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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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经济;指标体系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land policy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the function of the land policy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is defined, then discusses the four basic theories of the land policy in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everal key in effective demand, China's current land policy to participate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land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role of the land reserve system in the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control and to correctly define the role.

Keywords: Land policy; macro economy; index system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国家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概念理解

土地政策作为调控的一种工具，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系统的一个要素，所谓调控是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调节功能。这是因为单纯依靠市场配置，会导致市场失败，市场失败的原因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土地政策进行调节使之与市场配置相机协调，实现土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以及各类用地结构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控制功能。土地资源是稀缺的，即土地供不应求，在此种情形下土地所有者就会形成垄断[2]，因此，国家必须对土地进行调控管理，以便合理配置各个部门的土地资源。

目前，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一个工具是首次，首先，土地作为国家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的供应与需求对经济的发展有显著影响，成为能够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另外，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这在客观上使国家具备了调控的能力。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土地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之内的：

生产要素理论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对土地要素加以调节与控制，不仅会调节土地资源在各部门的分配与利用，并且会对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以及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3]，而通过土地政策就可以实现对土地市场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调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参与。

地租理论

土地政策是土地收益分配的调节器，实质上通过地租理论来实现的，因为地租理论的核心是对土地与其他要素的收益分配及土地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配置[3]，可以说，地租的作用，就在于保证平均利润率规律对经济的调节[4]，地租的合理分配也是有效调节资本在不同级差土地以及部门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常常会出现土地所有者拿的多了，用地者得不到平均利润，影响土地使用者的竞争力和积极性；或者是土地所有者拿少了，用地者有超额利润，就可能盲目投资、盲目扩张，这两种情况都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的。所以，必须通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来协调土地收益在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

3.公共利益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尽管市场竞争机制可使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但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1]，土地市场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产权拥有者很容易垄断；二是土地利用造成的外部性；三是土地关系到粮食安全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为了克服和纠正市场失败，需要政府进行调控，而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福利。

丁伯根法则与蒙代尔法则

根据丁伯根法则，在政策手段选择时，应做到政策工具变量数必须不少于政策目标的变量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那么土地政策就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要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政策工具。同时蒙代尔也指出，在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实现中，只要了解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相对效应就可以[3]，这样把每一种政策工具都用于其影响力最大的政策目标，同样可以用N个政策工具实现N个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蒙代尔法则。所以，不论是丁伯根法则还是蒙代尔法则，都说明要实现相应数量的政策目标都需要有足够的政策工具。

三、做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重点

1.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供地方式为供给引导需求，同时要重视土地的有效需求。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一直以被动式供地，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管理中也造成了土地利用的粗放，土地市场秩序紊乱、土地利用效益的低下等等，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从市场供应方式和市场结构调整入手，加强对土地供应的宏观管理，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5]，有效地引导投资、消费的方向和强度，实现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适当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盘活闲置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发展，调节房地产开发的结构和房价。

2.加强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实物土地，可以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这样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目前，由于国有土地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造成增量土地出让主体的混乱。同时，存量划拨土地使用者可以通过补办出让手续进入市场流转以及土地隐形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众多划拨土地使用者或其主管部门，也成为土地的供应者，等等这些造成了土地供给总量失控。所以，以储备的手段，实现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是土地储备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①缺乏法律支撑。虽然我国各地已开展土地收购储备工作，但全国尚未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土地收购储备专门法律，明确城市土地储备机构的功能定位问题，将土地收购储备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保证政府依法行政。

②融资问题。土地收购储备过程实质是资金循环的过程，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土地收购储备就难以有效运作。目前，我国解决资金制约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这不仅不能满足需要，还有可能带来银行贷款的风险，所以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是必然选择。

③土地储备中心的性质应尽快明确。性质不同，决策方式肯定不同。如果属于盈利性质，就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收储哪些土地、储备多长时间、开发成何种用途以及开发程度、上市方式(是招标还是拍卖)等就全由预期带来的利益决定；如果属于非盈利性质、注重社会性，就要视政府的目标而行。

