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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必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按照三次产业划分,金融业只是第三产业服务业中的一类,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又让人不得不将金融业从普通服务行业中单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配对的一个术语,虽然其定义和范围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虚拟经济与金融业基本对等的这个结论还是能够被普遍认同的。虚拟经济这个词汇的出现,一方面突出了金融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却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界限划得更清了,使人们越来越容易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忘记了金融本应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职能。金融的“完全虚化”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稳定,事实上对整个宏观经济体系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例如,近年来较快的货币扩张政策并未给实体经济带来多少裨益,全国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面临缺贷、愁贷甚至求贷的境况,人们不禁要问:“钱都去哪了。”金融业越来越喜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娱自乐的王国,希望资金在这个闭环里“空转”,造成新增信贷因“挤出效应”而并未落实到产业升级、企业更新换代等关键领域。同时,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并没有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各项“扶小扶弱”政策的出台而降低。与“高大上”的金融机构相比,实业的利润率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做实业?每个企业家都想摇身一变,变成银行家。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迟早有一天是要出事的。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只能是“无源之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金融改革段落中,第一句就直接点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告诉大家金融改革和发展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首要目的推进。同时,在段落的最后,又提出了构建普惠型金融体系,“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再一次回答了金融业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普惠金融,也称包容性金融,起源于“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生来就应该被赋予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的观念。受制于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受限等客观因素,很多人群和地区常常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难以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就是让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全方位和可持续地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不同于金融扶贫,不是简单的救助,更不是施舍,而是强调运用金融手段、发挥金融机制,通过服务下沉来实现双方的共赢。对一部分金融机构而言,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普惠金融可能是其重要的转型方向和抓手。而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而言,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将为其营造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体系。
第二条主线是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理念,是指导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这就要求金融改革也必须沿着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前行。与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样,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是要理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合理的市场机制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引擎,而政府只是剂和填充液。在建立市场化机制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项具体内容,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利率是资金要素的价格,是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和金融机制发挥能效的基础。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空间逐渐扩大,目前只剩下存款利率还未完全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带来中国银行业的一场大变革,失去利率“剪刀差”的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有竞争就会分胜负,当出现失败者的时候,谁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最后买单人不再是政府,而是应该建立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随着央行逐步淡出外汇市场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的态势基本形成,外汇市场的自我平衡机制和修复能力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市场机制下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而是要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该管的不仅要管,更要管好,不该管的就要坚决让位,逐步还给市场。“发挥好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是指政府通过补贴等优惠政策,运用金融机制实现其政策意图,履行政府应有的职能。新型城镇化、“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一些关乎民生的中央重大战略部署,都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中长期性的资金支持,而在其中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是先导性力量。同时,在一些能够放开的领域,政府必须坚决地退出,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简政放权。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监管者的职能应该逐步从审核领域脱离出来,将主要精力放在政策制定、法规建设、日常监管等营造行业健康发展环境的工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就是把股票发行的权利交还给市场,监管机构不再对股票的投资价值做实质性判断,让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决定股票的发行及其价格。注册制改革使市场参与主体各自的责任归位,倒逼自我约束的加强,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便利性,有利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转变扶贫认知能力,消除致贫因素
“精准识别的时候,为了争当贫困户,一些非贫困户天天到村委上演闹剧,被评上的贫困户还以此为荣。”
“就算你给他十头牛,如果他自己不想发展,天天坐在墙根晒太阳,等这几头牛卖了,钱花光了,还是啥都没有,很容易返贫。”
“一些贫困户甚至认为,政府反正要给我们东西,饿不死。”
《经济》记者在采访和调研时发现,部分第一书记反映贫困村脱贫的难点在于贫困户对于扶贫的认知能力有误区,内生动力不足。对他们的帮扶越多,带出的懒人也越多。
国务院扶贫中心原副主任何晓军对《经济》记者说:“脱贫的最终目标是让贫困户有能力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帮他发展。如果贫困户不具备发展的能力,你只能像保姆一样,是难以持久的。20多年前,我们的扶贫投入还不多,当时老百姓为了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后代的发展,主动提出卖掉自家唯一的牛,甘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虽然这种行为并不值得鼓励。但现在有些情况的确需要我们反思。以前贫困户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现在是宁肯受穷不愿受累。因此,现在我们的帮扶需要更注重长远效益,为贫困户提供信息、政策、技术的外部支持,但一定要让贫困群众认识到自己才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主人,是发展的主体。同时,提倡项目要有一定的竞争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让他们自己学会在深海里游泳。”
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区域的减贫与脱贫,既需要外部的帮扶,更需要自身内在的动力。吉首大学扶贫与发展“2011协同创新”中心冷志明和殷强认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要致力于消除各种致贫因素,如能力、生态、空间、文化、经济等致贫因子对减贫脱贫的制约,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企I和产业培育、空间格局优化、软环境建设等提升帮扶对象的自身减贫脱贫能力。
激发农民创造能力,避免大包大揽
“穷则思变,温州人当年如果不是借助改革开放,观念大胆又有经商的理念,说不定今天还是一个穷困的渔港小城。目前,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穷惯了,又比较恋家,不愿走出去接受新鲜事物,缺乏敢闯敢拼的精神,因此扶贫需要从思想观念上对贫困户进行鼓励、示范和引导,但决不是包办。”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祖麟说。
施祖麟向记者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以前我到贵州时,贵州农科院的老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通过亚洲银行贷款,帮助村民解决了自来水的问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环境。条件好的人家还盖起淋浴室,原来的泥路也修成了硬路,后来村民们又接受培训开始种果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村里订下村规,不能随便砍树。并且基于水资源管理的需求,计算出每方水多少钱,做到收支平衡。我们跟踪了两年,运行良好。”
兰州大学副校长高新才认为,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贫困人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从教育出发具备的基本知识能力,基于土地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产业的技术应用和管理能力、基于电子商务等的信息利用能力以及基于就业的社会参与能力和人才要求流动能力。
要提高贫困户的这些能力,并非一朝一夕。有些干部认为脱贫时间紧、任务重,不去认真倾听扶贫对象的想法和意愿,认为扶贫对象素质低、无需考虑其意愿和能力的想法和做法。表现上看,任务完成了,但实际上挫伤了扶贫对象自我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损害了扶贫对象未来发展的能力。
“因此,扶贫在发展产业项目,涉及百姓切身利益时,要仔细调研,充分沟通,征求民意,做好监督,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做出比较符合的项目和规划,这需要花不少时间,而且工作方法也要到位。不仅贫困户本身,农村干部以及帮扶书记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和培训,尤其是专业的培训,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何晓军强调。
优化评价标准,兼顾软环境建设
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对个人和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提出要求,同时也是考验政府、企业等帮扶主体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施祖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对扶贫干部的评价机制上,要综合全面,立足长期效应。否则,大干快上、盲目上项目的扶贫方式容易出现形式主义、数字化脱贫的现象。
脱贫有时间节点,干部驻村任期一般也只有1-3年,要想在短时间内干出成效,“上项目、搞产业等‘硬动作’看得到,能量化,实际上,创造和谐稳定、团结互助、正气文明、移风易俗的村风村貌等软环境也应被关注。”有些第一书记向记者表示。
关键词:农村金融改革,农业银行改革,邮储资金,政策性金融,农信社改革,农村金融机构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一、面向三农推进农业银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细节问题能否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之处,才是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差别所在。
细节一:农行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
