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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U9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229025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迁安市大力开展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建设,逐步完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体系,农村群众安全饮水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到2015年底,全省共建成各类农村饮水工程459处,累计解决了52.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由于投资标准偏低、自然条件复杂等原因,迁安市农村饮水工程还存在建设标准不高,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不高,规模效益低,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还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目标、落实措施,创新农村供水建设管理理念,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期间,国家拟实施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迁安市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国家补助资金,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能长期饮用干净水、安全水,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为建设美丽迁安提供坚实保障。
1 工程建设的依据及可行性
1.1 工程建设依据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编制规程》(SL559-2011);
《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2015-2009);
《用水定额》(DB13/T1161.2-2009);
《供水管井技术规范》(GB50296-99);
《机井技术规范》(GB/T50625-2010);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10);
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冀发[2016]3号);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迁安市2016年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1.2 建设任务与目标
迁安市五重安乡、大崔庄镇、建昌营镇、杨各庄镇、扣庄乡及大五里乡美丽乡村饮水安全专项工程的任务就是通过新建或者更新改造安全、可靠的水源工程,配套布置更为合理、经济的管网来解决31个村庄,2.8万人的饮用水需求;为具备条件的村庄安装消火栓。以上工程的实施将改善项目区饮水现状,降低供水成本,提高供水保证率。
主要设计参数:
供水方式:单村供水;
设计年限:15a;
人口自然增长率:3‰ ;
用水人口:28364人;
用水定额:60L/人・d;
供水保证率:不小于95%;
供水水压:不小于0.1MPa(单层)。
项目区的2.8万人饮用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饮水不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饮用水水量不足、水质不达标、用水方便程度不达标,部分村庄依靠自备井作为生活用水,村庄整体搬迁造成的不安全人口。
1.3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迁安市部分村庄存在管网破损严重、水量不足、首部设备陈旧老化等问题,造成供水保证率偏低;还有部分人口长期饮用水窖水和自备井水,水窖水由于存放时间长,造成饮用水变质、变腐、发臭。自备井主要取浅层地下水,水质没有保障。
农村饮水安全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饮水无保证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当地的农民连最基本的饮用水问题都不能解决,更不要说致力生产经营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当下解决生活饮用水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4 工程建设的可行性
工程的建设是对原有供水工程的巩固和提升,达到水源在水质和水量上都可以满足生活饮用水要求。
另外考虑到本工程的建设经济上有政策扶持、工程施工条件好、技术上有保障和管理上积累的经验,工程建设完全可行。
2 以农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2.1 规划编制必须把握科学布局,持续发展的方向
编制好规划是科学有效开展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的前提和基础。迁安市在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后,根据实际科学编制了工程规划。在规划制定中,迁安市按照饮水安全工程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根据年度计划安排情况编制实施方案和工程计划,科学论证水源,合理确定供水工程类型、布局、规格、投资和建设内容。
2.2 资金筹措采取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方式
充分利用国家“十三五”农村饮水投资政策,全力争取国家对迁安市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省级对接现有专项资金的力度,利用多种途径,撬动金融资金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加强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率,确保资金安排。多元的投资机制有效的融合了社会各个层面对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的投入,为全市美丽乡村的顺利实施提高了资金保障。
2.3 规范建设管理
加强工程建设而管理,落实项目法人制,全面推行项目建设公示制度以及用水户全过程参与机制。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加强质量监控,原材料进口、设备采购、施工质量等层层把关,确保了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加工程运行管理,明确管护责任,健全规章制度,强化水质保障,确保了供水水质的安全。
2.4 加强督导检查
建立和完善了安全饮水专项行动督查机制,适时组织和开展了专项督导检查,建立健全了进度通报制度,引导和督促镇乡和项目村强化措施,加强管理,及时整改,解决问题。对饮水安全工程为完成及运行管护等进行考核验收。
3 结论
[关键词] 新农村 建设模式 乡村旅游
一、江苏新农村建设现状
1.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实践
自2005年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全国各地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多尝试,并形成众多建设模式。在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上,我国创造了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柳市镇为代表的温州模式,以深圳万丰村为代表的万丰模式,以河南为代表的模式,以遵义市镇隆村为代表的镇隆模式,以长沟沿村为代表的铁岭模式,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为代表的兴十四模式等。江苏新农村建设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但不论选择构建何种模式,都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江苏新农村建设困境
2006年江苏省2.7万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8927个,带动9.1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不容置疑,江苏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农民持续增收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江苏农民增收主要途径:一是劳务输出。在未来劳务输出的空间有限:(1)劳动力转移,农村现形成大量留守人员,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2)科技进步,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很难跟上其要求;(3)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甚至不复存在,尤其乡镇企业;(4)企业发展存在容量及边界的瓶颈。二是支持农民返乡创业致富,提高经营性收入。其次,区域发展差距,南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缩小差距任务仍很艰巨。目前已达全面小康的县(市),均名列全国百强县的前50强,而未达小康的县(市)中,不少地区的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社会结构失衡、城乡二元化格局、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依然存在。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问题日趋复杂。
二、发展乡村旅游与江苏新农村建设互动
1.发展乡村旅游,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国内外经验证明,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互动,可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增加外来游客的驻留期,拉动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省乡村旅游区(点)能够向游客提供的农产品、自制工艺品和深度加工农产品等品种已经多达数百个,其中一大批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品牌。从2003年~2006年上半年,仅苏州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5亿元,接待旅游者2100万人次,培育了以农家乐、渔家乐和农业旅游示范点为代表的各类乡村旅游区(点)300余处,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家。
2.能够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缓解社会结构失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
“九五”以来,我省旅游从业人员总数年均递增8.9%,比全省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幅高5.8个百分点。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的兴起,还转移了大量企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全省间接旅游从业人数已突破325万,仅苏州市乡村旅游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间接就业人员5万人。2005年,江苏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12.5148万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之际,充分利用旅游业的就业优势。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引进城市资金,发挥旅游增量资源价值,增加新的就业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改变农村破旧的面貌、稳定农村社会、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教育、家庭矛盾、基层组织涣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进江苏的新农村建设。
3.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起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巨大的驱动作用。同时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增加收入,幸福指数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又会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商业环境,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这样,形成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
三、江苏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禀赋
2006年度江苏旅游国际旅游接待445.1921万人次,外汇收入278664万美元,国内旅游接待19935.7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012.15亿元。到2010年,预计旅游增加值达到210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以上。
1.发展乡村旅游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江苏乡村旅游依托河湖港汊、山林原野、岛屿滩涂、果林苗圃、乡居民宅以及独特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充分整合利用优势自然生态资源、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场景和浓郁的乡风民俗等人文民俗资源,已经突破初期单一的“农家餐”、“农家乐”模式,开发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欣赏、自助农庄和农业主题公园等多种旅游项目,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江苏旅游业的自身特点看,旅游行业属于服务贸易业,不存在产业雷同也不容易被垄断。因此,旅游业是一个市场准入较为宽松的行业,贸易壁垒比较少,同时乡村旅游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同其他(如工业)企业要求相对较低。
2.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其提供条件
收入的增加、休假安排,为居民出行、购物和休闲提供了便利,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期到一定的作用。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1.1%;2006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084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6%。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15.24%。1999年,我国对法定节假日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2007年进一步调整,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农历除夕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时间和经济上的可能。