④土地收储的费用支付问题。现在都将其称为收购价格，事实上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有用地行为都属于租赁，用地者使用土地即使有所付出也属于租金性质，因此收回用地者使用的土地肯定就不属于购买，自然不存在购买价格；收购价格在农地征用环节倒是存在的，但也存在农地农用价格和农地非农用价格的问题。同时，价格与权属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用地者拥有的权力大小决定着收储土地所付出的资金的多少。

⑤各级政府的收益分享及其实现形式。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已无争议，而且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谁能代表国家拥有是存在争议的，相应地，土地收益归谁享有也不明确，但像目前各地操作的那样完全归城市享有肯定不行。到底如何分享，采取何种形式，是税、是费还是租，应尽快明确并加以统一。3.正确界定政府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中的角色。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就要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目前，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主要有土地供应政策、地价政策和土地税收政策。在土地供应政策中，政府是一级土地市场的供应者，政府要做好的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的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在这里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来供应土地，是作为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

其次是地价政策，政府通过对土地市场的价格水平进行管制和引导，影响土地的需求，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该政策中政府依然充当是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政府根据土地市场中的价格信号适时地做出调控判断，或者对土地政策的执行与落实进行监督。当前的低地价政策不但表现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就是市场配置较为充分的经营性用地价格也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大多偏低。

另一个就是土地税收政策。这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在土地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的措施之一。在土地税收政策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在以上调控经济的土地政策中，政府担当的角色不一样，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将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正确界定政府角色，遏制地方上随意的管理，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监督功能，同时政府的角色应弥补市场的缺陷，达到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4.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使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评价。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国民经济的总量、结构比例、增长速度等大的指标。微观层面包括如土地年度供应总量、结构比例，主要是建设用地和耕地的比例。在选取以上两个层面的指标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化分析不同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土地供应及投资强度之间的关系曲线，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区域的特点，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未来时间段内科学的土地投放指标，另外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时，不能完全建立在土地供应的绝对平衡的条件之下，这里必须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土地的基本国情、土地自然供给的刚性、土地用途管制以及土地利用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趋势等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参考文献：

[1]马昕 李泓泽等.管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P2-P3

[2]况伟大.土地政策与房地产业发展[J].改革，2004，5(129)P31- P37

[3]黄凌翔，陈学会.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和实践探讨[J].经济问题，2005，（2）P17-P19

第2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第3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弊端；启示

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调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因为作为一个计划，发行计划的主体在指导和监督计划的执行上都应该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运行计划是平衡的，是客观的，具体说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各种指数都是平衡的。在这种前提下，政府职能就是监管，以确保计划的完美实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经济计划，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过获取制定一个计划的全方位，立体式，符合实际的客观指数，及时，准确的GDP数据；其次，政府总体规划方法要符合市场规律，遵循客观情况；再次，一个系统的计划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规划方案是否科学，决策过程是否民主；而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等技术落后，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将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制定一个全面，及时，准确计划所需要的全部经济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寻求最佳规划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产出方法，优化方法已用于制订计划，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尚未完全掌握优化规划的有效方法。其实，规划方法的关键在于制定主体对于改善经济恒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程度已经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简洁和实用的数学模型，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规划方法是计划经济的落后，许多的计划是，政策制定者和结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规划制度在实践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统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个利益之间的均衡，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最后，作为制定主体----规划师应该完全代表社会利益，完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着眼全局，但事实上是，在现实中这是理想化的存在，计划制定师总是难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从己出发，或从其代表的部门或地区的利益出发，制定一个反映少数人利益的计划，着眼小集团利益。鉴于上述事实，现实的计划常常是不完美的计划，计划本身难以避免出现不平衡的结果。