例如,一位农行的客户是农村的城镇居民,他向某农行支行申请贷款40万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积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了拿到这笔贷款,他需要支付的费用有:一是评估费用,房产评估40万,评估费按评估值的0.4%收费,共计1600元;二是登记费用,房产抵押登记费130元,查档费400元,土地登记费100元,共计630元;三是保险费,按房地产评估额每年0.06%收,共计240元。以上费用总计约2470元,占贷款成本1.235%;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如银行上浮40%,则利率达10.458%,借款人实际支出成本约11.7%。农行针对个人的贷款利率和农信社差不多,比民间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农行的贷款不管额度大小,大部分要上报市分行审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审批,并且在审批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补充有关材料,不少贷款等审批下来,已经误了农时和生产旺季。农行要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还需要简化县域贷款的手续,否则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细节二:惜贷问题还有待解决。
近年来农行实行了较严的贷款问责制,导致部分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和信贷人员,在贷款发放方面存在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一些支行行长为避免贷款损失,年终被通报和扣奖金,不是看准了,有十分把握,宁愿不做贷款业务。
细节三:系统内上存问题。
农行存款的平均综合实际付息率约为1.27%,而系统内上存的平均利率为2.5%左右,能赚一个点以上的利差,并且几乎不用承担风险。我们都知道,涉农贷款风险一般较大,信用等级普遍较低,贷款风险系数较高,贷款利息收入扣除贷款营销费用以后,与系统内上存资金利息收入差距较小,而且还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一些基层支行不想也不敢发放涉农贷款,宁愿将资金转入系统内上存获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动营销贷款,去获取风险不确定的贷款利息收入。调研中了解到,某省农行存款相当于农信社的1.6倍,但支农贷款只有农信社的44%。农行改革的定位是“县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决系统内上存等细节问题,农行要想恢复在农村金融的龙头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细节四:农行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标准较高。
某县农行支行对有信贷关系的251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被评为A至AAA级的中小企业占37.45%,B级的占5.98%,C级以下的占55.38%。按照农行的有关制度规定,B级及以下的企业属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业,按照这个口径,该县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普遍偏低,很难从农行得到贷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严格的贷款问责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县域担保机制不健全,银监会规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贷款担保机构的注册资金应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必须是实缴资本,这对从事县域信贷担保的公司造成了冲击,一些资金实力较弱、贷款困难、真正需要担保的县域中小企业,往往无法进入担保公司的视野。如果不健全县域担保机制,就很难解决县域支行“惜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农行自身能解决了的。
二、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
2004年之后,农发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务领域逐步从产后的粮棉油收购等产后业务,扩展到产前和产中。
从2004年起,农发行开始市场化发债筹资,逐步摆脱了对央行再贷款的依赖。三年来已累计发债筹资4410亿元,累计归还再贷款2637亿元。另外,还通过开办同业拆借、组织企业贷款、与邮储办理协议存款等方式,开展市场化融资,降低了资金成本,改善了负债结构。
三、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
邮储银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为一家长期承担普遍服务职能的新企业,其优势十分明显:一是网点多,3.6万个网点,遍布全国2800多个县市;二是网络大,拥有全国一体化的电子网络,能够实现资金实时到帐;三是资金实力雄厚,存款余额1.6万亿,仅次于四大银行;四是客户群体广泛,绿卡近2亿;五是历史包袱轻,不良资产几乎为零等。
当然,邮储开展存单质押贷款业务,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人才储备不足,风险控制能力弱;邮政的全资子公司,来自股东的支持不够等。另外,邮储银行是一级法人体制,这种体制能否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还有待研究。
在农村,邮储和农行、农信社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都有大量网点,重点业务特别是零售业务基本上以吸收存款为主,客户以中低端客户为主,网络、客户和业务重合,如何在竞争中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等8省市,启动农信社改革试点,2004年8月在全国铺开。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末,已组建银行类金融机构93家。资本充足率从-8.45%提高到5.89%;不良贷款率从36.93%降至17.54%,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从2005年开始,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开始营利,结束了从1994年以来连续10年的亏损。
农信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个地区要有所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信社改革,可继续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经济发达地区,美欧等国社区银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在美国的农村,社区银行的数量很多,其营业机构数量占农村社区所有银行营业机构的58%,存款份额占49%。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社区再投资法》,鼓励社区银行的发展,美国还规定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不用交存款准备金,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在我国,如何建立一套适用社区银行发展的规章制度、监管机制和可供推广的操作性经验,对我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很重要。另外,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国家硬性规定:社区银行要有一个较大比例的储蓄资金,用在本地,同时社区要定义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否则将很难保证社区银行的资金不会流向工商业,不流向城市。对老少边穷、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农村山区的农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造,不能简单套用现代银行制度模式。
要尽快理顺省联社同县联社、信用社的管理体制,确保基层农信社的独立性,严禁上级联社指定下级联社负责人。省联社不能办成行政性管理机构,要在尊重法人经营权的前提下,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发挥人才、信息、管理上的优势,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机制,开发适应农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的系列金融产品;要重点发展金融咨询、、保管、担保和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加快银行卡联网,实现联合经营。
五、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2006年底,银监会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个省、区试点三类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将在全国各省、市积极稳步地推进试点,正在筹建当中的还有62家机构。
应该说,这是个好办法,但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团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组织)人士感到很遗憾,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论,比如NGO的小额信贷是否应该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过渡?如果能过渡将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
现在全国各地的小额信贷形式很多,差异很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一,银监会合作部将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发展小额信贷需要有个总体的规范。建议银监会制定一个“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指引”,并在实践中逐步规范。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在成立之初,要到银监会的县监管办备案,这样也便于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各地小额信贷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拓宽小额信贷融资渠道。股本融资是最好的融资渠道,但持有小额信贷机构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销售,所以投资者不会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股票感兴趣。国际经验证明,只有当小额信贷机构发育成熟并有一定的营利能力后,才有可能吸引社会投资者。考虑到我国尚未建立起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所以短期内小额信贷机构债券融资的前景不乐观。另外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贷款缺乏抵押物,虽然有预期的现金流,但信息不够充分,小额信贷顶多能算作关注贷款,想通过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目前还不现实。目前社会各界向小额信贷机构的投资大多被看作是一种公益行为,很少被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
[关键词] 海南省;贫困人口;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40 [文献标识码] B
20多年来,海南省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保持着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已从建国初期的国防前哨站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旅游度假胜地。截至2012年底,海南省GDP实现2855.3亿元,人均GDP达到5147美元。特别在2009年,海南省抓住机遇,全力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站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然而,仍有一批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法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益处,目前海南省贫困人口数为75万余人。这表明,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仍然是海南省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本文从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存在问题入手,提出对策建议。
一、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存在问题
截止2012年底,海南省共有20个行政区划。从贫困人口数量来看,截止2011年底,海南省为响应国家号召,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因此将扶贫标准从1393元增加到2650元,提高了90.2%,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40.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75.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29%。尽管多年来海南省在脱贫工作进程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总体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脱贫工作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贫困人口所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低
过去长期实行的救济式扶贫让海南贫困地区“习惯”等待国家援助资金,靠上级财政拨款,要扶贫资金,而不是自力更生求发展,自主发展能力低。2011年,海南省五个国家贫困重点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5251万元,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达699741万元,支出是收入的6.65倍,财政赤字达594490万元,财政自给率平均只有15.04%,同比海口市2011年财政自给率61.28%,相差46.24个百分点。在财政自给率指标上,财政自给率超过20%的县(市)只有五指山市,为22.18%;临高县和保亭县两者财政自给率基本持平,分别为17.25%和17.92%;白沙县的财政自给率最低,仅为9.02%;排在倒数第二是琼中县,为10.00%。贫困地区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关键在于自主发展水平能力的不断提高。海南省贫困地区财政自给率的低下,将拖累该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科教文卫、社会福利事业的向前发展,从而无法真正摆脱贫困。
(二)绝对贫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
