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美行政管理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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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美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护理管理;服务质量;护士发展;基层医院

【中图分类号】R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06-0110-02

护理在医院工作中一直起着龙头的决定作用，谁的护理质量滞后，谁就会失去病人，医院就会失去社会信誉，因此，医院必须关注护理管理，而护理管理应关注医院本身的服务质量，关注护士的发展。

1 护理管理应立足于基层医院的实情实施管理，提升护理内涵

基层医院现行的大多仍是传统管理模式的护理管理，这种模式忽视了以病人为中心包括生理上、心理上全方位的整体社会护理，其所提供的仍是一种被动服务。同时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身发展不均衡，医院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院情、医情、护情”决定了医院间服务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医院在发展定位和模式选择上各不相同。因此，护理管理应立足于本医院的实情，基于本医院的原生态实施管理，使护理工作的内涵得到不断地提升。

1.1 转变管理理念，树立现代护理意识:管理理念决定管理行为，为了使护理工作在激烈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基层医院应该实施“以人为本”服务型的护理管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注重体现人本服务的理念，同时树立起竞争意识，转变传统护理管理为现代护理管理，即综合应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类科学方面的知识，帮助、指导、照顾人们保持或重新获得体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以达到身心健康、精力充沛 。这种现代护理管理才能适应现代护理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医院的价值和荣誉。

1.2 细化规章制度，严格护理质量管理:护理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和护理标准，基层医院应重视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操作标准，严格行政管理，用制度保障来促进护理工作质量的提高，使护理目标明确到位，护理工作走向标准化，管理程序化。同时，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量化、细化分析，根据护理职责，建立和规范各班、各级别工作人员职责。如：护理班职责、护士长职责、责任护士职责、护士和护师职责、护理员职责等。做到分工细致，明确到人，让每一名护理人员有章可依，有法可循。使工作忙而不乱，有条不紊，保持护理工作的连续性，以促进整体护理水平的提高。

1.3 建立“双控模式”，提高优质服务质量:护理管理制度要随社会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作适时地调整，要确保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必须推进护理质量标准的有效落实，必须使各科室管理者们明确护理管理的“质量是做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转变传统的“你要护理人员怎么做”的指导思想为“你支持护理人员怎么做”，具体可通过实施定期检查，并将护理质量检查结果通过护士长例会反馈到科室，科室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对屡教不改的科室实施奖金奖罚制，调动积极性，让全体护理人员主动参与到质量改进的工作中去，转变“要我服务”为“我要服务”，建立护理部宏观控制与护士长微观管理的“双控模式”，从而不断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2 护理管理应当把护士的管理和教育纳入原生态管理，提高护理队伍素质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护理管理是发挥护士的潜在能力和有关人员及辅助人员的作用，或者运用设备和环境、社会活动等，在提高人类健康这一过程中有系统地发挥这些作用 。” 只有建设一支业务技能精湛、工作积极性高、凝聚力强的护理队伍，才能有效地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和护理专业的全面发展。

2.1 加强护士管理--打造护理职业形象:护理职业形象是公众对医院护理工作的一种整体看法和评价，是护理文化建设在社会上的折射和投影。在树形象过程中，医院应充分发挥形象文化的识别作用，从规范仪表做起，统一着装，淡装上岗，同时根据病区特点进行个性化设计，不拘泥于单一的白色，如妇产科、新生儿科采用粉红色，象征温暖和温馨；手术室、急诊科采用绿色，象征平安、快捷。规范服务用语，包括接待来访、入院接诊、称谓表述等。积极营造“塑造良好的护士形象、优美的环境形象、整洁的着装形象、美好的语言形象、优良的质量形象、娴熟的技术形象、高效的管理形象”等形象文化氛围，着力打造“仪表美、语言美、行为美”的护理职业形象。

2.2 狠抓护士教育--提升护士专业形象: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提高护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基层医院的护理工作应始终以追求员工外在表现和内在素质的和谐统一作为管理的重要目标，强化内涵建设。外塑形象，内强素质，不断地强化继续教育，改善护理队伍知识结构。医院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多渠道、多形式为现有护理人员“充电”，实施“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送出去即择优推荐参加各种护理人员技术竞赛和进修本、专科函授班；请进来即多方联系，争取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到院内来讲学授课，这样可以保证护士工作、学习两不误，从而不断地提升护士“技术精益求精，服务至善至美”的专业形象。

3 护理管理应充分凸显护士长的管理角色，发挥领导指挥作用

在护理实践中，提高护理质量的关键是管理。护士长管理能力的好坏，决定护理质量的高低。

3.1 端正护士长角色定位:“火车开得快，全靠车头带”，护士长在科室护理工作中，就起着火车头的作用，护士长工作责任重大、工作繁杂琐碎，这就决定了护士长工作中的角色多重性，行政管理学家明兹伯格(Mintzberg)提出“三元”角色模式；霍尔(Holle)和布兰兹勒(Blatehley)提出了“胜任者”角色模式，具体可以归纳为：领导者、联系者、陪伴者、监督者、传播者、代言人、计划者、资源调配者、教育者、协调者和变革者等十二类 。新形式下，护士长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树立起“保护人的价值，就是保护一切价值源泉”的价值观念，才能出色完成护士长工作，医院的护理质量也才能在这种文化的推动下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

3.2 强化护士长管理艺术:

3.2.1 护士长忌戴有色镜，厚此薄彼:为了避免护士与护士，护士与护士长之间的矛盾，作为护士长一定要公平、公正，切不可戴有色眼镜，厚此薄彼，否则势必影响到护理工作的质量。护士长应充分运用激励机制，但前提是必须公正和公开。在护士长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可利用激励资源如奖金、推荐晋升、派出进修(学习)、评选先进等，鼓励每位护士实现自己的理想，提高自己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要善于发现先进思想和事迹，进行宣传和表彰，以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

