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行业分析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生命科学行业分析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医学人文教育；医学道德素养；良好医患关系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654（2017）12（c）-0056-02

在中国，医患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人际关系，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推动之下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每每出现医患纠纷，讨论都会异常激烈。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应对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和持续增长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医学界应该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医学生医德培养以及医务人员医德素养的继续教育方面。如何加强医学生以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养，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医学人文素养，无疑是摆在医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医学人文教育的逐步加强，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自觉提升自身医德素养，以为患者提供高水平人性化的医疗为己任，在重建令多方满意的和谐医患关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医学在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内涵着一种人性的温度[1]。医学的这种独特属性加之其实践对象和研究对象一致，都指向有生命的人，医学以人为研究客体，又直接服务于人[2]。因而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技术像医学那样需要人文与之同生共荣，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其从业人员的技术与道德高度协调一致。然而，当前的医学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问题，一类是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各类生命伦理争议，诸如器官移植问题、人类辅助生殖问题、基因增强技术等等。另一类是如何使临床医学更加人性化的问题，例如：在临床实践中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应坚持“患者第一”的原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患者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能以任何理由损害患者权益；日常工作中对患者要一视同仁，同情、关心、体贴患者，不滥用药物、不滥施辅助检查、不滥施手术；注重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践行知情同意、尊重自主等医学伦理原则以及医学伦理基本规范，自觉遵纪守法。

上述这两类现实存在的医学问题是中国医疗卫生改革进程中急需克服的的顽疾。现阶段，由生命科学技术应用以及临床医学工作缺乏关爱这两类原因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尚未得到有效的缓解，涉医暴力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在如此复杂的执业环境中，要改变不良的医患关系，就要在变革体制的同时，恢复和强化医学的人文传统。那么更加有理由相信，医务工作者医学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有助于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降低涉医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医务工作者加强医学人文素养的建设不仅是医学道德的本质规定性，更是当前时代的需要。因此全面提升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素养是当下医学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医学人文教育是提升该职业群体医学人文素养的根本途径。

医学道德因素在医学科学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医学界与教育界的重视。近年来，医学教育的落脚点已经逐步放在改进与加强医学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医务工作者以及医学生的人文素养等方面。与此同时，医学教育领域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能使医学人文沦为空想和口号，医学人文要进入医学并与之一同寻找二者的共鸣点，医学人文教育应该把实现人性化医疗作为终极目标，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展现对患者、对患者生命的关爱[3]。

对此，医学人文教育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要达成的目标共有3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医学人文与医学技术的关系。这点要求医务工作者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要对现行的医学科学技术引发的各类生命伦理问题要有深入的理解，本着患者利益第一的基本要求，运用医学伦理学的相关专业知识对由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风险及收益进行综合评估。坚持这一过程有利于医务工作者形成对生命科学技术合理运用的正确认识，对于突发或者全新的医学问题潜在的风险能够具备预判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医务工作者处理医学技术所引发问题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二点是认真处理好医学与医学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对此，医务工作者应做到灵活应对医学伦理困境，在工作中遇到棘手的伦理道德难题要学会结合政策法规、科学事实以及医学伦理理论原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棘手的伦理困境迎难而上能够促使医务工作者产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勇于承担风险的主人翁精神。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必然伴随改革和创新意识的产生，在日常工作中全面塑造其伦理敏感性。第三点是全面处理好医学与医学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即要求医务工作者能够更好地认同和接受不同人群观点的多样性，增進对于各个阶层、各种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尊重。在践行医学伦理学三大生命理论的同时加深对生命的理解，并于工作中体现出对患者生命的充分尊重。此外，医务工作者还应具备仁爱之心，能够尽一切努力，甚至冒着某种风险为患者解除病痛，增进健康，并为此提供尽可能最优、尽可能周全、尽可能最低成本的服务，即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由此可以明确“正确处理医学人文与医学技术的关系”“认真处理好医学与医学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全面处理好医学与医学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所阐述的内容是医学人文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医学研究的主体，更是医学实践的对象，在具体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实现对人生命的全面尊重和抚慰、提供人性化医疗体现医务工作者医学人文素养的高低，在医疗实践中，人性化医疗没有特殊的、具体的、程式化的标准。它以医务工作者的仁爱之心为起点，广泛存在于医务工作者主动和积极的努力中，并以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的强烈责任感贯穿表现于医疗实践的整个过程中。人性化医疗是医学人文的最高要求，任何具体的衡量标准都是对最高要求的束缚，因此，能够为患者提供何种层次的人性化医疗完全取决于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人文素养的高低。著名的医疗剧《心术》对医患双方基本共识的形成影响很大，此剧认为医生有三重境界：一是治病救人，即医好患者的病。二是人文关怀，即在医好患者病的基础上，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三是进入患者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医务工作者要认真理解和内化“三重境界”的要求，全面提升医学人文素养，努力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更高水准、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

此外，需要医学教育界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医学人文教育目标的落实，要注意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也就是说提高医务工作者医学人文素养离不开现代伦理思想的浇灌，更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德的滋养。“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传统医德的精髓所在，时至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主义。“医乃仁术”包含丰富而又深刻的理论内涵，可以深度挖掘的空间非常大。为了更好地明晰“医乃仁术”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就必须先要全面剖析什么是“仁”。仁是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要义，儒家传统认为仁是“全德”之称，是“五常”之首，是包罗众德的道德范畴，其核心是“爱人”。从字源学上看，仁字从人从二，涉及的范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仁者应该尊重、同情、爱护、帮助他人，时时以己推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仁者爱人的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3]。

结合对“仁”的理解，“医乃仁术”应该指向的是助人摆脱疾病苦痛困扰的仁慈之术，是爱人、救人之术，“医乃仁术”是对至高医学道德最简明的诠释。“医乃仁术”阐明了医学应该包括“仁”与“术”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要实现“爱人”的目的，医务工作者不但要具备相应的人文道德素养，同时还应熟练运用医学技能，对于医学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其次在“仁”与“术”的关系上，“仁”为“术”的前提，“术”必须以“仁”为宗旨和归宿，当然，“仁”的实现，必须以“术”为手段，“仁”与“术”共同铸就了医学的完整性。此外，“医乃仁术”还界定了正当医学行为的范畴。医学只有在“仁术”的意义中才是医学，才是医家应当追求的，出离“仁术”范围的医术，不能称之为医学，对此医家应着力避免。“医乃仁术”的命题时刻提醒医家，医学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忽视人，不能脱离人。医学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忘记其服务对象是人，以“活人为心”是医务工作者工作的重中之重[4]。

“医乃仁术”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要求，更是现代伦理思想的极致追求。医务工作者要在科学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对医疗评价标准全面化的多重挑战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在医疗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找准定位，必然需要将“仁心”“仁术”“仁性”融汇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中，以极高的医学人文素养为患者、家属乃至社会提供人性化医疗，使之体会到来自医务工作者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关怀，重建令多方滿意的和谐医患关系。

作者：戴晓晖等

    [参考文献] 

[1] 郭照江.医学伦理学新编[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 

[2] 陆洁冰，文秋林.伴随医学科学的发展步伐前进—杜治政医学人文思想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5（2）：24-26，30. 

