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1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宏观经济学，或称之为古典宏观经济学，萌芽于17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首次从宏观的角度观察经济运行状况，并发表了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赋税论》[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由此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商品交换，而贸易顺差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迅速走向富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

《赋税论》深刻阐明了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认为，税收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实现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从而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

同一时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发表著作《经济表》，强调利益来源于农业，并对国民经济结构做了系统描述。随后，古典革命的爆发极大促进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率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提出深刻的见解，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后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2.1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难以给出大萧条合理的解释，更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措施使经济回暖。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适时地提出了应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总是小于储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国家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种政府带头刺激消费的行为有利于带动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生产，使市场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来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等于商品总需求价格时的商品需求量。当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即供过于求时，资本家就会降价或减少生产，进而造成员工的失业。而在短期内，商品的成本变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总供给几乎是不变的，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是总需求量，也可以说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决定着就业数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失业问题。

另外，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这三大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规律解释了这样一种状况：当收入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储蓄，从而降低消费的百分比，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投资越多，收益率越小，当收益率低于利率时，投资者将停止投资转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决于流动性的大小，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这也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不足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大量失业，从而爆发经济危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物，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这次的“凯恩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2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导致这次“滞胀”出现的根源。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是，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稳定经济，而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

货币主义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会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国家的干预打破了这一均衡，必定引发经济的动乱。

同时，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因此，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提出为国家解决“滞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货币主义下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大量数学方法的使用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技术因素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手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趋于整合。首先是传统各学派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其界限逐渐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为统一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微观经济学一样，宏观经济学在探究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基础很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各国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然而，尽管新模型能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却难以取得新进展。随着市场机制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完全，在经济进步的背后还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别[2]。经济制度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进行经济调控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另外，宏观经济学的运用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这就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也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结合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有效利用。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首要的任务。我国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完善，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观调控实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进程。在此严峻背景下，中国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极大改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启动四万亿资金强力拉动内需，这些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中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融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了解宏观经济的发展与起源是我们正确认识这门理论的基础，也是学习并应用这一学科的前提。同时，我们也要将所学应用于实践，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地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有益理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不断补充完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效地解决当代经济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杜纯布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历程的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2]崔保春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初探[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0）

第2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关键词】会计指数；社会经济发展；价值创造会计指数

一、会计指数研究

1.价值创造会计指数。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股价受到企业盈利或企业资产所左右的同时，其他非财务因素，如：品牌、理念、创新、人员等，对企业股价的影响日益增加。然而，非财务因素难以量化，不能为传统的会计方法所接受，因而导致在实践中对此类因素管理不够且报告有限。因此，价值创造指数应运而生，它是一项用来量化企业非财务绩效与其他市场估值关系的工具，即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编制以了解企业经营对于宏观经济的综合贡献，进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数。价值创造会计指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可细分为价值创造额与价值创造效率两个指标。根据价值创造额的构成进行分析，可反映公司与政府、员工与公司债权人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分配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国家制定劳动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提供依据。对于价值创造效率进行行业分析，则反映出不同行业对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受影响程度的不同，进而了解不同行业分工的经济运行的特点，为国家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内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2.提供会计指数研究平台。虽然我国的会计指数研究走在世界前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跨级指数的研究仍处于起步状态，当前的会计指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于各个行业的大量会计信息进行集成和处理上，若想顺利获得会计指数研究及其衍生研究的重大突破，则需要依靠专业的研究机构来实现。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研究编制已经迫在眉睫。

在学术领域的发展道路上，研讨成果的交流是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手段。会计指数研究平台的建立提供给研究人员以发表科研成果的舞台，保证会计指数成果在研究价值、研究质量和研究速度等方面得到迅速的提高。

3.统筹规划，实践检验。会计指数的产生源自于实践的需要，指数的研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指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为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才是会计指数研究的意义所在。因此，中国会计学会与中国财政部应统筹规划、缜密部署，将研究成果交予相关部门参考验证，共同促进指数研究的发展。在指数应用中发现问题时，应积极应对、深入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和缜密的求证完善会计指数体系。

二、加强会计指数研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中的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经济资源，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亦或是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的加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严谨的会计指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会计指数在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方法编制而来，其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会计信息资源，提升会计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2.加强经济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有序的发展不能仅靠市场价值规律的自动调整，还需要政府在掌握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下，适当推行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会计指数是一门处理信息的严谨科学，对会计指数的研究分析能够准确客观地反映和监督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以此分析出微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对于会计指数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和监督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客观地分析判断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关键，从而提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生产资料在各个部门的优化配置。

3.提升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在当前经济社会中，会计数据更多被使用在分析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方面，在微观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会计指数体系的建立，拓展了会计数据的应用范围，以微观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析为基础，研究推断出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使会计行业在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分析上做出新的贡献。

4.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经济地位日趋重要。自2010年8月在大庆召开的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上首次讨论会计指数课题后，我国对于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愈发重视，动员了会计界的大量精英和力量。同时，我国推动了对会计体系的完善，会计人才的培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国会计行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明显增强，在会计指数的研究方面，我国更是走在了行业的前端。

三、结束语

会计指数的提出与研究拓展了会计学科应用范围，提升了会计工作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为会计事业的发展谋求了新的契机。我们会计行业从业者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刻苦务实的研究精神全身心投入到会计指数这个新领域内，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3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为什么国内需求主导21世纪的经济增长