在贫困程度的测算上,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区域内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可以直观反映该区域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是研究贫困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数据。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以2010和2011年为例,2010年海南省最低收入户、困难户和低收入户三者的食物支出和总支出之比为60.83%,2011该数据为58.03%。纵向比较,2011年海南省贫困户恩格尔系数为58.03%,相较于2010年60.83%,下降了2.8个百分点,反映了海南省这两年尽管仍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但在脱贫工作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横向比较,2010年和2011年海南省贫困户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0.83%和58.03%,均高于同年全国41.1%和40.4%的水平,分别多出19.73个百分点和17.63个百分点,说明海南省贫困户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生活标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基本生活缺少保障,生存受到一定威胁,绝对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三)贫困人口所在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投入偏低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在经济、旅游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脚步明显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段时期以来,海南省各级政府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投入的经费明显偏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2011年海南省地方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78%,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8.70%,此两项指标合计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3.48%,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低了17.92%。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会使扶贫重点县(市)贫困人口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生活质量难以保障。
二、海南省贫困人口因地制宜脱贫的对策
随着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海南省委省政府应抓住历史机遇,根据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存在问题,结合海南省发展实际,选择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脱贫对策建议。
(一)以资源优势促转变
针对当前海南省绝对贫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的问题,海南省应整合贫困地区现有的资源优势,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发展促使绝对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根本转变。总的来看,海南省贫困地区具备以下几个资源优势:一是土地和气候资源。海南省贫困县集中在中部五指山脉区域,实有耕地面积17.07万公顷,且海南省地处热带,农田终年可以种植,部分农作物可实现一年2至3次收获,是我国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最佳地方。二是矿产资源。海南省目前探明矿种共有88种,矿石产地320处,大部分都分布在贫困地区。此外,位于省级贫困重点县(市)东方市、以天然气产业为主的化工城已初具规模,其资源可成为推动海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三是交通便捷。海南省环岛高速公路1999年全线通行,贯穿白沙、昌江、东方、乐东等6个国家、省重点县。另外,粤海铁路的开通以及海口、三亚两座国际机场建设的不断完善,都表明海南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海、陆、空交通网络。只要充分认识、利用和发挥好这些自身资源优势,必将带动海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二)集中扶贫资金着力综合开发
在资金使用上,建议把各类扶贫资金集中起来,按照资金使用的不同途径,提高比例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科技推广和卫生、文化等事业上。其次,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负责统一协调各类扶贫资金的投放和使用,保证重点扶贫项目的实施。同时,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在下拨专项资金的使用上,改革海南省原有的项目审批制度,变上报审批为上报备案,适当地给贫困地区更多的自,从制度层面增加贫困群体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扩大他们的选择面,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直至脱贫致富。最后,海南省政府还应从反贫困的有效治理出发,将脱贫工作重点放在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和政府转型问题,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长效供给和安全保障。
(三)与时俱进创新扶贫开发模式
随着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旅游业被确定为海南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旅游扶贫在全省得到了重点发展。将国际旅游岛建设工程与脱贫工作有机结合,以旅游开发为载体,可以创造出以全行业旅游扶贫动员为特色的海南省旅游扶贫模式。其中,2012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海南省新设立的地级市行政机构三沙市,可作为旅游扶贫的重点项目,以海南省政府为主导,合理编制三沙市海洋相关规划,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结合三沙市自然资源特点,从生态的角度,以高端岛屿开发为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发挥海南省政府创新职能角色,对三沙市旅游业的发展给予适度的政策扶持,在财政补贴、银行信贷、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适度的优惠,以旅游扶贫来拓展贫困人口的发展空间。
(四)重视科技教育事业
脱贫工作还应重视海南省贫困地区科技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进一步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的成果,逐年减少新文盲的数量,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人口素质。要建立健全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转变机制,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队伍,开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乡服务活动,传授农技知识,推广实用技术,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科技培训体系,指导广大农民获取农技知识,真正掌握科学务农技术,成为能工巧匠和生产经营的领头人。政府要正确引导剩余劳动力转移,从事产品的储运、加工、销售及其他服务性行业,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各类人才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
综上所述,海南省现阶段贫困是由多个问题合力形成的贫困恶性循环。要想解决当前问题,必须对脱贫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以此为前提,透过多种视野,选择符合《纲要》要求的对策建议来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政策和具体项目的实施,向反贫困目标迈进,逐步缩小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之间的差距,最终从量变积累成质变,贫困现象得以消除,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蒋定之.2012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J].海南人大,2012(3):14-24
[2]廖宇航.海南省城镇贫困现象初探[J].农村金融,2012(2):76-79
[3]吴珏,谢祥项,范士陈.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旅游扶贫策略研究[J].特区经济,2011(5):156-157
说,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必须从更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量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要大力发展生产,特别要加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生产,认真落实支持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搞好产运销的衔接。二要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坚决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扩张,违规在建项目必须停建。三要加快健全储备体系,改进和完善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的方式,适当增加国内紧缺重要消费品的进口。四要把握好政府调价的时机和力度,必须调整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和公共服务收费也要从严控制,防止出现轮番涨价。五要健全大宗农产品、初级产品供求和价格变动的监测预警制度,做好市场供应和价格应急预案。六要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抓好教育收费、医药价格、农资价格及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七要及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特别要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确保他们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八要遏制生产资料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九要坚持执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物价问题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国家粮食库存充裕,主要工业消费品供大与求,只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上下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保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厉以宁:物价下半年可能回落
“我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在10%左右,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取决于粮食是否增产和国际油价是否上涨的因素。”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预测。
厉以宁说,今年经济增长8%可能最后挡不住。因为经济的运行有它的惯性。过去连续几年都在10%以上,积聚到现在,我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还会达到10%左右。8%的指标低了一点。
他认为,上半年物价可能不会下来,国家采取措施后,下半年的物价将会趋于平稳并有所回落,可能会达到总理提的指标。但是物价的走势还将取决于国际油价和粮食等因素。国际油价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如果油价继续上涨,而农业来能个大丰收,情况会好一点。但如果来个大洪水,大干旱,降低CPI就会有困难。“对农业没有太大把握。”
那么农业的情况到底怎样呢?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些投入能否保证物价的下降。
对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说,去年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553亿元,这个增长的比例相当大。今年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增加了1307亿元,几乎是翻了一番,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跨跃。完全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方针。中央一直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的财政安排完全体现了这一点。
物价上升趋势短期难扭转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我国当前出现的物价上涨的趋势很可能还会长期持续一段时间,国家应该从供给问题入手解决物价居高不下的难题,同时建议政府对受影响的低收入者提供收入补贴。
“供给不足是近期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并非仅仅是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李稻葵表示,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本身是供给过少造成的,政府应该抓住供给来解决当前物价上涨问题。他说,国际上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也在同时上涨,另一方面,国内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已经基本见底,部分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而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村地区经济有深刻影响,外出打工替代了大量普通农副业生产,养猪、种菜仅仅是其中之一。
