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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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 审美标准 汉赋 评价标准
古人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汉代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王充非之为“虚妄之言”，唐柳冕批评汉赋“置其盛明之代，而之音”；与此相反，汉代班固赞汉赋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近人王国维更把它奉为“一代之文学”。为什么对同一种文学样式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艺批评标准的核心是审美标准，文学的审美批评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尺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审美批评标准。
在中国古代最早将“美”和“善”分开，并将“美”“善”标准用来评论文学艺术的是孔子，孟子继其后。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在评论人格美时说的话，后来移用于文艺。同时，庄子说的“真”和“美”也被移用于文艺。用当今的文艺观点来看，“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即内容能表现出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善”是指作品内容的倾向性，即作品内容能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正确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美好情操；“美”是指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性，包括艺术形象的可感性、情感性、典型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多样性、独创性等等。真、善、美三者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对三者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三者偏重的不同，造成古代文人对汉赋评价的不同。
一、真——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是“美”“善”的基础，没有真实也就没有“美”“善”。“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常用“诚”、“信”、“实”、“核”来表达，含义很广，包括言辞、事物、景象、感情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等等，如“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等。王充作《论衡》，开始在文学上明确使用“真”这个概念，指出“文有真伪，元有故新”，阐明《论衡》的目的是反对“虚妄之语”，“立真伪之不平”，汉赋就是他所认为的“虚妄之语”的代表。但是，他的集焦点在于：文人史家笔下所叙述所描写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他所说的“真”，强调的是客观事物的“真”，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再现客体的“真”才有主体的“精诚由中”，这大致是对的。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
所谓艺术真实，是指形象地反映了事务本质特征的真实，需要更多的从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感情体验方面去领会真实，不能拘泥于其所言事物本身是否合乎常理。但直到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情采》篇中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这里所说的“写真”，就是指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真情实感。当然，汉赋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有诸多不符合生活真实之处，但这正是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之处。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为我们创设了一种虚无缥缈、扑朔迷离、若有若无、令人神往的神仙世界；扬雄的《甘泉赋》则提供了高度夸张、生动形象的描绘……而有些文论家，如王充等人，对这些动人的艺术描写不仅不欣赏、不认可，反而痛斥为“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接受任何驰骋云天的想象以及与现实不符的描绘，总是以生硬死板的客观真实的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对具有象征意义和夸饰性质的文艺持否定态度，结果把汉赋作品中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纳入“虚妄”的范畴。这是对“真”的一种曲解。
二、善——作品内容的倾向性
作品内容的倾向性，与政治功利、道德情操密切相关。“善”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先秦时往往“美”、“善”不分。在中国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把“善”和“美”区分开来，作为两个不同的标准来使用。如他在评论《韶》和《武》两种乐舞时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善”指思想内容而言，“美”指艺术形式而言。就思想内容来说，则有“尽善”与“未尽善”之别。因为，《韶》乐表现的是舜接受尧的“禅让”而继承王位的内容，这符合孔子的“礼让”思想，故称之为“尽善”；《武》乐表现的则是周武王以武力征讨商纣王而取天下的内容，故称之为“未尽善”。从孔子的评论来看，他对“善”的要求是很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应该说是美善统一，但实际上，他还是偏重于“善”。这种美善结合、以善为主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深远。“善”这个功利性标准，包含着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常常通过与“文”相对的“道”来体现，如所谓“明道”、“载道”等，主张一切言谈论说必须合乎“道”、宣扬“道”。“道”泛指作品思想内容。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所谓的“道”，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体现在汉赋评价中，就是强调其讽谏作用。