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与消费属于内需，出口属外需。经济制度背景、资源禀赋、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因此有外需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就我国而言，内需是21世纪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倡立足资源禀赋。我国具有至为重要的三项内需主导禀赋：人力资源、差异化的市场和后发优势。13亿人口本身就是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空间巨大的国内消费。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代际上升。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内不同地区间具有类似国际的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21世纪初期和中叶，经济仍将处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期，“后发”效应持续，消费结构升级所创造的需求将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面临资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等一些制约因素，外需无法替代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由经济制度变迁释放的外需增长激增，已经逐步被消融于经济增长的常规发展之中。单纯追求外汇增长的管理目标被宏观经济协同发展目标所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驱动力也不复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应带来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带来的外需增长将很快为购买力平价所平衡，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终将是不稳固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经济制度转轨中不同变量对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贸易顺差占总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据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三大需求相关性分析，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是消费，净出口最小。

近几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贸的现状，需要国内需求的增长来防范和化解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动。1996—1999年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当中属于最低位。本世纪以来，外贸依存度急剧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达到64%。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家1980-2001年之间该指标平均波动幅度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没有超过30%。尽管有汇率、贸易结构、统计口径等一些争论，但我国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在剔除了微观层面套汇的行为(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调高利润以流入外汇)后分析，出口结构中多数是劳力与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粗放型数量扩张导致经济福利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对等。维持外贸高增长对我国技术进步、经济安全和资源的可持续已经构成威胁。

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弱，但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无法躲避。领头羊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预期，美国正面临“双赤字”、养老金体系难以持续、产业外移后结构升级困难等问题，如果不能在吸收国际资本流入来平抑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维持国内资本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经济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无疑会首当其冲。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如果美元持续走软，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时机把握不当，会对我国外贸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较大冲击。国际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制约。对外需依赖的脆弱性将要增加经济发展的泡沫，无论从何种希冀出发，购买力平价最终平衡了外需增长的短暂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贸易利益中，21世纪宏观经济的大势反而看不清晰。比较优势和规避经济发展的风险时常在提醒我们，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地利用内源性要素加快发展，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选择：宏观政策认知的变通？货币政策的陷阱？

侵消货币政策天空氤氲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财政政策阳光。单纯过于松动或者紧张的货币政策常常置货币流动性于难控的境地，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减弱了金融产品多样性。然而控制货币流动性更为核心的冲突来自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在改善国内需求的结构和质量的努力中，货币政策似乎缩手缩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央行票据失效之时，就是祭出财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宏观调控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财政政策取向经历了紧缩-扩张-中性的转换。最近一轮的宏观调控始于2003年，货币投放增长过快和社会的投资规模庞大引发宏观经济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尽管持续高投资风险在增加，货币政策并没有及时降低货币供给的速率，当已经演绎成为问题时，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的开发和投机，这无疑加重了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协调。货币政策对于当下的流动性过剩似乎束缚了手脚：非但无益于调整内需的结构，且反向激励了投资的激增。然而，过剩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向待改善的产业部门和待鼓励的潜在消费需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产业所显露的疲惫之态，主要原因是来自该产业的投资乏力和消费结构落后引起的消费不足。

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造成货币政策新的压力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供给相应形成国内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过剩流动性显然与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形成冲突。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里，此时是可以选择提升利率作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利率工具所能影响到的微观经济主体多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它们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倒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进而甚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后果。流动性供给增速加快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于经济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显著的问题是内需与外需的构成不尽合理、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困境与需求质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动性无法流入到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中(如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流向了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如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样的领域中。显然，这将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健康增长。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中较多的流动性给以支持，如果经济结构有更好的调整，内需的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一定会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选择的困境，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挣扎于“流动的陷阱”中而左右为难。货币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评估财政政策的意义：以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是否应成为引领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层面？

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矫正流动性过剩的“杀手锏”在于治理国内需求的结构矛盾，改善的过程是为“短腿”公共产品的融资和为制度改革注资的过程。

    第一，财政政策是疏通国内需求释放渠道的核心环节。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了经济成本；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受到威胁；体制改革滞后，抑制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制约了经济内在增长机制形成。驱动今后5-15年的国内市场需求，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些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第二，财政政策效果的选择重于宏观经济的“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和币值稳定，政策手段简单，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比较间接和宽泛，是“中药”。财政政策手段丰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节，是“点打”。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减少不可控性和不确定风险。

第4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关键词：政府采购；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宏观调控效益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83－05

一、前言

由于效益是指“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因此调控效益也应该是“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只不过这里的“所费”是指政府为了进行宏观调控所使用(花费或投入)的经济资源量，而“所得”则是对其调控效果的表现。政府采购是否具有调控效益，主要取决于有目的、导向性的采购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GDP的增长、经济稳定、分配公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能比原有的采购方式更好地配置财政资源，并有效实现上述既定目标时，那么采购的宏观调控是有效益的，反之则是低效益或者无效益的。

从政府采购支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来看，其调控的主要内容及效果体现在调控总量(促进经济的“帕累托改进”)、调控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节价格(促使物价稳定)、调整分配(促进公平分配)四个方面。

二、政府采购的乘数效应及其调控机制

政府采购乘数是指政府购买支出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量与政府购买增加额之比。政府为了维持其日常政务需要和给社会提供服务，总是要发生一系列的购买行为。按照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消费品，它主要是用于政府维持日常政务之需；另一类是投资品，它是政府投资修建的各类公共设施。由此，政府采购乘数又可以细分为消费乘数和投资乘数。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理论可成为分析政府采购乘数调控机制的工具。