3.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可进入性强
2003年~2005年,江苏累计建成通车农村公路4.1万公里,行政村灰黑化等级公路通达率达到93%,2006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大中桥梁1050座,乡镇卫生院改造、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建设和以“三清一绿”为重点的环境整治等工作均取得成效,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一五”期间,新改建农村公路4万公里。全面实现县到乡通二级、乡到乡通三级、乡到村通四级的发展目标,逐步把农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村居住点,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4.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2006年江苏乡村劳动力2656.80万人。截至2005年6月底我省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为1518.19万人(包括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目前还有约560万人需要转移,可供输出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75万人,且技能素质,年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需求。在我省农村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旅游业就业岗位层多面广,所需技术相对难度不大,只需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工作,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化。一旦乡村旅游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江苏农村地区的重要产业后,就可以实现当地劳动力的长期甚至永久转化。
综上所述,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农业和旅游两个行业的优势,着力解决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因素。具备资源禀赋的乡村发展旅游,构建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江苏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拓展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素琴: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模型[J].济论坛,2007.1:P122~124
[摘要]大BOT项目方式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随着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作为干线公路网支撑的乡村公路受到了国家的日益重视。但是目前中国乡村公路发展的状况还仅仅停留在“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谁负担”的单一融资模式下,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乡村公路建设的需要。因此。拓宽融资渠道。结合中国农村经济水平和资源储量,因地制宜,灵活运用BOT这一新型的、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公路建设融资方式,从而转嫁政府风险、高效利用政策性投资、实现多渠道融资及道路建设,实现资源开发并举。
[关键词]乡村公路;PEST分析;大BOT项目方式
[中图分类号]F5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12―0024―04
乡村公路在社会、经济及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快乡村公路建设,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又是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搞好农村公路建设,关键在资金。随着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缺口的逐年扩大,如何合理有效地筹集更多资金,已逐渐被列入相关议程。因此,在当前中国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抓住农村公路发展机遇,探索出一套适合于农村公路自身产品特征的融资方式,其意义不言而喻。
一、中国乡村公路建设的融资现状及分析
建设乡村公路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总体而言,中国乡村公路建设的融资思路依然是以财政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辅。随着乡村公路建设规模的逐年扩大,其资金缺口日趋增大,政府财政已无力负担。
现阶段中国乡村公路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两大方面(见图1):中央资金投入和地方资金投入。两种资金方式既有优势,也有劣势。1.优势:(1)可充分发挥政府优势,为乡村公路建设起到主导作用。(2)可根据不同时期发展历程,侧重不同的筹资措施,利于变通。(3)采用以工代赈、民工建勤等形式充分调动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减低了乡村公路的建设成本。(4)专款专拨,资金的使用更有针对性。(5)中央地方齐抓共管,为乡村公路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2.劣势:(1)加重了政府的责任和风险。(2)资金来源渠道过窄。政府仍为主要买单者,忽略了对第三方资本的利用。(3)未建立有效的资金审计体系,资金使用效率低。(4)多部门共管,责任分配不清晰。有些部门的资金投入(如:省交通部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二、新形式下对乡村公路建设融资的新要求
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农村公路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理好、养护好;不仅要“通路”,而且要“通车”,实现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农村公路“五年千亿元建设工程”,加快推进“通达”工程和“通畅”工程建设,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县乡公路要达到1 80万公里,5年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与此同时,要实现乡村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用于农村公路建设的资金将会高达770亿元,远远超过目前投资500亿元的水平,因此,如何筹集建设资金将成为“十一五”期间乡村公路建设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乡村公路建设融资外部环境的PEST分析
PEST分析即投资商或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包括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和技术(Technological)分析等四个主要分析领域(见表2)。
表2融资外部环境的PEsT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分别给各因素赋予权重,构建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FEM(略),从而更加量化的来评价外部环境对投资商或企业的影响,以及投资商或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
(二)新型融资方式的探索――大BOT项目融资方式
1.项目融资方式的分类。(1)BOT(B-Build;O―Operate;T-Transfer)项目融资方式,即建设―运营―移交。BOT是指政府让私营机构或非公共机构及外商对传统上由政府公共部门专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融资、设计、建造、经营、维修和管理,在制定年限(特许期)后将项目无偿移交给项目东道国政府。(2)DOT(D-Develop;O-Operate;T―Transfer)项目融资方式,即开发―经营―移交。其是BOT的衍生方式,与BOT惟一的不同即将建设(build)项目变为对项目或资源的开发(develop)。(3)TOT(T-Transfer;O-Operate;T-Transfer)项目融资方式,即移交―经营―移交。指政府将已经投产运营项目的经营权在特许期内有偿移交给私营机构、非公共机构及外商,经营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以项目在特许期内现金流量为标的,一次性从社会投资者那里获得一笔资金用于偿还项目贷款或建设新的项目,特许期满后再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4)TROT(T-Transfer;R-Rehabilitate;O―Operate;T-Transfer)项目融资方式,即移交―改造―经营―移交。其是TOT的衍生方式,与TOT惟一不同是在项目移交后需要对项目进行重新升级改造,使项目更具生命力。其适用于因外部条件制约或内部管理不当而造成亏损的优良资源的重新整合利用。
项目主办人可通过以上这些方式,部分转移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同时,这些方式都只涉及项目经营权的转让,不会牵涉所有权的变更,因此在乡村公路建设中,不会危害政府以及国家的利益。针对中国乡村公路建设的现实情况,以上四种项目融资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2.新型项目融资方式在不同现实情况下的具体应用。如图2所示,A、B、C、D四个区域分别代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饱有量的不同地区,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应采用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大BOT项目方式。(1)A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宜采用BOT,TOT和TROT方式。具体办法可采用公路建设、资源开发双管齐下。在搞好公路建设的同时,加强对相关资源的开发利用。其公路建设采用BOT方式,对现有优良资源采用TOT方式;对因经营不善而未达预期收益目的的优
良资源采用TROT方式,经投资商升级改造后,继续经营获利,最终达到投资商、村民和政府的“三赢”。(2)B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宜采用的方法包括BOT,TROT方式。具体实施办法是由公路建设着手,采用BoT方式,同时对公路沿线潜在资源的开发采用TROT方式转交开发商。潜在资源开发的着眼点可以是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及发展第三产业;也可借助地理优势,随着乡村公路网的逐渐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商品集结地,形成运输中转枢纽。(3)C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宜采用TROT,BOT方式。具体实施办法可以由资源的开发着手,主要采用TROT方式。同时,投资商为取得公路沿线资源开发权,必须承担公路修建的责任。公路修建采用BOT的方式,而修建费用主要来自投资商的投资,及从资源开发运营中的获利。(4)D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宜采用的方法:BOT,TOT和TROT方式。具体实施办法可从充分利用政府贫困基金以及当地农民劳动力着手。采用“以工代赈”、“民工建勤”的方式,能充分调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修建路基以及完成相应的公路建设前期工作。同时利用政府贫困基金给予相应的补助。在公路建设中后期,人力财力耗费较多时再采用BOT或TOT方式。这不仅可降低建设成本,也使资金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公路建成后,沿线资源的开发宜采用TOT,TROT方式,但仍要侧重于潜在资源的开发,如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和第三产业;也可借助地理优势,随着乡村公路网的逐渐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商品集结地,形成运输中转枢纽。
综上所述,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资源饱有量的不同地区,采用BOT或TOT融资方式有多方面的优势:(1)有效分担政府的责任和风险;(2)减少政府债务和改善政府信用等级;(3)保证政府投资的高效利用;(4)提高建设、经营和管理的水平;(5)拓宽资金来源,充分利用第三方资本;(6)资金使用目的明确,有保证;(7)公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拓展了农民的视野,提供新的就业机会;(8)项目最终的受益者仍是政府及其公共事业(如表3所示)。除了BOT、TOT项目融资方式,还应积极探索其他形式的融资方式,如:债券融资、灵活的招商引资等,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国家扶持引导、地方主体投资、市场化融资和社会筹资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筹集体制,为乡村公路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基于以上分析,笔者重新归纳出乡村公路资金来源(如图3所示)。
1播种精神文化,培育新型农民
新农村文化建设以来,各地送戏下乡,送书下乡,送科技下乡……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热潮不断。每次送书下乡都在当地引起轰动,呈现人头攒动、争相看书的壮观景象。足见农民对精神文化之渴望,文化下乡的必要性,然而,哪怕把“三下乡”变为“常下乡”也替代不了农民终身受益于文化。毋庸置疑,送书下乡确实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应看到,形式上送书,送科技下乡对农民停留在一种“喂食”式的形式上,你送什么,农民被动接收什么,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到产品种类,选择余地不大,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图书资料中农科技术书籍过时,资料陈旧,不能满足农民需求的现象普遍存在,时间长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也会削弱。尤其是对那些走出过家门,见过世面的农民来说,送到乡下的书籍如不对路,就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农村年轻人,多数都有出门打工的于多元化了。
