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摘 要:景观可视化数字技术是对景观艺术设计作品数字表现技法的学习研究,以现代艺术设计为主导,以信息科学和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依据,将信息传播技术应用到文化、艺术、商业、教育等领域。它将美学当中的构图、色彩、透视诸元素与计算机图像技术更好地结合,以更为艺术的效果展示在欣赏者面前。
关 键 词:景观设计;作品展示;数字技术;构建方法
一、数字技术与景观教学成果展示的完美结合
将虚拟的景观项目进行完美展示,是景观教学成果体现的关键要素之一。我们暂且将学生或设计师假设为乙方,将教师或招标单位作为甲方,在项目未建成之前,乙方的成果只是一种存在于设计师脑中,或者通过某种表现方法向甲方及观赏者展示出来的一套设计方案,此时的设计方案不是一个竣工的项目,或许会被认可,也或被。因而,我们只可以简单的把其理解为虚拟方案,而对于甲方,是需要将设计师的理念转变成现实项目,需要提前预知设计成果,以便做为参考和最后的定夺,并为项目宣传收集资料。这就需要设计师将设计成果以最为真实的一面呈现在甲方和观赏者面前,提供更为可视化的资料。
因此,将虚拟的方案以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把数字技术完美地结合在艺术设计当中,让甲乙双方在虚拟于现实的交替当中进行方案的设计、修改、定稿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更有助于艺术作品的创造。
二、数字型景观教学成果展示平台的构建技术
(一)展示平台构建的技术要素
1. 标准数据要素
哈佛大学信息中心的斯蒂芬·欧文说过:“数字景观艺术家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创作,而对于设计项目,则要完全遵守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度要求”。可见数字景观技术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所有的数字模型都是建立在前期标准化数据之上的,只有在准确的数据和模型之上,设计师和决策者才能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真正做出合理的决策,一个作品才能得以优化和实施。
2. 计算机技术要素
数字景观,作为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景观教学成果表现中的一种应用方法,设计师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二维模型、GIS模型、三维模型、动态模型、交互式模型等数字化模型进行研究;方案的前期推敲、论证;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成本、效益、合理性等方面的比较论证,并最终做出科学的决策。数字景观技术在项目中承担了将构思和方案数字化、模型化以及成果数据整理和输出的角色,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对项目进行科学、艺术的诠释,这就要求设计师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
3. 艺术效果要素
数字景观表现作为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本质上也是对景观艺术效果的追求,即所谓的体量关系明确、整体造型协调、色彩搭配和谐、构图饱满、透视准确等方面。也可通过节奏感与韵律感来提高自身数字景观艺术创作水平。通过色彩的温度感、距离感、质量感、体积感以及图像的连续、渐变、交错等多种手法来营造更富有艺术性的景观设计作品。
(二)展示平台构建的技术路径
1.项目分析及任务书制定
在进行景观设计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对项目的操作模式进行定性,根据项目甲乙方角色的不同,操作模式可以分为项目委托设计、项目邀标、项目投标这三种常见类型。在模式定性之后,便可根据设计程序,索要或者制定设计任务书,通过任务书对设计成果的要求进行详细描述,对成果的数量、种类、比例、尺寸做出明确规定,成为对设计的一种定性约束。
2.数据整理与方案设计
方案确定后,即将开始收集所有相关数据,并进行实地考察,最终进行设计制作,在制作的初期先确定表达的内容、风格,由设计项目负责人整体把握。为优化和推敲方案,可把设计概念用直观的数字模型表达出来。对于重大的项目,则需要设计配合,这项步骤多数是由专门的数字景观设计师协助完成,并提供一套比较详细的可视化资料,供设计人员推敲研究,来确定下一步的设计方向。
3.效果表现与展示技术
效果图是设计师向业主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料质感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根据设计师的构思,利用准确的透视图和高度的绘画技巧,将三维空间转换成具有立体感的二维画面。根据视点角度不同,可分为鸟瞰透视和人视点透视。其次是文本编辑。它运用相关专业出版软件制作标准文本,并设计制作出封面、扉页、母版等。
根据方案的需要采用多样化的虚拟现实技术,针对前期的模型数据,进行规划建筑等场景的交互性演示模拟,以更直观地对方案的可行性和数据进行分析和论证,但虚拟现实系统对硬件要求较高,可选择在大型项目中使用此方法。
三、数字型景观教学成果展示平台的可建设性
明晰性是设计师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的透视方便、用色宽广、修改快捷等特点,在电脑中进行设计意图的构思。可视性是通过在电脑中建立模型,从各个角度推敲方案的体量、比例、尺度等各方面的效果而不重视细节表面,是模型的研究结果,它可以辅助设计者进行设计,类似于手绘中的结构分析。直观性是比较真实、全面的反映建筑本身的造型、空间光影、色彩、材质、细部等各个环节的特色,创作者除了需要建立精确的模型外,还要在灯光、材质的设置以及建筑周围环境模拟等方面进行深入刻画,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后期处理工作。
四、数字型景观教学成果展示平台的探索与应用
目前“虚拟与现实”是数字技术中的高科技,通过场景浏览、场景创建、地形生成、地形影响、对象加载、数据输出、三维空间分析等多方面功能,真实再现了城市的景观,模拟规划设计的最终效果。操作者可以在虚拟城市中漫游,对城市景观和建筑进行任意角度的观察,方便快捷地了解各个单体户型的相关信息,如建筑的占地面积、建筑高度、建筑面积等。在城市及环境辅助管理及决策、房地产项目宣传展示、景观规划设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大规模国际合作项目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数字团队正逐步向复合型发展。在实践教学当中,数字技术也正在以其最美的表现效果、最简便的设计方法在景观设计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多加以尝试。
参考文献:
[1]《PROFESSIONAL ARCHITECTURE丛书—景观建模—景观可视化的数字技术》
(美)斯蒂芬·欧文(美)哈斯布鲁克 著,杜鹏飞,孙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数字景观—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表现作品集(1998—2005)》
数字娱乐狂潮正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已成为当今信息产业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新兴产业。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研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数字娱乐产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值点,西部地区如何缩小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于数字娱乐产业涉及的各个层面,以重庆直辖市为例,对西部地区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十一五”建设期间的数字娱乐产业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并对如何提升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1.数字娱乐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着力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信息技术不仅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和支柱,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和综合实力的标志[1]。 随着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加速发展西部数字娱乐产业,是重庆和西部省区顺应时代潮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1.1精神文明需要发展数字娱乐产业
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要求各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敏锐,其中也包括数字娱乐产业。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娱乐产业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大起大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其兴衰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娱乐产业本身的、局部的、行业的事情,而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速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是“十一五”建设中数字娱乐产业乃至信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有力推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重庆及西部省区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
1.2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经济的增长不具有持续性。而信息产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可节约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产业,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点。加之,其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而且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势必大力加快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因此,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民族文化品牌
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代产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2]。正是在这种对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追求中,才使文化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富现代意义,与高科技尤其是数字娱乐技术发展结合最紧密的产业。当代数字娱乐业发展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文化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创意文化产业”建设热潮,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纷纷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之都”等战略性的口号,“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兴建[3]。加快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建设步伐,有助于推动打造西部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提高西部省区的影响力。
2.重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2.1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
重庆市正面临世纪性的发展良机。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抓住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十一五”规划以来,重庆市不断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实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设备。如今数字娱乐产业作为新兴的一项科学技术与文化并进的产业,其发展的潜力很大。
2.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随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其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例如宏信软件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游戏开发平台及引擎,在游戏和动画制作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朝华数字娱乐有限公司,集数字娱乐和文化传播于一身,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戏引擎WHALE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SP运营商,先后推出了重庆复生记、天极夺宝奇兵等无线游戏,并通过天极无线平台投入运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4]。同时,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高新软件园、电子工业园,目前在重庆大学城正在兴建重庆数字娱乐动漫基地,基地将建立产业孵化园,创办动漫杂志和专业网站,筛选塑造大众喜爱、具有商业价值潜力的动漫形象,开发动漫产品。可见,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加速发展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并成为带动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3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重庆市具有良好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基础。重庆市具有完整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有著名的信息类门户网站——天极网,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基础。在衍生产品设计和制作领域,重庆本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库,为游戏和动画衍生产品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重庆是长江中上游信息中心,凭借其通信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为数字娱乐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如开发大量高水平的基于电信的增值服务[5]。另一方面,重庆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来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加,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地区国际文化交流。因此,在数字娱乐领域可以较容易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快速引进国际先进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手段,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目前,重庆本地已有部分企业与国际著名游戏开发企业展开合作,这将促进国际产业界深入了解重庆,关注重庆经济发展,并为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4高校密集智力资源丰富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高等院校云集。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等院校每年将培养大量的信息类和艺术类专业人才,为数字娱乐业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数字娱乐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重庆市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收入及支出均为西部地区领先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发展力,重庆市的人力成本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更为低廉,可人才质量毫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2.5制约因素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紧密结合经济和智力资源优势,在发展数字娱乐产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宏观区位中远离经济技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对人才的吸引;多数企业对数字娱乐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较差,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风气还有待进一步浓厚,数字娱乐产业兴起的宏观环境还有待改善;知识产权的观念较为陈旧,技术成果转化还比较困难,自主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目前企业普遍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未能有效地采取大公司战略,强化产业链的优势作用,导致竞争力较弱。