1。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模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建立国民收入的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导政府采购乘数模型。

为了分析简便，只考察一种不包括国际经济的封闭经济，并假定政府购买的产品为当期产品，政府购买的变动不影响利息率，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受总需求的影响。关于税收，宏观经济学中通常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假定税收与收入成比例，即T=tY，f代表税率，是由政府决定的外生变量；另一种方法是用总量T来表示，代表所得税。这里采用后一种方法。从支出这方面来看，三部门的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方程为：

Y=C+I+G (1)

C=Cα+bYd (2)

其中：式(1)中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民间消费，I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式(2)中C月代表消费函数中的常数，表明即使人们短期没有收入也要消费；Yd代表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T)后的收入(Yd＝Y－T)；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如果Tr代表家庭从政府转移支付得到的收入，那么个人可支配收入Yd应等于总收入Y减去所得税T加上转移支付收入Tr，即：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制度与手段各有其特征。但其财政的宏观模式基础都是相同的，因而其国民收入的表达方式也是一致的。因此对式(5)的讨论具有一般性。政府在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也就是通过(5)式中能够操纵的三个变量(政策变数：G、T、Td)来进行的

2．政府采购乘数模型。将(5)式对G求导数，得到采购乘数(KG)：

式(6)表明政府采购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倍增作用。这种倍僧作用就是所谓的政府采购乘数。(6)式还表明：第一，由于边际消费倾向(b)一般小于1，因此，政府采购乘数为正值，说明国民收入随政府购买的增加而增加，随政府购买的减少而减少；第二，政府采购变动时，国民收入随之同方向变动，其变动量为采购量的1/1-b。假设边际消费倾向b=0．75，则政府采购乘数KG=4。

3．政府采购乘数的调控机制。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之一，它是通过改变社会需求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从社会总需求的构成来看，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社会总需求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出口。虽说政府采购只是社会总需求中的一部分，似乎有点“势单力薄”，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采购具有乘数效应，即较少的政府采购支出能带动其他需求的成倍增长，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具体地讲，一项政府采购增加，就会使一部分产品实现销售，继而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再通过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使企业和个人收入有所增加，企业和个人纳税后依然有一定数额的收入增长，这部分收入被分配成消费和储蓄，其中的消费继续变成消费需求，储蓄也为扩大投资需求提供了资金来源，如此经过若干轮的循环，最终促进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由此可见，政府采购的扩大可以产生推动经济运行、扩大国民收入的作用，政府采购的减少可以产生限制经济运行、减少国民收入的作用。

三、政府采购支出的挤出效应

政府采购支出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采购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对投资与净出口的抵消作用。在简单模型中，由于政府购买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当增加政府采购时，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成倍地增加。但如果把货币市场的因素考虑进来就会看到，在政府购买产生乘数效应的同时，还产生了挤出效应。

如图1所示，先不考虑货币市场因素，即假设增加政府采购时利率不变。初始均衡点为LM曲线与IS0曲线的交点E0处，当政府购买增加时，IS0曲线右移至IS1由于利率不变，乘数效应使总产出增加到Y2，增加量为(Y2-Y0)。现在把货币市场因素考虑进来，即增加政府采购将引起利率变化。在图中，增加采购使均衡利率上升到R1。利率上升使投资与净出口减少，实际总产出不是增加到Y2，而是增加到Y1。这就是说，与利率不变时相比，总产出减少了(Y2－Y1)。(Y2－Y1)就是增加采购引起利率上升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增加政府

采购时，在两种效应的同时作用下，实际增加的总产出是(Y1－Y0)。

由于挤出效应是在产品市场变化引致货币市场变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挤出效应作用的大小与模型中的许多参数有关。这里着重就挤出效应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h)以及边际消费倾向(b)的关系进行讨论。(1)d值大，说明投资对利率变动反应敏感，利率稍有上升，就会引起投资大幅度下降，因而挤出效应也大。(2)当政府采购增加引起收入增加，从而货币需求也增加时，由于货币供给不变，要求利率上升以减少货币需求；而如果h值大，即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大，在这种情况下，仅有较小的利率变动即可抵消收入增加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增加，所以，这时挤出的效应较小。(3)边际消费倾向b越大，使投资下降所引起的总产出减少也越多，即挤出效应也越大。

四、政府采购支出的调控模型及调控效果分析

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是指政府采购变化对总产出变化影响程度的大小。这种影响大小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因为这种敏感程度直接决定挤出效应的大小。在IS－LM图上表现为IS曲线的斜率；二是资本市场上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因为这种敏感性决定利率变化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变化的大小。在IS－LM图上表现为LM曲线的斜率。下面分两种情况分析：

1．假定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变，即LM曲线的形状和斜率不变。这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移动IS曲线时总产出变化就越大，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效果就越大。

图2揭示了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时，由于IS曲线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观调控效果的差别。在图2(a)和图2(b)中，LM曲线的形状和斜率都相同，表明货币市场均衡不变。初始均衡E0相同，在采购方法、数量和频率都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乘数作用，都能使总产出增加到Y3。但由于图2(a)和图2(b)IS曲线斜率不同，致使增加相同的采购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不同。图2(a)IS曲线比较平坦，即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小，总产出只增加(Y1－Y0)。而图2(b)IS曲线比较陡峭，即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大，总产出却增加了(Y2-Y0)。这表明：图2(a)IS曲线斜率绝对值小，宏观调控效果小；图2(b)中IS曲线斜率绝对值大，宏观调控效果也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差别呢?是因为IS曲线斜率绝对值反向取决于d，正向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图2(a)中IS曲线斜率绝对值小，说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或者边际消费倾向b的数值较大，而d值和b值大，都会使政府采购的挤出效应大，所以实际增加的总产出就少，即宏观调控效果小。图2(a)中的(Y3-Y1)和图2(b)中的(Y3-Y2)为挤出效应而减少的总产出，(Y3-Y1)>(Y3-Y2)。