他说,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物价水平很可能会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幅度。“物价已经进入了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这一趋势不太可能很快扭转。”
一、工作制度
(一)全局工作实行局长负总责。全局上下实行分级管理,局长对上级负责,对全面工作负责;其他班子成员对局长负责,对分管工作负责;股室负责人对分管领导负责,对股室工作负责;一般干部职工对股室负责人负责,对本职工作负责。
(二)工作报告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开展工作事前、事中、事后必须报告。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由局班子成员和各股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主要听取并研究每时段各项工作情况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因工作职能涉外审批事项先由相关职能股室、分管领导提出具体意见报经局长同意签字后办理。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执行环保“六项禁令”,严禁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确保政令畅通。
(三)目标管理责任制。全体在职工作人员实行定岗定责,严格按照规定的目标任务,认真抓落实,不折不扣完成。成立以局纪检组长为负责人的局绩效考核工作小组,负责绩效考核。在省、州业务评比及各类业务考核中获得名次的个人和股室,将给与奖励(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四)实行督查通报制。对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和干部职工到岗到位情况进行严格督促检查,实行一季一通报。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与干部职工绩效及年终考核评定挂钩。对不服从工作安排,不作为或乱作为,服务质量差,部门、企业、群众不满意,完不成工作任务,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扣发工作经费,并视其情节给予教育、通报批评直至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五)在工作中涉及业务重叠、职能共管的事项,遵循大局原则,加强配合,团结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工作职能及监管范围,规范操作,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打乱战”等现象发生。
二、考勤制度
(一)严格实行上班签到制。全局在职干部职工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时间上下班,采用指纹签到,每天签到2次(上午、下午各签1次)。未按时签到的视为迟到,未签到的视为旷工。旷工半天扣个人绩效工资50元,旷工一天扣个人绩效工资100元。(累计迟到3次算旷工一天;局要求参加的会议或活动的,未经请假的,每缺一次,算旷工一天)。
(二)严格请销假制度。因事或因病不能正常工作需请假者,必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紧急特殊情况事先电话报经局长批准,事后补办请假手续),假条交由局政工人事股留存,并报办公室备案。请假1天由股室负责人批准,请假2天由分管领导批准,班子成员需请假的及一般干部职工请假2天以上必须报局长批准(局长不在可由主持工作领导批准)。休年公休假以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根据工作紧缓,合理安排,休假前应提前向分管领导报计划,时间不能安排在年头年尾。
(三)请事假天数不得超过本人应享受的年公休假天数。凡需长期请病假者一律按永发(2005)44号文件执行。
(四)凡请假者假期满后应主动销假,对擅离职守或无故超假者一律以旷工论处。
(五)局政工人事股负责出勤登记和考核工作。每月底对出勤情况进行统计,报局纪检组长审核,审核后下月初公布,并将结果送财务室,财务室按实扣发绩效工资。
(六)上班期间因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受到上级相关部门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的,除按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外,每次扣发绩效工资2000元。
(七)局政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出勤考核以县政务管理中心下发的出勤考核管理制度为标准,被县政务中心取消当月绩效奖励的,扣除同等绩效奖励。局扶贫工作组队员出勤考核以县驻村扶贫办管理制度为标准,因出勤不到位受到县驻村办通报批评的,每次扣发绩效工资2000元。
三、学习制度
(一)坚持自学为主。鼓励有条件的干部、职工参加各种培训、函授等学习。
(二)坚持集中学习制度。每月单位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不得少于一次,由分管领导组织实施。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要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写好学习心得。
(三)坚持学以致用。学习要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学有所用,反对空对空、纯理论,反对搞形式。
(四)结合单位实际,制定学习规划。各股室也要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组织本股室干部职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学习,组织开展法律、业务知识考试,使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五)鼓励开展宣传报道,凡是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的,对本局工作有帮助的,有利于本单位,有利于环保事业发展的文章报道,将予以奖励。(操作及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四、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一)认真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定期分析研究职责范围的党风廉政状况。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完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落实好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并签订好责任状。
(三)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及廉政教育。
(四)加强对股室廉洁从政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每半年检查一次,每一年评比一次。
(五)积极组织并支持执纪执法机关履行职责。
(六)严格执行上级有关人情宴请相关事宜规定文件要求。
五、财务、接待制度
(一)局所有资金实行统一管理。严格实行财务收支两条线制度。严格资金管理,局机关除财务人员以外,任何股室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单位资金。
(二)使用资金必须事先报告。大额资金使用必须报经班子会议研究;日常性工作经费必须报请分管财务领导和局长审核同意后方可开支。单位财务开支发票必须经局长审核签字、分管财务领导签批后方可报账。
(三)专项资金使用,必须按规定经纪检组长和局长审核后,由分管财务领导签批后方可使用。
(四)财务人员必须保管好资金、票据,做到日清月结;并按要求认真做好报表和账目,按规定与财政、银行等部门及时对账。
(五)接待严格按上级相关规定执行,原则上由办公室报分管财务领导同意后进行接待;接待任务较大的,报请局长同意后方可接待。严禁违规接待。
六、车辆管理制度
(一)机关车辆管理坚持有利工作,统一调度,注重节约,确保安全的原则。办公室负责机关公务车辆的调度管理工作。
(二)实行公车专人负责制度。每辆公车配备专用驾驶员。每辆公务车,办理一张专门加油卡,由专用驾驶员持本加油卡加油。
(三)实行公车使用登记制度。公车钥匙由办公室统一保管,相关股室因公用车时,事先填写《机关公务车辆出车登记表》,报经分管领导同意后,到办公室领取车钥匙和加油卡;驾车返回后,由驾驶员停车入库,将车钥匙和加油卡交还办公室保管。机关公务车辆因工外出产生的停车费、过路费,洗车费等费用,由驾驶员凭据报销。
(四)实行车辆单位停放制度。除因公外出不能回归本单位外,所有车辆下班后一律停放在指定停车场。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除值班车辆和应急执法车辆外,其他车辆须封存停驶。
(五)实行定点维修保养制度,机关车辆维修保养要在指定的厂家进行。指定厂家无法完成的,由驾驶员提出申请,填写《车辆维修申请表》,报局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同意,需到县外进行的,报经局主要领导审批同意。
(六)严禁公车私用。擅自驾驶机关公用车辆外出的,一律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在这期间,若发生交通事故一切责任由本人负责。
(七)驾驶员应服从安排,文明行车,爱护车辆,遵守交通法规,确保行车安全。
七、宣传奖励制度
(一)鼓励干部职工开展宣传报道,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对积极撰写宣传信息和调研报告的个人,在精神奖励基础上,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二)所有宣传稿件、文章投送前必须报办公室校稿审核。投送稿件被采纳刊登后,交由办公室核查留档,作为奖励依据。
八、卫生管理制度
(一)坚持卫生清扫制度。一切工作区做到一天一清扫、一周一大扫,保持室内整洁、地面干净、玻璃明亮、桌、椅、器具无尘埃。
(二)实行卫生区域包干责任制。各股室负责股室办公室卫生,办公室负责会议室卫生。老环保局院内卫生由环境监测站负责。
(三)坚持卫生跟踪监督,由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负责督查到位,一月一检查、一季一通报、半年一评比。
九、安全保卫制度
(一)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人人有责任查询不明身份人员,消除不稳定因素。
(二)加强节、假日安全值班制度。当班人员要恪尽职守,防止其它事故发生。
(三)环保局宿舍门卫值班实行来人来客来访登记制度,留宿客人要事先向门卫报告。
(四)防止火灾、盗窃和其他破坏事故的发生,各股室要坚持人走灯灭,人走火熄。
(五)要严格加强公、私财产管理,凡公共财产(包括车辆、办公用品、监测设备、器材、现金、票据等)因人为管理不善,被盗或丢失的,由直接责任人全额赔偿,造成较大损失的,追究党纪政纪处分。
(六)禁止在机关内闹事。凡属外单位以任何理由或借口闹事的,组织干部制止或逐出院外或扭送110大队;属于本单位闹事的,给予通报批评,造成较大影响的一律作待岗处理。
十、水电管理制度
(一)节约用水、用电。私人不得用单位公家的水洗衣、洗菜。下班后各办公室要人离灯熄。
(二)注意用电安全,任何人不得私自随意接线或改线,禁止私自动用或更换电表和闸刀开关。
(三)搞好水电维修管理。局宿舍楼水电的主线和主管道维护由局里负责,到户支线和支管维护由住户自己出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江苏带来的机遇
从本质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对于江苏实现转型再平衡、加快推进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供给侧改革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的全面改革,是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深层次制度矛盾而推进的全方位改革。供给侧改革涉及针对主体的改革、要素的改革和经济结构改革。针对主体的改革包括创业就业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通过对企业、政府、居民等主体的改革,优化配置各种主体权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要素的改革主要有科技制度改革、教育人才制度改革、信息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资源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环境制度改革,通过要素改革,提高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针对经济结构的改革主要有价格制度改革、投资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福利制度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改革,主要解决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收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随着供给侧改革大潮的涌起,各领域改革不断提速,改革举措出台的数量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些多年来难以解决的体制机制性矛盾正在被逐一攻克,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
重构产业科技创新链和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机遇。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江苏已形成较强的供给能力,全省经济总量超过7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4万美元,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但也要看到,江苏供给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仍需提高,经济规模大而不强、中低端产品过剩和服务品质供给不足等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江苏省委、省政府近期出台的关于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意见和201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重大决策部署要求,着眼于提高江苏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实现“经济强”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一中心、一基地”,是江苏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必将加快推进江苏产业创新载体、网络和生态建设步伐,推动创新型领军企业、本土创新型龙头企业和创业型企业集群蓬勃发展,实现新兴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新型化和支柱产业多元化。
