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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T市H区政府为例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束语
关键词:中国 宏观经济 政策 推动 经济发展
纵观我国现有的经济现象,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变化的形式也变得复杂繁琐。所以,极容易出现经济膨胀或者经济紧缩的现象,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所以,本文就重点谈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虽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变的。其主要目标则是促进经济不断增长,使我国就业率增加,保持国际间收支平衡。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则是:抑制通货膨胀,优化内部经济结构,同时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此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但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要根据利弊得失进行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
(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多数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国际经济政策。供给管理是通过调节总供给进行调控经济,从而实现政策目标。需求管理则是按照调节总需求来实现政策目标调节经济的工具。国际经济政策则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之间进行调节经济的工具。
(三)宏观政策内容
宏观政策内容具体包括:国家为了达到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以及有效改进国民经济运行缓慢的现状,为了达到以上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以及指导原则。它还包括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地区发展策略,以及相关产业的政策、物价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资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明确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较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屋价格持续走高。第二、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第三、能源价格急剧增高。第四、通货膨胀。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这样一来有助于良好的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于物价持续走高的情况,我国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控制,有效的减少土地供应量。同时也应该对房产地行业的资本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产企业上市的数量。对于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国家应该采取有力的物价调控政策。从而及时将物价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而对于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国家则可以通过控制物价来减少通货膨胀的情况。
(二)中央应及时落实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从本质来说则为“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宏观政策即是不同于紧缩性以及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微调节并且适度进行扩张以及紧缩的政策。所以,将传统的调节模式进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观政策进行过渡。这样一来,能够从客观上有效的抑制诸多企业投资过快的需求,进而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性宏观经济政策实质的意义。其实质意义在于既要预防通货膨胀的萌芽又在于预防通货紧缩现象再次发生。通过中性宏观政策不但能够解决因为过度投资所剩下的生产能力,有能够抑制过度建设所形成的产能过剩。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实现双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在钢铁、水泥以及机械等投资过热的行业进行调控。并且同时也要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薄弱行业进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开发、农业、以及生态环境等经济薄弱环节进行适当刺激经济内需的工作。这样一来,通过适度的调控,不但能够克服现在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又能够让我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所谓的中性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将结构与总量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并同时将需求以及供给进行结合,将长期与短期发展进行结合,这样就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调节经济问题的手段,能够通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使用,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而宏观调控也是公共财政所具有的职责。具体包括为弥补市场失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虽然,我国向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尚未实现,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这不能否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所以,中国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守东,刘琳琳.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 2013
[关键词]宏观调控;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9-0120-02
[作者简介]王芳(1979-),女,汉族,吉林敦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房地产、项目管理;宋世宇(1981-),男,汉族,吉林德惠人,工程师,研究方向:工程项目管理。
