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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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社会层面价值取向、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有机统一。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引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方向。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价值目标。法治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推进国家理想目标实现的积极意义和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理想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目标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最高理想追求和方向引领。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定了法治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法治是规则治理下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价值功能在于满足社会主体的自由和秩序需要，推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有机统一的法治型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深刻揭示了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诉求，集中体现了国家法治建设的价值理想，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法治建设的基本价值准则。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彼此推动、相得益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着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积极培育全社会法律信仰，整体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念，明确提出了对全体公民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律的高效实施提供了基本价值准则，奠定了伦理价值基础和道德观念支撑。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推M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理想目标和价值指引，而且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评价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法治建设凝聚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法治，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要坚持什么样的法治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等法治建设中的根本问题。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利益格局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诉求，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法治领域多元社会思潮和西方民主思潮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渗透和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法治建设提出了根本要求，为统一全社会法治思想观念、凝聚普遍法治共识、形成和坚定公民法治信仰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法治建设提供思想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目标、价值取向和规范要求，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价值基础，其内在价值追求与建设法治国家对强大推动力量需求之间具有高度精神价值上的契合性，为建设法治中国需要的团结和力量提供坚强保证和不竭动力。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法治建设确立评判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确立了思想价值观念，这些核心价值要素也从根本上确立了评判国家法治建设成效的标尺，即推进法治建设必须有利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利于建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法治社会，有利于引领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方式。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第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要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法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法治建设自觉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要提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法治建设问题的能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法律上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职责职权，以法治保障基本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公民的实际行动方式。要建立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法治建设成效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治建设的引领和评价作用。

第二，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在科学立法方面，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彻于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的专家论证、民主协商和公众参与等程序制度，推进立法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立法公正。在严格执法方面，要坚持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执法工作的价值引领，作为适用和解释法律法规的基本价值遵循，实现严格规范文明执法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有机统一。在公正司法方面，要坚持发挥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的重要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全民守法方面，要坚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机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法治真正得到人民的内心拥护，成为人民的真诚信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第2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我局高度重视此次宣传活动，在《通知》下发后，立即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专题会议，落实宣传任务，制定实施方案，要求各股市在主管行业内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掀起了学习宣传教育的热潮，营造了依法治县建设法治的浓厚舆论氛围。

二、突出重点，形成特色

从我局主管全县工业经济方面入手，重点宣传司法行政机关在保障企业利益、促进企业发展、保障企业员工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秩序、加强企业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新思路、新措施、新成效。通过宣传栏，传单，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突出宣传以下内容：

（一）宣传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宣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魏涛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宣传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新路径、新方针、新方法。

（二）宣传宪法和法律。重点宣传宪法基本原则、精神和内容，宣传基本法律制度，进一步增强经信系统干部职工及所主管企业业主、员工的宪法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统一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重点学习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

（三）宣传纲要、实施意见和意见及省、县深入推进依法治省、治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重点宣传贯彻落实《纲要》和《意见》,深入推进依法治县建设法治的重大意义、重要内涵。充分宣传了县委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会法治、学法用法的目标要求和工作举措。

（四）在我局经济商务简讯上刊载一批信息,在机关设置了一批醒目标语,编印一批法律宣传读本和宣传资料。

三、宣传形式

(一)集中宣讲宣传。组织“六五”普法宣讲团,重点宣讲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宣讲《纲要》、《意见》和省、县有关依法治县工作的系列会议精神,宣讲执法、普法、用法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营造学法、用法、敬法、守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第3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坚持用创新创造的办法有力推进依法治县和建设领域法律法规宣传工作，切实做到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逐步深入。坚持利用电视台、网络媒体平台消息，要求各重要场所、重要节点、物业小区、建筑工地有醒目标语，确保依法治县宣传工作氛围浓厚、家喻户晓，工作扎实有效。