扬雄、班固等对汉赋的评价均受孔子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批评汉赋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有如学童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是小技末道，壮夫不为。扬雄是从儒家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写赋本来是要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批评作用的，但是，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艺术形式，使它产生“劝而不止”的作用，甚至已经失去了讽谏作用。但事实上，没其讽谏之义的并不是侈丽闳衍之词，而是当时的帝王及后世的读者。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的共鸣及再创造的，如果读者不能与作者、与作品产生共鸣，不能领会其创作意图，那作品也只能被湮没。
班固认为汉赋“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又认为汉赋“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极力推崇这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并要求赋“抒下情以通讽谕”，体现的仍是儒家崇尚实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可见，儒家以“善”为根本、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影响着人们对汉赋的评价。
三、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
“美”以“善”为基础，又与“善”密不可分，而且在中国古代常常是“美”“善”不分，以“善”代“美”。但是，文学作品都有它自身的特征和符合美的规律，否则它就不成为文学作品了。文学作品体现其自身特征和美的规律的程度，就是判断其艺术性高低的标准。
汉赋之所以被王国维称为“一代之文学”，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它显示了汉王朝的宏大气象和时代精神；二是它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三是它是一种具有独立品
格的文学样式，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一般说来，汉赋是具有铺张扬厉、辞藻华丽、描写细致、散韵相杂、结构宏伟等特色的我国特有的文学样式，而其最根本的审美特征是“以大为美”。
关于汉代赋家的以大为美，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相如日：‘合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苞括宇宙”是指在赋家的笔下，时间是无始无终，空间是无边无际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也认为“楚汉侈而艳”，而“侈”有夸大、张大之意。正是由于看出了赋家的以大为美，刘勰才准确把握了《七发》“独拔而伟丽”、《洞箫》“穷变于声貌”、《二京》“宏富”、《甘泉》“深玮”的特点。对这种特点，班固认识的也很清楚。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其后宋玉、唐勒、汉兴牧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闽衍之词。”这都充分说明，汉代赋家追求的是“大美”的艺术效果。
汉代赋家的这种追求，后世多受非议，因为很多人忽视了汉赋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忘记了汉赋是为了充分适应汉代的社会而产生、而存在的，是为了满足汉代人的审美追求而存在的。
这种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我们只能从历史发展中去找原因，因为“文变染乎世情，行废系乎时序”，“每一时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时代而存在的，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时代的美的要求。”汉代，作为秦以后又～个大一统的时代，它的疆域比秦时更加广阔，这个大国的统治者，难免要踌躇满志，比如他们建筑上的追求是“无令后世有以加”，追求大的东西，以大为美。同时，“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和四海一家的政治形势，为文学家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使之得以用彩绘之笔歌颂帝王物质享受之富庶，描绘苑囿建筑工艺之精细，赞美祖国山河之壮丽，赋予作品伟大的气魄。”另外，疆土的扩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在审视自己面对的世界、面对的生活时，有了极强的开放性、并蓄性、包容性，有了一种傲视天下的豪情，从极度满足之中产生出一种夸诞的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赋家自然喜爱用铺张扬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生存的环境，正像刘勰说的，在雕画现实时，“莫不因夸而成状，言饰而得奇。”赋家也把自己追求大、描写大、张扬大，认为是极为自然的。只有汉代人才能深刻理解他们生存的时代，才能理解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即使像王充那样认为汉赋是“虚妄之语”的文学家，也认同了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汉室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论衡·定贤》)
综上所述，古人对汉赋评价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所采用的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如从“真”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客观真实)，汉赋被认为是“虚妄之语”；从“善”的角度出发，汉赋被认为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等等。本人认为，不仅是对汉赋，对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要采取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既要重视其功利性，更要重视文学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汉赋作为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符合文学创作的“美的规律”，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徐中玉：《秦汉散文发展概况》。