3.2.2 护士长忌麻木不仁，宽严失度:现代管理理论中强调柔性管理，这是一种人性化管理，它强调在尊重人、重视人、理解人的基础上管好人、用好人，强调“柔”的原则与“软”的控制，因此，护士长要建立灵活开放，更具人性化和令人信服的情感领导，把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化弊为利，达到有效的管理。在工作上必须“严”，才能提高护理质量，造就护理人才，但在生活上应尽力为护士排忧解难，让她们感受到科室的温暖，创造严宽结合的环境。

3.2.3 护士长忌事必躬亲，本末倒置:得当的管理技巧和方法，工作效果必然事半功倍。一个精明的护士长应善于处理干与管的关系，既不能只是自己埋头苦干，又不能一味地散手不干。关键是要勤于思考，善于工作，懂得整合集体资源，组织、协调所属护士，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完成工作目标和任务。切忌事必躬亲，本末倒置。因此，护士长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干自己的事，二是不干别人能干的事 。护士长应根据护士年龄、职称、工作能力，合理安排好人力、物力，督促护士完成各项护理工作，做到工作到位，而不越位，把自己从繁杂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充分表现出善于思考、处事果断、精明于练的领导艺术。

参考文献

[1] [2]周晓萍．浅谈护士长的管理理念和护理管理技巧[J]．航空航天医药，2008，19(3):186-187

[3] 李继平．护理管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81

第2篇：医美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医疗纠纷剧增，由此导致的医患冲突乃至群体性医闹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的医疗责任保险实践可资借鉴。

一、国外医疗纠纷及其管理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但也同样存在医疗纠纷及索赔现象。2010年，德国每千名医师发生医疗纠纷数为24.5件;英国则更高，达到59.6件。有全球医疗环境最好之美誉的澳大利亚，也有超过2.45万名医疗系统工作人员被曝在过去的5年间，成为工作场合暴力的受害者;有超过4400名医疗系统工作人员报告称，在过去的一个财政年里成为了工作场合暴力的受害人。对医闹零容忍的美国，其医学研究所1999年的报告曾透露，美国每年约有9.8万人死于可预防的医疗差错，远超过工伤交通事故和艾滋病死亡人数，造成损失高达290亿美元;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纠纷也曾发生，甚至在医院发生过多起枪击事件。因美国大部分州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医疗事故责任索赔的费用从2000年起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平均每个裁决案件的赔偿额为100万美元，是1996年的2倍多。再如日本，1999年曾发生医疗纠纷诉讼677起，2004年为1110起;2006年，日本全国270所国立医院共发生医疗事故1300起，导致150人死亡，许多事故也曾引起纠纷。日本因医疗纠纷导致赔偿的额度则逐年增加，如医疗过失而引发的赔偿支付和辩护费用，自1989年的34.82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490万美元和1999年的630万美元，2000年医疗过失案件的总发生费用和赔偿支付是1990年的1.8倍;在1999年至2002年的高额赔偿案例中，日本医疗纠纷最高损害赔偿额达到2亿500万日元。

综合考察上述国家的情形可以发现，医疗纠纷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主要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医疗技术与医务人员有可能失误、患者期望偏高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然而，与我国现实情形不同的是，国外的医疗纠纷大多不会爆发或直接伤害医生性命的行为，其索赔额虽高，但大多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由第三方调解组织介入处理，即通过商业保险机构引入责任保险制度来有序处理医患纠纷。这种机制因其中立性而更具客观性，同时也等于在医患之间筑起了一道激化冲突的防护墙。就像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一样，车祸发生后，往往由保险公司出面处理，从根本上减少了车主与受害人之间的正面冲突。正是由于医疗责任保险的奇效，这种保险制度才成为欧美各国现代医疗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责任险的覆盖率不仅接近100%，医疗纠纷所产生的赔付也几乎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为进一步增加对这一机制在国外实践的了解，下文中以美、日、德三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实践为例作简要介绍。

二、美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及做法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迄今有100多年的历史。除佛罗里达州允许医生提供其他方式证明赔付能力外，美国几乎所有州的法律都强制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这是医疗机构进行经营及医生进入医院从事诊疗活动的前提条件。美国的专业医疗责任保险公司为不同种类的医疗服务人员提供种类繁多的险种，包括医疗服务志愿者和护工等，医科实习生、实习护士也有相应的实习期责任保险。针对医院的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其赔付范围甚至包括患者之间造成的伤害损失。此外，医院或医生群体还在系统内成立有互质的医疗责任保险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生公司、纽约州的医疗责任相互保险公司)，以弥补商业保险公司免除责任的那部分损失。

在美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患者及其家属一般不会找医院和医生，而是通过有关法律程序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处理。具体程序是:发生医患纠纷后，经医疗评审与监督委员会调解，调解不成经法院诉讼，由陪审团判定医院医生是否存在过错，再由法官判决赔偿费用，判决费用在保险合同赔偿限额内全部由保险公司支付。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下，美国医院医疗过程的每个步骤，从挂号、开药到治疗，都会有保险公司的全程参与。正因如此，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病人，凡是发生医疗纠纷，相比其他解决方式，美国人都更依赖于保险公司。医院与医生不会遭受巨额索赔，病人也可以顺利得到相应的赔偿。美国的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率一般在80%以上。与保险索赔权利相对应的是，医院与医生必须承担高额的保险费缴费义务。例如，从1976到2000年，因医疗纠纷的增长迅速，全美医疗责任保险的平均保险费率上升了505%，其中佛罗里达州的保险费率上升了2654%。由于保险费率的提高，医生平均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增长51%，每人年交保费高达2万美金，占医生年收入的4%～10%，其中风险较大的外科、产科医生投保费用一般高达5～10万美金，相当于其年收入的25%～50%。为了使医生免于高额的赔偿金和保险费，保障其能够正常执业，2003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该法规定了医生的医疗过失人身损害赔偿的上限为25万美元。可见，美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在法律强制下、由医院与个人承担费用且兼具自保性质的风险管理制度。尽管个人缴纳高额保险费，但因医疗责任风险的保险理赔率高，且保险公司参与监督医疗诊治的全过程，确保患者利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医生及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从而起到了充分化解医患矛盾的作用。当然，美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并不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孤立制度，它的存在与发展，还依赖于美国具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及侵权诉讼制度、医疗民事赔偿制度，以及建立有公正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医生管理的公众监督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此外，美国各州政府也会通过税收优惠给予医疗责任保险经营者相应的优惠。