3.发展战略与对策措施
3.1发展战略思考
针对上述情况,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以政府指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新区、大学城、软件园及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大力提高数字娱乐企业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品牌意识,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娱乐技术产品,发挥本土区域经济科技和生产力布局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重庆乃至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动力基地和示范基地,调整和优化当前经济结构,促进数字娱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 3.2对策措施建议
3.2.1完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数字娱乐企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娱乐产业主要是由数字娱乐企业和数字娱乐技术产品组成,而数字娱乐开发基地则是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6]。近年来,国内各地兴起了一股动漫热,许多地方都搞起了动漫产业基地或动漫园。重庆市正在建立沙区大学城数字娱乐动漫基地、九龙坡区美视动漫产业及教学基地等一系列的动漫基地。重庆市应在动漫业不断完善的同时,积极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结合重庆本地3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数字电视系统的建设。对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提出以下两点措施:
(1) 目前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主要放在招商引资上,大部分的开发区和技术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该地区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基础建设成果尚未很好的充分利用。今后应该在已有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开发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数字娱乐科技园区的建立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不断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采用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施“集群化战略”。目前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还基本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没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娱乐产品,也还没有本土大型数字娱乐集团性企业。因此,应逐步扩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对成员企业进行整合,以资本为纽带、以数字娱乐园区为载体,逐步实现研发、运营的一体化机制。
3.2.2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如何完善城市形象是重庆市政府不断思考的一大问题。重庆市的形象宣传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巴渝文化”、“红岩精神”形象的树立,让“新重庆”这块投资热土持续升温。而企业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企业品牌是城市形象的视觉窗口,实施“品牌战略”是塑造“新重庆”城市形象的必然手段。数字娱乐产业作为重庆市“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娱乐领域的孵化器,起着政府与企业沟通桥梁的作用。重庆市应采取城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的互动模式。大力推动“十一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抓住重庆本土特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数字三峡”、“数字红岩”、“数字磁器口”等具有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树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形象和品牌,为整个重庆的产业化进程增值,使数字娱乐产业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3.2.3转变企业赢利模式,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产业规模。数字娱乐企业作为数字娱乐产业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尤其对地处西部的重庆来讲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重庆应该抓住本土人才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强政府对动漫及数字娱乐产业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动漫业,应从高附加值的动漫延伸领域获利,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作品,吸引外资,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重庆市应尽快在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与当地数字娱乐企业展开合作,并建立商业合作促进中心,逐步将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加深与国际产业巨头的合作,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承接国际游戏和动画制作的外包业务,并形成一定规模,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版权合作或者转让的形式,开始向海外市场出口自行开发或制作的游戏和动画产品,打造民族数字娱乐品牌。
3.2.4以科技为导向,以人为本,实现重庆及西部地区数字娱乐领域价值增值。以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在高校及企业生产研发基地的发展基础上,开展数字娱乐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地环境和条件建设,将已有的制作研发机构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训中心及体验实训中心,打造多层次、高水平的西部数字娱乐产业研发、培训一体化的基地,并在基地的建设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采取“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争取国家“863”、“十一五”等攻关项目的立项研究。鼓励自主创新,使重庆成为数字娱乐领域的核心地区。
3.2.5完善数字娱乐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数字娱乐产业化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次是将数字娱乐技术成果商品化,数字娱乐商品产业化,数字娱乐产业国际化;第二层次是利用数字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实现产业信息化[6]。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的发展,没有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很好的结合,数字娱乐产业的辐射和扩散作用远没有发挥。因此,今后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应该在继续抓好产业化基地,高新区、开发园以及数字娱乐企业和关键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数字娱乐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为中心,建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形成一条由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到产品的市场营销,再到形成版权的授权,最后到衍生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模式。通过行业间穿插,使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得以扩展和延伸,开拓数字娱乐产业市场。
3.2.6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在企业与文化间发挥调节作用。针对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技术人才优势仍不明显,投资环境培育还不佳,产业链整合不尽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其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搞好转制工作,找准市场定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与金融环境的改善以及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等途径着力营造有利于数字娱乐产业科技转化的社会环境。营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必要的时候弥补市场缺陷,如给出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和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加快数字娱乐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工作,增强对数字娱乐技术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数字娱乐产业也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资源为后盾,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与文化之间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优秀的产品导致中国的动漫不景气,实际上这与市场的开拓、策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不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未能满足动漫受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要才是主要差距。例如,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动漫业,特别是动画片,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新颖的创意[7]。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当放开,让企业慢慢成长起来,积极鼓励民族文化数字娱乐的发展,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品牌。
3.2.7构建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及支撑平台。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是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产业平台建设与风险投资结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8]。近年来,在市场巨大需求的牵引和政策的扶持下,重庆从事数字媒体产品开发的企业和团体迅速增加,但存在着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脱节,企业和市场脱节,技术与产业脱节的现象,无法支撑数字娱乐产业有效发展。对于高投入的数字娱乐产品开发而言,显然企业开发资金有限,若有标准化、高性能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供利用,则可把有限资金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创意中去。其次,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为重庆数字娱乐创业团队提供工作和发展环境,避免人才外流,也就保证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应通过集成和开发数字娱乐产品生产流水线的软、硬件资源,打造该市的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重庆市数字媒体中小企业、创业团队软件平台租赁服务以及增值技术服务,通过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娱乐产业的进入门槛,以促进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该平台还可利用自己所处“产学研”交集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技术指导和培训,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加快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化,并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及高级产业人才培养。通过重庆数字媒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使重庆本土数字娱乐精品大幅增加,为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重庆市沙坪坝区软科学研究项目。
参考文献
[1] 陈禹.科学的发展观和信息产业的地位及作用[J].通讯世界,2004,17:15-19。
[2] 王文博.发展高新技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兰州商学院报,1999,15(4):31-34.
