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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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李扬说,全球经济失衡是此次危机的重要根源,面对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世界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调整其经济结构。我国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作为重要目标。他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长期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经济关系之中。以美国为例,其长期保持贸易逆差,负债发展,以至于其债务积累非常严重;而新兴市场国家则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对发达国家的债权,逐渐成为债权人,这最终造成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全球经济要想尽快走出危机,恢复到正常发展轨道,就必须纠正这种失衡。

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李扬把发达经济体的调整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纠正经济发展方式。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处于负债的状态。而这种负债发展又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结合起来,发达经济体向外输出货币,负债发展模式得以延续。

不过,近年来希望改变这种发展模式、提高国内储蓄率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必须付出极大努力。李扬说:“提高储蓄率,并且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绝非易事。提高储蓄率的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紧缩的过程。从发达经济体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情况来看,危机不可能迅速过去。”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李扬指出,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已经意识到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发展速度过快,所以都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约束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过度膨胀;提出一些新兴战略产业,尤其是许多发达国家相继提出重振制造业和重振出口的计划,回归了经济结构最基本层面。

经济结构另外一个层面的劳动力市场也需要调整。李扬认为,发达经济体“现在发现劳动力的供需难以在国内平衡,再平衡劳动力市场难度非常大”。

第三,调整金融结构。李扬表示,如果说过度杠杆化是过去金融业发展的主要弊端,那么金融业的调整也可以称为去杠杆化。去杠杆化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金来源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去杠杆化必须依靠提高储蓄率;二是去杠杆化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收缩的过程。

第四,调整财税结构。李扬认为,紧缩财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又是经济恢复必须采取的措施,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恢复到正常轨道。在经济恢复过程中,财税调整是一个真实变量的调整。

谈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李扬说,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就是高投资和低消费。

“简单压缩投资只是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的办法。”李扬说,应该从优化投资结构入手,一是投资要从专门追求增长率到追求就业率;二是空间的调整,投向乡村和经济落后地区;三是行业配置的调整,从生产性设施向社会基础设施转变;四是投资主体的调整,从以政府和国企为主转向以民营资本为主五是资金结构的调整,不能只靠银行借款支持投资活动,需要提供更多的股权类资金,发展PE和资本市场等:六是投资环境的调整,现在看起来,中国的资金已经开始向社会基础设施配置。

第2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影响的事态，首推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但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年来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被强加了矫正失衡的责任。文章将从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大环境中，找出一些应对措施，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第3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二战”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列，但也有一部分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如拉美一些国家由于错失发展模式转换良机、未能有效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偏差、经济大幅波动、改革受到利益集团阻碍难以有效推进等原因，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眼下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减速趋势。中国需要摆脱以往得以成功的发展模式，找到新的发展支撑，否则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社会停滞徘徊。

回顾30年历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起飞”。这首先是因为上一波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契合，使得全球资本和技术转移与中国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完美结合”，加之“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

此一转型也得益于中国自身的许多特有条件和特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制度红利”，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

但如今，这些有利的外部和内在条件与基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从中国内部看，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总抚养率在2010年处于最低点，之后会逐步提高。人均GDP还比较低，“未富先老”特征却在显现。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体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办法解决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才会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倾向变化，将导致储蓄率下降；人口红利已接近峰值，其转折点可能会于2013年之前来临，这意味着以往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开始式微；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调，这意味着技术进口带来的技术外溢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放缓和体制改革的边际效应在下降。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减缓、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气候变化以及节能减排，对以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约束会有明显的强化。

因此，中国能否抓住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将结构转型放到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要位置上，是促进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关键。

首先，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对投资、出口及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都需要通过转型来实现。

要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要将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到培育以自主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型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

其次，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迫在眉睫。以前讲结构调整，更多是着眼于供给层面，即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的调整，即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它涉及既有的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度比纯粹供给方面的调整要大。

但惟有迎难而上，加大此一调整力度，着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消费能力，持续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才能将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高度依赖转变为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4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5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近年来，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一再漂亮完成“保八”任务。但在这背后，中国经济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就业压力短期内尚难根本缓解，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所以说，要真正使经济结构的调整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就要更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一、经济结构调整是后危机时期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中也暴露出一些结构性矛盾。随着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的重整和变革，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和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的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还会影响总量平衡；不仅会加剧社会生产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还会加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社会矛盾。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最终消费率水平长期以来一直不高，近年来甚至出现不断下降的情况，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部需求和投资高速增长，且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持续明显高于消费增长速度，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很不协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我国由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动力已严重削弱，同时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日益暴露出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我国工业化进程更是迅猛发展，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不合理状态，我国第三产业不够发达占比偏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强，大批劳动力只能聚集于第一、二产业，形成了过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同时，造成能源消耗较大，加剧了资源环境的矛盾。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外部需求的扩张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随着外需的收缩，曾经严重依赖外需拉动的中国经济减速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内部规模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使这一模式难以为继，而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和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都对我国由传统的比较优势向新优势转变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全面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

