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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金融宏观调控作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对县域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短期来看,在国家实施金融宏观调控阶段,县域金融业外部经营环境趋紧,业务发展特别是信贷投放受到一定程度抑制,银企关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得到暴露。但长远看,金融宏观调控为商业银行提高信贷经营管理带来新的机遇,既为商业银行稳健发展创造了良好稳定的经济环境,又为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营销优良客户提供了可能。这种情况下,如何以金融宏观调控为契机,抓住机遇,缓和矛盾,维护县域金融和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县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金融宏观调控背景下,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县域经济总量小,发展不平衡,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县域经济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总量仍偏小。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渠道狭窄,基础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低,企业经营整体上仍未摆脱低迷状态,第三产业规模小,县域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等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仍存在。
2、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滞后,信用体系不健全。实体部门中的企业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时机会主义倾向严重。表现在企业负债率高,对银行的依赖性大;借款人还款意愿不强或根本就没有还款意愿,逃废、悬空金融债权;会计审计及信息披露的标准化、规范化不够,财务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较差;借款人对银行的贷后监督检查持抵触情绪,任意改变贷款用途,使银行难以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加大贷款风险损失。
3、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有时甚至起负面作用。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仍未从微观经济领域完全退出,借款人仅凭领导批示或部门意见到银行申请贷款的情形仍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干预金融的潜在隐患仍未彻底根除。同时,由于司法不能真正独立,法院判决执行难,维护金融债权任务艰巨。
4、县域金融机构自身建设落后,金融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金融机构自我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明显不足,业务发展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中间业务发展缓慢。二是资金价格定价能力不足,不能依据资金供求和风险状况形成自我定价机制。三是金融电子化建设步伐缓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四是金融系统文化建设滞后,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服务理念、服务品牌。五是农村金融改革、机构建设不能完全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需要。六是金融监管的调节不到位,国家信用担保机制极大地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经营不善的乃至失败到严重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无法及时退出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恶化金融生态体系。
5、担保、评估机构缺乏,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担保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借款人担保难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与借款主体的关系。缺乏完善的评估、中介体系和中介服务人才,金融机构无法根据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做出准确的经营决策。
二、金融宏观调控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带来的机遇
金融宏观调控可能会带来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压缩,部分企业资金供给总量缺口加大。同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也可能会使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政策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行政干预风险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和工作难度。但金融宏观调控不等同于紧缩,更不是全面紧缩。事实上,金融宏观调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发展,紧缩与扩张,后退与前进几方面的内容。金融宏观调控与发展的关系,体现在金融宏观调控既有直接刺激促进经济、金融发展的措施,也有通过限制一些领域的过度扩张,优化银行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从而为整个经济、金融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措施。所以说,金融宏观调控的立足点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金融宏观调控给县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更多的还是发展和机遇。
1、金融宏观调控服从服务于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调控的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通过“冷热”兼治,一些短缺部门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银行信贷结构优化、信贷质量提高奠定基础。如农业水利、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目前过“冷”的领域,正是县域经济比较薄弱的方面,这将为县域经济新一轮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潜力。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从紧、严控过热行业发展、生产要素供应趋紧等促使县域经济自觉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些都将给县域经济提供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2、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农林牧渔等“弱势行业”升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助于加快农业发展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长期来,农村金融供给存在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业产业贷款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金融服务品种单一,金融服务的时效性和连续性缺乏有效保障等。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会造成“三农”经济衰退,甚至会形成金融阻碍“三农”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金融宏观调控将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理性发挥现有金融资源功能,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三农”发展的金融理性支持和良性循环。