2．假定产品市场上政府采购对利率的敏感性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即IS曲线的形状和斜率不变。这时，LM曲线斜率越大，移动IS曲线时总产出变动就越小，采购的宏观调控效果也越小。

图3揭示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时，由于LM曲线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观调控效果的差别。在图3的(a)和(b)中，IS曲线斜率相同，移动幅度也相同，说明所增加的采购额相同。不同的是，图3(a)LM 曲线斜率大，曲线陡；而图3(b)LM曲线斜率小，曲线平坦。由于LM曲线斜率等于k／h，斜率大说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h值小(假定k值不变的条件下)。h值小，挤出的效应就大，所以增加采购对总产出的影响就小些。在图3中，(Y3-Y0)表示政府购买乘数效应增加的总产出，图3(a)的(Y3-Y1)和图3(b)的(Y3-Y2)分别表示在两种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的挤出效应，(Y3-Y2)>(Y3-Y2)。政府采购调控效果在图3(a)中为(Y1-Y0)，图3(b)中为(Y2-Y0)，图3(a)的采购调控效果小于图3(b)。

五、实证研究――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范例

我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到1996年实现了经济增长9．7％、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6．1％的成功软着陆。但从1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乏力。以1998年为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外贸出口增幅从1997年的20％狂跌至1998年的0．5％，利用外资也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社会总需求构成中的其他三部分都处于低迷态势。从货币政策来看，1996～1998年我国先后6次降低利率，但效果不够明显，这表明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购买，便历史性担当起启动内需的重任。从政府采购的角度看，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加政府投资和提高公务员工资为主要特征。

在政府投资方面，1998～2001年底，我国发行的5100亿元国债90％以上的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各方面投资近3万亿元。利用这些国债，国家安排基础设施项目8600多个，累计建成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建成铁路新线4007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里程1063公里；新建、扩建机场37个；对2400多个县进行了农网建设和改造，这些都在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测算，1998～2002年我国政府累计增发的6500亿元建设国债，分别对当年GDP增长带来了较大的贡献(见表1)。

在增加公务员工资方面，1999～2001年我国政府先后3次增加了公务员工资，财政累计支出4066亿元，这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资料表明，新增的工资最可能的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日常消费、文化教育、耐用品消费上。而且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也可以带动社会工资的提高，对于促进消费、启动市场有着积极作用。

六、结束语

我国以扩大政府购买(主要是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是明显的，增发的国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及生态环境建设倾斜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政府采购支出在拉动市场需求、放大采购乘数效应方面仍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政府增加投资所带动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在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没有很好启动民间投资等方面，这导致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不够理想。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1)体制障碍。如公共投资中存在低效率和损失浪费现象，并且政府管制和融资歧视抑制了民间投资等。(2)结构障碍，由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性供应过剩与结构性需求不足并存的买方市场环境中，这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造成了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有效启动。(3)政策偏差。如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重需求管理轻供给改善、重投资增长轻消费引导等。

其次，政府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投资乘数不够理想。原因之一是，近来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也呈下降态势。原因之二是，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存在“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问题。从1996年之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明显快于GDP增长率，到2003年两者差距达到15个百分点。税收如此超常规增长而产生的紧缩效应反过来对扩大支出的扩张效应起了反向抵冲作用。

最后，体制不完善和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了调控效果不理想。实施以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体制顺畅、市场化程度高；第二，必须有剩余的、闲置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已基本具备。但我国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第5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第6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关键词：财务管理 市场经济 重要作用

在21世纪的今天，不论从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势来看还是从国外的经济发展状况来分析，都逐渐趋向于追赶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而经济全球化作为市场经济的催化剂更是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使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发展情势呈现为市场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的局面。在这种三位一体的迫切趋势下，要想使得我国的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屹立不倒，就需要不断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通过优化财务管理模式和资源、吸收先进管理方法来适应全球性经济一体化的管理要求，并以此来大幅提升企业自身同国际化企业接轨的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力，因此企业财务部门应当与时俱进，积极的转变管理模式，运用科学的、创新的手段来达到进一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整体水平，为整个企业管理乃至整个国家宏观管理服务，并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可极大程度的保证我国企业在当前的经济浪潮中处于不败之地。

一、财务管理的概述

企业的经营管理离不开财务管理的大力支持，财务管理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的财务管理，其实就是指在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下，人们将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财务的活动以及财务的关系进行管理的一项活动，它就是企业的资金运动，也是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的过程，因此它全程参与企业管理的过程。

二、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

企业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目标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全面提高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企业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不论企业进行何种经济活动，它都是紧紧围绕财务管理工作而展开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财务管理始终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中，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它存在于企业管理的各个部门以及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上。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因为它的管理系统就是企业心脏，输出和回收的资金及信息就是企业的血液。企业在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发现企业存在的财务风险，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降低财务风险的方式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以此来大力发展企业的经营水平，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的激烈竞争中的竞争力。财务管理同其他部门的管理不同，它不仅涉及到的点和面较为广泛，而且它还具有综合性和制约性高的特点。企业管理者要想全面优化企业管理，深化企业改革，就需要不断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