二、宣传重点

重点宣传中央依法治国方略和重要论述；宪法和法律法规；全省推进依法治省电视电话会议及省委东明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依法治省纲要》和《省依法治省2014年工作要点》；依法治市推进会及李刚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市依法治市2014年工作要点》；《县委、县政府关于依法治县的实施意见》和《县依法治县2014年工作要点》；重点宣传各地各部门的工作动态、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我局在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依法维权、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等方面呈现的新面貌。

三、宣传形式

相关股室和下属单位要突出宣传主题、创新宣传思路、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内容，生动、全面、高效开展宣传。

（一）新闻宣传。由局办公室与县广电局联系，充分利用县电视台、县新闻中心宣传平台，全方位、多视角宣传依法治县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基本要求，宣传建设领域法治建设宣传工作的措施和成绩。

（二）社会宣传。以“法律六进”为载体，以“学法、守法、敬法、用法”为主题，相关股室和下属单位要整合资源，广泛利用户外广告宣传牌、LED显示屏、广场、居民小区、建筑工地等宣传阵地，悬挂宣传标语、制作宣传专栏、张贴宣传材料、发放宣传资料；充分利用板报、墙报、橱窗等宣传阵地加大动态宣传；组织宣传队伍，深入乡镇、社区、工地搭建宣传和咨询平台，着力提高群众对依法治县工作的知晓率。

房地产业股负责组织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搞好各开发项目、物业服务小区的宣传工作，建立宣传制度，开展职工培训，悬挂宣传标语，制作宣传专栏等；建筑业管理股负责组织各建筑施工企业和劳务企业，搞好各建筑工地的宣传工作，建立宣传制度，开展民工培训，悬挂宣传标语，制作宣传专栏等;村镇建设股负责组织各乡镇建管站，搞好各乡镇场镇建设、重点项目、建筑工地的宣传工作，悬挂宣传标语、制作宣传专栏、发放宣传资料等。

（三）网络宣传。局办公室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互动性、及时性强的特点，开设依法治县专栏，及时上传和更新宣传内容。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股室和下属单位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渠道，广泛宣传开展依法治县工作的重要意义，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调动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全民动手、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第4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依法行政是推动规范文明执法、解决发展中各类社会问题的客观要求，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解决当前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为中国梦的蕴育和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

依法行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和法律原则，它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依法行政早在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斗争之初就已经被提出了，在资产阶级进行掌权之后逐步形成体系，慢慢成长为管理国家的一把利刃，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进行发展并延续至今，前前后后历经三百余年。

依法行政缘起于新型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需要，其直接的思想理念源自英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 。英国在其光荣革命之后，资产阶级于1689年通过议会颁布了《权利法案》。随后，在1701年又制定颁布了《王位继承法》，从而开创了国王监朝而不理政的虚君制度，并极大地限制王权，使依法行政开始了实践的道路。

所谓依法行政，从字面理解就是要求政权的实行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而为、受法约束，同样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德国的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是最早提出依法行政的明确要求的人，他把依法行政的原则又细化成了三个子原则即法律创制原则、法律优先原则以及法律保留原则。他提出的这一系列原则都从法治的角度确立了依法行政的内容和做法，至今被广大学者所推崇。

第5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也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导致纳税人和公众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抵触情绪，使征税决定在执行上产生困难和障碍。我国税法实施效果不佳，征税决定难以执行，甚至有些抗税案件的发生，与税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关系很大。我们坚持税收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必然会承认和关注税收程序的正义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主体相关权利的设定，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陈清秀著：《税务诉讼之诉讼标的》，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67页。

[3]葛克昌著：《国家学与国家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页。

[4]黄俊杰著：《纳税者权利保护》，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页。

[5]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页。

[6]栗劲、李放主编：《中国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页。

[7]徐亚文、廖奕：《政治文明与程序》，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15]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第6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民警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司法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劳教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第7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关键词：法律意识；公民；生成；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17-02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分析

对一种事物或者现象的研究一般从其概念入手，分析其内涵本质及与其他概念的界限，以构建逻辑的合理性，也为学术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