房地产业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近几年国家先后从土地、税收、住房供应结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产权交易等多方面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在各种调控政策影响下,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在企业规模、获取土地、融资渠道、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形势下面临很大挑战。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必须通过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做大做强,才能在未来的房地产业占有一席之地。
一、宏观调控下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获地难度增加
随着国家加大对房地产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在获取开发用地方面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一是受国家从紧土地政策的影响,一级土地市场开发用地的供应量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和控制,直接导致源头的土地供应量减少;二是我国商业性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全面实施 “招拍挂”制度,加上设置的限制条件过高,致使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根本无法参与竞投;三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增长过快,地价也飞速增长,再加上一次性出让的土地面积过大,致使地块的总价过高,已严重超出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经济实力。因此,开发用地获取难、土地储备量不足是阻碍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融资门槛提高
从2003年开始,国家对房地产业进行了宏观调控,为促进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以及稳定房价,政府在严格信贷标准、上调存贷款利率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2005―2006年两年间政府先后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国八条”和“国十五条”中都明确规定了房地产开发信贷的条件。2007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也是提高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既控制了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又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贷款成本。这给自身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带来了致命打击。2009―2013年国家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对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资金缺乏、融资难也是制约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管理制度落后
我国大多数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是家族企业,具有较浓厚的家族性色彩。企业缺乏先进的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自身实力较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来指导企业的发展和规范员工的行为。
(四)人才储备不足
目前,许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在人才储备方面普遍存在“留人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难以给人才提供高薪酬和高福利;二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同大型房地产企业相比其稳定性和影响力较差;三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普遍存在着家族式管理,致使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不利于人才发展。因此,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解决了人才问题,就解决了企业未来生存与发展问题。
二、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一)准确进行战略定位
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可确立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为企业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目前房地产市场已趋于饱和状态,对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无论是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还是融资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如何准确地进行战略定位成为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应主要注重以下两方面工作的开展:
1.大力开拓二手房市场
在房地产市场,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远远比不上大型房地产企业。依照统计数据,无论在开发面积上还是销售额上中小型房地产企业都无法和大型房地产企业相竞争。因此,与其以卵击石还不如大力开拓二手房市场。
二手房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地段较好、社区成熟等优势得到大多数普通百姓的认可,区域地带新建商品房价格长时间居高不下,城市拆迁工作带来相关人员的二次置业需求,外来人口对住房的需求逐渐从租赁转向产权的购买,城市交通的拓展完善带动相关地带的地域价值升高等因素都会使二手房市场的需求量递增。面对越来越大的二手房需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应抓住机遇,调整企业战略目标,向二手房市场发展,摆脱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为企业寻求长久发展之路。
2.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开发