三、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及其做法

在日本，医疗纠纷责任的最主要形式是民事赔偿责任。其医疗民事赔偿额最低为几十万日元，最高可达2亿日元以上。为此，1973年7月，由日本医生行业自治组织(包括1个全国性医生协会及47个地方医生协会)———日本医学协会(JapaneseMedicalAssociation，简称JMA)牵头，联合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等5家损害保险公司，建立了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制度(简称JMA保险)。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JMA会员的医疗过失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使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纠纷能够得到公平、迅速、有效的处理。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1994年12月，JMA会员中参加了JMA保险的会员医生有101285人，占日本医师的45.7%;到1998年，日本的248611名医生中63%是JMA会员，其中73.8%拥有JMA保险。JMA保险下设调查委员会和鉴定委员会(均由医学和法律专家组成)。当发生医疗纠纷时，拥有JMA保险的医生先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调查委员会报告，调查委员会会立即对纠纷事件进行调查。如果医患双方在调查阶段达成协议，则调查委员会就将患者赔偿请求提交给保险公司赔偿委员会按照保险合同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医患双方纠纷在调查后不能达成一致，则调查委员会将调查的事实提交给鉴定委员会进行医疗机构或医生是否存在过错的鉴定。如果存在过错，法律专家还要根据侵权法的规定、患者本身疾病的性质及患者是否也存在过失的情形等进行医患双方责任比例的最后确定，之后才将医生应该赔偿的责任额提交给保险公司赔偿委员会，并在保险合同范围内进行赔偿。值得指出的是，JMA保险程序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快于司法部门，且费用显著少于司法部门。据调查，由JMA保险解决医疗纠纷的平均所用时间在3～12个月内，而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则平均需要35.1个月。JMA保险费用来自医生会员的会费收入，JMA一般按医生的级别或性质向承保人缴纳年度保险费，如开业医师为70000日元，受聘医师为55000日元，实习医师为34000日元等。JMA的保险责任为医生或医疗机构的过失责任造成的患者身体损害，赔偿金额则在100万日元以上至1亿日元。对于100万日元以下的赔偿金额，JMA会员可以独自通过购买补充保险的方式进行补偿;而对于超过1亿日元的赔偿，则需要购买JMA特约保险来获得保险补偿(每件纠纷的最高赔偿限额为2亿日元，一年保险期累计不超过6亿日元)。可见，日本的医生责任保险制度是一个依托于行业组织、个人补充参保、由商业保险机构运作的医疗风险管理制度。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责任保险与纠纷处决机制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中的互动效应。该制度不仅为医师提供了价格低廉、保障范围较充足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更重要的是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专业、快速、高效的非诉讼解决途径。

四、德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及其做法

从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医疗纠纷诉讼急剧增加，不断攀升的损害赔偿费用不仅使医务人员怕担责而采取保守诊疗，更严重的是开始威胁到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为此，从1975年开始，德国建立了隶属于医生协会的全国性医疗纠纷调解与鉴定机构———调停委员会(Schl-ichtungsstelle)和鉴定委员会(Gutachterkom-mission)，以解决医患之间的医疗纠纷赔偿问题。该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与承保医生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设有行业协会监管委员会，负责对签订责任保险协议医院的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进行监管、抽查，并对医务人员进行信用评估。由于德国既有健全的全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又有非常发达的商业保险制度，其医疗责任保险便采取法定强制为主、私人自愿为辅的方式。不过，凡从业的医务人员要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必须加入医生协会。当发生医患纠纷时，先由隶属医生协会的调停委员会进行调解，如果医患双方接受调解，在认定医生有责的情况下，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患者的损害;当医患双方对调解有异议时，可由鉴定委员会做医生是否存在过错的进一步鉴定，在鉴定医生有过错后，则由其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根据调停委员会确定的赔偿额度负责赔偿。德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广泛，甚至包括求诊的患者在医院厕所里摔倒碰伤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都可以赔偿。但为了保障医疗责任保险的正常运行，德国调解委员会会设定赔偿限额，限额以内根据鉴定结果由保险公司赔偿，超过限额的，患者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要求致害的医疗机构或医生赔偿。值得指出的是，医疗纠纷调停与鉴定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每起纠纷一般为数百欧元)。当然，因医疗事故的鉴定与赔偿额度等方面的工作基本上由调停委员会或鉴定委员会来完成，实质上也节省了保险公司的时间与业务成本。可见，德国采用的医生协会和保险公司合作的方式与日本有些相似，该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效率较高。在德国，医疗纠纷诉讼平均要持续4年左右，而由有保险公司参与的医疗纠纷调停与鉴定机构来解决，一般在10～12个月内处理完毕。

五、启示

第3篇：医美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中图分类号】13922．16；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1—0071—06