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的情感、理性、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受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并最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关于法律意识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是这样分析的：“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我国学者对法律意识概念的界定各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在沈宗灵教授主编的《法理学》中，对法律意识是这样界定的：“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中写道：“法意识是与群体或个体（个性）心理特征相连的、人们关于法现象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法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法现象的特殊组成部分。”[2]刘金国和舒国滢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科书》对法律意识概念的表述更为具体：“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规的理解、要求和态度，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以及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同时还包括人们法律知识的多少和法律水平的高低。”[3]

由此可知，法律意识是一个内容十分复杂、外延及其广泛的法律现象，法律意识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现象主观的心理感受和认知状况，是人们对法的各种心理要素的综合体。法律意识有其丰富的内涵：

第一，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一般社会主体对“法”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观把握。所谓社会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结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态度、情感等主观反映。法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态度、信念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

第二，法律意识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马克思在其经典论著《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主体的主观意识都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并决定，作为社会意识一种的法律意识自然也不例外。当然，社会意识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权力运行机制深刻影响着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法律的功能、价值取向以及法律调整的社会效果，也直接决定着法律意识。与此同时，社会主体的一般法律意识也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第三，法律意识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由于个体的经历，人格品质等对法律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而法律意识具有个体性，这使法律意识在整个社会中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不同主体相同的社会生活背景，类似的法律实践经历以及共同的利益需求，使法律意识在一定的范围内或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同一性和一致性。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一）公民法律意识生成的途径

简单地说，公民的法律意识生成，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内生型、外生型和混合型。举例来讲，欧洲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内生型。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立，现代法律意识随着市场经济应运而生。西方社会的法律意识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内生型，正如哈耶克所说，是西方社会“自生自发”[4]的演化结果。相反，中国近代之始的现代法律运动则是典型的外生型。1840年，爆发，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打破了国人天朝永固的梦想。一批有志之士开始认清形势，拯救国家于危亡，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西方法律思潮涌入中国。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法律意识产生之初，是在内忧外患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结果。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浪潮惊涛拍岸，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政府主导型的现在法治进程并未改变，国家通过引进、学习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此起彼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混合型，既有社会发展的内生需要，又有交流学习的引进。

（二）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日益推进，我国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逐渐生成，民主和法治不断发展。同时，与改革开放相伴的是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必不可少。我们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促进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第一，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依赖感。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密不可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现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要求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实现。”[7]法律至上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表明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是评价主体合法性唯一也是最终的标准。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秩序等价值，宗教、道德、法律等调整手段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众多调整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评价标准。法律至上意味着任何人都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权力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由法定的程序加以制约，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法律的行为都必须承担责任。如此这般，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公民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的法律意识才能逐步生成。

第二，应当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是公民信任法律，树立法律正义感的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仅仅依靠强制力的后盾，法律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更无从建立。只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良好法度，公民才能真心地认同法律，信仰法律，从而树立对法律的正义感。“从内心深处产生积极的法律认同感，产生对法律的全面拜从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以理性自律为基础的法律激情，以激情的理性作为遵守和运用法律的直接心理基础，进而形成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相统一的现代法律意识。”[7]

第三，促进司法公正，以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对于普通公民，司法活动与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司法不公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民对法律失去信心，不再信任法律，从而寻求其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是法治社会的巨大阻碍。“司法是正义的守护神，对司法绩效的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一旦义利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我，异变为功利的机器。”[8]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增强法官独立性，加强监督，杜绝司法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做的事。

第四，持续推进普法教育，这是塑造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普法工作开展二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公民法律意识得到普遍的提高，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受传统文化、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普法教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在厌讼的法律心理长期影响下，我国公民普遍厌诉，有时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压抑自己的合理需求，追求一种“和为贵”。受人治传统的影响，民众更愿意相信权力而不是法律，遇到问题先寻求“关系”，而不是依法办事。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分化严重，这使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加大对普法教育工作的投入，加强普法工作队伍的培养建设，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普法教育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让普法工作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起到切实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没有与现代法律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支撑，法治社会的理想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为此，学者对法律意识的概念、特征、法律意识的生成模式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讨，笔者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肤浅的见解，以期为法治社会的建设作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贡献，推动法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34-236.