对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来说,拿到开发保障性住房的参与权对企业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保障性住房的开发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拿地廉价、拆迁方便、管理成本低廉,所以保障性住房虽然卖价不高,但量大、销售有保证、项目风险低,总利润并不低于开发商品房。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为主要形式的住房保障制度。“十一五”期间,通过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国1140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和360万户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到2010年底,我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已达8%,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保障面积达到15平方米。从2011年起,我国将进入保障性住房建设“加速跑”阶段。在此阶段,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可根据自身的特点与政府联合开发保障性住房,从而避开高风险竞争,转变核心竞争目标,赢取更大的收益。
(二)注重培养和留住人才
企业要想发展就离不开人才,对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来说,留住人才很重要。要尽量满足员工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物质需求方面,可以适当提高工资和奖金,多增加一些社会保障,还可以通过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联系起来,在公司内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增强人才的责任心,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可以向企业内部发放股权,其范围涵盖从董事长到各级别员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期股权、干股、岗位股权、贡献股和知识股等。在精神需求方面,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得到重用,这样才能真正留住人才。
(三)创新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控制体系
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的流程运转、部门设置及职能规划等最基本的结构依据,是组织全体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在管理工作中进行分工协作,在职务范围、责任、权利方面所形成的结构体系。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激烈竞争,对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来说,要想不被淘汰,就要具有更加合理、灵活、健全的组织结构,时刻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作出相应的调整。
对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来说,目前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管理格局,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控制体系。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可以根据员工、部门的各自职能来更加合理地安排组织结构,力求做到在合理的组织结构中人尽其才。其组织结构创新的目的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实现企业在资金材料、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达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企业拥有不同的核心竞争力就拥有不同的市场定位,最终要通过其核心竞争力来创造市场价值。我国的房地产业经过了区域竞争、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等阶段,价格、质量、品牌等归结起来都是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房地产市场,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要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不断加强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从而增强抵御行业内竞争风险的能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邢兆强.宏观调控背景下中小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职业时空,2010(7).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关键词:土地管理;房地产;关系
一、深刻理解房地产宏观调控对土地管理的本质影响
1、正确理解把握政策基本面。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和实施各类具体措施主要是为了开拓房地产市场,加快房地产经济快速有效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房价、打击投机只是表象,让低收入阶层有房住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深层次看,解决房地产内部矛盾、房地产缓和社会矛盾与土地管理的矛盾,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稳定执政基础,加强执政能力,这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所在。作为被调控对象的之一,土地管理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这二者联系密切,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力量之一,我们在认识层面上,必须深刻理解国家政策意图,做到紧跟不掉队,并在牢牢把握政策基本面的前提下设定具体的应对策略。
2、正确深入理解房地产企业的战略意图。
由于大多数土地管理公司与地产开发公司联系密切,因此,在实体操作中,必须保证土地管理正确为房地产开发所运用。作为地产开发业务链条的一部分,在宏观调控面前,必须紧紧依靠相关的上级公司,团结其他业务口系统,充分发挥与客户端联系密切的优势,为加快房地产的运行,提高自身的土地管理利用率做出相应的贡献。
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本轮调控的长期性、全局性和严峻性,同时“做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积极做好应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预案,重点关注客户价值和现金流,坚决而迅速地展开行动。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对土地管理的现实影响。
1、长期性分析