二、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要着力点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要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后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完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激励机制。重点是进一步实施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调整出口退税率及相关条件，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二）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强化财政政策的激励措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加大扶持力度，重点促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型企业发展。注重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三）确保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倾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

（四）用好财政贴息和政府采购政策，发挥示范效应。财政贴息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可以有目标地对国家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环保产业进行投入。政府采购为新兴产业化开辟初期市场，提高风险企业产品的变现能力，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还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更有效地发挥产业引导作用。

三、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财政政策取向

金融危机后，要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及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选择各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和措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解决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居民消费不足的各种影响因素，财政政策应发挥其相应调节功能和作用，促进居民消费合理稳定增长。

一是调整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建立起居民收入随经济发展而稳定增长的机制，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民及城乡低收入者的补助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其消费能力。

三是强化税收等收入再分配调节性政策工具的作用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悬殊。

四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促进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和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和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居民公共性支出比重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

第6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三十年前，中国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为标志，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而深圳就是以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实践。

当前，世界经济已缓慢复苏，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却继续呈现。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

总体看，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艰难曲折。在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以往过度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今年三月，中国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未来五年中国要着力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促进使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在规划纲要中首次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将是中国今后五年发展的一大亮点。目前，国家发改委同有关部门已经编制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生物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节能环保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基于全球科技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中国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必须深化国际合作，必须深入参与全球化的研发、全球化的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

近年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与空客、波音、英特尔、微软、日立等著名高技术跨国公司的合作扎实推进。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在世界各国新兴产业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相信，与世界各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互信，提升合作层次，拓展合作渠道，丰富合作形式，着眼未来，一定能深化相关产业领域的国际合作。

为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将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发展新兴产业将坚持走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道路。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促进全球多元化的创新资源投向中国的新兴产业。

第二，提高合作层次。中国将为境外企业来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境外研究机构和企业在中国建立各种形式的研发中心。中国也将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高端国际人才投身于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7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中国超常规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向十分明确地表现在特定的几个环节:即信贷投放正常化、房地产刺激政策退出、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等。

总体上可以看出:在全球复苏与退出分化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在政府需求带动下的强劲增长已经在2010年一季度左右陆续达到峰值,在其后逐步进入平稳回落期,未来经济增长将更为平缓;经济增长动力回稳以及物价压力逐步降低,本身代表着经济结构调整将逐渐成为宏观经济的主题。

在这一特定时期,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危机应对时期汇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同时,要防止内部退出政策短期内密集出台可能形成的叠加,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经济短期内的平稳回调放大成“二次探底”风险。

消费持续增长将是防止经济“硬着陆”的持续动力。

从最新数据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7%,继续保持近一年来的增长态势。事实上,2009年金融危机应对期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为实现经济复苏贡献了最重要的份额,从2009年5月份到目前已持续提高3.2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以来,消费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提升对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危机应对期间的短期刺激政策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长期来看,这种刺激效应会不断释放并减弱。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收入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费升级的临界点,而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在人口红利的后期往往也是消费上升速度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升级,并呈现高层次和多元化消费特征。

从近十年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看,中国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的上升阶段,相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处于下降过程,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更多在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也为扩大消费提供了支持。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为适应消费的持续升级过程,未来政府支出方向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方向不断明朗化,未来一些结构性税收政策需要不断推进来适应这一转变。

另一方面,要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不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转型失败的所谓“拉美病”,但从日本与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升级经验看,在劳动力成本开始平稳上升时,加快内部结构调整,提高传统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往往会促使劳动生产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从而支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另外,从投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成为一个重要突破口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8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很高兴参加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两年前，在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来自各国的代表们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提出了很多富有睿智的政策建议。今天，中外智库人士、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再次聚首北京，对世界经济复苏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这对于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很有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嘉宾们表示欢迎!对峰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国际经济秩序出现深刻变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开始走出危机的阴影，但复苏的道路并不平坦，还存在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发展，需要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全球的视野、长远的角度，认真思考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未来发展方向；在变化中的世界中，承担起符合自身角色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这里，我愿结合本次峰会主题。就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责任问题谈几点看法，同大家交流讨论。