[2]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233.

[3]刘金国，舒国滢.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68.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77.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第8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关键词：军事法价值 军事秩序 现代法治 对立统一

一、价值与法的价值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需求、有用和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论。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客观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引申过来，法的价值就是法这种规范体系（客体）有哪些为人（主体）所重视、所珍视的性状、属性和作用。具体而言，法的价值这一范畴包含如下意义：（1）同价值的概念一样，法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由人对客体的法律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这一关系得以存在的。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的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2）法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视的部分。也就是说，法的价值意味着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例如在法律中常言到的自由、正义、秩序等，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合作所必须确定的一种理想状态。（3）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更包括对自然法的追求。也就是说，法的价值的研究不能以现行的实在法为限，它还必须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判断的方法，来追寻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这一问题。

二、军事法的价值及构成

价值取向的直接任务，就是在几种互不相同而又关联的价值内容之间作出选择或扬弃。

军事法学要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形成科学、明确的价值取向，就不能不先对军事法领域所存在的主要价值构成要素进行考察，并藉此推寻其内部固有的必然联系。

利益和需要是一切价值存在的基础，以此界定军事领域内的价值内涵，其实质是国家军事利益与军队建设需要的内化和升华。军事利益和需要的全方位、多层次特性，又给军事领域注入各种纷繁复杂的具体的价值内容，诸如军事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外交价值、科技价值、法治价值、审美价值和公共关系等等，都成为军事领域的内部运动及其与外部社会联系而产生的、与军事利益和需要相关的各种矛盾关系的价值折射。同样道理，军事法制的价值内容与意义也相当丰富，如巩固军队的稳定和提高战斗力、降低军事建设的经济成本、提高军事建设的法治化水平、增强军事建设的效能和树立军队的良好社会形象等，涉及军事、经济、法律、美学等多元价值领域，这些价值多元而又复杂，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即都体现着军事法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军事法的价值是什么。

军事法的价值即在军事法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军事法的直接意义或有用性。

这种价值体现在经济、法律、美学等多元价值领域，但这些价值要素同时却非平行地存在，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浓缩到军事法层面，军事与法就成为其价值构成的两个主要方面，集中表现在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以特殊的联系而共存于军事法之中，决定了军事法主要价值构成的双重性。