[3] 李思屈.数字娱乐、营销传播与民族品牌[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32-33.
[4] 卓武扬.网络游戏产业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1:54-55.
[5] 叶绿.中国移动数字娱乐服务业现状分析[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5,4:2-4.
[6] 张素娟.数字娱乐产业新的“组合拳”[J].中国电子商务,2005,11:36-38.
关键词:数字城管;国内外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73-02
一、“数字城管”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目前推行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具有独创性,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观摩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实施情况后就赞叹这是“世界级的案例”。
1.“数字城管”的概念探析
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人士对“数字城管”极为重视,尤其国家在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时,更是重视“数字城管”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利弊。对“数字城管”而言,较为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数字城管”全称为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它是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系统,该系统是基于万米单元格划分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理法,建立起城市的管理数据库,以对城市管理对象实现数字化和标准化的管理。这不仅有助于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流程重塑,通过“数字城管”系统的运行,也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动观城市动态,把握城市发展动向,从而进一步解决城市管理中信息滞后、管理被动、职能不清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提升了城市管理的品质[1]。
2.我国“数字城管”模式的初步探究
我国学者有关“数字城管”模式的专门研究始于2004年底,相关的刊物和书目不断增加。其中学术著作中,2006年7月,数字化城管模式的提出者和设计者陈平编著的《网络化城市管理新模式》一书正式出版,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专著。2006年6月,由建筑部主编的《城市数字化工程》正式出版,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册,系统介绍了城市数字化工程的若干问题,其中,专门研究论述了单元网格化城市管理问题,目前这项理论研究正在被国家付诸于实际,国家在各大省市建立试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数字城管”模式的初步探究,目前以北京单元网格化城市管理最为引人注目。
3.有关“数字城管”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从理论研究了数字化环境下的城市管理问题,主要由如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在电子政务这个日趋普遍的环境下,政府管理应具有新的特点,那就是管理要具有集成化、敏捷化、规范化、科学化和人本化的特点。就以上几个特点,政府管理进行重塑的路径大体有如下几种:第一是有群体参与的政府管理模式,即促使政府结构更加扁平化,积极鼓励公务员和公众的参与。第二是弹性式政府管理模式,即随现代环境的变化而采取应事件的对策进行弹性不固定的方式进行回应。第三是精干效益式政府管理模式,即政府注重引进先进技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政府办公效率的提高,办事质量的提升。第四是利益均衡式政府管理模式,即政府在进行决策时,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均衡。
另一种观点与前者相似,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城市管理数字化过程中,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观点都要有所创新,具体有几种表现:第一是组织的决策需要创新,也就是由以前的满意决策向最优决策转变;第二是组织在管理方式上进行创新,也就是对组织信息进行开放式管理;第三是组织的结构进行创新,也就是由原来的层级制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第四是激励机制上的创新,也就是由经济人向社会人和信息人的转化。
另外,还有些学者从城市管理组织模式出发,认为在城市数字化时代下,城市管理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构建“网络状态水平管理模式”,意思是建立一个以信息做基础的纵横网状结构,促使信息畅通传递,以便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在这个网络状态水平管理模式中,可以设置技术管理、服务管理、参与管理、效率管理等板块。
二、“数字城管”国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促进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率先提出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化基础设施计划;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实施信息社会的战略;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制定了建设东南亚“智慧岛”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数字城市的概念不断涌现,并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在数字城市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进行一体化、数字化发展,而数字城管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国外学者关于数字城管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化环境下的城市行政管理行为,也就是“数字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数字技术工具对城市管理的辅助作用。
“数字治理”问题在20世纪末期初见,在本世纪越发明显,到现在为止仍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有学者对数字治理进行了定义,认为数字治理在广义上是指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整个社会的运行和组织形式,这里包括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综合治理;在狭义上是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经济、社会互动,以及政府内部在运行中运用电子技术易化政府行政及简化办事程序,并提高民主化程度。有研究报告曾指出,数字治理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结果和全球发展的需要,其必将成为一个简易的、道德的、负责任的、回应性的、透明的治理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在信息化城市发展的模式中,政府的自不断减少,而公众的参与权正在不断提升。还有些国外学者通过对欧洲一些城市的调查,研究了数字治理方式给政府与公众带来的好处,认为信息技术是对传统行政的有益补充;美国和韩国的大学学者们通过安全性、实用性、内容丰富性、服务种类、公众回应与参与程度等几个因素进行考察,对全世界几十个主要城市的数字治理和数字民主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同时也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数字治理方面存在的差距[2]。
关于数字技术工具对城市管理的辅助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一般情况下是以具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作为分析对象的。例如:国外学者Repetti Alexandre以塞内加尔某城市为例,研究了基于GIS的公共参与式管理系统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他认为如果将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与公众参与的行政理念很好地进行结合,将会更好地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另外,著名学者Button Kenneth研究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和自动反馈系统中有关城市经济和环境的检测指标,为城市管理进行更好地服务。由此可见,国外有关数字城管的研究比较深入,且经验颇深,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3]。