仅仅形式上的“送书下乡”己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农民对文化的需求,农民们迫切希望,能够贵在把“送”变为“种”,在农村逐步建立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然而农村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说明农村并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源泉,农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中间尚有卧虎藏龙,分布于广大农村的“乡土艺术家”,大量的民间工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于农村,大量的生产能手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的知识养分直接来自农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农民知识分子,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农民不仅是农村文化的受惠者,更应该是农村文化的建设者。培育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把送书下乡变成播种精神文化的长远方针来抓,是刻不容缓的。
2学在农家长智慧,时代催生有文化的农民农村文化让农民唱主角,农民自办文化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的重要形式。在遵义市的广大农村,农民自发创建“四在农家”活动,“四在农家”即“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它是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发、自觉的社会行为,是遵义农村的农民群众创造文明,享受文明的一种实践。
“四在农家”活动的开展,可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项活动也可促进改造乡村公路,改善居住环境卫生,建立文化娱乐场所。在各村自建图书馆(室)将改善基层农民看书难、读报难、看电影难、欣赏文艺演出难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其中,市级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镇村,建立农村自己的图书馆(室)是发展农村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即使是边远山乡的农民也有书可看,有报可读,这是遵义农村“四在农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还需要我们市、县级图书馆有长远的规划,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以满足农民朋友,尤其是农村孩子对知识、对阅读的要求。
3农村图书馆(室)建设的现状导致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一是乡镇图书馆(室)尚未列入乡镇政府对乡镇公益事业的发展范围。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制只到县,而没有到乡镇,乡镇图书馆是资助或民办事业,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二是缺乏办馆经费,在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中,乡镇文化站由县的文化主管部门划归乡镇政府管理,而随着乡镇企业转制,文化站因经营部门剥离而失去经济支柱,从而导致乡镇图书馆(室)经费得不到保证,难以购置新书吸引读者;三是图书管理人员流动性大,素质参差不齐,服务工作不到位;四是藏书质量不高,藏书多为东拼西凑,或发动单位、个人捐献,或凭个人爱好随意采购,没有建立农村文化建设中图书馆(室)建设的采购机制,不能满足农民读者的需要;五是文化主管部门扶持力度不够。在抓乡镇、村图书馆(室)建设上,面上工作做得多,深层次、实质性工作做得少,特别是在乡镇图书馆(室)的巩固与发展问题上未下功夫。例如:遵义市海龙镇的某村,在市图书馆的扶持下建起了村图书室,但却没有巩固,更没有发展,一段时间后,当市图书馆下去检查村图书室时,却发现所辖镇企业竟把图书拿去作烟花、爆竹的包装纸了……
4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图书馆(室)的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新农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农村图书馆(室)建设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因此,大力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是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知识水平的重要环节,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怎样发挥乡镇、村图书馆(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4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创新机制
411政府主导,做好规划,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农村图书馆(室)建设的力度。制定图书馆建设的总体方案,将方案落实到县、乡镇各级政府,要把图书馆(室)建设列入年度工作计划。要对图书馆(室)建设有明确目标,任务及措施,要求领导亲自抓,当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重要事来落实,列入干部考核.目标责任制度,形成层层抓、合力抓的氛围。
4L2通过政策法规促进乡镇图书馆(室)事业的发展。通过法律形式,使农村图书馆(室)从硬件设施,经费投入到人才队伍,“软件”服务等方面有法律保证。
4L3广开图书馆(室)经费资金渠道。可以采取上级拨一点、社会助一点、企业捐一点的办法酬集资金,购置图书资料。
4L4培育人才。要培养一支复合型的图书专业管理队伍,分期分批组织到发达地区先进的图书馆学习,地(市)、县级图书馆应义不容辞担任起培养乡镇、村图书馆(室)专业人员的任务。培养他们具备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培养他们具备信息开发、信息管理、信息分析、信息服务的能力,成为知识的“导航员”。
42充分发挥各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其馆藏优势,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对乡镇图书馆(室)进行有层次、分阶段的建设和系统化的科学管理。主要可以通过建立业务辅导站和图书流通点帮助提高农村图书馆(室)服务水平。
421建立业务辅导站。有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实力雄厚,对乡镇图书馆(室)的建设投入大、起点高、设施全、藏书丰富、自身发展后劲足。对这样的农村图书馆(室)公共图书馆应经常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对其藏书结构、图书加工整理、读者活动、图书借阅、规章制度、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等方面开展辅导活动,使其业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以便更好地为广大农民读者开展服务工作。同时利用这个乡镇图书馆(室)的优势,开展业务协作协调,把服务工作延伸辐射到周围乡镇的农民读者中去。
422建立图书流通点。这是公共图书馆开展文献流通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它比较适合于农村经济实力不是很强,财政投入有限,藏书数量不足的图书馆(室)建立图书馆流通点的合作关系,由乡镇出场地,设备及管理人员,由公共图书馆配备相应的文献资料,提供业务辅导等项服务,并采取定期与不定期两种调配图书资料的形式,保证农村图书馆有充足的文献资料为广大农民读者开展文献服务。图书流通点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文献数量可多可少,文献的载体形式可以互相补充并针对本地区的特点,建立特色图书文献流动点,使其服务更具针对性,更能发挥文献资料的作用。
秉承着普及健康知识,调研生活环保现状,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原则,我参与的"逐‘鹿’丹东"千乡万村社会实践小分队踏上了丹东大鹿岛,开启了为期三天的"千乡万村"环保科普社会实践活动。在本次社会实践中,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岛民对饮食安全,为岛民们普及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医学知识、急救安全意识;检测岛民的生活水质安全状况,关注岛民用水安全;采访优秀村干部,了解大鹿岛的文化发展是"逐‘鹿’丹东"小分队这次社会实践的三大主要活动。
实践过程中,我们对大鹿岛周边海洋水质进行测试以及对岛民进行环保意识调查,大鹿岛周边海洋水质较好,早中晚三次检测结果无较大差别;大鹿岛岛民环保意识较强,均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注意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大鹿岛随处可见的印有环保标语的垃圾桶,时刻提醒岛民和游客,提高环保意识,保护海岛环境。大鹿岛是岛民赖以生存的地方,周围海洋更是岛民维持生计所必须依赖的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可持续发展,全体岛民努力将大鹿岛建成一个风景秀丽、气候适宜的宜居生态小岛。
本队队员深入田间观察农田土壤状况并采集土壤样本进行土质分析,向岛民发放调查问卷,普及生活安全知识。大鹿岛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对部分疾病的就医并不十分便利,因此普及医学知识,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本队队员们向岛民普及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疾病发生等问题的相关医学知识,并告知游客在岛上需注意饮食安全问题,哪些食物不能一起食用,进而避免食物中毒的发生。
采访优秀村干部,了解大鹿岛文化发展。大鹿岛优秀村干部表示,乡风文明建设是大鹿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乡风文明是指岛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在鹿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逐步发展,不断适应着岛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和游客游览观光的需求,提高岛民的幸福指数和游客的舒适度指数,共同构成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鹿岛的美好愿景。
近几年,乡村轻喜剧通过央视及地方台热播,成为反映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值得关注的是,乡村轻喜剧的创作正是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世界商业文化强力东进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乡村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同时,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在农民与乡土的密切关系受到现实社会中的商业大潮和流行文化的离间或解构时,乡村轻喜剧的主创者们萌动了强烈的怀乡情绪,以令人瞩目的文化关切的姿态,参与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工程。乡村轻喜剧致力于重建农民的精神家园,恢复农民对生活的信心,并构筑起城市对乡村的文化认同,其表现出的文化建设性值得我们重视。
一、乡村文化危机中轻喜剧的文化关切
1、“散了气的乡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部分乡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还加快了奔小康的步伐。但是,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外来文化也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冲击,日益暴露出的乡村文化荒漠化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景象。
不少学者深感忧虑和痛心地指出:乡村文化面临危机。“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却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乡村文化的核心与生存方式,即所蕴涵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又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受到挑战,“乡村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得近乎荡然无存”,“乡村文化的虚化直接导致村民原子化生存与民间社会的解体,失去了既有文化的内在聚合力,乡村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利益成为彼此联系的压倒一切的纽带”,乡村文化的荒漠化致使乡村成为“散了气的乡村”。因为“乡村文化生活及社会闲暇日益金钱化、感官化以及低俗化,乡村文化不再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个‘精神家园’,不再具有丰富的内涵,也难以具有精神慰藉的功能”。“而这些危机的根本则是乡村主体——村民的文化认同危机。”认同危机导致了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
2、聚人气的轻喜剧
在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后,新农村文化建设成为新世纪文化领域的重大课题。如何宣传党的建设性农村的方针政策,反映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矛盾和阶段性成果,展现新农村建设的美丽愿景,乡村轻喜剧以令人瞩目的文化关切的姿态,参与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工程。
2003年至今,仅央视一套就在黄金时间播出了《刘老根》《希望的田野》《圣水湖畔》、《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插树岭》《喜耕田的故事》《文化站长》《乡村爱情》《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金色农家》等乡村轻喜剧,多部轻喜剧由于收视喜人、观众反响热烈、社会关注度极高而拍摄了续集,而且续集更创收视率新高,被视为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奇观。不少地方电视台纷纷转播,山东、吉林等地方台乡村轻喜剧的播出更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收视热潮,重播不断。特别要指出的是,乡村轻喜剧并非只有农民喜欢,许多城市人也同样热衷于这些“土里土气”的电视剧,一些“经典”台词一度还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口头禅”。