第2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一、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基因组学

在荣膺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沃森(JamesDeweyWatson)、克里克(FrancisHarryComp?tonCrick)和威尔金斯（MauriceHughFrederickWilkins),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之后。相继于1958年和1980年罕见地两次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桑格（FrederickSanger),先后完整定序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和发明很重要的DNA测序方法，这些划时代的杰出成就于20世纪后半叶完全“打开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大门”。于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基因组学，在随后20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并取得很大进展后，基因组学取得了惊人的长足进展。

基因（gene)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上具有遗传特征的特定核苷酸序列的总称，系具有遗传物质的DNA分子片段。基因位于染色体上，并在染色体上呈线性排列。基因不仅可以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还可以使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例如不同人种之间头发、肤色、眼睛、鼻子等不同，是基因差异所致。基因是生命遗传的基本单位，不仅是决定生物性状的功能单位，还是一个突变单位和交换单位。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人类基因组，蕴藏着生命的奥秘。

基因组（genomes)是一个物种的完整遗传物质，包括核基因组和细胞质基因组。即基因组是生物体内遗传信息的集合，是某个特定物种细胞内全部DNA分子的总和。显然原先只关注单个基因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深入研究整个基因组，于是产生了基因组学。

基因组学（genomics)是专门从分子水平系统研究整个基因组的结构（以全基因组测序为目标）、功能（以基因功能鉴定为目标）以及比较（基于基因组图谱和序列分析对已知基因和基因的结构进行比较）的分支学科。基因组学着眼于研究并解析生物体整个基因组的所有遗传信息，突出特点是必须以整个基因组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只研究单个基因；同时还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基因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基因组学概括起来涉及基因作图、测序和整个基因组功能分析的遗传学问题。这门分支学科交叉融合了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并以全新视角探究生长与发育、遗传与变异、结构与功能、健康与疾病等生物医学基本问题的分子机制，同时提供基因组信息以及相关数据系统加以利用，进而解决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以及相关产业领域的有关问题[3]。基因组学的主要目标包括认识基因组的结构、功能及进化规律，阐明整个基因组所涵盖遗传物质的全部信息及相互关系，为最终充分合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以提供预防和治疗人类疾病的科学依据。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ject，HGP)的确立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基因组学的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提出，可追溯到寻求新方法解决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基因突变率检测低于预期问题。1984年12月美国能源部资助召开的环境诱变和致癌物防护国际会议,第一次提出测定人体基因和全部DNA序列，并检测所有的突变,计算真实的突变率。1985年6月，美国能源部正式提出了开展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形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初步草案。历经几年酝酿与论证，1988年美国国会批准拨款，支持这一被誉为完全可以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列相比美的宏伟科学计划。1990年正式启动后，陆续扩展成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共同参加的国际性合作计划。2000年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草图）完成，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的标志。

HGP这项规模宏大，跨国家又跨学科的大科学探索工程。旨在测定组成人类染色体（指单倍体）中所包含的30亿个碱基对所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并且辨识其载有的基因及其序列，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解码生命奥秘，探索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规律，揭示疾病产生机制以提供疾病诊治的科学依据。截至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已经完成，但基因组学等研究工作一直在不断深人和扩展。例如，2006年启动了肿瘤基因组计划力求揭示人类癌症的产生机制以及癌症预防与治疗的新理念。当下已经迈进后基因组时代，从揭示生命所有遗传信息转移到在分子整体水平上对功能的研究（功能基因组学）。21世纪的生命科学以新姿态和新方法阔步向着纵深发展，同时有力推进了基础与临床医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社会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为促进这些相关学科及其应用的更好发展，尤其推动在人类健康与疾病、个性化医疗、农业、环境、微生物等诸多领域的广泛应用，自2006年以来巳经召开了十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ICG)。第10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于2015年10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特别就临床基因组学、生育健康、癌症、衰老、精准医疗、人工智能与健康、农业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生命伦理和社会影响、相关组学及生物产业等热点问题进行深人研讨，展现了相关组学的旺盛活力。

二、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与基因组学相辅相成

基因组学作为研究生物基因组的组成，组内各基因的精确结构、相互关系及表达调控的科学，又必须从系统生物学角度与方法，着眼于整体出发去研究人类组织细胞结构、基因、蛋白质及其分子间相互作用，并通过整体分析研究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状态，从而才能更有效地探索解决人类疾病发生机制及其诊治与保健问题。

虽然人类基因组图揭示了人类遗传密码，而对生命活动起调节作用的是蛋白质。基因组研究本身不能体现蛋白质的表达水平、表达时间、存在方式以及蛋白质自身独特活动规律等。因此，自从基因和基因组学问世以后，分子生物学的组学大家庭中，不断延伸分化形成了相互密切关联的转录组学（tmnscrip-tomics)、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代谢组学（metabo-lomics),以及脂类组学（lipidomics)、免疫组学（lmmu-nomics)、糖组学（glycomics)、RNA组学（RNAomics)等,这些相互密切关联的组学构成丰富的系统生物学以及组学生物技术基础。

转录组学是一门在整体水平上研究细胞中基因转录情况以及转录调控规律的分支学科。也即转录组学是从RNA水平研究基因表达的情况。转录组即一个活细胞所能转录出来的所有RNA的总和，是研究细胞表型和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可见在整体水平上研究所有基因转录及转录调控规律的转录组学，乃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蛋白质组（proteome)是指一个基因、一个细胞或组织所表达的全部蛋白质。而蛋白质组学研究不同时间、空间发挥功能的特定蛋白质及其群体;从蛋白质水平上研究蛋白质表达模式和功能模式及其机制、调节控制及蛋白质群体中各个组分。蛋白质组本质上指的是在大规模水平上研究蛋白质的特征，包括蛋白质的表达水平，翻译后的修饰，蛋白与蛋白相互作用等，由此获得蛋白质水平上的关于疾病发生，细胞代谢等过程的整体而全面的认识。基因组相对稳定，而蛋白质组是动态的概念。研究蛋白质组学是基因组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后续部分,也即生命科学进人后基因时代的特征。