三、浅析财务管理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一）财务管理制约并保障着企业的管理目标，督促企业更好的服务于宏观经济

企业的根本目的是盈利，它是以自身的投入量与产出量做对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量来获取最大利益的一种经济组织。这种性质的经济组织在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管理的总目标只能是生存、发展和获利。对企业自身来说，企业财务管理对其本身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各个部门中，而且它能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企业的发展。企业财务管理需要为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筹集所需要的全项资金，如果一个企业在财务管理上入不敷出，那么这个企业就无法在其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获取利益，使企业不能继续生存或者得不到发展，因此，如何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以最小的投入使得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目标。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的过程中运用它独有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直观的、准确的、及时的、综合性的查看企业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和经营过程中的情况，也就是独特的反映职能。企业的运营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者在通过对优化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财务管理信息的综合性顺应宏观经济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对财务管理信息的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建设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日趋完善，相应的，财务管理信息的服务对象范围也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其综合性高的特点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全面广泛的财务信息；企业管理者通过财务管理工作来获取及时有效的财务信息；债权人通过财务管理提供的财务信息来快速的判断所投资风险的大小，保障投资人的切身利益；通过及时有效的为国家财政和税务政府部门提供财务信息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还能保证税收工作正常稳定的进行；针对已经上市的公司，股民需要通过企业的财务决策报表来判断企业在股市的盈率以及每股所能获取的利益等一系列作用。

从上述的财务管理信息服务对象来看，目前，在企业所提供的信息中，财务信息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它能综合客观而且高效的反映一个企业的运营和最终状况，并将这种信息更广泛的传递给其他需要的对象，因此具有很大的价值意义。

（三）企业财务管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企业的经营风险实际上就是财务风险，因此，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前提，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实现中央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企业可以从财政这个方面入手来降低成本，比如通过满足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企业的纳税，比如运用借贷和负债合理性来降低企业资金的运营成本等，从而增加企业自身的运营利润。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财务管理，不论企业实施怎样的市场战略，它做的每一项决定所得到的结果最终都会反映到财务成果上来，所以，企业应当重视财务管理，要始终坚持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努力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国家运用宏观调控的职能来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应当根据宏观经济数据及发展趋势来改变进一步的发展战略，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努力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特别是财务管理水平，为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到来储备能量。

（四）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在运用其职能调控市场经济的时候需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营状况进行科学缜密的分析判断，以此来进一步掌握经济今后的发展趋势，使得各个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尽最大努力保证企业的收益和国家财政的稳定。市场经济受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因而，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在企业管理乃至市场经济中都处于核心的地位不可动摇，财务管理信息能够直观准确的反映一个企业真实的运营状况，对企业和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通过统计、研究、掌握企业整体的信息，从而通过其判断整个经济形势，使必要的宏观调控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同时决定如何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帮助企业更好更均衡的发展。

（五）宏观经济下对企业外部理财环境的影响

1、对市场环境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必然会对出产的产品进行及时的更新换代，这就意味着在将来会有大批量的新产品涌入市场中，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一系列的变革都将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适当的引导企业调整市场战略，在保证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又能保证我国的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企业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应当了解并掌握宏观经济的有效信息，比如说宏观经济的趋势和它的发展规律等，这些对于企业进行扩张投资、下定市场决策、管理企业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而这方面的很多决策都依赖于财务管理的延伸信息。

2、社会环境

科教文卫事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现代人对于文化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人的个性假设转变为“文化人”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原本的“经纪人”已经不能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了。这种转变不仅会提高对企业管理的要求，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的需求，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财务管理的信息也会反映出这些环境的变化和需求，因此同样起作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结束语

本文从财务管理的含义和目标入手，对财务管理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粗浅的探讨，能使我们更为清楚的认识到财务管理不仅对企业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宏观经济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意义深远。因此，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不断提升财务管理工作的水平，要创造性的优化企业财务管理的模式，适应现代经济的快速变革和发展，以此来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能更好的服务于全民和国家。

参考文献：

[1]杨超，何进日.新经济下企业财务目标浅论[J].财会月刊，2001，（08）：131-132

[2]万红波.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合理选择[J].财会研究，2001，（05）：89-90

第7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一、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采用数量型调控方式的原因

（一）中国经济中的利率—信贷渠道不畅

观察中国的利率种类，我们发现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基本是在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基础上，考虑了银行的边际成本后加成形成。因此，一年期存款利率是最为重要的长期基准利率。由于一年期的浮动贷款利率水平波动较小，因此，一年期贷款利率基本可以表示市场上的长期借贷利率水平。另外，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回购利率是货币市场短期市场利率，基本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市场化指标意义。

尽管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但利率和信贷量之间的关系仍不显著。从1996年6月1日央行开放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开始，中央银行一直努力通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等措施推进利率市场化，从已有的事实来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和加大贷款力度—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从这个阶段的调控效果来看，降低利率并不能带来信贷的扩张，利率—信贷渠道是不畅的。

从中国经济的事实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带动信贷需求增加，而信贷增加推动工业产出增加，中国实体经济与信贷之间具有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的乘数效应，信贷规模是中国货币政策有效的中介目标；而利率变化与银行信贷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利率变化与工业增加值变化之间在统计上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通过调整利率达不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调控不同，在中国，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是信贷量而不是利率，中国经济中的利率—信贷渠道目前还不通畅，利率与信贷之间几乎是相互独立的。