三、我国“数字城管”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而我国长期“重建设、轻管理”造成条块分割,相关法制不健全;计划性强,难以应对激增的社会需求。城市高速建设、密集建设进程中没有配套的城市管理跟进,使发达国家100多年城市化进程中分阶段逐步出现的各种污染和混乱的城市管理问题,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近三十年里集中显现出来,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现代化的城市管理,现代化的城市管理则需要现代化的理念和方法。北京市东城区率先探索实践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下称“数字城管”)正是总结经验和运用现念的集中体现。其立足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深入分析城市管理体制,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资源,监管分离,建立起闭环的工作流程和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实现了城市管理体制和手段上的创新。一经推广,在全国各试点城市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我国“数字城管”建设中存在着管理成本和难度高、管理资源分散度大、重平台建设,轻管理制度、重硬件形象,轻实际效用、重新建扩建,轻资源整合等问题,只有解决掉这些棘手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城管”的效用[4]。俗话说: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所以在“数字城管”建设的未来发展中,首要目标就是要抓住如下几点。
1.更快地发现问题
对一般管理问题应实时化处理,复杂问题咨询专家,应急问题启动预案。“数字城管”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要对城市的细小问题能进行网格式发现,并在短时间内解决掉这个问题,例如:井盖丢失,作为“城管数字”的实际执行者需要一经发现,立即给予合理的处理。数字化管理与预案编制相协调是高效处理的前提条件,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2.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对于收到的信息或者采集到的信息,要果断判定其归属部门,由于国情,各部门将接到不计其数的信息,如果相关部门处理不处理一个样,处理快慢一个样,处理好坏一个样,那么数字城管系统很快就会崩溃。为此,就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安排,对来信进行分类,对问题进行分部门处理,并且与新闻媒介联系,就处理结果请群众来监督并给予评价,从而有助于改进服务,促使“数字城管”系统不断优化。
3.更好地监督考核
“数字城管”系统必须有一个自身的奖惩机制,这样在信息处理后,系统自动会给予一个评价。对于处理及时与否以及处理好坏进行记录,最后进行奖惩处理。并将奖惩机制与人事劳资制度相结合,这样就会激励在职人员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不敢怠慢。通过这个机制,对试点城市传导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数字城管”系统不断向新技术,新管理方法探究,才能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邹阳.常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D].上海交通大学,2010.
[2]任志儒.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研究[D].北京工业大学,2007.
在这个模型中,M代表地方政府对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后的基本收视维护费定价,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相对于M来说,目前数字电视网络可提供的服务内容(项目)n1、n2、n3……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①原模拟转换为数字电视的频道;
②付费频道;
③音频广播节目;
④准视频点播、政务、股票与资讯信息服务。
一方面,用户实际支付的“M”不是当地网络建设过程中投入的简分,而是用户支付了所有服务项目n1、n2、n3……的费用,因为其他所有衍生服务都是依托该网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从用户心理来看,一个数字电视网络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越多,使之生活更简便、实用,其所谓服务价值越高,也是用户所期望的“值”。即模型中M与n1、n2、n3…一比值越低,用户支付的“M”越有价值,反之则越没有价值。
以珠海为例,目前,珠海市数字电视服务平台向用户提供的产品(内容服务)主要包括数字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政务与资讯和准视频点播。
数字电视节目:提供基本节目60套,付费电视节目43套。
广播节目:提供13套音频广播节目。
政务与资讯:有广东视窗、珠海政务、股票信息、资讯广场等信息服务。
准视频点播:目前设置了新闻点播、家庭影院、电视剧场3个版块。
但是这些服务是不是就够了呢?在现有的M值下,如何实现更多的n1、n2、n3……是中国所有数字电视传输网络都在努力探索的一个课题。这个简单的模型回归到现实中,就不得不面对现有台网暧昧关系下城市数字电视网络经营的种种瓶颈与尴尬。
有线网经营四大瓶颈
作为城市有线电视网络的从业者,我们应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而是网络公司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即在目前国内“三网”并存的局面下,有线运营商除了节目传输优势外,其他服务严重不足的问题。
1、台网暧昧关系制约发展
所谓城市有线网的“先天不足”,就是台网关系一直没扯清楚,这种“暧昧”影响了网络的自我生存与发展。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现有体制下,一旦完全实施市场化,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城市电视台的生存能力非常脆弱。广电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但是我们真正理清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了吗?实际上,城市电视台往往一味追求规模,把办节目的多少作为评价工作业绩的标准,如果经费不足就用网络收入来补贴,也就是常说的挪西墙补东墙。这种台网不分的现状,既不能真正办好一家电视台(何况城市电视台都有几个自办频道,一个频道相当于一个小台)。又不能让网络依靠自身的“造血功能”加速发展。
以珠海台为例,珠海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主要承担产业发展功能,为珠海台的宣传工作和事业建设提供经济来源与支撑。由于珠海台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贷款包袱,并承担着连续8年上缴珠海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基金的任务,因此每当电视台的宣传工作和事业建设资金遇到困难时,只能通过不断增加网络公司上缴经费额度来解决,网络公司由于自身的发展缺乏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予以保障,最终将出现“竭泽而渔”的结果。此外,虽然作为独立法人企业,但在电视台事业单位的体制下,网络公司套用的仍然是事业单位的用人、分配、运行机制。长此以往,使员工养成“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思想惰性,难以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企业最终丧失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2、资金链条脆弱
珠海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是在原有线电视台网络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初建设有线网主要是依靠商业贷款起步,逐步发展,但至今资金的匮乏还在影响网络公司自身的建设与成长,而这几乎是全国城市数字电视网络发展中的通病。
珠海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面临的资金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融资的还本付息压力:香洲区城区20万台机顶盒和珠海市数字电视服务平台建设总融资额约为2亿元,从2007年开始,网络公司未来5年内每年需向投资方支付还本资金约2500万元。二是上缴电视台宣传经费的压力:今年电视台给网络公司下达的上缴任务是2800万元。以上两项合计为5300万元,而网络公司2008年的预算收入也不过1亿元。
那么,该如何解决网络公司发展的资金问题呢?首先要确保数字电视网络收入不挪做他用,应主要用来发展有线电视网络,这是数字电视网络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要充分进行市场化的融资。
3、市场化艰难
一个因应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数字电视网络,由于它产生于一块特殊的土壤――电视,而电视又属于宣传文化管理范畴,因而就注定了其市场化的艰难。
IPTV和直播卫星的兴起,给各网络公司带来了直接的竞争压力。在我国各城市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期间,电信的IPTV也在全国推进,广东的珠海、中山、佛山已开始进入商业应用阶段;同时,全国广电行业内外已经形成多种产品争夺与瓜分有线电视用户的竞争格局。珠海市在推进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过程中,就出现了有线电视用户流失的情况。
市场竞争,有压力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加强业内及与其他相关产业部门的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愿望播种在电视这块土壤里,往往只能是一厢情愿。因此要推进网络公司的市场化合作,恐怕要先把网络公司的经营和电视的宣传功能区分开来才行。
4、“正副业”不分
什么是网络传输的“正业”与“副业”,是广电首先应弄清楚的命题。从常态来看,网络的建设与维护似乎是“正业”,但恰恰相反,网络的建设与维护只是“副业”,而网络的经营,即如何开发利用好网络才是“正业”。把“正业”摆在最核心的位置,网络公司的发展才能走上正道。
求发展,重点突破台网关系!