经济转型升级的多重机遇。供给侧结构的深刻改革,为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多重发展机遇:一是去产能的机遇。出清过剩产能是决定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钢铁、石化、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能源、纺织、机械业是江苏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存在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不高、竞争力较弱等问题。2015年全省钢材、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0%、69%、60%、60%,钢铁行业亏损面为33%,水泥行业亏损面为28.2%,平板玻璃行业的企业近一半亏损,造船行业利税大幅下降,亏损企业数和亏损额骤升。通过去产能,为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减量化兼并重组带来机遇,打造一批行业新的龙头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加企业利润。二是去库存的机遇。房地产去库存是稳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江苏房地产市场总体企稳回暖,至2016年2月,全省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为23.6个月,但地区分化明显,13个省辖市中去化周期最短的约为10个月,最长的近47个月。通过房地产去库存,将有效释放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购房需求,带动医疗、教育等相关领域投资机会,提高租赁市场活跃度,打通商品房和保障房转用通道,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降低房企风险,稳定地产投资。三是去杠杆的机遇。据测算,至2015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43.5%,全社会杠杆率为260.8%,实体经济杠杆率达239.8%,这反映了目前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和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性。去杠杆有助于改善企业债务结构、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债务风险。通过去杠杆,有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上市、私募股权融资、银行投贷结合、直接债务融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融资租赁市场渗透率等途径,优化企业融资结构,降低债务成本。国际经验表明,去杠杆的同时会增加新兴行业股权融资领域的投资机会,主要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TMT(科技、媒体和通信)、互联网、新材料、医药医疗、休闲服务等领域。四是降成本的机遇。成本高企是当前困扰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测算,2015年中国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主营收入达到85.68%。与国际水平相比,江苏省制造业成本优势明显下降。近几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下降,但企业成本指数却连年上升,严重挤压企业利润。降成本的重点为: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降低企业用工与物流成本、降低用能用地成本。具体来看,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进,利好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等行业;降低融资成本,利好高杠杆类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降低社会保险费,利好劳动密集型企业;降低制度易成本,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利好服务业企业;降低电力价格,利好高耗能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利好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五是补短板的机遇。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公共服务、脱贫攻坚、现代农业是影响江苏发展协调性和平衡性的薄弱环节。通过补短板,进一步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应及时抓住利率水平和原材料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有针对性地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强度,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建设,加强城际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和生态城市,加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停车场和电动车充电服务设施建设。增加绿色投资,深入实施大气、水和土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实现精准扶贫脱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企业创新发展和提升产品品质的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领域。经济下行期间,如何进行转型升级,不少企业感到力不从心。供给侧改革强调技术、产品、业态创新,给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是倒逼企业把改善产品供给作为主攻方向,主动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能力,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产品能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二是倒逼企业树立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及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下气力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品质,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抢占市场制高点。三是倒逼企业改进生产经营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按需、众包、众创等研发设计模式,推广个性化和柔性化生产,构建虚拟产业集群,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要素资源,创新商业模式。
二、江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与总量性政策工具不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重点在于减少扭曲、改进机制、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放、管、服”三管齐下。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向纵深发展。聚焦准入和办事领域,放开准入、放松管制。凡是市场能调节、社会能承担的事务,政府相关审批权要坚决取消;将政府必不可少的审批核准和备案事项,根据实施能力和管理便利原则,在市、县(市)政府间合理划分并明确公布。继续大力削减审批事项,实质性减少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对行政事业收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方便居民和企业。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开展证照分离试点。二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竞争。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深化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推进科技文卫事业单位改革,坚持机构改革与放松进入管制相结合。三是加快推进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从源头上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通过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在减轻税负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同时,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提振消费;按照国家部署,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四是推进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大力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五是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场决定的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体系,大力促进人才、科技成果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有序流动。
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为重点推进去产能工作。积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出清“僵尸企业”,注重运用经济、法律法规等手段和技术、安全、环保等标准,鼓励企业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以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有效释放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满足新市民需求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城镇供应范围。以降低企业负债率、提高企业权益比重为重点,推进去杠杆工作。主动释放信用违约风险,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金融全方位监管。从多方面入手,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企业用电、用气成本,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清理规范各种涉企收费,研究精简并降低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费率等。以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为重点,增加有效投资,打好扶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着力推进创新创业。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因素,创新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改造作为关键性支撑。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二是加大研发投入,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三是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加快打造创新型领军企业,强化对提高供给质量的支撑。四是加快提升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的能力,形成与重点产业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支撑能力。五是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六是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
民营经济是江苏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以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举措,推进众创发展,从供给侧提升民营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一是明确将高新区、经开区、科技产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作为众创空间创新创业载体,发展众创空间,支持鼓励大众创业。二是推进众创集聚区建设。围绕科教资源密集、创业企业集中区建设众创集聚区。加快集聚科技咨询、天使投资、财务服务、法律咨询、知识产权、技术交易等创业服务机构,形成良好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三是加快培育创新创业主体。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小升高”计划,采取“创投+孵化”模式,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迈进。
在国外,常常有巨富对公益慈善事业一掷万金。我们在对此敬慕的同时应当知晓,是强有力的立法在督促他们成为“好好先生”和“慈善大家”,即使他们不这么用钱去挣美名,法律也会采取措施对他死亡后留下的遗产进行分割,财富越多的留给后人的份额将越少。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呢? 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a · garnegie,1835—1919)一语破天机,他在世时曾强烈呼吁对遗产课以重税。他当时的看法:个人财富的积聚常常有赖于社会的帮助,社会所赋予的个人财富应由个人回归给社会;除亲生子女可以从遗产中得到适当的补贴外,其余财产应由政府通过课征累进率极高的遗产税的方式交由政府处置;继承人应当自立自强,而不应依赖祖先的庇荫;巨大的遗产对继承人不但不是一种幸福,反可能是一种萌发奢侈和懒惰的祸根;累进遗产税不至于挫伤人们的奋斗精神。卡内基为自己的言论付诸了行动,他在遗嘱上对于15亿美元的巨额遗产,仅留下几千万美元给妻子做赡养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了社会公益事业。
今天,当有识之士为开征遗产税鼓与呼时,其实理由和卡内基所说如出一辙。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研究所副所长刘佐说,开征遗产税的目的,主要是用于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个人财产分布上的贫富差距,同时完善税制。中南政法学院从事多年财税法教学的黎江虹女士接受采访时说,现阶段我国开征遗产税已有了较坚实的立法依据: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已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运用;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征税对象;其次,社会转型时期对生产要素的占有不同,收入悬殊越来越大。遗产留给后代,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先地位甚至无需竞争状态,与社会主义“勤劳致富”的观念相违背。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减少人们不劳而获的可能性,教育人们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成果;同时,征收的税款可以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或扶持低收入者,以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还可鼓励高收入者生前多捐钱多做好事,刺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征收遗产税, 但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有如一石击水