第二、计划调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规划是已经预测了的，并且已经考虑在该项目中，但有些情况是计划中并尚没有出现，没有预测更无法提前考虑的，这些情况将使预先设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令计划执行措手不及，所以，他们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不断适应和更新计划，以求达到与时俱进。可是，这一简单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实现，客观情况是规划方法和制度出台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导致这种调整的滞后，计划调整往往滞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即使其中第一个计划是均衡的，也会因为规划调整导致宏观经济的片面失衡。为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而使计划能够跟上经济变化的脚步：首先，规划部门出台符合客观情况的执行规划和计划指标。其次，建立有效的评估或绩效识别系统。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体制。在优先考虑数据，技术，收益效益等环节的前提下，这些条件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计划经济时期，执行该计划时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是不是一个很长的计划纲要下，为了实现计划指标指数不得不执行的现象出现。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宏观调控所导致的平衡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存在客观的经济失衡问题，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激励和监督机制予以纠正。因此，宏观调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的拟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和激励造成的。

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有宏观调控。从形式看，似乎都没有区别，但事实是，也有明显的差异。要清理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适用宏观调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计划经济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观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本能的调解功能，让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调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对计划经济，更要能够使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重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破坏市场体系的正常功能，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应加快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革进程。

不得否认，政府的一些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规划制度是底线，底线不容僭越，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征服政策的实施是有效果的。但问题是，一方面，政策效果具有短期性，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实施，不利于在市场经济的增长，因此损害长期的经济利益，甚至短期性的影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成立，并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相关征服部门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变化规律的情况，更加不能掌握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调节方法，也谈不上对宏观经济的操控有效性了，积累市场管理调控的经验教训，只有在宏观调控的变化情况才是可能的。目前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管理的体制机制体制，同时制定相配套的宏观调控规划计划，全面推进创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系统而努力。除此以外需要加快改革经济管理方式，始终不渝的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彻底变革落后的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引导，尽快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调控体系，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经济大繁荣，经济大发展。应当看到体制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却应该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作者单位：河南驻马店市安装公司）

第4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资产泡沫；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4－0001－05

一、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法论问题

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证券市场的问题，必须把证券市场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加以讨论，在透彻分析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可能性的基础上，再对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作一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根据市盈率等指标简单地讨论股指的高或低。

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一个最为集中的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和市场泡沫问题。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不断攀高，不少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至少是担心市场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较大的泡沫，并且认为这种市场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因此，市场对任何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政策措施的变动都是异常的敏感，或如惊弓之鸟，或又有恃无恐，市场短期忽上忽下的波动和投资者多空两难的犹豫就是最好的明证。另外，关于市场泡沫的辩论双方也多是从静态市盈率的国际比较和动态市盈率的国内比较等指标来加以分析和讨论。这些关于证券市场的讨论在方法论上是目前最为主流的和传统的，也许这些讨论及其结论在经济的局部范围内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来考察，这些讨论及其方法论却是不明确的。要真正认清这些问题，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我国证券市场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不能局限在市场本身来讨论市场，而是要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看待和讨论问题。打个比方，我们站在地球表面上总是感到地球是平的，当我们从外空来观察整个地球时，它显然是圆的。因此，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必须放到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具体地讲，必须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来加以讨论，更进一步讲，只有弄清楚了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在其中作出合适的选择。

二、宏观调控目标的不一致性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有4个：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具有不可兼得的性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多把经济增长率达到4％左右作为经济增长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要更高一些，例如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理想目标希望控制在10％以内，通货稳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又一个目标。通货稳定是指物价不出现连续和大幅度的上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下，即可视为物价稳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这一指标可能会高一些，目前我国政府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3％作为今年全年的调控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到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以及技术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存在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就业并非意味着失业率为零，西方各国一般将失业率的调控目标控制在4％以下。除了上述3方面为一国经济的对内平衡以外，国际收支平衡涉及的是一国经济的对外平衡。所谓国际收支，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的统计包括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储备。其中，在经常项目项下包括贸易、服务和单方转移；在资本项目项下包括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其中也就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官方储备的主要内容往往就是外汇债权。所谓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不发生大量而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或顺差。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稳定经济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一般而言，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长放慢或停滞时，物价水平也会随之走低，但就业率水平则可能会下降。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曲线就是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一两难选择。尽管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以其“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曲线”对菲利普曲线作了重要补充，但这仍然没有改变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和不可兼得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往往是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同时兼顾其他。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包括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使这几项目标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都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三、宏观调控下的证券市场政策选择