—批具有极大创作热情和乡村情结的编导和演员为人们所熟知,成为新的乡村偶像。乡村轻喜剧的编导大多有乡村生活与离土恋乡的经历,在农民与乡土的密切关系受到现实社会中的商业大潮和流行文化的离间或解构时,萌动了强烈的怀乡情绪,并体现在对乡村题材的选择上,有着以创作乡村轻喜剧来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从而改变乡村面貌的用心。《喜耕田的故事》的编剧、导演牛建荣曾说他就是剧中的主人公喜耕田,“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又重新扎根农村,将农民的真实生活搬上荧屏,这也是我创作的自白,一个与喜耕田拥有同样情操的人的故事”。《圣水湖畔》的编剧何庆魁,这个户口还在乡村的著名剧作家每年都要回乡村走走,坐在炕头上和乡亲们聊聊天。因为他的根在乡村,回去是浇浇水。而赵本山、潘长江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他们的小品为全国观众所喜爱,他们制作和出演的乡村轻喜剧也同样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还有一批乡村轻喜剧演员也通过乡村轻喜剧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喜爱的影视明星。
二、希望的田野上轻喜剧的文化建构
1、紧扣时代主旋律描绘新农村生活画卷
乡村轻喜剧密切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改革与发展的主题,紧紧扣住时代前进的脉搏,折射热点、反映焦点,描绘了新农村欣欣向荣的生活画卷,具有鲜明的主旋律特色,是时代的记录载体。
电视连续剧《圣水湖畔》讲述了一群当代农民保护耕地、树立粮食安全意识的故事。电视连续剧《喜耕田的故事》通过描写一位进城务工农民喜耕田,在党的惠农政策感召下,返乡务农、建设美好家园的亲身经历故事。展现了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并提出了要转变旧观点、接受新思想的发展理念。
作为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乡村轻喜剧,乡村轻喜剧秉承“三贴近”的创作原则和描绘生活画卷的创作使命,为我们铺展开的乡村图景,既是活生生的鲜明的富有质感的乡村生活,又是寄寓了他们理想色彩的明丽的愿景。乡村不再脏、乱、差,而是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如《刘老根》中的乡村度假村,《圣水湖畔》中的乡村旅游点。农民的生活也不再乏味不堪,而是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的新生活。在《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中,我们可以看到衣着光鲜的农民和美丽的乡村风光,无论从画面色彩还是整体氛围上,都让观众感受到了乡村的唯美和时尚。该剧主创潘长江在接受访问时就明确地表示不能用老眼光看新农村,他们现在已不再是破棉袄棉裤的贫困,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文化站长》中管文化积极组织村民举办“评选好媳妇”活动和“健身秧歌暨国标舞大赛”,也都表现了现代农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2、提振农民自信心构筑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
相比于城里人而言,由于收入的差异、生活环境的不同,农民往往存在比较普遍的自卑心理,乡村轻喜剧在精神层面上关照当代农民的情感处境,凸显农民的主体性,以提振农民的自信心,倾力构筑慰藉农民心灵的精神家园。
乡村轻喜剧将农民传统的善良、勤苦、真诚等精神本质与新时期农民所具有的新观点、新思想糅合起来,成功塑造了一批充满现代气息、乐观进取的新农民形象,集中展示了新农民的精神风貌,以激发农民的乡土自豪感。看《圣水湖畔》,我们记住了马莲。在她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民的诚实、率直,更感受到了新时期农民所具有的现代化农业的新观念,以及执著的开拓精神。《喜耕田的故事》通过喜耕田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农民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他敢于在市长面前披露村干部的赌博现象,既表现了不畏权贵的一面,也显示了诚实的本质;他毅然留下曾失足偷驴却掌握着大棚种植技术的文生,则表现了他对知识尊重和民主意识;他以法律为武器帮助剪纸艺人王大娘讨回了剪纸作品的版权,更表现了新农民对法律的崇尚。喜耕田也有着农民的狡黠和幽默,这个有缺点但可爱的“小人物”备受观众喜爱,他身上体现出的新农民自豪感,感染着城市和乡村。
以农民为本的主题叙事,强调农民的主体性是乡村轻喜剧的主旨所在。剧中农民纷纷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翁,或出谋划策,或现身说法,共同演绎了一幕幕振奋人心的精彩好戏。前不久在央视八套收视称王的电视剧《女人的村庄》讲述了一个关于新时期农村留守女人为创造幸福生活而无私奉献和拼搏创业的故事。在男人进城打工之后,这些留守妇女没有等待依靠,而是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办起了生态养殖场,终于在坚守与坚持中迈上了增收致富之路,并吸引外出打工的男人们返乡共建美好家园。还有《金色农家》中村主任靳诚积极带领村民搞生态农业,走合作社道路,同样也都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乡村轻喜剧注重反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国农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深刻变化,其显著的群体色彩和精神品格表现为积极乐观、欢快喜悦和幽默诙谐,洋溢着祥和的气氛,构筑了慰藉农民心灵的精神家园。
3、发掘地域文化诗化乡土民俗风情
选择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题材,也就形成这些轻喜剧多元的地域文化现象,而这也是乡村轻喜剧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以及艺术魅力、社会价值所在。乡土中国的地域色彩是由丰富各异的风土人情构成的,各地极其普通的生活习俗如衣、食、住、行等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各地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中集体创造的结晶,体现了民众的心理和世界观的特点,与整个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在乡土文学中多有杰出的表现。乡村轻喜剧继承了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自觉以地域为审美对象、表现对象。而且努力展示在不断创造和变化着的地域文化,发掘未被文学艺术家充分开采的民间艺术富矿。这带来地域文化展示的新气象,丰富了乡村文化的内涵。
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乡村轻喜剧都以互不相同的地域来强化各自的新意,同时让摄影机诗意抒情般地表现这些地域风光。《圣水湖畔》导演傅百良,以流畅、唯美展现新时代乡村田园式的生活,画面表现明快而舒展,和谐又温馨。剧中的内外景的选取也有意给人一种舒适感,并让音乐适时地加以呼应,形成城市里没有,唯有乡村有的生活环境,让人不自觉地陶醉其中。乡村轻喜剧重视地域文化的自然层面与人文层面的内在联系,凸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在这里,主创人员对民俗风情最本质的把握是生活美、人情美,贯穿其中的是纯朴的文化品格。电视剧《插树岭》里的过大年,柴门外高悬的红灯笼,屋檐下挂着的沉甸甸的金黄苞米,夜晚孩子们闹腾的烟花,一个个红火的镜头推拉摇切;人们踏雪闹年的咯吱脚步声由近及远,充满浓郁关东风情的童声民谣由远及近……这一切,不仅是以画面的形式映入观众的眼帘,而且让人们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是原生态的民风、民情、民俗和浓浓的年味。
原汁原昧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语言风格成为乡村轻喜剧中地域文化的突出表征。东北乡村题材电视剧《插树岭》、《圣水湖畔》、《乡村爱情》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东北方言,凸显了东北式的幽默、风趣,还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色彩。虽然近两年的乡村轻喜剧有弱化方言色彩的倾向,但是剧中时不时冒出的几句俚语方言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三、在传统与现代融合中重塑文化认同
1、跨越城乡:唤起共同的乡土情结
新世纪以来的乡村轻喜剧以其生活化、平民化的视角着重表现乡村社会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在希望的乡土、魅力的乡土、理想的乡土上寄寓了他们的文化态度和精神想象。人们从乡村轻喜剧中感受到清新又浓郁的乡土气息,看到的是“一幅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及“一台台鲜活的农村生活剧”,犹如当今新农村的“清明上河图”,其以超强的艺术魅力在城乡之间唤起了共同的乡土情结。
乡村轻喜剧为城里人喜闻乐见是因为其触动了他们的生命根性,激活了他们深藏的民族集体意识,唤醒了城里人对乡土的脉脉温情,这种可称为乡土情结的东西,由此而引发他们对乡村的想象和向往。乡村轻喜剧展示了乡村鲜活的人生和它纯朴的文化品格,如东北乡村轻喜剧中挂在门前的火红的辣椒、黄灿灿的玉米棒子、诙谐幽默的东北乡村方言、欢快喜庆的大秧歌、激情热辣的二人转,莫不让城里人亲切地感受到了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惹得城里人和“外乡人”纷纷到影视剧拍摄地去旅游,去亲身体验这种地道的乡土生活。乡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乡村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乡村精神世界的交响曲感召着他们,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被乡村轻喜剧所吸引,认为接收、观看乡村轻喜剧是“必须的”(《乡村爱情》里的台词)。
2、雅俗共赏:成功地进行乡村文化对城市的传播
在乡村轻喜剧远没有如此风靡之前,荧屏上满是一些功夫武打、秘史戏说、都市言情电视剧,“看得见”的城乡文化互动更多地是以城市文化对乡村的传播为主体,乡村文化之于城市的传播则备受冷落。而在乡村轻喜剧频频亮相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因为优秀的乡村轻喜剧受到了城里人的普遍欢迎,乡村轻喜剧一时间成为向城市传播乡村文化的热媒介。
毫不夸张地说,乡村轻喜剧成功地将乡村文化带入了城市。在城市人的客厅里,乡村轻喜剧多集多部地连续热播,展示着乡土文化的原生态、土腥气,乡村人的憨厚善良、狡黠机智,民俗生活的古朴有趣、多姿多彩,乡土俚语的土得掉渣、幽默搞笑。一曲山西梆子腔正韵足,叫人心醉;两块东北手绢飞来飞去叫人眼热。就这样,乡村文化在不经意之间向城市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传播。
3、文化确认:探索乡村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之路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乡村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一方面是现代的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大量涌入,让农民感到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又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习俗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阵地,前者对后者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广大乡村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如何走出一条乡村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课题。
乡村轻喜剧真实反映了现阶段乡村生活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观念冲突和矛盾纠葛,揭示了改革浪潮和新思想的传播对乡村的广泛影响而导致的深刻变革。24集电视连续剧《插树岭》讲述了一段基层干部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建设新农村的曲折、动人的故事,随着众多人物的悉数登场,各种矛盾、波澜、冲突也接踵而至,其中以马百万与杨叶青的矛盾最为突出。马百万的思想守旧,缺乏冒险精神,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是传统“家长”式的人物;而杨叶青则思想积极,勇于开拓进取,广纳意见,坚持原则,是现代“民主,’的代表。全剧以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铺陈开来,是对时下新农村建设中传统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交替的呼应。
尽管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加快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但乡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是7-8亿人的生活集中地,村庄依然是农民的精神家园。乡村轻喜剧立足乡村,多从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角度,探索着城乡文化认同之路,探索着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文化之路。从《刘老根》到《圣水湖畔》,从《乡村爱情》到《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乡村轻喜剧无不体现这一自觉的文化追求,从而也成为构建和谐文化的有力推手。
【关键词】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宗教;民间信仰
【作 者】王处辉,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云涛,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2004级博士生,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088-008
States、Practice and Changing of Religion in Rival Society
――A Field Research of Rival Religion Ronditions in
Centre Jiangxi Province
Wang Chuhui,Guo Yuntao
Abstraction:According to the tield research,the Popular Religion,as Tao and Buddhism,is an independent religion,and born from the ancient shaman religion,which acknowledged the conclusions of Zhang Guangzhi and Max・Webber again.Most of the devout feeling comes from the warring about ones own fate,then mangy relative religion rituals transform to customs.
Key wards:social transition;rival society;religion;the Popular Religion.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状况非常复杂,不仅存在释、道等制度性宗教,也存在着诸神杂糅的分散性的民间信仰。其中,分散性的民间信仰成为了学界“聚讼”良久的议题,主要表现在学者们在下述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民间信仰究竟是不是宗教?如果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它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在当代社会中,它又是如何嬗变的?