- l --l．

刖 舌

保护弱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依法管理国家的精神卫

生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纵观历史，人们发现，除

公共卫生外，再没有一个医学领域吸引了立法者如此多的关

注① ——早在1800年英国便颁布了《精神错乱者法》，其后欧

美、日本等国家也相继进行精神卫生方面的立法；其中英国和日

本的立法还经过多次修订；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则相继于20

世纪90年代初修订和颁布了“精神卫生法”。

此外国际社会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精神卫生立法等

问题的特别关注也不断增强，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性特别宣

言。世界精神病学会、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等国际机构还通过

了《夏威夷宣言》(1983)、《保障精神患者权利的声明》(1989)、

《精神患者的人权宣言》(1989)等文件。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精神卫生处又提出了《精神卫生保健法一 十项基本原

则》，作为各国政府制订和修改精神卫生法的参考。②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起草工作始于1985年，至今已历时十

余年，修改了20余次，并于20__年被列为卫生部立法项目，20__

年12月形成了目前最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20__年精神卫生立法被列为法监司重点立法项目，目前各方面

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当中。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步伐已经大大加

快了，而且距离最终出台也应为期不远。同时有学者也意识到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亟须一部既适合

中国国情又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精神卫生法。那么怎样才能

达到这种要求，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这部法律正式颁

布实施之前。从总体上说，不仅要对国际发展趋势和通行做法

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更要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需要的、

已经久久期盼的，最好是一部“行之有效”的，而非“束之高阁”的

《精神卫生法》。

为此，本文中笔者将根据掌握的相关医学和法学知识，结合

在司法精神病学实务操作中的经验和体会，从考察人类对精神

障碍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以及现代精神医学的现状等基本问题

出发，结合我国的相关实际情况，对精神卫生立法工作中以及

· 71 ·

· 学位论文·

《草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法学问题— — 自愿就医原则、医疗

看护制度以及法律责任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予以分析探讨，希望

能引起人们对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真正关注，同时能对此

领域问题的学术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共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言；第二部分，概论；第三部分，诊断和治疗；第四部

分，医疗看护制度；第五部分，精神障碍者的相关权利保障；第六

部分，关于法律责任制度中的若干问题。

第一章 概论

“精神障碍”是个古老而充满争议的话题。虽然其起因不

明，但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其进行控制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尽管

“当前现实还难令人满意，最常见的几种精神病的病因仍十分不

明确”，⑧ 但人类目前主要还是通过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进行控

制的。

第一节描述性概念

有学者指出，“精神障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概念，它现在仍

在发展变化之中。参加这一实践的人并不限于医生和生物学

家，还有为数更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

者、法律工作者和人类学家等。为了便于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

共同探讨这一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一种“从一开始就纠缠于谁也

说不服谁的”的争论，人们采用了“描述性概念”的方式，即它本

身不涉及任何理论性假设，而只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辨认和界

定。④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使大家对所要探讨

的对象有一个相对共同的认识。

以下所要讨论的，也就是关于这样一大类现象，即在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群中，有些人的某些行为，与其周围

的大多数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人们

的行为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从根本上就否认差异的存在，

将很难获得一种共同探讨的基础。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行为差异，通常并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

注意。但笔者这里将要讨论的这种差异，之所以不能为人们所

忽视．不一定因为其已经达到了违反风俗、道德、行政或者法律

等等社会规则那样严重的地步，有时它违反的只是一种被称为

“残余规则”(residual rules)的东西。违反残余规则的行为使人们

感到古怪，但除了这种感受以外似乎说不出更多的道理，⑤ 比

如：有些人反穿衣服是因为他(她)认为这是其“表里如一”的一

种表达方式；或者喜欢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不认识的人，请他大吃

一顿；又或者睡眠很差终日觉得生不如死⋯ ⋯

① 引自，[英j威廉·f·拜纳姆著：《l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页243 。

② 参见，刘协和：“精神卫生立法倾注对精神患者的关爱”，www．ejr．org．en／whd／14．htm。

③ 引自，沈渔 5主编：《精神病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页ll。

④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6。

⑤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7。

· 72 ·

纵观历史，尽管具体所指并不完全相同，但人类对这一大类

现象曾赋予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先知、中魔、附体、圣病、癫、狂、

痴、疯子、精神病、精神障碍、心理障碍等等，而相应的处理手段

也很不同。目前人类对此类现象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至少认为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差异”现象，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功能异

常造成的。甚至发现有些“精神障碍者”在其“头脑清醒”时，也

会认为其“精神活动功能异常”时的种种行为“有问题”。

这无疑会增强这种解释的可信度。

由此现代精神病理学也创造出～ 个重要的词汇来对类似现

象加以概括— — 自知力(关于“自知力”的探讨，详见本章第三

节)。

本文中笔者将这类现象称为“差异”现象或者“精神障碍”现

象，而将表现出这类现象的人称为“行为人”或者“精神障碍者”。

第二节跛足的医学

有学者称生物医学是“跛足的医学”。① 而如果将诊断和治

疗(或日对精神障碍的“控制”措施)这两大支柱相比较的话，笔

者认为从整体上说现代精神医学也是跛足的。

一

、现代精神医学诊断的尴尬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应在器官、细胞或生

物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学或化学的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

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② 按此理推

断，在产生人类精神活动的器官—— 大脑，也应当能够找到上述

变化，确定其特定原因，并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这在精神医学

领域中也不是没有：比如感染、缺氧、创伤对于智能障碍；嗜酒对

于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等等，可与医学中的其他亚学科相比，上述

情况所占比例实在太小了，除了少数几种能够被证明的中枢神

经系统器质之外，对于大多数精神障碍者，从脑电图到各

种影像学检查，从各种生化检查到病理切片，人们并未发现什么

系统的、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证据。因此迄今为止人类精神活动

的具体生理、病理机制在生物医学上始终是个谜，生物医学病因

学在精神医学领域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未能为人类，尤

其是人类在以法律调整相应社会关系时，做出人们习惯性期待

的贡献。

然而这恰恰更激发了人类对自身的精神活动机制进行不懈

探索的兴趣，包括医学在内的多角度的、尤其是在社会学参与下

的共同研究，导致社会精神病学在二战后确立了其目前在精神

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尽管社会精神医学开始从更加广阔的视

角来研究精神障碍现象，可还是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底的那个

谜团：精神活动和精神障碍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在现代医学中，迄今为止只有对精神障碍的诊断是以

