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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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第2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GDP 国际收支 利差 通货膨胀 政府干预 多元回归

1979 年以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逐渐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向市场管理过渡。到1993 年前，已经基本建立健全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外汇管理模式。从1994 年1 月1 日开始，我国进行了新一轮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奠定了基础。一是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逐步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三是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在客观因素以及一部分主观因素的作用之下，我国于1994年初开始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经逐步演变成为固定汇率安排。1996年12月1 日，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至此，中国正式确立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维持一定管理”的外汇管理框架。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现并轨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缓慢升值。1997 年7 月2 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也正是因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使中国的汇率制度从有管理的浮动，转向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稳定的极其重要的标志。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改革是继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需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我国汇率形成机制迈向市场化的又一重大改革。

在日益开放的经济中，汇率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如何合理确定本国汇率水平，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经济的长远平衡发展。而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的研究，对于指导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汇率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资源配置价格。汇率的变动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影响。自2003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再显现。币值的高估将有损于投资；若币值低估则会妨碍经济增长。因此，如果对影响人民币汇率市场走势的决定因素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无疑对汇率水平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对中小型经济体的汇率，以人民币对澳元为例。

人民币汇率市场走势的决定因素

（一）我国经济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一国的经济状况，目前已成为支撑汇率的最主要因素。一国如果经济增长强劲，增长速度加快，投资机会增多使资本注入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带动本币汇率上升。同时经济强劲增长使出口有可能扩张，国际收支可能出现顺差，拉动本币升值。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但整体上稳步上升，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因此，用来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GDP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相关性。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提高。另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相应提高 ，这使人民币在长期稳定时期内保持坚挺。

（二）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汇率

通货膨胀往往使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抑制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若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将使本身汇率下跌。但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取决于两国相对价格的名义变量。当本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身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币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之变化应该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除以外国物价指数。

（三）利率差异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周边的国家，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的上扬。凯恩斯认为：汇率变动与两国相对利差有关，投资者根据两国利差大小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进行投资选择，以期获取收益或避免风险，从金融市场角度分析短期内汇率与利率所存在的关系即为利率平价说，表达式为：

（1）

（1）式中，S是将本币换成外币的汇率，F是将外币换成本身的汇率。i是本国利率，i *是外国利率。

（四）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

国际收支理论认为，汇率是外汇市场上的价格，外汇市场上供给与需求流量的变动对它存在着直接的影响，而外汇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又都是由国际收支决定的。同时，国际收支是以交易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收付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的全部涉外经济活动的记录，构成国际收支平衡表。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则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我国近几年国际收支一直呈现顺差，支撑了人民币汇率走高。

（五）政府干预与人民币汇率

1994 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4 年至今，我国汇率虽双向波动，但缓步上扬。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说明了人民币汇率的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这与政府的干预是分不开的。政治因素，政府的各项政策因素、外汇管制、预期心理、金融投机等因素都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现有的外汇汇率市场交易体制，政策干预更多的体现在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外汇储备成为政府干预的重要工具。因此，将外汇储备的变化率作为政府干预的一个指标。

人民币汇率与其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

通过上文的讨论，分析了GDP、通货膨胀率、利差、国际收支和政府干预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构建以下模型：

LER=α1LGDP+α2CI+α3RD+α4IED +α5LFR （2）

LER表示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即1澳元=N人民币）；LGDP是我国GDP指数，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CI表示中澳利差，因为本文主要研究人民币汇率对澳元等中小经济的汇率问题；IED指进出口差额，代表我国的国际收状况；LFR是外汇储备占我国GDP的比率，代表政府干预的程度。

（二）实证分析

数据说明。本文采用了1990-2009年的数据，并利用Eviews5.0对所有数据进行计算处理。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澳洲央行网站（rba.gov.au）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加以整理。其中，除CI、RD和IED数据中有负值外，其他变量数据均取对数处理。

ADF检验。首先对各变量的年度数据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其中，C、T、L分别表示序列的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差分项；代表一阶差分；带“*”临界值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数值，其余的全部为1%显著性水平下的数值（见表1），表1结果表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WLS（Weighted least squared）多元回归分析。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2）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式：

