念和“牛”、“马”这些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荀子认为对事物的称谓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牛马群就包括有牛有马，而“牛马非马”之说违反了社会所认可的观念，是用“牛马”和“马”这两个名的不同来混淆实际事物中牛马群和马的关系，其结果是会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这是应该加以禁止的。

最后，荀子总结道:“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辩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势恶用矣哉!”(《荀子·正名》)

4　荀子正名理论中的狭隘功用主义思想

在孔子的正名理论中，“名”被看做是起源于先验的“象”，并且名里面寓意着伦理的褒贬。孔子“正名”的方法是重建名的原始的和理想的意义，以改正现在已陈旧和退化的名的意义。“任何一个现代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看到这个企图是无效的。因为非常明显，即便不考虑这样一个无穷倒退的困难，这些名词在最后被发现时的原始意义不过是比词源学意义略胜一筹。当我们终于追溯到‘象’这个词作为一只‘象’的原始意义时，会获得什么样的逻辑的和道德的好处呢?如果我们抛弃了这种严格的词源学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任意专断的意义，求助于哲学家们自己认为理想的意义。”[2] 64

荀子否认名的神秘起源，代之以感觉经验和理智活动，认为凡经过社会约定或者政府批准而变成通用的名就是正确的，这体现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立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荀子认为“正名”的意义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已经规定的用法，防止因时久而讹用，防止狡猾的辩者的捏造。荀子对正名的意义做了过于狭隘的功用主义的解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国最灿烂时代衰落的征兆。

国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诸子学说的兴起乃是思想解放、自由争论、激烈批评、大胆假设时代的产物，荀子的正名思想，主张统治者对诸子的言论用权势加以控制，用正道加以引导，用命令加以告诫，用言论加以开导，用刑法加以禁止，“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3] 233，这对其学生李斯倡导“焚书坑儒”不会没有影响。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叹道:“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指荀子、韩非子的学说——引者注)，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4] 269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集百家之长，融合百家之学，但他用其狭隘的功用主义思想来限制百家争鸣，他的正名主义“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4] 302。

诸子学说的衰落固然有其自身很多的原因，如庄子的“不谴是非”的怀疑主义精神泛滥;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奇谈怪论使名学与“不可理解”同日而语;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使人们的兴趣转向宗教;等等。而荀子的正名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一方面在诸子百家内部进行批驳非难，另一方面又借助国家的权势从外部进行钳制和瓦解，最终使诸子百家学说的衰落成为时代之必然。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先秦名学史[M]//《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李匡武，校.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