代谢组学的概念源于代谢组，代谢组是指某一生物或细胞在一特定生理时期内所有的低分子量代谢产物。代谢组学则是对某一生物或细胞在一特定生理时期内所有低分子量代谢产物同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一门新分支学科。代谢组学以组群指标分析为基础，以高通量检测和数据处理为手段，以信息建模与系统整合为目标的系统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继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之后新发展起来的代谢组学，是借助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思想，对生物体内所有代谢物进行定量分析，并寻找代谢物与生理病理变化的相对关系。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别从基因和蛋白质层面探寻生命的活动，而实际上细胞内许多生命活动是发生在代谢物层面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告诉你什么可能会发生，而代谢组学则告诉你什么确实发生了”。所以，代谢组学迅速发展并渗透到诸多领域，例如疾病诊断、医药研制开发、营养食品科学、毒理学、环境学、植物学等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各领域。

三、放射组学在交叉融合中应运而生

2015年是伦琴发现X射线120周年，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评价：X射线的发现“宣布了现代物理学时代的到来，使医学发生了革命”W。近40多年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交叉融合，以X射线透射开始并不断拓展许多种类型的医学成像技术，又经历了数字化革命而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数字化医学影像学已经成为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医学影像学在保健査体、疾病预防、疾病筛査、早期诊断、病情评估、治疗方法选择、康复疗效评价等，以及生命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不可替代作用。随着多排螺旋CT、双源CT、能谱CT、磁共振成像（MRI)、单光子和正电子计算机断层显像（SPECT与PET)、图像融合一体机成像(PET/CT等等）诸多影像医学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医学影像学巳经从结构成像发展到功能成像，又迈向分子影像学的新阶段。尤其进人21世纪后，分子影像学方兴未艾地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分子生物学的重要手段。当前数字化医学影像学所形成的大数据又密切关联到相关基因组学，应运而生了放射组学（radiomicsV）。如果说20世纪驱动医学影像学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电子工程科学技术等，而21世纪则迫切需要与医学、分子生物学（包括基因组学等诸多组学）等相关学科进一步深人交叉融合相辅相成。

放射组学（亦有称之为影像组学）、分子影像学完全是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相关组学彼此关联并相互促进而不断发展的。整合各种技术实现运用影像学手段显示人体组织水平、细胞和亚细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并能反映活体状态下分子水平变化，从而对其生物学行为在分子影像层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无论在人体保健与疾病的诊断治疗，或者在药物研究开发，以及在基因功能分析与基因治疗研究等方面，都凸显了巨大优势和良好前景。

包含分子影像学的数字化医学影像学迅速发展，可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多层次医学影像数据资料，显然必须加以深度发掘并充分利用这些极其庞大的数字化信息。通过放射组学研究，解码隐含在医学影像信息中的因患者的细胞、生理、遗传变异等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综合影像信息，并客观且定量化将其内涵呈现在临床诊治、预后分析的整个过程，这无疑会成为临床医学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应运而生的放射组学，就是致力于应用大量的自动化数据特征化算法将感兴趣区域（regionofinterest,R0I)的影像数据转化为具有高分辨率的可发掘的特征空间数据。数据分析是对大量的影像数据进行数字化的定量高通量分析，得到高保真的目标信息来综合评价肿瘤的各种表型（phenotypes),包括组织形态、细胞分子、基因遗传等各个层次。例如近期文献报道，放射组学可揭示肿瘤预测性的信号，能够捕获肿瘤内在的异质性，并与潜在的基因表达类型相关联。

美国的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CancerInstitu?te,NCI),已经建立量化研究网络（quantitativere?searchnetwork,QIN)，旨在共享数据、算法和工具，以加速影像信息量化的合作研究网络U5]。他们将放射组学的建设及应用框架分为5部分:①图像的获取及重建;②图像分割及绘制；③特征的提取和量化；④数据库建立及共享；⑤个体数据的分析。当然这些均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放射组学通过标准化的图像获取以及自动化的图像分析等,能为疾病的诊断、预后及预测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近期的研究还提示放射组学能有效预测不同患者中的肿瘤基因异质性等，可见放射组学有着广阔应用前景。四、发展相关组学更好共促精准医疗

从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2直到新形成的放射组学，均是在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中，当条件与时机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瓜熟蒂落催生。

这些相互关联的组学全部都兼备着学科分化以及整合的特色。学科交叉融合根据发展需要分化催生出4新分支，而所有这些组学分支学科又都从系统生物学角度出发，注重对形成的分支学科自身整体开展研I究。正是如此辩证统一的现代科技发展特点，如同DNA的螺旋结构一样在不断深化中而螺旋式上升，7推动科学技术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

第3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药理教研室通过加强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行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聘请行业专家参与设计制定教学计划，构建科学的药理实践课程体系。将药理学实践教学体系分为三个模块：即基本操作模块、模拟药房教学模块、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块，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技能和素养，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1.基本操作模块

该阶段主要是完成药理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其内容包括：家兔、小白鼠、蛙等动物的捉拿及给药方法，注射器的使用，生物记录系统的使用，药物剂量的换算等。首先选取部分经典的验证性实验，教师对实训内容认真讲解、示范后，学生独立练习操作完成，记录实验结果，整理实验数据，认真书写实验报告，从而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技能。

2.模拟药房教学模块

社会药房和医院药房是药学专业学生主要就业基地。为使学生充分体验职业环境，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无缝对接，学校按标准规格建设了模拟药房，收集了大量药品包装盒及药品说明书，建立药品展示柜台。在教学中首先让学生熟悉药物的分类、剂型、贮存与保管，学会药品的摆放与分类管理。然后，收集一些常见疾病的案例，通过医患角色扮演（即分别扮演“患者”和“药师”角色），开展问诊和用药推荐活动，从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促进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提高用药指导和用药宣教的能力。另外，收集一定数量的医药处方，聘请当地药学行业的专家参与处方审核和处方分析，要求学生利用现有的知识体系分析处方的合理性，并对不合理处方进行深度剖析，提出解决的措施和思路。