（3）

由（3）式可以看出：

第一，GDP的增长率与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负相关，即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利率下跌，而人民币对澳元的汇率上升。这点是符合汇率的正确的发展规律的，说明我国的汇率制度日益健全，使得汇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二，通货膨胀率与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的关系：二者正相关，但相关程度较弱。即通货膨胀率越高，则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上升，而人民币对澳元的名义汇率下跌。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越高，货币应当贬值。因此，这是符合理论解释的。虽然二者较弱，说明我国的汇率制度慢慢步入正规。

第三，中澳利差与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正相关，即当我国利率相对澳大利亚上升时，两国利差增大，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上升，而人民币对澳元的汇率下跌。我国汇率变动与中澳之间的利率反相关。相关系数为0.020358，这符合利率平价理论，但相关性小。可见我国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 ，使得我国汇率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与中小经济体的利差变动。

第四，进出口差额与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正相关，即进出口差额的变动与人民币对澳元的名义汇率成反比。相关系数为1.28E-0.5，负相关性很小，即顺差每增加1%，人民币对澳元的名义汇率反而降低1.28E-0.5%。说明进出口差额对与中小经济体（如澳元）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大。

第五，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与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的关系：二者正相关，即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越大，澳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上升，而人民币对澳元的名义汇率下降。这与理论上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外汇储备增加需要投放更多的本币，带来通胀压力，本币贬值，则人民币对澳元的名义汇率下降。即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人民币对澳元的名义汇率则下降0.177560%。

结论

通过构造模型，以中小型经济体（澳元）为例分析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趋势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人民币名义汇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中澳利差、进出口差额、外汇储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比较大。通货膨胀率、中澳利差、进出口差额虽然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相对较弱，但其相关方向符合理论实际的，说明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发展趋势良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必须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抗风险能力，使人民币汇率逐渐走向市场化，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华，燕焦枝.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状态转换行为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1)

2.韩晓来.汇率决定理论研究―兼评人民币汇率升值[J].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1)

3.朱孟楠，姜占英.人民币“美元化”程度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5(12)

4.陈伯云，万家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决定因素实证研究[J].理论与实践，2008(12)

第3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突出“三个协调”

在中国经济将实现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之际，处理好增长的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成为200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经济总量如今已跃上世界第四的新台阶。实现“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只需保持7．5％的年均增速，但要完成节能降耗减排指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过去“又快又好”提法有所不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2007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主要围绕这四个字展开。

针对2007年经济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2007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防止出现大的起落，必须稳定，完善，落实政策，做到“三个协调”：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在“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被放在2007年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06年前11个月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570亿美元，同比增加660亿美元。近年来，过大的贸易顺差引发了诸多贸易摩擦，使我国贸易政策、外汇政策压力倍增。高顺差还使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目前攀升至约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央行坦承，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进而刺激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膨胀，价格稳定面临潜在压力，这成为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

按照部署，国家将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重点，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为重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是伴随农业现代化而产生的新概念，通俗讲就是用现代装备、技术、理念等来改造传统农业。现代农业需要的是先进技术、一流设备和现代化农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年初颁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把“发展现代农业”单列一章，提出“坚持把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手插秧，牛耕田”式的传统田园农业生产方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用先进物质技术条件装备和改造农业。同时要通过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200 7年将抓住经济发展较快和财政增收较多的时机，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实实在在为农民办事。

扩大消费需求

中国经济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2006年以来，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态势继续扩大，内需不振。200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占G DP的比重曾达62％。另外，2006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9．9％，而消费仅为35．7％。

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约消费的一个关键因素。按照部署，2007年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节能降耗减排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中长期积累的问题，2006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攀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成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任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实现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约束性目标。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切入点，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2007年，国家将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实现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目标的关键环节，把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作为基本手段，把加强依法治理作为重要保证，把对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约束”变成现实。

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社会上反映突出的房地产问题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