由于土地管理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市场联系密切,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在长时期影响地产开发企业的同时,也将长期影响土地管理。例如:在短期内,由于某一地区地产销售的萎缩,必将影响该区域土地管理的力度和实施面积,进而影响该土地管理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由于增加土地供应能力是长期控制房价的关键,因此,整体土地管理系统的规模经济并非彻底无望,而只是放缓,另外,在调控中前期,地产企业的正确应对策略是加快开发、销售节奏,缩短开发周期,迅速回笼资金,因此土地管理在调控中前期的管理规模将按预计幅度增加。
2、全局性分析 :
对于全国性规模的土地管理而言,当前珠三角区域是“重灾区”,但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珠三角区域,随着调控影响蔓延至其他区域时,该区域的土地管理系统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随着调控对地产开发企业影响的全面波及,土地管理也深刻的影响着房地产的发展。
3、严峻性分析
长期以来(包括在房地产行业大发展时期),土地管理普遍管理状况不佳,在地产销售、经营状况受到调控影响时,必然会进一步加快土地管理项目的进行和发展。土地管理部门与地产公司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土地管理势必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
(1)优势/比较优势
房地产:上级地产公司有着综合实力支持;较高的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跨地域布局,确保整体经营安全;职业化的工作团队;良好的品牌知名度;近距离了解客户信息,营造和谐社区。
土地管理系统:自身良好的现金流与成本控制; 规范透明的制度流程;土地项目一旦投入到使用当中,就会有立即具体的收费,不会影响整体的管理水平。
重点分析:面对调控,土地管理最大的优势是贴近客户,能够及时搜集、了解客户需要,在不断创造客户价值,提高客户忠诚度的同时,也可实质性地帮助地产公司改善外部经营环境。
(2)劣势
土地管理系统高度依附地产开发企业;调控必将影响甚至削弱地产公司对土地管理的支持力度; 土地管理过程中多种经营收入减少;土地管理的同质化倾向日趋明显,创新能力日渐弱化;土地管理系统人员因处于地产业务链条的末端,大都对公司产生的严重影响认识不足。
重点分析:对于大多数土地管理部门而言,其最大的劣势是仅仅具备自我改善能力。作为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体制选择的结果之一,大多数土地管理部门高度依附于地产公司的改革和发展,面对重大变革,此类物业企业往往无法在短期内仅仅凭借自身力量完成彻底有效的应对管理方式。
(3)机遇
理顺与地产公司的体制关系,建立市场化或内部市场化的管理机制;在危机面前,组织会更有动力进行自我优化,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官僚;压力管理提高业务服务质量,提升客户忠诚度; 主动加强对客户、市场的研判;加强对竞争对手的学习和研究,更加聚焦,更加关注现金流;面对共同的敌人,组织成员会更加地团结,有利于加强内部团队建设。
(4)威胁
行动迟缓及管理疏漏;运营成本有可能导致的管理质量下降;多种经营收入减少导致的服务质量降低;短期内新增入住面积减少导致整体物业费收入的规模效应减低;管理麻木导致的质量事故;
重点分析:在行业形势变化期间,土地管理部门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由于没有过早的操办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没有坚决迅速地展开行动,从而失去先机,在对房地产的土地调控方面不够迅速。
三、土地管理应对房地产调控的策略设计
策略目标:提高和谐能力、促进地产、提升品牌、加快创新
策略一:
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全面加强地区土地管理的和谐建设,为企业房地产顺利度过调控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软”环境。
重要关注点:由于土地管理部门自身的资源条件有限,可考虑由地产公司投入专项资金,保障土地管理公司切实有效地开展管理建设工作。
策略二:
坚持客户导向,持续提升客户价值。在抓好基础服务的前提下,在整个调控周期内加快系统建设,加强客户信息搜集与分析,根据客户需要提供服务,有效提升客户忠诚度,稳步降低服务成本,持续提升客户忠诚度。
策略三:
开源节流是土地管理一贯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土地管理一直在和地产公司有着稳定的关系,在调控期间要进一步合理降低项目运营成本。 以各种方式提高关系的效率;在确保工作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各项服务成本;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快业务外包速度。
策略四:
加强员工关怀工作,营造和谐团队。首先确保在当前特殊的困难时期,管理人员能够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其次,利用危机管理,统一人员思想,加强内部团队建设,营造和谐奋进的良好团队氛围,提高职业团队的“纯度”。
策略五:
面对变革,必须具有创新的思维,运用创新的方法,更必须坚决、迅速地行动,结合土地管理基础业务工作,不断引入新的管理内涵,逐步加强客户与企业在价值观方面的互动,改变客户被动接受服务的意识和习惯。
[参考文献]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关键词:住房价格;住房存量;调整成本;投资行为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2-0005-06
一引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房地产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经济“寒暑表”的作用。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如日本房地产增加值在20世纪80年代对GDP的贡献率高达31.5%,在1990-2000年泡沫破灭之后仍保持平均年占GDP12.3%的比重。在中国过去的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19.5%,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2.7%提高到17.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直接或间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每年保持在2个百分点左右。不仅如此,房地产业还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房地产可以促进建筑业,拉动建材、钢铁、金融和服务等相关部门;居民居住环境改善扩大消费品需求;间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公共服务业等。据统计,中国房地产业直接带动了57个相关产业的产出增加,并且从带动系数看,带动效应明显。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同时由于中国房地产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局部地区和城市的房价增长很快,己经引起人们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问题的广泛关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从2001年以来,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200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价格比2000年上涨1.7%,2002年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7%,2003年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8%,2004年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比2003年上涨了9.7%,2005年第一季度,房屋销售价格上涨9.8%。