1、厘清台网关系是当务之急
厘清台网关系并不是撇开电视台,单纯谈数字电视网络的发展,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我国,各城市电视台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依赖数字电视网络。数字电视网络脱胎于有线电视传输网络, 目前提供的主要服务也是传输电视节目,在这种背景下,台与网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从数字电视网络的长远发展看,台与网只应是投资人和实体的关系,根据《关于珠海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要求,“珠海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逐步改造为股份制公司,待时机成熟,争取上市,推动网络资产的保值增值”。这应该是城市数字电视网络的真正归宿。
2、网络建设维护与经营分开
珠海网络公司内部的运营体系包括技术支撑、内容支持、运营支撑和市场运营管理等方面,目前是以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方式运作。市场营销部负责市场营销的策划与推广,及付费节目和各项增值业务的引进和运营;运营支撑部负责平台建设的技术规划及选型、CA的技术支持、SMS用户管理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及新增值应用技术的研发和内容制作;播控部负责前端的运行维护;传输部负责网络的规划与建设,及干线网络维护;营业部负责收费管理;管维部负责用户有线电视的安装和维护;呼叫中心负责用户投诉的受理和处理,并监管营业部和管维部等客户服务部门的服务质量。
从发展的角度看,网络公司要建立类似于ISO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公司管理,一方面要把网络建设、维护、传输做好,另一方面要强化网络运营。
而社会力量参与网络公司运营主要采用项目合作方式。如,过去珠海平台建设和整体转换中免费为用户配置机顶盒的资金,就是通过社会融资方式予以解决,付费节目的采购与推广、增值业务的拓展等均采用了合作营销的方式进行。将来,必须加快网络运营步伐,如加快电视的推广、信息服务的多元化、有线数字电视卡的一卡多用、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时效性和实用性,等等。
3、推进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改造是拓宽广电事业发展的融资渠道、打破资金瓶颈的有效手段。在网络公司改制过程中,可以实现电视台历史负债的一次性剥离,有利于电视台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谋求新发展。
股份制改造有利于网络公司减轻现有的运营成本负担,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管理要求的运行机制。改制后的网络公司对数字电视投资方还本付息的成本,以及上缴电视台的宣传经费都将转换为对股东的分红,将运营的成本转换成对利润的分配,有利于公司的健康成长和长期发展。
股份制改造是分担经营风险的积极措施。在利益分配比例上,以投入的股本比例为依据,按国家政策规定,投资方的股权比例不能高于49%。同时,利益分配的多少还将以公司的经营成果为依据,而投资方从合作转换为合资后,需直接参与经营,因此要共同承担经营风险。
4、优化机制
1.1已获命名的模范城市分布特征
已获命名的模范城市大部分聚集在中国东部省份,东部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环保意识强,创建活动卓有成效,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四个省份模范城市数量占全国的71%;中部地区自然禀赋不佳,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创建成功的模范城市数量较少,且一般都是产业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成都、嘉峪关、克拉玛依等。模范城市的地域分布一是与经济实力相关,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能力在环境建设、污染防治方面投入资金推动环保发展;二是与产业结构有关,重工业城市比低耗能低污染产业结构的城市创建难度更大;三是与自然条件有关,气候湿润、地势平坦、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在创建过程中更有优势。
1.2目前正在创建城市的分布特征
全国目前还有近百个城市正在创建过程中,尚未获得命名,这些城市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部地区创模热情依旧踊跃,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创建城市数量在全国仍旧靠前;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省份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支持下,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创建的城市,如湖北的鄂州、咸宁、荆门、十堰,湖南的株洲、岳阳、怀化,河南的漯河、南阳、洛阳,山西的侯马、孝义、临汾、忻州,安徽的宣城、池州等城市;西部地区创模热情日益高涨,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西宁、咸阳、拉萨、张掖、吴忠、遂宁、崇州、巴中、攀枝花以及贵阳、遵义等一大批城市迎难而上,正在全力开展创建活动,并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贵州、福建等省份以创建生态省为目标,出现全省多市同创局面。
1.3创模活动的分布格局
从各区域创模城市数量统计来看,创模活动的重心已经有所转移。华东和华南地区模范城市数量遥遥领先,但正在创建的城市数量领先优势已不明显。华北、西南等中西部地区创建热度提高。正在创建的城市与已获命名的模范城市相比,一是正在由东部向东西部转移,二是集聚性减弱,城市空间分布逐渐分散。这说明环保理念已经深入全国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实力增强,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创建活动。创模城市空间分布与中国城镇化格局密切相关。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国构建以路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的“三横两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形成21个大城市群。从图7可看出,创模活动已全部覆盖中国21个大城市群。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政府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加强,能够意识到良好的环境质量给城市发展带来的活力,积极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作为平台推动城市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2创模主要经验
2.1环保优先,强化生态建设
模范城市发展秉持“环境优化增长”理念,积极发挥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促进的一面,通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城市环境竞争力,腾出环境容量,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的城市“重规划”,如肇庆市通过制定地级市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利用资源环境承载力,严格落实生态分区控制,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有的城市“重保护”,如桂林市为保护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漓江,严格控制漓江上游新污染源产生,对漓江支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确保漓江水质处于良好状况;有的城市“重建设”,从无到有,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如惠州市,发挥自然优势大力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建成国家、省、市三级自然保护区36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12个,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9.6%。
2.2转型升级,促进协调发展
模范城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天津滨海新区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积极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天航空、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高附加值、消耗低、污染小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高质高新化转变;富阳市根据城市产业基础,发展循环经济,造纸企业均以废纸为主要材料,每年节约木材2000余万立方米,形成了一整套循环发展的新模式;嘉峪关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展光电、光热等高效益、低污染清洁能源项目。
2.3攻坚克难,解决重点难题
模范城市自身情况不同,在创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难题也不同,模范城市针对自身特点和突出环境问题,集中力量开展治理。如长春市作为北方工业大市,大气污染严重状况由来已久,通过开展重点行业整治、燃煤锅炉治理、工业VOCs治理、机动车治理、扬尘综合整治、清洁能源推广和改造等措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庆市渝北区和北碚区以“截污控源、清除污物、生态恢复、水清达标”的综合治理思路,实施处理污水垃圾、取缔养殖污染、防治工业污染、清除河道淤泥、清运堆积垃圾和修复生态环境等5700个子项目,全面改善次级河流水质。
2.4管理创新,提高环保能力
通过创模,城市不断加大环保能力建设,探索环保管理新方法,完善环保监管网络,环境管理向“规范化、精细化、网格化、效能化”发展。如常熟市通过建设工业污染源远程监控系统、重点企业IC卡总量控制系统、环境质量预警监控系统等,逐步实现由人工管理向信息化、精细化管理转变;东营市采取人机结合、以机为主、生物辅助的环境监控模式,建设集数字化、视频化、智能化为一体的环境信息监管平台,实现信息采集、存储管理、污染源控制和环境决策的统一管理。
3建议
(1)党的十提出美丽中国的愿景,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城市应以创模为平台,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立起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在创模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将环境优先理念贯穿于政府决策全过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创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促使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机融合。