可以肯定的是，2007年国家在继续发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将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房价过快上涨，通过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改进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搞活二手房市场，调整住房结构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等办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房价高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2007年国家将采取措施抓紧治理，并加快对发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规划，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提高百姓生活质量

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生活中，群众对“看病贵、上学难”等身边难事反映强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收入分配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2007年国家将适当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政策，稳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强税收征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

第4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作为重要的货币资金价格，汇率是影响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逐步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金融宏观调控逐步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同时疏通货币政策市场化传导机制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工作。“十一五”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后，我国即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2005年7月，经过充分论证和准备，我国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后，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2010年6月19日，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2005年7月汇改以来至201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5%，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测算，至2010年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4.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2.6％。《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决定金融结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这对于国内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推进利率市场化，因为它反映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反映了企业的金融自主定价权，反映了客户选择权，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的要求以及对风险的判断，反映宏观调控的需要。”周小川表示，十二五规划期间，利率市场化会有明显进展。虽然从1995年以来，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多次利率下调措施，初步实现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但是，国内利率水平仍高于国际水平，人民币利率决定的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用利率工具调节短期资本流动的作用尚难以发挥。较高的利率水平对国际游资有强大的吸引力，极易造成中国经济遭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阶段非国有经济已占到GDP的2/3强。这些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很高,从而决定它们迫切要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产业结构调整、劳工市场、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变化,都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中国的经常账户平衡与资本账户将越来越有波动性,一种较灵活的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将可以帮助中国克服结构上的刚性,更好地冲销外部冲击。汇率的市场化，通过建立外汇平准基金，让企业作为外汇市场交易成员参与进来，逐步推行意愿结汇，灵活调控，使外汇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提高。同时，央行在宏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宽外汇市场交易限制，主要进行间接管理，由银行和企业自行定价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真正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调节。同时开发市场避险手段，寻求更为先进便利的交易方式和避险方法，积极开展与国际接轨的各种交易形式，如外汇远期交易、调期交易、期权交易等，并同主要国际金融市场联网，提高企业行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随着汇率制度形成机制的逐步提高，在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渐进过程中，逐步由固定汇率制向有限的弹性汇率制过渡。根据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经济预期，合理设置人民币波动区间，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保持人民币长期调节的灵活性和短期汇率的稳定性。从目前实际形势看，10%-15%便是一个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

二、逐步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央行对基准利率和利率浮动范围的制定，应遵循资金市场供求状况，使利率能够充分符合金融市场的变化规律实现市场化调节。确保以央行基准利率为中心环节的利率调整联动机制的建立、推广、完善，使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操作形成有机联系体；推广并巩固银行同行拆借利率市场化，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历史教训，逐步推行并改进同业拆借利率机制，使之成为真正具有参考标准的浮动利率指标；推动完善商业银行票据贴现利率体系，改进不合理的贴现利率、再贴现利率，提高以再贴现利率为基准利率的票据贴现利率体系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债回购收益率指标的可参考性，积极促进国债回购交易市场的发展，在有效防范债券卖空和资金透支的前提下，发挥国债回购收益率的市场参考作用；最后，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积极探索有效的多方参与机制，逐渐放宽行政条件限制，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尽量减少央行对利率的干预，让利率调节真正依据债券的市场买卖价格。

三、提高外汇储备的利用率

第5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在已7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基础上，2002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此次降息后，企业利息支出降低，刺激了投资和消费，帮助实体经济终于走出了这次长达五年的通货紧缩。

2004年，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央行上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确保货币增速在当年从高位回落，有效抑制了当时经济领域的过度投资倾向。

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针对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适度从紧，并于2007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这一时期中，通过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先后1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了外汇流入投放的大部分流动性，并先后7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8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对抑制通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随之面临下滑和通缩的风险。为应对危机，央行先后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推动了GDP增速的回升，从2009年一季度的6.6%上升至四季度的11.4%。

2010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和国内经济企稳，国内通胀压力上升。央行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灵活开展了公开市场操作。在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货币条件逐步从应对危机状态向常态回归。