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于控制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一些房地产热点市场依然存在着房价上涨过快的压力。如长三角一些城市从2003年进入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阶段,房价上涨迅速,不论是上涨幅度还是平均房价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总体上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住房改革以来,随着公积金政策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及二手房市场等配套措施的完善,中国商品房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城市大规模发展派生出大量住房需求,建筑技术的升级,住房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促使房地产的质量升级,需求主体从商业楼宇向住宅转移,从集团购买力向个人转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的良好预期。房地产作为兼具消费价值和金融投资价值的特殊商品,在良好的长期发展预期作用下,其价格会由于投机炒作而不断地、非理性地攀升,短期内形成泡沫。与此同时,价格持续不断地上升又吸引大量的潜在投资者进入房地产行业,形成过度投资。过度的投资将带来房地产业中大量的沉淀成本和调整成本,进而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房地产价格出现“超调”,这将使房地产业未来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金融超调理论”早已证明,预期可以引导金融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而价值回归是一个后续的长期过程,甚至伴随着剧烈的崩溃。因此,可以说房地产泡沫不仅造成金融危机,而且影响房地产长期发展。
中国1992年到1993年的上半年经济过热,银行放松银根,致使1993年信贷失控,一部分贷款集中于海口与北海炒作房地产,中央政府被迫收紧银根和大幅度提高银行利率,结果使全国房地产业长期低迷,许多涉足房地产业的企业倒闭破产。紧接着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包括大力鼓励房地产业发展,直至1998年后各地的房地产业才开始复苏。因此,消除房地产泡沫,确定房地产价格合理增长范围对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房地产泡沫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分析中,袁志刚等认为行为人预期银行信贷以及政府政策在地产泡沫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杨帆等(2005)从西方的房地产经济学、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索罗斯的市场非均衡观出发,认为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有以下因素:一是房地产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弹性较大,因此,房地产企业有提高价格的天然倾向。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商品房的均衡价格会持续上升并依靠套利活动实现。二是绝对地租垄断地租级差地租这三种地租在要素市场化过程逐步显现并在地方政府、开发商之间分配,加上强制拆迁和占用耕地,对居民补偿不足,成为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的来源,既成为其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泡沫经济必然发生的特殊因素。三是房地产成本与价格不是相互独立的,价格预期影响供求关系,改变由供求的交叉曲线决定的相对静态均衡,导致索罗斯的“动态不均衡市场”,的错误预期,而错误预期又不断改变基本面,造成“剧烈的偏向化发展”――先泡沫后崩盘的结果。
当前理论界关于房地产泡沫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影响因素上,而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是怎样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研究较少。作为投资主体的房地产开发商,其投资决策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投资项目带来的利润。第二,改变房地产存量产生的调整成本。第三,由于投资不可逆带来沉淀成本,因此须考虑等待而不进行投资所具有的选择价值。本文以Poterba(1984)的住房模型为基础,试图从理性投资的角度,从房地产存量投资和调整成本三个方面解释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构建一个房地产价格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的一般模型,并且运用此模型,分析利率税收和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本比例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
二住房价格与存量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模型
(一)基本理论框架设定
在建立模型之前,先作以下基本设定:
第一,经济具有中长期均衡的特征。消费者和企业信息完全对称,都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决策;整个行业市场竞争完备,从中长期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市场能够出清,达到均衡状态。
第二,房地产业住房存量与价格的设定。假定房地产行业由N个相同开发商组成,全行业的住房存量为H(t),住房的真实价格为P(H),并且P′(H)<0。
第三,房地产业住房租金的设定。租房需求用Hd=f(R)表示,R为真实的住房租金,并且f′(R)<0。租房供给用H′=H表示,H为住房存量,在短期内,住房存量不变。短期内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为Hd=HS,即f(R)=H,得到市场出清的住房租金为R=R(H),并且R′(H)<0,它是住房存量的减函数。
第四,地产商在改变房屋存量时存在调整成本。这种调整成本由两方面引起,一是投资不可逆性,即一旦投资,撤出投资要花费成本,并且有时所花费的成本比增加同等数量的资本所花费的成本大。二是投资具有选择价值。Avinash Dixit在其论文《投资与滞后效应》一文中对选择价值的产生原因作了描述:第一,一项投资承担一些沉淀成本,如果未来要想撤回投资,这种成本花费是不可回收。第二,经济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关于不确定性的信息是逐渐获知的。最后,如果不立即投资,这种投资机会不会消失;投资的决定不但包括是否投资,而且包括什么时候投资。当以上三个条件存在时,等待具有正的价值。在不断变化演进环境中,时间将带来更多的关于该项目的信息,只要投资机会存在,较晚的决策能成为较好的决策。考虑到沉淀成本,对预期不好的项目没有必要立刻进行投资,以防以后变动该项投资而付出成本。