卡内基的言传身教使现实和未来社会更趋公平。据悉,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征收遗产税,使这个产生在古埃及、 古罗马时代的古老税种焕发了生机。在我国,国家税务总局早在1988年就提出要研究遗产税,随后,遗产税被写进了九五计划、2010年远景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目前,遗产税法已被纳入九届人大立法计划,预计今年底将浮出水面。
遗产税法还未出台,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绝大部分国民的关注。讨论的焦点是,遗产税要向何人征收?税率是多少?采用什么样的税制模式?遗产税是否会形同虚设……
遗产税的起征点如何规定,已令许多老百姓惴惴不安起来,其实普通的工薪阶层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遗产税是一种“富人税”,是仅对很富有的人征收的一种税。被人喻称为“拿富人的身后款济世扶贫”。专家分析说,从国外的情况看,遗产税的征收对象约占死亡人口的2 %至5%,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富人少,穷人多, 最终要交纳遗产税的可能只占到死亡人口的1%至2%。这种比例只会触及到那些位于社会收入金字塔塔顶的人群,普通工薪阶层的人不但不用交税,而且还受益匪浅。据透露,我国开征遗产税的起征点不会低于100万元; 不同的观点还认为,遗产税的起征点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它大环境的影响和公众总体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会因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千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只有那些有别墅、豪华车、货币资产上百万的富有者才是遗产税的征收对象。
遗产税应该怎样征收
据刘佐介绍,遗产税的税率会实行累进制,会随着遗产值的增加而递增。一些国家和地区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七十不等,我国的最高税率应该控制在50%左右。税率过高无异于没收财产,税率过低又会使遗产税成为一种大众税,有悖于开征本意。当然,50%的最高税率只会对那些遗产可能达到亿元以上的“大富豪”们适用。
在税制模式采用方面,黎江虹分析说,目前存在着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税制三种模式。所谓“总遗产税制”,是先税后分,由继承人交纳遗产税,征管简便,但不顾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而“分遗产税制”,是先分后税,由被继承人交纳遗产税,虽顾及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但容易偷漏税;由“总遗产税制”和“分遗产税制”组合而成的“混合税制”,是重复两次征税,即继承人交纳遗产税后进行遗产分割,被继承人还要交纳一次遗产税。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可能会采取“分遗产税制”。因为“混合税制”税赋过重,必定会弃之不用;而“总遗产税制”对继承人大量的不动产无法监控,比如继承人的住房、私车是否作为遗产而上税,只能依靠继承人的“良心发现”了。而“分遗产税制”却非常容易监控,被继承人要合法得到继承人的不动产,在变更时必须要先过“税”关。
遗产税山雨欲来的气势容易让人保持乐观,刘佐介绍说,1999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为10000亿元左右,若遗产税能占1%,便达到100亿元,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目前征收的车船使用税(为10余亿元)和牧业税(为2亿余元)等小税收的税收收入。
开征遗产税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吗?反思几年前开征的宴席税,一时间也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但由于其在征收环节的漏洞,时至今日这有名无实的税种已被人渐渐忘却了。
所以,对遗产税的开征乐观背后保持几分小心翼翼的担心并非多余。否则,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遗产税也可能如宴席税一样昙花一现,形同虚设。
开征遗产税须端掉几座“暗堡”
专家强调说,遗产税要顺利开征,必须要先端掉几座拦路的“暗堡”。
首先,监控好个人财产。长期以来,我国的个人财产是十分隐蔽的。“私房钱”、“小金库”连夫妻间都弄不清对方究竟有几分财力。要使隐蔽的个人财产明朗化,关键是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要及时登记,对没有规定申报的一定价值以上的财产,要视为非法财产。同时,财产的登记制度要建立在实名制的基础之上,只有实行了实名制,才能准确界定个人的金融资产和其他财产。从国外征收遗产税的历史来看,不实行实名制,遗产税的征收将会落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日前宣布,将在今年底实行“储蓄实名制”,这为遗产税的顺利开征无疑奠定了基础。还应关注的好消息是,为了防止开征遗产税后引起资本外逃,我国已和62个国家签订了防止重复征税和偷漏税的协定;随着电子货币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现金流量也会大大减少。这些情况都为开征遗产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其次,建立对个人财产的评估机制。在国外,适应征收财产税的需要,都成立了专门性的具有较高权威和公正性的机构对不动产定期进行价值评估。我国目前不仅财产评估机构和人员严重缺乏,资料不全,而且评估制度和法规也有待建立、健全和完善。因此刘佐强烈呼吁,要开征遗产税,必须尽快建立财产评估中介机构,而且要定期对个人财产进行科学的动态评估。
再次,同时开征赠与税。在西方税制体系中,赠与税与遗产税统称为财产转让税。赠与税,是以赠送的财产价值为课税对象而向赠与人或受赠人征收的一种税。它实质是遗产税的辅助税种。因为如果只对财产所有人死亡后的遗产课税,而不对其生前对外馈赠的财产课税,则极易造成纳税人通过在生前将财产事先赠送他人之途径来逃避缴纳遗产税。因此,凡课征遗产税的国家,大多同时课征赠与税,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并用的税制。当然,开征赠与税时还会打开一个“缺口”:捐赠公益慈善事业的财产不仅不用交税,还要“千古流芳”。赠与税开征的税率如何与遗产税相协调也是立法者待解的难题之一。
“一个巴掌拍不响”,遗产税的开征不仅仅是人大立法、税务部门执行的事,同时需要房产局、银行、土地管理等部门协助做好配套工作。
关键词: 宁夏 市场化程度 成因
对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效,但明显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从计划转向由市场作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其直接目的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高效配置。地区间市场化程度不同,必然造成资源在地区间配置的不平衡,从而会进一步影响和拉大地区发展差距。这一问题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课题。1999年由樊纲和王小鲁主持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地区市场化程度测度指数体系。
该研究成果的完成有助于今后人们从发展的角度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做出连续的观察和研究。本文以《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2001年)》(以下简称《指数》)的测度数据为基础,对宁夏地区市场化程度及其在全国市场化进程排名中的次序,从主要影响因素方面做了理论分析。试图揭示宁夏地区城市化程度滞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
关于市场化进程指数及其
所谓“市场化”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一个过程(描述)。 [1]由于转轨本身既是体制改革也是制度转型,对这一过程的观察和计量测度不是一个单项的变化,而是一个涉及经济、、、体制、文化以及观念的转变过程,《指数》一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这一较为成熟的计量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指标体系,并在该体系指导下,对来自全国各省市的调研数据做了处理。《指数》一书明确指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的限制,市场化进程的指数带有明显的相对性、近似性和动态性特征,它只是观察和研究各地区经济发展在转型过程中的进程绩效的相对指标。 [2]由于无法严格假定出“完全市场化”(即100%的市场),因此,《指数》一书提出的相对指数主要是从一些基本的市场原则出发,来测度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指数》一书构建的市场化指数体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则:第一,由于指标只能从相对角度反映市场化程度,单个方面指标的测度一般采用2个以上分项指标进行度量。第二,所选指标必须是可以度量的,并且具有明显的可获得性。 [3]这两个原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指数体系的客观性和性。
指数体系的“方面”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非国有经济发展;3、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4、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指标所需测度的详细分项指标参见图1-1。
图1-1: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图
整个指数体系共采用38个指标构成,指标形成方法如下:首先设定单个分项指标基期年份指标的最大得分为10而最小得分为0,根据各地区的指标值确定它的得分,从而形成该指标的单项得分;然后由几个同属一个方面的分项指标按照一定权重合成方面指数,最后由五个方面指数按照各自的权重合成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指数。 [4]
而负相关的指标得分则记做:
各个单项指标的权重由各指标得分与特征根最大的主成分的相关系数所确定的。 [5]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单项指数的得分确定后就可以在此方面进行地区比较进行排名,但不反映地区间总体差距;按照权重合成的方面指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间市场化进程中在该方面所存差距的差异性和具体特征,总体上用来说明地区差距的指数则需参照最后根据方面指数权重出来的综合指数(或称总指数)。
宁夏地区市场化进程现状及其成因
《指数(2000)》共采用20个指标进行分析,在全国30个省市中,宁夏地区市场化综合排名的分析结果如下:1997年得分2.17分,列全国第29位,;1998年得分2.58分,列第28位;1999年得分2.69分,列第29位。得分较低,名次有轻微波动。 [6]但在《指数(2001)》采用33个指数进行分析的结果中,得分变化幅度较大:1999年得分为3.89分,排名第28位;2000年得分为4.02分,排名第28位。名次较为稳定,市场化得分有明显提高。 [7]
以下我们从市场化评价的五个主要方面分析宁夏市场化程度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该方面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为0.231,是测度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用来反映转轨过程中政府角色转型和退出的幅度,共包含五个分项指标:1a.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1b.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1c.减少政府对的干预;1d.减轻企业税外负担;1e.缩小政府规模。从该方面指标得分情况分析,宁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1.85分(1997年得分为3.57,2000年得分为3.79),增幅为85%,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该项全国市场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为-0.49(1997年平均得分为6.17,而2000年平均得分为5.68),降幅达8%。但从年份观察,方面指标和分项指标得分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参见表2-1)
分析表2-1数据可知:在1997年至2000年,宁夏地区在市场配置资源比重(1a指标)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政府计划性配置资源作用加强,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减轻农民税负方面(1b指标)情况相对较好并有所改善,得分增幅为35%;在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方面(1c指标)改善幅度较大,得分增幅为157%;减轻企业税外负担(1d指标)和缩减政府规模方面(1d指标)仅在《指标2001》中采用,但分析显示情况相对稳定。
宁夏地区经济发展从统计数据观察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1998年至2000年,宁夏全区累计争取国债资金67.9亿元,主要用于一批着眼于改善发展环境、增强发展后劲的、通信、水利、电力、环保、城市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宁夏全区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0.82亿元,比上年增长23.1%。按经济类型划分,国有经济投资100.79亿元,占比63%,非国有经济投资60.03亿元,占比37%。按隶属关系分,中央项目投资28.18亿元,下降6.0%; 地方项目投资132.64亿元,增长27.5%。2001年全区完成全社会投资195.8亿元,同比增长21.8%。其中国有投资125.5亿元,占比64%;非国有投资70.2亿元,占比36%。2002年,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宁夏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3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7.9%。其中国有单位投资133.59亿元,占比59%;非国有单位投资97.24亿元,增长35.6%,投资占比41%。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1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其中国有单位投资156.1亿元,占比49%;非国有单位投资162.1亿元,占比51%。 [8]