回顾10年来的宏观调控之路，货币调控日趋成熟和完善，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不断提高，为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抑制通货膨胀和调整经济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经济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提高，未来的货币政策将对整体经济运行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极为复杂。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呈整体下滑趋势，欧债危机恶化，国际经济动荡加剧。受此影响，内需和外需增速均有所放慢，生产活跃度降低，产能利用率不足，经济运行延续回落态势。同时，鉴于国内通胀压力逐步减缓，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更大的调控区间。为应对实体经济下滑，今年以来，央行已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首次实施不对称降息，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目前宏观经济正处于筑底反弹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和积极迹象正在显现。

未来一段时期内，刺激国内投资仍是货币政策的重点。由于外需大幅下降，导致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大幅减小。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也大幅下降，这对正处于城市化中期，需要大量进口钢材、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中国正是大好机会。在防止经济泡沫化的情况下，预计2013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给，促进国内投资。

第6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 新古典综合派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一 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兴起，风靡于“二战”后二三十年间的西方各国。当时“二战”后的经济状况并不和30年代大萧条时一样，凯恩斯理论不再完全适用当时的经济状况。以保罗・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和罗伯特・索罗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不断发展、补充和修订凯恩斯的“新经济学”，逐渐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其后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或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只要生产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古典经济学仍然适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将使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维持下去。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正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结合。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以混合经济为实现基础。它既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为基础，也需要市场调节的经济为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根据新古典综合派观点，混合经济包括两个部分：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国家调节是为了预防和对付经济衰退；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率。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组合为一体，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

二 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变化与政策转变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一体化，该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低迷期，甚至有些国家陷入衰退萧条。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相机出台各种救市政策，希望挽救本国经济。中国在这方面绩效突出，率先走出低迷，依然保持着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

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2008年7月起，受金融危机影响，CPI同比开始下降，股市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预期下滑，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许多中小纺织服装企业面临困境，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针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及时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整，从2007年年末的“双防”转变为2008年的“一保一防”（保增长，促发展），同时将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财政支出，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鼓励居民消费。央行自9月16日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又分别在10月9日、10月30日下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免征利息税及金融机构才能批准备金率。央行继续改进流动性管理，结合国际收支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GDP增长率保持10.1%的骄人成绩。

2009年中国政府依然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用的。上半年中国无论是CPI还是PPI指数一直在不断下滑，面临着通缩压力。中央全面放松信贷限制，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经济通货紧缩，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振作股市房市的效果。积极的扩张的财政策略中最显著的当然是4万亿国家投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国债、地方债，然后动用资金开发各地方基础建设，推进税费改革，同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援助。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成功保8，呈现漂亮的V字形。

2010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实际需要增加针对性和灵活性。部分由于2009年的天量信贷的投放及4万亿的国家投资，通货膨胀压力明显显现，农产品，如水稻、大蒜等，各种生活用品，工业原料价格持续攀升。在货币政策方面转向“宽货币，稳信贷”，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政策是在预期之内的。同时，经济复苏的基础仍未牢固，由于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调控，中国经济前动力受到严重制约，同时出口并未完全复苏，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防止经济二次探底仍是需要注意的，一季度CPI接近3%，中国要谨防经济进入“滞胀”。

三 政策分析

“需求管理”思想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核心，认为政府职能的发挥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不是位于市场之上的异己力量，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应运用各种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纠正市场调节不可避免的确定，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以投资、储蓄、消费、政府支出、税收、进口和出口这些经济变量为调控对象，政府通过积极地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适时适度地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整，即可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新古典综合派主要依据汉斯的理论提出“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注重二者的“松紧配合”。政府在确定预算时要按照私人支出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具体而言，在经济萧条时期，补偿性财政政策要求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社会总需求。我国经济危机以来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双松政策”，直至现在货币政策转向从紧，以防止经济进入通货膨胀，有效地保障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推行税费改革，实行结构减税，刺激需求消费和投资，以缓解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在面对“滞胀”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微观化，以保持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松紧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作用。目前中国最大的经济隐患便是“滞胀”，虽然现在仍未进入滞胀，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抑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国际经济仍处于衰退中，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出口行业正经历一场暴风雨。同时，流动性过剩已成定局，央行已经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并未起到很大的效果。所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可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一方面，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巩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促进经济继续稳定发展。