李宝龙：《真与美的悖反统——兼论前人对汉赋的误读》，《东疆学刊》2003年7月。
张毅：《关于汉赋的“丽以”与“丽以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1984年版。
曹胜高：《汉赋“大美”的构成与渊源》，《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12月。
踪凡：《试论王充的汉赋观》，《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2月。
第2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儒家文化包括社会、国家和个人三方面的内容，提倡要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具体阐述开来包括大同之世、以礼为纲和忠信笃行，是指人要通过对社会、国家有所作为才能实现个人理想，并且具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性、刚健有为的自强性和中庸尚和的贵和性，其主张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即使力量有限也要积极乐观向上地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1]。儒家思想文化在当时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也为当时的生命个体创立了可靠的精神支柱，还从根源上培养了中华民族的优良的民族精神文化，其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人类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治国文化的发展中成就显著。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圣人最终却没有完成自身的政治抱负。没有民主选举和运动革命的时代中，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获得君主的赏识。在“学而优则仕”的朝代中，很多人靠文作品的创作体现自身的才华，实现政治抱负。不同的作家在其作品中体现不同的治国思想。
二、儒家文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一）儒家文化在文学载体中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富含儒家思想的不同文学载体。作品的文学载体服务社会和文学的目的是不同的，传达儒家文化思想的文学载体也有很多类型。作家在文作品的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想法，既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又体现自身的才华。李白是豪放派的典型人物，其作品特点是粗狂放荡。陶渊明是田园派的创作代表，其表现田园风情的作品特点悠闲恬静。这些展现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学作品，通过儒家文化表达自己的治国处世理想。同时，在漫长时代更迭的进程中出现了多种具有不同风格特点的文学体裁。例如唐朝比较盛行的诗歌与传奇小说开始应用性很突出，着重是对文学创作者的文学造诣和水平的体现。传奇小说容易让读者理解目标，但需要很长的创作过程且其情节发展悠长曲折。其以人们平凡生活为载体表现自身的理想，与诗歌相比，对儒家思想的承载和传播更加深广。精湛短小的诗歌能够迅速、直接地展现儒家文化，更容易得到君王的赏识，进而成了古代作家常用的文学载体。同时，诗歌还有词、曲、赋等形式，让读者欣赏到文学的美也能得到儒家文化处世的警示[2]。
（二）儒家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社会的赞扬。社会发展中有些理念已经为社会所弃用，但是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其他思想无可比拟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文化思想，例如在《水浒传》“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中，鲁智深为了金氏父女出头拳打镇关西。在等级森严的古朝代中，体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往往还包含着对君主的仁爱，表现了“民本合一”和对王朝君主的爱戴。但是体现对社会制度不满和反对的作品较少，而且仅仅表现是消极出世的思想。《屈原》把自身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消极处世的理想相结合。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还是以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爱戴为主，对现实的不满这种朴实的观念没有独立地体现。《离骚》以想象神游倾诉自身的理想和提升自身人格，其并没有把消极和积极的思想独立分开表达，完全是一种依附认同的双面性质。在后期的很多作家包括范仲淹、陆游等文学圣人的作品也具有双面性质。作家思想依然受到君主的阶级统治思想的主导。
（三）儒家文化在文学作品创作方式的体现诗歌“言志”“表情”“写意”“传神”的过程发展中，作品更加聚焦在作者心理上，是精神和思想的逐步融合。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这些表现型的作品体现文学作者的主观情怀[3]。比如杜甫的作品由反应社会现实转向集中于表现自身的情感。孔子的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由表现政治理想期望得到任用转变到以表现自身感悟。因此，作家作品以积极入世的心态来表达对现实的情感，其实是以写实来抒意。
三、结论
第3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河下古镇，走进了一个充满历史文化起的乡镇，感觉心灵仿佛都得到了净化。我们受到了居委会的热情接待，他们对于我们此次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于此次实践调查起了很大的协助作用。居委会主任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了河下的历史，我们跟着他的话语穿梭了一段历史，了解了河下古镇的变迁，渐渐的迷上了她。我们跟随着居委会负责人走遍了古镇，感受到了淳朴的民风，他们的热情让我受宠若惊，之前还对于调查有些担心，但是看到他们那张张笑脸，我被感动了。我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增加河下的影响力，尽量改善河下居民的生活质量。希望政府能够大力的开展河下古镇的保护和发展工作。