显然,受政府积极财政和积极投资的影响,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对政府财政性投资依赖性较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中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在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投资;第二,自中央政府启动西部开发以来,中央财政的国债投资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宁夏地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第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和基础制约,宁夏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受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预期影响,民间投资流入量较低,强化了经济发展对国债和政府财政的依附性。从绩效来看,政府在宁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1997年以来,宁夏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环境方面又明显改善,提升了民间投资者信心,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正在逐步提高。但长远来看,过分依赖政府国债和财政投资将弱化宁夏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非国有的
该方面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为0.282,也是测度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反映经济主体多元化的程度和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共包含三个分项指标:2a.非国有经济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2b.非国有经济在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2c.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总人口比重。从该方面指标得分情况,宁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1.44分,增幅为91%,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该项全国市场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为0.14,(1997年平均得分为5.20,而2000年平均得分为5.34)平均得分增幅仅为3%,宁夏在非国有经济发展方面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年份观察,方面指标得分增长稳定,但分项指标得分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参见表2-2)
分析表2-2数据可知:1997年到2000年间,宁夏地区非国有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增幅达23%,明显高出全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分项指标中2a出现明显波动,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总体改善不大,且出现明显下降。从实际统计数据来看,2000年宁夏全区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0.82亿元,其中非国有经济投资60.03亿元,比上年增长21.2%,投资占比仅为37%; 2001年全区完成全社会投资195.8亿元,其中非国有投资70.2亿元,比上年增长18%,投资占比为36%,较上年下降一个百分点;2002年,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宁夏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30.83亿元,其中非国有单位投资97.24亿元,比上年增长35.6%,投资占比41%,而到2003年,非国有经济展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已达到51%。非国有经济占比上升迅速。据2002年统计数据显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仅占23.3 %,比上年下降4.8个百分点;而非公有制经济则以其灵活的经营迅速占领市场,全年实现零售额72亿元,增长16.3%,所占比重提高到65.8%。当年全区城乡从业人员282.4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45万人,上升1.24%。其中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17.3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9万人,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为6.2%。 [9]
分析显示:宁夏境内非国有经济发展明显存在以下特征:企业规模小,资本规模有限,融资困难,经营风险和破产率较高。得分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宁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基础薄弱,民间资本积累匮乏,由于受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当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体实力较弱,非公有制经济扩张能力不强。2003年以来政策管制的放松,使非国有经济发展获得了较大空间,政府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导向是导致宁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增速较高的重要原因。长远来看,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减弱和积极财政政策负担加重,国有经济在宁夏地区的比例还会继续下降,而非国有经济成长则空间较大,并必然成为宁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地政府应未雨绸缪,加大力度,及早鼓励当地非国有经济发展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省和外商的民间资金进入。
三、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该方面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为0.148,是测度市场化程度指标中权重相对较低的一个方面,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化中价格机制的作用程度,共包含两个分项指标:3a.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3b.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从该方面指标得分情况分析,宁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2.58分,增幅为101%,但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而该项全国市场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为0.39,提高幅度为5.5%(1997年平均得分为7.05,而2000年平均得分为7.44)。宁夏在区域产品市场发育方面改善明显。从年份观察,方面指标和分项指标得分都明显呈现稳定增长特征。(参见表2-3)
分析表2-3数据可知:宁夏地区该方面得分增长稳定,产品市场日趋成熟,其中分项指标3a得分较高,说明宁夏地区产品价格由市场形成方面较为完善,但分项指标3b得分较低,说明宁夏地区在商品市场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这是该方面指标得分的主要原因。
产品价格市场决定程度较高和宁夏地区主要产品结构直接相关。输入型商品比例高,而输出型商品比例低是宁夏地区产品结构的突出特征。宁夏本地商品产出种类主要集中于:稀有金属、乳制品、发电、羊绒、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原煤、化肥、机制纸、水泥和特产类。据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宁夏全区发电量150.3亿千瓦时,原煤1635.7万吨,化肥69.2万吨,机制纸23万吨,水泥311万吨,铝锭15.8万吨。年度增幅均在15%以上。 [10]但明显带有输出性特征,由于受宁夏地区经济发展现实困扰,政府对当地该类企业采取较为明显的保护倾向,地区市场内意识较重。从短期来看,这无疑有利于保持宁夏地区的地方竞争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不符合我国加入WTO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趋势,当地政府应该从长远利益出发,提高地区市场的开放程度和竞争度,为当地企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创造条件营造环境。
四、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该方面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为0.242,也是测度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点反映地区市场要素商品化程度及其流动性,共包含四个分项指标:4a.银行业竞争;4b.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4c.引进外资的程度;4d.劳动力的流动性。从该方面指标得分情况分析,宁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1.03分,增幅为97%,平均年度增幅近24%,增速较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全国市场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为-0.11,(1997年平均得分为3.71,而2000年平均得分为3.60),出现3%的降幅。从年份观察,方面指标增长相对稳定但分项指标4b得分降幅较大,4d得分出现波动。(参见表2-4)
分析表2-4数据可知:在要素市场发育方面,宁夏地区改善较为稳定。其中得分较高的分项指标4a表明,宁夏地区在银行业竞争方面进步较快,1999年以前改善幅度近100%,1999年后指标得分增幅降趋缓,说明当地银行业结构趋于稳定;分项指标4b得分在1999年以前较为稳定,但2000年出现大幅下降(排名从1999年第15位将至2000年第25位),说明2000年在信贷资金分配方面受到明显的政府干预,这和当地地区发展计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分项指标4c得分相对稳定,说明宁夏在引进外资方面增长稳定,外资进入的投资预期稳步提升;分项指标4d得分也表现为稳定增长,表明宁夏地区在劳动力流动性方面改善显著,但统计数据表明,该流动性带有明显的输出特征。
要素市场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构成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宁夏地区的得分情况表明当地的要素市场正在稳定发育,但尚欠成熟。2000年宁夏全区实际利用外资9091万美元,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项目42个,新签利用外资投资额11067万美元。2001年宁夏实际利用外资5086万美元,2002年宁夏实际利用外资3166万美元,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项目39个,新签利用外资投资额14717万美元。截至2002年末全区拥有注册的三资企业454个。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7186万美元,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170万美元。 [11]在劳动力流动方面,1999年以来,宁夏地方政府加大了当地政策的力度,鼓励引导并出面组织当地劳动力输出。截至2004年8月,仅宁夏固原一县,劳动力输出人数就达到17.15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14亿元。其中,6个月以上的稳固输出5.18万人,占输出人数的30%,实现劳务收入1.14亿元,占当年总收入的27.5%。在稳固的劳务输出中,政府直接组织的劳务输出首次突破万人大关,达到10262人。 [12]
统计数据显示:宁夏地区在要素市场发育方面改善明显,但存在政策周期,如利用外资方面2002年的大幅扩张和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改革直接相关,银行业竞争的改善则直接和1996年宁夏银川市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和进入竞争有关。受宁夏地区范围和经济规模限制,银行业新竞争者的进入会导致地方市场竞争度的大幅提高。2002年信贷资金分配受政府干预表明,宁夏地区金融业的独立性相对较弱,资金信贷一定程度上仍然受政府政策左右。劳动力流动方面,应该充分肯定宁夏地方政府在劳动力输出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和引导当地劳动力输出是符合宁夏本地区情况的,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吸引外地人才和用好本地人才。综合来看,宁夏地区要素市场的改善是明显的,但存在规模较小和开放性不够的弊端,在未来发展中应当注意“入网”全国乃至世界要素市场的流动,才能真正实现要素配置的优化和高效。
五、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制度环境
该方面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为0.097,是测度市场化程度中权重最低的一个方面,但从长远来看,该方面是我国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和发动机制,共包含四个分项指标:5a.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5b.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5c.知识产权保护;5d.消费者权益保护。从该方面指标得分情况,宁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2.59分,增幅为101%,该指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而该项全国市场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为2.69(1997年平均得分为2.57,而2000年平均得分为5.26),增幅也高达104%。从年份观察,方面指标增长稳定,但分项指标5b得分出现轻微的波动性。(见表2-5)