（二）目前，除房地产行业外，利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有限

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来看，1998—2011年，19.1%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国内信贷，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约为5.0%的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也呈逐年下降；5.2%的为国家预算内资金；高达72.1%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于企事业单位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加。这其中自筹资金的占到大约54%。只有不到1%自筹集资金是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来筹集的。可以发现，约有53%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于企业的内部盈余。因此，在信贷规模占比仅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不到20%的背景下，利率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难以发挥调控作用，对整体企业投资行为的调控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由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利率对房地产投资有明显调控作用，因此，利率对中国经济中的资产价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如上所述，在全社会范围内，这种影响产生的调控效果远远不够，利率对工业企业投资行为难以起到调控作用，而信贷调控则对工业企业会产生明显影响。

（三）M2是影响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

信贷与M2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使得M2和信贷均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工具。由于90%以上的外汇储备的新增部分通过央行票据和准备金来对冲，因此，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部分取决于国内信贷的增加量。从趋势上看，商业银行各项贷款的信贷规模和M2之间存在明显的趋同，这一现象也在人民银行不但控制信贷量同时也控制M2的增速的货币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信贷增量和M2增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促进经济中信贷量的放大；采用准备金率的办法会导致对冲外汇新增储备带来基础货币减少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降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数量。在这个意义上，M2是信贷规模控制的工具变量。从1998年至今，M2和信贷规模一直是货币政策有效工具。

信贷量增量和M2增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在融资结构上表现为信贷是全社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情况看，信贷在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中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而且这一比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2011年与2001—2002年相比，整个经济的融资更加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

（四）中国经济中还不存在利率与汇率的互动机制

2005年7 月21 日，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实施盯住一揽子货币计划。从2007年5月2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均浮动幅度由0.3%增加至0.5%，出现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浮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度迈向独立性的改革开始进入了新阶段，但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仍然十分显著。

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或M2的控制来调控宏观实体经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房地产投资，但全社会范围内没有形成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机制。而在开放条件下，也没有形成通过利率去调节汇率形成以对冲资本流动对汇率冲击的机制，也不存在通过汇率调整对冲外部利率冲击的机制。中国经济中还不存在利率与汇率的互动机制。

二、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存在的困扰

（一）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进一步强化，利率无法真实反映全社会投融资边际成本，利率难以起到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当前信贷规模的快速膨胀可能导致银行坏账风险急剧增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率与全社会的投资规模和资源配置关系较弱、利率变化与汇率变化几乎无关，而且由于居民家庭金融消费发展不足，大量研究表明利率与消费也没有关联。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特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只能够依赖于数量型工具。频繁调整的准备金率和信贷规模控制成为货币政策调控中无奈的必选工具。

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随着整个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金融体制和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也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增长时期。投资增速加快以及一定程度的进口通货膨胀，导致经济中CPI开始上升，并在2004年达到了3.9%。央行采取了信贷控制使CPI回落。但在随后的2006—2007年的宏观调控中，央行放松了信贷控制，试图依靠提高利率、准备金和对冲措施来稳定价格。结果是2007年CPI的进一步冲高，达到了4.8%，利率控制信贷和投资的目标再一次落空，导致了在2007年9月以后央行实施季度规模管理措施来调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第四季度，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央行再次放松信贷规模控制，并降低利率，导致随后年份CPI不断上升，2011年7月同比达到了6.5%历史高位，连续的提高利率、准备金率和对冲措施并没有使CPI有效回落到目标区间，迫使央行再次实施信贷规模控制。

这也再次印证信贷量才是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除了信贷控制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数量调控工具是准备金率。从2007年以来的情况看，央行频繁调整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和控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2010年1月12日到2011年6月14日央行12次提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提高幅度达600个基点；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央行11月30日又下调准备金率50个基点。频繁使用准备金率带来了货币乘数的不断波动，加大监控流通中货币量的难度。这种过于依靠调整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方式会带来第二个困扰。

（二）过于依靠准备金的对冲措施导致外部冲击内部化，带来了人民银行的对冲行为替代了银行的商业化行为这一矛盾，使得对冲的货币政策与国内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政策需求产生偏差

经常账户余额波动性扩大，加上资本流入流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货币对冲的难度，提高了现有的货币对冲成本，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降低。为了保障货币政策调控国内经济的主动性，数量型的调控方法进一步提升，信贷规模的调控地位进一步强化。

2007年以来，央行更加注重采用提高准备金的方式取行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储备的新增。因为准备金的利率水平（目前法定准备金利率1.62%，超额准备金利率0.72%）远低于约4%左右的央行票据利率。这在降低央行对冲成本的同时使得国内信贷政策更加依赖于新增外汇储备的变化，导致信贷政策偏差国内经济实际，这可能是2011年上半年央行分6次提高准备金率300个基点，从而导致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出现明显偏差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中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分离，央行的对冲行为进一步使短期金融市场上资本账户余额的变化冲击传递到中国实体经济上来，从而会进一步冲击中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效果。

（三）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国内外利差不是导致短期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导致利率很难起到调控资本流动的作用

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中美两国利差的变化不是资本账户资本流动的原因。这说明在国内利率与汇率之间不存在互动机制的特征下，资本流入流出多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中国经济中其他金融资产收益预期以及全球经济形势导致的，而不是中美利率变化引发的。

当前货币政策调控困扰源于这样的货币政策调控逻辑：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来对冲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的外部冲击，从而调控经济中的信贷量和M2。但这样的调控模式会导致：数量型调控工具进一步强化，利率很难起到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央行的对冲行为替代了银行的商业化行为，使得被动实施的对冲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国内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过多使用数量型的对冲工具导致利率与汇率互动机制失效。