3、金融宏观调控暴露一些企业长期存在的弊端,如盲目、过度投资,融资渠道狭窄、过分依赖于银行贷款,内部管理不善、市场应变能力差、投入产出关系严重不协调、缺乏持续竞争力等。金融宏观调控客观上将促进企业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增强政策应变能力,学会科学理性决策。反省融资观念,拓宽融资渠道,增强市场应变能力。加强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机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风险观,摒 弃不顾风险和自身承受能力的盲目扩张行为。
4、金融宏观调控对银行现行经营理念是一次强烈冲击,迫使银行反省自身的管理水平、管理行为和管理理念,更加注重市场原则,注重对企业风险、行业风险的分析和调研,注重贷款的分散性,增强政策的敏锐性,利于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同时,金融宏观调控明确给出了国家鼓励和限制发展的信号,为银行信贷决策指明了方向,有助于金融机构在贯彻宏观调控政策时,采取有保有压的策略实现调整、优化信贷结构,降低经营风险。
5、金融宏观调控通过机制、工具创新和制度规范,消除信贷市场分割和流动性约束,调整不同经济领域、产业和行业、企业和社会群体获得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便利度和规模。利于农业等基础产业相对薄弱、国有企业改革存在资金瓶颈、中小企业融资难矛盾突出、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等金融生态环境中薄弱环节的改善,使金融生态环境的多个组成部分得到相对平衡的发展,既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和谐稳定,也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水平提升。
三、抓住金融宏观调控契机,促进县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发展
(一)自觉服从金融宏观调控,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关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均衡现象。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现象不明显,在加强调控、防止过热的同时,注重引导支持,防止过冷,做到治“冷”与防“热”并重,区别对待,调控适度。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保证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位、措施得力,也要兼顾地方和行业的承受能力,准确分析判断县域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状况,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解决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为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二)地方政府要把加强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改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工作作风,做好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统筹规划,明确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坚持依法行政,建设“诚信政府”并发挥其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加强公共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把支持金融机构加快改革和为金融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加快社会信用建设步伐,建设“诚信社会”,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行为。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三)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做到科学、规范、严格管理,增强自我调节功能。
一是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正确理解贯彻落实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与实现银行稳健经营、防范风险的关系,找准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并予以大力支持。解决金融机构在宏观调控中暴露出来的对宏观形势判断水平不高、对行业形势与行业风险缺乏可持续性研究、对地方政府支持或主办项目的风险状况评估不全面、对关联企业与集团企业贷前调查不够深入、仔细等弊端,改进信贷管理体制,健全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二是以金融宏观调控为契机,建立支持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和业务拓展的关系,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前提下积极拓展信贷业务。改进工作方式,加强金融服务,深入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调整信贷经营策略,创新信贷运行机制。通过机构创新、机制创新等解决矛盾和问题。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唯大是从”观念,以评估借款人的未来盈利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市场发展前景来指导信贷决策行为,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有优势和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新的信贷增长点。三是加强中间业务拓展产品,理顺和落实中间业务的内部利润分配机制。通过加强对中间业务的精细化管理,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和服务、优化中间业务考核和激励办法、增强中间业务的整体营销,规范服务费用,增加中间业务收入。逐步降低贷款利息收入在各项收入中的比重,减轻绩效挂钩考核对贷款投放的压力,分散或降低经营风险。四是重视对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和利用。既要研究微观,即对客户、产品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研究利用,关注金融经济法律制度,社会信用状况,企业改制和发展,以及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又要研究宏观,即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国家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等。只要商业银行能够积极主动地运用研究成果来使金融生态环境为自己所利用,就能够趋利避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保持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四)继续加大“三农”信贷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能。
目前,县域农村资金外溢、金融法制环境缺失、征信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失衡现象严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以提升农村信用社竞争意识为突破口,营造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剔除农村信用社的官办色彩,体现民治思想,还经营权于民,促使农村信用社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进而促使其他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也能主动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最终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同时,建立农村贷款保险制度,提升农村资金自我创造能力。
(五)基层央行应把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作为贯彻落实金融调控政策措施的结合点。