3.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块

开展此模块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先给学生进行全面辅导，让学生学会文献检索方法和实验设计、结果分析处理等。然后根据学生熟悉或感兴趣的内容对进行选题，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后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后，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写出报告和实验分析，汇报实验结果并接受师生的提问和答辩。通过这样的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知识能力、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

二、改进实验考核方法

考核是课程教学的最后环节，科学的考核方法可促进学生形成良性循环。以往药理学实验考核方法简单,主要是按考勤、纪律和实验报告情况进行评定，考核的范围狭窄，不利用综合素质培养。因此,我们对药理学实验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除了考虑传统的考核项目外，增加了基本操作考核、处方分析和实验设计等内容，从多角度评价学生的实训效果。

三、加强实验室建设

为了适应实验教学改革的需要，学校投入了专项资金，在建设普通药理实验室的基础上，增建了药理机能实验室和模拟药房，添置了BL-420F生物机能实验系统、BF-6无创血压测量系统、PL-200热刺痛仪、脑立体定位仪、足趾容量测量仪、动物手术显微仪等现代化设备，配全了模拟药房的辅助设施，完善实验室的功能，确保实训项目的顺利开展。同时，建立完善实验室管理制度，规范实验操作程序，严格执行实验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不断加强实验室文化建设，体现办学特色和人文修养，对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工作态度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四、加强教学模式改革

传统的药理实践教学实行“教师讲解、学生练习”固定模式，根据当今社会药师的素质要求，从提高学生“动手、动脑、动嘴”能力入手，即培养学生操作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除了使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外，还尝试引入“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PBL)”教学。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条件，使用多媒体教学法，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直观。另外，在模拟药房的实训中，通过角色扮演法，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永远是学校办学的主题，也是加强学校内涵建设的根本。根据学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以提高业务素质为核心，改善学历结构，建设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结构合理、富有活力、适应学科发展、满足教学需要的师资队伍为目标，以引进与培养并重为原则，以提高实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建设“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为核心，以培养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和提高实验教师学历层次为重点，建设医药互补、学缘结构合理的药学实验教师队伍，切实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目前药理教研室有6位教师，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2名，高级实验师1名，硕士研究生3名，形成了一支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为药理学实训教学的建设与改革奠定基础。

第4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药学教育主要是为医药产业输送人才，因此理论上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对于药学教育的规模和结构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一，医药产业的规模决定了药学教育的规模。各类药学人才是药学教育输出的产品，而医药产业就是药学教育最大的客户，决定着对于药学教育产品的需求数量[2]。根据市场供需理论，如果医药产业的需求大于药学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就会吸引更多的高校开设药学教育，使药学教育规模不断增加。反之，则会导致教育过度，造成药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和教育成本的浪费。第二，医药产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药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医药产业各个环节、各个子产业的职能不同、任务不同、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决定了药学教育设置不同层次的院校以及不同的学科专业和招生等级。新药研发环节需要高层次研究型人才，药品生产环节需要工程型、技术型人才，药品销售环节需要技能型人才；各产业市场份额的不同影响高校各专业的设置，决定了不同专业人才的输送数量。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数量关系和质量要求决定着高校学科结构的数量和质量结构，新药研发、化学药、中药以及生物药品的生产、临床药学服务等需要的人才在知识结构方面各不相同，影响了各高校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培养模式的选择。第三，医药产业的发展决定了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方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是医药技术未来发展的趋势，生产环节所需人才在数量上会适当减少，但水平层次要求则会越来越高；随着新药研发战略由“仿制型”逐渐向“创制型”转变，需要更多的人才从事新药创制研发工作；医药产业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知识、新技能丰富了药学教育的知识体系；随着人们对于合理用药意识的增强，临床药学服务的全面开展势在必行，药学服务型人才就业前景广阔。

二、药学教育为医药产业提供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虽然药学教育受制于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但同时药学教育又对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药学教育能够为医药产业提供所需人力资源，这是由药学教育的教学功能实现的。人力资源是一个重要生产要素，而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医药产业，对于人才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从新药研发到工业化生产，从药品流通到患者用药，实现药品预防、诊断、治疗的作用，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相应的药学人才。第二，药学教育能够为医药产业提供知识与技能，这是由药学教育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实现的。药学教育不仅通过培养人才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而且它还通过各种科研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各类知识、技术和产品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在我国，高等学校是新药研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把药学教育的发展与医药产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但要提供人才支持，而且要贡献科学知识与技能。第三，药学教育的规模和结构是推动医药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药学教育数量上的不足会导致医药产业的人力资源供给不足，教育结构上的不合理会导致医药产业局部的人力资源供给出现问题。某个环节可能出现人才供给失衡现象而无法有效地推动医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药学教育与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策略

1.构建合理的药学教育结构。合理的药学教育结构是保证药学教育与医药产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药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医药产业结构和药学教育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本文对构建合理的药学教育结构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严格控制研究型大学进入药学教育领域。目前我国新药研发水平不高，使得医药产业没有能力消化大量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结合产业现状和教育成本，应当严格控制研究型大学进入药学教育领域。第二，大力发展药学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医药产业市场也存在着“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两种格局，而打破这种局面，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就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采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因此，药学教育应以实践技能教育为重点，以实际岗位需求为出发点，为药品生产、药品流通、质量控制、临床药学服务等环节培养大批高等职业技能型人才。第三，严格控制中药学类专业的规模。目前，中药学类专业规模均超过化学制药类专业的规模。同时，随着生物技术制药产业的赶超，使得这种专业规模布局与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不能适应。对药学服务类人才的大量需求，也迫使药学教育向临床药学专业方向侧重。

2.开设新专业。医药产业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向相关领域扩张，必将需要新的专业来与之相适应。药学教育可以在现有学科基础上根据医药产业结构的发展和调整开设相关专业。高等药学院校可以根据产品关联、技术关联和服务关联三条思路来开设新专业。与药学专业产品关联的专业有化学、生物科学、医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等；与药学专业技术关联的专业有食品科学、环境科学、化妆品学等；与药学专业服务关联的专业有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信息学、法学等。如民族药学专业可整理和研发我国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化工药学专业可将药学专业技术用于化妆品行业和化工行业；农药学专业可将农业和生命科学有机融合；信息药学专业可将信息化技术用于药学服务的发展。上述专业都是药学相关专业，可培养医药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医药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才支撑。