四 结语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主张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仍然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投资会对民间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全面刺激经济发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相机抉择”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对政府政策权威性的怀疑，减弱政府实施政策的效果；新古典综合派并没有解决人们理性预期所导致的积极财政政策或减税。

参考文献

［1］蒋自强、史晋川.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美〕萨缪尔森、诺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十六版）［M］.华夏出版社，1999

第7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建国以来，侨汇资金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重要的海外资金来源，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几年，我国侨汇项下跨境流入资金增长很快。仅以我国重要侨乡广东省为例，2002～2005年期间全省通过银行办理和申报的侨汇资金年均增幅就达到53.05%，到2005年广东省全年侨汇收入已达到50.92亿美元。我国侨汇流入资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对非侨汇性质和用途的资金“乔装”成侨汇资金汇入境内的现象应引起关注。

外资“乔装”变侨汇

形式多样的“乔装”。一是境外企业直接汇给境内居民个人。大多表现为汇款人明显都是境外公司而非个人，资金用途实为支付个体企业的出口贸易货款，用于从事个人出口贸易活动。二是境内外关联人相互汇款。境内外关联人分别在境外开立了个人账户，收取境外进口商货款后，再由境外账户汇款给境内关联人，其侨汇款项用于该企业日常生产营运所需资金。三是以“化整为零”方式分散汇款。由于结汇金额低于1万美元，银行无需审核其真实身份证明和合法外汇来源证明。因此，境外公司以多笔小额的方式，将汇款全部申报为“侨汇”，而申报为“侨汇”资金结汇后主要用作该公司在内地相关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货款。

“乔装”现象活跃于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以中国三大鞋业生产基地之一的广东惠东县为例，该县以民营经济为主，民营企业出口额占全县一般贸易出口的78.7%，其中大岭、平山、吉隆、黄埠4个鞋业主产乡镇的侨汇收入占全县侨汇收入的90%以上。通过对2005年惠东县侨汇收入10笔以上的部分收款人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所调查的13个收款人均在上述4个鞋业主产乡镇，收款人均为制鞋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财务人员及其亲属，侨汇资金最终用于支付企业职员报酬、购买生产资料等企业营运以及贸易活动。

“乔装”入境资金逐利性趋强。调查表明，“乔装”侨汇入境后的资金不再只用于生活所需，大量资金结算成人民币流入企业，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和涉外贸易活动，并逐步向投资等领域渗透，显现较为强烈的逐利性。

费心“装扮”为哪般

诸多案例表明，目前境外一些非侨汇性质和用途的资金，通过银行申报为“侨汇”汇款而最终流入我国境内进出口贸易、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等领域。这反映了当前部分境外非个人性质和用途资金通过个人途径流入我国境内的现象。非个人性质和用途的境外资金为何要“乔装”成个人项下资金流入境内？这与当前我国个人贸易发展现状、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政策环境以及近年来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国内个人贸易管理政策未显实效

长期以来，我国个人对外贸易的结算大都通过银行以个人跨境收支或者其他非银行途径进行。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修订后全面放开个人从事外贸限制，但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仍未显现实效，个人申办对外贸易较少，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开办个人外贸企业门槛过高。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必须自税务登记之日起一年内实际销售额达到180万元方可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即使只从事出口贸易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也需实行半年辅导期，个人成立外贸企业或公司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比较困难，也就无权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这既限制了个人外贸企业的申办和发展，也影响了民营生产企业产品的有序出口。以广东惠东县为例，该县支柱产业是鞋业，现有在册企业2566家，其中取得一般贸易纳税人资格的企业有250家，占制鞋企业总数的9.7%，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只有52家，仅占2%。据调查，该县35%的鞋业出口因无法取得出口退税，而另谋避税的出口渠道，同时也改变了出口收汇的方式和性质。