(2)环境安全是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生命线,一旦发生重大、特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或者有重大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案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将被取消。无论是创模城市还是持续改进的模范城市,都应将环境安全置于首位。调整城市布局,消除布局性风险。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强危险废物、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的全过程监管,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切实保障城市安全。
(3)创模的核心任务是营造良好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是创模指标体系的核心,也正是很多城市环保工作的难点。城市应找准环境短板,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城市环境污染的原因往往较为多元,应采取综合性措施多管齐下,努力解决直接影响群众健康、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并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重点解决好噪声、生活垃圾、施工扬尘、河道污染、机动车尾气、餐饮业油烟等群众密切关心的环境问题,通过创模提升城市整体品质。
(4)创模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已获命名的城市需要持续改善,尚未命名的城市需要根据差距长期投入长期推进。城市要将创模各环节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持续解决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环境问题。尤其是环境质量等指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善,需要城市长期扎实工作才能稳步推进,对于工业污染防治等薄弱环节,需要创新环境管理方法,加强环境监管。同时创建过程要有前瞻性,不仅要考虑到当前迫切解决的环境问题,更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预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提前预防提前解决。
4结语
关键词:数字城市城市管理信息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白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城市经济的外向度和城市开放度不断提高,经济日益国际化,有力地促进了白城城市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也积极推动了白城经济的国际化。在这一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愈发重要,并面临着新的课题、新要求。白城移动通信分公司作为通信业主导运营商,几年来,始终以“创世界一流通信企业”为奋斗目标,以“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为企业使命,不断加大网络投资,扩大客户规模,目前网上用户已达到115万户,先后引进10个亿资金用于通信建设,全市已建有651座基站,交换机容量达到100万门,公司年均向地方纳税近2000万元。为回报社会,加快我市数字城市建设、发展与管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白城的数字城市化超前发展作出我们的最大贡献,让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一、多内涵的“数字城市”概念
“数字城市”的概念来源于“数字地球”,它是“数字地球”的理念在城市的引用、延伸和拓展。由于在理解层面和切入角度上的差异,目前仍很难对“数字城市”内涵作确切的定义。但随着对“数字城市”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它的认识将会逐渐趋向统一,并形成对它的标准定义。
从广义上讲,“数字城市”是指信息化的城市,它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概念是一致的。所谓“数字城市”或城市的信息化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要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全部过程。
二、建设“数字城市”的重要意义
第一,建设“数字城市”有利于实施科教兴市的战略。“数字城市”是科教兴市的重要内容,是科教兴市的开路先锋。通过建设“数字城市”,可以加速新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扩散,充分发挥信息化影响面广、渗透性强的效应,极大地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二,建设“数字城市”有利于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集中体现,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通过建设“数字城市”,能形成以信息加工与服务为主体的信息产业,同时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建设“数字城市”有利于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数字城市”是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建设“数字城市”,能使城市超越资源的约束,突破时空的限制,改变城市的集聚和扩散过程以及空间分布结构,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高效运转,从而大大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由此可见,“数字城市”的研究和建设对未来城市的形态与发展会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数字城市”不仅体现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更涉及到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很多发展和管理理念,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组织体系的改革。
三、建设“数字城市与管理”有力依据
(一)数字化城市管理是基于移动通信网路、行业终端(含数字城管终端应用软件)和政府内部办公系统,通过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单元网络数据、管理部件数据、地理编码数据等多种数据资源的信息共享、协同工作,实现对城市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管理和预警。
(二)为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部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数字城市化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等方面,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推广数字城市管理新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此,为我们发展数字城管提供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全国这次机遇,加快数字城管建设。
(三)在数字城管中,我们有借鉴的成功经验,扬市是通过国家验收第一个数字化城管的省辖市,通过数字化城管正常运行和有效管理,提升了城市管理的科学水平,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目前我市珲春市是建设厅第三批数字城管的试点城市,珲春数字城管建设内容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数字城市管理组织机构体系;城市管理数据库;数字城市管理应用系统;监督评价体系;实现街面管理、社会服务、施政设施监督等管理业务数字化、信息化。
四、白城发展数字城市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信息资源的共享观念
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信息资源共享是文献载体的共享,共享成本过高,造成共享只能在一定区域和部门中进行。而在网络环境下,信息异地传播的成本将极大降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由于各自为政、只想分享他人资源而独享自有资源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严重阻碍着共享共建的实现,即使有所谓的“共享”,实际上也只是一种稍高层次的重复浪费。
(二)现势性差,缺乏有效的更新机制
信息资源的共享,要有信息生命周期的认识,要对信息生命周期进行过程管理,进行有效的信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管理政策在指导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同时,也构成了信息资源管理的保障环境。同时,迫切需要有关的法律和政策配套,使信息资源共享有法可依。
(三)缺乏可操作性的数据交换标准
没有统一标准化的数据,就没有实现信息资源交换的基础,许多国家级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之间,还存在不一致性,而且就这些标准而言,有的适用范围较为宏观,有的分类和编码体系非常庞大,因而不能完全适用于作为小尺度区域的地方实际情况,非常有必要汇编和适当修订这些标准,形成适用于不同地方不同区域的地理数据交换标准。
五、发展白城数字城市的思考
针对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白城为保障地理信息交换共享的顺利实现,可以采用系列共建共享的原则性思路。
(一)围绕数据交换与共享,整合现有资源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要把握住总体规划、分步建设的原则,然而各委办局、各部门把自己原来拥有和不断产生的诸多数据,改造为能够在交换中心共享、交换的数据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诸多数据之中选择哪些数据优先进行交换与共享,这涉及到数据整理、编目、共享数据库建设和统一定位、统一标准等。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以应用原则为标准,来选取各委办局、各部门的优先共享数据。
(二)统一基础地理数据平台
在交换共享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是:务必确保所有参与数据共享的部门,都要在统一规定的地理基础或数字地理底图上实现数据规范化的地理信息共享。
(三)遵循统一的数据标准
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取得的创新成果融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合。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 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 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 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 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 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 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一)文化产业布局中轴的选择