对此,笔者以为,抛开单纯的、纸面上的观念分歧,从现实社会中宗教的实践形态或者可以更为清晰、准确地判定不同宗教间的界限,从而有利于解答上述问题。因此,对宗教状况的田野调查是一种比较可取的方法。而在当代社会中,与城市社会相比较,乡村社会的宗教形态显然更具有连贯性,因此更能够完整地把握宗教演变的具体脉络。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赣中S村为个案,通过对该村落的宗教及村民的宗教实践作“深描”,力图揭示出乡村社会的各种宗教间的界限、宗教实践及其嬗变状况。
一、佛教的残存影响:“素食者”群体及其宗教实践
S村地属江西省中部,全村人口达5000以上,村民以郭姓为主,占村落人口的90%以上:其次为邱姓,大约占人口的2%。村落的历史非常悠久。据文献记载,隋大业年间,有邱姓首先从宁都瓦子角迁徙于此。大约在南唐宝太间(980年左右),郭氏始祖定公,“为避乱而寓居于此”。自此繁衍至今。
目前S村中及其周边地区都没有佛教寺庙,但是,在清代时期,村南边的南门山山麓有一座南门山寺。这座寺庙最初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其始作俑者是本村郭氏宗族一位出家僧人在云游之后建立的。这位僧人的法号叫戴光。庙宇的规模很大,有僧人40多人。在戴光禅师圆寂之后,由于疏于管理,寺中僧侣不守戒律,与附近村民渐生间隙。寺中僧侣无法立足,僧众在乾嘉年间流散殆尽,庙产也为附近村民占有。
道光年间,村落中的一位举人在封为中书舍人后,有感于对寺庙的美好回忆,决定利用其在宗族中的威望,从族产中拨出一部分田产作为寺产,以恢复寺庙的日常运作。为了保护寺产不受侵吞,双方还立了一份“戒约”,写明寺产的具体方位、数量;同时还要求庙方能够约束僧众的行为,不至于“扰民”。这份“戒约”一式三份:一份留宗族,一份存寺庙,一份送县衙。但是,这份“戒约”并不能保证寺庙的存续。民国年间,寺庙再一次衰败。
寺庙虽然不存在,但是对S村的影响却依然残留着。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素食风俗。素食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是其苦行、禁欲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表达的是一种“惜生”的理念。在S村,素食被称为“吃斋”,认为吃斋可以积福。村落中流行着三种吃斋方式:“吃长斋”,即一年365天天天吃素;“半年斋”,即一年中有半年吃素,可以是上半年,也可以是下半年;“短斋”,即一年中的某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吃素;“塑、望斋”,即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吃斋;最后一种是“新年斋”,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的早餐、中餐吃斋。按照当地的说法是,在这个除旧迎新之际,吃一天斋等于吃一年斋。
村落中“吃长斋”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坚持一年或者几年,另一种则是素食者决定吃斋后,终身不沾腥。后一种吃长斋者由于“条件”如此“苛刻”,需要有极其强烈的宗教虔诚才能支撑,所以吃终生斋的人很少。由于人少和对宗教的虔诚,且经常共同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久而久之,村落中吃终生斋者就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群体,笔者称之为“素食者群体”。
成立之初,素食者群体成员只有16个人。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过世了,再也没有后来者加入,所以其成员越来越少,至今只剩下2个老人了。据健在的2位老人称,素食者群体主要是由中、老年妇女组成。在最初的16个人中,只有2个男性。吃长斋的主要目的是积福、求长生、给子女等晚辈祈福、解除病痛或者是许愿之后的一种还愿行为,所以,吃斋又被称为吃“长生”斋。
食素者群体除了终生吃斋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经常到附近的各个山顶的庙宇朝拜,当地方言称为“朝菩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附近村落和山顶庙宇逐步得以恢复。素食者群体的成员非常虔诚,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他们都要到附近的中华山、乌牛峰等山上的庙宇念诵经文,并且在庙宇中住一两天。他们不朝拜任何村落中民间信仰的庙宇。
第二,素食者群体组织是一个以村为单位的跨村落自愿性非正式组织。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邻近的藤田、石马、陶唐三个乡镇的几十公里范围内,朝拜中心主要是陶唐乡Y村附近的乌牛峰和S村附近的中华山上的两座规模不大的庙宇。庙宇以山命名,两处庙宇供奉的都是观音菩萨。而附近的村民除了偶尔许愿、还愿或者求助以外,很少光顾这两所庙宇。
加入素食者群体的唯一标准就是吃长生斋,如果不准备吃斋,也就意味着退出这个组织。组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但是,各个村落有一个召集人。S村素食者群体的召集者是一个已退休小学教师的妻子,是解放初期妇女扫盲班的优秀者,能够认识并初浅理解经文的意思,日常念经时,都是她领着其他群体成员诵念。他们念的经很杂,既有佛教的《金刚经》,也有道教的《南华经》等等,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些经典的区别,也不能深刻理解经文的意思,只认为念经可以与菩萨沟通,得到菩萨的护佑。
第三,具有某种“拒世性”。所谓的宗教“拒世”指的是:这“世界”与出自宗教立场的另一“世界”之间的差距及其冲突。①素食者群体的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拒世性”,主要体现在:(1)素食者群体“与众不同”地吃长生斋,明显地具有宗教的“禁欲”主义倾向;(2)经常在一起“朝菩萨”、念经,每逢初一、十五还在庙宇中居住,因此,素食者本身也具有“群体自觉性”;(3)庙宇中香客供奉的香火钱和供品、做法事的报酬等收入都归他们支配,因而,这个群体甚至可以维持日常生活的需求。这种自给自足的性质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世俗生活、群体及其规范的隔膜。
素食者群体所主持的庙宇除了初一、十五召集在一起念经外,并没有其他的公共仪式或者庆典。而每逢初一、十五,附近有求于观音菩萨的村民(一般是妇女)往往会带着香烛、茶油、大米、时鲜蔬菜之类的供品来朝拜,或求助许愿,或感激还愿。同时,素食者群体也会接受附近村民的法事邀请。这种邀请一般出现在生日、丧礼中。有些老人在生日时,最希望能够邀请素食者群体为他们念经祝寿。富裕的子媳为了表达孝心,祈祝老人长命百岁,往往会请他们念经。生日一般是念二天经,报酬可以提供茶油、大米之类的食物,也可以是现金。在丧礼中,法事一般是援引佛教念经超度的含义。丧礼中的法事长者7天,短者3天甚至1天,由于在这一带,丧礼包括了众多的仪式,还要修坟墓之类的,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动辄几千,甚至上万。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所以,只有那些家境富裕的人才会请素食者群体来念经超度。可能是素食者群体本身濒临解散,或者是生日、丧礼等等喜庆仪式渐趋简化,近几年层山村村民邀请做法事者几近绝迹。
二、道士
S村所属的县内没有道观,但是有道士,自称属天师道。每一个道士负责一片区域中的相关宗教事务。S村村民的“熟人社会”在地域上的界限大致有6个乡镇:东南边山区的中村、南坑、上溪3个乡,北边的藤田镇,东北边的陶唐乡和自身所处的石马镇。在这片区域中有两个道士,一个是陶唐乡×村的邱姓道士,另一个就是S村的道士郭财祥。他们俩按照地域进行分工:邱姓道十负责S村以北的陶唐、藤田两个乡镇,郭道士则负责其余的4个乡镇。
郭财祥的道士身份是世袭的,他是第3世传人。他自称是天师道,其祖先到过上饶的龙虎山向张天师学法。在学法期间,张天师不仅传授了他的祖先道教画符、驱鬼之类的法术,而且给了三件法力无边的法器:一把铜尺、一片长长的手指甲和一面铜镜。有关他和他的祖先驱鬼、镇邪的传说以及诸种法术充满了神秘色彩。
村民告诉两个与此有关的故事。一个是关于他祖父的故事。据说他祖父开挖了一口鱼塘,但是,经常有人偷鱼。他的祖父为了震慑村民,当众表演了他的法术:把一根长竹竿横放在水面上,他手握竹竿的另一端,口念咒语,池塘中的鱼一条接一条地越过竹竿。他一条一条地数着,并且当众画了一张符在水中,声称偷吃鱼的人会得到不好的下场。有一天,他的媳妇去池塘洗衣服,正好一条比较大的鱼游到她身边。她用洗衣杵把鱼敲死了,带回家。她公公正巧出去做法事了。她以为自家的鱼吃了没事,于是,没有请教她公公便把鱼烧来吃了。过了两天,她感觉全身乏力,浑身浮肿。她公公回来了,看见这症状,知道她肯定动了池塘中的鱼。可是,已经回天乏术了。他媳妇就这样死了。他媳妇的死让他懊悔不已,但是,随着这个故事的流传,附近村落中的人对于他的道术则更加深信不疑。
与他的祖辈相比,财祥道士的命运有些坎坷、曲折。1966年“”开始时,他已经40岁了,被视为“牛鬼蛇神”而关入牛棚中,耳朵被打聋了,神智有些不平常。“”结束后,村落中原有的信仰习俗渐趋恢复,财祥又恢复了他的道士身份。
藤天镇本属于邱姓道士的“辖区”,可是,邱姓道士去世后无人行法事。所以,新村的居民请了财祥道士去。据说财祥道士在掘开的坟墓附近画了一张符,在他最厉害的法器――那段长指甲上沾上狗血,在符上盖了一个印。然后把那具毛茸茸的尸体火焚,并迁葬到村落的西边。自此以后,新村才风平浪静。
1993年,郭财祥道士死了。他有两个亲生儿子,大儿子在临近的某个镇任镇长,小儿子在省会某单位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养子。财祥道士死后,没有人愿意继承他的衣钵,最终,他大儿子勉强延续了家族道士的传统。
道士在村落中除了驱鬼、镇邪外,还有下述一些约定俗成的“义务”:
1、“装香火”:在S村,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个神龛,俗称“香火”。“香火”一般在厅堂的右侧墙上,用于年节、朔、望给供奉在神龛中的祖先或者观音等神祗上香祭拜。另外,在该地区,“香火”还有指代际传承之意――由此可见,把神龛称之为“香火”,表明了神龛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祭祀家族祖先的。正因如此,每一栋新建的房子都要建一个神龛,而且必须经过道士“装香火”之后才具有神圣性。
道士“装香火”之前要“择吉”。“装香火”的主户需要斋戒7天。在吉日吉时“装香火”之际,神龛的底座要垫上一块红布,周边点缀着红纸道士把画好的符贴在神龛的正中央。道士把画好的符贴在神龛的正中央,然后敲饶打钹,嘴里念念有辞,围着神龛不停的转圈。在念完咒语之后,道士点上香烛,“装香火”的仪式就完成了。道士“装香火”的报酬的底线是一斗米(约合5市斤),其余的由户主的酌定。
2、“宽惊”:所谓的“宽惊”指的是举办丧礼时,道士所举行的仪式,其目的在于宽慰死者的灵魂,使灵魂回归冥界,不至于在外游荡,成为孤魂野鬼,为害人间――类似于佛教的超度。其基本的程序是:在死者入棺之后,棺木置于生前住所的厅堂之中。道士双手持钹,边念咒语边敲钹围着棺木绕行。一般是早晨、傍晚各一次,连续三天。在道士“宽惊”时,丧者的直系后裔跪拜一旁。
在道士举行“宽惊”仪式时,逝者的子女还请素食者群体在一旁诵经超度――不同的是,道士的“宽惊”是村落中丧葬风俗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固定仪式,而诵经则只是一种“富余”孝心表达――有财力的子女对过世父母一种诚意的表达。
3、“送灶君”: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下午,村落中家家户户都会打扫厨房,在灶台上焚香“欢送”灶王爷。其最大的目标在于保佑厨房平安,免于火灾。道士的另一个职责就是为他“辖区”内几个乡镇的各家户散发用于送灶君的符。
1995年,财祥养子的独生子继承道士的衣钵。财祥道士的大儿子是一个政府官员,而且没有实践过相关的法术,这些或多或少冲淡了他的祖辈由于超验的法术而导致的“卡里斯玛”色彩;而他的继承者不仅年轻稚嫩,没有任何施展法术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村落日益浓厚的世俗气息越来越侵蚀了村落中的神圣世界领域,道士的继承者本人也渐趋被世俗生活所“包裹”。因此,道士的“卡里斯玛”色彩日益为世俗生活所甄没,进而转变为村落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惯习。道士的角色由宗教性的仪式的主持人、“卡里斯玛”的拥有者转变为一种世俗风俗的履行者,而宗教仪式则转变为日常风俗――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宗教世俗化。②
三、萨满与民间信仰
1985年前后S村重修了6座庙宇:位于村中间石峰山下的石峰庙,庙中的神灵比较复杂,其主神是隋炀帝;村落的南面有1座福神庙,供奉的是福主刘邦;村落东、南、西、北四个路口各有一座土地庙;另外在村西南边的旷野中有l座庙天王庙,供奉的是托塔李天王的三公子哪吒。
村内最早具有民间信仰性质的庙宇是石峰庙,庙中的主神是隋炀帝。据《灵村邱氏十修通谱》记载,邱氏S派一世祖世显公在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始立隋帝庙于石峰之下祀焉。”祭祀源于“盖以先世平城二公尝仕于隋故也。”③因此,祭祀隋炀帝的最初原因并不是缘于对某种神灵的崇拜,而是出于邱氏对祖先的追溯与怀念。因此,石峰庙最初只是一座家庙或私坛。
邱氏所修的庙宇毁于北宋宝元年间的寇乱,之后,郭氏三世祖秀卿、国卿伯仲开辟了S集;同时,重修了庙宇。随着两族的繁衍,开始互相通婚――据郭氏族谱记载,秀卿的妻子就是同村的邱氏。在两族通婚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传说:有一次郭氏宗族内一青年娶了一邱氏女子,当花轿抬到石峰庙附近时,新娘突然不见了,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发现。于是,新娘的父亲到石峰庙中祈求隋炀帝帮忙,果然,不久以后,新娘又回到了花轿中。这个神秘的传说使供奉在家庙中的隋炀帝逐渐开始受到了整个村落村民的崇拜,由祖先神转而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灵。由此也可发现,隋炀帝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神灵,其最初的职能主要在保佑村内青年男女顺利缔结婚姻。
尽管隋炀帝非常灵验,对于女信众而言,仅有隋炀帝的石峰庙是不够的,许多对于妇女有特殊意义的问题难以解决。因此,他的妻子之一的邱氏娘娘也被抬上了神坛。邱氏娘娘何时与隋炀帝一起供奉已不可考,但其职能是“分管妇女问题”,尤其在求子方面非常灵验。
庙宇中还有2尊被称为“揪马将军”的神像。这2尊菩萨缘于这样的传说:有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一个农民去稻田中放水,突然看见一匹马在他的田中践踏。他怒不可遏,从田里面抓起一把泥砸在了马屁股上。一路追去,发现马跑进了石峰庙。他追进去可总找不着,却发现隋炀帝坐骑的屁股上有一滩新鲜的泥。如此看来,“揪马将军”的设置是为了加强对“神马”的管理,以防止它出来为害庄稼。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村社会中牲畜对庄稼的危害,没有组织对此加以管理,因而,人们产生了对神的祈求。
福神庙中供奉的菩萨主要有汉高祖刘邦、樊哙和张良。由于这一地区对龙比较忌讳,掌管祈雨的菩萨不是龙王,而是福神庙的福主刘邦。一种常见的祈雨仪式是“打龙”:天旱祈雨时,把福主抬到离层山村大约50公里的灵华山(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山脚的“龙洞口”,杀一只小狗,绑在一只大甲鱼身上,由它驮入龙洞,洞口外一巫师念祭文,这一仪式称之为“打龙”。如果还不下雨就把福主置于烈日之下暴晒,直到“福主”被烤得大汗淋漓,才意味着有一场暴雨。