1、提高基层央行的宏观经济金融分析水平。通过认真学习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知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信贷运行监测,坚持进行宏观经济金融分析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提高宏观经济金融分析 水平,加强对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监测、分析和评价,落实好、传导好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做好稳健货币政策的宣传。通过召开金融形势分析会等形式,引导金融部门准确理解稳健货币政策意图,着眼于实现提高金融运行的社会经济效益,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全面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目标
一、宏观调控的内涵和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要把市场能够解决的经济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包括供求关系、物价变化等,都需要通过市场来调节,以保证正常的市场运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性,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加以干预,来弥补其缺陷和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根本目的上来说,国家宏观调控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全社会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平稳健康的运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国家应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保证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平等。
第二,从调控的社会经济基础来讲,它不能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在市场机制发挥良好作用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说,国家宏观调控是在市场机制成为整个社会资源基本的配置作用的基础上进行调控。垄断的出现势必会对市场机制有所影响,这就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垄断行为进行处理,以保证市场机制的健康发展,保护公平竞争。
第三,从调控的范围来看,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被市场的经济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对市场运行的间接影响,以达到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同时,将国家、集体以及个人的物质利益相协调,使局部利益和集体利益都得到了兼顾,将市场范围内的经济关系联系起来,相互作用,协调各方利益不受损害。
第四,从调控的对象上看,国家的宏观调控是通过对总需求、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控制,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市场机制,以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五,从调控的过程上来说,为达到预期目标的宏观调控应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作用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宏观调控具有动态性。
二、宏观调控的手段
(一)行政手段
这是依靠行政机构,通过下达命令、指示、规定等行政方式来调节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因为计划手段、经济手段的调节功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当计划、经济手段的调节都无效时,就只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行政干预是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调控手段,尤其当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或社会经济某一领域失控时,运用行政手段调节将能更迅速地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
(二)经济手段
是指政府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出台一些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进行调控。
财政可以反映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我国的财政作用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促进总量的平衡,通过税收和国家预算,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调整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结构,以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第二是针对不同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情况来实行不同的税率标准;第三是发挥财政税收对国民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职能。
金融是由货币流通和信用两部分组成,所以金融政策也包括两个重点:一是货币政策,二是信贷政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于发展,金融、银行在经济稳定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银行、金融的要求也越来越多:首先,随着投资资金由政府拨款向银行信贷的转变,要求银行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发挥间接融资的优势;其次,要求银行从根本上改变对企业实行管理监督的做法,更好的为活跃经济创造条件;最后,要求银行通过信贷计划、金融政策、汇率利率等手段建立金融控制体系,加强宏观金融调控的作用。
(三)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制力量,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律法规来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规范生产经营者的活动,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法律手段的内容包括经济司法和经济立法两个方面:经济立法主要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经济法规,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经济司法主要是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对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的活动,维护市场秩序,惩罚和制裁经济犯罪。
除此之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上,政府与市场之间应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在保证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调控措施。所以,政府在运用和协调各种调控手段的同时应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制定的发展政策应与市场机制相衔接,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满足其需要,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的同时,要讲究科学、适度,以保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为前提,简介影响经济行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三、结语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政府针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运用各种手段和政策进行调节,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对市场资源配置的自由性、滞后性进行弥补。宏观调控就像是“有形的手”,首先要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其根本还是要遵循客观的市场经济规律。而市场经济则像是“无形的手”,只有将“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与繁荣。