症状学为主要根据的，而且精神症状只能通过精神活动异常的

人的外显行为，如言谈、书写、表情、动作行为等表达或表现出

来。③ 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尤其是像“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

神障碍”等等这样经典的精神障碍的诊断，“症状学标准”这种带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有明显主观评价色彩的标准仍占主导地位；而“社会功能明显受

损、现实检验能力受损”等“严重程度标准”，则更有赖于评价者

的主观认识。

因此，对于一个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的评价，不是根据人类

精神活动状况本身，而是根据其“外显行为”，由其周围人来做出

的。所以与其说某人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不如说某人的“外显

行为”正常与否—— 是否会被周围人定义为“差异”行为。

这种诊断方式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 “精神活动”与“外显

行为”之间在客观上存在一种绝对精密的对应关系，或者人们目

前已经有能力把握这种客观存在的精密对应关系。可事与愿

违，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完全把握这种精密对应关系，所以在实

践操作中常常遭到极大挑战，比如人们可能会问“医生预见严重

精神障碍者可能出现危害行为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大”、“发病期

的精神病人能否有如同正常人那样的辨认和控制力”等等。④

与此同时，更为尴尬的是，对于这些“差异”行为，很难形成

一种绝对普适的、客观的、甚至是量化的评价标准。按照信息学

理论，对同一对象的同一信息的内容理解，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

的背景条件会产生歧义性，⑤ 由此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关于“对

与错”的争论，以至于“病与非病”有时变得很有争议，难怪在反

精神病观点看来，“发疯是为了构筑精神帝国，控制社会对离经

叛道的异端分子或替罪羊政治迫害的象征”。⑥ 现代精神医学的

这种诊断状况无疑会面临种种责难，尤其是对于立法者：法律还

应不应当相信现代精神医学?精神医学诊断应当在多大范围内

和程度上发挥作用?

需要明确，笔者绝不认为目前这种通过“外显行为”来判断

“精神活动”的诊断方式全无道理。而是要说明这种诊断方式往

往难以满足人们的“高标准严要求”。现代医学模式虽然在整体

上也完成了从生物一医学模式到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

转变，但这种转变更集中于对待病人的态度、治疗和护理等环节

上，如果仅谈及诊断问题，不会对笔者的上述分析产生影响。

二、以现代精神医学的治疗为主的控制措施

人类尽管可以弄不明白“精神障碍”为什么会出现，但总得

在其出现以后甚至出现之前就决定如何处理。对于人类历史上

所出现的种种处理手段，笔者将其概括为控制。而目前人类所

选择的控制方式则主要是由现代精神医学来承担的。

(一)隔离

历史上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控制“外显行为”或者“异

常精神活动”的出现与否而展开，并且看到了一些明确的效果，

但在根除问题上则一直未取得过成功。

对于各种控制方式的选择，曾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阶

段：驱魔、鞭笞、放逐、禁闭和隔离的分别使用或者并用。但人们

可能会发现：驱魔并不总是那么“奏效”；鞭笞除了在肉体上留下

了一些痕迹以外，并没有得到人们最想要的结果；放逐毕竟不是

长久之计，虽然那些“罐装”在能够四处活动的肉体当中的“异常

精神活动”暂时离去了，但“异常精神活动”还是不能被彻底消

① 参见，许又新：《精神病理学—— 精神症状的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

② 参见，李心天主编：《医学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页5。

③ 引自，沈渔 5主编：《精神病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页24。

④ 参见，林准主编：《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人民法院出版社，19 96年版，页39～42。

⑤ 参见，熊先树、邬馄：《信息与社会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07。

引自，美罗 ．波特：《剑矫医学史》，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 版社，20__年版，页448。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灭，相反那些“还没有等到规定的时刻，船员和水手们就提前把

这些令人厌恶的受难者赶下船”【参见，余风高：《声中的思

索》，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页9l。】的做法，常常可能造成

这些“罐装的异常精神活动”到处流窜。而相比之下，隔离这种

方式恐怕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式了，因此“疯人塔”、

“疯人院”、“疯人棚”的形式有理由更易被人们保存下来，并“发

扬光大”。

(二)心灵隔离

如果说“醉汉之舟”或者“愚人船”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

里的一些意象，那么这正是人类对于精神病人态度的一种表达。

隔离是有形的，但在人们心灵中的“醉汉之舟”却是无形的，是一

直都存在的。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不能无视自己与精神病人之

间的那些“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并不清晰，尽管“差异”并不

一定都会出现危害，但谁也不能保证“危害”不会发生，更没人能

对其出现与否做到绝对控制。

而隔离这种方式有个优点，有利于消灭那些可能会造成危

害的东西，即使不消灭，也不会令人们遭受危害。所以没有理由

要求人们只有在看到具体的危害行为后，才对“差异”采取有形

的“隔离”措施，更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有形的隔离措施出现以后，

才在内心产生对“差异”的排斥感。因此“心灵隔离”早在采取有

形的隔离措施之前就发动了。“对于精神障碍要进行控制”这种

念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不管我们此刻是否在有意

识地这样去做。

人们对精神障碍者要么干脆“敬而远之”，要么非常“小心”

地同他们“交往”，又或者其他。一个较好的例证就是：“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社区治疗’政策的出台，欧洲国家和美国许多

精神病患者纷纷被迫离开长期居住的医院⋯ ⋯ 这些人通常变成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①