与此功能相似的还有村外的天王庙。天王庙是S村村民经常去赶集的藤田集的主庙。藤天集的天王庙供奉的是托塔李天王的大儿子金咤,S村的天王庙供奉的是哪咤,而附近另一个仅次于郭氏宗族的大族――M村王氏在村外也有一座天王庙,供奉的则是木吒。藤田市天王庙的建造主要是由于集市地势低,又处于八藤河、温坊水的交汇处,因而是基于防涝的需要。与此相反,S村和小岭村天王庙位于靠近山脚的高地地带。那一带在解放前没有修水库,不能灌溉,所以只能种抗旱能力强的作物,当地称之为“干作”。层山村和小岭村在村落的地理环境、人口等方面极其相似。作为当地两个最大的宗族,族众太多,人、地关系特别紧张,因而,“干作”的收成对于维持宗族庞大的人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干作”的灌溉只能祈求天降雨水,才能有所收成。另外,这一地区地势高,春、夏天经常有人被雷击,出于这两种需要,在两个村落都建造了天王庙,而为了防止神的雷同,各庙供奉了李天王不同的儿子。
村口的4个土地庙的主要的功能是:在“招魂”的,魂魄的收回要先“禀告土地”,并在庙前燃香,焚烧纸钱及凉伞之类的冥物,以示对神的“贿赂”。
在S村神庙系统的诸神中,石峰庙的隋炀帝是S村的主神,它有着极大的“神力”。这种神力不仅表现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通过烧香、许愿直接向它“求助”,更为主要的在于它可以通过“附体”的方式作用于某些“灵媒”或“萨满”。当萨满被神灵附体时,他往往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躺在床上胡言乱语。这种状态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所谓的“被动”是指萨满自身主动焚香要求灵魂附体,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都有求必应。在“附体”的状态中,“萨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村民们则往往通过求助萨满来达致己愿。其中,最为常见的“功能”是:
(1)“掐指”: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某些困惑时咨询萨满,萨满掐着手指“推算”,故称之为“掐指”。有些家禽、小孩走失了,萨满往往通过“掐指”就可以得知其基本的方向。或者有村民生病了,按照惯例,生病是由于“丢了魂”所致。萨满通过“掐指”可以确定“魂”所丢的方向。傍晚时分,病人的亲属四、五个人列成一队,从病人家中出发,一路喊着“某某回来哟!”一直叫到其附近的土地庙处。然后,在土地庙前焚香、烧纸,仪式隆重者还烧“凉伞”、金元宝之类的,以示对“土地”的“贿赂”。
(2)“问阴迹”、“问家运”:所谓的“问阴迹”是指村民最近有亲人过世,想通过萨满了解亲人在阴间的状况。“问家运”指的是最近有家人在生活中一直不如意或者是家庭总是有某些不顺心的事情发生,向萨满查询原由并指明渡过的方法。如果某家某户出现了某些灾异、不祥的事情,村民往往会在灵媒被附体的时候去“咨询”灾异的前因后果,并请求指点迷津。
(3)求子媳。在农村社会,由于宗法社会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了下述两个结果:首求子心切。在媳妇刚进门或怀孕时,婆婆或媳妇自己热望未来的子息的状况。如果萨满说看见的是“红花”则表示生女孩,“兰花”则生男孩。如果是女孩,信众还会问第几胎会是男孩;如果命中无子,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厄运。其次,由于溺、弃女婴现象频繁发生,这直接了乡村社会中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因而,在附近地区,娶媳妇难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为了节省成本、早日娶上媳妇,许多母亲会请求萨满告诉她未来儿媳所处的基本方位,然后“按图索骥”。
为了答谢萨满,信众一般贡献的是香、爆竹,隆重者会献上茶油,但忌讳直接付现金。如果愿望实现了,信众不仅得重谢萨满,还得到石峰庙中感谢诸神,贡献祭品,定时捐赠钱物,以表衷心。
由于萨满与民间信仰的诸神灵之间的“密切”关系,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相关仪式、庙宇的管理等事务都是由萨满来管理。比如,在石峰庙的建构过程中,从庙宇的建设、菩萨的雕塑及其一系列的“招神”仪式都由一个叫巧根的男性萨满主持的;而在庙宇建构完成后,庙宇的日常管理以及每年6月13日隋炀帝的诞辰庆典都由他来张罗主持。在他死后,庙宇的相关事务转由其他萨满来主持。
S村的神庙系统虽然得以重构,但是,各个庙宇、神灵所享受的香火却有天壤之别:村外的天王庙由于建于村外田间,又没有人管理,所以,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庙宇就坍塌了,庙中的天王菩萨早已不知踪影,只剩下一个神台。在2000年重修的时候,天王庙则改成了村民在田间劳作的休息场所。村落中的福神庙自从建庙之后就没有举行过“打龙”的祈雨仪式,庙宇的香火也非常冷清,邻家的猪、狗等家畜把这里当成了“窝”,后殿的墙壁坍塌了也没修葺。而土地庙则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80年代初,许多村民生病的时候,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往往会由他们的母亲或妻子张罗去“招魂”,因此,土地庙的香火却很旺;近年来,村落中因生病而“招魂”的人越来越少,所以,香火也渐趋冷清。
与上述不同的是,石峰庙中的香火却一直很旺盛。除了“揪马将军”以外,隋炀帝和邱氏娘娘的香火却一直很旺盛。每年6月13日隋炀帝诞辰的时候,邻近村落中的信众纷纷前来“朝菩萨”,庙宇中挤满了许愿、还愿的香客。其中很多的许愿并不是在菩萨面前许下的,而是在萨满面前许下的。由于萨满是“附体”的菩萨的“代言人”,所以,还愿的对象是附体的菩萨。菩萨与萨满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萨满灵验意味着洒满灵,洒满不灵则意味着菩萨也不灵。
四、讨论与结论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发现,在S村中的体系中,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宗教现象:与佛教有着密切联系的素食者群体、世袭的道士、一个诸神杂糅的偶像崇拜体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萨满群体。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中,这些宗教现象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某种变异。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讨下述两个问题:
(一)民间信仰
在学术界大致存在三种看法:(1)一种是采用古典宗教学的分类框架,因为民间信仰没有宗教组织、教义、教统和统一的仪轨视为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所以并不成其为宗教,而只是一种“万物有灵论”、“迷信”和“巫术”的总汇;(2)与之完全对立的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构成一个“民间宗教”。如荷兰学者格如特在其著作《中国宗教体系》中就主张中国民间信仰体系是一种系统化的宗教。④与之相类似的是,虽然并不严格强调民间信仰的系统性,但是承认民间信仰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开放性宗教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⑤(3)最后一种则把民间信仰视为中国社会普遍的宗教传统(Common Tradition),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都参与其中的节庆与仪式,而且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道二教发端于此,甚或是佛教也深受其影响与规制。在三教制度化后,对这一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其庙宇、仪式由僧侣或道士来主持”,仅此而已。⑥
以S村的宗教事实来印证上述分类体系时,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相关定义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偏差。在S村中,素食者群体很明显地带有佛教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民间佛教”的一种状态;而世袭的道士家族则可以视为“民间道教”的一种状态;显然,村落中民间信仰的仪式有着诸多的巫术内涵,神庙系统则与萨满有着更多的联系。从中国宗教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直自秦汉之际,各种神祠的管理者都是古代社会的“巫”。⑦因此,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作为一种宗教体系,民间信仰的主体应该是由莫斯所指的“古式社会”一脉相承而来的萨满教。⑧
之所以许多民间信仰庙宇由僧侣或道士来管理,其原因有二:一是许多民间信仰的神灵如关帝、保生大帝等或被释或为道所吸纳,而许多释、道二教得神灵则被“祀化”为民间信仰的神灵;一是在国家的视域中,民间信仰从来就不被视为一种宗教,其神灵或者被归入道教,或者归入佛教――如妈祖,乾隆年间的《敕封天后志》表明官方把妈祖视为道教的神灵。随着古代“巫”的进一步退化,彻底地退出了政治领域,许多官方祭祀的庙宇或城市社会中的大型庙宇则为和尚或道士管理,因而被视为一种“民间佛教”或“民间道教”,进一步混淆了三者的区别。但是,这不能掩盖民间信仰是一种由巫师为担纲、以巫教为主体的本质。⑨
(二)社会变迁情境中的乡村宗教
当前,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的“士绅社会”向“村民自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转型对宗教会产生何种影响呢?依据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这一历程被称之为“世俗化”,相关的理论则称之为“世俗化”理论。西方社会中的宗教状况及宗教在社会系统中地位与中国迥然有异,因而,世俗化及其相关理论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界所扬弃。由此可见,这一问题是一个探索性的问题。从S村的宗教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变迁情境中乡村社会宗教的某些基本转向:
(1)宗教与风俗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式”。⑩在当前乡村社会,许多宗教仪式、行为进一步民俗化,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即由宗教形式转变为风俗形式。例如村落中的素食者群体明显带有佛教苦行、禁欲的神秘主义倾向,但是,随着该群体成员的过世,由于后继无人而解体,佛教残余的“拒世性”也消失殆尽,“吃斋”也仅成为当地的一种风俗。对于道教而言,“装香火”、“宽惊”“送灶君”原本是道士施展法术、展现其“卡里斯玛”的场域,但是,在S村中,上述仪式其宗教性日益消失而风俗意味更为浓厚。
(2)与科学有着各自的逻辑,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逻辑、世界相对彰显而科学的逻辑、世界严重的萎缩。随着科学观念的传播,科学的逻辑、世界日益把从科学固有的领域中清除出去。[11]S村神庙系统中不同庙宇间的香火的盛衰变化以及相关“打龙”等祈雨仪式的消亡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3)是虔诚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虔诚。的虔诚的宗教情绪起源于人对自然的震慑感、人与集体之间的依附感和个体自身由于安全感所导致的命运观念。[12]由于科学观念的传播,人对自然的震慑感渐趋减弱;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人与集体之间的依附感则为传统的泛伦理主义所培育的伦理―实践理性所消解;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宗教虔诚感来源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所需求的安全感。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理解为什么在S村的“诸神”中,其他的神灵“门前”门可罗雀时,石峰庙的隋炀帝和邱氏娘娘的庙前在节庆时则依然熙熙攘攘。
因此,通过对S村宗教、实践及其变迁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1、民间信仰的主体是自古式社会以来一脉相承的萨满教,它与民间道教和民间佛教一样,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
2、在当前乡村社会,许多宗教仪式、行为进一步民俗化,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即由宗教形式转变为风俗形式。
3、由于科学观念的传播,人对自然的震慑感渐趋减弱;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人与集体之间的依附感则为传统的泛伦理主义所培育的伦理―实践理性所消解;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宗教虔诚感来源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所需求的安全感。
注释:
①[德]马克斯・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542页,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
②按照金泽研究员的说法,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民间信仰“散”的过程。详见金泽:《民间信仰的聚敌现象初探》,《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③《灵山邱氏十修通谱》,第1页。
④钟国发:《20世纪关于汉族民间宗教与民俗信仰的研究综述》,《当代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⑤同上。
⑥欧大年所写的序言见侯杰、范丽珠著:《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第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李零著:《中国方术续考》,第14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⑧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曾提出:世界文明的形成方式有两种形态,即中国式(即世界式的)和西方式的,前者是“连续性的文明”,保持着“民神杂糅”的特点;后者为“突破性的文明”,即“断裂性的文明”,更带有“绝地天通”的特征。参见氏著:(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⑨参考[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