三、货币政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信贷量和M2依然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最有效的调控工具，但必须依靠资金边际成本的变化优化信贷结构，加速利率的市场化

可以考虑在放松现有的商业银行信贷浮动利率定价自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放开一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并使用贴息贷款等方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同时改变整个经济过多依靠信贷的投融资模式，加速公司债券和股票市场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步伐，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

（二）要改变当前的货币数量型对冲办法

适度提高使用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在调控中所占的比例，央行可以通过自主决定来确定货币的投放与回收，这样的对冲政策会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同时，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也为货币市场中基准利率水平形成提供了帮助，基准利率水平形成对于外汇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三）加速培育利率和汇率的互动机制

第8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关键词：房价；政策评估；DSGE模型；货币政策； 限购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房价涨速过快，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炽热，房价飞速上涨，引发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调控，“国八条”、“京十五条”、房产税等政策相继提出，2012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厉调控年”，但年底房地产市场依旧有回暖趋势，2013年政府将稳中求进，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持续限购、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更加深化、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等。房价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的影响因素以及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很多，如何将政策变量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开来是关键。现有文献在研究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时大多仅限于货币政策，对限购、房产税、保障性住房等政策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房地产政策评估体系。研究方法上，大多文献运用的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且没有考虑预期对房价的影响以及房价波动，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尽管DSGE模型已经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但在房地产政策评估领域运用得还比较少，尤其是将该模型运用到限购政策的有效性评估问题的研究尚属缺失。本文主要聚焦于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首先梳理了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接着对政策评估的主流方法进行了阐述，指出DSGE模型应该被运用到房地产政策评估的实证研究中，然后进一步对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评估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指出房地产政策有效性评估问题应考虑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研究

决定房价最主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房地产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由自住易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三部分构成。房地产的供给不仅取决于开发商的开发能力，还取决于土地供应量。早在1977年，Burns和Grebler就出版的名著《国家住房论》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住房的供给和需求能达到完全平衡，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调控。近些年，房地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上涨，为了抑制市场上不合理的需求，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紧缩货币、提高利率、限购令、房产税等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高健、冷安琪（2010）认为“政府在制定控制房价的政策时应供需调节相结合，不能单纯抑制供给。与加大土地开发成本相比，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更为有效，同时辅以加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

除了供求关系，预期因素也会影响房价。房地产行业具有投资品的特性，而投资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况伟大（2010）从预期和投机角度研究了房价波动，研究发现预期及其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波动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房地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公众预期从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继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是房地产市场参与者共同博弈的必然结果。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房地产价值构成、政策角色与作用、供求双方预期心理影响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消费者和房地产商根据政策调整各方策略，对房市产生影响。政府又以此为依据判断公众对政策的反应程度，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调整策略，博弈如此循环往复。

在研究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机制时还需要考虑影响房价的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基本面、人均GDP、CPI等，如何将政策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是关键。

综上所述，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诱发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房地产政策有效性时应该考虑一般均衡，即研究在一个经济中，消费者、厂商、政府等每一个参与者，在根据其偏好及其对未来的预期下，所做出的最优选择。

三、政策评估现状研究

政策评估方法可分为微观评估和宏观评估。早期的学者构建了以Rubin因果模型为基础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评估项目或者政策的有效性。微观评估反映了个体受政策的影响但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影响，并伴随着“自选择”问题；而宏观评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个体的最优选择考虑进去，Heckman（1998，1999）、Costas（2006）认为DSGE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该问题。

Kydland，Prescott（1982）提出的DS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近年来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研究方向，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分析与货币政策决策中。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和自选择，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城市效果也不同，城市选择房地产政策是内生行为，因此在评估房地产政策是否有效时要考虑到个体差异性，做到微宏观评估相结合。而DSGE模型有着清晰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运用到房地产政策的评估当中。

刘斌（2008）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采用Bayes技术估计，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仝冰（2010）基于DSGE模型讨论了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反应可以降低产出、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波动。

四、货币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货币政策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Sims（1980）提出的VAR模型，另一种是DSGE模型。Lastrapes（2002）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估计了房价对货币冲击的动态响应，研究发现货币供应的正面冲击会导致房价和房屋销售量在短期出现增长。Iacovielb（2005）考察了经济波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互动问题。他在经济周期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产品市场、借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政策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VAR脉冲反应结果显示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住房价格会产生负的影响。周晖、王擎（2009）采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货币政策在不同城市之间对房价的调控效果也不同。李成、黎克俊、马文涛（2011）通过构建包含房价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货币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以及房价对实体经济（产出与通货膨胀） 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工具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要优于价格型工具。

针对国内的现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7年以来，中央银行实施了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利率的超紧缩货币政策，但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管制——被管制关系带来的利益所干扰，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央管制政策的成败（淮建军，2007）。

五、限购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针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透过供求关系、效用、成本、博弈等经济学视角，如住房限购可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应作为长期政策（王克忠，2010；高辉清，2011；李火林，2011；刘秀茹，2011等）。房地产限购的一个本质是实行直接的、严格的资本管制；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限购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需付成本，对消费性需求有误伤的可能（李稻葵，2011）。潘亚男（2011）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中央，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限购对我国房价调控作用有限的结论。王雪慧（2010）认为“限购令”是一种行政手段，与市场经济相悖，不可能持久下去，这类观点值得商榷。房林（2011）通过微观经济学视角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判断，认为“限购”政策仅仅是暂时缓解住宅市场供求矛盾的应急举措，扩大有效供给才是关键。