参考文献:
[1]黄伯平.行政手段参与宏观调控:实质、特征与原因[J].中国行政管理, 2011;10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企业;应对策略
一、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进展
(1)进入新世纪,我国房地产政策大体经过了“松――紧――松――紧”这样一个历程。2000~2002年7月,房地产行业被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国家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大房地产行业投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率、免征部分税收等;2002年底~2008年8月,国家为推动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恢复征收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政策、提高房贷标准和利率等金融政策、加强土地管理、限制外资炒房等;2008年9月~2009年初,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2009年年中至今,国家实施紧缩性的房地产政策,特别是2010年底开始,国家连续提高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施限购限价等政策来强化调控,力图压制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2)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特征。从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最新取向来看,表现出三大特征。首先,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参与的主体不断增多。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被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且国土资源部、住房与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有参与。其次,调控的手段与方式更加灵活,国家不再单纯的采用税收、金融等政策,而是通过政策组合的方式来推动宏观调控。再次,从政府的角色来看,国家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降低部分类型建设用地供给等方式直接参与房地产建设,从而使得政府的作用不断加大。
二、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分析
(1)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直接造成的影响。首先,从房地产企业的生产来看,国家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生产行为,2010年9月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治理调控的通知》,通过调整用地供给结构来影响房地产企业拿地。此外,国家还通过严格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等政策来影响企业的生产。其次,从销售来看,国家通过调节市场消费能力等方式来影响市场购买力,并进而影响房地产销售。(2)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本身、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并进而影响其当期行为来影响房地产企业。首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预期国家房地产调控会日趋严格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积极的跟进国家政策,并积极的制定地方性的制度条例,以便获取较高的“上级评价”。其次,对于房地产企业本身而言,若预期未来政策会较为宽松,则企业会采取延缓建设速度、对外举债等方式来渡过调控期,反之,若预期未来政策会相对紧缩,则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再次,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政策会相对宽松,产品价格会上涨,他们更多的会选择当期购房,反之,如果预期未来达到紧缩性政策会导致价格下跌,则更多的可能选择未来购房。
三、房地产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
(1)准确定位找准目标市场。准确定位找准目标市场就是要提高房地产企业在目标市场的竞争力,加快产品流通,加速资金回笼,从而增加应对宏观调控的能力。首先,房地产企业要积极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心理的变化,对市场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寻找潜在的消费者,并最终确定目标市场。其次,房地产企业要对自身进行精准的定位。要根据各细分市场上房地产企业的整体实力、竞争程度等科学的进行定位,以此为基础,确定目标市场。(2)科学规划调整发展战略。科学规划调整发展战略就是房地产企业要通过战略的调整或者转型来达到应对宏观调控,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首先,房地产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力确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其次,房地产企业科学的选择发展方向,如选择主要从事商业用房还是住宅用房建设,从而更加科学的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提高发展能力。(3)积极合作提高应对能力。首先,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房地产企业要认清发展形势,紧跟政府宏观调控的步伐,加大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合作。其次,要加强与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合作,通过深化与银行、投资机构等金融企业的合作,获取银行在信贷额度、贷款利率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企业的发展能力。再次,房地产企业还可以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合作,通过合作来降低企业整体开发成本,提高应对调控的能力。
参 考 文 献
一、自觉遵循货币流通规律,运用恰当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适应,既防通货膨胀,又防通货紧缩
马克思在阐明货币流通规律在商品流通中的普遍适用性时曾经指出:“我们阐明的关于商品流通中流通货币量的所有规律,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发生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又证明了商品流通中的流通货币量的所有规律,也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发生变化,违背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引发经济的波动。货币能否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上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宏观上要有正确的货币政策,使货币的发行符合客观上经济和建设发展的需要。为此,货币当局必需自觉遵循货币流通规律,以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为依据,严格控制货币发行,调节市场供给和需求,保持货币流通与社会商品可供量的大体平衡。
二、提高社会货币化程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利率杠杆调控宏观经济
由于货币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一国货币化比重越低,则该国经济越呈现出“自然经济”和“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是经济不发达的重要标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必须自觉地发挥和运用货币媒介商品流通和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提高货币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建设。