⑩[德]盖奥尔格・西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第433页,华夏出版社 2004年第二版。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摘要:在讨论分析中国乡村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内外乡村农业发展趋势与成功经验,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国情,提出了3E 农业发展模式;并以伏羲农园发展运营模式为实践,论证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必须以3E农业为理论基础,以低碳高效为目标,以生态循环为核心,以信息科技为手段,实现城乡统筹联动发展;最后从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背景出发,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浅析了发展3E农业对建设美丽乡村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3E农业;生态;循环;高效;美丽乡村
中图分类号:S-1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3-0849
第一作者简介:陈志峰,男,1985 年出生,山东青岛人,研究助理,硕士,主要从事农业规划理论的研究。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开发楼512,Tel:010-82106750,E-mail:zhifengchen08@163.com。
通讯作者:宋敏,男,1964 年出生,四川南充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东亚农业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Tel:010-82106750,E-mail:songm@caas.net.cn。
收稿日期:2013-10-31,修回日期:2014-12-23。
0 引言
党的十明确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构想,建设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保证和基础。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通过外部的物质能量投入获取更高的农产品产量的现代常规农业,在高能耗的同时,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所换取的农业的增长,已成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耗竭资源的重要源头[1],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与破坏已经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难点之一。
1 中国乡村发展的现状与主要问题
中国乡村人口众多、底子薄弱,因此村的发展对于国内的整体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同时也只有发展好乡村经济、增加乡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乡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达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为乡村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中国乡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中国乡村的发展中也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1 城乡信息严重不对称,乡村产业发展滞后
1.1.1 技术信息的不对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高新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正不断向城市集中,这在加剧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同时,使广大的乡村尤其是西部资源贫瘠的乡村地区农业科技水平更加落后,农业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并没有及时在广大乡村地区得到普遍应用,城市对乡村的带动性较弱,农业科技的进步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较大的实惠,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乡村的农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1.1.2 供需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广大的城市消费者对安全、优质的农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相反,农户和企业会将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合理利用以谋取自身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一味追求农副产品的产量,忽略农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这样会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带来威胁,有时会损害到公众利益[2]。例如,国内很多食品公害事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供需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大大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经营风险。
1.2 环境污染向乡村延伸,乡村田园生态遭破坏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给人们的衣食住行带来极大方便。由于单纯的追求经济的增长,造成的却是乡村环境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特别是化工园区在农村地区悄然兴起,造成城镇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加剧[3]。除此之外,技术含量低、粗放经营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也给乡村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农民为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肆无忌惮地对乡村资源进行开采攫取,在严重浪费资源的同时,给本来美好的田园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代化农业在解放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对乡村的土壤、水体、空气等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
乡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相对滞后,生产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生活污水直排的现象时有发生,乡村田园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的同时也威胁居民的身心健康。
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异化,纷纷把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珍稀资源推向市场[4]。在乡村保护区内大兴土木,筑路修桥、架设缆车、修建星级宾馆等设施,使很多生态景区过于商业化和人工化,破坏了其固有的原始生态面貌。
1.3 农业产业链条不完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中国的农业产业链不完善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导致农产品附加值较小、农民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农业产业链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链短且窄、农业产业链断裂和农业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低。
首先,中国农业主要停留在上游生产阶段,中下游农产品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诸多环节的发展滞后,几乎还是停留在出售初级农产品的阶段。其次,产业链断裂是国内农业产业链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链条上的上游与下游距离过大,中间缺乏必要的产业环节,而导致链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脱节;链条上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供给大于需求或者供给小于需求,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制约上下游产业间的配合,导致资源的浪费;产业环节或部门的孤立,未能与其他相关环节或部门发生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也就无法与其他环节产生协同效应,既限制了自身效能的发挥,也制约了链条整体效能的实现[5]。再次,中国农业产业链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程度低,农业产业链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农业产业链存在多重风险。
2 国外农业、农村发展的趋势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升级,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6],实现了乡村建设国际化领先,也形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3 种不同模式和路径,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7],即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丰富型、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以荷兰、日本、比利时等为代表的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为主;以德国、法国和英国等为代表的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8]。
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无论是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还是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农业发展模式都不适合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农业农村发展新模式。
3 3E 农业及其理论实践
3.1 3E农业内涵
针对国内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仅凭科技创新或者体制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转变农业发展观念,从农业的源头做起,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产业,正确处理城市与乡村、产业与生态、生产与市场之间的问题,全面贯彻实施3E农业的全新理念,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3E 农业是利用物联网、感知地球、数字农业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electronic)克服农业信息不对称短板,拉近乡村与都市、农户与市场的距离,把高科技、新理念传输到乡村,结合各地资源环境优势,重点打造低碳循环生态(ecological)农业园区,发挥龙头功能辐射带动分散农户参与,充分挖掘农业的环保、景观、文化等多功能,形成多元化参与驱动、多环节结合增值的高效(efficient)农业产业链,把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淳朴敦实的农耕文化和自然恬静的田园生态搬运到都市,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共同发展(图1)。
3E 农业理念涵盖了农业园区规划的“三大趋势、两大循环”:以云计算、农业物联网、3S 技术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农业为发展趋势;以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而建立的生态循环农业为发展趋势;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合理的利用资源优势,多元化参与驱动、多环节结合增值,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佳的高效农业为发展趋势。在“智慧农业、生态循环农业、高效农业”发展趋势的指引下,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与产业规划土地利用布局以实现农业园区内部的物质、能量、经济的循环和农业园区外部的城市与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
3.2 基于3E农业理念的初步实践
3.2.1 园区基础伏羲农园位于四川省阆中市柏垭镇,距离著名的阆中历史文化古城20 km,园区所在地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气候温和,适宜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同时,受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当地农业生产水平比较落后,农业的科技含量较低。3.2.2 产业与模式农园自建立之日起就确立了种植—养殖—沼气—人居“四位一体”的无害化生态循环模式[9],拟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良性循环系统。依据园区的资源环境特点,采用有机农业生产标准,重点发展稻米、杂粮、高档果蔬品,同时配合种植玉米、小麦、牧草、中草药等饲料以及辅料;构建生态林下立体养殖模式,重点发展乌骨鸡、香猪等,同时配合养殖蚯蚓等为养殖提供蛋白饲料;系统化收集秸秆、残渣、人与动物粪便、厨余垃圾等,建设2 座现代化沼气池,为园区生活提供清洁能源,沼渣经处理后可作为有机肥效施用(图2)。