调整成本分为两种类型,即外部调整成本和内部调整成本。对于住房投资来说,它的外部调整成本产生的原因是:当房地产的供给具有弹性时,如果住房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使厂商不会即刻进行投资或负投资,那么就产生了外部调整成本。其数学表达式:Ce=g(qH)。对于房地产业来说,Ce表示房地产业的外部调整成本,qH为房地产的相对价格,g′(qH)>0。房地产的相对价格越高,外部调整成本越高,呈现出正向的函数关系。边际外部调整成本随房地产的相对价格递增(如图1所示)。内部调整成本是开发商在改变房地产存量时面临的直接成本,主要指过度投资引起的转换成本和沉淀成本。其数学表达式:Ci=Ci(H),Ci=Ci(0),Ci′(0)=0,Ci″()>0,边际内部调整成本随调整规模递增(如图2所示)。
(二)房地产存量与价格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模型
对于房地产存量的变化,按照Poterba的观点,住房存量的变动方程为:
=I(PH)-H(1)
I为整个房地产业投资率。根据前面的设定,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它的供给,即投资率由住房的真实价格决定,用I=I(PH)表示,并且I′>0。对于房地产的供给曲线,Muth(1960)认为,从长期来看,它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曲线。用?啄表示住房的折旧率,?啄H为住房存量的折旧。
如果考虑改变住房存量的调整成本(为简单起见,在这里假定调整成本只有内部调整成本,这种假设不会改变问题的结论),那么,(1)式就变成(2):
根据(2)式,则有I(PH)<?啄H+Ci(H),即新增投资不能抵补存量的折旧和调整成本。这种情形在住房过度投资时容易产生,住房的过度投资使住房大量空置,加大住房的折旧和调整成本,住房的折旧和调整成本高于新增投资。
三开发商自有资本比例和贷款利率变动与房地产商的投资行为
面对宏观经济变化,房地产商的投资行为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投资商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易变性。凯恩斯用本能冲动来说明投资者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乐观和悲观情绪决定投资商的非理性预期,基于非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投资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二是投资时间的灵活性。投资一般来说是在中长期中进行,而投资的具体时间易于变动。这主要由经济运行的状况决定。比如,房地产商决定要进行某项投资,经济正处于紧缩时期,融资成本进入规制利率等提高导致投资延期;等到经济开始走出低谷,政府鼓励投资,融资成本进入规制利率等降低促使投资高涨。投资时间的灵活性加剧了投资波动。
为了实现房地产业稳定协调地发展的目标,政府将采取宏观调控与结构控制手段,熨平投资波动。政府调控投资的手段主要有:第一,信息引导,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适时房地产业运行态势的统计信息,以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财政税收政策,一是政府为促进房地产业发展降低相关的税率,二是遏制房地产泡沫提高税率和转移税收,比如开征“不动产税”或称“物业税”,就是把造房、卖房子时缴的税改由购房者以后每年来缴,以增加房屋保有成本,遏止房产的过度流动。第三,货币政策,包括利率和信贷政策的调整。第四,房地产业规制政策,即政府通过调整进入壁垒进入规制和数量规制等手段,限制或鼓励房地产业的发展。
我们应用住房市场局部均衡模型,从住房价格与存量动态变化的角度,分析房地产商对2003年以来国家实施的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提高利率和开发商自有资本比例变动的措施所作出的投资上的反应。
在一个房开项目中,开发商资金实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其资本金的比例上。政府提高房开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阻止资产结构较差的开发商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降低开发商外部融资的风险。二是降低开发商的外部融资比例,这在资本金一定的条件下会减少开发商的投资量,使住房存量不致过快增长。根据(2)式,存量多,住房价格低。
提高银行利率包括提高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提高增加了开发商的成本,根据(2)式,使开发商在住房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减少投资量I(PH),存量H增加少。存款利率的提高会使以银行存款利率衡量的社会平均资本收敛于E″。E″与E相比,投资小,形成的存量少,住房价格可上升,也可下降,这要视银行利率提高的程度而定。
四提高开发商资本金比例和利率的政策效应分析
自2003年以来,面对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政府采取提高利率和开发商自有资本比例等宏观调控措施遏止住房价格非理性上涨。根据本文模型分析可知,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改变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行为,使住房市场在价格与存量的动态变化中达到新的均衡状态,目的是让住房市场理性发展。但是,从分析的结果来看,无论是价格的变化、存量的变化还是两者变化的快慢来说,这些政策的效应是不一样的(见表1)。
针对上述的情形,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要根据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目标,考虑各项调控措施之间的抵消作用和叠加效应,使调控措施的效果达到最佳。另外,各种措施在实施时,其效果显现有的比较快,如提高利率;有的比较慢,如提高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有的在较短的时间发挥作用后很快又有反弹,降低调控措施的作用,如提高利率。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要考虑具体措施取得效果的快慢程度。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是在Poterba模型的基础上,以住房价格和存量的动态变化作为分析的工具,对2003年以来国家实施的或将要实施的调控住房市场措施的效应进行的探索性研究。虽然对每一项措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对政策措施的组合进行研究,在理论研究上,还有待于作进一步地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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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valuate the measures of macroscopic regulation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which have been implemented since 2003:based on Poterba’s model.