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在现阶段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高企相比，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如果以政府总理任期来划分，我们清醒地记得，在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在朱铬基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国际收支，并且同时关注经济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应该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通货稳定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正成为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和直接来源，也是推升股市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种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金推动型股市高涨是包含着市场泡沫的，但是，我国能否完全避免市场泡沫、马上化解市场泡沫、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法，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如上所述，简略地讲，证券市场的泡沫是由资金推动引起的，资金是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而流动性过剩又是由大量的贸易顺差造成的。那么，我国能否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大量贸易顺差的格局，我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又有哪些呢?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

按照经典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国际收支账户的框架下，如果一国发生临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官方储备，如果一国发生根本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本币汇率。在理论上，较早涉及此类问题的首先是二战后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认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

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并且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此理论的另一个研究路径是持相反看法。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3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由于这3个目标之间的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所以也称为“三元悖论”。

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很有限的，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是不开放的。这一点也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是中国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进行某种政策组合。从迹象来看，为缓解大量的贸易顺差，我国政府选择了让本币升值的做法，但又不能让本币升值过快，这是因为本币升值过快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劳动失业增加。在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目标始终高于政策，政策的选择必须服从于目标的实现。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做法尽管可以较快地解决贸易顺差，但由于会危及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全局，因而是不可取的。那么，目前我们不采取让人民币充分升值的做法，就必然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的压力。实际上，目前我国采取的人民币基本稳定下逐步升值的做法，由于贸易结汇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从而释放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正是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目前的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央行不断地采取数量型的货币工具，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设法缓解矛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局面在短期内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从而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实际上，我国宏观经济中的贸易顺差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目前才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了，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按照货币数量理论，流动性过剩只是一个相对过剩的概念，或是相对于社会总供给它会表现为通货膨胀，或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需求它会表现为投资过热，或是在房地产市场表现为房价猛涨，或是在证券市场表现为市场泡沫。其实，上述的种种情况我国都已经经历过，只不过这一次流动性过剩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而已。很显然，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出口只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中作出选择，那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房价高企和股市泡沫。由于国内的需求升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用内需来化解流动性过剩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用扩大投资来化解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引起经济过热，所以也是不可取的；让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导致房价猛涨，那也已在政策上遭到了否定。另外，新近热议的包括QDII在内的我国对外投资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两利取其重”，而是“两害取其轻”。我们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宏观经济调控几大目标同时实现的理想状态，在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接受某种“瑕疵”。在目前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猛涨相比较，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四、流动性过剩与证券市场发展

我们可以容忍和接受当前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并不等于可以容忍这种市场泡沫的长期存在和无限膨胀，从长期来看，化解股市泡沫的根本途径不是打压股市，而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实现股市泡沫的“软着落”。在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从银行居民存款流向证券市场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因势利导做两件事情，一是调整我国的宏观金融结构；二是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产业调整与产业升级来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信贷是最早出现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使得银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坏账风险。证券市场的企业融资尽管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但是投资者仍然属于“消极投资”，“用脚投票”的风险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特别是个人散户投资者就更是如此。在股票市场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可以“用脚投票”，而且还可以“用手投票”，做一个“积极投资”。在证券市场上，很多人都把美国的沃伦，巴菲特视为“价值投资”的典范，但是，巴菲特股票投资的更为本质的特征是“积极投资”。巴菲特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通过“用手投票”去影响和改善企业的经营，这是他成功投资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应当努力借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从数量上限制公募基金的发行未必是件好事，实际上使大量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散户行列。

五、结　语

第5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一、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到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导致两大政策出现矛盾冲突：

（一）两类政策内部不协调

一方面是财政政策内部不协调，在使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却忽略了税收的减少。目前国内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而且税收的范围广，体现不出政府扩张性的政策意图。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内部不协调，在短期之内，难以协调物价的稳定和充分的就业需求，致使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而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矛盾，难免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协调平衡增长。另外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目标、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独立性，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经营、约束、发展和完善。