同时,为了提高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金融体制和信贷资金经营方式转变,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利息理论,实施利率自由化改革。实践证明,资金供给制是制约我国金融体制和信贷资金经营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下滑和金融宏观调控效果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使利率真正成为资金供求关系的信号,成为制约企业融资行为和经营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才能改变目前资金供给的软约束状况。
三、加快结构调整力度,保持产业均衡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质量
马克思是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问题的。因此,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即包括总量均衡,各种价值形式的供求均衡,也包括结构均衡,各种物质产品的供求均衡,即各个社会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历史证明,片面强调第一部类的优先发展战略使生产失去了内在动力,并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部类。因此,在两大部类相互关系和相互比例问题上,必须注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实现比例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四、合理和规范发展虚拟经济,抑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造成的经济泡沫,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推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层次结合
在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中,信用无疑是当代社会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但它是把双刃剑,是使危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中介,在没有信用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危机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在信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信用以各种形式支持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又在流通领域制造各种虚假的市场繁荣加强生产的这种扩大趋势。当生产与社会需求的脱节走到极端时,又首当其中,引发危机。马克思是对信用这一危机传导机制做出最详细论述的人,他的论述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理论的构建至少有如下启示:第一,既然信用是危机重要的传导机制,银行信用又是现代信用的主要部分,金融调控就应在宏观调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保证宏观经济的平衡有重要作用。第二,在经济日趋国际化和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鉴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尚需加深,特别是金融体系还很不完善,要采取渐进式的金融开放策略。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防止脱离实体经济盲目扩张的现象。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多种因素导致房价过高的现状。国家层面多次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希望能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实现社会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目标。本文根据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的时间节点,以江苏南京房价走势为例,进行宏观调控政策对房价走势影响的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对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有效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 宏观调控 房价 南京
政府宏观政策和背景
从1998年实行住房由实物分配转向货币化分配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房地产的发展,由于其乘数效应,带动相关行业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然而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联度较高,一旦房地产发展过快,形成泡沫并破灭,会对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再者,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间的均衡发展也相当重要。对于过快发展的房地产业来说,会对其他的实业经济带来“抽血”效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因为住房是准公共品,有其特殊的价格机制,且关系到百姓的民生,国人“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朴素思想根深蒂固,房价的高企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经常会存在失灵的情况,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时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发挥其作用,以便社会资源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当然,宏观调控也有可能会失灵。几年来,国家多次出台了相关调控政策,为稳定房价,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也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通常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道德手段。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主要以经济手段调控为多。包括财政调节、信贷调节、价格调节和汇率调节。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具有导向性,一般而言,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政策是政府调节市场的重要手段。本文旨在根据对江苏南京新增住房房价的波动趋势的分析,研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期望提出合理的建议,使得调控更富有针对性。
房地产市场走势分析
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因素较多且相互作用,因果关系复杂,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南京近几年来的房价涨落的变化来验证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并结合实际提出合理化意见。
江苏南京2007-2011年房价环比同比价格指数如表1所示,其房价走势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图1表示环比的曲线中可以看出,在2007年初到2008年初南京房价的环比上升,从2008年3月出现环比下降,一直到2009年初。从2009年3月开始出现环比上涨,直到2010年年初。2010年年中房价环比价格指数略有下降,全年基本持平。2011年南京房价从4月开始环比基本出现下跌。从图1表示同比的曲线可以看出,南京房价同比指数波动得较为激烈。2007年的每月同比指数基本维持在105点以上,从2008年2月到2009年1月,同比指数持续下跌,跌至96.3点。从2008年8月到2009年6月,同比指数小于100点,同比出现下降。从2009年7月,南京房价同比指数开始上升,从2010年4月达到峰值。此后同比增速变慢。综合同比指数曲线和环比指数曲线来看,两条曲线在整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环比指数在反应房价的变化上要比同比指数更加灵敏。为验证宏观调控的短期效果,从环比指数的变化上,能够比较好的反映出来。但考虑到调控的长期效果,从同比指数的变化上,能较好地反应出来。