1.轴的选择依据
选择我国文化产业空间开发与布局轴线,是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阶段和空间布局结构的充分认识,也是从战略角度对我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安排与规划。文化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是区域文化经济空间存在的根本所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客观存在,而不流动性要素决定了流动性要素的流动趋向和集中程度[4]。产业轴线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不同层级的产业轴线促使了点点、区区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交换,而其空间意义体现为生产要素的空间载体或者生产要素空间集聚带,在不同的轴带上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生产要素结构形态。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布局轴线的界定应充分考虑各地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结构和流动性程度的差异。
2.轴的选择
文化生产要素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地理区位有着密切联系。按照梯度转移理论及现代区域经济有关研究,我国呈现出三大经济要素梯队,即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要素发展水平依次成递减规律。三大地区生产要素结构不同。如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水平最高地带集中了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对地区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很大,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市场化程度低,资本、技术等要素较为欠缺,生产要素水平较低,但西部地区文化资源丰厚,是其发展和竞争的的优势所在。因此,从横向来看,三大经济梯队体现着不同的生产要素结构,可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空间横向划分的宏观纵轴。再从纵向来看,我国有南北两大河流横贯我国东西地区,横跨我国主要经济大省和中心城市。黄河流域和长江沿岸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已历史性地成为我国高密度经济走廊,地区人口密度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生产要素聚集地带,并且自西至东文化资源丰厚度依次递减,技术、资本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呈逆向分布。因此,以黄河流域、长江沿岸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横轴。综上,形成了我国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三纵二横”发展轴线。
(二)文化产业布局中点的选择
1.点的选择依据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产业聚集是其基本特征。这充分体现在文化产业尤其是现代文化产业对数字技术、资本、创意人才的高度依赖性上。当前城市中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以及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基地的大量开发和建设正是文化产业集聚特性的充分体现。同时,文化产业具有依附性,即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文化消费品是满足人们精神消费需求,是直接面对市场、面对消费者的[4]。无疑,城市是人口聚集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满足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依赖性和依附性需求,文化产业节点的选择必然是对能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空间的选择。
2.点的选择
由于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地理区位不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性,直接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横向比较,则一因城市数量众多,比较程序繁琐且复杂,二因直接横向比较必然导致因城市经济发展与区位的不平衡性带来的文化产业节点选择的空间不平衡性。因此,本文以省(直辖市)为单位,对省内主要城市进行纵向比较,选择出各省文化产业中心城市作为宏观布局中的“点”,从而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在选择文化产业节点时笔者考虑以下指标作为选择依据:文化产业产值,反应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与水平;GDP,反应城市经济实力与生产要素水平;交通水平,城市经济辐射能力。通过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中主要发展城市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文化产业节点与省会城市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作为省会中心城市,集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等优势于一身,是文化产业中心节点的首要选择。
3.我国文化产业空间点轴布局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确定发展轴线以及对轴线上的“点”进行重点开发[2]。从纵轴依次来看,东部纵轴集中了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厦门、深圳等城市,成为东部梯队重要文化产业布局节点;中部梯队集中了太原、武汉、长沙、南宁等主要文化产业节点;西部梯队则主要集中了银川、成都、昆明等文化产业节点。从横轴来看,北轴线上分布了西宁、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等文化产业节点;南轴线上分布了成都、重庆、武汉、上海等文化产业节点。从全局来看,三纵两横及轴带上的节点共同形成了我国文化产业基本空间布局结构。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只从宏观角度选取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节点和主轴线,暂不对各区域文化产业次级节点、次级轴线及其组合的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与展示。
二、对我国东、中、西部文化产业集聚区战略布局的规划建议
基于点轴理论,打造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区和增长极,是推动各地区文化产业渐进式发展,构建我国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途径。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打造关键要考虑其可行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讲,文化产业集聚区的选择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文化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主要是各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平衡性问题;二是考虑文化产业集聚区内节点的层级性、丰富性程度及文化要素水平等。综合两方面的考虑以及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布局结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可形成六大集聚产业带:即东部的环渤海文化产业带、长三角文化产业带;珠三角文化产业带;中部的中原文化产业带;西部的西北文化产业带和西南文化产业带。
(一)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带
从东部梯队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三大经济圈,即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作为东部沿海三大经济战略阵地,资本、高新技术、人才、现代化基础设施、交通等要素极其丰裕,且三大经济圈从北至南依次排开,空间分布具有平衡性。东部沿海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三大经济圈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支柱性产业。其中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其2012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高达12.3%,提前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三大经济圈区位及经济圈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空间环境,依据经济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应努力打造以北京为中心节点,以天津、济南、青岛、沈阳、大连等为次级节点的环渤海文化产业带;努力打造以上海为中心节点,以南京、杭州、苏州等为次级节点的长三角文化产业带;努力打造以广州、深圳为中心节点,以珠海、东莞为次级节点的珠三角文化产业带,形成我国东部地区三大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战略布局。
(二)中西部文化产业带
两横两纵成“井”字状要素轴线贯穿了整个中西部地区。从空间布局的角度看,纵横交叉的交点是连接各区域的枢纽,四大枢纽成“口”字形将整个中西部地区构成一个区域整体。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具有独特区位优势的交点往往成为各要素聚集与扩散的中心,该区域易形成以枢纽为中心,以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效应为内在动力,以各个干线作为要素流动轴线的经济增长极。从文化产业节点来看,中部地区文化产业节点沿主轴线呈线状分布,南北跨度较大。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节点呈南北两地分布。综合空间布局、经济发展及节点分布因素,我国中西部地区可以打造三大产业集聚区,即中部文化产业带、西北文化产业带和西南文化产业带。
1.中部文化产业带