3.2.3 景观与文化在保留原生态景观基质的基础上,引进并繁育苗木、花卉、地被植物等200 余种,建设珍稀苗木繁育基地,塑造生态优美、富饶和谐的美丽乡村景观;充分挖掘园区的农耕文化灵魂,以传播伏羲农耕文化为己任,并将伏羲农耕文化融入到产品建设的各环节中,重点打造“伏羲”主题系列产品,让消费者能够领略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塑造园区的文化灵魂。
3.2.4 科技与效益园区秉承“科技引领、效益优先”的总体发展思路,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打造一流科技型园区。首先,在农业装备设施上,建立现代化智能温室1栋、现代阳光温室多栋,运用现代物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化生产,建立环境数据采集工作站,利用传感器技术全方位不间断采集环境数据,基于现代信息编码识别技术,初步建立一套产品可追溯系统。其次,在品种选择上,一是选择现代优水稻、玉米、蔬菜等优新品种进行试验性栽培,二是挖掘当地优良的古老乌骨鸡、香猪等种质资源进行古法养殖。再次,在农业技术方面,运用有机农业的技术标准指导生产,重点应用推广有机堆肥技术、科学施肥技术、生物防治技术和无害化加工保鲜技术等。
建立价值高效的农业综合产业链是园区的经营目标,首先表现在经济效益高效,通过生态有机循环的产业模式实现多层次的物质能量高效利用,高投入、高产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10];其次表现在生态效益高效,转变观念,将农业生产转变成对生态环境有益的活动,农业和农村环境变得更加美好;第三表现在社会效益高效,通过园区的示范带动,既给当地农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又繁荣了当地的交通旅游行业。
4 发展3E 农业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4.1 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农业科技发展
中国的农业科技成果总量很大。据统计每年可以产生6000 余项农业科技成果,但是受到城乡信息不对称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真正运用到生产、产生实际生产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而中国仅为30%~40%[11]。发展3E 农业,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网联城乡,将全球领先农业科技直接传输给农民,农民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用最佳的农业科学技术方案组织生产,同时可采用远程农业专家诊断系统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农民提供一个便捷的农业科技信息获取通道,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
4.2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在过去的几年中,农产品的单产增长遇到瓶颈,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收益持续下降,一户一农的分散经营模式直接影响农产品商品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2],“农户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占据产业链的中下游”的产业链模式已经严重制约国内农业生产效率。根据3E农业模式的指导,企业需发挥龙头带动辐射作用,积极的参与农业产业链上游农业生产活动,吸引带动广大分散的农户主动参与,整合分散的农业资源,形成多元化参与驱动、多环节结合增值的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实现了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13],有效地缩短了城乡之间差距。除此之外,以3E农业模式组织农业生产,能有效缩短农产品的“消费里程”,使生产者更加接近消费者需求,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可全程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进行层层追溯和监管,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4.3 保护乡村田园生态景观,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国内外农业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14]。3E 农业是一种低碳、绿色、环保的农业模式,在遵循自然、崇尚自然的基础上,采用先进农业技术与古法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进行农业生产,强调“生态、循环”的理念,基本实现区域内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大大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在给城市居民提供优质安全农产品的同时,将淳朴敦实的农耕文化和自然恬静的田园生态搬运到都市,实现城乡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4.4 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
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收入增速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中国在实现城乡协同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绊脚石,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难题之一[15]。3E 农业是一种高效农业,可充分发挥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完善农业产业链条,减少农业产业链条中的无效和冗长环节,全面提升产业链上游农业生产者的利润空间,降低农业生产者的从业风险,使更多的农业生产主体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另外,发展3E农业可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问题,彰显巨大的社会效益。
5 结语
3E 农业理念对于乡村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实现强大富裕而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的重要途径之一。受地域、认知水平和传统农业文化的限制,在生态环境较好、经济发展状况落后的乡村地区推广3E农业有相当大的难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3E农业必将会被农民、企业、政府以及消费者所认可。
笔者仅对3E农业的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基于3E 农业理论的农业园区规划应用实践还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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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
1.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能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2.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展,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二、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
1、农村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提供的理由
(1)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在从属性上同城市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公共品,同一属性的公共品应该在供给上采取相同的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都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因此,农民跟城市居民一样对公共物品有同等享用权。在公共品供给政策上,如果厚此薄彼就会造成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从而加大城乡差距,导致事实上的歧视和不公,这与我们崇尚的社会公平是相矛盾的。
(2)过去,我国为了在较低收入水平下顺利推进工业化,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手段从农民那里明拿暗取,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没有这些积累贡献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工业化基础。当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已经可以无须农业和农民的任何积累,且国家财政还能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因此,农民应该得到回报,应该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国家有责任让农民休养生息。
(3)启动市场扩大内需离不开9.3亿农民,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有利于带动农村市场消费,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启动市场扩大内需的战略高度看,由政府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既可以直接减少农民支出,扩大他们的消费能力,同时又能为农村创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因而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
(1)财政支出和投资政策方面。财政部门要多渠道、多方位筹集资金,特别是要尽可能利用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贷款和国外其他方面的资金,支持农村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下决心压缩城市的重复建设和低效项目,腾出资金增加对农村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农民和农村集体进行农田改良、修建水利设施,财政部门要进行补贴。各级财政部门要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财政对农村科技经费的投入。
(2)税收政策方面。借鉴日本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的经验,对一切非劳动所得和高消费征高额税收,用这些税收收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实行一系列税收优惠,如降低粮食税率、土特产税率等。对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减免税收政策。对于进口后可能影响国内农民利益的农产品及敏感性产品,在进口时可制定较高关税。通过这些措施,从而使农民的负担减轻,收入增加,使农民自身完全有能力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以促进农业、农村的更好发展。
(3)金融政策方面。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要运用多种筹资功能,通过引进国外低利资金,发行农林水利建设债券,筹集中长期建设资金,支持农村基础建设;建立健全农发行的组织机构体系,加快政策调整,完善经营机制,办成真正的政策性银行,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农作用。农村信用社必须尽快恢复成农民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并立法规定农信社是公益法人、非纳税主体,实现还权还利于民。
(4)价格政策方面。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订购价格,实施农产品保护价格制度,对农资生产企业进行补贴,对化肥、农药等主要农资实行最高限价政策,稳定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争取在短期内做到农民的“剪刀差奉献”与财政支农资金大体平衡,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基金,当农业生产或丰或歉时,保持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
(5)福利和就业政策方面。加快推进城市住房商品化和医疗社会化改革进程,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特权。今后各种财政和价格补贴不能只对市民,不对农民,凡以国家或中央政府的名义发放的各种福利和补贴必须惠及全体公民。制定全国统一的就业政策和计划。继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有序化工程。加强对农民的就业指导、培训和信息服务等。将劳动制度推及到农民。
(6)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应是覆盖全社会的,城乡居民在社保基本方面应是统一的,因此,在改革城市原有保障制度的同时,应重点推进农村新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财产保险等保障制度建设。将公费医疗逐步转化为以下可供选择的用途:全民风险型健康保险基金、全民卫生保健基金、卫生事业费、其他形式保健制度的匹配资金。政府应多渠道为农村卫生事业筹资。试办农民保险合作社,鼓励或要求农村新兴城镇实施新的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