3.做好药学专业认证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专业认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证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能够相互适应。依靠药学行业协会（学会）或组成权威的中介机构，加强对药学专业认证评估力度，定期公布专业评估结果，真正实行专业设置的优胜劣汰，保证专业教育质量。社会力量参与专业认证能够及时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执业资格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他信息直接反馈给学校，使学校及时关心了解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提出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在高校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以药学行业协会为主体的独立药学专业认证机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药学认证体系的首要任务[3]。

第5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独立学院 生物技术 应用型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c）-0194-02

生物技术学科是人类新兴的自然学科，其研究成果在在工业、医药、食品、农、林、牧、渔、环保、园林等行业应用前景广阔，进入21世纪，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迅猛，并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曾经高等院校的生物技术专业是热门专业，但近几年呈下行趋势，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急功近利思想，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校人才培养定位不准，方式落后带来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生物产业已经涉及生物医药领域，生物农业领域，生物能源领域，生物制造领域，生物环保领域五大领域，需要各类生物技术人才。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学生培养目标是既有一定理论基础、更重视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生物技术是一门涉及领域宽、涵盖范围广、基础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生物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生物科学，还与食品科学、医学、药物学等相关的学科关系极为密切，承担着迎接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经济时代重要责任。生物技术应用人才前景广阔，可以在推进农业革命、增加能源供给、改善环境状况、确保生物安全与人类健康等方面发挥积极地作用。

高等院校独立学院应用生物人才培养既要重视本科教学的学科体系，达到本科教学标准，更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致力转变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自开办生物技术专业以来，就着力以“应用型”生物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构建具有特色的技能人才标准，探索实用生物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1 准确定位，构建有特色的应用型生物技术人才技能培养规格

由于应用性，实验性、实践性是生物技术专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实践教学具有独特的教学特点和教学手段，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专业技能培养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本专业实践课程存在课程设置彼此独立，实验内容缺乏整体设计，实验内容的专业方向特色不强，注重学科逻辑，实践教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围绕课堂进行体验式、验证式实验，而综合性、应用性实验很少，实验教学模式落后、单一，缺乏对学生具体操作能力的培养，进而也实际影响学生专业技能、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不适应独立学院知识、能力、素养为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制定应用型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技能规格已成为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浙江师大行知学院“实基础、厚素养、精技能、强能力、善创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实际，我们在2010级生物技术专业本科教学指导计划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实践性教学课时数，制定了涵盖生物技术专业人才的专业素质能力、专业基本技能、研发及创新能力、适应社会能力等4方面的人才培养规格。

（1）专业素质能力：主要体现“厚素养”，包括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健康的身心，良好的语言表达、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组织能力，社会适应与协调能力，基本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等。主要通过相应的通识课程完成专业基本素质方面的训练，共计48学分，其中实践训练460学时。

（2）专业基本技能：包括较为系统的生物技术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主要通过学科平台课程（18学分）、专业核心课程（30学分）中单独开设的实验课程进行。如有机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植物生物学实验、动物生物学实验、生物化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生化技术、发酵工程实验等，以及集中于食品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的专业方向课程完成相应的专业基本技能训练，实践总课时达到了942课时，远高于理论课时。此外，还包括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及项目申报与论文写作能力的实践训练（36课时）。此部分重在培养学生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基本技能，以大量的实验课强化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夯实学生的技能储备。

（3）研发及创新能力：通过专业基本技能训练，学生掌握了专业基本的实验技能，在此基础上，大三大四年级通过设置相应的综合实验及实训项目，进行相关实验技能的综合应用实训，如发酵工程综合实训、生物技术综合实训、生物工艺综合实训、食品药品检验技术及实训等等（合计108学时），整合实验项目，强化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训练，使学生初步具备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研发的能力，如具备从事发酵工艺、食品生物技术、生物技术制药、功能食品开发、现代生物技术等的基本技能。同时，结合学术报告、学年论文以及鼓励和指导学生进行相应的项目申报与、参加生命科学技能竞赛、科技创新和创业大赛等（可获得相应的学分）以及参加生物技术学分社团活动并通过考核可以获得学分，进一步激发、锻炼学生的研发及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4）适应社会能力：主要包括对相关行业、单位的了解（始业教育、专业见习、社会实践、形势与政策专题讲座等等），职业技能培训、相关职业技能证书考证培训，职前培训及岗前实训等。在大三暑期的实践教学周设置了专业基本技能达标考核和国家高级职业技能证书考证工作，要求学生必须已获得相应的实践课程学分方可以参加此两个考核，且必须通过专业基本技能达标考核并获得至少一种本专业相关的国家高级职业技能证书，才可以进入大四的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同时，将专业实习延长至暑期开始至少4个月，并鼓励学生将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使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研究，更有效地将专业技能应用于生产实践，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素质，获得技能，增强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果，逐步实现与社会的无缝对接。

2 校企合作，共同探索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途径

独立学院生物技术应用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院的总体育人氛围。近几年来学院不断探索“定制式”人才培养方式，根据行业需求，共创办涉及农业、生物、制药、制造业、金融、旅游服务等行业的32个人才培养特色班，聘任222名企业家为兼职教授。学院通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提升大学生“就业力”，通过实施“双元双重（学院与企业互为培养主体，企业与学院人才互为技术与教学骨干）”和“师傅带徒弟”机制提升大学生适应力，为中小企业培养了一批能服务中小企业、扎根中小企业、推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积极探索与行业企业联合，建立互惠互利、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探索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生物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是系统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适应当前与未来生物技术发展的能力；基础知识宽厚、应用能力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强，社会与岗位适应能力快、创新素质高、综合素质好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能在工业、医药、食品、农、林、牧、渔、环保、园林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应用型创新人才。根据本专业特点，结合社会需求，给学生提供在生物技术产业单位实习的机会。让学生深入具体岗位，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实习，放手操作，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科研兴趣，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空间，提高学生科研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毕业生与就业单位的科研、生产研发和管理达到“无缝接轨”，从而能够在社会生产、管理和服务的第一线解决生物技术方面的实际问题。本院生物技术专业2010―2012级三届学生的实践看效果明显。学生普遍具备了现代生物技术基础实践技能，显著增强学生在食品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两个专业方向的专业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行业综合技能，学生的应用研发能力、交流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有较大提升。毕业生基本胜任在食品、功能食品生产、产品开发、食品药品检验及质量管理、生物技术制药和医药卫生等领域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营销、生产管理等工作，受到用人单位普遍好评。

参考文献

[1] 马超，蒋一婷，徐桂娟，等.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建设生物技术特色专业[J].中国林业教育，2012，30（1）：28-32.