个人贸易企业生存环境先天不足。国内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偏低、资金信贷规模相对较小，个人征信还处于数据采集建设阶段，银行对个人外贸企业或公司授信额度评估困难，个人从事外贸经营正常融资困难或需要提供100%担保，信用和融资环境不容乐观。个人外贸经营范围有限，纺织品、粮食、石油、国家专卖品及纳入国家配额和许可证管制的商品目前均不允许个人经营，外贸专营权放开后规模生产企业（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即可申请外贸自营权，也压制了个人外贸的生存空间。由于多年以来受国有外贸公司占据主体的传统外贸体制制约，个人外贸企业或公司获得境外客商的认同度较低，拓展境外市场较为困难。

申办个人外贸手续繁琐费用高昂。个人申办外贸企业或公司需经过工商局、技术监督局、外经贸委、海关、外汇局、商检局以及消防、公安、卫生等其他政府部门审批，审批程序复杂且周期较长。申办相关费用如海关IC卡领取及年审费、商检局培训费、企业代码和商检条码证年审费、工商年检等费用相对较高，个体生产经营者负担起来有一定困难。

政策操作性和宣传力度不够。外贸法规新增的个人贸易条款主要体现在部分原则性规定，当前还未能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订各项具体实施程序和操作细则，政府各相关部门对新出台政策开展统一协调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国内个体外贸经营者目前多持观望态度。

企业规避税收是根本原因

一种情况是，民营生产企业为逃避增值税、所得税，压低出口价格，减少产品增值额和账面利润，达到少交增值税、所得税的目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小型民营企业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无法向出口加工商提供增值税进项税票，出口加工商另谋避税出口渠道，导致无法以货物出口名义收汇而以侨汇收取货款。据对广东省惠东县的实地调查，由于该县鞋材经销商大多数不是一般纳税人，制鞋企业35%的原材料不能取得进项增值税票，也就不能获取出口退税，如果企业自行出口，就要负担17%的增值税，无法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该县制鞋企业便将这部分无法获得进项增值税票的成品出口委托异地外贸公司办理，不缴增值税也不退税，货物出口后，出于资金结算安全考虑不委托外贸公司收汇，制鞋企业主自行以侨汇或其他渠道收取货款。

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政策环境相对宽松

目前，我国境内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政策相对宽松，经常项目管理与资本项目管理不对称，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规定近乎空白，居民个人赴境外投资、非居民个人在境内投资经营等均没有相关规定。而开立个人外汇账户的条件很低，银行往往凭一封汇款人来信及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办理非居民个人外汇开户，个人多头开户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实行个人结汇限额管理，部分居民和非居民个人也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汇入、分次汇入、分银行汇入等方式逃避跨境监管。200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出台《关于规范非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6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居民个人外汇结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18号），实施之初对个人结汇的非正常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随着上述两个通知的内容逐渐被公众所熟悉，汇入大额资金拆散成几笔小额资金分散结汇的现象即大幅增加，如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大量的77000～77800港币汇款和结汇，其金额恰好接近但又不超过等值1万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因而无需进行真实性审核。在现有的外汇收支管理政策环境下，个人外汇账户及个人跨境汇款具有的资金到账时间短、解付手续简单、能化整为零逃避跨境监管等特点，为境内外个体和企业生产经营等性质资金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境外资金流入

2002年上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强势美元开始遭受美国经济减速、资本流向调整、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等因素的挑战，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强势美元政策，执行健全美元政策，任由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连续贬值。近几年我国大陆地区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快速攀升，外界将其简单归结为我国目前实行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导致了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而随之持续贬值，国际社会处于各种目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使2005年7月21日我国调整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中间价、人民币升值2%，目前外界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依然较为强烈。与此同时，我国跨境资金流入连年快速增长，跨境收支连年顺差呈现强劲的净流入态势，以侨汇为主要内容的个人项下资金流入尤为突出。2002～2005年期间全国通过银行办理和申报的侨汇收入年均增幅29.18%，2005年全国侨汇收入达到172.10亿美元，其中不排除境外部分套利资金寻求各种便捷途径，如通过银行申报为侨汇等管理相对宽松的个人收支途径，短期流入境内投资、生产经营和进出口贸易等领域谋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套利。