(三)人类对现代精神医学治疗措施的依赖

隔离并非专门为了对付疯癫才设计出来的，“⋯⋯麻风病消

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

却保留下来⋯ ⋯ ”。② 同时隔离并不排斥野蛮行为的同时发生。

到了“大禁闭”时期，此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包括精神病人自由

在内的一切权利都将被剥夺，甚至是生命，而引发这一切后果的

原因可能仅仅是被确定为精神病人。终于，勇敢的皮内尔站出

来了，而自皮内尔、埃斯基洛以后，人们则一直致力于使精神病

· 73 ·

人获得人道的待遇，同时历数着种种曾经的“罪恶”，“总医院”现

象固常成为迫害行为的典型代表或者进行讨论的主要背景资

料。 而以“氯丙嗪”为代表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发现和应用，使人

类依靠现代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进行控制的手段迈出了伟大

的一步，同时使后来的“家庭医疗看护”和“精神障碍者回归社

会”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实现。那种集中的、机构性的，纯监禁、隔

离式的“医疗”措施，似乎真正成为人类对其同类进行迫害的历

史。不过从“控制”角度看来，这两种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因为，

对于药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⑤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可以肯定

的是，药物并没有根除“异常的精神活动功能”，而仅仅是抑制了

它的出现，这意味着人类利用药物将其“隔离”在大脑中；同时利

用药物为主的这种“控制”方式，并不是100％ 可靠的。这种“治

标不治本”的方式不能确保对异常的精神活动进行完全有效地

控制。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单就“控制”手段的效果而言，尽管

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现代精神医学毕竟“还算成功”，并且

“还算体面”地为全人类肩负起这一重任。所谓“还算成功”，主

要是在横向上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的，“还算体面”则是纵观人

类历史，并比较了曾经的种种控制手段后得出的结论。从此意

义上讲，即使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只要它不能为人类解决“如

何切实对精神障碍现象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人类就不能摆脱

对现代精神医学的依赖，更不会对这种理论给予彻底的认同，这

其中当然包括法律的认同。

因此不存在“法律应不应当相信现代精神医学”这样的疑

问。由于诊断与治疗早已发展成为现代精神医学学科体系的两

大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支柱，所以人们不可能做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只利用现代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现象进行控制，而

不接受其诊断的“缺陷”。法律要做的是在充分相信现代精神医

学的基础上，做出尽量合理的制度设计。

第三节精神卫生及其相关概念

一

、精神卫生的界定

(一)精神障碍的范围

随着人类对精神活动异常现象进行解释的主要角度从生物

精神医学转变到社会精神医学，对这种现象的称谓也经历了从

“精神错乱”到“精神疾病”再到“精神障碍”的转变。病因学的现

① 引自，[美]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__年版，页49l。

② 引自，[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4 e

③ 参见，余风高：《声中的思索》，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页92～96。

④ 至于中国的情况，限于篇幅和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笔者不再展开，但需要提及一点：可能是源于宗教的原因，传统中医(与现代中医模式相区

别的)的行医模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始终没有形成西方的那种对病人采取集中管理的制度和机构——“住院治疗”和“医院”，而在具体

行医形式上有些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门诊治疗”。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当中．无法找到哪怕是从任何其他机构演化而来的“医院”或类似机

构。换句话说，在我国历史上缺乏西方历史上的那种对精神病人集中进行迫害的“结构”。

同时我国传统对待“疯癫”的态度却是在中医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又明显不同于西方，也绝不是近现代才开始在中国医学领域中占

主导地位的西医学，在短期内就能彻底予以改变的。举个例子，根据在以往的学习、实习和工作中的经历，笔者注意到：重症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

并不少见，但被宣布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并不多。当然，其根本原因非常复杂，但直接原因就在于：没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家属也不

会。

然而现代社会对于精神障 碍现象进行处理的方式可都是建立在“西医学”基础上的，从医疗到法律都是如此。这将给法律的本土化研究提供

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不过与西方相同的是：“心灵隔离”现象的出现在我国传统上一样无法幸免。

⑤ 应当承认，药物确实在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控制诸如幻觉或者妄想等等典型的病理性精神活动。而对于这种现象，仅仅用有关“驯服”的理论(或

类似理论)来解释其作用机理恐怕是不合适的。

· 74 ·

状以及主观性强、边界模糊的界定方式不可能使精神障碍的概

念趋于精确化，因此随着上述称谓的变化过程，精神障碍的范围

实际发生了扩大化。

目前的“精神障碍”② 一词，与“精神疾病”③ 在精神医学上

的范围基本相同，但前者更倾向于是一种心理社会概念，更容易

为不同学科、专业的人们所接受。一般认为其范围囊括了从经

典的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神经症，到那些容易引起争

议的如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等等所有的异常精

神活动。

(二)精神卫生的概念

如不涉及对“影响人的精神活动健康因素”的范围进行界

定，精神卫生的概念很容易理解。“卫生”指为维护人的健康所

进行的一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活动，可将其概括为“优生优育、

防疫与保健、医疗与康复”，@ 精神卫生当然是指针对“人的精神

活动健康”这方面的卫生问题。然而一旦涉及对“影响人的精神

活动健康因素”的范围进行界定，则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对此

必须借助“精神障碍”来加以理解，～ 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表

述方式。

按照wh0对健康延伸的定义，广义的精神卫生概念，指为

维护人类精神活动“处于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或

完全安宁”所进行的一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活动。而“影响人的

精神活动健康”的因素应当包括“精神障碍”，此外还包括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睡眠障碍、情绪以及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等等其他因