[2] 荚荣，尹若春.生物技术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生物学杂志，2013，30（1）：103-105.

[3] 刘祝祥，贺建武，田向荣.地方高校专业类平台实践技能考核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以吉首大学生物类专业为例[J].大学教育，2013（10）：24-25.

[4] 鲁红学，张长青.日本爱媛大学农学部生物生产系统学系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J].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2011（9）：24-25.

[5] 王芳.基于能力导向的生物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J].考试周刊，2011（43）：22.

[6] 陈永富，尹尚军.基于行业导向的生物技术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J].中国电力教育，2010（28）：22-24.

[7] 王桂苏，张淑兰.生物化学实验技能考核及评分标准的探讨[J].卫生职业教育，2007，25（2）：114-115.

第6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硅谷银行 中小科技企业 直接创业投资基金 融智型服务

一、对中小科技企业提供创新性金融融资服务的意义

2009年1月10日，中国首批科技银行在成都正式亮相。当天，中国建设银行成都高新支行和成都银行高新支行被银监会批准，变身为“科技银行”。这两家银行将按照新的要求，重新办理金融许可证。

两家科技银行的业务试点范围将与其他银行略有不同，其支持对象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省级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业务范围上鼓励银行探索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担保，同时将引入贷款的风险定价机制，根据风险水平、筹资成本、贷款目标收益、资本回报等要求以及当地市场利率水平等因素，自主确定贷款利率。且在3至5年时间内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服务量占其总客户数50%以上。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地增长，己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中小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然而，许多中小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资金缺乏、融资困难等问题，阻碍了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因此，创造性的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已成为国内政府、科技、金融和企业界的共识。在当前环境下，创新的金融服务方式将显得尤为重要，而美国硅谷银行一直被认为是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的榜样。

二、硅谷银行模式

(一)硅谷银行的发展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地区的硅谷银行是一家完全“硅谷风格”的银行。当初，美国硅谷银行的决策者正是由于看到了创业投资的局限，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终于创立了以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为主体的新型金融品——创业金融，并据此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创业银行。过去26年中，硅谷银行的业务就是集中精力为高新科技产业和创业公司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硅谷银行将客户明确定位在受风险投资支持且没有上市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客户可以通过硅谷银行的知识经验和网络，在较短时间内融资，初创企业不但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贷款支持，还可以通过银行找到天使投资者或者风险资本家，当企业要拓展海外市场网络甚至上市、并购，都可以通过硅谷银行获得资金和咨询服务。

(二)硅谷银行创业投资理念

(1)选择合适的投资领域和阶段

硅谷银行的投资领域侧重于信息与电子技术行业、软件与网络服务行业、生命科学行业，主要向这些领域中高速发展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投资。既考虑了回报率，也充分考虑了投资组合。

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17.5%，而同时期的美国银行业的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这使得它在16年后，一跃成为全美新兴科技公司市场中最有地位的商业银行之一。

(2)制定出明确的投资原则

硅谷银行选择企业遵循的原则是:

1)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以及合理的企业定位;2)有价值、有发展前途的产品或服务，产品、服务的理念符合经济发展趋势;3)有效的管理结构，能发挥作用，为公司服务;4)管理层有良好的背景或经验;5)有合理的发展计划及财务预算;6)有齐全的财务报表及会计系统。

(3)在创业投资公司之后投资

为了降低风险，硅谷银行规定被投资对象必须是有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的公司，并寻找更多的创业投资公司来合作。这一要求无疑促使相关联的创业投资基金与银行密切联系，使银行可以进一步了解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降低风险。另外，在确定一家初创公司是否值得提供信贷服务时，硅谷银行会通过各种途径做周详的尽职调查。

(三)硅谷银行模式的创新

硅谷银行业务模式创新主要包括投入方式的创新。具体操作上，硅谷银行只从事面向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

首先，硅谷银行突破了债权式投资和股权式投资的限制。对于债权投资，硅谷银行主要表现在从客户的基金中提取部分资金。尽管创业投资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债券及股票的销售，但硅谷银行会从客户的基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创业投资的资本，以减少募集资金的数量以及募集所需要的花费。而后银行将资金以借贷的形式投入创业企业。采用股权投资时，硅谷银行与创业企业签订协议，收取股权或认股权以便在退出中获利。值得一提的是，硅谷银行在投资中往往混合使用两种方法:将资金借入创业企业，收取高于市场一般借贷的利息，同时与创业企业达成协议，获得其部分股权或认股权。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提高收益，同时降低风险。

其次，硅谷银行模糊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界限。“直接”投资是指硅谷银行将资金直接投入创业企业，途中不经过创业投资企业;在产生回报时，由创业企业直接交给银行。“间接”投资是指硅谷银行将资金投入创业投资公司，由创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同时由创业投资公司回报给银行，其中创业企业不会与银行有投资方面的接触。与创业投资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一直是硅谷银行最重要的策略之一。硅谷银行同时为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提供直接的银行服务，通常它会将网点设在创业投资机构附近。

三、当前国内银行的探索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快速成长的国内股权投资市场成为金融机构新的盈利增长点，国内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探索这方面的业务。目前，金融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主要有两种类型:直接创业投资基金模式和融智型综合金融专业化服务。

(一)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创立直接创业投资基金模式

硅谷银行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不断创新，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具体的金融机构而言，在现行金融制度不变的环境下，金融创新也就是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创新。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是金融机构扩大客户群的重要途径，也是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之一。金融机构创新，既要在管理上创新，更要在金融制度、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创新，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价值而吸引客户，进而为自己创造价值。获得良好的发展。通过不断创新来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优质服务，获得良好的发展。

硅谷银行的创业金融主要创新之处在于设立直接创业投资公司作为创业投资人。因此，直接创业投资基金模式是指银行拿出资金设立直接创业投资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同时由创业投资公司将收益回报给其母公司——银行。

最早有硅谷银行模式特征的是国家开发银行。事实上，国开行在直接投资业务方面，一直走在银行机构的前面。它的直投业务发展迅速，对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高新技术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扶持了一大批中小科技型企业。2007年，国开行支持设立了吉林、大连、宁波三支创投基金，还投资设立了国开行在境外的第一支创投基金——中国-以色列华亿创业投资基金。截至2007年末，国开行共支持设立6支创投基金，基金总规模折合人民币约33亿元。