宏观调控政策对比分析
2007年3月,央行2007年首度再次加息(全年共计6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2007年6月,加强外资管理—进一步扼制房地产市场外资过热;2007年9月,央行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第2套住房贷款首付不得低于40%,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严厉打击炒房行为。
由于政府接连推出土地、税收、信贷等调控手段,从多方面进行调控,如土地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抑制投机、调整住房结构等,使得房价的上涨幅度有一定的减缓。对于市场的反应对政策实施有其固有的延迟性,从南京房价的反应上来看,在2007年年末的时候,环比指数略有降低,从效果上来看,调控的作用不够明显。从全年来看,全年的同比指数是有所上升的,从同比指数与环比指数的关系看出(1-11月的环比指数之积等于12月份同比指数),南京房价的年增长率约为7.4%。
2008年1月,国务院重拳打击囤地;2008年6月,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进银根(全年共5次上调准备金率,从年初的14.5%上调至17.5%)。上半年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过热和囤地现象,政策倾向于紧缩。但由于2008年下半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为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政策的方向变化明显。从图1中2008年的房价走势可以看出,房价一路下跌,可见金融危机的影响力。整个世界陷入危机的影响之下,各国采取了多种拯救国内经济的方法。从而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放松。2008年9月,降低贷款利息0.27个百分点,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2008年10月,财政部降低真实购房需求的门槛,降贷款利息0.27个百分点,降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2009年1月,四大国有银行宣布:执行基准利率0.85倍优惠、原则上都可以申请七折优惠利率等。2009年上半年采取的是宽松政策为主。
针对2007年的调控局面,2008年上半年政府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表现了政府调控的决心,房地产市场双量齐降,调控的效果有所体现。2008年下半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 ,政府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央行推行双率齐降,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明显有救市的倾向。从宏观政策的定位可以看出,政府由“控制”向“救市”的态度转变。从2008年南京房价环比指数的变化来看,房价的变化与现实情况相一致,调控的目标基本完成。房价有自身上涨的动力,并在正面政策的推动下,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进入房价上涨的高速期,这使得政府开始意识到房价过快的上涨又将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而在2009年的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又开始转向。
2009年7月,加强贷款资金监管,防范贷款的银行风险。2009年12月,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以抑制投机炒房。2009年12月,地方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政策上看,2009年下半年由松变为紧,由于房价过快上涨,政府的调控开始抑制房价上涨和炒房现象。中央政府出台了抑制投机,增加供给等政策,以稳定房价。调控的目标基本与2007年一致。从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的同比走势来看(同比曲线延迟6个月),曲线的走势与调控的节奏一致。同比指数先增大,然后变小。但是在绝对的数值上,变化微小,正体现了调控的难度。但客观地讲,从数据上看,宏观调控仍然起到一定的作用。
2010年1月,国十一条;2010年9月,出台最严厉房产调控政策—暂停发放第三套房贷;2010年10月,上调公积金贷款利率至3.5%;2010年11月,限制公积金贷款购房首付比例等。从全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来看,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的态度。2009年房价的上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央政府意识到房价问题后果的严重性和民生建设的重要性,2010年实行了更为严苛的政策。从限贷、限购到限价,体现的是政府坚定的决心。从同比曲线的走势来看(同样时间推后6个月),曲线表现为总体持续下降。可见调控的政策在长期的作用之下,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2011年的1月和2月,南京房价同比仍有上涨。当然,在2011年开始采用新的房价统计方法也可能带来数据波动。
2011年1月到6月,央行连续上调准备金率,全年采取紧缩财政政策,进一步对房地产调控深化。从上半年的调控可以看出,在各种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从环比的走势来看,2011年全年的房价环比指数呈下降趋势,2011年12月同比为99.7%;2012年5月,定基指数为99.1%。这些数据表明宏观调控效果凸显。
从南京房价指数来看,环比指数在反应宏观调控的效果上比较灵敏,更能体现市场情况的瞬时变化;同比指数的变化更能反应调控效果的累积效应,趋势更加明显。在时间轴上,同比数据反应现实调控政策的效果约有半年左右的滞后。可以看出,南京房价指数的走势基本上与宏观调控的调控方向是一致的。现实中人们也没有感觉到房价的回落,与数据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言行使得人们对调控能否持之以恒有所怀疑。
现阶段政府进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的当下,必须认清调控的范围、调控的目标以及调控的结果。宏观调控的本质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与不足。政府的调控目标应是使得市场具有更好的功能,并应更加看重调控对市场的改善结果。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调控的时候,政府应该着重考虑各种手段对于具体问题的作用效果。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中选择合适的手段,必要时,通过各种手段的配合运用,实现调控的目标。
总的来说,政府应当立足于经济手段,并在运用金融手段的同时,着重区分消费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政策应当严格控制投资性购房需求,同时要倾向于支持民众的正常居住需求。政府应当加强行政手段的调控,将房价的快速上涨,纳入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制度中,建立相关的问责制度,并出台规范和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制度,得以充分发挥调控的作用。建立健全房地产行业的法律制度,对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在完善相关制度方面,政府尽快完善公积金制度,使之覆盖更多的人;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使得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分配保障性住房资源;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使得土地的流转和使用更加有效率,根本上解决土地供求问题;完善售房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分税制”的原因,土地出让金一度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大部分来源。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考虑到GDP的政绩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下达的调控任务时,表现为“不作为”使得调控的效力减弱。