分析表2-5数据,结合《指数》排名可知: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是所有方面指标中宁夏地区得分最高和排名最好的一个方面(1997年排名第8位,1998年排名第11位,1999年排名第11位,2000年排名第15位)。其中方面指标得分增长稳定;分项指数5a变化不大,表明宁夏地区中介组织成长缓慢,基本进入成熟期,当地律师人数、师人数与人口比率变化不大;分项指标5b得分较高表明宁夏地区在对生产者权益保护方面工作相当到位(1999年和2000年该项指标排名均为全国第一),案件的收案和结案率差距较小;分项指标5c得分相对较低,说明当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相对滞后,但改善幅度较大宁夏地区在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批准量与人员数量比项目上的得分1999年全国排名第25位,2000年排名则上升到第15位。是所有分项指标中年度改善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5d在《指数2000》中未采用,但从《指数2001》的数据看,存在明显改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正稳步提高,消费维权的投诉和结案比例明显上升。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04年年3月,宁夏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96544件,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宣传法律知识11000多场次,受人数达到499万人次。民事、行政等诉讼、非诉讼事务8803件,解答法律咨询92894人次,协助办理法律援助5152件,为当事人挽回损失3299万元……” [13]“宁夏全区共设有28家县级法律援助机构,有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138人,法律援助执业律师仅有35人,承担的法律援助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更好地为偏远地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切实解决贫困群众打官司请不起律师的,自治区司法厅决定依托基层司法所,在设有基层法庭的偏远乡、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自04年5月以来,我区先后成立了26家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73件,解答法律咨询923人次。” [14]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得分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宁夏地区国土资源有限,人口较少,且市场存在明显的城市区域集征。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是城市化的重要,因此,该方面宁夏地区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宁夏地区经济有经济比重较高,而非国有经济比重低的特征导致经济类诉讼案件数量明显较小,这也是方面指标得分较高的原因。其不足在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到位,这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性和资本缺乏性相关,技术输入特征明显,自主创新和研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规模有限等现实是直接相关的。未来发展中,当地政府应该考虑走“产学研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发挥地方大学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鼓励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企业的技术水平,并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环境以应付加入WTO后地方市场的发展需求。
结论:改善宁夏市场化程度的相关策略
针对以上宁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现状及其成因,我们认为,宁夏作为全国最小的省份之一,尽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空间。在目标选择上应当放弃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和总量扩张,而应该转向人均量的改善和提高,从当地的小市场出发,利用“小”的灵活性优势,充分利用全国和全球的大市场,从而实现宁夏地区经济的发展。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宁夏在今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当地政府和民间机构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1.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需要继续保持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从着眼长远考虑,要同时深化政府职能的改革。受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和现实制约,短时期政府作用仍然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方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争取较多的国债资金和优惠贷款以及针对性较强的联合国扶贫基金贷款,弥补宁夏当地资金匮乏的缺口,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通过政府项目投资,拉动投资需求,并争取以此实现扩大内需和活跃市场的目的。从长期发展考虑,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化是一个理性的发展选择,过分依赖政府政策性投资会大大降低当地经济在全国市场中的竞争力,进而导致优质人才和资源的大量流失。政府职能改革的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精简政府机构,淘汰冗员;(2)依法行政,减少干预;(3)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从干预型政府逐步转向引导和服务型政府;(4)利用宁夏地区“小和灵活性强”的优势,大胆改革,率先示范。
2.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要进一步支持和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成长。非国有经济本身具有产权明晰,责权对称的优势,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形态。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明显可以概括为“民进国退”的过程。改革20多年来,非国有经济成分比例稳步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宁夏地区在未来必须适应并融入这一潮流。应中部和东部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发展经验,加大对当地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方面的主要障碍包括:(1)非国有经济的国民待遇问题;(2)非国有经济发展融资难的问题;(3)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高交易成本问题;(4)行政垄断造成的进入障碍等。当地未来改革应针对性地尽快解决以上问题,为非国有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3.在产品市场发育方面,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减少地方保护。受输入型经济,宁夏地区商品市场价格决定程度仍会较高,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进一步丰富当地产品市场种类,扩大产品市场竞争,提高交易产品质量。需要改革的主要方面在于当地存在的地方保护问题。地方保护在市场化改革日趋成熟的今天不是宁夏政府本身自愿选择的一种理性行为,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被迫保护的特征。必须承认地方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提高地方经济的竞争力水平。在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开放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市场障碍越来越少,宁夏未来发展也必然要适应这一趋势。因此,改革的方向应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提升地区企业的竞争力。
4.在要素市场发育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宁夏应发挥当地领域高竞争性的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方式,尽快优化当地资本结构。并以金融业和当地上市公司为通道,接入资本市场,以此盘活本地存量资本,并吸引外部资本进入。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影响,宁夏本地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这将成为宁夏未来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阻力。解决途径在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组织引导性的劳动输出,并注意吸引外部人才的进入,让要素市场成为宁夏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5.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要进一步巩固服务型中介组织的发展成果,完善法律制度环境。发挥宁夏地区在市场中介组织方面的优势,尽快实现市场中介组织的化和信息化,提升宁夏地区市场的服务水平。法律制度方面,应当指出宁夏当地在法律援助和维权案件方面的集中性特征,未来改革应当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提高知识产权意识,让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入民间,从而为宁夏未来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和社会秩序。
6.此外,市场化程度的评价还涉及地方居民的教育水平、市场意识、道德观念、开放程度和地方文化等多种因素。宁夏是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回族文化是当地文化的宝贵财产。但受当地发展条件限制,文化资源市场化程度十分有限,当地政府应当利用市场化改革的契机,加大宣传开发力度,通过文化传播、、会展、国际交流和网络信息化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宁夏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市场化改革是和观念转变相伴随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除了硬件环境的条件之外,软环境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进一步加大地区教育投入,提高当地居民素质和市场化意识,树立开放发展的观念更是宁夏实现长远发展目标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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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纲,王小鲁主编:《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出版社,2001年
2.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3.顾自安:《劣势致优,优势最大化——论宁夏经济的自我定位》,载《西部》,2002年第3期。
4.宁夏统计局:《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1999,2000,2001,2002,2003)》
5.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政府工作报告(1999,2000,2001,2002,2003)》
Analysis on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NINGXIAand Its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NERI INDEX of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Provinces(2000,2001)》, this dissertation theoretically analysed the main causes induced the lag of NINGXIA development. Besides, this dissertation offered some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contraposing to the sequence of NINGXIA’s marketization among China’s provinces.
Keywords: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NINGXIA
Causes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注释:
[1]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7。
[2]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8。
[3]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15。
[4]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139。
[5]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139。
[6]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131。
[7] 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221。
[8] 以上数据来自:《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0,2001,2002,2003)》。
[9] 以上数据来自:《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0,2001,2002,2003)》。
[10] 以上数据来自:《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0,2001,2002,2003)》。
[11] 以上数据来自:《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00,2001,2002,2003)》。
[12] 数据来源:《宁夏日报》2004年9月16日财经新闻。