卸去伪装还真容

我国政府一贯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政策，侨汇资金以及其他个人项下资金的流入需要因势利导进行规范和监管。

完善个人贸易管理政策

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切实降低个人申办外贸企业门槛，降低个人外贸企业和个人外贸公司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标准，简化申办手续、降低申办费用、缩短审批周期。逐步完善个人征信制度的同时，多方努力着力改善个人外贸企业或公司融资环境。随着个人外贸经营规模和经营实力的扩展，逐步放宽个人生产经营领域和外贸专营权。鼓励和支持成立个人外贸互助组织，积极拓展境外市场。加快外贸法规新增个人贸易条款具体实施程序和操作细则的修订，政府各相关部门统一协调加大新出台外贸法规宣传力度，加深公众对个人贸易条款的认知程度。

规范银行代客跨境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操作

继续督促银行认真履行外汇管理代位监管职责，严格要求银行贯彻执行《关于规范非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居民个人外汇结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部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实施细则》等法规制度。规范侨汇等个人项下跨境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操作，确保个人项下汇款申报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重点监测个人项下大额外汇收入，督促银行严格按照外汇局公布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数据采集方案、标准，及时准确向当地外汇局报告个人项下汇入资金中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外汇局各分支局及时跟踪大额个人资金结汇后人民币的流向和真实用途，协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打击违规跨境收支活动。

完善个人跨境收支和结售汇监管体系

目前外汇局涉及个人跨境收支的统计报表和统计系统较多，包括银行结售汇报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和外汇反洗钱信息系统等，但各个系统相互隔离缺乏有效整合，个人跨境收支统计监测信息很不完整。例如目前个人跨境资金流入及其后续结汇环节在信息统计监测方面相互脱离，全面实时反映资金跨境流入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与反映资金后续用途及去向的银行结售汇统计系统未能实现数据的有效对比和监测，外汇局其他统计系统也未能实现对个人跨境收支进行全面系统监测和分析。建议有针对性地整合外汇局有关个人跨境收支的统计系统和报表，建立全面反映个人跨境收支及其结售汇情况的电子化监管体系。

开展个人跨境收支和资金后续运用的调研

个人跨境资金具有笔数多、金额小的特征，银行和外汇局相应的统计申报业务量大、申报金额占比低，但其中隐含资金对政策和市场调节快速反应的信息不容忽视。特别是近几年我国跨境收支较长时期呈现强劲净流入态势下，应注重和加强侨汇等个人跨境资金流入情况调研。同时应拓宽调研范围，随着个人跨境收支快速增长，调研范围应扩展到个人跨境资金在境内的后续流向和运用领域等方面，也应包括分析和预测个人资金跨境流出的时机和途径，通过资金流入流出对比分析预测和掌握资金跨境流动的整体趋势。

拓宽国内外汇资金投资领域

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逐步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合理，外汇局应加大宣传力度合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缓解和消除社会公众对外汇管理政策盲目的、不合理的预期。继续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不断设计推出更丰富的外汇市场投资品种；拓宽境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空间；放宽海外侨胞个人外汇资金在境内的投资限制；正确引导海外侨胞个人在境内合法的投资、生产经营和进出口贸易活动；鼓励和促进个人项下资金跨境收支申报名目的正常化、银行操作的规范化、外汇资金运用的合理化发展。

第8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一、对外贸易推行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多边化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废墟上诞生的韩国，复经历了朝鲜战争的洗礼，一直到60年初，其GN22P才达到24亿美元。为摆脱战后的经济困境，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最初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于本国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进口征收低关税，对于准备由本国产品替代的消费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对于替代进口的国内产业给予财政、金融优惠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进口替代不仅限制了某些国外产品的进口，同时也限制了本国产品的出口，造成既缺乏资源和资本，又缺乏技术和设备的局面，加深了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使国内的工业化进展非常缓慢。