我之前做了一下河下古镇的了解工作：河下位于淮安城西北三华里，是淮安近城的一大集镇。河下一度取代末口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大概河下这个名字即在此时开始孕育诞生于居民口头上的。河下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满浦”。周世宗（955—960）伐南唐以后，即于河下建满浦关以通水路，县志有此记载。后又建坝筑闸，更将闸子改为软坝。宋隆兴中（1163—1164)，魏胜与金人打仗，即由此调兵运粮，这事记载于宋嘉定（1208-1224）年间编的县志（嘉定县志已佚，仅见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转引）。在元朝时，山阳县儒学就建在满浦，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入县城。明朝嘉靖年间大学士李春芳上京赶考时，常经过这里，他与吴承恩有过多次交往他的《贻安堂文集》中记载了河下这个地方，称这里叫满浦。看来满浦与河下二名，一官一俗曾并行了若干年，满浦后来成为河下一个坊的名字，河下之名便单独存在下来了。
三、调查情况：
（一）调查目的：
古村落的保护规划研究刻不容缓：
古村镇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古村镇的保护不仅仅是一栋栋单体建筑的保护，而更应是对古村镇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面保护。不仅要保护古村镇遗产本体，同时要保护遗产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仅要保护物质遗产，也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调查方法：通过实地访问，去居民家中探访，请居民填写调查问卷，与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
（三）现状与问题：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具有极大价值的古村镇，正在经历着社会前进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正遭受着非理性规划、过度的经济开发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不少古村镇在社会变化和大量建设过程中，要么忽略了对历史环境的科学保护，要么一味拆旧建新、营造假古董，要么单纯将遗产保护活动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及其村民生活割裂对待，这些做法都不同程度地对历史村镇的传统风貌造成了破坏，将很多遗产变成“遗憾”。所以保护河下古镇是件迫不容缓的事。河下虽然早就被定为国家保护单位，但是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发展。
（四）解决方法
1、重视河下小景点的开发
近几年区政府对河下古镇小景点开发了不少，但还有不少尚没开发，如市河上的“殷家码头”，藏兵洞口遗址（相家湾），松竹草堂（市河码头），二帝阁，汪氏大院，左宝贵墓和祠堂，新城西门口古城墙遗址，章湘侯老宅，谭继安老宅，玛继宗老宅等。
2、对河下小景点保护的建议
很多河下古镇小景点都沒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如古枚里遗址，御码头，两淮批验盐引所等都出现乱刻，乱贴，乱画和杂草地面无人打扫的现象，游客站不下来观赏。笔者建议：在每个小景点旁设一个小公用电话亭，安排一个低保户去就业，在电话亭内再卖些报刊杂志和介绍楚州及河下古镇方面的书籍，小景点卫生由他负责，继利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又小景点的卫生又有人打扫和看护。
3、加大河下宗教场所建设、扩大人气
河下历代宗教场所多，解放前有大小寺庙55座。场所多，人气旺，这几年虽恢复了闻思寺，慈济奄迁到中街，回民清真寺的修复。但河下小学的道教古天兴观，又称三官殿，还没有修建，如能在茶巷中段东再建个耶稣教堂等。都能增加游客和人气。
4、创建人力车旅游公司
河下古镇，街道老，道路狭，汽车无法进出。游客自己走，有些人体力也吃不消。笔者建议成立河下人力车旅游公司，购买或造些有河下旅游标志的人力车和人力三轮车（仿古式）。在河下竹巷街东边（中山门.吴承恩牌坊）处，河下牌坊处，程公桥处，河下罗家桥西巷两淮批验盐引所（河下国医馆对面）处，河下大桥东处等设点，每处放5~~10`辆车（也可用电话来回调度，每处也可设几名导游人员那更好）。继解决了游客行路难问题，也增加河下的地方收入。
5、倡导河下古镇游客常观光处居民家中多种花养鸟
河下古镇有着二千多年历史，历史上河下大小私人园林有106处。多种花养鸟继陶醉河下人的情志，改善了居住环境，又增加了古镇的风景。如河下湖嘴大街张凤山先生家，就种植了百种花草盆景。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对沿街.沿景的居民户，应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导他们种花养鸟，对有贡献特殊户，应给予奖励。
6、建议在茶巷建一所戏院和几家说书茶馆
戏院和说书茶馆都是古人休闲地方，现楚州城区老年人休闲地方也特别少，文化生活枯燥，古淮戏，说书.评弹都无发挥之处。如果在河下古镇中心建一所戏院（晚上也能放放老电影），几个茶馆。即可增加河下人气，也能为地方经济作出一点小贡献。
7、建议沿街和景点居民要多为游客服务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对河下居民多宣传教育，倡导我爱我家，我为河下添光彩；游客多，河下才能有发展等宣传。多建些为旅游服务店铺.服务业。如河下特色传统小吃，工艺品，字画，古董等。如笔者的门诊招牌是“中国淮安山阳（民间）医学河下国医馆”。很多游客一看便知，“山阳医学”发展地是河下，有不少游客还进门聊聊“山阳医学”概况。又如笔者在百度网站贴吧中创办“河下古镇贴吧”。每天有百多名全国网友游览贴子。如上海一学者在为河下古镇规划设计时，还不断的上网询问河下古今情况等等。
8、加快恢复河下“状元楼”等河下重点景点
这几年由于楚州区委和区政府重视和不断的投入，河下景点恢复了不少。随着宣传不断传播，河下古镇在全国知名度越来越广，旅游人数不断增加。为了留住游客，让游客有处可观，有处可赏。建议区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力度，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尽快恢复“状元楼”、“古天兴观（三官殿），”“二帝阁”“程公桥”“左宝贵祠堂”“汪家大院（汪筱川宅）”等。笔者在回民中了解到，外地很多回民愿意对“左宝贵祠堂”恢复进行赞助。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9、凸出河下特色建景点
河下有五大特色：文化重镇，军事重镇，盐商重镇，中医重镇（山阳医学的发源地），美食重镇（淮扬菜的发源地）。建议有关部门景点应向这五方面发展建立。
1.文化重镇：河下已建成吴承恩故居和猴王世家陈列馆，还计划建状元楼。笔者建议应在河下筹建一个“河下进士陈列馆”，如果该馆能建成，目前在全国还是首家。也凸出河下是全国进士第一镇。
2.军事重镇：已建成韩信钓鱼台和漂母祠，左宝贵墓。计划恢复有状元楼，梁红玉祠和公园，左宝贵祠堂，程公桥。笔者还建议建二帝阁，市河桥（建议从河下古镇牌坊市河向东挑到文具厂大门东引水入护城河，在二帝阁对直建市河桥），藏兵洞口遗址，新城西门口城墙遗址，玛长安故居（玛继宗祖父）等。
3.盐商重镇：已建成“两淮批验盐引所”，计划复建有程公桥。笔者还建议恢复“殷家码头”，“松竹草堂”，汪氏大院等一些会馆遗址。即可说明明清时期河下盐商在国内地位。
4.中医重镇（山阳医学的发源地）：已建好吴鞠通中医馆，对许氏中医老宅挂牌保护。如能在吴鞠通纪念馆再建一个“山阳医学陈列馆”，“河下历代名中医陈列室”，在大门两旁开个国医堂诊所和药店，并对汪氏大院（汪筱川老宅），章湘侯老宅，谭继安老宅，玛继宗老宅进行保护，那就更有特色。
第4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盗传必究
将下列古文译成现代汉语
1.