Evaluation on the Measures of Macroscopic Regulation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China
Zhang Wei
(Management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关键词: 社区护理 现状 发展建议
一、引言
社区护理是指由护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理论综合而成的,为促进和维护人群健康提供连续性的、动态的、综合性的护理服务。社区护理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家庭护理、临终护理、康复中心等。近年来,我国的社区护理正在蓬勃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分析了我国社区护理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关社区护理的发展建议。
二、社区护理的现状
(一)缺乏宏观调控及有效的管理机制。目前国家卫生部门对社区护理没有统一的规划,缺少明确的组织及管理机构,社区护理机构均没有形成独立的社区护理管理体系,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社区护理的从属地位。护理工作走出医院,走向社会的问题尚未很好地解决,各项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另外,社区护理的发展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存在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对基层卫生保健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较少,投入到社区护理上的资金更少,严重制约着社区护理的发展。
(二)社区护理人员素质偏低。有调查显示:目前在岗的社区护士学历以中专为主,占75.8%;18.6%的护理人员无正规专业学历;职称结构以中级和初级为主;65%以上社区护士缺乏系统化、正规化的培训;在社区工作3年以内的占31.8%,4―6年的占45%;还有部分护士既缺乏临床护理能力,又缺乏社区护理服务经验。因此,目前我国社区护理人员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三)服务缺少专业特色。与医院相比,社区护理最大的特点是方便、经济快捷,而方便、快捷则需要许多综合条件作保证。目前,许多社区医疗机构护理条件简陋,护理设施老化,往往需要快捷时快不了,需要方便时反而不方便。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社区医疗机构投入资金不足,重医疗轻护理,加之护理人员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流动性大,难以形成专业优势。社区护理的一些特色服务,如“个性化服务”、“家庭式服务”、“专科特色服务”、“心理辅导”等在社区开展仍然举步维艰。目前,社区护理只能求生存,难求发展。
(四)社区护理业务的范围宽泛化,缺乏明确的分工。现在社区护理服务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泛,真正体现了“六位一体”的健康综合服务宗旨。社区护士已不仅是医院与病人的桥梁,而且是病人与其他专业人员的桥梁,但是它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社区护士依然缺乏明确的分工,很多时候仅仅是医生的助手和附属,这与日益扩大的社区护理服务范围相冲突。
三、发展我国社区护理的建议
(一)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管理机制。宏观上,卫生部应督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对社区护理的管理力度,要求其尽快出台具体措施和相关规定。其次,卫生教育系统应着眼市场需求,培养一定数量的专门社区护理人员,政府有关部门还要给予政策和经济的支持。规范社区护理建立健全明确统一,科学可行的质量评价标准,量化护理人员绩效,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就社区护理任务和目标尽快出台具体措施和相关规定,吸引更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加入到社区护士行列。
(二)重视并切实加强社区护理人才培养。教育部、卫生部《关于确定职业院校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加强护理人才的培养,其中提出加强社区护理教育的研究,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护理课程体系,推动社区护理教育健康发展。要加大护理专业大专、本科层次比例;大力加强社区护理人员的在职培训,形成体现现代教育观和护理观的全新的护理课程体系,适应社会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社区护理人员素质。
(三)增加人们对社区护理的认知。提高居民的参与程度,这是社区护理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社区护理实践中让学生充分参与对社区护理的宣传,是提高居民对社区护理的认识的良好通道。我们充分和利用学生的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假期社会实践等多种渠道宣传社区护理,通过宣传资料、展板、宣传画等多种途径的宣传,使得人们对社区护理的作用和功能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让人们对社区护理产生信任感,乐于接受和主动寻求社区护理服务。有了社会的认同和全体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护理才能充分显现其作用,才能真正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
(四)更新服务理念。社区护理人员要不断更新服务理念,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实现服务功能从医疗护理服务向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身心康复转变;服务对象从为病人服务向为普通群体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院内护理向社区、家庭服务转变。同时还应设立一些特色项目,如定期体检、饮食指导、用药指导、精神支持、健康访问等,使社区护理工作渗透到社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四、结语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社区护理工作的认识也逐渐提高。发展社区护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我们要树立社区护理理念,不断拓展社区护理服务领域,运用整体护理模式,提高护理质量,时时刻刻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1]林菊英.社区护理(2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3.
[2]李春玉.社区护士的护理活动现状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1,4,(3):230-231.