(二) 利用PE加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开展融智型综合金融专业化服务

硅谷银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只做贷款不参股企业的商业银行，而是融产业与资本市场运作于一体的新型商业银行。拥有其服务对象——未上市高新科技公司的股权是硅谷银行的一大特色。而通过促使其服务对象上市获取高额投资收益来弥补投资中小企业而承担高风险则是硅谷银行的主要手段。受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商业银行不能参股企业。在银行不参股企业的前提下，通过与PE合作，利用PE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管能力，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与长期的密切合作，以便形成银企关系的良性循环，共享企业快速成长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对于银行业务的扩大和收益率的提高，对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银行企业双赢的新局面，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硅谷银行的创新除了设立直接投资基金作基金投资人(LP)之外，最主要的是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因此，融智型综合金融专业化模式是指银行主要以“财务顾问+托管”的综合服务模式，为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机构和成长型企业的投融资提供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在具体操作中，银行是以“财务顾问”的身份介入，不直接承担资产风险。所谓“财务顾问”，就是帮助PE与企业牵线搭桥，最终企业与PE是否能达成共识、建立合作，由双方独立决定，而银行只是为双方建立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在后续的服务中，对于有潜力的优质企业客户，银行会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此外，银行会对PE投入企业的资金进行托管，帮助PE对被投资企业上市前后进行资金监管，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银行通过联合PE间接扶持了中小企业，同时还通过PE的专业化运作，降低了银行信贷资金风险。

去年，就有不少商业银行与PE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浦发以“财务顾问+托管”的模式为PE机构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据了解，浦发银行PE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依托在PE投融资领域已搭建的平台和资源，在PE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中担任财务顾问角色，提供融智型专业化服务。该服务方案主要包括:PE融资支持方案、投资支持方案、投资后管理支持方案、退出支持方案、托管支持方案。

综上所述，通过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的成功模式，从而提升国内金融机构金融创新能力，完善金融服务和加强金融产品的研发，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参考文献

第7篇：生命科学行业分析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科技保险；政府补贴

一、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只有具备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促进一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由于科技创新项目资金投入的回报高度不确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低。为了完善市场化的科技风险互助和转移机制，促进科技与保险的结合，2006年12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保险，构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保险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并着手实施了科技保险在北京、重庆、武汉等试点城市的推广工作；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险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服务的通知》等政策，想方设法鼓励科技保险的实施，科技保险迎来了最佳的发展时期。

由于科技保险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且在现阶段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和政策性特征，不仅在其推广过程中难以借鉴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成熟经验，而且国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要解决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问题，无疑需要保险理论的重大创新。虽然众多学者对科技保险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这些文献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同，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本文从科技保险的涵义、运作模式、险种设计、政府补贴和实施绩效等多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试图在对该领域的理论全貌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供科技保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工作借鉴。

二、 科技保险的涵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到了保险在分散科技创新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发出许多规避科技创新风险的保险产品，例如环境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知识产品保险等等，K.J.Arrovo（1995）等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保险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可以显著提高参与创新者的人数，激发科技创新的热情。但国外理论界并没有明确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可以说，科技保险实际上是我国政府和学界为了加强保险在高科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保障和融资功能而率先提出的，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保险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谢科范（1995）是较早关注科技保险的学者之一，他从科技保险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科技保险是在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下实现科技风险社会分摊的一种有效形式。此后随着科技保险试点的陆续展开，学者们对科技保险的涵义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邵学清（2007）认为科技保险是为了规避在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品推广等过程中，由于内部能力的局限和诸多不确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科技活动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而设置的保险；陈雨露（2007）指出，科技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则将科技保险定义为是承保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项目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项目失败、终止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价值实现风险的一揽子保险的统称；等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对于科技保险仍没有一致性的定义，但就其内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科技保险已经远远不是狭义上的单纯承保科技创新失败风险的险种，而是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承保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包括创新失败、成果转化失败、产品责任、知识产权侵犯等）风险的广义概念。科技保险内涵的明确界定为科技保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科技保险的推广路径与运作模式

欧美国家普遍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来推行科技保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为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特定风险设置单独险种，如用于转移侵权风险的知识产权保险（也称专利保险）、用于转移责任风险的过失与疏忽保险，以及转移与电子信息安全有关风险的网络保险等等；另一种是向从事特殊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业提供组合保险服务，例如美国丘博保险公司针对生命科学行业提出的解决一揽子解决方案，具体包括财产和营业收入保险、一般责任保险、失误与过错保险等等。

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对科技风险的承保经验不足、中小科技企业的保险意识不强、资金缺乏等原因，目前我国的科技保险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在其推广过程中直接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是明显不合适的。针对科技保险的本质属性，国内学者探讨了适合于我国现状的科技保险推广模式：谢科范、倪曙光（1995）创新性地提出了投保-理赔、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四种运作模式，并给出了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从易到难的三步走路径；任伟、胡安周（1997）认为科技保险的发展应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针对可控性强、损失不大的领域开展科技保险服务，比如技术转让保险、新产品投产阶段保险、新产品质量信誉保险等等；第二阶段将其拓展到对研究和开发活动全过程的保险，比如技术改造综合保险、开发项目全过程保险等等；第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以风险投资为主，普通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风险分散体系；王剑锐、陈培忠（2007）论证了目前试点阶段宏观上采用政府引导和商业运作相结合模式的合理性；孙珊（2008）在分析科技创新活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常规保险、担保保险和投资保险三种承保模式；刘骅、谢科范和赵湜（2009）在谢科范、倪曙光（1995）的基础上，给出了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三种运作模式的详细流程，并针对目前科技保险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分类定率、逐批递减和总额控制的工作推进机制。