颜渊、季路侍。子日：“盍各言尔志？”子路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日：“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日：“愿闻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答：①颜渊、季路侍奉在孔子身边。②孔子说：“为什么不说说各人的愿望呢？”③子路说：“愿将车马和裘衣和朋友共同使用，④把它们用坏了也不遗憾。”⑤颜渊说：“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好处，⑥不宣扬自己的功劳。”⑦子路说：“希望能听到您的愿望。”⑧孔子说：“使老人能享受安乐，⑨使朋友能够信任我，⑩使年轻人能够怀念我。”
2.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答：①齐景公向孔子问政。②孔子回答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③齐景公说：“说得好极了！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④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得着吗？”
3．①子贡问政。②子日：“足食，足：兵，③民信之矣。”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⑤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⑥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答：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追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4．①孟子谓戴不胜日：“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②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看也，③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日：“使齐人傅之。”④日：“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⑤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⑥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手王所。⑦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⑧王谁与为不善？⑨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⑩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答：①孟子对宋国大夫戴不胜说：“你想要你的君王学好吗？我明白地告诉您：②这里有位楚国的官员，想要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③那么，是找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他I呢？”戴不胜答道：“找齐国人来教。”④（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干扰他，纵使每天鞭挞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⑤假若带领他到齐国城市、农村走走，把他放在那样语言环境之中，再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挞他，逼他{兑楚国，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他天天听到的是齐国话。）⑥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⑦如果在王宫中年龄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是薛居州这样的好人，⑧那王会同谁干出坏事来呢？⑨如果在王宫中年龄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不是薛居州这样的好人，那王又同谁干出好事来呢？⑩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5.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日：“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日：“圣人之言也。”日：“圣人在乎？”公日：“已死矣。”日：“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日：“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日：“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
答：①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作车轮，②扁轮放下锥子和凿子，走到堂上，向桓公问道：“请问，公所读的书中都是谁说的话呀？”③桓公回答说：“是圣人说的话。”又问：“圣人现在活着吗？”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④轮扁说：“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⑤桓公说：“我在读书，你一个制作车轮的工匠怎么可以妄发议论呢！能够说出道理就可以放过你，说不出道理，我就要把你杀死。”⑥轮扁说：“我是拿我所做的事情看出这个道理的。⑦砍削车轮，动作慢了车轮做得就不牢固，动作快了就砍不进去，⑧不慢不快，手上的做法和心里的想法完全吻合，嘴里却说不出来，技艺就表现在这里。⑨这种技艺，我无法让我的儿子了解，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接受这种技艺。⑩因此，我虽然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要做这种制作车轮的工作。@古时的人和他的那种无法传授的东西，都已经死去了。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6.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一心之奠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
答：①学生有四种过失，老师必定要知道。②一般人在学习的时候，有的过失在于贪多，有的过失在于求少，③有的过失在于看得太容易，有的过失在于半途而废。④这四种过失，思想情况是不同的；⑤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这以后才能去补救他们的过失。⑥所谓教育，就是要发展学生好的地方，补救他们的过失。⑦善于歌唱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动听的歌声；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远大的志向。
7.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天，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天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日：“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
答：①人有福，富贵就来到；富贵来到，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骄心就产生；骄心产生，就会行为邪僻而举动悖理。②行为邪僻，自身就会早死；③举动悖理，就不会成就事业。④内有早死的灾难而外无成功的名声，也就成了大祸。而祸根源于有福。⑤所以说：“福啊，是祸所潜伏的地方。”
8.
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日：“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日：“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韩非子。说林上》）
答：①杨朱路过宋国东边的旅店。②店主有两个妾，其中丑的地位高，③漂亮的地位低。④杨朱问店主缘由，旅店的主人回答说：“⑤长得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我不觉得她漂亮；⑥长得丑的自以为丑，我不觉得她丑。”杨朱对他的弟子说：⑦“做了好事，要去掉自以为好事的想法，⑧到哪儿能不受到赞美呢？”
9．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辛日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日公卿宣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日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注：1．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夏姬：人物的名称。辛日服：内衣。
答：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都同夏姬，②他们都贴身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嬉戏。③泄冶劝谏灵公说：“国君和大臣宣扬，④百姓没有好的榜样了。⑤而且自己的声誉也不好，⑥您还是把夏姬的内衣收起来吧。”⑦灵公说：“我能改的。”⑧灵公把泄冶劝谏的话告诉了孔宁、仪行父，孔宁、仪行父请求杀了泄冶。⑨灵公也不禁止，于是他们就杀了泄冶。
10．
第5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6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 国学 古典文学 文化
“国学热”再次升温，古代文学能否波澜不惊，两者的关联度如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笔者从历史的视角，粗略审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文脉关系。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将书籍分为四类，即“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唐玄宗时期，集贤院分书为四类:经、史、子、集。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亦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孔子时有六艺，汉代设立太学，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并另设有算学、书学、医学等。
“国学”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因此，原初的“国学”，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与学校，与地方乡学相对应，由乐师、大司乐负责，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国学”正式称谓产生于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2]但“国学”依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定义。
“文学”一词最早出在《论语》，指孔门四学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专指古代典籍。汉朝“文学”指学术，就是儒学，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学”范畴，另有“文章”指学术之外词章。古代文学是个断代概念，指中国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整个历史时期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独立学科。文学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古代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