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世界上发生了以电子科学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问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强劲的势头，促使国际市场容量日益扩大，刺激了各国之间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上美、日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对韩国在资金、技术、物质等方面给予援助，为韩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较宽活的发展空间。据此，从1964年开始，韩国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活动的重心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采取外贸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竞争，以外贸出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随后，韩国出口额开始逐年扩大，年均增长达40%以上，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及就业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90年韩国的GDP业已高达2364亿美元，30年来增长99倍。

二、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据，促进国内外经济一体化

60年代初，韩国在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时，资金缺口很大，投资需要增长很快，据此，韩国政府果断地作出加快引进外资步伐的决定。韩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着眼点，一是有利于发展出口和国际收支改善的原则；二是有利于关键性工业公益事业发展的原则；三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贡献的原则。30年来，韩国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据，制定了引进外资的鼓励和限制政策，一直把技术引进作为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6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大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促进了产业技术的发展，形成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经济。80年代以后，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引进技术的比重，机械制造业占27.8%，电子工业占20.9%，石油化工占16.4%。

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相对剩余资本集中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为了扩大出口市场，稳定国际资源进口，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本国产业的升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劳动力成本，80年代以来，韩国推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的策略。韩国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鼓励本国企业向外扩张，在信贷、税收和保险制度等方面给予优惠。据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40%以上是靠政府支持筹措资金发展起来的，1988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8亿美元。目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开发型产品投资，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本国限制性的产业，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再次是对发达国家投资，借以达到引进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手段的目的。既实现了国内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又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

三、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逐步迈向资本市场国际化

60年代后，韩国为摆脱国外的资金援助，求得经济独立，有计划地建立了各种金融机构，发展各类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了金融体系。80年代初，韩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筹建，到90年代初，除国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在国内建有15个分行，在海外设有8个分支机构外，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全国性市中银行（又称存款银行）5家，拥有资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75%，其分支机构达1857个；地方银行12家，拥有资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6%；外资银行69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10大银行就有8家在韩国开设了分行，其次为日本和西欧国家。

第9篇：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范文

例如，“十五”计划GDP年均增长7％，结果达到9.5％。但能源弹性系数一改过去20年平均为O.5的状况，超过了1.O；“十五”计划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结果却多占用了9000万亩；“十五”计划要求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O％，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但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

工业化、城市化是对资源需求最旺盛的时期，这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高能耗与低能效相叠加，使能源环境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不能以“重化工业阶段”掩盖能源的低效率。这是政策不到位和技术低级化双重作用的结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表明，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发展模式不科学、增长方式存在缺陷。早在十多年前的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由于“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环境基本没有改变，致使粗放的经济增长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

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企业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但是，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当地方政府和企业依据扭曲的经济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低成本恶性竞争等突出矛盾。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利润还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扭曲的价格信号产生了“逆导向”作用。

实际上现在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通过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等，就技术进步、节能优先等等实现科学发展的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呼声也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扭曲，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政策导向与政策目标背离，这就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长期难以解决。例如，如果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水平不到位，很难改变粗放型、掠夺式开采；成品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结果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激发企业开发节能产品和节能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在外贸依存度高达70％情况下，实际我们还在给中国产品的全球消费者提供补贴；汇率调整不到位，出口产品低级化的状况很难改变；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谅，或上缴的罚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个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它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能源环境的严峻形势，通过分解节能指标、严格政绩考核，是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的一种重要措施。但面对不同企业、产业和地区的极其复杂状况，以政府人员的判断层层下达指标，很难做到科学合理。过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仅有技术难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会带来社会不公，还可能制造假象和伤害经济发展。重要的是使政府的政策，包括价格、技术标准、法规、经济激励等措施，通过市场起作用，着重建立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机制，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转变增长方式有极大的难度，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谁也不会为之所动；“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实质上不支持企业创新；包括国家所有者严格的考核，最多也只能让企业“奉命创新”。实际上优越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才会调动人们的潜能。

市场有强大的调节功能，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监督，是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驱动力。

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都不可少，但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作用的机理则完全不同。要素价格应通过市场形成，其中国际化程度高的还应与国际接轨，重要的是给供需双方以准确的信号。政府的调控则主要以税收、包括转移支付为工具，实现调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