（二）政策协调配合缺乏技术含量

一是国债政策与市场业务的不协调。我国国债的品种单一，二级市场效率不高，市场发展之后，从利率调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国债市场还不具备市场基准利率产生的条件，不利于储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与金融技术性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市场份额为追逐目标，采用业务渗透等竞争手段，导致过多的财政资金进入市场竞争领域，从而破坏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另外政策性银行没有过多的资金筹集渠道，会使得财政补贴资金难以足额到位，从而影响两类政策协调配合效力的发挥。

（三）政策效应传导和协调机制的缺失

首先是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并没有将财政政策的目标分成多个层次，导致传导机制未能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样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问题，受到不健全的宏观调控运行机制的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观念转变方面不及时，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致使最佳的调控时机错失，降低了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为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成本。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根据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两者协调配合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针对国内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体制转型问题，对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进行适当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格局的转变。

其次是在财政政策的协调中，重点关注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在经济波动问题产生的时候，要对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进行妥善处理，同时借助一定的微观基础，解决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应量失衡问题，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再次是为了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确立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制，以便提高市场主体对经济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鉴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差异性，在协调配合两类政策的时候，对两类政策的位置进行确定，以便让两类政策能够承担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责，虽然两类政策之间的地位没有固定的形式。还要根据经济调控的需求，对哪种政策的需求性比较强，就应该采取那种调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执行时滞短，而效果时滞长的货币政策。

（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技术含量

首先是强化国债方面的协调配合，国债的品种少、流动性差，经济调节的时候，要调整其品种和期限结构。在重大措施出台之前，结合调控的总目标，对市场调控方向和力度进行控制，对国债发行时间、发行量、期限结构、发行利率、发行对象等进行协调配合。但很多具体问题因为财政和央行职能差异性使然，在期限结构上，央行会通过短期国债的发行满足公开市场业务需求，而财政部门会重点关注现金的管理，调整财政季节性的收支差额，因此国债的发行，必须与央行资金调度协调好。

其次是强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协调配合。通过对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善，将金融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体系，以便对财政投资的方向进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设等方面的权责要划分清楚，以便调控基础设施领域的宏观财政。另一方面是鼓励投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包括交通、邮政、通信等行业，而每种投资主体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投资，实行竞争性的管理模式，借鉴相关的经验做法，使得管理制度专业化。而对于建设性资金的拨付，要采用竞争补贴的方法，以减少财政补贴和财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业和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以便企业和银行在利率变动的时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在建立微观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基础上，形成市场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业直接或者间接的融资体制，对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扩大，企业方面要拓展融资渠道，同时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比重要适当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构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场机制，这样就能够实现金融机构与市场之间的灵活调节。

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中金融市场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发展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过度投机风气的扩散，对资本市场运作进行规范，以理性投资作为引导，发挥资本市场中投资需求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是发展货币市场，创新金融体系，建立统一性的国债市场，使得货币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同时确保票据市场的健康稳定。

最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利率的弹性力度，发挥利率在投资中的调节作用，以健康的社会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的增长，以此消除内需扩大时的不利因素。让国企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融入市场当中，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但相关的措施采取要有选择性，符合内需政策扩大的需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服务于经济发展，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内部不协调、政策协调配合缺乏技术含量、政策效应传导和协调机制的缺失。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为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成本，因此，我们要确定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原则，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技术含量和塑造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构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场机制，使得货币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格局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银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经济经纬，2008年05期：132-134

[2]蔺怀国.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现状、制约因素与对策[J].天津经济，2012年04期：34-36

第6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 调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和发展

1．内容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员大量失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认为：“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受“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影响。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根源。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由于存在乘数原理，政府应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财政政策，即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井”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所以最佳政策选择是扩大政府投资。