二、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底色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诗文文本，经部与子部属于广义哲学范畴，史部属于史学范畴。经学是国学核心，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许多朝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式，对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审美观念与美学范畴以儒家经典为底色。不了解中国先秦儒学，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学诸多观念。如中国古代诗歌的“和谐”美，乐而不、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效果，这就和儒学中庸思想密切相关。子书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巨大影响力。如《庄子》的恣肆、飘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遥境界与全身远害隐逸人生，心斋坐忘、虚静澄明与言不尽意等方式，都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并构成中国诗歌、绘画基本精神与审美范式。《庄子》看重人生个体价值，所有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安顿，为那些现实中受挫、失望甚至绝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撑。失意文人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转而追求个体适意艺术人生，这种艺术人生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纯艺术精神。因此，不了解庄子学说，就不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与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学思想。
三、古代文学是国学的情感建构
古代文学以或细腻或婉约或豪放的多种表现手法，抒发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留下众多千古传唱的文学名篇。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发现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国学的精神内核，塑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与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按照作品类别主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期，或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古代文学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也包括俗文学、戏剧。古人叙述的古代文学主要为国学的“词章之学”，现代的古代文学范围已经涵盖了文学的全方位情感表现领域。先生对“国学”理解很宽泛，他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缩写，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3]。按照这种理解，古代文学就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现部分。
古代文学的“感物道情”表现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学表现国学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经典，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国学精华。《诗经》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现存《诗经》古籍就有六百余种。“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统治地位极其崇高。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广泛传播。儒家的分支主张以《诗》说《诗》，还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需要，基于此，《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诗经》兼有经学和文学双重身份。
古代文学本身是文学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国学与古代文学既面对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现也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情感叙事。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呈现出一种国学与古代文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贯通态势。
参考文献：
[1].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
第7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 和谐心理；道德人格；培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榆林学院院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适用性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G1002）
“教育的根本是理想人格的培养，没有人格培养的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也是没有灵魂的教育”。健全人格是一个和谐的人格，包括健康的心理、正确的思想观念、丰富的审美情感。健全和谐的人格有强大的适应社会的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可以处变不惊、从容不迫。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贯穿上下五千年，容量大内容丰富。《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孔孟老庄、李杜苏辛……优秀的作品和品格高尚的文学家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精神。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精神气骨，避免学生的精神日益走向庸俗与低俗，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使之成为拥有健全人格的人，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教学中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
一、培养学生健康和谐的心理
心理健康是人格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社会纷繁复杂，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类渐渐迷失了方向，急功近利、避难就易、金钱至上，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幸福感下降，冷漠、压抑、心理不平衡日渐普遍化，云南大学马加爵残害室友事件、大学生自杀事件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警惕。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精神、心理，培养健康强大和谐的心理，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习古代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它所蕴含的丰富质朴的人类情感，面对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利害得失时，古代文人表现出的坚定、淡泊、豁达、自强的生活态度足以给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中国文学从屈原开始，似乎就是一部文人的悲歌史。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李白大唱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李煜贵为一国之君而沦为阶下之囚；苏轼一生三次被贬谪……大批的文学家身怀壮志而仕途失意，人生的种种坎坷、苦难、打击在他们看来是那样的真实而正常。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处变不惊，宠辱兼忘，不退缩、不与世同污，洁身自爱，自强不息。苏轼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的不圆满如大自然一样自然，那么就应该达观的面对生活，笑对一切。活着，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挫折、一时的失意灰心丧气，甚至寻死觅活。怕什么呢？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为后人树立了正视现实、勇于承担苦难与不幸的达观超然的生命态度。
悲也好，喜也好，富也好，贫也好，不论何时何地，处境如何，始终不丧失生活的信念。学习古代文学，给我们勇气、力量，使我们心境平衡、平心静气，拥有一个健康强大和谐的心理，在今后的道路上不论是顺境或逆境，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二、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人格
高尚的道德人格强调个体对家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对人的友善与仁爱。上海大学钱伟长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高等教育以德育为先。古代文学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提出对“什么是美”的认识。楚国的武举说“夫美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即善就是美，而且对上下、大小、远近、内外各方面都要无害，孔子也说“里仁为美”，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善于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培育了一代代具有独立人格、坚定节操的文人。孟子云“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历代作家作品无不折射出强烈的道德力量。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我国经久不衰的优良传统。