素，因此“精神障碍范围”的大小，不会在总体上对广义的精神卫

生概念造成很大影响；而狭义的精神卫生概念通常指为避免人

的精神活动处于“精神障碍(或精神疾病)”状态所进行的相关活

动，⑤ 如此精神障碍的范围大小对于精神卫生的概念就显得非

常重要，尤其是在法律上应如何对其进行界定。

对于“精神卫生”的界定应采用广义概念，因为这符合社会

发展的趋势，也是目前人类对精神活动的认知水平所决定的。

广义概念的范围较大，可以避免人们仅从“精神障碍”甚至“精神

病”的角度去看待并解决“人的精神活动健康”问题，因此对于精

神卫生医疗、心理咨询、精神障碍的预防以及精神卫生康复等与

人类精神活动健康有关的行为，都是精神卫生法要予以规制的

对象。

但在广义的精神卫生概念范围内，也要对“精神障碍的范

围”问题进行界定。对此，目前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态度并

不一致。具体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酒精等精神活性物质

所引起的精神障碍”以及“精神发育迟滞”等问题上；⑨ 同时定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l卷(第l期)

方式也不同，有些采取的是列举式的定义方式(如日本)，而有些

则是概括式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等)。列举式的定义方式不利于

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因为在实践操作中对于精神障碍的认识和

分类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精神障碍”的

界定应采用概括式的定义方式，鉴于《草案》也持此态度，笔者不

再赘述。

二、自知力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对自身进行认

识和判断对一个人，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当然，这个“自知”的含义远较此处要讨论的“自知力”更为

丰富。自知力本身是精神病理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通常指病

人对自己精神状态认识的判断能力，⑦ 它是确定人的精神状态

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精神病与一切非精神病的区别所在，

病人对病的认知和态度是构成精神病的～ 个组成部分。

《草案》第61条第7项以及20__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

市精神卫生条例》(以下简称《上海条例》)第47条当中都对自知

力的含义做了规定，且表述一致：“对自己不正常的状态及病态

行为的认识、理解和做出恰当表述的能力”。但二者不同的是，

《草案》除在第6l条对“自知力”做过界定后，此概念在文中再未

出现过；而《上海条例》则主要借助此概念并将其作为设立医疗

看护的标准(如第17条：精神疾病患者完全或者部分丧失自知

力的，有获得医疗看护的权利⋯ ⋯)和人院、出院标准以及行使

知情权和决定权的前提，由此“自知力”在《上海条例》当中就具

有了相当重要的法律含义，而非仅仅是个精神病理学专业词汇。

但根据david提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对精神病性经验的正确分

辨和描述，和对治疗的顺从”的观点，完整的自知力还应包括是

否服从治疗的问题。采用哪种学术意见并不重要，之所以提出

这个问题，是因为《草案》第2o条在规定设立医疗看护人的医学

建议标准时，出现了“不能配合治疗”的表述。《草案》的意见是

自知力不涉及对“是否配合治疗”的讨论，但“不能配合治疗”是

设立医疗看护人的一个条件。笔者认为，“不能配合治疗”能否

作为判断医疗看护人设立的条件，立法者应充分予以考虑。因

为“能否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及行为做出正确的认识、理解和恰当

表述”与“能否配合治疗”是两回事。比如有些精神病人既相信

幻听有客观的来源，却又主动要求医生给他们药吃以控制讨厌

的说话声，似乎病人吃药可以控制别人不说话或者少说话，这本

身就暴露了病人的思维出了问题。此时病人主动求医问药的行

为，难说是不配合治疗的表现，但照此而做出不设立医疗看护人

的医学建议，是有危险的。再者，“不配合治疗”并不100％ 的意

① 比如我国刑法上对“精神病”的理解就是如此。参见，林准主编：《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6

— 8。

② 如《草案》第61条规定：⋯⋯精神障碍，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感知、情感、思维、意志和行为等精神

活动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障碍。

③ 参见《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第47条：⋯⋯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感知、情感、思维、意志

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的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

④ 参见，朱新力王国平主编：《卫生法学》，人民出版社，20__年版，页1。

⑤ 如：狭义的精神卫生，是指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广泛的防治，积极地采取对策，改善他们处境和待遇，促进其康复，减少复发率⋯⋯ ；参见，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290。

⑥ 比如：酒精等精神活性物质所引起的·‘精神障碍’’(d pendence on alcoh。1 or dnl )在英国精神卫生法中不属于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 )，但在日本

精神保健福利法中则属精神障碍范畴。另参见，胡泽卿：‘‘国际精神卫生立法概况”，《中华精神科杂志》，20__年11月第33卷第4期，页248

⑦ 引自，沈渔 主编：《精神病学》(第三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9月第3版第14次印刷，贝36。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1卷(第1期)