通过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问题,对于土地市场以及二级市场的宏观调控,应当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起到积极作用。选择时机出台限制人均住房面积的政策法规,使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泽惠后代,缓解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有效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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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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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通说认为,宏观调控的方式与手段有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而对于三者的关系,笔者比较认同杨紫教授的观点,既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重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般都会采取法律的形式,以法律为依据,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法律为形式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也就是法律手段。
本此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在于越来越多的经济手段替代了以往某些时刻不得不采取的行政手段,“新八条”明确将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作为主攻措施,央行、财政部、税务总局、银监会也是直接参与进了调控的阵线。这是在宏观调控的属性之一――“间接性”在指引下所必然发生的一种调整,“看不见的手”才是宏观调控的第一选择。
二、我国的特有的调控手段――“土地政策”与其他手段的配合
我国宏观调控最富有特色之处是调控手段中土地政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土地所有制的公有性质决定的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独特优势,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我国土地公有制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农地严格非农化、建设用地统一供应,使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土地用途管制等途径,达到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有效地引导投资总量和结构,实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标。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土地需求增长迅速,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资源短缺的约束,土地有效供给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
在房地产业务的运作中,土地的基础性地位毫无疑问,所以,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土地政策也相应的拥有不能忽视的使用空间。但是,土地政策并非十全十美,由于中间环节的繁多,它的时滞性比其他调控手段更为严重。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土地政策又要讲求实效必须注意提高预见性并重视其与其他政策的配合使用,主要是与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
1.与金融政策的配合
决定房地产供应量和供应速度有两大因素:土地供应状况和资金供应状况,对应的就是在调控过程中应强化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配合。
本次调控中个人住房信贷政策部分的核心就是从调控需求入手,引导社会对未来房地产价格形成较合理的预期,抑制投机性需求,保护自营性购房。其传导过程可以描述为以下两大途径: 一方面,由于首付款提高,部分原计划购房的人会因首付款不足而延迟住房消费、部分投资者和投机者会因首付款增加而减少购房套数会购房面积,从而导致住房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提高,贷款成本增加、投资收益降低,投资者和投机者的住房需求会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取消优惠利率可以使得部分投机者因预期收益下降而主动放弃投资计划,住房需求下降无疑有助于控制房价上涨。
另外,本次调控强调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其中针对的一大现象就是“保租销售”, 这种销售方式实质上是房地产行业大规模的非法集资,已经与销售房产没有关系了,房产的价格也再不受市场需求的约束,很大一部分风险被转嫁到了金融机构的身上,给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角度出发,这一现象将被切实整顿。
2.与税收政策的配合
税收不仅是国家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渠道,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国家通过税种、税率等税收手段,对社会经济流向起着导引作用。对哪种产业免征税或减税,意味着国家鼓励该产业,反之则意味着国家抑制或放缓该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非常敏感的经济杠杆。
“新八条”第五条规定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特别要加大对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节力度。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于2005年5月27日发文《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部署个人住房管业税问题,物业税的开征试点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种种迹象表明,税收政策业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另一不可或缺之手段。
3.与价格政策的配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主要通过市场而形成。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价值波动。如果价格非因供求原因而过分偏离价值,或因价格垄断出现暴利,或因任意低价竞销、倾销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必然破坏市场机制。作为反映和调节国家价格总水平的价格管理关系也必然的成为了此次宏观调控的对象。
“新八条”规定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要严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尽管“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都低于8%,但是对于常年以8%作为经济增长率心理关口的中国经济来说,跌破8%绝对是一件大事,很可能意味着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在此期间出台。
在西方国家,宏观调控通常是指调整以利率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和以税收手段为主的财政政策。但是,宏观调控在中国一个涵盖范围极广、功能极其强大的政策,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可以被包括进去。股市走势、企业生产、外汇牌价、食品价格无不与之密切相关。按照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的说法,宏观政策和政府干预原本是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的发明,但是宏观调控、政府指挥经济,却是国人的创新。