屈原为实现“美政”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出“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洁人格；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博襟；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家国民族赤诚的爱与忠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潜移默化的熏陶着青年大学生，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怀的人，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人们争权夺利、“以身殉名”“以身殉权”“以身殉利”，教育者传“道”尤其的重要。要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做不被经济奴役的人，做具有坚强气骨的人。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当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8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1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现状综述
迄今为止，有关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文学专著方面，有关文学名士的研究尚以文学史形式存于地域文学专史研究中。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与毕宝魁的《东北古代文学概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两部著述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首开东北文学史书写先河，书中有关东北地区古代文学名士的研究，材料翔实，论断恰切，评介公允。任惜时等主编的《东北文学通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三章简略勾勒了东北古代文学的发展概貌。李春燕等编著的专题论文集《东北文学综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东北文学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其中关于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部分有《萨满教文学的文化底蕴》《辽代文学通论》《清代前期东北流人诗歌创作论》《清代东北籍文人文学论》等四编。张菊玲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介绍部分满族作家及其作品，张佳生的《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宗室为视角，勾勒满族文学发展脉络，赵志辉等主编的《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分卷评介了满族先世、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4个历史阶段，兼顾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纯文学与俗文学、满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学术视野，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满族文学史。董文成主编的《清代满族文学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涉猎到东北古代文士的创作思想。李兴盛的《东北流人史》(黑龙江出版社，1996年)从文士流放视角梳理东北古代文士的生命历程。白长青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2004年)与徐光荣的《辽宁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虽为单省地域文学专著，但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后者尤以详细挖掘、梳理辽宁古代文学名士文献史料著称。文学名士个案研究方面，刘晓、匡亚明所著的《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详尽阐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是国内第一部耶律楚材研究专著。
别集整理方面，近现代大学者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辽海书社，1933~1936年)共收录东北地区古代名士诗文集15种，分入第四、第六、第九及第十集中。所收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见之本。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绝版复本，金氏辑补本十数种，可补前史之不足，校史之异同，为考证之资，其辑佚校补，保存文献之功自不可灭。继《辽海丛书》之后，兴振芳主编的《辽海丛书续编》(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收录东北古代名士诗文集7种，均辑入第六集中。《续编》多方搜集，以补金氏之阙，将耶律楚材、李锴等重要人物别集辑入，为后学提供方便。
单人别集整理方面，有耶律楚材、贺钦、冯惟敏及魏燮均4种。谢方点校本《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以渐西村舍本互校，并以《丛书集成》本作参考，在每篇诗文后均附有校勘记，并在全书的末尾附有《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等3种对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非常便于读者参考，为现在最好也是最为方便的一个版本。伍玉梅整理的《医闾先生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贺钦文集的校注本，工作底本是嘉靖二十三年本，校勘参以嘉靖九年本和其他各本。所用影印底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属于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贺钦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毕宝魁的《九梅村诗集校注》以增订新篇目和详注的方式将魏燮均的诗文呈现于世。该书出版后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铁岭市成立魏燮均研究会，魏燮均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魏燮均获得在生前难以企及的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谢伯阳的《冯惟敏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收诗、文、散曲、杂剧及赋、词等，其中的文主要来自《海浮山堂文稿》，该书为冯惟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缪润绂所著《沈阳百咏》《陪京杂述》《陪都纪略》(沈阳出版社，2009年)三部书稿由沈阳文史研究馆整理校注，作为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一辑出版。
学术论文方面，为考察30多年来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成果的数量，依照上述文学专著中涉及名士的姓名及字号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按照知网提供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两种来源类别进行二次检索，以考查论文质量。计量时，对有些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主题无关却被检索到的论文，不计入总数;先元时期的名士，因其馆藏文献资料基本亡佚，故不在计量之内。
2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钩稽
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书目》(辽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辽宁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线装书目》(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古籍著录系统、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等国家级、省级及高校各图书馆馆藏书目或检索系统，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资源进行系统钩稽。这里遵循4点原则①因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涌现时间多在辽代及其后，且现存世典籍文献基本为辽代及其后，所以所选名士时间范围为辽代至清代。②所选版本首顾单行本善本，次择单行本良品。③没有单行本的选用所据底本精良者的丛书本。④因顾及使用便利因素，所择图书馆以东北地区为先。
3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学术研究建构
辽宁省关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馆藏资源十分丰富，建构这一学术研究系统亟待提上日程。研究主要可分为4大类：典籍校注丛书、资料汇编丛书、学术专著丛书、名人传记丛书。资料汇编丛书通过搜集整理各名士生平、仕宦经历、著述情况、后人评介等方面资料来完成。名人传记丛书是在典籍校注丛书和资料汇编丛书完成后的基础上，对文学名士的生平经历及著述作品及其熟悉的情况下方能完成。而学术研究可从文学家族研究和作家群体研究两方面入手：
①元代辽阳耶律家族：元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耶律楚材被《元诗选》编纂者顾嗣立誉为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次子耶律铸、三子耶律季天、孙耶律希亮都是诗人。
②元代朝阳姚氏家族：辽代西柳城(今朝阳地区)姚渊、姚枢、姚燧三代。姚枢任许州录事判官迁河南许州(今许昌)，至元二年回辽阳行省任辽东按察使、东平宣抚史。其子姚燧是著名散文家和散曲作家。
③明代义县冯氏家族：明代中叶冯裕，其子冯惟健、冯惟重、冯惟敏、冯惟讷、其孙冯瑗。冯裕曾受教于辽东大儒贺钦，冯惟敏更是杂剧散曲大家。
④清代沈阳缪氏家族：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的代表人物缪公恩是嘉庆道光年间东北诗坛盟主和泰斗。族人中幼弟缪德喜中进士，缪公恩的五世嫡孙缪延祺进士及第，缪氏第三个考中进士的是缪公恩的嫡曾孙缪润黻。
⑤清代铁岭高氏家族：高其倬、高其位、高其倬继室蔡婉、高其佩、高鹗。
⑥清代锦州金氏家族：金科豫、金朝觐兄弟。
⑦辽东三老研究：康乾盛世时期辽东涌现的三位诗人李锴、戴亨、陈景元。
⑧辽东三才子研究：房毓琛、刘春烺、荣文达。
⑨沈阳三才子研究：韩小窗、喜晓峰、缪润紱。
⑩其他相关研究：贺钦、王尔烈、常纪、多隆阿、魏燮均等。
文学家族研究和文士群体研究是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研究，揭示东北文学发展的内部必然联系，给人以明晰的地方文学发展史的印象。东北古代名士的后续研究空间极大，有必要让这些在当时曾经影响东北文化的历史名人活起来，有血有肉，影响和鼓舞当代东北人的志气和信心。
4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文化产业建设构想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与此相应，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渐成热点。笔者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与东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拟作简单的构想.