2．发展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七十多年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而后三个学派都是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阶段，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模型到处的需求曲线；三是菲利普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第三，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基本特点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收入分配理论；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一是价值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二是收入分配理论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第四阶段，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来自原凯恩斯主义。但是，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是，一是假定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可以调整的，知识调整十分慢，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二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添了原凯恩斯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述

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凯恩斯主义价格与工资刚性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凯恩斯敏锐地发现大萧条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提出需求不足理论，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来解释需求不足，他还认为，它关于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可以不依靠工资刚性，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极具创建性，但它确用在现实中难以观测到的现象“流动性陷阱”、“投资的低利率弹性”来解释，这实质上已经给凯恩斯理论带来的发展的隐患。因为在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时对价格机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方向发展，这样在解释非自愿失业上只好更多依赖“刚性”假设。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政策取向看，逐渐走向了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其背后是对市场机制的崇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自然率假设，实质上假定经济一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政策主要是微调，在实践中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管理是一种短期总量管理，而且是以调节总需求为主的管理，主要是保持高度就业与价格的稳定，宏观政策均是短期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进行相机决策，这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西方国家总体上是合适的，从实践看，战后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宏观经济总体是稳定的，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3．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重视结构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例如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少纳入主流宏观经济的视野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这样收入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得到体现。再如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总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区分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当前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短期意义上的模型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长期则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个存在体制与结构问题的经济体系则无论是短期意义上的调节还是长期政策均要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三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借鉴作用

凯恩斯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虽然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抨击，但他的弟子们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应该指出，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首先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因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有着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对经济全方位的干预。但由于我们缺乏宏观管理经济的经验，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也面临着由于宏观管理力度不足造成地许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期的那样呈回升的态势，而是在不断下滑。同时，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我们分析现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就业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8%左右，超过登记失业率的一倍以上，约1500万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2000万人，城乡综合失业率达15%左右；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隐蔽失业人口，总体失业率可能达到27%左右。失业早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头等问题，只是多年来人们对此重视不够。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特别是实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投资政策。

3．收入差距扩大

在改革以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特征是平均主义，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跳跃式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由于多年财富积累形成了财产性收入，出现亿万富翁，具有百万资产的家庭已经超过200万个；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破产停工和生产不景气，城镇形成了贫困阶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5%。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从1995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不足。

以上出现的问题与早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内核”，借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第7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一、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完整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确立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调控等内容，蕴含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结构优化的思想

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抽象化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经济用途的产品组成;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合理配置。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不仅研究了生产需求即投资需求，也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在社会再生产即社会总需求中不能忽视消费需求。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增长理论，蕴含结构优化的思想。在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积累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且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追加的可变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即经济增长。马克思还论证了，在相同的价值总量下，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者之间分别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要素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能够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在该书中，凯恩斯抛弃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投资和总储蓄等，对其进行了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在政策上，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放任自流的传统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凯恩斯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在内容上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在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上，凯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观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创立了收入、储蓄和投资的简单模型。他认为收入=产出的价格=消费+投资，而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这一模型的理论寓意在于为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提供了一种公式分析。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1) 国民收入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2) 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3) 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能得到实物保证。显然，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凯恩斯的总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逻辑起点的分野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即发生经济危机进行强制平衡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有效需求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分析和分配理论，始终没有构建好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出现了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对立与割裂。这也成为国外反对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强力武器。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趁机进行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的逆转，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构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动态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本身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描述。简单再生产只能维持总量不变的社会总产品生产，扩大再生产则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通过对c、v和m的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也可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更多的强调横截面的静态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

在内容构造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更为系统完整。以宏观平衡为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实物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结构平衡。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宏观平衡理论，只是在价格形式上分析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实物的平衡。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总供给是否等于总需求，不仅取决于等号两端用货币计算的价格总额是否相等，还取决于等号两端的商品在实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对方需要。如果在实物形式上不符合，单纯的价值平衡也难以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的宏观平衡理论也缺乏结构平衡分析。如果投资结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违背合理化发展，即使投资在总量上等于储蓄，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真正平衡。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对于当前我国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宏观经济运行要注重消费需求管理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既研究了生产需求也研究了消费需求，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商品(抑或劳务)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关系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实践证明，如果不根据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最终影响生产的发展。通过消费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努力方向，且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文化消费的质量、品味和层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消费需求领域，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投资需求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出口需求领域，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二)宏观经济平衡要重视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就必须重视供给侧管理。从实践来看，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衡量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作为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物质保障，反映出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第8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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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