中部地区文化产业节点南北分布。郑州和武汉处于中部核心区且是轴带的交点。郑州是我国中原经济中心城市,文化历史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河南省致力于将郑州打造为中原区域文化中心,形成中原文化产业要素集聚高地。武汉作为全国特大城市,有“九省通衢”之称,且方圆400公里内涵盖40多个大中城市,经济辐射力很强。近年来,武汉紧抓文化和科技融合机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到2015年实现总收入3000亿元,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10%左右,致力打造“创意之都”。长沙市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之一。2011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出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0%。演艺、动漫、广电、出版四大湘军产业的异军突起使得以长沙为代表的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考虑到中部地区的特殊性,中部文化产业集聚区应该打造以郑州、武汉、长沙为核心增长极,以郑州为核心节点,向北辐射太原、呼和浩特等次级节点,以武汉、长沙为核心节点向南辐射南昌、南宁等次级节点,加强郑州、武汉、长沙三大增长极的联动,从而带动整个中部地区南北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2.西部文化产业带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特殊产业,对生产要素结构需求有较大弹性。文化、资本、技术等要素结构的不同,文化产业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西部地区在技术、资本、信息等要素欠缺的历史背景下,依托文化历史资源、自然资源等禀赋,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旅游产业已然成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产业。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节点有两大聚集区,北部主要包括甘肃、西安、银川、西宁等节点,南部主要包括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拉萨等节点。其中,西安、成都和重庆分别为轴带交叉点。西安是我国西北人口超大城市和建设中的外向型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2011年西安全市旅游业增加值约占GDP的8.5%,明显高于全国的4%。重庆和成都是我国西南地区经济重镇和交通枢纽。2011年,其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5%、8.45%。因此,根据我国西部地区地理特性、要素水平及文化产业节点的空间布局形态,可打造西北、西南两大文化产业集聚区,分别建立以西安为核心节点,以甘肃、银川、西宁为次级节点的西北文化产业带;以成渝为核心节点,以贵阳、昆明、拉萨等为次级节点的西南文化产业带,发挥南北两大文化产业集聚区的聚集和扩散能力,带动整个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
三、结束语
本刊近日专访了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皮定均,听他讲述了“朝阳模式”探寻摸索的过程。
不能生搬硬套固有模式
《新经济导刊》:朝阳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数字城管”方面的工作的?至今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皮定均:朝阳区从2005年7月起启动了“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我们的工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总体来说,2005年11月建立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2006年3月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验收,2007年10月开始实行“数字化为民服务”,2009年10月推进文明城区建设,2010年7月开始推进“数字化服务管理”。
《新经济导刊》: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朝阳模式”这样一条建设路径?
皮定均:“社会化”是“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的精髓所在。
“东城模式”是在政府内部增加了一个监督机构,但是,朝阳区的特点在于,城乡面积是东城区的20倍,政府力量仅有其十分之一。东城区和西城区都是首都的核心区,政府力量足够了,不用发挥社会的作用。而朝阳区则必须在吸取东城模式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社会的作用。
因此,在东城区“网格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将监督机制延伸到了社会,积极推进“大社会、小政府;大管理,小执法”,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强调“执法要归位,管理要到位”。
当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生搬硬套固有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阳模式”仅仅是一个发展较为全面、仍需不断进步的现代城市数字化管理模式,具体到其他城市,则需要在“朝阳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与发现。
《新经济导刊》:在探寻摸索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阶段性的争议?又是怎么解决的?
皮定均:朝阳区运用新模式推进主体结构的科学化,提出了“三个目标”。其中,“长期目标”是建立在科学计划基础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也就是充分利用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的成果,逐步完善在现代数据管理体系基础上政府科学决策的支持机构,努力推进宏观经济社会管理的数量化、精细化,积极促进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步加大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和必要资源的配置,逐步建立在科学计划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模式。
对于这个“长期目标”,也曾出现过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似乎有些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我说,表面看好像是,但本质是不同的。过去的计划经济是拍脑门的计划,而我们是依托数字化的城市管理系统,可以实现科学计划。所谓科学计划,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协调发展。
《新经济导刊》:在您看来,朝阳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皮定均:“朝阳模式”是积极推进“大社会、小政府;大管理,小执法”,也就是说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同时执法要归位,管理要到位。我们提出,管理要大于80%――这就是“朝阳模式”最核心的地方。即和传统体制的区别就在于主体的变化。其实,社会发展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也是一样,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变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结构的变革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在现有机制框架内逐步变更
《新经济导刊》:在“朝阳模式“的探索过程中,上级领导给予了怎样的重要支持?
皮定均:说实话,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因为,尽管我们对这个发展方向心里是有数的,但是没想到会走这么快。我曾跟同事们开玩笑说,这五年把我十年的工作都做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都是朝阳区的书记、区长拿着鞭子“抽”着我们走。
我认为,朝阳“全模式”真正的主导者是陈刚书记、程连元区长,如果没有两位主要领导的战略眼光,这个模式根本建立不起来。可以说,从开始的设计者,到后来的主导者,应该说都是陈刚书记、程连元区长。说这个话我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领导才这么说。
《新经济导刊》: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皮定均:我们最开始是11个街道办事处,也就是三环路以内的街道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纳入不到半年,陈刚书记对我说,你们要把农村也要纳入进来。当时,他还是朝阳区的区长。之后我在汇报中建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把一期的建设做扎实,取得明显成绩了再推进;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扩展,将农村纳入数字城管系统。而我自己是倾向于进行一期建设的,这样自然形成可能效果会好些。陈刚书记没有立刻给我答复,隔了两三个星期又召开区长办公会,正式宣布从那时开始将农村纳入数字化管理体系。
朝阳区区长程连元曾经担任雪花集团的总经理、市工业局的局长。他对企业的标准化、规范化这套管理非常熟悉,所以对这一块尤其关注。他一直强调“必须把各项工作都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但当时很多部门领导并不理解,因此动作也不快,落实不力。有一次程连元区长还专门把我们一批部门负责人找去开会讨论。我想,这是领导催着我们走,有阻力我们也必须得冲破阻力。
与此同时,北京市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进行了重要指导。比如,分管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的市委常委梁伟,就大胆鼓励我们将“符合朝阳特点的现代城市公共治理模式的探索”总结为“朝阳模式”,便于与其他城市积极分享经验。
《新经济导刊》:对于“朝阳模式”的推广,您有何体会?
皮定均:对于“朝阳模式”,建设部曾经让我们去南宁、成都、重庆、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城市讲解。介绍完整个模式之后,他们都说好,但同时表示,这个模式只能是书记、市长了解了才能做进一步的推进。因为“朝阳模式”整个系统的架构太过复杂,整体了解起来非常费劲,所以他们有点“望洋兴叹”的感觉。
现在,“朝阳模式”在全国的影响已经有了,但要真正推广,难度也不是没有。“朝阳模式”要在当地城市得到推广,必然要这个城市或城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从战略思维上认识了了解了才行,而且需要整个领导班子的全力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我真的很感谢陈刚书记、程连元区长等上级领导给予我们工作的支持。
《新经济导刊》:“朝阳模式”能够给其他城市提供怎样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