一方面，军事秩序是军事法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军事秩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军事领域内的人员和装备遵守统一的行为规则而形成稳定的、有条理的社会现象或情况。从运动和联系的观点看，军事秩序还应包括表面现象背后隐含的基本军事规律和各种具体军事制度及其运动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据此，作为社会现象或情况的“军事秩序”，正是在静态因素(规律和制度)与动态因素(规律和制度的运动)结合作用下产生、维持并外化为特殊的社会张力，从而影响和制约军事法的产生和发展，并占据军事法价值构成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军事法伴随军事秩序而产生。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导致部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这就需要一定的规则进行规范和调整日益复杂的会关系，以维护军事领域内的特定秩序，奴隶制军事法应运而生。自此，军事法就深深地打上了军事秩序的烙印，任何类型或性质的军事法都以军事需要为存在基础、以军事利益为存在目的、以军事领域为存在空间。离开军事秩序，军事法将彻底失去其生存空间及意义。军事秩序影响甚至决定军事法的发展。军事秩序对军事法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为其提供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制约和决定力量，影响和决定军事法的性质和发展。纵观军事法制发展史，军事法从奴隶社会的“临事制刑”到封建主义的军事法律体系，从传统军事法到现代军事法的转型，再从剥削阶级军事法到无产阶级军事法，每一次革命都无不受到不同军事制度的更迭的影响。虽然军事法对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军事秩序之间的更替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来自军事法本身，其实质是反映和代表了相应新型、先进的军事秩序的要求，仍然源自军事秩序的变革。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军事法，也无不与一国的基本军事需要、制度和实际相适应，深深地刻有本国军事秩序的印记。军事法律制度是军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军事利益、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军事秩序，势必寻求各种手段、设计各种制度，包括纪律制度、作战规则、领导体制等具体内容，它们在运动中所形成的系统的军事法律制度，也便成为军事秩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进而以整体的合力在维护军事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法治精神是现代军事法固有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品质。现代法治是一个涵义十分广泛的系统概念，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标准和基本原则。它植根于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多样化、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以社会权力结构的本质性变迁为基础，以权利本位为主导，以追求自由与保障人权为宗旨，崇尚正义，注重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保护与个性的张扬。这些基本的精神程度不同地渗透于军事法之中。法律属性是军事法的基本属性。尽管军事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在具体行为规范的内容和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军事法本身在产生方式、外在规范、内在逻辑、运行程序、效力根据以及对社会行为的调整作用等方面，均符合法律的一般性要求和特征，即军事法具有法律的基本属性。正因为如此，军事法才得以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概念和规则体系，超越军事秩序的一般限制而相对独立于军事秩序的其他领域，成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传统，并进一步发展为一门科学。法治是现代军事法的内在品质。我国军队的全面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进行的，势必受到国家法治建设的影响，也必须符合依法治国的长远目标和内在要求。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需要通过各种国家行为表现出来，反映到军事方面就是依法治军，通过依法治军来体现军事领域的法治，并以此来提高军队建设的水平。在依法治军过程中，法治的基本精神被贯彻于具体的军事法规范中，以特殊的调整方式和作用保障良好的军事秩序，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成为军队建设的应然要求和内容。军事法是现代法律体系的一个法律部门。在十几年的理论研究中，关于军事法的地位问题已经取得了学界的共识，即“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而，必然在其调整对象的选择、调整方法的扬弃及调整作用的实现等方面，遵循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非一般秩序体系所应具有的法治品格，不能脱离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另辟蹊径。

三、军事法两方面价值的对立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军事法的两方面的价值：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是对立和统一的，这可以说伴随了军事法从古到今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无论国内或国外均无例外。即使在现代军事法制中，他们的这种矛盾关系也是随处可见，几乎在每一个军事法制建设的实际问题中都得到反映。例如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的问题，党依据自己制定的《政治工作条例》开展政治工作、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政党不能制定法律、不能自我设定行为规范等一般法治理论是对立的，但在保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不变、促进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化、正规化方面又是统一的；再如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问题，根据作战需要、突破平时司法程序从严从快惩治战时军人犯罪与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治精神是对立的，但在惩治战时犯罪、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上又能够相互统一。其它诸如义务兵犯罪适用罚金刑的争论、军事法院是否应当审理军内民事、经济案件等问题，也无不折射着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的矛盾关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共存，而现实问题又必须解决。它们在实证了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对立统一关系的同时，无疑也对军事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突破纯粹的军事思维或法治视角，充分尊重矛盾运动规律和军事法制实践，作出理性的价值抉择并促使二者良性互动，形成科学、明确的军事法学价值取向，从而指导军事法制建设实践处理好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实现军事领域的根本建设目标和固有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山新主编.军事法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

［2］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德］乔治・恩德勒主编.王淼洋译.经济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574页.

［4］孙伟平.实事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第9篇：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范文

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

行动指南：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主要工作：规范性文件的管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及资格审查、依法行政宣传、法律顾问等。

规范性文件是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畅通、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依据。出台程序：

一、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立项规划和调研起草；

二、向社会征求意见并协调分歧；

三、专家论证和社会听证；

四、法制办审核；

五、政府会议讨论并通过；

六、行政首长签署公布。

行政复议是实现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解决行政争议和行政救济的有效途径。基本原则：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

行政复议的程序：

一、申请人知道被申请人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

二、接到申请后，行政复议机关5个工作日内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三、申请受理后七日内，行政复议机关书面通知被申请人对申请进行答复。被申请人在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

四、行政复议机关对案件进行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