一、引言

货币政策作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日益受到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视。在拥有成熟市场经济条件的国家中，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更为明显和突出。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的近二十年内，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出经济稳步增长、通货膨胀保持较低水平的特点，这一期间被称作“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时代，对此研究者普遍认为，较为正确和成熟的货币政策是实现“大平稳”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对此，各国纷纷开展了各种版本的救市计划，努力使经济尽快走出衰退的泥潭。这其中货币政策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随着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合理运用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其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决定了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运用中需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特点，综合关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中存在的多重性和调控机制的复杂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这一目标下，如何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综合利用利率调控、信贷规模管理等多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成为货币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

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实践，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全国在之后的几年内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这一时期我国相应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下，我国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部门受到了较大冲击，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国在1998年之后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为稳健，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防范通货紧缩趋势的出现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巨大的推动作用随后几年开始逐渐显现，在以投资为主的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从2003年开始经济又重新出现了偏热的趋势，货币政策对此又重新进行了微调予以应对，但总的来说，在次贷危机全面影响我国之前的近十年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发展的特点，货币政策调控变化幅度不大，总体保持稳健的态势。然而，随着次贷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了衰退，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近几年的调控出现了明显转变：首先在2008年底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大规模信贷扩张，扭转了当时宏观经济下滑的不利局面，然而随后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以及通货膨胀上行压力的出现，我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稳健，试图在通货膨胀治理、管理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合理有效政策空间。总的来看，近二十年我国货币政策是在不断学习和吸取相关货币政策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时间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形势变化，合理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相应调控，其历史实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就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来看，可以大致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两种。其中，我国数量型工具主要包括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信贷规模的控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利率调控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当中，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最为频繁，效果最为明显，同时也兼顾了利率调控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手段。其中，随着我国基础货币供给越来越多受到外汇占款的影响，国内流动性增加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将商业银行体系内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主要的操作对象，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和位置，从而实现货币信贷调控的目的。此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进行调节。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从我国利率政策来看，通过对存贷款等管制利率的调节来引导市场预期，进而影响市场利率走势。随着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特征日益显著，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逐渐加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得到了一定改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银行利用利率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进一步强化了利率政策调控工具的运用，利率调控方式和调控机制更为灵活，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从汇率政策来看，我国于2005年7月实行了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12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超过30%，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于调节我国外部失衡、缓解外汇占款对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保持货币政策独立调整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看，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推进。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然会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等多种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因此，考察这些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和作用的不同特征对于提高我国货币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分析和探讨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并逐渐为货币政策决策部门所接受，这一分析方法的一个显著优点在于能够避免以往经济模型中容易出现的卢卡斯批判和动态不一致，因此应用该方法可以提高模型在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国内外研究中，Smets和Wouters（2007）、Chari et al（2008）、Blanchard（2009）、李春吉、孟晓宏（2006），许伟、陈斌开（2009）等分别采用此类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为理解和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帮助。鉴于该理论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和较好的实用价值，目前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开发本国宏观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其在政策效应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预见，未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在经济管理部门进行政策制定、政策效应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随着能够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逐步开发和不断完善，该方法在我国经济政策效应的量化分析、经济发展运行中重要参数界定与测度、对我国经济未来运行态势的预测方面无疑将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将考察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别讨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应。在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系统性、规范化地研究和分析货币政策不同调控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运行情况的影响和作用。

二、我国经济DSGE模型的构建及求解

本文旨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对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和探讨。本文建立了关于我国经济的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基于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建立的，包括了多个经济部门：家庭、中间品生产者、零售商、政府等。目的在于考察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就金融调控政策而言，在这里主要集中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情况。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主要包括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两个大类，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侧重于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工具；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侧重于间接调控的工具。