第一，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对世界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也揭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不足之处。为提高经济危机防范能力，需要各国继续发扬在应对危机中形成的齐心协力、加强合作、同舟共济的精神，完善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在相关机制建设中，应遵循相互尊重、集体决策的原则，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支持和推动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完善财政金融体系是消除金融危机根源的关键之举。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一些国家债务和财政风险加大，有的国家还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导致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根除。国际社会应继续推进全球金融结构调整和改革，加强对金融创新、资本流动的监管，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流动性的合理稳定，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应重视对各国财政金融的监测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调整措施，降低财政金融失衡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第三，实现经济健康复苏需要警惕全球性通胀风险。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从衰退到复苏充满着挑战，增长和通胀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近一时期，国际市场上粮食、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通货膨胀在全球呈现一定的蔓延之势，给经济增长带来阴影。面对全球性通胀等挑战，单靠个别国家努力远远不够。需要各国相互沟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把握好政策导向、重点和力度，既恢复和保持经济增长，又抑制和减轻通货膨胀，促进世界经济健康运行。

第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全面复苏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才能实现产品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福祉。但近年来，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复苏的进程。国际社会应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方向，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系，使自由贸易的好处为各国人民所共享。

第五，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是促进世界持久繁荣的根本措施。当今世界，财富增长相对较快。但南北不平衡更加突出，这是全球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及大宗商品涨价，又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严重冲击，延缓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甚至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国际社会应当提升南北问题在全球议程中的地位，把支持欠发达国家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的重要任务，为之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更好的制度保障，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各位朋友!

今年年初，中国制定了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描绘了未来发展蓝图，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我们正在编制若干“十二五”国家重点专项规划，以使规划纲要的实施更具有可操作性。未来五年，中国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这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基础。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几个月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但也面临着通胀压力等问题。对此，中国把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努力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经济发展势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我们千方百计保持粮食稳定增产，目前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中国立足国内生产能源，保证煤电油气稳定供应，强化需求侧管理。一方面增加粮食、能源等有效供给，一方面抑制不合理需求，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制通胀预期。

二是致力于扩大消费需求。这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中国人多地广，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我们将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战略。通过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等措施，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推进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民众对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全社会消费能力。‘我们正在实施一批重太民生工程，包括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促进困难群众住有所居，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全民基本医保等，这既能保障和改善民生，又是优化结构、促进增长的重大举措。

三是着力推进绿色发展。这是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等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重点鼓励和扶持。同时，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低碳技术，逐步关闭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生产能力，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构建绿色清洁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四是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社会发展“短板”的矛盾亟待缓解。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且涉及社会结构的调整。需要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深化社会领域相关改革，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五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这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应有之义和强大动力。过去30多年，中国依靠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今后将继续把制度创新作为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力争在企业、行政、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对外开放中，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与出口并举、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使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进一步深度融合。中国把扩大进口作为战略举措，这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各位朋友!

智库汇聚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精英，不仅为各国政府决策提出了重要建议，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难点热点化解等提供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当今世界，如何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既是对决策者的挑战，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希望全球智库同仁能够借此机会、利用好这个平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完善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经验和智慧。

第9篇：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

不过，随之而来，全球发展也步入了新的不确定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期、由经济增长从刺激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中低增长期，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异常复杂。

耶伦接手美联储以来，其量宽退出提速，世界经济进入“后QE时代”。从时间看，美联储量宽退出或许只需一年半载，但其复杂性是国际金融史上罕见的货币逆向操作，尤其是量宽货币政策的全面退出，即由超低利率回归常态利率，应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操作上看，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都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经济金融混乱和不确定性。期间，难免引发尾部风险，全球市场波动，触动经济结构、金融格局、地缘经济和各国货币的大调整，势必将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将经历新一轮洗牌。

世界经济金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美联储量宽货币政策退出极具“过河拆桥”和损人利己之图，甚至暗藏转嫁危机之谋。美欧日等急于摆脱危机，忙于“各扫门前雪”，甚至产生“你比我糟，即是我好”的扭曲心态。

随着美国非常规量宽政策逐渐撤出，全球金融利率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由于欧洲和日本需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会出现主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政策的不同步，这将加大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

由此，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冲击大增。新兴市场在经历过去的强劲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不断放慢增速，正面临艰巨的结构调整，却又面临美国量宽货币政策退出。事实上，量化宽松无论进还是退，对新兴经济体都是无法避免的重大冲击。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经济和金融脆弱性高的国家将首当其冲，三类国家冲击大：一是杠杆率高的国家。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新兴经济体大量举债，致使负债率不断上升。二是“双赤字”国家，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国家经济减速最为严重，且同时拥有规模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三是资源型出口国家。美联储QE3退出后，美元进入周期性上升通道，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南非、巴西、印尼等资源生产国的经济将面临一次大调整。

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不过，全面爆发新兴市场危机可能性小，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冲击或可控。一是自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宽以来，全球市场经已做调整，新兴市场较好抵御了第一波资本外流冲击；二是美经济复苏势头虽趋强，但结构问题仍严重，如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问题，尤其国内政治激化，往往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将打乱美联储量宽退出时间表；三是以小幅收窄量宽，且由鸽派耶伦执撑，美联储退出政策可预见性增强，降低市场恐慌。当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高度关联，极易放大退出引发的风险，未来世界经济或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