5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开发意义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群体是东北文化最佳形象代言人。名士们的人格品质和文学作品内涵是盛开在东北千百年来文化土壤中的绚烂之花，并在历史的时空中结成多种果实，以飨东北人民。因此，着力、全方位开发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重视文学、文化传承的自觉。
开发名士馆藏资源有助于提升东北文化内涵，加快东北文化建设进程。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或者地域民气的重要表现。孔子说：里仁为美，居不择仁，焉得知?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选择道德文化水平高的地区居住;二是对居住区施加影响，使其成为仁义充满道德的人文环境。而后者即是开发名士馆藏资源的重大意义所在。良性的人文环境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抢救、搜集、系统开发东北名士馆藏资源亟待提上日程。
第9篇：古代文学家范文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善于运用象征寓情于物，植物的意象最为明显，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水仙、梅花、荷花等植物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非常丰富。
关键词：古代文学；植物；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2-0008-01
中国古代文学善于寓情于物，善于运用象征等手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集中于植物上赋予众多的拟人与象征意义。植物因其外貌特征（象）而得名，然后因名成像，即文学意象。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学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达的内心情感，内心的意一般是关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与表达往往离不开“境”，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通过含蓄、模糊手法而达到一种“境有尽而意无穷”效果。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一语道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古代文学中，作者把内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对人生世道之悟与所描写客观景物完美融合起来便形成意境。
在文学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写景状物是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为情思。虽然古代文学中意象有着不同表达方式，但是可感觉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表达一种对人生感悟与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暂、痛苦等多重情愫，认识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时光，不能浪费消耗生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价值，对人生充满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与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韵、幽雅、芳香的特点，在岁末寒冬百花凋零时反而开花。它进入文人审美视野后，作为一个独特意象出现于文学领域。人们赏其“形”取其神，赋水仙以“清、贞”为主的人格诸种意象。
水仙被赋予女神意象。一是作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赋》序描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1]《洛神赋》作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复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荆州地区沿用，被诗人们广泛使用传唱，作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两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尧之二女为范本，构想出二女与舜之爱情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风，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学家热衷于相信凄婉爱情故事，对娥皇女英的忠贞加以象征咏叹，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三是汉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汉水女神在汉代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学者，曾记载故事:传说有一位叫郑交甫男子，在汉水之滨遇见两位出游神女，两相悦慕并愉快交谈。神女应交甫请求，解下随身玉佩相赠，郑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举步间却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怀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传说烘托出水仙的缥缈与神秘意象。
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晋.王嘉在《拾遗记.洞庭山》中记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叶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3]屈原投汨罗江而死，被追思为水仙，而水仙姿态高雅，品性贞刚，自然将它攀附为屈原化身并将其意象与屈原相关联。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将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传》中记载:“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琢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傍。’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日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琴高晏晏，司乐宋宫。离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跃赦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4]
水仙在文学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进一步继承和品格的升华。水仙的类比意象总体有洛神、湘神、灵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类。
三、其他常见植物的古代文学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记载梅的文献《尚书・说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为盐梅”。可见，梅花既可观赏，又具实用的“内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古代文学家价值标准。梅花喜温湿，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边梅花有早春先发特性，后来人们对水畔梅花疏影横斜之美的认可，梅花伴水成为古代文人对景物摄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横斜孤峭挺立，被文人们赞赏和大力描写。梅花瘦而且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写进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学作品中。
草的喜怒哀乐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确立“香草美人”传统形式，香草为美人作衬托。置草又名忘忧草，文献最早记载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首草，言树之背。”后来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5]”称其“忘忧”是因为首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北堂”代表母亲。基于此，古代游子要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营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思念，忘掉烦忧。
植物之间象征意象的比较寄托爱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为被古人誉为五君子，后来的乾隆皇帝合咏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画松、柏、梅、竹、水仙为五君子图，乾隆皇帝非常喜欢五君子这个组合，不但写多首诗歌来吟咏，还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图以供欣赏。松、竹、梅被合誉为岁寒三友，为中国传统凌寒花卉，声名地位也甚高，水仙与不相上下。通过水仙与荷花的对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层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风中凋零;荷花根部离开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却可离开泥土，凭清水开花;水仙根部须白皓净，可将其作为造型部分与水仙花叶同赏。有的文学作品甚至贬损荷花，居然赋予格调低下象征:以莲花喻、候臣；但多数情况下荷花用来比喻士大夫芳洁之志，用来比喻女子贞洁自守等。
参考文献：
[1]曹植等著，三曹集[M]，岳麓书社，1992,247。
[2][汉]司马迁著，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8。
[3][晋]王嘉，拾遗记[M]卷十，中华书局，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