关键词:政府职能、投资体制、投资主体、资金结构
影响投资体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职能、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等等,其中政府职能尤为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等目标的确立,未来我国政府职能范围将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传统的经济建设职能将逐步淡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社会建设的职能将得到不断加强①。与之相应,投资体制应该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尽管投资体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投资体制领域的改革一直相对滞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投资体制涉及范围很广,但大致可以划分为投资主体、筹资结构、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等几个方面。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在对有关国家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政府职能及其他因素对投资体制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总结一些可资借鉴的规律。
一、投资主体结构的国际比较
投资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本文的投资,从宏观上讲,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等形成实物资本的行为和过程;从微观上讲,则是具有价值创造特征的直接投资行为。至于证券投资、理财等意义上的投资,其本质只是微观主体的一种财务安排。这种财务安排在宏观上可以看作是储蓄转换为投资的各种具体途径和机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资主体是指在上述投资活动中具备独立决策权、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的主体,包括各类法人或自然人。更确切地说,可以称为投资活动的决策主体①。
投资的决策主体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就两类投资决策主体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或结构)来讲,各国之间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中,企业作为投资决策主体所占的比重应越大,在整个投融资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而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其份额相对较小。上述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实际数据的支撑。有关企业和政府投资份额的数据很难直接获得,但是通过国民收入核算及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可以大体推算出政府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具体如下:(1)收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这三个数据;(2)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减去“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大体可以得出“政府投资占gdp比重”②;(3)将 “政府投资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便能大体推算出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③。
从表1可以看出,各国在投资的决策主体结构似乎并没有呈现前述局面。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点:(1)各国政府投资比重基本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无论是北欧及中欧(含德国)等民主社会国家,还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典型市场国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转型经济体,政府投资比重都处于较高水平,政府投资似乎与经济发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以及
根据表4所列数据,就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1)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而金融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又直接相关;(2)不同经济体制下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差别很大。对比前苏联东欧各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重较低可能与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实行“休克式疗法”有关;(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还受一国经济传统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对比法、德、意等欧洲大陆强国、东亚各国及美英等自由市场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场传统的国家其资本市场及直接融资相对规模要明显高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4)根据各国1992年以来在数据上显示的趋势,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将不断扩大。
(三)资金结构与政府职能
进一步分析各国在筹资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可以发现,一国资金来源相对结构的形成与其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
一是预算资金的相对规模和比重与政府职能范围直接相关。在第一部分分析主体结构特征时我们已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二是金融体系结构与政府干预程度也密切关联。政府对商业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强于对资本市场①。当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范围更为宽泛、更为直接时,从政府角度来讲,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更有利于职能的履行。从东南亚各国、法、德等政府主导和干预传统较强的经济体,以及政府职能更为广泛的北欧诸国来看,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通常远高于直接融资相对规模。而对比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英、加、澳等国,这些经济体中间接融资规模就没有绝对优势②。
三、投资调控和管理的国际比较
投资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投资管理确切地说属于政府的两项不同职能。前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社会管理者职责的具体体现;而后者则是政府相关部门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率而采取的各种具体的管理手段。几个具有代表性经济体的投资调控、投资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各国政府在投资调控、投资管理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同样与各国经济传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职能范围
政府职能可以说是一国投资调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决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对投资的调控属于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调控的目标、干预的方式、具体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则由政府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在投资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决于政府投资范围,而政府投资范围从根本上说也是由政府职能所决定,政府投资的范围越广,投资管理涉及的事务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会更丰富。
(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
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对投资调控和管理的影响主要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下,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范围会有所不同。通常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会采取赶超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下政府对于经济领域尤其是投资领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实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都是围绕实现既定发展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而且在具体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会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为 “市场的守夜人”,这样一来,政府职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对投资领域的介入也就比较间接。
(三)经济传统和经济结构
除了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以外,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一国经济传统和现实经济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传导到投资领域,就表现为各国调控目标、调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异。例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在全球无疑处于前列,但国家干预的传统使得日本与美英等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同样存在很大差别。另外一个典型就是法国。在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强国中,法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完全是另类。这主要是因为在法国经济结构
五、未来投资体制演变趋势分析
根据前面对投资体制各方面的横向比较及投资体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投资体制的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参与投资的领域将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事务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这一趋势是由政府职能范围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将得到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率优势也将不断显现。政府职能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并致力于市场缺失和失灵的公共事务领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领域,市场机制也将被逐步引入到投资项目的具体运作中。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对其投资项目通常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引入市场机制意味着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资的宏观调控方面将主要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间接调控重在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调控方式,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
(四)在投资的融资结构中,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不断提高,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依托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变化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变化,而未来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和传统商业银行的日渐式微基本是大势所趋。
(五)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则可能呈倒u形变化。这是因为,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及其投资范围。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范围可能出现缩小和扩大两种趋势。一方面随着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政府职能范围将不断缩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分工的不断细化将产生许多新的公共事务,从而拓宽了政府职能及政府投资的范围。
(六)投资中介机构在投资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项目涉及到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客观上需要由一些专门的机构独立出来承担一些投资服务的功能。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完善,也为这些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