在具体分析中，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来代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情况，以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情况。模型中所需要的其他经济数据包括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所有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时间段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综上所述，本文将首先建立关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包括了我国家庭、本地企业（中间品生产商、零售商），资本品生产者、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经济决策部门等，模型基本框架的建立如下。

本文模型中引入了两种货币政策工具，模型求解和估计时，分为两个线性系统分别进行。两个系统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理性预期冲击，两个系统的唯一差异体现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上。

三、模型参数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模拟

（一）模型参数的估计

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

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以上是基于数量型和价格性货币政策工具给出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情况的模型估计结果。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参数，这些参数对于我们理解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和参考借鉴意义。此外，观察两个模型对同一参数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均较为接近，说明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二）模型参数的脉冲曲线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情况。限于篇幅，本文所关注的我国经济的重点有两个方面：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我国地区的通货膨胀（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情况。可以看到，当数量型货币政策（货币供给）扩张时，我国实际产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货膨胀也出现上升。1%正向货币供给波动会引起产出大约0.8%的波动，其政策效应显著的持续期大约可以达到将近10个季度左右；与此同时，货币供给增加还会引起通货膨胀的上升，1%正向货币供给波动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近2.5%，并可维持较长的政策效应期。同时，货币供给增加对消费者消费、企业投资都有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相对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发现，当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提高时，我国实际产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通货膨胀显示出现下降而后上升。具体而言，1%正向利率冲击出现时，我国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下降，而后逐渐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利率政策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有限，然而利率上升可以使得产出出现明显下降，但其作用力度明显小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的影响，1%的利率正向冲击仅仅可以引起产出不到0.5%的波动。在消费方面，利率提高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显示了价格型政策工具在消费调节中的产生负向作用，使得消费水平下降，更多的消费预算可能变为居民储蓄。同时，利率的上升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

总体来看，就调控效果而言，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无论在政策效应的力度还是持续期方面均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此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应并不理想，可以看到，尽管在最初利率的提高使得通货膨胀出现明显下降，但在随后的时间内，通货膨胀逐步上升并依然维持在正向的态势。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价格型工具对消费、投资的影响上，其作用力度也相对小于数量型政策工具。这说明，现阶段，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当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相比于价格型工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调控效力。

事实上，受限于我国经济结构特点和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我国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占款连续快速增长，基础货币被动投放，造成我国国内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张，因此尽管从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特点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相对更为有效，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存在着一定的被动性。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受到我国人民币汇率调整逐渐趋向均衡汇率、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弱和外汇占款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了较大的调整空间，独立性和主动性有了一定的加强，然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就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微观市场主体仍然缺乏足够的市场化意识，事实上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的一种体现。我国金融资源的价格体系长期存在管制现象，金融市场又缺乏足够的投资渠道，这造成了微观主体在进行决策时往往对金融市场价格变化不敏感，存在预算软约束、非理性投资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必然要打上折扣，影响其政策效力的发挥。

四、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分析表明，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经济的调控效果看，执行以货币供给总量调控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优于以存贷款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工具。事实上，我国经济近年来取得加快发展，其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拉动所占比重较大，这其中更多是以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为主导。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等方面的原因，这类企业在融资、投资中对于资金成本（利率）并不敏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贷款规模的大小。因此，当货币政策收紧，以信贷规模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这些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影响十分显著，相比之下，价格型工具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事实上，这正体现了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不完善，资本价格效应难以充分体现的现状。在当前金融宏观调控中，政策效应最为明显的依然是对信贷规模的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民银行多次提出将综合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这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将会有更多施展的舞台，其前提条件必将是我国利率市场的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也正是我国“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各项金融市场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初步建立起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利率体系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长期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程度有显著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种种证据表明，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调控的现实条件在逐渐完善，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正逐步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因此，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趋势、详细考察多种货币政策措施、工具的政策效应特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时期，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资产价格波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和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增强，应当看到货币政策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充分理解和把握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考察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对于相关政策制定、保持区域经济发展与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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