味着“需要治疗”或者“治疗能奏效”，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不能

配合治疗”作为设立医疗看护的标准，否则很可能使后述的“自

愿就医原则”归于无效。

所以笔者认为立法要么就“更加谨慎地”像《上海条例》那样

对“自知力”赋以法定概念，然后在其他条款中直接使用；要么就

在立法中干脆不要使用“自知力”这一专业词汇，更不要将“不能

配合治疗”作为设立医疗看护人的一个条件。相比之下，笔者倾

向于后者。

第四节结论

必须明确，关于“精神障碍”的上述状况是人类目前有限的

认知水平造成的，法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

就要求立法者应当正视并深刻理解这种状况，从而实事求是地

进行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

“无法可依”的状态是与现代社会不相符的。因为前文已做

过分析，对“差异”现象采取有形的隔离措施并不以出现“危害行

为”为限；心灵隔离的形成又不以存在有形的隔离措施为必要条

件。但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隔离，处于被隔离地位的人都

将面临十分严峻甚至是残酷的生存处境。“无法可依”的状态不

可能对各种形式的隔离进行有效控制，而只能任其随意发动，从

而使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很容易遭受侵害，所以必须加紧精神

卫生领域的立法工作。

结合《上海条例》和《草案》，笔者以为，在我国精神卫生立法

工作中，应对以下几方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一

、将“自愿就医原则”确立为精神卫生法的基础性原则

现代社会主要通过现代精神医学对精神障碍实现有效控

制，法律的制定无疑会强化现代社会对这种方式的依赖性。这

种“强化”的最终效果是：大部分非法行为可能被禁止了，但同时

也可能使一些合法权利遭到制度性的剥夺，甚至将一部分恶意

行为合法化。

恶意行为合法化不是现代精神医学的产物，更非精神卫生

领域所独有，但现代精神医学诊断的弱点，即主观因素多、客观

因素少、诊断范围模糊、精神医学诊断极易出现争议① 的特点，

更容易被“恶意行为”所利用，而且不利于被评价者寻求救济。

再加上“心灵隔离”的出现又可能使人们对于恶意行为缺乏足够

的警惕性和同情心，这会使被评价者寻求救济变得更为困难。

现代精神医学的发展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使上述困境出

现根本性改观，但为了尽量减少“恶意行为合法化”的出现，国际

社会普遍接受了“自愿就医原则”。笔者认为，“自愿就医原则”

的确立具有以下两层含义：

一方面，将“自愿就医原则”确立为一项基础性原则，使“非

自愿就医行为”成为对这一原则的例外，由此非自愿就医行为的

发生必须具有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条件，这实际上是严格了“精神

医学诊断”的启动条件，也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自知力”概念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尽量减少“恶意行为合法化”的发生。

另一方面，一切就医行为，包括非自愿就医行为，必须严格

· 75 ·

依照法律规定，尤其是依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进行，这是规范“精

神医学诊断和治疗”的实施过程，如“医学建议”应当如何产生、

能否直接发挥作用，提出“医学意见”的人员资格和产生办法等

等，从而提高了“恶意行为合法化”的成本，也有助于各种救济措

施的实现。

对于“自愿就医原则”的相关具体内容，本文将在第二章诊

断和治疗及第三章医疗看护制度中进行探讨。

二、“精神障碍者权利保护”与“社会利益保护”间的平衡

为了实现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法律往往会针对一些

“心灵隔离”的外显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但要注意到“在现代

社会，权利相互性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法律现象”，有时“我们必须

回答的真正问题实际上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如果处理不当，“在社会普遍有保护‘弱者’的心态下，弱者未必

就弱，强者也未必就强”。②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违背立法者

要保护精神障碍者权利的初衷。因为社会利益的损失，反而会

加深“心灵隔离”的程度。

然而“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保护”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问

题，笔者在本文中仅就上述观点，对精神障碍者的就业、求学，以

及与精神卫生有关的一些法律责任问题，在本文第四章“精神障

碍者的相关权利保障”及第五章“关于法律责任制度中的若干问

题”中予以粗浅探讨。

三、弱化“心灵隔离”

法律不可能禁止“心灵隔离”的出现，而只可能尽量使其弱

化。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法律只能对人们的行为做

出规制，但无法约束人们的内心活动；而另一方面，法律当然可

以对“心灵隔离”所释放出来的、包括“歧视”在内的种种行为作

禁止性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绝非全部。

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对那些有限的、针对具体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采取法律规避行为。

因此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中，均有关于鼓励弱化“心灵隔

离”出现的相关规定，《草案》也不例外。对于精神障碍相关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是必须加强的，尤其是关于现代精神医学所

拥有的对于各种精神障碍的了解和控制能力。同时也不应仅仅

围绕精神卫生知识本身展开，更应当对“精神障碍者的权利以及

相应的法律能力状况”、“精神障碍的医学评价和法律评价，以及

医学或法律评价所产生的程序规定”等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工

作给予高度重视，为增强公民的人权保护意识，使司法救济机制

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做好基础性工作。

此外，对于种种协助精神病人康复、回归社会的组织和机

构，政府应鼓励依法设立。如《草案》中所提到的社区精神卫生

康复机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心理咨询机构。其中“社会办

机构”对于弥补国家资金的不足当然意义重大，但应注意加强管

理，尤其是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而对于提供“非自愿医

学评价和住院治疗”服务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笔者认为应严格

控制在“由政府依法设立的、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指定的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范围内。对此将在下文相关内容中予以论述。

① 这种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江苏南通的一例“硫酸毁容伤害案件”，先后出自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脑外医院、司法部上海司法鉴定

中心的3份鉴定结论均相互冲突，即使在后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所组织的、由全国最权威专家所组成的鉴定队伍内部(在笔者看来，这已经是目前

我国境内的、能实际组合成功的、精神医学专业水平最强的司法鉴定队伍了)，还是存在不同观点的。对此，仅仅是“学术争议”或者“对于司法鉴

定标准的掌握存在不同’’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详情参见：20__年6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一套《今日说法》节目。

② 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81、182、199。

· 76 ·

四、建立相对完善、切实可行的审查机制及司法救济途径

目前精神障碍者 的权利易遭受侵害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现

代精神医学的现实状况也必须接受。因此法律除了加强程序性

规定、强化行政管理制度和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之外，没有更好

的解决办法。救济途径往往是通过审查机制来的实现，包括医

疗体系内部的复核机制以及医疗体系外部的司法审查机制，其

方式大致可分为“实质性审查”和“形式性审查”。

医疗体系内部的复核通常由系统内精神医学专业人员进

行，审查方式包括“实质性”和“形式性”审查。而就司法审查而

言，笔者认为法律很难以“实质性”审查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方

· 国外参阅资料·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式，更不可能在这些“专业意见”发挥影响作用前就从法律角度

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否则很可能被卷入一种无休无止的学术

争议当中。因此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应侧重于“形式性”审查，即

由法官对启动医学评价(尤其是非自愿医学评价)的条件是否合

法、医学评价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做出、提出“医学建议”的主体是

否具有法定资格等问题进行审查。

对于建立相对完善、切实可行的审查机制及司法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