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反周期操作来熨平经济周期,但是实际上却很难说宏观调控到底是熨平了经济周期,还是加剧了经济的起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连续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4次降息。2010年1月份之后,又12次提高准备金率,6次加息。2011年11月份至今又3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1次降息。4年里面发生了4个180度的转弯,如此频繁的调整全球范围内找不出第二个案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对宏观调控的评价是:太频繁、太轻率、好心办错事,如此调控对经济的损害很大。市场预期,随着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还将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动用强大的财政手段来调控经济。“四万亿”刺激计划令全球为之震惊,其动能至今未能消除。在4月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以后,市场又预期中国将启动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
有些经济学家如韦森认为,政府应该更加“无为”一些,放开手中的方向盘,把更多的空间由市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来操作。实际上,宏观调控并非不可为,只是方向上需要调整,把重在短期调整改为重在长期改革。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强的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状况依然非常安全,如果中国浪费目前的大好条件就太可惜了,每一次的经济周期变动都应该是进行改革的良机。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宏观调控方法在不断调整,经济改革在逐步进行。央行6月7日晚间宣布3年半来的首次降息,更为重要的是,同时宣布上调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并下调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启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日前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坚持进行利率和汇率机制改革,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的改革。其他部门也在谨慎地推进改革,比如放松了对外资的管制,放松了对民营资本投资银行和铁路等传统由国企控制的关键行业的限制。
一段时间以来,有企业反映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银行新增流动资金贷款大幅度减少。对此,一些企业叫苦不迭。同时,一些学者、地方政府的官员也开始纷纷发表看法,认为银行的信贷方针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初衷有矛盾,不该搞“急刹车”、“一刀切”……
应该说,目前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是存在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这个虽然表面看来只限于银行和企业间资金流动的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既和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又与今天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密不可分。而具体来说,目前的短期资金紧张,和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少增(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同比少增)、票据融资锐减、企业库存增加特别是占用资金增加、流动资金被挪作他用现象严重等原因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存在银行信贷资金管理方面问题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今年国家实施的本轮宏观调控是动了真格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资金问题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我国是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企业自有资金不足,生产、建设大都靠银行贷款。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是,政府上项目,银行就拿钱,其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在近几年,为片面追求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大量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市场和企业,甚至越权审批项目。从2003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过大,由此引发的货币信贷增长过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滥占耕地、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等问题愈演愈烈。为此,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遏制投资冲动。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泡沫和金融风险的苗头。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性强、力度大的调控政策措施,包括了控制信贷规模、清理整顿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加强经济运行调节、抓好粮食生产和市场供应等,就是将泡沫挤出、预防风险的有效手段。就整体经济发展而言,我国央行在今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措施是得力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保有压,控制贷款发放对抑制部分行业过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这一点说,贷款从一些过热行业或者是劣质市场的退出,对防范金融风险意义非同寻常。
据统计,今年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去年同期增长16.3%,增幅比去年同期减缓6.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减缓4.8个百分点。
尽管增幅减缓,但短期贷款还是增加的。那么,为什么企业感到资金紧张呢?这中间有两个问题不能不提及,一是流动资金被挪作他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用银行人士的话说,银行的流动资金放出后,不能按计划收回,所以就不能马上再放出。长此以往的结果,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放慢,银行收益减少,企业贷款受限,也会形成不少的不良贷款。而许多企业由于库存增加,也占用了大量的银行流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宏观调控的作用,银行对这些企业控制短期信贷资金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外就是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有评论说,本轮宏观调控中控制信贷资金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难的问题更加突出。事实上,宏观调控并非针对中小企业,但银行信贷政策的收紧必然会涉及一些企业的资金。而且,因为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尽管今年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较快,但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他们的许多贷款也投向大客户和高端客户。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了信贷风险的控制。再由于许多中小企业自有资金少、经营规模小、信用等级低等原因,难以满足银行所需要的贷款条件,其结果,许多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短期资金短缺的境地。
当然,造成企业短期资金紧张的具体原因我们还能举出很多,但如果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就会不一样。因为无论对银行或是企业,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