国内关于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的实证分析比较少。王敏、黄滢（2011）利用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面板数据，应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分析了限购政策对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限购政策能降低房价，但影响有限，市场会呈现“价高量低”的局面。舒良峰、朱振宇（2012）以北京市和武汉市为例，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市实施“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限购令”对北京市的负面影响的权重更大，而对武汉市的正面影响权重更大，且当其他经济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限购令”对北京市的影响大于其对武汉市的影响。

六、房地产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房地产投资也确实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因此在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时，不仅要盯住房地产价格，还要考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水平、CPI等宏观经济衡量指标都应该被考察在内。意大利中央银行的Grande（2006）认为仅盯住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有很多缺点。首先获得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以资产价格作为目标可能导致不希望的产出和通胀波动。韩国中央银行Park（2006）认为资产价格自身的稳定性并不能保证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而且房产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产生诸如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等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很高的经济成本。周晖、王擎（2009）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房屋销售价格指数、GDP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三者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结果表明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量的联动对GDP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和GDP具有显著的时变方差特征和波动持久性。Efrem和Salvatore （2010） 关注家庭财富波动对消费需求的可能影响，运用DSGE模型探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后果，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货币政策会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产生显著性影响。肖争艳、彭博（2011）构建了一个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四部门DSGE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及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七、结 论

房价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居高不下的房价一直是人们热切关注的焦点，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和投机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内外学者在房地产政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但大多限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评估研究尚属缺失。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对限购政策进行描述性分析，定性地预测和评价其效果，实证方面的研究甚少。指标选取上，鉴于城市住房价格指数数据的易获得性，现有文献都是将房价指数作为测量指标，除了房价以外，诸如CPI、GDP等宏观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方法上，现有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没有考虑预期因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且没有将政策的影响效果从房价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有效地剥离出来，相比较而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该模型在长期预测中表现优于向量自回归模型（仝冰，2010）。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房地产政策评估的问题，尤其是应该被广泛运用到除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房地产政策中。

参考文献：

[1] Heckman J J.Micro Data，heterogeneity，and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y：Nobel Lectur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673–748.

[2] 况伟大.预期、投机与中国城市房价波动[J].经济研究，2010，（9）：67-78.

[3] 刘斌.我国DSGE模型的开发及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J].金融研究，2008，（10）： 1-21.

[4] 梁云芳，高铁梅.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8）：133-142.

[5] 沈悦，刘洪玉.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1995-2002年中国14城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J]，2004，（6）：78-86.

[6] 仝冰.货币、利率与资产价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和预测[D].北京，北京大学，2010.

第9篇：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结构失衡 发展方式转变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由于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准确及时,我们率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去年我国GDP增长8.7%,而且从总的经济形势看,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好于预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适度调整,有利于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缓解短期经济波动。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会好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这是留有余地的。综合各方面因素,2010年我国GDP增速预计可达9%～10%,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更加平衡。

经济结构失衡是宏观经济最大问题

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说明我们正在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因素较多,经济增长的自主性需要加强,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尚待克服,需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这些运行与发展层面的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累积的结果。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部门结构,还包括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就业结构等等。我国经济结构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着需要调整的问题。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分配结构中资本回报与劳动者收入增长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投资与民生投资不协调;就业结构中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招工难并存;等等。而最为突出的则是总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总需求的失衡既表现为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失衡,还表现为政府消费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不协调。

从内外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口众多,潜在消费能力很大,但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只能靠外部需求来消化。近几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20%左右的水平。对外部需求依存度的提高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看,近年来,在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2008年为48.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府与居民的消费需求看,二者近年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居民消费占比不断下降。2003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也没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的比例。从外部需求的结构看,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是粗放式,虽然出口总值连年大幅增长,出口商品数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盈利能力却很不合理。从投资需求结构看,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较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较低;资金重点投向了第二产业,且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的投资比重过大。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消费需求不振。2008年投资、消费与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5.7%、45.1%和9.2%。消费对GDP的贡献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断萎缩,给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埋下了隐患。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经济社会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我国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一马当先,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45%~50%的区间内。第三产业则为40%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与第二产业相比,发展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较低,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以及管理水平发挥作用不明显。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也使我国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2008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7.3%,一次能源消耗量为20.0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17.7%。美国、日本、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4.4%、4.5%和3.8%,而我国的GDP大约为美国的1/3,与日本相当,是印度的3倍。

经济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此,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不合理问题是与经济结构的失衡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从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向来看,为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未来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虽然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多: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工业生产水平升级、社会信息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加快是我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劳动优势还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经济梯度转移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还潜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要把这些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还需要在正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积极并主动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着力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此,应该重点把握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宜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与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重在总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张。在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经济效益提升缓慢、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已经不可持续。过高和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剧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挤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有时还会出现高通货膨胀。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着力追求中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度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比如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与2%左右的低通货膨胀率,避免大幅经济波动和高幅通货膨胀。

二是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企业收益的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机制的形成;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机制,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的力度,拓展其他筹资渠道;统筹城乡发展,改变过去社会保障体系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

三是以政府转型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除了采取宏观调控,以财税和金融杠杆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外,关键是加快自身转型,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弱化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运作理念,强化服务和调控的意识和能力;应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不单纯以GDP论英雄;应适当减少政府层级,加快大部门制改革;要强化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驾驭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