四、 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

1. 科技风险相关研究。对科技风险种类和特点的研究是科技保险险种设置和费率厘定的前提。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科技风险的种类和特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国外学者对科技风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科技类保险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Fedra和Weigkricht（1995）开发了一个科技风险评估的信息系统，帮助评估科技发展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风险；Stirling和Mayer（2000）针对现有风险评估中忽视文化和社会影响的弊端，提出了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多目标定位风险测量方法；Cannice，Chen和Daniels（2003）以美国在亚洲的高科技公司为例，探讨了如何测度和管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风险问题；Alan和Robert（2006）将高新技术发展风险的识别过程划分为开发模型和技术、收集数据、评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相关利益人的决策分析四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互联网访问的技术风险评估协作系统以便于在技术成功的可能性评估方面征求专家意见；MARA and VLAD（2009）将自然和科技风险分析方法拓展到了对私人公司经受的矿难相关灾害的分析上；Tulbure（2010）使用生命周期评估（LCA）以及环境管理系统，评估了产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可以供环境责任险的设置借鉴；Musee（2010）从废物管理的角度探讨了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问题；Juraj和Damir（2011）评估了沿海集装箱班轮运输过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和装卸技术所带来的不同风险等等。

相对而言，我国对科技风险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基本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很少，作为支撑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还远远不够。例如，周勇（2001）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其主要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吴涛（2003）提出了基于风险因素创新过程和决策层次的技术创新风险三维分析框架，并介绍了将其简化为三个二维矩阵的方法；姜钰（2006）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新技术项目风险评价的多层次模糊聚类评价模型；刘骅、方荣军（2010）探讨了科技风险的基本规律和科技保险的运行原则；等等。

2. 科技保险的险种设置。如前所述，国外科技保险活动涉足的领域多种多样，除了以单一险种的方式承保外，还经常采用组合保险的方式帮助科技企业分散风险。我国在于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现阶段重点推广的六大险种：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产品研发责任险、出口信用保险、营业中断保险、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体健康保险以及意外险。这六大险种涉及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领域，对基本险种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善。在此基础上，有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科技保险的产品创新进行了探讨，例如刘骅（2010）通过界定科技保险创新行为的具体目标，给出了产品创新的原则、流程和发展方向；赵湜、谢科范（2011）针对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提出了发展研发技术人员职业责任险及其费率厘定的初步构想。赵湜、谢科范（2012）通过构建科技保险险种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在创新进化中的稳定性，进而对险种创新的若干促进策略进行了探讨。

五、 科技保险的政府补贴机制

由于科技保险市场存在着外部性和价格效应，面临着失灵的危险（胡慧源、王京安，2010），导致了政府财税干预和补贴存在的必要性。谢科范等（2009）通过建立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强调了财政补贴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地方财政预算内列出科技保险配套扶持资金的建议；曹国华、蔡永清（2010）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博弈模型，发现必须通过政府实施财政补贴才能达到纳什均衡；黄英君、赵雄和蔡永清（2012）在为政策性科技保险财政补贴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以北京、重庆和武汉为例分析了补贴模式，并利用激励相容理论确立了财政补贴的最优规模。除了理论研究外，目前在科技保险实践过程中各试点城市根据本地区中小企业的特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如表1所示）。

六、 科技保险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承保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国的科技保险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1）科技保险的需求不足，投保企业比重偏低，专门保证技术研发过程的险种投保比例很小（吴应宁，2010；王香兰，2011）。

（2）保险公司缺乏科技保险统计样本，精算数据不足，且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导致科技保险供给乏力（苏维娟、周红雨，2009；冯海昱、任立，2010）。

部分学者对供需不足的原因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例如彭志文、宋旺（2010）则通过对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从宏观经济、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供需不足的根源；赵俊英（2012）利用效用函数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多种解决途径。

（3）由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细则不够明确，对优惠对象的标准制定过高等原因，造成财政补贴不能按时到位（邵学清，2009）。此外，虽然已经明确了科技保险的保费支出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但由于财政、税收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该项政策的落实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七、 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评价

科技保险在试点城市的陆续展开及其运行数据的积累，为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可能。实施绩效不仅是科技保险现阶段运行状况的全面反映，还可以为科技保险工作的改进和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刘骅和王朝平（2010）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率先测算了首批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并利用灰靶理论找出了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万欢（2011）则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首批科技保险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深圳和北京科技保险工作的情况较好，进而对如何提升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八、 科技保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未来发展展望

对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展开研究，探索完善这一模式的途径，对促进科技保险的开展，分散转移技术创新中的高风险，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进而推动国家的技术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实际上是涉及高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的三方博弈，只有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特点，探讨实践中相关难题的解决之道，才能在保证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的纳什均衡，也才是保证科技保险长久生命力的根本之道。

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科技保险的研究涉及科技保险的需求特点和高科技企业的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等问题；在保险公司层面，涉及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和度量、科技风险的分散途径以及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途径等问题；在政府层面，则涉及科技保险的推广模式、保费补贴的最优规模、补贴资金来源以及税收优惠等问题；总起来说，可以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支持模式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1。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并对比以上研究框架可以看出：第一，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现有研究侧重于对科技保险需求的特点和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的分析，但对高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共同关注的科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方面则涉及极少，与国外对高科技风险的丰富（下转第18页）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特点展开科技风险的度量研究，不仅是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更是高新技术企业掌握科技风险规律、减少科技创新损失的捷径，值得我国学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第二，在政府层面，现有研究针对推广模式、补贴规模以及税收优惠的比例等方面探讨的较多，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补贴的资金从何而来？财政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是财政补贴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学者们可以借鉴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例如上海市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为财政补贴融资），对此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第三，客观地说，虽然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供给乏力的问题，但目前理论界对于保险公司层面的研究还非常少，不足以支撑科技保险的设计和运行。一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问题，但对科技风险研究的缺失使科技保险成为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险种设计无疑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有帮助其建立起合适的科技风险分摊途径（比如再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等），并理清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机制，才能真正调动起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但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无疑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作为科技创新活动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科技保险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因此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希望能对科技保险理论的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Cannice M.V.， Chen R.， Daniels J.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risk： A case analysis of U.S.high-technology firms in Asia.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3，（14）：171-187.

2. 黄英君，赵雄，蔡永清.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的最优补贴规模研究.保险研究，2012，（9）：64-75.

3. 邵学清.对科技保险试点的经验总结与展望.中国科技论坛，2009，（4）：41-45.

4. 曹国华，蔡永清.基于政府补贴行为的科技保险参与主体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保险研究，2010，（5）：96- 102.

5. 刘骅.企业项目风险与科技保险需求模型及实证分析.科研管理，2011，（4）：37-42.

6. 彭志文，宋旺.我国科技保险市场的问题、根源及对策——基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保险研究，2010，（9）：63-69.

7. 谢科范，何菲，刘骅.科技保险中的企业行为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8）：96-9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企业研发网络、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项目号：71132006）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项目号：1169210570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